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征：关于正确认识解决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若干重大理论、实践问题的建议

关于正确认识解决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

若干重大理论、实践问题的建议

                ——向建党90周年的献礼

（2011年5月17日）

李 长 征

[内容提要]本文本着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关于“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理论要彻底才能说服人的要求，从反映事物的本质及其本质联系的基本事实出发，着重探讨了新中国第二个30年，在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所遇到的十五个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力求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包括毛主席、邓小平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的指导下，对如何正确认识解决这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建议；还建议经过充分准备、在适当时候进行一次新的全党整党整风运动，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关于后30年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以这些建议作为笔者对建党90周年的献礼，目的完全是诚挚地期望党中央，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行动统一到全面坚持现阶段党的基本路线上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共产主义最终目的。

党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无疑是完全正确的。它是在邓小平、陈云等老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主导下，在总结新中国第一个30年党领导的建国初期经济恢复和建设，其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改革开放初期的经验，并从国际国内新的实际和时代特点出发，于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形成确立的。我国在1978年以来的30多年中通过改革开放,社会生产力以更高的速度发展, 于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社会发展的许多领域也有显著进步，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切伟大成就都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结果，也都是以建国后第一个30年的巨大成就为前进出发点和基础的。但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西化分化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长期严重干扰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而我们领导上却长期存在邓小平多次指出的四个坚持这“一手比较软”。

1983年10月，邓小平的《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中指出，纠正了“文革”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但是，不少同志片面地总结历史教训，认为一讲思想斗争和严肃处理就是‘左’，只提反‘左’不提反右，这就走到软弱涣散的另一个极端。”“必须坚决克服领导上的软弱涣散状态。”[①] 针对1986年末有些学生闹事，1987年1月邓小平《在排除干扰，继续前进》的谈话中揭穿了那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煽动者的真面目：“他们一方面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又主张全盘西化，要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全盘搬到中国来。这些煽动者都是成名的人，我们要对付这些人。这些人恰恰就在共产党里。” [②]

1989年6月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讲话》中，邓小平强调：“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四个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③]1990年5月他在会见一位外宾时又强调“主要问题出在党内，甚至是党内某些高层人物。”[④]1989年这次事件后这种状况虽然一度有所改变， 1993年9月邓小平虽然再次强调，对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就是要坚持，不能改变这条路线，特别是使人不知不觉地动摇，变为事实。”[⑤]但自1992年初的近20来，“一手比较软”的问题仍然长期存，而这同他本人只有在国内外敌对势力放大火时，四个坚持这一手才暂时硬一阵，一见“火小”就鸣金收兵大有关系，并招致了严重后果。但是，对于他提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领导党和国家果断平息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的动乱暴乱，应予充分肯定。

1978年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一是全国国有企业的资产总额大增长，从1998年的13、4万亿元提高到2009年的53．5万亿元，11年中翻了两番，年均增长13．4%，相当于1978年国有资产总额4488亿元的6倍（扣除价格因素）。二是全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大提高，实现利润从1998年的213．7亿元，2000年的2833．8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10700亿元，10年中净利润翻了近三番，年均增长14．2%。目前国有企业每年取得的净利润是1978年国有净资产（3201亿元）的1．45倍。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由1998年的2．9万元增长到2007年的16．2万元，提高了4．6倍，年平均增长20%，绝对额分别比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高33．9%和39.6%。三是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进一步发挥了支柱作用，承担着保障国民经济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基础设施供应的重大任务，投资和产值每年以10%-20%以上的速度增长，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国有经济基础稳固，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主体和主导的金融体系比较健全，在抗击1998年爆发于美国、影响世界的金融危机中，展现了强大的实力，保证了我国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发展，惠及世界。[⑥]

