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霸权：文化霸权理论再发现

　　马克思在其哲学及系统论述社会结构的宏大叙事中，几乎无所不谈。不过，在强调经济基础对于社会变革的决定性作用时，马克思本人对于文化的地位、功能、与经济基础的关系等方面却没有系统的阐述。这使得很多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没能关注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经济、政治与文化的盘根错节的关系，过于机械而简单地强调“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出现诸多难以解答的复杂问题，“文化”层面的问题日益引起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的重视。而马克思本人对于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寥寥论述，也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构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提供了一个开放而广阔的理论空间。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到英国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传统，再到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Gramsci，A.)的霸权理论，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重要发展。

　　一、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阐述

　　在葛兰西之前，“文化霸权”(hegemony)的概念从来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它在马克思本人的思想里并不清晰。而文化霸权的概念却成为葛兰西的社会理论和哲学中最核心、最具创造性的思想。这是从他入狱前的政治行动经验中形成的，并在长期的监禁期间得以具体化。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从传统马克思主义出发，关注意大利在各方面客观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却未能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因，并注意到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缺陷:不能解释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的服从。①

　　由此，葛兰西提出“文化霸权”理论，认为资产阶级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统治，并不是单纯依靠“宰制”(dominant)，而是建立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协商(negotiation)的基础上。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中一定要为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留出空间，才能得到被统治阶级的认同而形成“共识”。因此，文化霸权基本上是生产一种社会其他从属的和联盟的阶级与团体都接受的世界观、哲学和道德的看法。②当统治阶级与其阶级派系的联盟所提供的知识、道德和哲学的领导成功地达成为整个社会提供基本的看法这一目标时，可以说就产生了文化霸权。霸权理论，就是研究这样一种“道德和哲学的领导权”是如何在社会形势中产生的问题。

　　葛兰西认为，以武力为基础的国家的“宰制”跟以文化霸权的共识为基础的“领导”之间是有分别的。文化霸权的形成，是在真正赋予群众自由同意的基础上，几百乃至上千万的普通人民主动接受占主导地位的统治集团所执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这就是说，统治阶级的政治纲领必须积极地跟被统治阶级所了解和掌握的道德价值结合起来。否则，群众会觉得是受到控制，不得不容忍统治集团所执行的特定政策，甚至起来反抗，造成国家使用暴力的强制手段这一形式出来。换句话说，文化霸权的达成，不是只靠国家政客们的任何阴谋或对群众的操纵就能制造出来的。要想寻求群众的积极同意，统治阶级就不得不时刻追求代表全民和国家利益而非狭隘的资产阶级或其利益联盟的政策。这里面也就必然包含一种情感的面向:在那里，想取得文化霸权的政治领袖，必须要“得民心”，说动民族—人民的情感，不可以看起来像是脱离群众的陌生人。

　　对葛兰西而言，马克思主义不只是一种科学，更是一种为工人阶级谋求解放的实践理论。他指出，既不在政治也不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无产阶级想要进行变革，首先需要从事文化霸权的斗争。知识分子的作用在葛兰西的思想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狱中札记》里，按照意大利的历史状况，葛兰西把知识分子分成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是教士阶层，他们自认为能独立于主导社会集团之外，自命为“真正的”知识分子。相反，有机知识分子则不然。葛兰西认为，每个新崛起的阶级都会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伴随自身一道创造和培育出隶属于该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大多是在新阶级所彰显的新型社会中，从事某些基本活动的“专业人士”。比如，在现代社会中，与工业劳动紧密相连的技术教育，构成了新型知识分子的基础。在工业生产中，他们并不主动制定建设计划，而是联络企业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同时控制基层员工，保证及时完成工业高层人员所制定的生产计划。相对于完全倾向于智力活动的传统知识分子，这些有机知识分子更有希望使知识分子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趋向新的平衡，维护着资本主义统治的稳定。③

　　葛兰西所阐明的文化霸权的概念是说，所有非剥削阶级的人民因为经过教育，而不是通过精英的操纵和欺骗，都会同意“实践哲学”(即葛兰西所称的马克思主义)。而对非剥削阶级的教育工作，主要就是通过无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来完成。因此，葛兰西的“实践哲学”肯定了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接触的需要。但是，这并不是说要求知识分子与群众的朴素的认识水平保持一致。相反，无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应该成立广泛的知识联盟，真正建构能使群众知识进步，并在政治上有可能的“知识—道德”集团。④同时，他们应该积极地参与实际生活，不仅仅做一个雄辩者，而应作为建设者、组织者和坚持不懈的劝说者，积极生产文化霸权，从而产生足以导致变革的“历史性集团”(historicalbloc)。

