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胜劣汰”与阶级斗争
黎阳 201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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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与“优胜劣汰”
在私有制条件下，“市场经济”=“自由竞争”，“自由竞争”=“优胜劣汰”。(什么算“优”、什么算“劣”、胜者是不是真的为“优”、汰者是不是真的为“劣”是另外一回事。但结果必定是一部分人淘汰另一部分人。) 私有制决定自由竞争的结果只能是“优胜劣汰”——私有制决定财富只能由私人独占，你占了我就不能占，干掉你才能归我。为了独吞财产，必须你死我活。这跟斯巴达克时代奴隶角斗士的舍命相拼本质相同：为了我的生存，必须剥夺你的生存;灭了你，我才能生。“优胜劣汰”不可避免产生一个问题：这淘汰下来的“劣”们出路何在?——这可不是个小问题，因为失败者总是大多数：体育比赛只取前三名，其他的人全属于“劣汰”。一个社会任何一行的竞争优胜者也只能是少数，绝大多数也都属于“劣汰”。按照“优胜劣汰”的原则，被“劣汰”的失败者不配活着，死了活该，要被变相地消灭，美其名曰自生自灭。
有人争辩说，“‘淘汰’不并等于消灭。被淘汰出局，证明你的不适合搞经营，你可以改行去干别的行业。”这是诡辩。“别的行业”难道就不“优胜劣汰”?比如被“劣汰”掉的下岗工人，尤其是老弱病残年迈力衰的连打工的机会都没有，跟他们奢谈什么“改行去干别的行业”、“搞经营”纯粹是开玩笑，站着说话不腰疼。“优胜劣汰”的基本原则就是绝对不管失败者死活，绝对不替弱者着想。“精英”喝斥下岗工人：“你就不配活着!”一语道破“优胜劣汰”的真正本质就是一部分人要把另外一部分人置于死地，即剥夺生存权。
这人权，那人权，最大的人权是生存权。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权高于一切。如果一个社会多数人的生存权出了问题，这个社会的生存就必成问题。没有法律规矩，社会就不能存在;生存权受到威胁，人就不会遵纪守法。生存权受威胁时任何法律都苍白无力。你不承认别人的生存权，就别指望别人承认你的财产权;你不尊重别人的生存权，就别指望别人尊重你的财产权。要求多数人生存权受威胁时仍无条件服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不过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现代翻版，异想天开的冷笑话。
这就产生了一个根本性的矛盾：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只要一运转，就必然“优胜劣汰”，就必然源源不断成批“劣汰”出大量失败者。根据“优胜劣汰”的原则，失败者是不配生存的。而根据“最大人权是生存权”的原则，失败者必须有生存出路。自由资本主义的办法非常简单：以邻为壑，嫁祸于人，把危机转嫁给别人，首先是殖民地——“优胜劣汰”的失败者没出路?到国外去，到殖民地去，对那里的人搞“优胜劣汰”去，你们不就有出路了?而别人的死活、殖民地人民的死活呢?管不着，死了活该，跟我没关系。
金庸的武侠小说里，使毒的人如果不把自己体内的毒转到别人身上，自己就得中毒。自由资本主义也是这个调调：只要一运转，立即在源源不断地制造利润、创造财富的同时源源不断地制造有毒副产品——被淘汰的失败者的生存出路，即影响社会安定的危机。这些危机只有源源不断地转嫁到别人头上，尤其是殖民地人民头上，自由资本主义体系才能正常运转。只要危机转嫁不出去，就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积累，就要引发社会矛盾激化，就要导致社会动荡，导致自身“中毒”——内燃机要正常运转就必须源源不断排出废气;“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自由资本主义系统要正常运转就必须源源不断排出危机、转嫁危机——被“淘汰”出局的失败者的生存出路。
看看这些基本事实：有自由资本主义就有殖民主义，二者的发展完全同步，相生相伴，形影不离。殖民地实际就是自由资本主义转嫁危机的“排毒垃圾场”。危机转嫁不出去，自己就要闹危机。要摆脱危机就只有把危机转嫁出去，要把危机转嫁出去就只有对外扩张——有殖民地可掠夺就掠夺殖民地。没有殖民地，或者殖民地不够用，就只能“狗咬狗”、“狼吃狼”、“同伙吃同伙”，向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转嫁危机，结果就是国际危机甚至战争。
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标志着世界被瓜分完毕，从此再没有尚未征服的殖民地了。这就是说，没有殖民地或殖民地不够用的资本主义国家只能打同伙的主意，向它们转嫁自己的危机，否则就活不下去。结果就是战争——人类以前从来没有过世界大战，标志着世界被瓜分完毕的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11年就爆发了前所未有的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把这些与世界瓜分完毕、没有剩余的殖民地供后起之秀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转嫁矛盾这个大形势联系起来看，资本主义、殖民地和现代战争的关系一目了然。
美国罗斯福的新政可以认为是对“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做了若干修正，增加了个带有社会主义味道的社会保障体系，使自由资本主义“优胜劣汰”造成的社会矛盾有所缓解。但这仅仅是缓解，并不是根除。“优胜劣汰”的原则没变，资本一运转就要“劣汰”出无数面临生存出路问题的失败者的根本机制没变，必须对外转嫁危机的根本需要没变，变的仅仅是转嫁危机的方式和途径——从殖民主义时代的军事占领、殖民扩张、种族灭绝等赤裸裸的直接掠夺改变为经济掠夺，又演变为更隐蔽更巧妙更无孔不入灵活机动的金融掠夺;把赤裸裸的殖民主义宗主国改名为“发达国家”，把殖民地改名为“发展中国家”，如此而已。汤换了，药没换，矛盾能缓解一时，但最终回避不了——虽然通过金融掠夺转嫁危机很隐蔽，很有效，很巧妙，但仍然有行不通的一天。比如当美国无法再象以前一样毫无限制地通过对外转嫁金融危机来转嫁社会矛盾时，美国的社会危机立刻加剧。
有人说，不对，“一百年前列宁就说过，资本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一百年过后，资本主义活的更好，不仅没有腐朽、垂死，反而不断自我优化，不断发展壮大，还能掀起第三次科技革命，显现了出乎意料的生命力和适应能力，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倒奄奄一息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既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又包括一切殖民地国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垂死的危机转嫁给了殖民地，用别人的死换回自己的活。虽然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垂死，但并不是全体一下子就死，而是一部分先死——被当成替死鬼的殖民地先死，表现就是殖民地国家危机不断、动荡不安，这才使危机之源的资本主义国家得以“显现了出乎意料的生命力和适应能力”、“不断自我优化，不断发展壮大”。资本主义运转的要害诀窍是“转嫁危机”——把“垂死”转嫁给殖民地，让殖民地人民先死，自己才能活。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最擅长嫁祸于人，最善于把死亡和危机转嫁到殖民地人民头上，用别人的死亡换得自己的繁荣和生存。因此尽管从整体看，资本主义体系已经腐朽垂死，但具体的过程却必定是殖民地先灭亡。只看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对稳定的这部分，对殖民地危机不断的这部分视而不见;只说资本主义国家如何繁荣，不说这些繁荣以殖民地的苦难动荡和危机为代价，这是诡辩，诡就诡在把局部说成整体，把现象说成本质。这正是中国文匪“精英”最擅长的拿手好戏。
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里，没赶上资本主义工业化、落后挨打的中国只有一个命运：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给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当转嫁危机的“排毒垃圾场”，直至灭亡。中国已失去靠发展资本主义而生存的内外条件——从内部来讲，你有殖民地可转嫁危机吗?没有。既然没有，那么被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汰下来的失败者出路怎么办?你不管，人家照样要生存——生存权高于一切。只要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机制一运转，就要源源不断地制造失败者，制造生存危机。危机在国内无限积累，最后结果只能是社会危机和社会动乱——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危机和社会动乱。从外部来讲，你中国想搞资本主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岂能答应?中国要搞资本主义，就得按资本主义的规律对外转嫁必然产生的国内危机。中国这么大，一旦搞成了资本主义，要转嫁的危机也必定世界第一。哪个国家受得了?