但是，我国当前的经济制度的真实状况，同宪法规定的“三为主”还有不少违背之处。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包括国有经济和城乡劳动群众集体经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违背宪法规定之处分别表现在以下四方面：一是国有资产总量的优势已经严重动摇。私营企业2010年注册资本17.7万亿元，加三资企业的资本总量，非公有制企业资产总量与国有企业资产已不相上下；2007年私营企业的销售收入相当于国有企业的三分之二，实现利润相当于国有企业的87.4%；固定资产投资比国有企业高1倍；在国内生产总值中非公有制企业占三分之二，国有企业仅占三分之一。二是国有企业控制能力严重下降。2009年在全国27个主要工业行业中，国有企业比重超过50%的只剩下油气开采、石油加工、电力热力供应、煤炭采选和水供应6个行业，其余21个行业完全由非公有制经济控制。特别是建筑业、房地产业和第三产业，国有经济的比重早已低于20%，更为非公有制经济控制，这实质上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对我国经济命脉的控制。即使如此，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进入垄断性行业，国有经济要继续退出竞争性行业的鼓噪，至今仍然甚嚣尘上！三是国有企业技术进步、自主创新能力不适应。我国国民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工业品总产量很大，但高科技产品的比重很低，重大科学技术和装备基本处于利用别人成果而不是自主创新阶段。我国所需全部化纤装备、80%以上石化装备、轿车工业装备、数控机床、精密仪器仪表仍主要依赖进口。四是相当多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方式不适应。主要表现为不能按照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效率规律科学经营管理，没有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应有的民主管理、科学激励、严格监督，理顺生产者、管理者、所有者的社会主义平等关系。[⑦]

五是由于分配严重不公平，两级分化严重，基尼系数现已高达0.52，高于新加坡的0.47。[⑧]由于生产大发展，我国居民生活水平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由于城乡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及其生产关系，已经基本丧失主体地位、控制力和主导作用，内外资、城乡私人资本及其剥削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已经基本上控制了城乡经济和大多数劳动者，这就必然地产生了新的两级分化。这是事实上否定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反而自觉不自觉地信奉推行法国庸俗政治经济学创始人萨伊的生产三要素论的恶果。这种理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资本、土地这三个生产要素协同创造的，”[⑨]当然也就根本不承认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决定消费品的分配、特别是初次分配的决定性作用，[⑩]这就为内外资私人资本残酷剥削广大雇佣劳动者披上了“平等和谐”的伪装！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经济制度的现状，已经严重违背了宪法规定的“三为主”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就必然地动摇了我国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及其物质技术基础，进而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与阶级基础也随之发生了急剧深刻变化；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我国法律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领域，产生了更加复杂剧烈尖锐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总之，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处于严重动摇和现实危险之中。2003年发难的“民间修宪”，2005年召开的“新西山会议”，2007年公然提出以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2008年出炉的“零八宪章”，藏独、疆独分裂势力在2008年、2009年制造的3·14、7·5暴力破坏事件，2010年刘晓波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这七大严重标志性政治事件，有力地证明我国的新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党内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极右派和其他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他们的靠山国际金融垄断资产阶级，并不会止于摧毁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而是还迫不及待地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实现自己直接的政治统治。资产阶级自由化、西化分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已被他们推进到了你死我活的大决战阶段，他们竭力要把中国变为完全附庸于西方的资产阶级联邦共和国，甚至巴尔干化。

造成如此严重现实危险的根本原因，正是邓小平所说的领导上四个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缺乏一贯性，甚至讲得都很少，一手比较软,因而未能正确认识处理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十五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在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上，必须确立社会实践的总和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不能把直观感觉、狭隘经验暂时得到某种假象的证明，实用主义目的一时得以局部实现，误作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唯物论、辩证法，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观和真理观；列宁进一步加以发展，不但“把人类实践的总和当作认识论的基础”，而且提出了关于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即“绝对性”、“不确定性”即“相对性”的原理。[11]其实，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这样长期复杂的社会变革，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的认识过程只能是“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往复循环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②综上所述可见，检验什么是真理或谬论的唯一标准，只能是一定历史阶段或时期社会实践的总和，或曰总结果，没有其它标准，这就是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即绝对性，懂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同样，懂得实践标准的“不确定性”即“相对性”，也非常重要。否则，就会把人们的个别、局部、片面的直观感觉、狭隘经验，和暂时达到主观目的的实用主义，误作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甚至是绝对真理，这就是实践标准的不确定性即相对性。其实，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实践观和真理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实践观和真理观是完全对立的，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必须划清两种实践观和真理观的界限。30多年来的实践总和证明，把一村、一年的经验在全国一刀切地推广，并近于把它神化、永恒化，就是这种错误实践观和真理观的典型表现。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共产党的社会实践证明，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才能更好地坚持党的总路线和现阶段的基本路线。在后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许多人误把“私有制高效论”的直觉、狭隘经验，片面地只讲生产力的“唯GDP论”及这种政绩观的实用主义目标的实现，误作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甚至是“绝对真理”。因而在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关系，面对公有制主体地位严重动摇造成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上层建筑领域的尖锐社会矛盾，也不思根本解决办法。这决不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及科学发展的唯一科学内涵，是人们的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指导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方针政策，符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而不是在“解放思想”、“理论创新”的名义下偏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和邓小平理论的科学论断，成为资本主义新老腐朽意识形态和其它错误思潮的俘虏，使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违背客观规律和现阶段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客观要求。

