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晟：世行毒药威胁立国之基

世行报告颠覆中国立国基础

——“中国当前面临的信息舆论战”之二

钟晟 深海智库研究员

2012年3月5日

目录

本文概要

一、世行报告的出笼背景

1、世行报告要求中国进一步大规模私有化国企，否则会面临经济危机

2、世行报告从根本上否定胡锦涛过去10年的政策，并试图影响下一代领导人

3、报告寄希望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二把手刘鹤能确保高层接受该报告

4、最具争议的话题是国企私有化--报告体现佐利克、盖特纳等美国政府大员的意图

二、“6000天计划”（缩减国企规模到10%）--世行报告的要害内容

1、世行报告明确提出国企份额应从当前27%缩小到10%

2、通过大力支持民营企业的方式加快创新步伐

3、让民营部门获得足够融资，抓住“绿色”机遇

4、让私营机构介入社会保障领域

5、瓦解中央政府财力，确保地方政府财力，促进私营企业发展

6、要求中国开放资本项目，让热钱自由出入

三、世行的前科：中国第一轮大规模私有化的幕后黑手

1、世行《1996财年中国经济报告》的主要内容

2、90年代中后期国企陷入困境的原因

3、世行对中国人民欠下的血债

四、世行报告意图颠覆我党我国根本的阶级基础

1、国企高管是国企私有化的阻力吗？

2、世行报告代表当今中国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3、国企私有化的阻力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及同情底层的官员、知识分子

4、世行报告的意图正是要颠覆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的阶级基础

5、近代史血与铁的结论：只有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才能复兴中华民族

五、世行报告颠覆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逻辑和根本思想

1、世行报告鼓动的私有制经济有多大合理性？

2、公有制企业是垄断企业吗？

3、中国国企的弊病，正是遵从世行建议的恶果

4、私有制经济必然导致剥削和通货膨胀

5、大规模公有制经济—民主社会的基本标志

6、假如世行报告的逻辑成立，国家危矣！

本文概要

“世行报告就中国一些在政治上极为敏感的经济问题展开论述，目的是要对将于今年走马上任的下一代中国领导人产生影响。报告对过去10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领导下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质疑。”报告中详细说到，国有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应从目前2010年27％的水平将下降到2030年约10％。世行2012年2月份抛出的这份以国企私有化为纲领的“6000天计划”并不是第一次作案，世界银行，正是中国90年代第一轮大规模国企私有化的幕后黑手。世行报告所代表的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国内外的大资本家阶级，这个阶级尤其是国外垄断资本对国有企业虎视眈眈。假如世行报告的逻辑成立，中国共产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完全是一个错误。

一、世行报告的出笼背景

2012年2月27日，世界银行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合作撰写的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在世界银行网站上以英文版及中文概要的方式公布。[1]

2012年2月29日21世纪网报道称，在国资委强烈反对下世行报告在发布前被迫大量删改：“国资委提出强烈反对意见，并就此给财政部回文，认为《报告》提出的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降低国有经济所占比例的建议违反宪法，有颠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嫌疑，并要求与相关机构展开辩论。”“财政部就此安排了国研中心专家与国资委官员进行直接交流。最终，《报告》根据国资委要求做出了大量删改。”[2]

世行报告发布会也遭受国资委的抵制：“21世纪网从消息人士处独家获悉，如果不是因为国资委此前的反对，2月27日世行报告发布会的规格将会更高，本已列入邀请名单的超百家中外媒体最终也被缩减至十几家。”[3]

由此我们可以获知，在国资委的强烈反对下，世行网站公布的报告虽然保留了其基本的观点，但已经删去了那些锋芒毕露的内容。

值得各方关注的是，在报告发布的前几天，这场信息舆论战就开始了，“六位参与报告编制和审核的人士”向美国《华尔街日报》透露消息进行吹风，这六位编制和审核报告的人士，显然是整个报告的核心骨干。2012年2月23日美国《华尔街日报》的这篇吹风报道《世行报告：中国急需深层次改革》，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可代表报告撰写者的真实意图，也同时曝光了这场信息舆论战的真实目的：[4]

1、世行报告要求中国进一步大规模私有化国企，否则会面临经济危机

《华尔街日报》2月23日报道称：“世界银行(World Bank)与一个中国政府智库联合编制的研究报告称，中国如果不进行深层次改革，可能会面临经济危机。报告敦促北京方面缩减庞大的国企规模，使之在运营模式上更接近商业公司。以上是《2030年的中国》(China 2030)给出的建议。据六位参与报告编制和审核的人士透露，报告将于下周一发布。”[5]

2、世行报告从根本上否定胡锦涛过去10年的政策，并试图影响下一代领导人

“上述人士（六位参与报告编制和审核的人士）说，报告就中国一些在政治上极为敏感的经济问题展开论述，目的是要对将于今年走马上任的下一代中国领导人产生影响。报告对过去10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领导下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质疑。在这段时间内，中国政府在国民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稳步扩大。中国目前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3、报告寄希望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二把手刘鹤能确保高层接受该报告

“2010年9月，佐利克访问北京期间提出了启动该项目的建议，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预计明年将成为总理的李克强批准了中国和世界银行的这一合作项目。报告的还寄希望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二把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高级顾问刘鹤，希望他能够确保高层领导认真考虑报告中反映的问题。”[6]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鹤是中国新自由主义组织“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主要组织者。其中的骨干有海闻、江小涓、李剑阁、李扬、林毅夫、刘鹤、刘世锦、刘伟、龙永图、楼继伟、茅于轼、盛洪、石小敏、宋晓梧、汤敏、吴敬琏、吴晓灵、易纲、张曙光、张维迎、周其仁、周小川等。[7]这份名单基本与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的骨干名单重合。正是“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导了中国过去十几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因此，我们看到，美国人希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高级顾问刘鹤……能够确保高层”接受这份世行报告，一点也不奇怪。

4、最具争议的话题是国企私有化--报告体现佐利克、盖特纳等美国政府大员的意图

“报告中最具争议的话题包括：如何管理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在中国的能源、自然资源、电信和基础设施等产业占据主导地位，并能够轻易地从国有银行获得低息贷款。

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和其他西方官员认为，对国有企业的补贴扭曲了国际竞争。在国内，批评人士则抱怨这些企业抑制了国内的竞争，利用垄断带来的利润扩张到其他行业，上交的红利却很少。

参与报告的人士说，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认为，资产管理公司应该对国有企业加以监管。资产管理公司应该努力保证这些企业依照商业规则经营，而不是为了实现政治上的目的。国有企业应该将被认为是无关的业务出售，使私营企业更容易在所产生的新领域里竞争。

佐利克上个月在芝加哥对经济学家发表讲话说，中国需要限制国有企业扮演的角色，打破垄断，让所有制多样化，降低私营企业进入市场的门槛。”[8]