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中国当殖民地，就是自己转嫁危机的“排毒垃圾场”，而且是世界最大的“排毒垃圾场”;中国一旦发展成资本主义强国，自己就得倒过来给中国当转嫁危机的“排毒垃圾场”。更要命的是，如果中国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从殖民地翻身为资本主义强国，那其他殖民地群起而效仿怎么办?那自己还活不活了?就凭这一条，人家也决不能允许中国发展成资本主义——你搞成了资本主义，人家的损失就不仅仅是丧失一个巨大的财富来源和一个最大的“排毒垃圾场”，也不仅仅得准备反过来给你当“排毒垃圾场”，而且还要面临脚下地震后院起火，其他的殖民地一齐起来学中国，那样一来老本都得赔光，那就是自己的末日。这笔生死存亡得失帐，那些搞资本主义的老手岂能算不过来?岂能允许?这就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是妄想——你不具备发展资本主义必须的殖民地，也不具备发展资本主义的国际环境。现行的资本主义体系给中国留的位置只能是殖民地，绝无其他。你想“融入世界”就只能乖乖给别人当“排毒垃圾场”，没有你崛起的份——你不当“排毒垃圾场”，它就得给你当“排毒垃圾场”;你崛起它就得沉沦;你不死它就得死。
这是无情的现实，任何言辞也改变不了，不管你如何信誓旦旦“和平崛起”也没有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运转规律决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允许中国发展成又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为此必须把中国变成殖民地，变成自己转嫁危机的“排毒垃圾场”。为此必须克服中国人民的反抗，必须使中国四分五裂，肢解成再也无力反抗的小块，最后消灭干净，这才不留后患——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对待所有殖民地的必然做法，中国也休想例外。
内无发展资本主义所必须的可供转嫁危机的殖民地，外无发展资本主义所必须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容忍的中国，靠一盘散沙的自由主义、个人努力在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体系中绝无可能逃脱被“劣汰”的命运。只要停留(或者说“融入”)在这个经济体系里，无论中国人怎样拼命、怎样挣扎都改变不了这个必然灭亡的命运。
有人死不服气：为什么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在西方国家能正常运转而在中国不能?为什么多党制、普选制等“民主”体制在西方国家能成气候而在中国不能?道理其实很简单：人家能把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优胜劣汰”不断制造出来的生存危机转嫁出去而中国不能。不但不能，而且中国还得老给人家当“排毒垃圾场”，源源不断地接受别人转嫁过来的危机，以至中国人永远处于比人家严重得多的生存危机之中，永远为“垂死的资本主义”当替死鬼，用自己的苦难和动乱换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和稳定，用自己生存危机换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乎意料的生命力和适应能力”。当绝大多数人面临生存危机时，任何法律法规都苍白无力，任何道德规则都毫无意义——有未来的人才会为未来打算。有长远利益的人才会为长远利益考虑。没有未来的人不会想未来。没有长远利益的人不会为长远利益牺牲眼前利益。只有相信未来、考虑长远的人才会讲究诚信信誉，才会遵纪守法、循规蹈矩。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一旦朝不保夕，有多少人会顾得上长远?如果不做假不能生存，再循规蹈矩的人也会做假。如果“民主”意味着自己的灭亡，再民主不离口的人也会独裁。资本主义国家能成功地转嫁掉生存危机时才顾得上讲究信誉法律法规。一旦生存危机转嫁不出去照样什么都顾不得。中国统治者自古以来就没有对外转嫁生存危机的传统，从来都是让老百姓硬扛，死了活该，不到逼民反逼上梁山不罢休。在如此严重的生存危机中不管三七二十一照葫芦画瓢在中国搞民主搞市场经济，结果当然只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谁不往牛奶里加三聚氰胺谁赔本，谁不造豆腐渣工程谁破产，谁实事求是谁倒霉……
明白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运转就必然“优胜劣汰”、就必然源源不断成批制造生存危机、就必须源源不断成批对外转嫁生存危机的铁规律，明白了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下只有当殖民地、当资本主义国家“排毒垃圾场”的命运，就能明白为什么象中国这样的大国永远休想建立起象西方国家那样的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体系，永远休想建立起象西方国家那样的“民主”制度——你没那个内因，没那个外因，没那个条件，没那个历史机会，没那个资格。硬要东施效颦的人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但永远都一个也不会成功。
二.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的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如今成了中国文匪“精英”们的如意金箍棒，不管三七二十一到处抡起来劈头盖脸乱打，一切好事都归于市场经济，一切问题归于没落实市场经济。既然市场经济万能，那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优胜劣汰”自然也成了天经地义——“社会的进步有时是残酷的”、“改革开放对他们说确定有点‘残酷’，但这恰是社会的进步。人类社会不养寄生虫，不适应社会的进展，最后只能自食其果”……连“黑砖窑”那样的惨无人道的奴隶劳动都成了好东西：“‘黑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种必然现象，社会要发展，必然有人付出代价，也许这种代价并不合理，也不合法，但是毕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任何事情都要从两方面来看，虽然‘黑窑’事件有点不合情理，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毕竟山西为这些无业游民提供了就业的机会，让他们有吃、有住、还有工资，这对社会的稳定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张维迎)
按文匪“精英”的说法，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竞争。禁止竞争就妨碍社会进步。为了社会进步就必须残酷，就必须淘汰掉“不适应社会进展”的“寄生虫”——换句话说，谁竞争失败谁就是“寄生虫”，就必须被“劣汰”，而且这叫“自食其果”——总之一句话：死了活该。
文匪“精英”在这里撒了个弥天大谎：硬把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说成是唯一的市场经济——凭什么说只有私有制才有市场经济、公有制就没有市场经济?凭什么说竞争只能是你死我活而不能是你追我赶?私有制的市场经济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公有制的市场经济是你追我赶的竞争。私有制必须确保财富为私人独占，不干掉别人自己就不能占有财富，因此必须你死我活。公有制的财富是集体共有，不需要靠消灭别人来占有财富。把私有制的你死我活的竞争解释为唯一的竞争是无耻的诡辩。
不准竞争的私有制是封建主义，允许竞争的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允许竞争的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解释为不准竞争、没有市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只有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才真正谈得上公平竞争——没有你死我活的后顾之忧，才会诚心诚意严格按照规则竞争，才不会因为生存权受到威胁而不择手段。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的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都是有条件的，300%的利润就不怕上绞架，生存受到危险时照样弄虚作假，根本没那么老实，所谓“公平竞争”是假象。其游戏规则的核心全是以己之长，克人之短，剥夺别人的机会，确保自己稳赢。其损人利己的本质与1963年《人民日报》刊登的一首针对“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讽刺诗《老虎贴告示》所揭露的简直一模一样：
“本虎张贴告示 众兽一体周知 维护山林安全 本虎义不容辞 颁布三项禁令全体严格执行
一禁头上生角 永绝抵触争吵 本虎当众发誓 头上只生短毛
二禁天空飞行 保护上帝安宁 本虎对天保证 永不飞上天空
三禁水中游泳 保证饮水卫生 本虎安分守己 决不闯入池中
至于利爪坚牙 理应例外宽大 允许自由使用 无论啃咬撕抓 本虎决不垄断 权利均分大家
三项禁令颁完 今后一律照办 谁说半个不字 惩罚必定从严
破坏和平大业 罪名由它承担 切切此布!”
