周新城：“十年论战”留下的若干启示

“十年论战”留下的若干启示——在中国共产党即将成立90周年之际

    

    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同苏联共产党历史上曾经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论战。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的之际，结合两国今天发展的状况重温这段历史，可以得出以下重要的启示。第一，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第二，科学地评价革命领袖的功过是事关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原则问题；第三，意识形态领域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哨阵地；第四，要警惕党的领导层出问题，注意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第五，必须正确地对待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

    1956－1966年，中国共产党同苏联共产党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论战。这场论战，涉及面非常广泛，影响十分深远，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纪念建党90周年的时候，有必要研究一下十年论战留下了哪些重要的启示。
    研究十年论战有两本重要的参考书目，一本是参与十年论战具体工作的吴冷西根据笔记和回忆写成的《十年论战》，另一本是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主要依据档案材料写成的《毛泽东传》中的第13章和第31章。这两本书提供了有关十年论战的第一手的详细材料，人们可以根据这两本书得出自己的判断和思考。
    十年论战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在这半个世纪里，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主要有两件大事，一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国家政局发生剧变，社会主义制度演变成为资本主义制度；二是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并结合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行改革开放。十年论战以后，我国与苏联东欧国家分道扬镳，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结果完全不同。这半个世纪的历史是对十年论战最好的鉴定。回过头来考察，我们在十年论战中，尽管某些具体论断有偏颇之处，但从总体上说，我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苏联却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观点发展成为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一步一步走上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两条道路，形成两种情景。可以说，实际上十年论战已经预示着半个世纪以后的结局。两相对照，令人感慨万千！
    我想结合苏联和中国的变化，就十年论战对社会主义命运问题留下的启示谈一点感想。
    一、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在苏联，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就宣布阶级消灭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不再存在了，社会主义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是完美无缺的，矛盾也消失了，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是政治上、道义上的一致，因而资本主义制度已经不可能再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复辟了。这显然是一种违反辩证法的形而上学观点，反映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持一种过于乐观的情绪，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缺乏应有的警惕。
    毛泽东用彻底的唯物辩证法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指出社会主义仍然存在矛盾。他赞成列宁的提法：“在社会主义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苏联出现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想，这本身就是国内外阶级矛盾在共产党内部的反映。在十年论战中，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按照赫鲁晓夫这条路线走下去，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可能演变成为资本主义制度。他深切地感到了这种危险，明确地提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任务。对此，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许多人是不理解的，甚至加以嘲笑。然而过了50年左右时间，随着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思想发展成为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在这条路线的指引下，苏联政局发生剧变，社会制度很快由社会主义演变成为资本主义，造成了亡党亡国的悲剧，毛泽东的预言不幸而言中。苏东剧变以后，人们恐怕很难否认社会主义国家里还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了吧！而我们党正是由于通过十年论战，广泛地对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了这方面的教育，才能够在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像雪崩那样一个一个接连倒下去的巨大冲击面前，仍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使得社会主义红旗傲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是十年论战在政治上最积极的成果。
    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十年论战，不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思想划清界限，而是像东欧大多数国家那样跟着赫鲁晓夫走，那么也许像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我们可能不会发生，因为这些错误是在探索中国走自己的路的过程中发生的；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就会像东欧国家那样跟随在苏联后面，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那么，势必出现苏联东欧国家那样的政局剧变、社会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演变的局面，也许其后果的严重性会远远超过苏联东欧国家。这种景象，令人不寒而栗！
    谈到毛泽东的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人们很容易联想到我国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使得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因而理所当然地要予以否定。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同十年论战中提出的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有人因此就怀疑毛泽东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的正确性。问题在于，“文化大革命”错在哪里？我们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详细分析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些错误归结起来主要是两条：一是对我国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已经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二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是错误的，采取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做法，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给一些阴谋分子、野心家以可乘之机，造成了全面内战。然而这不等于说毛泽东提出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必须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是错误的。恰恰相反，苏东剧变证明了毛泽东关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具有战略意义，是富有远见的，绝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予以否定。对这个问题应该作科学的分析，切忌把脏水同孩子一起泼掉。