（二）在党的基本理论问题上，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继承发展关系的科学内涵。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一是从新民主革命建设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的指导思想；二是贯彻、体现于毛泽东思想和我国革命、建设实践中的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源流；三是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做出的、经过长期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包括经济调整证明正确的许多科学论断，都是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即1956年实现对私改造以后）的毛泽东思想，应当包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内。况且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已经规定并阐明了“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思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六个方面之一。[12]这是因为毛主席关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科学论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源流，本来就是客观存在。

（三）在党的基本路线问题上，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辩证统一关系。在这个重大问题上，长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片面性和错误倾向，主要表现在割裂基本路线全部内容的辩证统一：否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必须旗帜鲜明、一以贯之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和平演变；否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和反“左”不可逾越的底线；否定只有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前提下，改革开放才能真正成为强国之路，避免被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浪潮推向西方发达国家附庸的深渊；否定始终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获得成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思想政治保障。许多人早已丢掉了这个根本保障。

（四）在用以观察社会现实和历史的世界观、历史观问题上，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同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根本对立和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抽象的资产阶级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错在脱离社会关系，即阶级关系。二者否定马克思《致约·魏德迈》中强调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13]因此，信奉坚持资产阶级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就必然背叛马克思主义，否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搞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就会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就会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包括搞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这已被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雅夫科列夫的现代修正主义所证明；也同样被我国体制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极右派的倒行逆施再次所证明。资产阶级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又是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自由化观点的哲学基础和理论根据。弄清楚上述两个根本问题，我们才能在邓小平所说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个坚持的对立”中明辨是非，使我们在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旗帜鲜明、态度坚决、一以贯之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西分分化，克服邓小平多次批评的“四个坚持”“不够一贯，一手比较软”，[14]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

（五）当今，和平和发展不是世界的主流，当今世界时代的本质特征，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民族解放运动的大时代，但具有鲜明的新特点。邓小平1992年明确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15]他并未说和平、发展已经是世界的主流。从实际情况看也是如此，虽然第三世界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无不如影随形伴之以不同程度的殖民化，受到霸权帝国主义的“巧妙”掠夺、全面遏制和露骨的武力威胁；我们应当区分第三世界的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的反霸反帝革命运动，同真正的恐怖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当今世界大时代的论断没有过时，只不过是具有了最新特点，即当代的最新殖民主义——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统治全球化，刚攀过了下坡路前的顶峰，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尚未走出低潮。1991年12月底苏联解体后，霸权帝国主义把我国作为战略重点，加紧实施和平演变、全面遏制、武力与战争威胁“三管齐下”的基本国策和国际战略。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使霸权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更加注重对我国实行软硬兼施的多变策略手段，但万变不离其宗——霸权主义帝国主义的本性，依靠经济科技军事的战略优势，扩张其所谓“国家利益”。这一切在它彻底衰亡以前始终不会根本改变。这也正是世界上和平与发展两个主要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的根本原因。霸权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世界霸权，在有的问题上虽然也需要同我国进行有限合作，但这仅仅是实现其世界霸权并使我国附庸化的实用主义手段，我们务必高度警惕，以我们的两手对付他们的两手。