　　二、对文化霸权理论的三种理解

　　在文化霸权形成的过程中，主导的、附属的、反对的文化及意识形态价值元素都可以彼此混合与勾连。发现文化霸权这种动态的特性，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开启了多种政治可能性的文化领域。当这一概念走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核心时，也出现了广泛的基于文化主义、结构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等不同立场的解读。

　　对文化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模型，由于在总体上缺乏对结构性的强调，而受到普遍欢迎。文化主义者积极宣扬“文化霸权”概念中对个人能动作用的强调。从文化和历史的视角，他们认为对“文化霸权”的研究，必须放弃经济决定论的立场，而聚焦于上层建筑，强调历史的复杂性和多元性。⑤由此，文化主义者将霸权的过程简化为人类实践的具体表达，只关注于霸权活动参与者的具体策略与行为。其结果，就是使得霸权过程成为一种有着不同世界观的不同主体间的斗争过程。

　　在这样的方向上，后结构主义者更为激进。以拉克劳和穆飞为代表，后结构主义者将所有的社会实践都当作话语( discourse) 。由此出发，霸权也被看作是一种实践接合( discursivearticulation)的方式。霸权的斗争，就体现为话语层面的斗争。⑥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他们认为种种意识形态要素的政治意涵并无必然的政治归属，所有的接合都是偶发的、非必然的。因此，对于任何社会运动而言，都不存在什么霸权策略，也就没有什么进步的、可改变现存社会关系的霸权项目可言。

　　相反，结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文化主义者将社会结构简化为人类经验，更不认同后结构主义者将霸权看作话语斗争。拒绝任何个体的经验层面的分析，结构主义强调霸权概念中结构的那一面，而排除了任何个体有意识的霸权策略。对他们而言，如果霸权是一种“表达”，那么它只能是对于客观的社会结构的机械表达，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作用下的反映，而非社会能动者内部的有意识的动态反映。⑦

　　实际上，这样的三种理解都只强调了葛兰西“文化霸权”概念中的某一个方面，而完全忽视其另外的方面。对文化主义者而言，他们没有看到主体采取霸权策略的结构性因素。即便他们可以解释在某一阶段哪一种霸权策略是成功的，但没有对更深层的社会结构的考量，却不能说明为什么一个阶级或阶层的霸权策略能够取得成功，从而获得主导地位。而更为激进的后结构主义者的话语路线，不但完全否认霸权运作所需要的社会结构，更加否认客观物质条件的存在。由此，我们所面临的情况就是:所有历史行动者的主体性都是经由论述建构而成。除了论述面向之外，任何实践都将一无所有。在批判对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化约式的理解中，他们实际上造成了另一种话语论述化约论的结果。⑧最后，结构主义者由于认识到霸权运作中物质结构的深层作用，而对霸权理论的发展卓有贡献。但与此同时，却将主体间的关系和策略斗争“去历史化”，将之完全看作结构决定的结果，并将社会结构看作静止的状态，这就排除了任何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可能性。

　　三、批判现实主义视角下的“双重霸权”理论

　　梳理了文化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三种视角对“文化霸权”理解的优势与局限，乔纳森·约瑟夫发展了基于结构与个体能动两方面的批判现实主义 (criticalrealism)霸权理论。批判现实主义哲学认为，马克思主义内部在主观—客观光谱两级的辩论都是对社会复杂性的简单理解。对于人类社会的研究，既不能简化为对社会结构的研究，也不可以简化为对单纯人类行为的研究。相应的，批判现实主义希望连结结构—能动两个方面，从而为社会关系的概念化提供一个新的理论框架。

　　具体而言，所谓“现实主义”，体现在认识论上“存在决定意识”，“结构决定实践”的理解。社会是作为一个不可转换的领域独立存在着。而我们尝试通过可转换的知识与行为去理解或改变社会。而且，社会本身也具有某种结构，这种结构是相对持久的，因此，可为我们所观察。从这种理解出发，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现实主义哲学与文化马克思主义以及后结构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后两者试图聚焦于人类关系与行为，而忽略对客观社会结构的考察。在现实主义者看来，由于社会是由真实的、不可转换的社会结构组成，而不仅仅是主观的意义、行为以及理解，如果我们要理解社会及社会关系，我们就需要检视更为深层的社会结构，因为是社会结构使得人类行为成为可能。

