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学和国际政治研究中,“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 是一个被频繁使用的术语,其适用性宽泛,含义和角度也是多元的,这就使其含义和所指经常含混不清、模棱两可。在具体使用中,它可以指从环境决定论、政治研究的空间层面到单纯的思维方法这些各不相同的东西。[1]正如格雷(Colin S. Gray) 所认为的,“地缘政治学成了一个无所不装的思想篮子,这一术语可以随时被不负责任地滥用。”[2]本文的主要意图就是希望解答和验证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即地缘政治学的庞杂文献和多元视角中存在着秩序或条理。解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就回答了地缘政治学性质如何的问题。所以,很有必要对地缘政治学的思想进行梳理,区分其使用上的情境,厘清其概念的不同视角,发现其理论构建的脉络,挖掘其思想流派中包含的秩序和条理,以便达到对地缘政治学性质的认识。
一、术语使用的传统
在地缘政治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如何处理德国的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 及其变种同严肃客观的地缘政治学学科之间的关系。围绕这一问题,对地缘政治学的理解有两个传统:一个是把地缘政治学视为德国的创造和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帮凶,从而把地缘政治学视为伪科学;另一个传统是把地缘政治学视为人文地理学悠久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政治地理学是一回事,或者,两者只是角度不同,关注的都是地理与政治的关系以及人与环境的关系。拉考斯特(Yves Lacoste) 注意到了这两个传统。他说,“对一些人来说,地缘政治学是伪科学,甚至是一个犯罪的知识进程,它是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对另一些人来说,地缘政治学是一门新科学,或至少是一种观察世界设定问题的新方法。”[3]
在第一个传统中,由于地缘政治学同德国法西斯和希特勒的密切关系,地缘政治学被认为是伪科学,是主观虚构的,是德国法西斯旨在征服世界的发明,是敌人的创造。长期以来,人们把地缘政治学等同于德国法西斯的理论家进行政治宣传的工具之一。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 认为,“这一传统来自一战后德国地理学内部的争论。这场争论的结果是,地缘政治学用来指主张地理学积极参与国家事务的一派思想。这就把它跟主张政治地理学远离政治的学术主流区别开来。在半个世纪内,这一分歧变成了鸿沟。”[4]在对地缘政治学术语理解的这一传统中,许多严肃客观的学者表达了对地缘政治学的反感,并同地缘政治学划清了界限。麦金德(H. J . Mackinder) 在1943年时说过, “我从未使用过‘地缘政治’一词,我理解,地缘政治是德国人给一种政治理论的命名,这种政治理论通过利用地球的地理模式,将会导致德国统治下的世界帝国。”[5]他把自己的研究与地缘政治学的研究割裂开来,并且始终把自己的研究称为“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 。哈特向(Richard Hartshorne) 把政治地理学界定为“国家地理学”(geography of states) ,而把地缘政治学的特殊领域视为超乎求知的特殊目的对地理知识的运用。所以,他把政治地理学看作是所有同从空间视角来研究的人类活动有关的一个合适的学科,而地缘政治学则是一个异类。他的结论是,当时的地理学家都不接受地缘政治学作为一个政治地理学的主要领域。[6]
在二战后几十年的时间里,由于对地缘政治学的恐惧,关于地理同国家间关系的所有研究都是在政治地理学的旗帜下进行的。在这种氛围下,政治地理学被普遍视为一个受人尊重的学术领域,地缘政治学则被敬而远之。政治地理学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地理学的客观研究领域,地缘政治学则是更多地与政治和政治实践者相关。这样,地理同政治之间的关系就不是一个轻松的课题。[7]长期以来对德国地缘政治学极端形态进行的封杀和围堵正是这一艰难关系的反映。