“精英”制定的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规则跟老虎的告示如出一辙：自己擅长什么就自由什么，自己不擅长什么就禁止什么——自己擅长咬文嚼字搬嘴弄舌寻章摘句、对身体力行理论联系实际改造世界一窍不通，就专门规定书本知识高于实践经验，谁有文凭谁“优胜”，谁没文凭谁“劣汰”。利用把持的文凭颁发大权，“精英”不费吹灰之力就让自己一步登天成“优胜”，把实践经验丰富的人尤其是工农兵群众一棍子全扫入“劣汰”之列。说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只有“精英”才有资格制定法律，只有“精英”才有资格解释法律，普通老百姓根本没有任何机会参与决定。说是一切由法律说了算，实际法律由“精英”说了算，真正结果就是一切由“精英”说了算。“精英”就这样玩弄一个又一个貌似公平实际不公平的规则，确保自己永远成为“优胜”，使工农兵普通老百姓永远成为“劣汰”。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文匪“精英”的阴谋路线图：
1.把市场经济捧上天; 2.只承认私有制才能搞市场经济，不承认公有制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3.利用对市场经济的美化，把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必然造成的“优胜劣汰”合理化合法化; 4.利用把持的权力为自己量身定做“优胜劣汰”的规则，确保自己永远属于“优胜”，绝大多数老百姓永远属于“劣汰”。
曹阿瞒挟天子令诸侯;西门豹时代的巫婆以河伯娶亲的名义杀人劫财;如今中国的文匪“精英”以“市场经济”的名义“优胜劣汰”——狐假虎威的骗局从古到今就没间断过。
三.“优胜劣汰”与阶级斗争
坚持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优胜劣汰”就不可避免，被“劣汰”掉的人的生存危机就不可避免。在私有制条件下，中国既没有能力对外转嫁国内“优胜劣汰”造成的生存危机，也没有能力拒绝国际资本主义国家转嫁来的生存危机，只能让中国人自己承受这一切生存危机。“精英”为自己量体裁衣制定的“优胜劣汰”规则使得只有“精英”自己等极少数人可以无后顾之忧，而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则注定迟早被扫入“劣汰”的群体。从确立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之日起，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都已经被文匪“精英”的“优胜劣汰”预先判了死刑。
这些被判了死刑的绝大多数如果不甘心等死，就只有“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团结起来跟“优胜劣汰”的命运拼搏，这就是毛泽东主张的阶级斗争
——为被文匪“精英”用“优胜劣汰”蛮横地判了死刑的绝大多数人争出路求生存。由此可以看出“优胜劣汰”和毛泽东主张的阶级斗争(以下简称“阶级斗争”)的区别和关系：
1.是“优胜劣汰”导致了阶级斗争，而不是阶级斗争导致了“优胜劣汰”。阶级斗争是“优胜劣汰”逼出来的。
2.“优胜劣汰”要人死，阶级斗争要人活。 “优胜劣汰”毫不隐晦就是要剥夺“劣等人”的生存权，所以毫不隐晦地告诉下岗工人：“你就不配活着!”而阶级斗争的目的恰恰相反，就是要为被“优胜劣汰”判了死刑的“劣等人”争回集体生存权，决不以剥夺别人的生存权为奋斗目标，更不用说剥夺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权了。毛泽东一再强调给人以生活出路，哪怕是敌人，只要不反抗不破坏也必须给出路：
——“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
——“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说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就是说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
——“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国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对于国民党的旧工作人员，只要有一技之长而不是反动有据或劣迹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维持，不要裁减。十分困难时，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已被裁减而生活无着者，收回成命，给以饭吃。国民党军起义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则，一律收留。凡非首要的反动分子，只要悔罪，亦须给以生活出路。”
——“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优胜劣汰”则从不讲什么给出路、给饭吃，动不动就解雇、下岗、买断工龄、强制拆迁……断人生计、砸人饭碗眼都不眨，根本不管受害者今后如何生存。不但不管，反而幸灾乐祸说风凉话：“社会的进步有时是残酷的”、“改革开放对他们说确定有点‘残酷’，但这恰是社会的进步。人类社会不养寄生虫，不适应社会的进展，最后只能自食其果”……
3.“优胜劣汰”要人死不需要任何理由，不管受害者如何恭顺屈服逆来顺受也决不客气。阶级斗争则有明确的是非原则，只要不与绝大多数人为敌、不危及绝大多数的生存权就不予伤害。
4.“优胜劣汰”的“优”与“劣”没有客观标准，完全凭有权者的主观专断划分。阶级斗争的阶级形成是客观存在，是剥削阶级还是被剥削阶级光靠嘴吹没有用。
5.“优胜劣汰”面前无死角，所有人，不管是生人还是熟人，是外人还是亲人，哪怕是父母兄弟姐妹夫妻子女在私利面前都是敌人，都你死我活，都必须防范。“优胜劣汰”决定人和人之间只有利益，没有亲情;只有尔虞我诈，没有志同道合。阶级斗争对敌狠，对同一阶级内部讲团结友爱，讲“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贼喊捉贼是普遍存在的客观规律，文匪“精英”也不例外，所以要把黑的说成白的，把白的说成黑的;把要人死的“优胜劣汰”说成充满人性，把要人活的阶级斗争说成灭绝人性。如此这般的唯一“王牌”就是“饿死三千万”——用“饿死三千万”来证明 “优胜劣汰”要人生，阶级斗争要人死，一切都是颠倒的。但这是枉费心机。
第一，“饿死三千万”这个耸人听闻的数字完全是编造。
第二，剥夺生存权从来不是阶级斗争的目标，却是“优胜劣汰”的目标。毛泽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从来没有主张过要以杀人为目的，而“优胜劣汰”这一杀气腾腾的提法本身就在毫不含糊地要置人于死命——所以才会直截了当地告诉下岗工人：“你就不配活着!”
第三，导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饿死人的真正的罪魁祸首不是毛泽东，而是置毛泽东的一再警告于不顾的反毛泽东的人。这些人在那一时期的言论如今一个都不敢公开，公开发现的全是毛泽东的警告和反对。这证明饿死人是那些当年对毛泽东阳奉阴违、后来为“优胜劣汰”大开绿灯两面派。
第四，当年对饿死人有直接责任的官员都受到了严厉的追究和惩罚，之后再也没发生过饿死人的事件。毛泽东时代出现人民生存权被剥夺的事件后要立即追究，全力补救，确保不再发生。这证明毛泽东时代剥夺人民生存权的事一不允许二非蓄意三受追究四不重复，之所以出现完全是偶然，是意外，是阴谋，是破坏。而“优胜劣汰”时代剥夺人民生存权则一允许二蓄意三受到全力包庇四重复持续不断——不信?不用“公开档案”，只要“公开举报”就行，让绝大多数老百姓自由发言，把这些年所有因下岗、买断工龄、强制拆迁、看不起病、养不起老、生活无着、贫病交加、冤狱迫害而死亡的人全部公开出来，看到底有多少，看到底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要人死还是私有化的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要人死。不知赞美市场经济“优胜劣汰”、诅咒阶级斗争的人有这个勇气没有?