显而易见，“六位参与报告编制和审核的人士”通过《华尔街日报》透漏消息进行吹风，这显然不是个体行为，而是该报告的主导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及世界银行—在有意利用《华尔街日报》进行信息舆论方面的工作。因此《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报道，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世行报告的真正战略意图。

二、“6000天计划”（缩减国企规模到10%）--世行报告的要害内容

尽管世行最终公开发布的报告已经被迫大量删改，但是该报告的主要内容完全与“六位参与报告编制和审核的人士”通过《华尔街日报》进行的吹风报道相吻合。

比如在报告提出：

“为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实现2030 年的发展愿景，中国需要在下一阶段实施新发展战略。邓小平先生倡导的改革使中国转向高速增长轨道，他在凝聚共识、推动根本性战略转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经历三十多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已经到达另一个转折点，需要再一次进行根本性战略转变。”[9]

此报告认为，“邓小平先生倡导的改革”是一次“根本性战略转变”，而今天的中国“已经到达另一个转折点，需要再一次进行根本性战略转变”。所谓“根本性战略转变”究竟是指什么呢？世行报告给出了所谓“六条重要结论”，其中第一条是最重要的关键点。这里对这六条内容我们逐条进行分析：

1、世行报告明确提出国企份额应从当前27%缩小到10%

报告提出：“第一，通过下列措施推进结构性改革以强固市场经济的基础，即重新界定政府职能，改革和重组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发展民营部门，促进竞争，深化土地、劳动力与金融市场改革。”

“政府直接提供的有形公共产品和服务相对减少的同时，需要提供更多的诸如制度、规则和政策之类的无形公共产品”。

“在企业部门，应重点关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包括公共资源的重新定位，引入包含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措施在内的现代公司治理，在必要情况下实施所有制结构多元化），发展民营部门，减少进入和退出障碍，加强包括战略性和支柱性产业在内的所有部门的竞争。”[10]

很多人认为世行报告没有提“国企私有化”，比如赵启正认为，“没在世行报告中查到国企私有化的建议”“股权多元化还不等于私有制，这点请大家在研究这篇文章时细心一点”[11]。他们理解的国企私有化，是指国企全部彻底的私有化。其实在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已经臭不可闻的今天，即便是铁杆的新自由主义者也不会愚蠢地主张国企的全面私有化了。在今天，即便是欧洲很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保留不少国有企业。于是当前新自由主义者的策略是避免提出“国企全面迅速私有化”那样的一次到底的“休克疗法”，因为这种建议明显是愚蠢幼稚的主张，或者说是恶意的别有用心的毒药，而且“休克疗法”在苏联、东欧、拉美众多国家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今天的部分新自由主义者退而求其次，他们主张分步骤、分批次、渐进的、逐步的私有化。具体地对于中国来说，就是不断要求缩小国企的规模，直至国企彻底私有化或者保留少量国企。即使仅有少量微量的国企，这也可以说并非“国企全面彻底私有化”，但是这和“国企全面彻底私有化”又有多大的差别呢？

我们再来具体分析世行报告给中国国企改革具体规划的路线图。在世行报告英文全文版第四章《企业部门》改革中，明确希望或者说“命令”中国国企从当前的27%的份额到2030年降低到10%的份额。报告中详细说到：“到2030年，成功的改革和由此产生的结构性变化会给中国留下一个非常不同的企业部门。……国有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目前2010年27％的水平将有所下降，到2030年约10％。很多行业将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得到很大的整合。”[12]

恐怕中国国企规模缩小到10%后，他们又进一步要求缩小到1%了。可是这跟全面私有化又有多大差别呢？

让中国国企大规模私有化，从当前27%的份额进一步降低到10%的份额，让所谓私营企业（在当前中国主要是外资）侵吞那退出的17%，这相当于当前国企规模的63%。换句话说，世行报告明确提出，未来18年内，当前国企资产的63%要卖给或者廉价送给以外资为主的私营企业。这就是此世行报告的首要战略意图。

2、通过大力支持民营企业的方式加快创新步伐

世行报告的第二点结论是“加快创新步伐，建立一个开放的创新系统。”在这一部分中，主要谈的是科技创新和人才保障方面的问题，具体到落实层面的建议，世行报告给出的是“提高长期风险资本对于新设民营企业的可及性”。

其实，不管是苏联、德国、日本、韩国还是美国，其高新技术的发展无不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植和支持。但是世行报告却重点强调让中国私营企业（包括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搞技术创新，这显然是别有用心地要在战略层面遏制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崛起。

3、让民营部门获得足够融资，抓住“绿色”机遇

世行报告的第三个重要结论是“通过市场激励、监管、公共投资、产业政策和制度建设等措施，抓住‘绿色’机遇。”涉及到具体的企业操作层面，世行的建议是“巨大的市场规模有助于快速推广成功技术以实现规模经济、降低单位成本；高投资率能快速更新原有的低效和高污染的资本品；日益增长和充满活力的民营部门如能获得足够融资，将对政策信号作出积极响应”。

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假如要搞低污染的绿色朝阳产业，应该重点让私营企业（以外资为主导）来搞。

要知道，所谓绿色朝阳产业，是高投入、高风险、长时间、低回报的产业，以追逐短期利益最大化为根本宗旨的私营资本是不愿投入的，这就是当前全世界仍然以高污染、高能耗为主，产业转型难以完成的根本原因。要走出能源危机，要搞朝阳产业只能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依靠当前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法有效推进。这一点，不仅社会主义者承认，很多发达国家资本主义政客也承认，因此他们搞了“绿党”去督促资本家转型。而世行报告却不顾今天人类历史的基本事实和逻辑，仍然鼓励以私营企业为主发展绿色产业。其实世行报告也知道私营企业不会去搞，因此它狡猾地提出“如能获得足够融资”，私营企业也会很积极。换句话说，就是政府大量给私企投钱，让私企大胆搞。问题是，只要政府一声令下，国企即便是低利润高风险，她们也会努力进军绿色产业，而私营企业则不会。世行从根本上是由资本家控制的，其报告自然会格外偏袒资本家。那么，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呢？

4、让私营机构介入社会保障领域

世行报告的第四个要点谈的是“社会保障”问题。其要点在于“动员社会各类主体——公共和民营机构，政府和社会组织——共担公共服务的融资、提供与监督职责。”

众所周知，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保障社会福利较好的欧洲，社会保障主要是政府承担的。美国罗斯福新政后依靠政府构建“社会安全网”，社会保障工作也有进步。80年代新自由主义兴起后，尤其是在里根及小布什时代，美国社会保障领域搞大规模市场化私有化，积累了无数的弊端和问题。今天美国总统奥巴马不得不重提政府在社会保障领域的职能，但仍然遭受右翼政客和大资本的抵制。放眼全世界，社会保障搞得好的国家，都是依靠政府。即便是在美国，社会保障方面比较好的领域也是政府主导的。凡是私人资本介入的地方，都是糟糕一片。而世行报告中竟然把私营企业和政府并列，鼓动让私营企业介入社会保障领域，把社会保障事业变成资本牟利的工具，真可谓丧心病狂。