    薄一波曾经指出：如果实事求是地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具体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当时提出这些问题的出发点是好的，他的这一战略思想有不少重要之处，至今仍不失深远意义，这是应该肯定的；同时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毛主席对当时形势的估计有重大失误之处，由此带来的许多做法则是应该加以抛弃的。”这一分析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
    事实证明，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主义国家里客观上存在着敌对势力颠覆无产阶级政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性。这是因为，第一，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即使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基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以后，阶级斗争仍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会激化。敌对势力还会利用一切机会、尽一切努力制造政治动乱，推翻社会主义政权，近年来出现的《零八宪章》这一类颠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纲领，就是一个证明；第二，更重要的是，由于在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中，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一个或几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首先发生的，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世界上出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局面，而且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科技上、政治上、军事上乃至意识形态上处于优势，社会主义国家是在被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下存在和发展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出于阶级本性，总是想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处心积虑地要恢复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这种态势客观地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里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也许只有到了国际上阶级斗争的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社会主义拥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绝对优势，这种危险才会从根本上消除。对于这种客观存在的形势，我们在十年论战中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这无疑是正确的。
    二、科学地评价革命领袖的功过是事关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原则问题
    十年论战一开始是围绕斯大林问题展开的。大家知道，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做了一个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毛泽东知道这一消息后，立即指出，这个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它所涉及的问题及其在全世界的影响。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我们也要议论。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漏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漏子，就是讲，他做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经过讨论，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后来又写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全面评价了斯大林的功过是非，批评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这成为中苏两党分歧的由来，中苏十年论战由此拉开了帷幕。
    为什么毛泽东那么重视斯大林问题呢？在我国革命的历史上，斯大林的某些决策曾经伤害过我们党，为什么在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时候，我们还要挺身而出，来捍卫斯大林呢？
    这是因为斯大林问题不仅仅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评价，而且关系到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以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段历史的评价。在列宁逝世以后的30年时间里，斯大林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公认的领袖、世界革命的旗手。斯大林的一生中，犯过某些严重的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同他的伟大功绩相比较，毕竟是第二位的。科学地评价斯大林，肯定斯大林的正确的方面（这是他一生的主要方面），也就是捍卫社会主义，捍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以，我们党在论战中强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丑化了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了伟大的苏联共产党，丑化了伟大的苏联，也丑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斯大林问题上，我们党完全撇开了历史上个别事件的恩恩怨怨，而是从世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战略高度，来批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
    如果把事情放到国际背景来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在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完全是适应了帝国主义的需要。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丑化斯大林，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他们把自己和斯大林区别开来，是要得到帝国主义的赏识。”赫鲁晓夫是“自己擦脂抹粉，送上门去”的。
    十年论战期间，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后果已经显示出来了：苏共和苏联社会内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信仰动摇和思想混乱，一时间世界上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猖獗，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匈牙利事件，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有1／3的党员退党。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变本加厉地继承赫鲁晓夫的衣钵，把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在资本主义世界包围和帝国主义战争威胁的国际环境中艰辛探索和创建的世界上第一个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苏联模式，全盘否定为是“变形的”、“被扭曲的”、“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以推行其所谓“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即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突破口。后果是众所周知的：政局急剧动荡，苏维埃政权被颠覆，苏共被解散，社会制度迅速由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最后以苏联解体这样的亡党亡国悲剧告终。