一边坚决反对阶级斗争，一边坚决“优胜劣汰”，还说这是“人道”、“人性”、“以人为本”，滑稽不滑稽? “以人为本”不“以人为本”不能看空话，要看确切的具体内容。以“确保全社会每个人最低生存需要”为底线是“以人为本”。以“确保资本最低利润需要”为底线是“以资为本”。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原则是不允任何人出现生活无着自生自灭的情况，尽管物质条件尚不充裕，但国家做经济计划时必须使每个人的最低生存需要都考虑到，被列入计划，都有保证。这才叫“以人为本”。
“特别是”时代的经济原则是“效率优先”、“优胜劣汰”，因此“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买断工龄”、“强制拆迁”……至于被“劣汰”者能否生存、如何生存则一概不管，任其听天由命，自生自灭——“效率优先”意味着“资本优先”，是不折不扣的“以资为本”。选择了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就选择了“确保资本最低利润需要”为底线，就只能“以资为本”，就只能“优胜劣汰”，就决不肯也不可能“确保全社会每个人最低生存需要”。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以人为本”纯粹是令人作呕的假腥腥。
以“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权高于一切”为标准比较毛泽东时代与“特别是”时代优劣很容易：只要看看这两个时代里老百姓最基本的生存权——吃、穿、住、医疗、基本教育、养老、社会安全、环境安全、健康安全的保障状况就一目了然了。其它一切对基本生存不是绝对必须、属于可有可无、锦上添花的眼花缭乱都不予考虑。
判断基本生存权状况只使用一个最基本的标准：能否满足生存的最基本需要?能，就是好;不能，就是差。譬如住房，一切花狸胡哨都不算，只问一条：能否保证不露宿街头?能，就是好;不能，就是差——哪怕拥有豪宅大厦，但说给你扒了就给你扒了，或者是豆腐渣工程说塌就塌了，那就照样属于“不能保证”，照样属于差。
比较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比较宽松的“比例法”，把情况分为“人人都有保障”、“绝大多数人有保障”、“极少数人有保障”、“极个别人有保障”、“人人都没有保障”以及“根本不存在这种情况”等六组，每组分别对应不同的分数，然后汇总。另一种是更加严格的“数字法”，只考虑“是否人人都有保障”这一种情况，“是”就是1，“否”就是0。两种方法结果如图：
根据比较可知，毛泽东时代所有老百姓的基本生存权都有保障，“特别是”的时代则毫无保障。这与“阶级斗争是要人活，‘优胜劣汰’是要人死”的结论完全一致。 对这个结论有人肯定不干：“特别是”了，市场经济了，“优胜劣汰”了，财富多了、生活好了、自由了……怎么叫你一说居然成这样了?
这正是问题的实质：牺牲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权，换取少数人的大发横财。这叫什么?叫“谋财害命”——三聚氰胺牛奶是谋财害命，转基因主粮是谋财害命，豆腐渣工程是谋财害命，地沟油是谋财害命，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买断工龄是谋财害命，企业改制、企业破产、MBO是谋财害命，强制拆迁是谋财害命，医疗产业化是谋财害命，教育产业化是谋财害命，住房产业化是谋财害命，环境污染是谋财害命，假冒伪劣是谋财害命，出卖国家经济金融主权是谋财害命，制造冤案是谋财害命，纵容“律师党”、“法律人”买卖法律是谋财害命
……看不起病、买不起房、上不起学、养不起老、活不起也死不起……所有这些都是谋财害命的结果，都是“优胜劣汰”的必然产物——“优胜劣汰”本身的真正含义就是谋财害命：为了发我的财，所以害你的命。不谋财害命，就不可能“先富起来”。把这一切起个好听的名字，就叫“优胜劣汰”。谋财害命才是“特别是”时代的核心内容，才是私有制的市场经济的真正本质。所有“精英”的所有上窜下跳、声嘶力竭、天花乱坠、花样翻新拆穿了真正内容只有一个：谋财害命。
把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谋财害命说成“致富”是个弥天大谎。“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含义：“富裕”之富，“富豪”之富。只含含糊糊地说“致富”而不确切说明究竟是“致”哪一种“富”，这是通过玩弄文字游戏搞阴谋诡计。“富裕”之“富”与“富豪”之“富”根本不是一回事。一个社会可能人人都“富裕”，但不可能人人都是“富豪”。“富裕”含有“收入能够满足合理的生活需要”的意思。度量的标准是自己的收入与自己的需要相比，与奢侈和攀比无关，是一种客观而理性的度量。公有制条件下可以实现整个社会人人都“富裕”。也就是说，“穷人都能富裕”是可能的。
“富豪”不仅含有“收入远远超过合理的生活需要”的意思，而且含有“收入远远超过其他人”的意思，度量的标准是奢侈和与其他人攀比：不穷奢极欲不能算“富豪”。收入不让别人望尘莫及不能算“富豪”。因此“富豪”的标准是个无底洞，永无止境。凭这就可以知道，一个社会能当上“富豪”的永远只能是极少数。说“穷人都能变成富豪”是弥天大谎。
靠工资吃饭能做到“富裕”，但做不成“富豪”(那些能自己给自己开工资和灰色收入的“老总”不算)——要让打工族凭工资收入变成“富豪”、达到奢侈和别人望尘莫及的水平，这工资该给多少?怎么核算?如果老板对人人都这么发工资，肯定破产。可见“富豪”决不能单靠工资吃饭。单靠工资吃饭的决当不了“富豪”。能当 “富豪”的只能是“老板”和自己给自己开工资的“老总”。“富豪”手下无“富豪”——如果让手下都成“富豪”，都达到“奢侈”，钱给光了都不够。“富豪”的手下只能是“打工族”，每个富豪必然对应着一群“富不了的人”。一个人当了“富豪”，就必然有大一群人不但决当不了“富豪”，而且必须贫困。凭这一点就可以说，“富豪”之“富”的“先富带后富”没门。“富豪”之“富”的人人皆富没门。
亚当.斯密说：“哪里有巨大的财富，哪里就有巨大的不平等。有一个巨富的人，同时至少有500个穷人，少数人的富有，必定是以多数人的贫困为前提。”(对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的这一论断，“主流经济学家”们从来视而不见。他们大肆吹捧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赞扬那只“看不见的手”，因为他们是专门用这“看不见的手”“捞世界”的“三只手”。
——所谓“学术道德”、“学者的良知”不过如此。)“富裕”之“富”与“富豪”之“富”截然相反，水火不容：有“富裕”之“富”就没有“富豪”之“富”，有“富豪”之“富”就没有“富裕”之“富”。一旦以“富豪”之“富”为“富”就休想“全民皆富”。想靠“富豪”之“富”实现“全民皆富”是“缘木求鱼”。