　　然而，与机械唯物主义强调社会的经济结构作为人类历史发展主要推动力不同的是，批判现实主义提出了多元社会结构模型，认为社会是由一系列结构以及发生机制组成。这些结构共同形成了一个多层的、分化的总体。在其中，尽管经济结构(即组成生产方式的各种结构)成为最强大的社会机制，其对于社会关系的影响却程度不同。在经济结构之外，许多其他强大的发生机制共同存在。这些不同的机制、结构以及层面彼此重合，互相影响，相辅相成，或充满矛盾。此外，“批判性”也暗含对现实主义哲学的辩证反思。尽管对实践与社会关系的理解离不开对复杂社会结构的分析，但批判现实主义认为，主体也不是社会结构的单纯承担者。相反，它认识到社会结构与其所规定的主体行为息息相关。正是由于这种结构性定位，主体也就具有参与社会变革的实践潜能。⑨另一方面，主体在发挥这种潜能中，其行为结果却是不可预料的。主体带有具体的目的来参与社会变革，但这些行为却对社会结果带来了广泛的、不可预期的结果。

　　在这里，批判现实主义哲学以“社会活动的转化模型”整合了结构与个体能动。⑩在这个模型当中，社会结构既是人类行为的前提条件，也是人类行为的结果。一方面，结构预先存在于、并形塑了人类行为。另一方面，这些结构的持续存在取决于其所规定的主体的活动。虽然结构主宰了个体的能动，但个体的活动的确具有改变这些社会结构的潜能。[11]

　　由批判现实主义出发，乔纳森·约瑟夫发展出了“双重霸权”( duality of hegemony)的概念。此霸权理论区分了两种独立却相互关联的霸权形式: 结构霸权( structural hegemony)以及表征实际霸权策略的表层霸权( surface hegemony) 。在这个双重霸权模型中，霸权保留了其作为不同社会阶级具体的霸权行为或计划的策略性角色，同时，作为功能性角色，此概念也关注霸权确保基本结构进程与关系的再生产这一社会系统的整合或凝聚。

　　图1“双重霸权”模型 

　　来源: Joseph，J. ( 2002b) . Hegemony，A realist analysis，pp. 131.

　　　具体而言，如图1所示，结构霸权关注社会结构整体中深层的、潜在的条件。它以功能性的角色确保社会结构的再生产。相反，表层霸权关注主体具体的、能动的霸权项目与实践。表层霸权由潜在的结构生发出来，显现这一潜在结构，但同时也具有动态性。但由于不同社会结构的存在，表层霸权策略有可能导致不同程度的无预期的结果。社会主体采取什么样的表层霸权，取决于其所在的更深层的客观社会结构是什么形式。但是，在发展其自身霸权策略中，其所拥有的动态性也会对现存社会秩序造成冲突，甚至挑战，以致带来不可预期的社会结构变迁的结果。因此，我们仍然需要对具体霸权策略、不同元素之间的接合，进行历史的、经验的分析。

　　四、“双重霸权”的理论意义

　　在历史上，霸权理论曾解决了文化研究中“结构主义”与“文化主义”两个方向上的激烈争论。[12]文化主义者将大众文化看作工人阶级土生土长的文化，而且是一件具有个人经验的深刻主观过程。因此，在进行大众文化的研究中，他们十分强调主体的经验性和能动性。因此，文化主义者多聚焦于阅听人研究与多种亚文化的研究，注重探讨“积极的受众”是如何通过各种亚文化从局部来反抗主导意识形态，是如何通过文化消费来对主流文化进行抵制。相反，结构主义者以阿尔都塞的结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依托，认为虽然在整个社会形成的复杂过程中，存在着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层面等许多旗鼓相当的决定性力量，彼此不断竞争、冲突，它们通过不同的接合方式，而形成一种“多元决定”的局面，但是，由于将意识形态看作统治者建构的概念性框架，生活在这个框架之下，主体最终消亡于结构之中，因此，大众在意识形态上的抗争最终是徒劳无功的。在具体的研究中，结构主义者常以文本决定论的态度，通过结构符号学方法了解文化再现形式，分析文本是如何体现统治结构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从而揭示工业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如何受到制约、分配和运用。