5、瓦解中央政府财力，确保地方政府财力，促进私营企业发展

世行报告的第五个要点谈的是财政收入方面的问题。其主要内容是“通过筹集更多财政收入，确保地方政府有充足财力履行支出责任，建设稳健的财政体系。新发展战略所需的企业和金融部门、绿色发展、机会均等方面的大部分改革，对公共支出规模和结构都有重要影响。”

在这里，世行报告强调“确保地方政府有充足财力”，并非是考虑普通民众的利益，而是为了推动私有化。正如前四点所谈，无论是国企私有化还是让私营企业搞绿色产业，都会“对公共支出规模和结构都有重要影响”。为了有效地促进私有化，包括用政府的手段扶植私有企业搞技术创新和绿色产业，需要“确保地方政府有充足财力”，换句话说，就是为了推动私有化，财力不能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

80年代初，美国首席战略大师布热津斯基向美国国务卿提交了一份《推演计划，美国和苏联之间进行斗争的地缘政治结构》的报告，布氏在报告附注中指出：“不只是又一份关于苏维埃制度弊病的文件。这是行动指南。”这份报告的意图试图肢解苏联，其中写道：

“使帝国(苏维埃)分散意味着引起它解体……任何颇大的分散--即使完全在经济范围内--都将加强非俄罗斯民族苏联公民之间潜在的分裂主义情绪。经济分散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政治分散。”[13]

世行报告的基本思路，无论是肢解和私有化国企，还是强调“确保地方政府有充足财力”，其实都是从根本上限制中央政府干预和调节经济的能力，是对布热津斯基“经济分散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政治分散”之策略的灵活运用。

6、要求中国开放资本项目，让热钱自由出入

世行报告的最后一个要点提出“通过成为全球经济积极的利益攸关方、主动利用多边体系和框架并影响全球治理议程，形成中国与世界互利共赢的关系。”

而世行报告提出的两个具体建议全部是毒性很大的药方：1、“作为全球经济的关键利益攸关方，中国应在挽救陷于停滞的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保持积极态度，在区域贸易安排中倡导‘开放的区域主义’，支持达成多边投资协议。”2、“中国金融体系的国际化涉及开放资本账户等许多工作，需要稳步推进。不过，这是人民币国际化进而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关键步骤。”

前者要求中国推进贸易自由化。后者要求中国推进投资和金融自由化。总而言之要求中国经济进一步的全方位开放。同逐步要求国企私有化一样（先让从27%降到10%，然后再从10%往下降），世行报告知道让中国一下子开放资本账户基本不可能，因此它提出“需要稳步推进”，不过它又强调这是“关键步骤”，换而言之就是早晚要开放，应尽一切力量尽早开放。

以上便是对世行报告主要六个结论的简略分析。我们看到，这六个药方，都是奇毒无比的毒药，其本质就是让国内外资本寡头控制中国的一切。

此次2012年的世行报告，跟当年美国中情局建议苏联搞的“500天计划”（以及拉美各国搞的休克疗法）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当年美国在苏联在东欧在拉美，受到的阻力较小，因此美国人提出的荒唐的短时间内大规模私有化的建议得到了落实。今天，有苏联、东欧、拉美的前车之鉴，中国不容易上当了，中国人对私有化改革的阻力更大了，再提类似“500天计划”肯定遭到中国人广泛抗议：你们把中国人当白痴吗？于是美国人提供的方案不得不改头换面地“现实”一些，提出到2030年18年内把国企私有化完毕，这差不多是“6000天计划”。因此，无论是当年美国给苏联提供的“500天计划”，还是今天给中国提供的“6000天计划”，其本质和意图都是一样的，都是让中国和苏联以最快的速度搞完私有化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佐利克在2月27日在报告记者发布会和研讨会上的讲话也完全透露了他们的意图与我们的上述分析完全一致。佐利克说：“报告也是现实的。改革并不容易，经常会遇到阻力。我们试图甄别改革的障碍，提出改革顺序和速效方案——易于实施改革的步骤。我们努力应对短期风险，同时也关注如何推动参与式改革，赢得社会各界的支持，建立基于实践的反馈体系。”[14]

总而言之，这份世行报告是针对中国当前政治力量格局的一枚精确制导炸弹。

三、世行的前科：中国第一轮大规模私有化的幕后黑手

世行2012年2月份抛出的这份以国企私有化为纲领的“6000天计划”并不是第一次作案。世界银行，正是中国90年代第一轮大规模国企私有化的幕后黑手。

1、世行《1996财年中国经济报告》的主要内容

96年前后，陈云去世，邓小平病危，正是中国改革的关键时期。世界银行在关键时刻发布的《1996财年中国经济报告》对中国经济提出了国企私有化的建议，并在随后的十年里得到中国新自由主义官员坚定地贯彻实施。

当时计委（发改委前身）委刊《宏观经济管理》对世行报告进行了翻译转载。《1996财年中国经济报告》的主要内容有：

（1）、鼓励中国继续实施高利率的紧缩政策

“由于1995年第四季度投资和生产再度增长的后劲，如果信贷过早扩大，通货膨胀也可能更加严重。上述这些考虑将使中国政府1996年初采取较为谨慎的货币政策”。[15]

（2）、鼓励中国将小型国企全部私有化，将大中型国企产权多样化，将盈利国企公司化

“由于贸易自由化和非国有企业的欣欣向荣，国有企业将通过参与激烈的竞争赢得市场。与此同时，政府削减了对国有企业的资助。这些压力促使企业特别是省、市级企业进行调整。如果上述办法均无效，就进行清偿。”

“将9万国有小工业企业通过出售和合并转为非国有企业规划的制订和执行。政府已表明了这一意向。第一阶段包括在两年内出售18个改革试点城市的2万家国有小企业。”

“通过产权多样化、债务重组、业务重组、鼓励合并和联合，甚至清偿来改进现存的1.4万大中型国有企业。对于资金亏损较小的国有企业，可通过裁减工人、投资引进新设备以及融通资金来解决。……严重亏损企业需要关闭，而高盈利的企业则可以公司化。”[16]

这里世行的报告针对国企的建议分三类：对于高盈利的国企，世行建议“公司化”，何谓公司化？就是说国企内部管理和治理要向外资和私企靠拢，说到底就是要扩大国企高管的权力和利益，让国企高管拿巨额高薪，败坏国企。对于国有小企业，世行报告建议让工人失业、把国企彻底私有化。对于大型国企，世行主张产权多样化，即部分私有化。