但是,地理和空间是实在的,正如人们不能忽视自己赖以立足的大地一样,人们也不能忽视地理同人类活动和政治的相关性。这是地理和政治之间连接的产物,是人类智慧无法跳跃的一个逻辑地带。这就是对地缘政治学理解的第二个传统。在这一传统中,地缘政治学被视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知识领域的组成部分。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先贤哲人们对地理与人类生活之间关系的思考。这是政治地理学的传统。在这一基础上,许多人建议把地缘政治学从德国地缘政治学的捆绑中解放出来。因为人们认识到,把地缘政治学视为伪科学实际上是把地缘政治学看作一个历史的现象,而且认为它包含了错误的观念,应该被永久封存起来。这种主张拒绝把地缘政治学视为一个独立的、包容性的、更加广泛的学科领域。格雷注意到了问题的实质。他说,地缘政治学并非关于空间关系的理论,而是由这些理论所构成的,即关于空间关系的理论所构成的。攻击一个地缘政治理论并非攻击地缘政治学。一种理论并不“占有”地缘政治学。[8] 乔治•雷纳(George Renner) 也认为地缘政治学具有悠久的传统,人们虽然没有采用地缘政治学的术语,但是一直在运用地缘政治学原理为政治运作和战略运筹服务。他认为, “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的差异不是学科间的区别,而是生活在一种国家精神病态中的德国地理学家和生活在民主制度中的非德国地理学家之间的区别”。他的结论是,“将地缘政治学称为一种不道德的科学,犹如一拳打在稻草人身上。科学不存在道德与非道德,它与道德无关。科学最终被运用, 才有道德和不道德之分”。[9]潘塞(G. T. Pearcy) 呼吁把地缘政治学接受为一个现实的学科。他认为, “不能因为某些医生用药物来害人就谴责整个医学。正如医学必须成为应对人类疾病的强有力的科学一样,一个强有力的地缘政治学必须能够对政治的疾患提供理解和医治的办法”。[10]所以,过错不在于地缘政治学本身,而在于它所具有的那些曾被用来为侵略政策服务的畸变形式。
在这种情形下,许多人开始在追溯政治地理学悠久学术传统的基础上复兴和发展地缘政治学。地理学家和政治学家都开始重新挖掘地缘政治学在纳粹以前的来源,并重新评估其作用。地缘政治学逐渐取得学术上和应用上的正当性。本文对“地缘政治学”术语的使用,也是指术语使用的后一种传统。
二、概念的不同视角
地缘政治学是从地理和空间的角度对政治学和国际政治进行的研究。对地缘政治学的定义和概念,存在着若干种不同的理解。关于地缘政治学的概念,拉祖瓦耶夫归结了三类基本观点。第一,地缘政治学突出了地理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侧重于地理对政治的影响;第二,把地缘政治学推广到列强争夺世界或地区优势和权力的斗争上,最一般的是,人们称国家间竞争,特别是全球性竞争的典型情况为地缘政治;第三,认为地缘政治学首先反映了国际舞台上争取权力的斗争同地理的联系,地缘政治学被看作外交政策的工具,它从地理决定论原则出发规定外交政策的可能性和优先权。[11]
奥图泰尔(Gearóid óTuathail) 注意到地缘政治学这一术语有多个含义。他归结了二战以来地缘政治学的三种主要用法。第一,用作描述对特定地区或问题的概览(survey) ,以便把握被认定为外部事实的事物的明显特征。在这种用法下,地缘政治学就是对某一问题进行考察的分析工具。如,关于X 的地缘政治,X 可以指石油、资源、能源、信息、中东、中美洲、欧洲等。第二,地缘政治几乎是政治现实主义(realpolitik) 的同义语。奥图泰尔认为这几乎全部来自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遗产。基辛格用“地缘政治”一词来描述他力求在世界政治中维持“有利的均衡”的努力。在他看来,地缘政治学是一种不含任何意识形态或感情色彩的马基雅维里主义(Machiavellism) 的方法。第三,作为大战略(grand strategy) 的同义语。这一视角关注地理在国际政治中的中心作用。该视角把永久的地理因素视为国家行为的驱动力。地缘政治学体现了大战略的思维方法,而不是治理国家艺术的日常的策略性操作。大战略关注的是事务的实质的和重大的恒变量。地缘政治学体现了依据地理因素的恒久而制定大战略的思考。地缘政治学成为大战略制定和执行的一种方法。[12]