恩格斯说：“这些先生们以为，只要改变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称，就可以改变这一事物本身。这些深奥的思想家，简直是开我们的玩笑。”恩格斯当年揭露的“深奥的思想家”的把戏中国文匪“精英”们现在仍捧为至宝：把“资本家”改称为“民营企业家”，把“私有经济”改称为“非公有经济”，把违法犯罪改称为“不规范”……如今则用含含糊糊的一个“富”字混淆“富豪”与“富裕”的区别，想让老百姓把根本不可能的“人人皆富豪”误解成完全有可能的“人人皆富裕”，把“先富起来”误解为“人人皆富裕”的第一步而不予反对。说的是“人人皆富裕”，干的是“唯独我富豪”——用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优胜劣汰”对多数人搞谋财害命，最终“劣汰”掉他们。这是中国文匪“精英”用文字游戏搞阴险卑鄙的理论诈骗的典型案例。
对于被文匪“精英”的“优胜劣汰”判了死刑的绝大多数“劣汰”者来说，“特别是”、私有制的“市场经济”的实际意义不是“穷”还是“富”，而是“死”还是“生”;不是“要穷还是要富”，而是“要死还是要活”。不管文匪“精英”如何拼命鼓吹各种眼花缭乱天花乱坠来美化“特别是”和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也休想回避掉这个最核心最关键的实质要害。
四.“优胜劣汰”与中国文人
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读书起家的劳心者一概称为“知识分子”不妥。这不但等于在逻辑上不加区别地无异议地承认了这样的人有知识、代表了有知识的人，而且客观上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误导效果，让人觉得“知识”=“读书”，“读书”必有“知识”。实际上这样的人得一分为二，有真才实学的才是“知识分子”;徒有其名的只不过是“知识骗子”。为了避免误导，对读书起家的劳心者不能不加区别地一概称为“知识分子”，只好简称为“文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中国文人作为整体自古以来便享有高于普通老百姓的特权。不管哪朝哪代，只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不变，中国文人的特权地位就不变。这种特权使中国文人不需要与普通老百姓同命运，不需要与国家同命运，不需要钻研学术，只要钻研权术即可。只要保有这种特权，中国文人就不怕跟老百姓“优胜劣汰”，因为特权使中国文人跟老百姓相比永远处于“优胜”地位。这导致中国文人历来最关心的事是尊孔，只要尊孔就能确保中国文人的特权。
孔孟之道的统治地位随着中国的落后挨打沦为殖民地半殖地而破产。中国文人寄生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千古特权也随着孔孟之道一起土崩瓦解。中国文人要继续保持对老百姓的特权，就只能投靠国际资本主义，仰仗国际资本主义的支持继续获得特权。要获得国际资本主义的撑腰就必须充当国际资本主义侵略中国、压榨中国、向中国转嫁危机、把中国作为世界资本主义的“排毒垃圾场”的帮手，就必须帮助国际资本主义摧毁中国的一切抵抗，就必须用西方的“普世价值”消灭中国的民族主义。
孔孟之道是让中国文人直接获得特权。“普世价值”是让中国文人间接获得特权——讲“普世价值”就得讲“民主”、“自由”，而只要一讲“民主”、“自由”，中国文人就能确保自己有高于普通老百姓的特权，因为“民主”、“自由”的确切内容是由他们来解释和发挥的，涉及多少亿人生死的决策是由他们私下决定的——决策“优胜劣汰”、规定谁是“优”谁是“劣”时“民主”了吗?决定“下岗分流”、“买断工龄”时“民主”了吗?决定强行推广转基因主粮时“民主”了吗?
文人“精英”们一再强调要“民主”不要“民粹”。普通老百姓都参与决策作主的大民主就是“民粹”，决不允许。把占绝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都排除在“民主”之外，剩下来真正能享受“民主”、决策作主的可不是只有文人“精英”了吗?这难道不是特权?
“自由”意味着“不受制约”、“不负责任”。而整个社会实际上只有成了知识骗子的文人“精英”才真正有条件不受制约、不负责任——工人出了废品要受惩罚，医生开错了刀要受追究，而决策把几万亿的中国人民血汗变成外国白条、把中国搞得污染遍地有毒食品泛滥、把中国社会搞得四分五裂矛盾重重的“专家学者”们何曾有过任何制约、受过任何追究、要负任何责任?换了普通老百姓，如果出了差错造成的损失哪怕只有他们的百分之一也必然受到严惩，甚至判刑。这些文人“精英”整天要求制约这个，制约那个，唯独从来不要求制约自己——唯一的制约就是“学者的良心”、“道德的血液”。
出了那么多祸国殃民的馊主意，一句“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就全赖了帐。这难道不是特权?“精英”这个提法本身就是特权的象征，就充满着“优胜劣汰”的傲慢。只要自称“精英”，立刻就来了一大堆言外之意：老子是“优等”，老子高人一等，老子要“优胜”，你们都是“劣等”，只配被“劣汰”掉——别看仅仅一句“精英”，背后却包含着无限的凶狠残酷杀气腾腾。
把持着话语权的中国文人鼓噪“民主”、“自由”其实跟“老虎张贴告示”是一个逻辑：“至于利爪尖牙，理应例外宽大，允许自由使用，无论啃咬撕抓。本虎决不垄断，权利均分大家”——“普世价值”就是这样使中国文人获得特权的。
只要有特权，中国文人就有恃无恐，就不怕跟老百姓“优胜劣汰”，因为特权使他们能够决定谁是“优”、谁是“劣”、决定如何评判“优”、如何评判“劣”;使他们能够始终让自己处于“优胜”、让别人处于“劣汰”。特权使中国文人不需要辛辛苦苦地做学问，不需要严格认真地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不需要靠创造财富或靠为创造财富服务来谋生;只要想方设法把“文人精英至上”的软权力转化为现实的硬权力或与现实的硬权力挂上钩就能够高高在上不劳而获。
特权使相当部分中国文人成为精神贵族，本能地把一切是非问题都归结为高低贵贱问题——这样的人判断是非的原则不是实事求是，而是地位身份;看待一切的出发点不是“皇帝没穿衣服”，而是喊“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没有资格说话。这样的人与人争辩的基本逻辑不是争辩是非，而是争辩身份优劣——全力以赴证明对方是不配生存的“劣等”，然后咬定其观点也属于“劣等人”的劣等见解，一文不值，无需一驳，从而不战而胜。这样的人搞争辩必是一开口就搞人身攻击，必是靠宣布对手“脑残”、“智障”、“弱智”、“精神病”、“无知”、“愚蠢”、“孤陋寡闻”、“低能”、“懒惰”、“失败者”之类来代替事实、逻辑和道理。
在正常人看来，争辩靠摆事实讲道理。说对方“脑残”、“智障”，如果不是事实，那自己就是在撒谎，理亏在先;如果是事实，那自己就是在欺负残疾人。欺负残疾人算什么本事?谁会认为打瞎子、骂聋子、耍疯子之类是了不起的英雄壮举?而那些拥有特权、迷恋“优胜劣汰”的中国文人却从不这样看，因为他们只会把问题性质变成欺负残疾人，只会用人身攻击来代替是非争辩，只会用比赛身份特权的“优胜劣汰”取代比赛真理事实的“优胜劣汰”。
特权使中国文人作为整体从不与普通老百姓处于平等地位，从不真正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从不真正关心国家命运，从不真正关心科学研究，从来只真正关心自己名利。特权使中国文人作为整体彻底退化。虽然最爱喊“优胜劣汰”，实际毫无竞争能力，有特权才“优胜”，没特权必“劣汰”，一旦失去特权立刻一筹莫展，一事无成——“百无一用是书生”、“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们从来不能理论联系实际，从来不能联系人民群众，从来不能凝聚人民，即便个别人在一时一事上能正确地认识世界，也从来不能凝聚起成功地改造世界所必要的物质力量，在历史面前仍然毫无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无一出自于中国文人之手。