　　两者的论争长达十余年。对于结构主义者而言，既然意识必然经过文化层面加以建构，一旦我们可以分析意识的组成过程(如语言)，把握意识形态产生的结构，那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具体分析个人的意识内容呢?相反，文化主义者认为各种决定性的力量都可能遭到个体的反抗，所以个人基于努力可以影响历史的发展。他们同样反问结构主义者:如果结构有如此重要的限制作用，那又如何解释社会变革的发生?结构主义者对文化主义者集中个人经验的做法，视为浪漫而回归到人道主义的行为，对其缺乏理论基础的研究不屑一顾;而文化主义者则批评结构主义者在处理文化生活的复杂过程中，过于抽象、固定和僵化，拘泥于理论与结构，却忽视个人经验与历史的重要性。在这样一种争论语境中，对于研究者而言，仿佛要么就是站在结构主义者的立场将大众文化视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要么就站在文化主义者的立场无条件地赞美大众文化对被统治阶级声音的真实表达。

　　双方矛盾的解决，离不开霍尔的努力。

　　他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引入文化研究，从而引起文化研究中著名的“葛兰西转向”。[13]实际上，就政治而言，文化研究的“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两种路径共享的是一套文化和意识形态观念:都认为文化和意识形态实践的领域是为一种主导意识形态所宰制，此意识形态实质上和整体上都是资产阶级性质，并从上而下强加给被统治阶级。只不过于结构主义，“大众文化”就是主导意识形态而应加以揭示;而于文化主义，“大众文化”等同于劳动阶级的文化，因其与主导意识形态针锋相对而应加以发扬。在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统领下，“大众文化”既不纯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也不是单纯劳动阶级的产物。它成为霸权斗争最重要的场域。在此，不同的势力进行斗争，最后协商出来的意识形态并不是纯粹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是给不同阶级、势力的意识形态都留出了空间，从而形成共识。可见，正是由于联系(而非消灭)工人阶级的文化形式，并且在此一形式的表征中组建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才获得了文化领导权。

　　“双重霸权”作为对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新近发展，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首先，这一模式可以厘清文化霸权运作的位置。在《狱中札记》中，经济基础、国家与市民社会，这三个相互独立却又联系的术语，构成了葛兰西“文化霸权”概念的基础。但就葛兰西而言，文化霸权的运作位置始终是模糊的。在《安东尼奥·葛兰西的二律背反》一文中，佩里·安德森曾区分并讨论过霸权运作的三种模式。[14]第一种模式中，国家与市民社会是截然分开的。以文化和道德领导的意义而言，文化霸权被看作是在市民社会行使的东西。但安德森指出，这种看法的问题在于，文化霸权也是以议会民主和政党的形式，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里面发挥很大作用。比如，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相信，靠选举时的投票他们的确可以选择他们的统治者。第二种模式是国家与市民社会不相区分，“政治社会”加 “市民社会”构成了国家。但显然，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区分一旦取消，就会造成阿尔都塞式的结构主义理解，将经济基础一端看作决定性的作用，而混淆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上层建筑，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镇压性国家机器共同作用下，服务于经济基础的再生产。第三种模式是将国家与市民社会分开，但文化霸权被视为是同时行使在经济、国家和市民社会里的东西。如此，文化霸权的领导就不仅包含发展对社会各阶层的知识、道德和哲学的同意，也包含了国家暴力手段与经济结构的作用。就“双重霸权”的概念而言，这是最合理的模式，也是葛兰西阐明的理论上最前后一贯的文化霸权分析模式。就葛兰西而言，他的确因为反对经济主义而过多地强调政治。但这不是为了排除经济领域，而是要把国家和市民社会容纳进来，看作是运用权力和建立文化霸权的范围。如此，“双重霸权”包含能够在三个领域进行知识和政治领导的阶级或阶级联盟与阶级派系的概念，同时容纳了经济结构、意识形态以及个人的能动作用。