（六）从客观事实出发，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来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与其他劳动人民,同旧社会的资产阶级残余、新生资产阶级、国际垄断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回顾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历史，瞻望未来，事实上人类面临三大不同范畴、层次和性质的重要矛盾，不容混淆。

一是人类社会不断增长的生存发展需要，同外在自然界之间的普遍、永恒的根本矛盾。人类起源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漫长历史证明，人类同自然界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其对立性在于人类不断增长的生存发展需要，同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普遍、永远存在的；其统一性不仅在于人类既是自然界的产物和组成部分，更重要的在于人类还会在长期实践中能动地遵循自然的规律改造自然，创造属人自然，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生存发展需要。因此，人类社会不断增长的生存发展需要，同外在自然界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普遍、永恒的根本矛盾，各种社会形态及其各个发展阶段概莫能外，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是如此。马克思说得好，这是因为，人类“为了生活，首先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6]不仅如此，“为了保证必要的、同需求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长相适应”，还必须进行“累进的扩大再生产”，而这是永无止境的。[17]可见，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之间的矛盾是普遍、永恒的根本矛盾。为解决这个根本矛盾，任何国家都不能停止生产一个星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除了反对外敌入侵的大规模战争，我国必须永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二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普遍的社会基本矛盾。为解决这个矛盾，在我国现阶段必须坚持改革开放，迅速发展邓小平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即发展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十分必要。但是，误把“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当作我国社会关系范畴内的社会主要矛盾，从理论和实践上看都是不符合实际的，因而是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认为，在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前提下，生产关系决定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实践证明，实际上淡化、撇开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关系，孤立地讲发展“社会生产”，已经导致了忽视、甚至事实上否定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关系；而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决定包括法律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又决定整个社会制度的性质。因此，在我国的改革开放中，只重视发展生产力，违背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关系这个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已经严重危害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三是人类社会关系范畴内部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特别是阶级矛盾。在阶级社会以及尚未消灭阶级及其产生条件——剥削的社会中，作为人类社会关系内部的社会主要矛盾，只能是主要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而绝然不是前两种重要矛盾中的任何一种。

1962年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18]毛主席在对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修改中再次强调：“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19]邓小平在1990年12月也强调：“马克思说，阶级斗争不是他的发现，他的理论最实质的一条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靠无产阶级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叫人民民主专政。在四个坚持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不低于其他三条。理论上讲清楚这个道理是必要的。”[20]

在当代国际国内条件下，无论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资本主义复辟前“正处在发达社会主义漫长的历史阶段的起点”②的原苏联，第一，都不可避免地既存在着本国历史上阶级斗争的遗留和国际因素的影响；又有重新产生剥削和阶级的条件“资产阶级法权”的普遍存在，甚至生产资料私有制某种范围程度的存在。第二，我国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包含的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本身，就决定了全体社会成员同生产资料之间的不同关系，及其在社会生产和产品分配中不同的经济、社会地位；进而决定了他们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各领域的不同利益和要求，以及他们选择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方向道路，这些都是客观必然性。在这种国内外客观条件下，我们长期存在四个坚持“一手软”，体制内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极右派，和国内外反共反社会主义敌对势力对我国疯狂进行西化分化，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领域日益严重的资本主义化就不是偶然的了。以唯物史观看来，上述两方面的客观情况，是我国这30多年来社会主义条件下特殊形式阶级斗争的深刻根源。处于不发达大的发展阶段的中苏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要矛盾，必然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

为了解决这个社会主要矛盾，从思想政治上根本保障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稳定的社会环境，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正确地开展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并对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这种教育。我国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革命54年来，先后发生了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国内外、体制内外反共反社会主义极右派对我国实施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和平演变及其严重恶果，都证明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这也被具有70多年历史的社会主义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复辟更有力地所证明。