2、90年代中后期国企陷入困境的原因

众所周知，正是在1997-2007这十年时间里，中国国企私有化改革中存在严重的巨额国资流失问题。而国企私有化的理由，便是当时众多国企陷入困境。

90年代后期国企陷入困境的原因很多，比如一大批党性不强的蛀虫被任命为国企领导，很多人在国企外开办自己的私人公司，这些人必然要搞垮掏空国企，将国企资源往私人公司转移；国家长期对外资税收三减两免，对私营企业偷税漏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国家税收长期依靠国企承担，这等于让国企变相补贴私企和外资；等等……

长期以来，国企一直是国家税收大户。据河南省经济学会会长杨承训分析：“支持国家财力的税收为例，国有企业一直占大头，过去占70％左右，这几年由于其经济总量的份额下降，其税收比例虽有下降，但2005年与2002年相比税金增加了2237亿元，年递增16％，占当年税收的近56％（不包括金融业）。其税负要比私营企业高出4－10倍；而大量私营企业提高效益的手段之一则是偷逃税款，估计十多年来全国达10000亿以上（约等于建设5座三峡枢纽工程）；其资产有25.7％来自国有和集体企业，此比例在某部地区高达45.6％（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提供的数据）。”[17]

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孙学文指出：“私营企业快速增长，每年入榜的200或500个‘富豪榜’的平均资产也以5亿多元上升。但纳税仅占财政收入0.2%（1993年）～2.2%（1999年）。2003年全部非国有经济（又称民营经济）共计缴纳工商税2435亿元，也仅占当年全国总税收11.9%。2005年私营企业纳税2715.9亿元，仅占全国税收总额的9.4%和全国财政总收入的8.6%。”[18]

除了以上原因外，国家在90年代中期实施的货币紧缩政策，也是国企陷入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1996年5月1日央行制定的人民币贷款利率，一至三年为13.14%，三至五年为14.94%，五年以上为15.12%。[19]这几乎比今天的利率高一倍。当时中国的经济主体是国有企业，且国企融资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在长达几年的高度紧缩状态下，大量国企必然陷入困境。否则，假如今天中国再像90年代中后期那样实行五年这样严格的高利率货币紧缩政策，今天中国的绝大部分私营企业必然要破产。

抑制通货膨胀的关键是要增加供给、限制投机，而断不能按照弗里德曼的教导，单纯依靠货币政策，不问青红皂白地采取给广大国企断奶的方式。这不是宏观调控，更不是计划经济，而是休克疗法。而这种勒死国企的货币紧缩政策，正是世界银行的建议。奇怪的是，2005年以后，中国的经济主体已经以外资和私企为主，每年的通胀率远远高于90年代中期，但是央行再也没有实行那么严厉的货币紧缩政策。

3、世行对中国人民欠下的血债

改革开放以来，官僚腐败获得的财富从根本上看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税收形成的财政收入，即公款、国库，第二是拿手中权力为资本家服务从而获得利益。而后者其规模数目远远高于前者。前者属于一般性腐败，通过进行审计可以得到有效监督。当前突出性的官员腐败不再是贪污公款之类的初级型腐败，而是更加隐蔽、无法监督的腐败，即利用手中权力为掌握巨额财富的资本家阶级服务从资本家手中获得非法利益。当前中国最腐败的新自由主义官员为资本家服务的重要手段，就是推行国企私有化改革，将国有企业廉价卖给资本家（即这些官员的老婆儿子亲戚朋友）。

90年代后半期，在世界银行建议下，中国实行了国企改革和国退私进的私有化，这个进程伴随的国有资产流失是共和国第一腐败大案，其腐败金额远远高于其他类型的腐败金额总和，其危害更是难以估计。但由于追究国资流失可能会撼动新自由主义官员的私有化路线，所以他们一直竭尽全力阻止劳动者对国资流失的追究，甚至猖狂到命令司法机关对涉及工人维权、国企改革案件不予受理的程度。《最高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20]伴随着国有企业被扼杀，多少劳工大众失去了国家主人身份，沦为受资本家阶级剥削的奴隶。几千万下岗工人的生活的绝对水平还不如1979年的毛时代，男的被迫去当小偷，女的被迫去卖淫的，不计其数。

由于中国不能侵略其他国家，中国劳工阶级的苦难程度远远高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资本来到人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其他国家一样是极其血腥的，中国的国资流失及私有化进程，和英国资产阶级搞的羊吃人、美国资产阶级搞的屠杀印第安人，日本资产阶级屠杀中国人一样，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最无耻地资本运动。

世界银行（及其背后的垄断资本和新自由主义官员、学者）对中国人民可谓血债累累。

四、世行报告意图颠覆我党我国根本的阶级基础

此次世行报告的最大特点是抓住一些片面的事实为根据，完全无视中国当前基本的阶级与社会环境，抽象地推销新自由主义理论。这个报告的基调认为，他们主张的私有化改革代表人民大众的利益，而私有化改革的阻力是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其实现实情况与世行报告的基调完全相反，支持私有化改革的正是国内外的大资本家及其政治和学术代言人，这是当今中国最大的利益集团。而反对私有化改革的，正是人民大众及其同情底层人民的官员学者。

1、国企高管是国企私有化的阻力吗？

2012年2月28日，华尔街日报报道《佐立克预计中国将采纳经济改革建议》：“世界银行(World Bank)行长佐立克(Robert Zoellick)称，他预计中国下届领导班子将采纳该行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周一共同发布的报告中关于全面经济改革的许多建议。……佐立克表示，中国领导人及他本人都认为，那些已从现有体制中受益的部分官员和行业将对改革形成阻力。即便如此，佐立克仍称，中国的改革很有可能取得进展。”[21]

佐利克认为“那些已从现有体制中受益的部分官员和行业将对改革形成阻力”，换句话说，那些阻止国企私有化改革的官员是出于自身的个人利益，这完全是颠倒黑白。众所周知，自90年代中期国企大规模私有化以来，主张国企私有化、参与国企私有化的官员是中国所有官员中获利最大的群体，这些官员的老婆儿子亲朋好友都以民营企业家的身份参与国企私有化改革，侵吞了数万亿的国有资产，摇身一变成为暴富阶层。相关官员如出于自身利益出发，只能是积极地推动私有化而不可能阻止私有化。即便是国企的高管，如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他们也会主张私有化、搞MBO、自己拿国企的大量股份。

2010年8月19日，时任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一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专题报告会上透露“目前央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年薪)5.4万。”[22]而对2009年A股上市公司高管年薪的全样本梳理可以得出结论“上市央企CEO平均年薪61.6万元。”[23]

可以看出，央企中最高工资和平均工资的差距在10倍左右，这远远低于当前私企内部的工资差距：和央企同等规模的私企高管一般年薪都比央企高很多，而私企普通员工工资比央企低，更重要的是，私企的主要利润被资本家攫取，其收入又比私企高管高很多。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新自由主义势力的主导性越强，改革越彻底，市场化越充分，国企治理与私企和外企接轨越完全，国有企业内部越腐败、两极分化程度越大，比如中国国有金融企业的高管年薪远比国企委管理的央企高管年薪高。比如极力主张市场化私有化的普世价值派领袖、招商局董事长秦晓为手下招商银行高管马蔚华2007年定的年薪是963万。[24]这在国资委管理的央企当中是难以想象的。