在批判地审视地缘政治学的过程中,奥图泰尔发现地缘政治学是一个广泛的社会和文化现象,这样,地缘政治就不是集中的而是一套分散的实践。奥图泰尔把地缘政治理论分成四种类型:第一,领导人和外交官僚机构的应用的地缘政治学(practical geopolitics) 。应用的地缘政治学是关于外交政策日常实践中的地理的政治学,它研究的是通常的地理理解和认识如何框定了外交政策决策中的观念。第二,战略研究层次上的正式的地缘政治学(formal geopolitics) 。正式的地缘政治学是指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地缘政治思想”或“地缘政治传统”。它是在特定地方和语境下塑造地缘政治思想的学者、机构和力量的问题领域。第三,作为跨国大众文化载体的大众的地缘政治学(popular geopolitics) 。大众的地缘政治学由受各种媒体影响的大众文化所创造的,其核心是某种集体的、全民性的或跨国性的对边界以外地方和人民的理解和认识的社会建构和模式化。第四,结构性的地缘政治学( structural geopolitics) 。结构性地缘政治学是对那些制约所有国家外交政策实施的结构性进程和趋势的研究。[13]奥图泰尔实际上又从另一个角度对地缘政治学的不同视角进行了分类。
格雷和斯隆( Geoffrey Sloan) 认识到了地缘政治理论的三点性质。第一,动态性。这一动态变化归因于运输和武器技术的变革。第二,地缘政治理论可以起到的主要作用: (1) 对国际政治和战略历史起到解释性的作用。在这种解释作用下,国际政治和战略的历史是由陆地、海洋的地形和具体国家的政治发展所决定的。(2) 作为政策科学,用于解释安全问题的结构。(3) 政治斗争的工具。第三,地缘政治理论是使立足于其他基础的政治决定正当化的方便工具,目的是给予特定政治目标以凝聚力。[14]
斯隆还通过评价地理同国际政治之间关系的性质,实际上给出了他对地缘政治学性质的三种理解。斯隆认为,地理同国际政治之间关系的性质有三点:第一,地理是政策的一个目标,是两个或各个国家之间冲突中的奖赏。当国家行使对领土的控制时,其领土的任何一部分都成为同他国冲突的根源,从这一前提出发,国家的基本职能之一就是成功保卫其不受外部世界的攻击。对国家政治权威之地理范围的关注是国际政治学者对地理最通常的看法,尽管一些国家政治权威的地理范围会发生变化,但本质上讲,地理是国际政治的基础之一,就像象棋的棋盘。第二,地理是环境。这一视角既是自然的,又是历史的。它包括所有动物学志、植物志、地形、气候特征。此外,有一种构成长周期(longue dureéor long duration) 的地理环境的历史观, 这是由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创造的,他研究了地中海的自然地理为人类发展所蕴藏的限制和机遇。本质上,长周期是一种结构,其中地理环境的影响是最持久最稳定的。把地理视为一种环境和长周期手段的一部分,适应了一种较慢的节奏(发展速度) ,有时甚至接近静止。这一方法有助于通过领土来研究人和社会。第三,地理作为军事行动或政策决策的舞台。这种理解更加抽象、简单化和模式化。动物志、植物志不再相关,也不再有长周期来帮助理解。军事战略家或指挥官只会解读那些同军事目标相关的地理特征,政治决策者在决定战略政策的优先次序时也是如此。 [15]
在谈到地理对战略的影响时,格雷认为地理对战略有三种影响:第一,它是战略设计和实施的自然场地和舞台;第二,作为每一环境独有的自然变量;第三,地理激发了高级理论的宏大叙事,即对地缘政治学的通常理解。地缘政治的主要工具是政治地图,其方法论是对政治地图特征的考察,以求理解地图所揭示的现象和产生政治地图不同形态的进程,世界政治舞台可以被视为是由空间事物及空间事物的互动所构成的。[16]
仔细看来,以上关于地缘政治学概念的不同视角实际上体现了地缘政治学思想史中的两大传统。一种是从人—境关系的相互关联出发,研究人文与自然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这是人们最熟悉和最容易接受的理解方法。另一种是把国际政治本身看作空间事物( spatial objects) 。这主要是由鲁道夫•挈伦(Rudolf Kjellén) 所开创的传统。挈伦在构建自己的地缘政治学理论时,把国家本身视为一个空间现象。国家本身就是一个最明显和最确定的地理区域。在挈伦看来,地缘政治学关注的是作为地理事物的国家。这样,地缘政治学对国家的研究就分为了两部分,这是挈伦关于本来意义上的地缘政治学(proper geopolitics) 和特殊地缘政治学(special geopolitics) 的区分。前者是关于国家的空间特征和属性的,后者则是研究处于国际政治体系中的国家。