（七）国内因素、国际影响所决定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平演变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是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特殊形式阶级斗争的主要内容、典型表现和基本特点。这种阶级斗争的实质，是我国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我国体制内外的新老资产阶级右翼和国际金融垄断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复辟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在我国1978年以来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得到了比较典型而充分的表现。进入21世纪以来，以七大政治性事件为标志，这种阶级斗争进入了大决战的阶段。国内外敌对势力迫不及待地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实现自己的直接政治统治，把我国变成美帝国主义为霸主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附庸。因此，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处于严重的现实危险之中，我们党和国家在当前和今后的突出任务是在这场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中决战决胜。

（八）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过渡到不成熟的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从社会主义阶段过渡到成熟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在这“两个过渡”、“两个阶段”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坚持不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即人民民主专政）。正如早在1850年马克思于《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所说：“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21]马克思所强调的“四个达到”正是必须长期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艰巨历史使命和根本原因。

（九）误把人类不断增长的生存发展需要同外在自然界之间的普遍永恒的根本矛盾，当作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这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够一贯”、“一比较手软”的主要思想理论根源。误判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并在实际上把社会主义条件下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主要理解为历史上阶级斗争的遗留，无视特殊形式阶级斗争长期存在的现实的国内根源和国际影响，特别是对其新的主要内容、典型表现、基本特点和严重性没有明确认识或视而不见，这种理论错误在实践上不但导致跌入了“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陷阱，也误入了“唯GDP论”的迷途，只讲发展生产力，不讲“三为主”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生产关系。这两个根本性错误，使“四个坚持”似乎没有现实的和理论的根据。这是我们许多领导“一手软”顽症的最深刻的思想理论根源，现在必须正本清源。

（十）在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经济体制改革”这个提法，混淆了优化、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所有制结构调整，同企业经营管理制度的规范化改革，导致了严重恶果。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物质生产力本身没有阶级性；而生产关系，即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核心的、人们在生产和产品分配中的不同地位，则决定社会的阶级分化、阶级结构和社会制度的性质。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因此，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调整生产关系方面的任务，一是优化、完善现阶段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即“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22]按宪法的神圣规定，我国在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绝不允许突破上述“三为主”的底线，大搞私有化和按资分配为主，导致两级分化。二是在经营管理制度规范化方面，使经营管理规范既要符合社会主义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效率规律，又要巩固地建立所有者、管理者、生产者之间的社会主义民主平等的关系，也绝不允许反其道而行之。

但是，我国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由于许多人只知道物质生产力本身不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和平演变问题；但却不懂得涉及生产关系的改革变化，必然带有客观存在的阶级性，因而自觉不自觉地认为生产关系领域不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和平演变。这就混淆了所有制和经营理两个不同领域的改革，打了乱仗，借口“经济体制改革”，严重违背了生产关系范畴的“三为主”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这就导致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技术基础，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及其法律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均已严重动摇。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应当从这种严重错误中得出的最惨痛的历史性教训是，在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对于凡是涉及生产关系的问题，我们绝对不能解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武装，这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思想政治保障。

（十一）在没有进入成熟的共产主义社会以前，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必须自觉把握遵循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规律。

“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之一。恩格斯说，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有无数“关于量变改变事物的质和质变同样也改变事物的量的情况”，而“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都有“转折点”，[23]即人们常说的“临界值”。这个规律是指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之一。

恩格斯所阐明的这一基本规律告诫我们：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及中、高级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要始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这就要求我们在我国社会主义初、中、高各个阶段，必须自觉地把握公有制经济同内外资私营经济质和量互变的临界值，依靠国家宏观调控，使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始终不低于临界值。

马克思经济学强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本质不是物，而是物掩盖下的生产关系，核心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其本质含义是，处在生产料公有制生产关系中的劳动者占劳动者总人数的多数。”[24]因此，只有劳动者多数处在公有制生产关系中，才能说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这是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科学含义。用这个观点来看，在全国公私二、三产业中，假设使处在公有生产关系中的劳动者占51%，也不能说生产资料公有制已占主体地位。这是因为，在同量资本的条件下，国有资本的有机构成（生产资料形态的固定资本）一般高于私人资本，如果要使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就业的劳动者占更大的比重，就要求公有资本（包括国有资本与集体资本）占全国企业社会总资本的比重必然大于78.1%。在这里，笔者的目的不在于提出一个具体的临界值，而是重在提出这个问题和解决它的正确思路，抛砖引玉，以求得出科学结论。