当前一百多家央企总资产在28万亿左右，并将很快突破30万亿。[25]假如搞私有化，让两百个央企高管CEO瓜分这30万亿资产，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假如搞MBO让管理层持大股（50%以上），每名高管平均获利750亿元，相当于私有化前每个央企CEO工作12万年的年薪。即便是每个高管拿1%的股权，每个高管也有15亿元，这相当于私有化前每个CEO工作2400年的年薪。所以即便是考虑到当前央企高管CEO的灰色收入，其数额与私有化的获利远远不能相比。

所以，佐利克“那些已从现有体制中受益的部分官员和行业将对改革形成阻力”的判断完全是黑白颠倒、指鹿为马。

2、世行报告代表当今中国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假如佐利克及世行报告的建议在中国得到落实，获利最大的无疑将是中国当前的国内外的大资本们。其次获利最大的，是当前央企的高管CEO及主导国企私有化改革的官员和学者。谁的利益受损？一定是广大央企普通职工以及全中国的老百姓，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国企的所有者。而世行报告推荐的国企私有化改革，其本质就是国内外的大资本家伙同新自由主义官员和学者对全国老百姓的一次赤裸裸的彻底抢劫。

据胡润研究院2011年9月17日在京公布的2011胡润百富榜，“1000名上榜企业家，平均财富59亿元，相比两年前上涨51%。”[26]

而就在五个月前，2011年4月12日，胡润研究院和群邑智库联合发布《群邑智库•2011胡润财富报告》，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十亿富豪大约有4000人，全国百亿富豪大约有200人。”其具体内容有：“报告称，目前全国十亿富豪大约有4000人，其中1363人为阳光财富，即《2010胡润百富榜》的上榜富豪，其余为隐形财富。十亿富豪中，企业主的比重占95%，企业占其所有资产的75%。”“报告指出，全国百亿富豪大约有200人，其中97人为阳光财富，即《2010胡润百富榜》上的百亿富豪，其余为隐形财富。百亿富豪中，企业主的比重也占了95%，企业占其所有资产的80%。”[27]

通过胡润研究院的最新数据可以分析出：

1、中国大约有4000个十亿富豪，其中1000名阳光富豪的平均财富为59亿。一般情况下，隐形富豪财产比阳光富豪更多。我们可以估算出，这4000名十亿以上的富豪总财产至少高达24万亿，跟中国央企资产总额接近。央企CEO平均年薪是60万，即便是考虑其灰色收入，与这四千富豪相比，只能算作中产阶级。

2、千名富豪资产相比两年前上涨51%，也就是说，在两年内，中国顶级富豪的财产增长了51%。也就说，4000名富豪两年来总资产至少增长了8万亿，平均每年增长4万亿。即中国4000富豪最近几年年收入至少是4万亿。

3、在这4000富豪中，95%是企业主，即资本家。那两千多名隐形富豪都是什么呢？其中一定不乏中国自由派官员的老婆儿子亲朋好友。这就是中国自由派官员为何主张私有化、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的重要原因。

3、国企私有化的阻力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及同情底层的官员、知识分子

通过胡润研究院的数据可以分析（胡润的所使用的数据全部是是公开的、透明的数据）：当前中国最富有的4000人之阶级身份是大资本家，他们每年的总收入在4万亿以上。

中国广大人民的状况呢？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29229元”。[28]而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指出“200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已达到3587元”[29]，而这个数据普遍被认为高估。换而言之，中国四千富豪一年的收入至少等于10亿农民的收入、至少等于1.4亿城市在岗职工的收入。也就是说，中国四千资本家富豪一年的收入几乎等于工农大众一年的收入。

值得关注的是，胡润研究员统计的只是中国本土资本家的财富。而早在2007年之前，已经有数据指出“我国工业经济市场份额31%已经被外资经济控制,工业经济安全进入危机状态;我国工业某些行业市场份额30%以上或50%以上或70%以上被外资经济控制”。[30]而外资一般拥有自己的独立的高新技术和自主品牌，其利润率比中国本土企业要高很多。也就是说，外国资本寡头每年在中国获得的收益比中国本土的四千富豪要高很多。这四千本土富豪和那些外资寡头正是中国当今的最大的既得利益阶层。

4、世行报告的意图正是要颠覆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的阶级基础

以上所述，就是中国当前基本的阶级关系。通过本节的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诸如工人、农民、国企高管、国外资本家、本土资本家的收入和财富状况都已经十分清晰。十分明显的是，私有制经济的大泛滥，正是当前中国社会两极分化、阶级矛盾冲突严重的主要病根。那么，世行报告主张的当前28万亿的国企进行私有化，将其股权卖给或者廉价送给国内外的大资本家们，谁是最终的得利者呢？无疑是国内外的大资本家们。

中国如果采纳世行报告的建议，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的程度必然更加加重，中国共产党将彻底丧失其执政基础(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支持。总而言之，世行报告的意图正是要颠覆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的阶级基础。

2012年2月27日世行网站公布了世行报告的新闻稿。其中谈到：“报告还告诫说，要把目前城市同等水平的服务和社会保障扩大到超过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村居民和农民工，会给财政带来很大负担，实施时须审慎。”[31]世行报告竟然建议中国暂缓给农民及农民工基本的社会保障，其理由是财政负担很大。这一点充分证明世行报告站在谁的立场讲话。的确，给全民以基本的社会保障，当前财政的确压力很大。但是原因何在？不正是因为四千本土富豪资本家及那些国外的资本寡头，他们每年的收入远远高于10亿中国人民大众的收入吗？不正是因为中国国企的份额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太低吗？不正是因为中国对国内外大资本们的税收太低吗？

可以说，当前中国仅剩的一百多家大型国有企业，是中国老百姓的命根子，是维护中国经济安全的中流砥柱。中国如果要解决当前两极分化的问题，建设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必须进一步扩大国企的实力和份额，并对外资和私企富豪加大税收力度。

面对中国两极分化比美国欧洲还要严重的这种现状，即便是搞普世价值与美国、欧洲接轨，中国也应当至少加大对国内外大资本家们的税收，比如征收高额的遗产税，来缓解社会保障的压力。但是世行报告却建议中国放弃全民社会保障，连美国欧洲都实行的资本主义改良政策都不容中国实行，世行报告居心何在？

世行报告的都是中外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们对中国工农大众何其残忍，对国内外的大资本家又何其地屈膝逢迎。

中国会接受世行报告，自我瓦解自己的执政基础吗？我们拭目以待。

5、近代史血与铁的结论：只有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才能复兴中华民族

某些人认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完全不需要国企，依靠私企照样可以。这种观点其实彻底违背了中国人民自1840年以来近200年的残酷历史所得出的血与铁一般的结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实际上进入20世纪初，自帝国主义形成之后，中国已经丧失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最后时机。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更多地跟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而第三世界的国家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更多地跟民族解放、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正如毛主席所说：“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32]