两千多年来中国文人作为整体毫无建树，只会重复孔孟之道。如今同样毫无建树，只会重复西方的“普世价值”——连给“普世价值”起个象样的名字、下个确切的定义的本领都没有，只会一味地鹦鹉学舌照搬照抄。
且不算历史上对中国科技进步毫无贡献、对世界一无所知、对中国的落后挨打大有贡献的老帐，就简单算算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人作为整体都干了哪些大事：是领导了救国，还是领导了建国?是当了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还是成了统一中国的领导核心?是使中国从农业化转为工业化的决定因素，还是扭转中国命运的主要力量?作为一个群体，中国文人在所有这些中国命运的关键过程中起了多大的作用?老实讲，无足轻重，甚至可以说毫无作为，都是别人流血牺牲拼命拼搏，他们坐享其成还指手画脚。
国难当头之际，从不见中国文人能挽狂澜于既倒;民不聊生之时，从不见中国文人能悬壶济世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历史实践已经一再证明中国文人作为整体来说没有任何组织能力，没有任何领导能力，没有任何凝聚力，没有任何正确认识世界的能力，没有任何成功改造世界的能力，甚至形不成独立自主的政治观点，政治上只会鹦鹉学舌、照搬照抄、机械模仿、简单重复、刻舟求剑、东施效颦。他们从来尔虞我诈、一盘散沙、自私狭隘、鼠目寸光、多谋寡断、有言无行、不切实际、纸上谈兵、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甚至从来成不了一支独立自主的政治力量。从古到今他们除了给国内外强者当“政治二奶”之外从来别无出路，别无选择。
中国文人作为整体领导不了别人，只能被别人领导。但作为个人则并非人人一概如此。追求真理的优秀者能够超越文人特权的局限，在变革世界、救国救民的实践中进入正确领导的行列。真正的知识分子能接受别人建立起来的正确领导，在正确的领导之下学以致用，发挥所长，如鱼得水，找到为国家为社会为民族做积极贡献的用武之地。只有死抱住特权不放的知识骗子不自量力，没有能力领导却偏要领导，自己建不起正确的领导又拒绝接受别人的正确领导，从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样的人生存离不开特权，有特权才“优胜”，没有特权必“劣汰”。拥有对普通老百姓的特权是这类中国文人的生命线和核心利益。因此对他们来说，高于一切的利益是获得特权，高于一切的恐惧是丧失特权，高于一切的政治诉求是确保特权，高于一切的主人是赋予特权的人，高于一切的敌人是反对特权的人。
这就决定这种人永远把中国文人对普通老百姓的特权状况作为判断一切是非的唯一标准：
——中国文人没有特权的时代必须是最坏的时代，不坏也必须说坏;
——中国文人享有特权的时代必须是最好的时代，不好也必须说好;
——任何主张赋予中国文人特权的人都必须是好人，不好也必须说好;
——任何反对赋予中国文人特权的人都必须是坏人，不坏也必须说坏;
——任何社会问题都是中国文人的特权还不够多所致，必须靠增加文人特权来解决。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得出一个自己私利所需要的结论：只有赋予中国文人高于普通老百姓的特权，社会才能进步，国家才能搞好。
明白了这点就可以明白这种中国文人的全部逻辑：为了确保文人特权，必须证明中国文人拥有特权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必须证明中国文人没有特权的时代是最坏的时代。自己吃不着的葡萄必须是酸的，自己做不到的事必须是不必要的。自己在中国历史转变关头毫无建树，就必须让人们相信中国的这个历史转变是错误的、毫无价值的。不能用救国和建国的实际成就证明自己，就必须让人们相信救国和建国都是假的，不但多此一举，而且是大灾大难，否则就无法自圆其说：为什么自己对国家命运毫无作为还必须拥有特权。
这种私利的需要使这些中国文人必须把外国侵略、中国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变成殖民地、中国人饱受压榨欺凌甚至南京大屠杀等等都说成“文明进步”的好事;必须一笔勾销中国人一切反抗，必须全面否定全部中国革命——从辛亥革命到中国革命、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一概否定，甚至连爱国都必须否定，所以才创造出“爱国贼”这一举世无双的“罪名”。同样，为了确保自己的特权，所以又创造出个“迫害知识分子罪”这同样独一无二的“罪名”。
明白了这点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这种中国文人如此疯狂地仇恨毛泽东时代：在毛泽东时代他们对普通老百姓不拥有特权，不能不劳而获，不能招摇撞骗，不能仗势欺人，只能跟大家一样实事求是地用实践成就证明自己，只能靠自食其力为生。
所以他们必须否定毛泽东时代的一切——只有把毛泽东时代说得暗无天日漆黑一团，才能证明“中国文人没有特权的时代是最坏的时代”，才能证明“中国文人享有特权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才能确保今后再无人挑战“必须使文人拥有特权”的结论，才能确保自己的私利。因此毛泽东时代以外的任何时代都必须是好的，即便那时中国挨打受侵略、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老百姓如何受压迫压榨屠杀也没关系。因为如果承认毛泽东时代以外的时代不好，就等于承认了“原来知识分子享有特权并不能把国家搞好”。同样，如果承认毛泽东时代的任何成就，不管是大陆统一、社会安定、和平环境、奠定工业化基础、两弹一星、抗美援朝、边界自卫反击、国家从毁灭走向强盛……承认任何一项是正面成就都等于承认了“原来知识分子没有特权时国家也能搞好”。这一切都有损于确保文人特权，都不能容忍。由此可知，这些中国文人无孔不入污蔑诽谤毛泽东并非当真无知，而是私利的需要。
实事求是地讲，毛泽东不赋予中国文人特权也是被逼出来的，要救国救民强国就不能不如此。中国文人作为整体向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谁盲目依靠谁垮台——当年毛泽东辛辛苦苦创立了根据地积攒起一点力量，被一群“海归”书生三下五除二干净利落地毁了个精光，根据地武装力量损失90%，白区力量损失100%。有如此无情的事实、血淋淋的事实明明白白地放在眼前，谁还敢、谁还肯把如此废物继续当神仙供?
别说赋予特权，连信都不敢相信了——没有这种自下而上的普遍愤怒和怀疑情绪，张国涛未必能那么轻易地实现公然大肆清洗知识分子，甚至把戴眼镜的都当奸细杀。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能够坚决顶住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盲目疯狂，坚持吸收、团结、改造、重用知识分子，其胸怀气量和眼界与张国涛相比简直天上地下。(格外讽刺的是，如今到处扣“迫害知识分子罪”大帽子的中国文人却一边大骂当年坚持保护吸收知识分子的毛泽东，一边对当年大杀知识分子的张国涛竭尽美化之能事，还特地在长征路上为张国涛立塑像，可见这些人为了反毛，为了自己的特权私利，什么事实都顾不上，什么逻辑都可以毫不犹豫地当破烂卖。)