但是，直到今天，公私两种所有制经济质和量互变的临界值这个根本问题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资产阶级自由化极右派和其他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则是抛出种种谬论，在这个问题上竭力搅混水，蓄意误导所有制结构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使公有制为主体失去了质量数量相统一的底线，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被严重动摇的根本原因之一。

  正确认识和把握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规律要求我们，在国内国际极为复杂的客观条件下，在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经济相互交织的矛盾对立统一体中，深刻认识具有客观性的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核心的各种所有制经济各自的本质属性、不同的发展规律及其相互对立统一的关系，有针对性地科学选择和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规范，科学地引导、制约和规整各种经济成分，使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结果，必然是“三为主”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持续巩固、完善，逐步发展到中、高级阶段，直到消灭私有制和资产阶级法权，为过渡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创造条件。在这种共同发展中，呈现着具有客观性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经济管理体制；具有人的主观选择性的经济管理体制，反过来又必然从肯定或否定两个不同方向反作用于基本经济制度，并决定其兴衰存亡。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具有规律性的因果关系。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能够认识把握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规律[25]，在我国现阶段所有制结构调整和管理体制改革这两个根本问题上，决不允许反其道而行之，打着“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旗号，改掉现阶段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内外资私营经济的发展突破“三为主”的底线。否则，必然导致对“三为主”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否定，以内外资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为主体及其生产关系取而代之。

（十二）在当代国际国内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即工人阶级政党，必须把防止和反对党自身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平演变作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根本思想政治保障切实抓好。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的伟大科学预见和战略思想，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主义最终目标，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具有巨大的现实而深远的指导意义和作用。他在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曾预言，“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已失去人民拥护，将来帝国主义一打压，搞不好将来会亡党亡国。”[26]果然，在他逝世15年后发生的苏共亡党、苏联亡国、资本主义复辟，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面临严重现实危险，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较长历史时期新的实践总和及其总结果，已经有力地证明了党和政府内、特别是隐藏在高层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极右派，是党、人民和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同样也证明了“文化大革命”中“左”的错误遮挡不住、泯灭不了毛主席这种具有深邃历史洞察力的科学预见和伟大战略思想的真理性的无限光辉。它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阶段”、“两个过渡”的基本原理一起，照亮了当今和未来的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根本思想政治保障。但以此为理由完全肯定“文化大革命”，混淆两类矛盾、打倒一切、无政府主义泛滥是极端错误的，按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正常地进行反修防修教育是必要的，但无须采取这些错误做法，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

（十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关键在于，党中央领导集体必须是一个具有高度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坚强的领导核心。与此紧密联系的是，全党必须有一批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高级领导干部；必须在全党加强、恢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严格党的纪律，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而不是其他什么类型的党；更“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分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27]只有这样才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十四）在反对错误倾向斗争的问题上，必须从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客观实际出发，正确认识和把握长期以来的主要错误倾向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毛主席总结党在历史上的斗争经验，早在1948年就明确强调：“反对党内‘左’右错误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在我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右的偏向，而在我党同国民党分裂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左’的偏向”。[28]根据毛主席的上述论断来看，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为我们党和国家在改革开放中不可避免地要同国内原有的剥削阶级遗留、新产生的剥削阶层阶级，以及国际资产阶级一定范围和程度的合作，所以党内、政府内和各领域的事业单位也就容易产生资产阶级自由化、西化分化这种右的错误倾向。诚然，在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的几年，“左”的习惯势力比较大，重点反“左”是正确的；但是，正如邓小平在1987年3月所指出的：“有些人对改革的某些方面、某些方法不赞成，但不是完全不赞成。中国不存在完全反对改革的一派。”[29] 因此，把反“左”为主永恒化是错误的。