    苏联共产党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这样一段历史表明，如何评价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确是事关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原则问题，当时我们党和毛泽东抓住斯大林问题同赫鲁晓夫展开辩论，并不是说了一些没有意义的空话，而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清代思想家龚自珍说过一句名言：“欲灭其国，必先去其史。”推翻一个政权，必须先要否定这个政权的历史，把它妖魔化，而要做到这一点，丑化这个国家的领袖是最便捷的途径。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是深谙此道的。在我国，敌对势力千方百计诬蔑、攻击毛泽东，也是这种手法的表现。他们反对毛泽东，并不仅仅是反对他个人，而是反对他开创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以便“向英美学习”，“回到人类文明的正道”，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针对国内出现的这股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潮，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正确评价毛泽东，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并把这一点写进了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保证了我国政局的稳定，并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启动改革开放筑牢了思想基础、夯实了政治前提。这是邓小平的伟大历史功绩之一。如果当时让这股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潮泛滥开来，势必造成思想混乱、政局动荡，社会主义道路无法坚持，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开放更无从谈起。
    三、意识形态领域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哨阵地
    十年论战，除了反对赫鲁晓夫的凌驾于兄弟党之上的“老子党”思想和做法之外，重点是在理论问题上的争论，即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批判修正主义观点，分清意识形态领域的原则是非。
    我们有没有必要重视意识形态的争论呢？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核心是政权问题。敌对势力要实现资本主义的复辟，必须夺取政权，然后才能利用政权的力量，恢复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然而要夺取政权，必须先做意识形态工作。道理很简单，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如果马克思主义居于指导地位，党内以及整个社会有统一的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统一的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那么任何政治势力都不可能从无产阶级手里夺取政权的。只有把思想搞乱了，整个社会、尤其是党内丧失了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那么党组织也就瘫痪了，丧失了战斗力，这样敌对势力就可以顺利地夺取政权。所以，意识形态领域是共产党同敌对势力斗争的前哨阵地，也是敌对势力复辟资本主义制度的突破口。毛泽东在十年论战期间针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的危险，指出：凡是要夺取一个政权，总是先制造舆论，做意识形态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阶级也是这样。这是一个带规律性的现象，苏东剧变的过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存在一种倾向，即有些人往往只重视经济工作，忽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仿佛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了，无产阶级政权就自然而然地巩固了。毫无疑问，经济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只有把经济搞好了，生活得到改善，人民才会拥护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巩固的基础。但是，对于社会主义来说，仅仅把经济搞上去是不够的。苏联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不到70年时间里，在发展经济的环境十分恶劣的条件下，从一个工农业生产极其落后的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成绩是有目共睹的，这一点，连一贯反共的撒切尔夫人也是承认的。然而却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短短6年时间里突然崩溃，其中原因值得深思。我们党中央在总结苏联演变的教训时指出，苏联的乱，实质是先把思想搞乱了，他们抛弃了列宁、斯大林两把刀子，使得党失去了理想、信念。思想混乱是从赫鲁晓夫开始的，而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达到了顶点。所以叶利钦一声令下，解散苏共，苏共就一点抵抗力都没有。因此中央多次强调，经济工作搞不好要出大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也会出大问题，在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意识形态工作。这是十年论战以及以后历史的发展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苏联的演变过程中，敌对势力复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工作可以概括如下：核心是全盘否定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抓手是诬蔑、丑化党和人民的领袖，方法是把非意识形态化作为过渡，逐步诱导群众。从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角度看，值得重视的是，为什么敌对势力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尽管是违反历史事实的谬论，却能在苏联社会上蔓延开来，并逐渐地成为主流思想，左右舆论？最根本的原因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不仅不同错误思潮进行斗争，引导党内外人民群众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全面正确地分析和认识历史问题，反而摆出一副“开明”、“宽容”的形象，以所谓“民主化”、“公开性”、“多元论”的口号，为否定一切的错误政治言论撑腰和张目。他主张的“民主化”，是不分阶级、不讲专政和集中的民主，这为反共势力的猖狂进攻打开了绿灯；他主张的“公开性”，所谓的“不留历史的空白”，是放手让反共势力大肆渲染和夸大苏联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的错误和消极现象；他主张的“多元论”，是允许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作用的言行合法化，听任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所有这些“民主”、“公开”、“多元”的鼓动，都是“单行道”，即只准发表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不准有人针锋相对地进行批判；只准反共势力毫无阻碍地组织游行、集会、罢工、罢课，却不准共产党进行反击。在这条方针、路线指引下，敌对势力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而共产党自己的手脚却被捆住了，只能听任敌对势力的攻击，束手待毙。利加乔夫在回忆录中曾详细叙述了这样一个令他迷惑不解的事件：敌对势力否定和攻击党的历史的文章铺天盖地而来，苏共中央政治局对此熟视无睹，听之任之，从未提出异议；而安德列耶娃的主张对党的历史进行实事求是分析的文章刚一发表，戈尔巴乔夫及其亲信雅科夫列夫就挟持苏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做出反应，又是开会讨论要求人人表态，又是组织写批评文章进行反击，又是查背景揪后台。用利加乔夫的话来说，这是思维的“双重标准”，对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文章，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出现捍卫社会主义的反驳文章，则封杀追查，予以围剿。在苏共中央亮出这样的“红绿灯”导向下，敌对势力制造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舆论畅行无阻，是不令人奇怪的。