毛泽东保护知识分子并非为了向知识分子卖好，而是为了原则：救国救民。而要救国救民就必须实干，必须动真格的而不能来虚的，这就注定毛泽东不可能迁就中国文人的种种陋习，只能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坚持改造思想，坚持让知识分子用实干的成果证明自己而不靠文凭文章自吹自擂证明自己，使他们必须跟其他人一样靠客观实践的成果生存而不是靠主观的夸张生存。要干实事干大事就不能不如此。严酷的环境也一再已证明任何其他做法都行不通。这当然要得罪那些坚持私利特权的中国文人。
令这些中国文人格外受不了的是，随着毛泽东把中国带上现代化的轨道，他们赖以获得特权的基础被大大削弱了——毛泽东简化了汉字，普及了教育，推进了工农群众知识化，这就伤了这些文人特权的根——中国传统文人门槛很高，读文言文，用繁体字，说话用语和老百姓说完全脱节，难学难记，导致老百姓绝大多数都不识字。那时只要读点书、识点字就能与众不同，就能让人望而生畏，就自然而然高人一等，就能轻而易举获得特权。而如今“识文断字”对老百姓不再神秘，“文人”在老百姓心目中自然也就不再那么神。鲁迅说：“如果文字易识，大家都会，文字就不尊严，他也跟着不尊严了。”这当然是那些离不开特权的中国文人受不了的。(所以才会起劲叫嚣恢复繁体字。不过如今更时髦的做法是用新的高门槛——外文、论文、文凭——来拉开文人与老百姓的距离，以此作为新的获得特权的根据。)
更令这些文人“精英”咬牙切齿的是，毛泽东用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教育了全国老百姓，把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斋里解放了出来，使之变成工农兵大众认识世界的锐利武器。老百姓知道了真理来自实践，一切理论知识必须受实践的检验的根本原则，从此不再对文人学者无条件迷信，盲目崇拜——比如我敢于不迷信“学者”、“专家”的头衔，发现他们信口开河就敢老实不客气顶回去，底气就是来自毛泽东时代学到的唯物论的认识论。我如此，其他老百姓也如此。这当然就打破了文人“精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话，当然要使那些没有真才实学、一贯靠头衔虚名唬人、滥竽充数招摇撞骗的文人“精英”大为光火。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干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事：战争、建国、建设、创业、奠基、大规模工业化、“两弹一星”……干实实在在的事只能用实实在在的人，有真才实学的人，能凝聚绝大多数人一起把事干成的人。这些实实在在翻天覆地的宏伟实践是无情而公平的检验，使中国文人中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如钱学森、钱三强等如鱼得水，颖脱而出，大显身手，大有用武之地;同时又使中国文人中滥竽充数、徒有其名的知识骗子们原形毕露，丑态百出，狼狈不堪，威风扫地，再也不能招摇撞骗，再也没有理由高高在上保持特权。这当然让他们对毛泽东时代无比失落，无比愤恨。
不但如此。根据毛泽东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原则，人人平等，不管是工农兵还是教授学者都只有社会分工不同，能力大小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就从根本上摧毁了中国文人特权的基础，断了他们“精神贵族”的根，打破了老百姓对文人的千古迷信。对于那些千方百计靠这种迷信维持自己对老百姓的特权的中国文人来说，这是最不能容忍的事。在他们看来，如果没有毛泽东，就没人如此彻底地破除这种迷信;没有毛泽东，他们还可以继续使老百姓相信建立人与人平等的社会是不可能的。而毛泽东成功地把人与人平等的社会活生生地摆在了面前，写进了历史，让人们第一次知道实现人与人平等不是神话而是可望而又可即的事。这一切不可能不使那些把特权视为命根子、从骨子里蔑视老百姓的中国文人对毛泽东恨之入骨。
另一个因素就是嫉贤妒能的狭隘心理——知识骗子们比读书比不过毛泽东，比智慧比不过毛泽东，比能力比不过毛泽东，比贡献比不过毛泽东，比威信比不过毛泽东，比魅力比不过毛泽东，毛泽东学贯古今中外创造了毛泽东思想而他们只会鹦鹉学舌重复孔孟之道和“普世价值”;毛泽东救国建国翻天覆地而他们一事无成;毛泽东成了千古巨人而他们却如蛆如蝇，如粪如土……所有这些都使这些自私阴暗心胸狭隘的中国文人对毛泽东不可能不仇恨欲狂，不可能不以十倍的努力、百倍的疯狂妖魔化毛泽东。
由此可知，并不是毛泽东存心跟某些中国文人过不去，而是这些中国文人特权私利的需要与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冲突。不管是谁，只要以救国救民强国兴邦为最高原则就不可能迁就他们的私利特权，就不可能不得罪他们，就不可能不引起他们的不满和仇恨。中国历来干实事必遭小人谤，不招人妒是庸才，何况毛泽东干的是救国救民扭转乾坤的大实事。那些疯狂妖魔化毛泽东的中国文人不过是集数千年之卑鄙无耻、嫉贤妒能、挟私报复、诽谤正气、陷害忠良之大成而已。
当然还必须看到问题的另一面：这些文人狂热地无孔不入地妖魔化毛泽东的真正目标并不完全是冲着毛泽东，而是冲着今天的老百姓的头脑——我既然没能阻止毛泽东创造历史，那就必须消灭这段历史;我既然没能阻止毛泽东用历史事实证明建设人人平等的社会是可行的，那就必须把这个历史事实从老百姓头脑里抹掉歪曲掉;我既然没能阻止毛泽东发现真理，那就必须消灭真理，必须使老百姓不相信真理，甚至根本不知道有真理。一句话：把毛泽东揭示的真理消灭掉，使这个世界回到没发现真理之前的蒙昧状态。
但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徒劳，尤其是在信息化的今天——真理一旦被揭示被发现，再硬把真理从人类头脑中抠掉，可能吗?当人们知道地球绕着太阳转之后，再硬逼着人们相信太阳绕着地球转，可能吗?当人们知道地球是圆的之后，再硬逼着人们相信地球是方的，可能吗?当老百姓知道建立人人平等、公正廉洁的公有制社会已有多年成功的先例，再硬逼着老百姓相信人人平等、公正廉洁的公有制社会是不可能的妄想，可能吗?当老百姓已经知道没有文人“精英”的特权才能搞好中国社会这一事实之后，再硬逼着老百姓相信文人“精英”必须有特权，可能吗?
这正是令那些恨透了毛泽东的中国文人最抓狂之处：明明知道真理一旦被人类认识就不可能从人类头脑中铲除，但为了私利又必须向“不可能”挑战，做这根本做不到的事，结果只能是恶性循环：越做不到越抓狂，越抓狂越做不到——越疯狂妖魔化毛泽东毛泽东的影响越大，毛泽东的影响越大妖魔化毛泽东越疯狂。但这不顾一切的疯狂的客观效果却往往适得其反：一贯撒谎、处处撒谎、得意洋洋公开吹嘘自己的“打左灯向右拐”如何如何成功，却又要你相信他说毛泽东如何如何坏都是真话;一贯自私自利、公然宣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却又要你相信他闹“普世价值”是为大家的利益——滑稽不滑稽?