以上这种状况的出现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必然规律。无论是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还是第三世界的资产阶级，其本性就是利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种手段追求资本的增值，追求本阶级或者大资本阶级的利益最大化。因此，处于优势地位的发达国家资产阶级对外表现出强烈的殖民主义和对外侵略的倾向，用对外侵略来缓和内部危机。而第三世界国家资产阶级同样是出于维护本阶级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他们倾向性的选择是屈膝投降，与国际垄断资本合作，共同镇压本国劳动人民的反抗，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如果要与国际垄断资本对抗，并取而代之，其风险太大。于是第三世界国家资产阶级有很强的卖国性、买办性，无论你是分析汪精卫还是分析蒋介石，都是如此。即便是有两面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其买办性也往往占主要方面。因此，第三世界的资产阶级主要是卖国主义的，所以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民族复兴使命的完成往往需要更多地动员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力量，这样爱国主义的旗帜主要由无产阶级扛起，于是第三世界的爱国主义便天然地和社会主义亲缘。

第三世界大国那些脱离人民、压迫人民的统治精英，无论是官僚地主、是宗教神权还是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都只能是卖国的奴才。而这些国家的周边小国，则有可能依附在西方帝国主义身上走向帝国主义道路。比如，英美系帝国主义一直有扶持日本对抗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所以日本一直没有遭受清朝中国那样极端残酷的侵略，而日本明治维新则受到英国的大力支持。1894年日本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1904年日本与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乃至1931年918事变，其背后都是英美势力。日本实力膨胀后，也想摆脱英美的控制，于是联合德国挑战英美霸权妄图迅速统治世界，但被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所阻击，最终在美国原子弹的威力下最终仍然转了一个圈成为了美国的军事基地，又成为继续对英美势力抗苏联和中国的棋子。同样中东的以色列也是类似角色。可以说，自帝国主义为统治核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没有一个大国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走向复兴，变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亚洲的日本和韩国，如果不是英美用之来遏制中国和俄罗斯，也不可能成为二等和三等的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由于中国本土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依附性，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是由工农大众及中国共产党完成的。同样，中华民族的复兴同样不能依靠以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生存动机的资产阶级，这个任务仍然只能有工农大众及中国共产党来完成。建国前三十年，中国工农大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初步完成了国家的工业化，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在各个工业领域都掌握了一定的核心自主的高新技术，其中两弹一星、核潜艇、运十大飞机等项目就是典型代表。改革开放后，国有工业体系遭受新自由主义势力的干扰和破坏，中国经济体系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便一直下滑。在前三十年，中国国企搞了多少高新技术？最近三十年，国家重点扶植私营企业，他们也发展了三十年，但他们的主要兴趣除了炒房地产、炒地皮、炒煤炭、炒粮食之类暴利投机行业外，便是依靠剥削廉价劳动力的血汗工厂，对中国科技进步的贡献可以说基本为零。中国当前自主技术主要在国企手中，私营企业仅拥有一点微乎其微的核心技术，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大多也是继承和侵吞前三十年国企的遗产。正是这个原因，中国的境况比非洲等最不发达国家还是要好很多。

三十年来，中国国企私有化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核心产业和核心技术被外资控制，而中国本土资产阶级，本质上只是依附于国际垄断资本的买办阶级。正如为了个人利益一心要把民族品牌卖给外资的汇源老总朱新礼所说的那样：“企业确实要当儿子养，但是要当猪卖……品牌是无国界的，是为全人类服务的，不应该用民族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卖企业不是卖国。”[33]在中国所谓四千本土富豪中，能够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的微乎其微，绝大多数都是朱新礼一类的角色，在国际垄断资本一统全球（即所谓全球化）的今天，没有国有企业的坚强后盾，没有中国共产党及工农大众的奋力抗击，中国所谓的本土四千富豪，只能像朱新礼们那样，最终成为大大小小的买办，这是由资本的本性所决定的铁律。

五、世行报告颠覆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逻辑和根本思想

以上内容我们分析了世行报告的出笼背景、主要内容及真实意图，并进行了简单的批判。在此部分中，我们进一步理性剖析世行报告的新自由主义逻辑。

胡锦涛在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34]

对比世行报告中强烈的新自由主义理念，我们深感“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这一论断的重要性。

1、世行报告鼓动的私有制经济有多大合理性？

世行报告主张中国国企要大面积私有化，其背后必然隐含两个基本论点：1、国企和公有制必然是低效的、失败的、弊病重重的。2、私有企业是高效性、公平的、正义的、天然合理的。所以，消灭国企，走资本主义私有化道路，是必然之路。

众所周知，“私有制比公有制更有效率、更加公平”这个论断是新自由主义的第一核心理念。世行报告便是依据这个理念要求中国国企大规模私有化。

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认识上，即私有制究竟是否合理，究竟是否会带来剥削和两极分化？

假如有一个地主，他拥有一大块土地，他雇佣10个无地农民在土地上耕作。在这个地主的有生之年，他没有参加任何劳动，仅仅凭借他对土地的所有权，便获得了农民的绝大部分劳动成果，其实这些劳动成果完全可以再买10块地。他还可以把这块土地传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仍然可以不参加任何劳动，仍然继续凭借他对土地的所有权，继续占有农民的绝大部分劳动成果。这种现象显然是不合理的不劳而获现象。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叫做剥削。

在上述案例中，把地主改成资本家，把农民改成工人，把土地改成工厂，整个结论仍然成立：

假如有一个资本家，他拥有一个工厂，他雇佣10个工人在工厂里劳作。在这个资本家的有生之年，他没有参加任何劳动，仅仅凭借他对工厂的所有权，便获得了工人的绝大部分劳动成果，其实这些劳动成果完全可以再建10个工厂。他还可以把工厂传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仍然可以不参加任何劳动，仍然继续凭借他对工厂的所有权，继续占有工人的绝大部分劳动成果。这种现象显然是不合理的不劳而获现象。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叫做剥削。

正如马克思对人类历史所总结的：“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不论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贵族，伊特剌斯坎的僧侣，罗马的市民，诺曼的男爵，美国的奴隶主，瓦拉几亚的领主，现代的地主，还是资本家。”[35]