    在大气候、小气候同时具备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里出现一波接一波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潮是很难避免的，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关键是如何对待，是坚决抵制、批判和斗争，还是任其泛滥。苏联的教训是：当敌对势力散布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时，共产党不仅不与之进行斗争，反而标榜“民主”、“自由”为之开放绿灯，甚至沆瀣一气，导致党和社会主义被妖魔化，群众对党失去信任、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从而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制度的政治动乱创造了条件。苏联剧变从反面证明，我们党强调全党要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强调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各种社会思潮，其重要性和必要性怎么估计都不为过。
    四、要警惕党的领导层出问题，注意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
    毛泽东在反对赫鲁晓夫错误的十年论战中，看到了党内、尤其是领导层出修正主义的危险性。他把警惕党内尤其是领导层走资本主义道路和接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危险，作为一个战略思想，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提出来。1965年8月，他在一次谈话中强调指出：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一切都变了，整个国家会改变颜色。所以，他特别重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问题。他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搞和平演变，是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们中国）、所有共产党（包括我们中国共产党）敲响了警钟。帝国主义对我们第一代、第二代大概没有指望了，但他们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变。因此我们要准备后事，要培养革命接班人。他还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应该具备的条件。尽管在培养接班人的实践中发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这一思想这不能不说是很有预见的。
    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问题就出在领导集团、尤其是第一把手戈尔巴乔夫身上。由于戈尔巴乔夫集团积极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与帝国主义以及国内的以所谓的“民主派”为代表的敌对势力沆瀣一气，把社会主义的苏联搞垮了，造成了亡党亡国的悲剧。苏联解体的诸多原因中，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戈尔巴乔夫在其中起了极其恶劣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正如我们党中央领导同志指出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戈尔巴乔夫手里搞垮了。苏联的基础设施、工业基础都比较雄厚，资源丰富，人民的文化素质也是高的，但眼看着解体了，搞成今天这个样子，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戈尔巴乔夫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包括取消党的领导、抛弃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教训深刻得很啊！
    在苏联解体后不久，戈尔巴乔夫自己就招认，他“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当我亲自认识了西方，我的决定就成了不可更改的了。”“我的理想是走社会民主党的道路。”他说，“我只有身居高位，才能为此有最大的作为”，因此他“不懈地努力往上爬”，一直爬到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总统的位子。苏联解体，他离开了苏联总统的职位，“上百的记者以为我会哭泣。我没有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我消灭了苏联和所有欧洲国家的共产主义。”在他这个苏共中央总书记的领导下，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迅速瓦解，资本主义迅速复辟，那就毫不奇怪了。了解了这种背景，西方授予戈尔巴乔夫“诺贝尔和平奖”就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应该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出现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以消灭共产主义为终身目的的叛徒不是偶然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很难避免的。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尚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的国际国内的环境下，存在着产生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潮的土壤和条件，而戈尔巴乔夫正是这种思潮的代表人物。列宁说过：“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对于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新思维”也应该这样看待。毛泽东曾经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国家里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他说，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修正主义产生的外部条件，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是修正主义产生的内部条件。这一分析完全适用于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反共思潮。我们不应该把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及其带来的后果仅仅看作是他一个人的作用，而应该把它放到国际国内两个阶级、两种社会制度激烈斗争的背景下加以观察，这样才能触及事情的本质，才能真正从“戈尔巴乔夫现象”中吸取教训。
    从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的教训看，防止像戈尔巴乔夫那样的修正主义分子混进领导岗位，保证各级领导、尤其是中央领导牢牢掌握在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改变颜色的关键。为了做到这一点，决定性的事情是要培养和选择接班人。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要看到这是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我们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如果组织问题不解决好，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实行就无法保证，我们向党和人民就交不了账。”他是从中国会不会改变颜色的高度考虑接班人问题的。他说：“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选拔、培养接班人的“四化”标准，最重要的是“革命化”，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还是邓小平说的，领导班子“要选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政治上好的、有马列主义修养的人还是有的。”一旦发现接班人有原则性的政治问题，就必须坚决调整，绝不姑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们党两任总书记接连栽跟头，就是这样。邓小平指出：“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选的时候没有选错，但后来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四个坚持中最核心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后来，他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谈到培养接班人的教训时，再一次阐述了这一点。他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就着手选拔接班人，找好第三代领导集体，以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但找的“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这就不能让了。”正是在接班人问题上把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放在第一位，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地发展。