这样,特殊地缘政治学就把国家置于一个更广大的背景之中,国家间关系构成了理解国家本身和国家间关系体系整体运作的实质内容。[17]对国家的重视是挈伦提出地缘政治学这一术语的主要出发点。对挈伦来说,国家作为地理和空间事物所获得的合法性要远远大于其依赖于法律和伦理的合法性。在这里,作为地理事物的国家不仅是追求权力和安全的最终诉求,而且也是方法论上的最终寄托。这就是挈伦所认为的科学的方法。可以看出,挈伦所谓科学的方法,实际上是通过把国家黑箱化来达到一种民族国家中心论的国际体系观和秩序观。这样,通过把作为地理事物的国家投放到该地理空间同整个国际体系,也就是同整个地球地理空间的关系之中来加以考察,就奠定了地缘政治学方法论和认识论上最根深蒂固的传统。这样,地缘政治学就给原本模糊和混乱的推测带来了一种科学上的清晰性和确定性。这种清晰性和确定性奠定了现代地缘政治学最主要的特点。约翰& #8226;阿格纽(John Agnew) 概括了这一点。阿格纽认为,这种方法以全球的背景塑造了全球政治,其中,“国家在国界外竞争权力,正式地或非正式地获取对较不发达地区的控制,以图追求全球主宰地位”[18]。
这种方法界定了现代地缘政治学的四个传统。第一,把世界视为一个整体。这是一个“超越特定地点的视角”(view from nowhere) ,笛卡尔哲学赋予这一单一视角以一种透视世界的客观性。这种把世界视为统一的、同质的、整体的、客观的方法促使欧洲人把世界划分为不同地方的横向的等级结构。第二,时间被转换成了空间(time into space) 。空间板块被分离出来,并且按照其中一个板块理想化的历史经验为其他不同的板块打上了历史的标签:发达P落后,现代P传统,西方P东方。这种实践倾向于以一种种族中心主义的方式把世界地理组织成空间的等级结构,划分等级的标准是,按照霸权国的普世现代性来衡量其他国家在现代性、进步和发展方面的程度。第三,对全球空间的国家中心主义的表述。国家是政治组织的最高形式。阿格纽称这种方法为“领土陷阱”(territorial trap)。这种特征有三个假定: (1) 国内的主权; (2)国内P国外的严格区分,两者适用不同的规则; (3)国家的边界决定了社会的边界,后者包含在前者之内。这样,权力的空间性就被等同于权力的国家领土性,因而这一问题就是非历史的。第四,相互竞争的国家追求主导地位。国家虽然都有主权,但事实上它们在地理位置、领土规模、自然资源禀赋、社会组织、政治领导和权力潜力等方面差别很大。这些差别由地缘政治学家在国家之间权力斗争的背景下加以分类并概念化。这些理论证明,由于全球权力的不均衡分布和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对有限资源的永恒竞争,国家军国主义、领土扩张主义、海外帝国主义和战争都是正当的,也是不可避免的。[19]
可见,在其思想史上,地缘政治学不仅仅是狭义的关于人—境相互关联的研究和思考,而是更加侧重于挈伦所开创的传统,即把国际政治本身看作是空间性的事物。在这种理解的传统中,地缘政治学的主要工具就是政治地图,其方法是对政治地图的特征进行考察,从而能够理解政治地图所揭示的现象和导致其形态的进程。空间事物和空间事物的互动产生的空间现象是世界政治舞台的组成部分。地缘政治学研究的目的是寻求对组成整体的空间事物的行为和互动进行解释,它的最终目的是达到对地缘政治空间的整体性和地缘政治空间内任何给定时间的进程的理解。所以,地缘政治学的内容比原来集中于自然地理因素对人类活动影响的传统地理学思路要广泛和深刻得多。在地缘政治学中,地理空间被视为一种整体。地理的整体性反映了各种对“地理”理解的不同视角的结合。这些对“地理”理解的不同视角可能是对地缘政治学理解的不同视角的根源。关于对“地理”的理解,在地理学思想史中,可以归纳出三个研究传统和兴趣。第一是人—境关系的传统。第二是空间与过程的研究,注重的是相互作用的研究和分析。第三是区域地理学的传统,关注的是对特定区域和单位的整体特性和区域间差异的把握。
三、地缘政治学的五个视角