恩格斯曾指出，认为“土地垄断是贫穷困苦的唯一原因，……医治此病的药剂就是把土地交给整个社会”曾经是“李嘉图学派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极端派提出的”。[36]也就是说，认识到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看到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并不是一件复杂的高智商的问题，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凭借自己的智力完全能够明白，世行报告的们只要不是白痴也能明白。但是自从“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现代社会主义者要求土地应该共同占有，为共同的利益而共同耕种，对其他一切社会生产资料——矿山、铁路、工厂等等也是这样”[37]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就不得不装弱智了，他们很多人就连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也不承认了。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只有一个人一开始就以所有者的身分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作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另一些已经成了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隶。”[38]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财富(包括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从根本上看有两个来源：第一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第二是来自人类自身的劳动。人类社会创造的价值来自于人类劳动的创造。按照公平正义的理念，来自大自然的财富，应该平等地分给每个人，使每个人都平等地是自然界物质财富所有者；由人类劳动创造的财富，应该根据人的劳动付出量公平地分配财富。如果一个人凭借各种手段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这如果不是偷盗、抢劫、诈骗，就是剥削。

地主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即世行报告所谓当今民营企业家，其实很多是自由派官员的老婆儿子亲戚朋友）便是属于这样的阶级，他们不投入劳动或者仅投入很少的劳动，仅仅依靠他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就无偿占有了劳动者绝大部分劳动成果。

资本家阶级在产生的初始阶段可能还较多地参加一部分劳动。随着资本的扩大，理论上看，企业里所有的工作都可以通过雇佣劳动的方式来解决，如雇佣职业经理人，雇佣技术员，雇佣体力劳动者。而资本家们则逐渐可以完全脱离劳动，他什么都不用干，仅仅凭借企业的所有权来剥削其他人的劳动成果。所以，既然资本家不投入任何劳动都能获得大部分劳动成果，那么当他投入劳动时，也必然存在剥削。可以说，职业经理人的出现揭破了所谓资本家养活工人的最后一层遮羞布，因为任何资本家的劳动都能通过雇佣职业经理人来完成，但职业经理人做同样工作所获得收入仅仅是资本家的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仅仅是由于他们没有企业所有权。

2、公有制企业是垄断企业吗？

世行报告及国内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指责国有企业是垄断企业。可以是，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毛泽东，从未说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是垄断企业。苏联的国企从未被定性成垄断企业。而毛时代三十年的国企也从来没有被定性成垄断企业，即便是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国企也从未被定性成垄断企业。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不是垄断企业。把国企定性成垄断企业，并以反垄断的名义消灭国企，这完全是自90年代后半期新自由主义改革派主导中国经济改革之后发生的事情，是新自由主义分子发起的一场信息舆论战。

经济学意义上的垄断一词的概念，生产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中，其本质含义是一个人或者少数人的独占。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对垄断一词的解释是：

“垄断monopoly  在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一个大企业或少数几个大企业对相应部门产品生产和销售的独占或联合控制。”[39]

垄断(monopoly)这个概念所描述的经济现象，主要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当中，其最本质的东西，就是个人或者少数人通过独占，获得高额利益。

所以垄断的概念根本无法安在国企头上。如果非要成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为垄断企业，需要称之为全民垄断，应与传统意义上的私人垄断进行区别。

垄断的真正含义，显然是指这样的状态：一个或者几个企业，独占了某个行业的产品销售和供应，而购买者是竞争关系，这样，这个企业就可以任意提高产品价格来剥削购买者，而剥削利益归少数人所有。

全民所有制企业是属于全民的，其利润也归全民所有。假如说国企必然就是垄断企业，必然要剥削人民，从逻辑上原理上无法成立，这相当于说人民剥削人民自己。

在马克思看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少部分人垄断生产资料，都是少部分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剥削大部分没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

资本主义分所谓自由竞争阶段与垄断阶段。自由竞争阶段，资本家的数量多些，垄断阶段，资本家数量少些。但是这种划分仅仅是在资本家内部观察的结果。实际上从全社会看，资本家人数再多，相对于工人也是一小撮。无论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还是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都是一小撮人垄断控制了生产资料，这一小撮人可以通过这种垄断权力对没有这种权力的无产者进行剥削。

资本主义根本没有出现过所谓绝对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早期的所谓自由竞争，仅仅是资本家间的自由竞争，而不是资本家与工人间的自由竞争。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仅仅是资本家阶级通过垄断控制了生产资料，并通过这种垄断性的权力剥削工人。

也就是说，按照马克思的定义，今天的外资企业、私营企业才是垄断企业，当然大型私营企业比小型企业垄断程度更高。而恰恰国企不是垄断企业。国企从制度设计上是归全民所有的，代表全民的利益。而外资和私企是归一小撮资本家所有的。按照原理，全民利益当然高于一小撮资本家利益。即便是将国企和私企及外资同等对待，这就相当于把全民利益跟一小撮资本家利益放在同样地位，这本身就是让一小撮资本家享受特权。世行报告甚至要让私人资本的地位高于国企，显然是在为了国内外的资本家阶级进行不合逻辑的无耻辩护。

3、中国国企的弊病，正是遵从世行建议的恶果

当前中国的国企从根本制度设计上看，是属于全民所有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国企的干部、高管应该是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真正的共产党员。但是如果国企管理者是新自由主义官员任命的，那么他们肯定没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再加上人民大众对其监督不够，于是国企在某种程度上会蜕化为官僚所有。

比如前文所述，新自由主义势力在金融行业最大，而国有金融企业高管巨额高薪问题以及系列腐败问题，都是一种变质和蜕化。而这种蜕化，正是世行报告主张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改革的结果。而国资委主管的一百多家央企则相对好的多，因为央企高管薪酬尚未跟同等规模企业的外资和私企接轨，如果真要接轨，恐怕当前很多央企的年薪至少会涨到一千万。也就是说，如果改革真正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来搞，国企会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的性质，但是如果改革被新自由主义势力主导，国企首先会首先蜕化成某种程度上官僚所有的企业，再蜕化成私人资本家所有的企业。

举例来说，让招商银行高管马蔚华拿巨额年薪，跟搞MBO让“马蔚华们”控股招商银行有质的不同，前者是让马蔚华拿九百万，而后者则是让马蔚华们拿八百亿（招行市值）。无论是拿九百万还是拿八百亿，都是不合理的现象。如果你痛恨其拿九百万，反而去支持其拿九百亿，显然是一种别有用心的阴谋。

在私营企业中，由于资本家对工人有巨大的剥削，为了维持这种剥削，资本家一般会给高级职业经理人多于他劳动价值的工资。这就是说企业高管尽管不是资本家、没有企业的所有权，但是他凭借他接近资本家的地位，参与瓜分了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也变相剥削了工人。大型私企和外企的高管拿高薪，其实正是在剥削工人。国企高管的年薪自然不能与之接轨。也就是说，国企分配上应该消灭剥削，首先，企业净利润归全民所有而不能让少数人独吞。其次，同等规模的企业，高管年薪应该比私企和外资高管低，而普通员工工资应该比私企和外资员工高。

世行的阴谋分两步，第一步先让国有企业进行资本主义“公司化”改革，扩大国企高管的权力和利益，减少官员腐败的成本，使国企变成某种程度的官僚所有的企业。比如世界银行《1996财年中国经济报告》便明确提出让高营盈利的国企“公司化”，即国企内部治理向外资和私企靠拢，国企高管年薪和同等规模私企和外企接轨。