    警惕领导层出修正主义、注意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也是十年论战留下的重要启示。后来苏联和中国沿着不同道路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五、必须正确地对待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没有阶级斗争？还需要不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来观察和分析社会问题？这是十年论战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毛泽东在论战中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来探讨这些问题。他在这个问题的探讨过程中，既有重要的贡献，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财富，也有严重的失误，导致人为的阶级斗争，以至发动“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应该采取科学的态度冷静地进行分析，既要对其中错误的东西引以为戒，又要从中吸收有益的东西。我们不来全面地分析这个问题，只是想指出一点：苏联演变证明了毛泽东重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是有极大的预见性的。
    我们看一下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那一段历史吧。那时，苏联的政局犹如万花筒一般，变化无常，政治性事件层出不穷，今天这里罢工，明天那里罢课，时不时又爆发流血冲突。政治组织不断产生，宣言满天飞，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在纷繁复杂的局面面前，人们往往不知所措。其实列宁早在1914年就对分析复杂的政治事件谈到一个方法论性质的意见，他说：“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他再三告诫说：“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主场”。从赫鲁晓夫开始到戈尔巴乔夫长达近40年时间里，由于苏联共产党否定阶级斗争的存在，从根本上抛弃了阶级分析方法，这就看不清楚问题的实质了，也找不到对付复杂局面的正确方法。
    回顾一下苏联演变的过程，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斗争的核心是政权问题。苏联演变的实质是敌对势力（即所谓的“民主派”）在西方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共产党内的新修正主义分子（即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分子）的鼓励和纵容下，三者相互配合，向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夺取政权的过程。整个过程显示出这样的“三部曲”：第一步，党外敌对势力和党内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分子相互勾结，全盘否定和攻击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制造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做反革命的意识形态工作，搞乱了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的思想，动摇了他们的社会主义信念；第二步，敌对势力在广大党员和群众思想混乱的基础上，瓦解党的组织，制造政治动乱，乘乱一步一步夺取政权，而共产党在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步步退让，拱手让权，最后无产阶级政权被颠覆，并酿成共产党被解散、苏联被肢解这样的亡党亡国的悲惨结局；第三步，资产阶级政治势力利用夺取到的政权的力量，推行私有化，恢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奠定经济基础。
    苏联演变的过程，从政治斗争的角度看，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几个回合。第一回合，敌对势力成立各种“非正式组织”，公开地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第二回合，为了在政治舞台上同共产党相抗衡，敌对势力得寸进尺地要求正式成立政党，实行多党制；第三回合，在“自由选举”的旗号下，敌对势力一步一步地夺取地方政权，进而夺取全国政权；第四回合，借“8?19”事件失败之机，解散苏共，肢解苏联。从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世界政治地图上消失了，资本主义复辟在苏联疆域内成为现实。
    回顾苏联演变的过程，谁都不能否认这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可以看到，敌对势力是多么的猖獗，他们步步进逼，咄咄逼人，而苏联共产党在否定阶级斗争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却是不断妥协，直至让出政权、自动解散。这一过程真是惊心动魄！
    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毛泽东曾经明确指出，“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这一论断，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很多人不理解，而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国内也曾遭到一些人的非议，然而我国1989年的政治风波，用邓小平的话来说，“给我们上了一堂大课”，而苏东剧变则用资本主义复辟这一活生生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这一论断是多么正确、多么具有预见性。     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必须有一个科学的、实事求是的估量。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我们党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指出在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消灭以后，阶级矛盾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这是科学的论断。苏联的悲剧恰恰是忘记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斗争，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用民主社会主义的阶级调和论来处理客观上存在的激烈的阶级斗争，结果丢失了政权，落得个亡党亡国的悲惨下场。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明确，就是要把以阶级斗争为纲同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方法区分开来。“纲”是指党的中心工作。毫无疑问，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大规模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的情况下，党的工作以阶级斗争为纲是错误的。然而正如上面指出的，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仍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会激化，因此，我们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江泽民曾经指出：“我们纠正过去一度发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不等于阶级斗争已不存在了，只要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我们就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与方法。这种观点与方法始终是我们观察社会主义与各种敌对势力斗争的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来观察和分析有关的政治生活现象。
    十年论战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深刻的启示，而苏联解体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为惨重的教训，从反面证明这些启示是永远不能忘记的。有人指出，苏联是一面镜子，如果说在20世纪50年代初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面正面的镜子的话，那么，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的演变，则是一面反面的镜子。殷鉴不远，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斗争远未结束，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远没有过去。在这种情况下，重温毛泽东在十年论战中提出的一系列已被实践和历史证明了的思想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的。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371期，摘自2010年第6期《政治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