　　第二，“双重霸权”的概念也有助于政治经济学派与文化研究的汇流。总体而言，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者对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持坚决批判的态度。在这里，它将文化工业看作是统治阶级提供给大众的“虚假意识”，是统治阶级灌输主导意识形态的标准化了的形式和情感，从而达到麻痹大众、“异化”大众的需求，维护其阶级统治的效果。可以说，在认识论上，其所强调的仍然是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意识形态服务于经济基础的这一面。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批判深入骨髓，掷地有声。但是，其最大的问题在于其对大众的命运，一直都以抽象的方式加以理解，从而在批判中完全忽略了大众自身所具备的辨别力。这在另一个层面上也反映了法兰克福学派知识分子们自身“精英主义”的态度以及对于民众的漠视。如此，也导致了他们的批判缺乏实践力，在批判中流露出深深的无奈和虚弱感。相反，文化研究者一直抵抗政治经济学者“由上而下”的意识形态概念，否认意识形态作为“虚假意识”，更加强调其中有机的、能动的个人的作用。文化研究学者通过电影、电视剧、流行音乐，乃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探讨从属群体如何使用战术，从具有决定性的系统中赢得局部胜利，或在消费层面对主导群体的文化概念进行颠覆性操作实践。但是，在后现代主义“快感”理论影响下，文化研究愈发情绪化，趋于对大众文化进行毫无置疑的赞颂，以至于麦古根( McGuigan，J ) 批评文化研究为了与经济决定论完全划清界限，而造成意义的微观过程和政治经济的宏观过程之间的断裂。[15]“双重霸权”的概念，由于同时强调了深层的结构霸权与表层的策略性霸权，既避免了政治经济学者简单的经济决定论，也没有不加批判地对民粹主义的赞颂，却能在宏观社会结构中建立变化的局面，重拾历史的重要性。

　　不过，“双重霸权”虽然具有其显著理论优势，但也存在问题。首先，在经济基础、国家以及市民社会三个领域运作的文化霸权，其过于宽广的理论框架几乎无所不包，仿佛一切都变成了文化霸权的一部分，这在分析具体问题时容易导致无处着手。此外，从来有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争论，都游移在从僵化的经济决定论这一端，到二者互不相关的完全自主的那一端。在论争的光谱中想发展中间立场的尝试，是不太容易把持得住的。但是，即便如阿尔都塞所言，最终依然是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更为强大，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放弃对复杂的形势、矛盾与抗争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深描其接合，探索其脉络，厘清具体的策略又是如何与深层的经济结构发生勾连，始终保持批判性力量的锋刃，生产可以改造世界的知识。

　　(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公共文化政策研究中心)

　　注释：

　　①葛兰西( Gramsci，A) 著，曹雷雨、姜丽、张跣译《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版。

　　②④波寇克( Bocock，R) 著、田心喻译《文化霸权》，台北远流出版社1991 年版。

　　③Zhang，Lijun. ( 2007) . Hegemony and the formation of organic intellectual: Qu Qiu - bai and the revolutionary politics of early 20th century. 博士论文，香港中文大学。

　　⑤尽管雷蒙德·威廉斯提出“感觉结构”( structure of feeling) 的概念，试图强调客观状况引起人类经验，其基本立场仍然过多强调经验而非结构。

　　⑥拉克劳、穆飞( Laclau，E. & Mouffe，C. ) 著，陈墇津译《文化霸权和社会主义的战略》，台北远流出版1994

　　年版。

　　⑦Nicos Poulantzas，( 1967 ) . Marxist political theory in Great Britain.

　　⑧陈光兴著、唐维敏编译《文化研究: 霍尔访谈录》，台北元尊文化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版。

　　⑨[11]Joseph，J. ( 2002 ) . Hegemony: a realist analysis.London: Routledge. pp. 29，pp. 32.

　　⑩ 社会活动的转化模型，Transformational Model of Social Activity ( TMSA)

　　[12]Hall，S. ( 1980 ) . Cultural studies: two paradigms，in Media，Culture & Society，2: 57 - 72.

　　[13]Bennett，T. ( 1986) ，Popular culture and“the turn to Gramsci”，in Bennett，T. Mercer，C. & Woollacott，J.( eds. ) ，Popular Culture and Social Relations，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pp. xi - xix.

　　[14]Anderson，P. ( 1976) . the Antinomies of Antonio Gramsci， New Left Review I /100，pp. 5 - 78.

　　[15]Hall，S. ( 1982) . the Rediscovery of“Ideology”: the Return of the“repressed”in Media Studies，in Gurevitch， M. ，Bennett，T. ，Curran，J. ，& Woollacott J. ( eds. ) ， Culture，Society and the Media，Routledge. pp. 52 -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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