第二步，世行及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再借人民大众对国企高管高薪及腐败的痛恨，煽动进一步的国企私有化，让私人资本瓜分国企。而第二步的危害其实比第一步更严重。而2012年的此次世行报告，便是这个目的。

4、私有制经济必然导致剥削和通货膨胀

其实，在西方经济学里的垄断分卖者垄断(Monopoly)和买者垄断(Monopsony)。什么是买者垄断？比如沃尔玛和家乐福这样的巨型超市，对很多生产厂家来说，由于它是唯一的或者主要的购买方，许多生产厂家必须通过超市打开城市市场销售其产品，因此，沃尔玛和家乐福可以极大地压低进货价格。

资本家剥削工人，就是一种典型的买者垄断(Monopsony)。在资本家们的眼里，购买工人劳动力和购买原材料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都必须尽量压低价格。但是问题在于，整个社会生产资料所有权是归少数人资本家所有垄断的，而工人之间的竞争比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更激励些。因此，整个资本家阶级因为人数较少很容易就可以联合起来，极力压低工人的工资，剥削工人。我们可以看到的情况是，一个工人所能找到的合适的就业岗位是有限的，而且是无数的人在竞争这个岗位。工人被资本家雇佣，在企业内，资本家是主人，工人完全是雇佣奴隶。工人面对资本家，完全没有自己劳动力的定价权。劳动力市场的定价权在人数极少的资本家阶级手里，因为这一小撮人，垄断了劳动力购买市场。

只要工人之间劳动力供应之间的竞争程度超过资本家之间购买劳动力的竞争，那么工人便被资本家剥削。

当然，如果工人很少，资本家很多，资本家之间竞争程度超过工人，就是另一番情况了。这种情况只在想象中存在，在现实社会中，由于生产资料的集中，永远不会出现。

也就是说，在一个行业里，无论资本家是1个还是100个还是1000个，他们相对于亿万工人就是一小撮。只要劳动力供应方是亿万工人，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就会远远小于工人劳动力间的竞争，这些资本家就是垄断资本家，他们通过压低工人工资的这种方式剥削工人劳动力，这是资本第一大剥削手段。

同样的，在一个行业里，无论资本家是1个还是100个还是1000个，只要产品购买者是亿万工人消费者，其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就会远远小于工人消费者间的竞争，这些企业就是垄断企业，他们之间很容易达成价格同盟，一起涨价，剥削劳动者，提高企业利润。再加上一些投机资本的囤积炒作，加大了这种通胀和涨价。资本家们就是通过涨价-通货膨胀这种方式剥削工人消费者，这是资本的第二大剥削手段。看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再看看这些年出现的“蒜你狠”、“姜你军”等现象可以明显看出来，私有制及少数资本家对产品的供应垄断，是通胀的根本动力。

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虚伪的兄弟，但面对着整个工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40]

5、大规模公有制经济—民主社会的基本标志

自私有制产生以来的人类历史，都处于这样的一个阶段：生产资料相对被少部分人垄断，而庞大数量的劳动力之间则是相互竞争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如此：生产资料被资本家阶级垄断，而同时，劳动者之间却在相互竞争，相互比贱，使工人的工资仅仅维持在工人劳动力勉强完成简单再生产(即生存并抚育后代)的水平上。

工人如何才能防止自己被剥削呢？最起码，所有的工人须团结起来，组成团结一致意志坚定的工会及无产阶级政党，这个政党掌握政权，将生产资料收归全民所有，这样工人就可免于被资本家剥削。

总而言之，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生产资料所有权，才是人的第一人权，也是一个社会最根本性的权力。谁控制了它，谁就是这个社会最根本的主人。一个公平、民主、自由、人权的社会，必须要消灭剥削，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基本条件。在这个意义上看，美国不可能是民主、自由、人权的社会。假如美国真的是人民当家作主，怎么会继续让资本寡头垄断资本和生产资料并剥削人民大众？难道美国人民天生奴性强，乐意当雇佣奴隶，而且一当就是二百年？

世行报告、佐利克、盖特纳及国内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一方面极力仇恨国企、咒骂国企垄断、鼓动消灭国企，另一方面又主张国家在政治上的民主、自由、人权。其实这两个主张完全矛盾。其实如果一个国家是民主的，即人民当家作主的，国有企业当然就是人民共同占有、共同做主的企业。民主的国家必然要消灭对人民大众的剥削。所以一个民主的国家，必然要建设大规模的国企。只有资本家阶级专政的国家，才会仇恨国企、消灭国企，把国企卖给资本家，把工人变为雇佣奴隶。

6、假如世行报告的逻辑成立，国家危矣！

以上所讨论的内容，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逻辑，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逻辑，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立军逻辑。

想想90年来，共产党是怎么诞生的，是怎么发展壮大的吧。无论是组织工人运动、工人罢工、工人起义，还是组织农民运动、农民起义、打土豪分田地，无论是隐蔽战线的地下工作还是公开战场的武装斗争，其基本的逻辑就是认为：地主、及国内外的资本家对工人、农民有剥削，工人农民等人民大众受一小撮地主和国内外资本家的压迫，而人民解放军的根本使命，就是要解放人民，解放劳苦大众，消灭剥削。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兑现对人民的承诺，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建立起了大规模的公有制企业，在30年时间里，依靠国有企业我们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在一穷二白（黄金都被蒋介石运往台湾）的基础上，中国实现与苏联、德国、日本相比毫不逊色的工业化奇迹。在前三十年里，公有制经济的实践基本上是成功的，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有些农村（如小岗村）村干部觉悟低，在某些国企里领导干部觉悟低，因此这些公有制经济体存在严重问题。为了适应这种状况，改革开放后，我们允许一部分私有制经济的存在，但是《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41]

邓小平于1985年3月7日指出：“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42]

《宪法》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何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本质就是要坚持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不变。可以说，《宪法》认为，私有制经济存在剥削，资本家凭借企业所有权获得利益（即按资分配）是一种剥削，《宪法》只允许这种剥削在局部范围出现，而且要使之受到公有制及按劳分配的限制。但是，即便是按照世行的报告，当前中国公有制经济也只占27%，已经远远不占经济主体，这已经严重违背了《宪法》及邓小平理论，而世行报告却主张还要继续大搞私有化。所以世行报告的逻辑和解放前中共的党章是完全对立的，世行报告的逻辑和毛时代的党章和宪法是完全对立的，世行报告的逻辑和改革开放年代的党章和宪法也是完全对立的。

所以，假如世行报告的逻辑成立，即地主对农民没有剥削、资本家对工人没有剥削，那么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一切活动就完全错了，这三个组织就从根本上完全不应存在。

总之，假如世行报告的逻辑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解放军都会成为被肢解的对象。而实践世行报告的最终后果，就是这三个组织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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