“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追求对老百姓的绝对特权同样导致这样的中国文人的绝对腐败。历史上，特权造成了中国文人的整体退化。如今，特权使某些中国文人把自己逼上了绝路——他们按自己的私利需要指导和把持了“改革开放”，一切决策都是完全按照他们的理论和主张来的：文人“精英”决定一切，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国际接轨”，“融入世界”，“救美国就是救中国”，“有水快流”，“先污染后治理”，“带血的GDP”……落入了客观规律的作用范畴，就不可能逃脱客观规律的支配。
走上了私有制市场经济之路，就不可能逃脱私有制市场经济“优胜劣汰”源源不断大批制造生存危机的规律。“融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就不可能逃脱国际资本主义源源不断向中国转嫁生存危机的规律。被国际资本主义置于殖民地地位，就不可能逃脱无处转嫁自己生存危机的规律。这些铁规律无情作用的结果就是生存危机的有进无出和无限积累。经过几十年的日积月累、量变引起质变，如今中国社会堆积的生存危机已经接近饱和，整个社会贫富极端悬殊，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火药库，上上下下惊恐不安，惟恐被一颗偶然的火星引发大爆炸。
只要有哪怕一点“学者的良知”、“道德的血液”、一点爱国爱民的情怀，就不可能对如此危机无动于衷，至少要认真调查研究，从根本方向上找找原因——毛泽东说：“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
然而那些鼓吹私有制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中国文人呢?完全相反，不但固执己见，而且变本加厉，想都不想就开出一堆药方：“深化改革”、“消灭国企”、“政治改革”、“普世价值”、“多党制”、“宪政”、“司法独立”……如果不健忘，应该记得“特别是”以来这些文人是如何得寸进尺、步步紧逼的：先是口口声声“改革是为了健全公有制”、“改革是为了改善国有企业”，然后是“效率优先”，然后是“只要开放私有制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然后是“产权明晰”、“破产重组”、“无主论”、“冰棍论”、“吐痰论”、“靓女先嫁论”、MBO，然后是“私有财产入宪法”、“物权法”，然后是“公有制没有生命力”、“国有企业破坏市场经济”……以“改善国有企业”的名义开始，以消灭国有企业的结果告终。
对这样的适得其反，这些中国文人从无任何解释。他们每次都保证说，问题没解决是因为卡在某一环，只要去掉这个障碍就一切迎刃而解，而每次都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使问题更严重，于是再找新的借口再紧逼一步，最后消灭了国企、取消了公有制。到这时所谓“健全公有制”、“改善国企”的动听口号就再也不提了。如今不过是故伎重演，把用“经济改革”消灭国企的同样手法搬到政治上来——又是先信誓旦旦声称只要“政治改革”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又是没有任何确切的保证措施，又是准备一出现问题再找新借口，又是存心以“改革”为名消灭现有的东西，只不过上次要消灭的是公有制和国企，如今要消灭的是中国。
恩格斯说：“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最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险关头，要拯救大家的生命，所有的人就得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危机关头无民主。没有共识无民主。你死我活无民主。没有权威无民主。在中国被私有制市场经济“优胜劣汰”制造的生存危机和国际资本主义转嫁而来的生存危机压得透不过气、贫富极端对立、社会严重分裂、阶级矛盾空前激化、根本无共识可言的情况下，鼓吹放手让那些尔虞我诈、一盘散沙、自私狭隘、鼠目寸光、多谋寡断、有言无行、不切实际、纸上谈兵、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甚至从来成不了一支独立自主的政治力量的“政治二奶”们出来你争我夺国家政权——这明摆着是蓄意让中国分崩离析，彻底瓦解。
为什么如此?很简单：私利。私有制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把中国带进了绝路。那些把自己的一切都压在私有制市场经济的中国文人如果承认现实，那就必然身败名裂——抗日战争他们毫无贡献，解放战争他们毫无贡献，建立新中国他们毫无贡献，在中国实现工业化他们毫无贡献，“两弹一星”他们毫无贡献……
在扭转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的命运的历史过程中他们毫无作为，拿不出一样站得住脚的东西证明自己有资格享有特权，只好拼命贬低否定中国的这一历史转折的必要。“改革开放”是他们证明自己真正伟大、确是“精英”、应该享有特权的唯一的历史机会。但他们又实在徒有其名，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号称权威，却根本拿不出自己的东西，只能生搬硬套外国的一切，结果引起中国社会越来越严重的危机。
对此他们完全束手无策，一直靠不断地找借口、不断地强词夺理、不断地推卸责任混日子。如今眼看快混不下去了。如果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无能，那他们就再也没有任何理由证明自己是“精英”、应该享受特权。而一旦没了特权，他们就再也玩不转“优胜劣汰”，就轮到自己被“劣汰”。这是他们绝对不能容忍的事。
更令他们不寒而栗的是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历史责任的前景——他们的“优胜劣汰”把无数中国老百姓推进了“劣汰”的绝境;他们的“先污染、后治理”、“带血的GDP”使中国遍地是毒;他们“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择手段的谋财害命危害了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生存——古人云：“虎毒不食儿”、“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盼母归”;而强制推广转基因主粮这种断子绝孙的损招简直禽兽不如，不折不扣的狼心狗肺、丧尽天良。
他们干了这一切，实实在在把国家害惨了，把老百姓害惨了。如今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文人”这个词已经彻底破产——过去普通老百姓谈到文人的负面印象时顶多是“纡腐”、“傲气”、“卖弄”之类，而如今则充满了仇恨：“阴险”、“狡诈”、“凶狠”、“歹毒”、“杀人不见血”……连这些文人自己也承认，“知识分子的声誉从来没有这么低过”。
这些文人干了这一切，最怕被追究责任——他们自己很清楚：如果追究责任，老百姓决饶不了他们，更不会容忍他们再享有任何特权——你都把人家置于死地要“劣汰”了，还能指望人家对你客气?既然根本没打算承担责任，那就必须推卸责任。要推卸责任，就必须把中国搞垮——中国垮了，四分五裂了，才能一劳永逸地确保没人追究他们的责任。中国不死他们就得死。为了自己不死，必须让中国死。这正是这些文人“精英”的一贯原则：“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明白了这一切，就能明白如今那些满口“政改”、“优胜劣汰”、‘市场经济”和“普世价值”的文人“精英”搞垮中国的心情甚至比外部敌人都迫切——这是他们特权的需要，是他们私利的需要。跟这样的人苦口婆心讲什么国家生存民族生存纯粹是白费唇舌，因为他们的最高原则是谋私，是自己的特权，为了自己的私利连亲娘老子都能当破烂卖，何况国家民族。
判断“私有制市场经济必然‘优胜劣汰’、必然源源不断无限制造生存危机”、“‘融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必然被迫接受国际资本主义源源不断地转嫁的生存危机”、“‘融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必然被被置于殖民地地位、生存危机必然有进无出无限积累直至崩溃”等论点正确与否的权威不是口舌之争而是实践——如果错误，那就是说中国社会危机能自动消除，这些论点自然不攻自破，无需争辩;如果正确，那就是说中国社会危机将有增无减，这些论点自然不胫而走，同样无需争辩。
毛泽东思想二三十年前似乎被打入了冷宫，而如今却如凤凰涅磐，浴火重生。其关键并非主观的夸张，而是客观的实践——形势比人强。一个人被“优胜劣汰”判了死刑陷入绝境，马上就能重新认识毛泽东的公有制，右派们在这个人身上煞费苦心几十年建立的妖魔化毛泽东的谎言大厦一瞬间就能全部崩溃付诸东流。私有制市场经济越来越深入，“优胜劣汰”规律发挥越来越彻底，被“劣汰”掉、陷入绝境的人越来越多，认同毛泽东思想的人自然水涨船高。
右派们谋财害命的实际行动比他们的强词夺理和文字游戏更有说服力。它使越来越多的人明白过来：问题的要害不是“回不回到”某个时代，而是“优胜劣汰”要剥夺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权;不是“穷与富”的问题，而是“生与死”的问题。被“优胜劣汰”判了死刑的人要生存，就只有找毛泽东。因此在中国制造“毛泽东热”的真正大功臣不是所谓的“毛左”，而是右派，是右派的“优胜劣汰”。没他们的倒行逆施，“毛左”们再拼命宣传毛泽东思想也不会有如此效果。难怪毛泽东说：“‘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名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
“存在决定意识”。人一般都是只认同符合自己利益需要的真理。只有追求真理的人才能超越自己的存在而认识真理。超越自己的个人利益、从国家和绝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角度出发认同毛泽东思想的人是主动追求真理的人，如的骨干们。因自己的生存需要与毛泽东思想揭示的真理一致时能认同毛泽东思想的人是被动接受真理的人。你就是说破天，“优胜劣汰”的既得利益者或自以为能从“优胜劣汰”中获得好处的人也决不会认同毛泽东思想。
因此追求真理的人没必要把时间精力浪费在满脑子“优胜劣汰”的文人“精英”们身上，而需要把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放在被“精英”的“优胜劣汰”判了死刑的人们尤其是工农群众身上——他们的存在决定他们能够接受毛泽东思想而决不会象右派文人“精英”那样强词夺理、颠倒黑白、胡搅蛮缠。尤其如果采取面对面、人对人、心交心、一传十、十传百等“原始”的交心宣传方式，那右派文人“精英”靠把持的宣传机器强行封杀的看家本领也将彻底破产——他们永远不会也不敢直接找工农群众面对面宣传他们的一套。因此在这方面他们永远休想跟拥护毛泽东的左派竞争。
私有制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要人死。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要人活。“优胜劣汰”必导致阶级斗争。玩火者必自焚。为一己之私企图用“优胜劣汰”灭绝中华民族的右派文人“精英”到头来必将被他们想灭绝的人民用阶级斗争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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