这样,在地缘政治学思想史中,我们可以提炼出几个清晰的视角。第一,人—境关系的视角。在把地理视为自然地理的前提下,通过研究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来把握地缘政治学的性质。人与自然的逻辑区分是论证的前提,也是人—境关系视角的基础。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和相互关联的思考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这是地缘政治学思想史中的宝贵财富。这些财富在很大程度上塑造和影响了地缘政治学的历程。第二,大战略的视角。大战略体现的是综合运用一个国家的各种力量以实现国家利益和目标的规划。这一视角的地缘政治学立足于民族国家体系的国家中心论,把国家视为国际舞台上自助自立的基本地理单元,它必须依托自己边界内的力量和实力进行国际竞争和斗争。地缘政治学突出体现了地缘政治思想参与国家政策和战略的热情,是国家政策的理论化和解决实践问题的理论,它的核心特点是它在政策和政治中的应用性。地缘政治学反映了在民族国家为基本组织形式的国际体系结构中国家自主、自立和自助的基本国际政治范式。地缘政治学表明,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中,国家在制定和实践国家战略时需要依赖对地理因素的把握和分析。地理成为政策和战略制定的重要依据,地缘政治学成为大战略制定的一种方法。第三, 现实主义政治的视角。地缘政治学等同于国际政治中现实主义的方法。人们在谈论地缘政治时,实际上是指强调竞争与冲突的国际政治,其实质是权力政治的同义语。这种权力政治一切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反对和抵制意识形态化、情绪化和道德主义的对外政策。现实主义视角的地缘政治学建立在传统现实主义的理论前提和价值预设之上。地缘政治学术语诞生的时代特征在价值取向上就是弱肉强食的斗争和权力界定利益的传统;而在方法论上,突出了国家间政治最终脱离了中世纪的伦理、宗教和法律的束缚,而演变成一个依靠地理上的合法性和追求权力增长的现实主义范式。第四,国际体系结构的视角。作为结构性视角的地缘政治学表达的是对国际政治运行的结构和整个世界格局与秩序的思考和地缘政治实践,它关注的是在较长时期内和全球范围内具有相对稳定性的进程和趋势。地缘政治实际上指的是世界政治的结构性条件和决策赖以提出和得以检验的国际政治环境。地缘政治成为一种国际政治行为体进行思考和实践的坐标,地缘政治学成为观察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的一种综合的地理分析方法。在这一方法下,“地理”作为决定性因素的地位受到了挑战,地理只是关于现实的理论。第五,由于批判的视角和后现代的视角构成了知识和哲学演化中必经的逻辑区域,所以,正如其他学科和领域中发生的一样,对地缘政治学知识和视角本身的反思也是地缘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所以,也必须把后现代或者批判的视角作为考察地缘政治学性质不能逾越的一环。地缘政治学是对地缘政治思想和实践的研究,它是一种观念形态。地缘政治既是客观的,又是想像性的;既是物理的,又是心理的。这就为地缘政治学的后现代主义的批判视角打开了大门。
需要说明的是,这五个视角并非互相排斥。它们在某些方面是重合的,地缘政治学的性质取决于这五个视角的有机结合和相互融合。地缘政治学的性质就蕴含在这五个视角的有机融合之中。地缘政治学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多分析规模的多元体。它体现和表达了地理学整体性的内涵和方法,并完全符合了整体性思维范式的要求。帕克认为,这一包容性的地缘政治分析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对基本空间事物特征的考察。第二,对空间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由这些相互关系所产生的空间模式的考察。这包括对不同地理空间相互关系模式的差异的研究。第三,对整体地缘政治空间的考察,以求评估其整体特征。这就是世界政治地图,而对地图意义 (meaning) 的解读构成了作为一个学术学科的地缘政治学研究的最后阶段和最终目的。地缘政治学所研究的“意义”指的是对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的探求,也就是“秩序” (order) 一词所包含的意思。[20]整体性及其有机构成不仅成为包容性地缘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而且这种整体性的思维范式还是界定地缘政治学核心性质最重要的范畴和方法。在这一整体性之下,整个地球被视为一个运转的整体。这样,就达到了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 所呼吁的将所有社会科学置于一个框架之下的“地理学计划”(geographical project) 。[21]