3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全过程与实践总和已经充分证明，中国确确实实长期存在右的错误倾向，存在一个渗透于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体制内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极右派，它又是西方国家和平演变、西化分化我国的“第五纵队”。30多年来正是他们内外勾结，在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旨在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和平演变、西化分化活动。因此，我国在国内存在着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世界上存在着霸权帝国主义的国际环境中，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和平演变，反对右的错误倾向，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到底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我们党和国家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除了在初期和平息1989年春夏之交在北京发生的动乱后，我们的工作一度在主导方面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外，在其它时段，我们内部不同程度地染上了“四个坚持”“一手比较软”的顽症。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十多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我们所犯的基本上都是反“左”永恒化的右倾错误。认为党在历史上犯“左”的错误多，在当代的改革开放中也必然多犯“左”的错误，这实为害党祸国殃民的右倾教条主义。它不仅长期掩盖了党内“四个坚持”“一手比较软”的严重右倾错误，而且长期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极右派和国内外其他敌对势力打着反“左”的大旗保护自己，疯狂反对、破坏“四个坚持”。现在是必须改正这种错误的时候了。

    （十五）在我国当前的重大历史关头，党和国家的当务之急，是坚决纠正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严重右倾错误，重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国有经济的主导力量、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恢复加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邓小平曾强调：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一旦发生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30]应当特别重视的，一是恢复加强城乡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二是启动邓小平多次强调的农村经济第二个飞跃，这是实现农业经济和农村二三产业集体化、集约化，农村地区城镇化，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做到初次分配公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解决贫富悬殊、城乡差别等尖锐社会矛盾的根本途径，舍此没有正确道路。当前重手出此两招已经为时不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否则，必将成为我党历史、中华民族史、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史上的千古遗恨。须知财政转移支付、发展公用事业和社会保险等办法，仅仅是解决这些矛盾的辅助性办法。至于农地向种田大户集中的租地农场，把农户捆在私营企业产业链最低端的私营企业带农户，各种私人资本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剥夺农户承包的集体土地使之变为城镇的雇佣劳动者，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西方国家农业经济、农村经济资本主义现代化所走的老路，同社会主义集体化、现代化、农村地区社会主义城镇化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在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上切不可再走邪道！

鉴于在以上十五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迫切需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正确思想统一全党的认识和行动，谨向党中央郑重地提出两条重要建议。

（一）借鉴1942年全党整风运动的成功经验，经过充分准备，在适当时候进行一次新的全党整党整风运动，解决党的建设迫切任务。最重要的是重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正确思想断武装全党，从思想政治上划清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民主社会主义的界限；从组织上清除党、国家机关和重要事业单位中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极右派分子、敌对分子、腐败分子，以及党内其他阶级异己份子，维护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恢复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性质。否则，同样是坐失最后良机，造成同样的多重千古遗恨。

笔者热切地期望，经过新的全党整党整风运动，大大强化和提高我们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国家政权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性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有关科学论断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一以贯之全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现阶段“三为主”的基本经济制度，坚决消除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平演变”的严重恶果——大大突破公有制为主体底线的私有化和内外资本主义经济无限制地大发展，及其引发的两极分化、经济半附庸化、社会矛盾激化、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持续化，特别是发生“颜色革命”的现实危险。

（二）在新的整党整风运动的基础上，在适当时候做出关于改革开放新时期30多年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决议应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有关科学论断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从反映事物本质及其本质联系的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地对后30多年做出科学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和行动，以保障胜利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笔者认为，具有90年光辉革命历史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仅创造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战胜国内外一切敌人，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和理论；而且在这两个历史时期里，还创造了党内反对“左”的右的错误倾向，依靠党自身的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支持，纠正自己的错误的成功经验和正确理论。因此，笔者深信，只要党中央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承发扬党的上述革命传统，运用上述致胜法宝，态度坚决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开展反对国内外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和体制内外资产阶级自由化极右派的斗争，必将大大提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水平，粉碎他们使我国资本主义化、殖民化的迷梦，巩固发展毛主席为代表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社会主义宏伟基业,使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进入如日中天的新境界。如此艰苦卓绝奋斗的中国共产党和各族人民迎来的，定然是祖国的江山永葆红色青春，寰球必将是赤旗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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