注释:
[1]Patrick O’ Sullivan, Geopolitics , New York : St. Martin’s Press , 1986 , pp. 5 - 6.
[2]Colin S. Gray,“The Continued Primacy of Geography”, in Orbis , Spring ,1996 , p. 247.
[3]Yves Lacoste ,“Rivalries for Territory”, in Jacques Lévy (ed. ) , Geopolitics to Global Politics: A French Connection , London : Frank Cass , 2001 , p. 126.
[4][9][17][20][21] Geoffrey Parker , Geopolitics : Past , Present and Future , London and Washington : Pinter , 1998 , p. 24 , pp. 42 - 43 ,p. 18 ,p. 6 ,p. 57.
[5] 转引自Mark Polelle , Raising Cartographic Consciousness : The Social and Foreign Policy Vision of Geo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Lexington Books , 1999 , p. 139.
[6]参见[美]哈特向《地理学的性质》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04 —505 页。
[7]Geoffrey Parker ,“An Uneasy Relationship : Geography and Politics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in Political Geography , 20 (2001) , pp. 113 - 134.
[8][13][14][15][16]Colin S. Gray and Geoffrey Sloan ( eds. ) , Geopolitics , Geography and Strategy , London : Frank Cass , 1999 , p. 168 ,p. 110 ,p. 11 ,pp. 16 - 17 ,p. 168.
[10]G. T. Pearcy ,“Geo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 March 3 , 1964 ,p. 319. from Mark Polelle , Raising Cartographic Consciousness : The Social and Foreign Policy Vision of Geo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Lexington Books , 1999 , p. 137.
[11]参见[俄]拉祖瓦耶夫《论地缘政治学概念》,载于《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 年第10 期。
[12]See Gearóid óTuathail , “Problematizing Geopolitics : Survey, Statesmanship and Strategy”, in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 Vol. 19 , 1994 , pp. 259 - 271.
[18]John Agnew , Geopolitics : Revisioning World Politics , London and New York : Routledge , 1999 , p. 1.
[19]see Gearóid óTuathail ,“Postmodern Geopolitics ? The Modern Geopolitical Imagination and beyond”, in Gearóid ó Tuath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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