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问自己：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从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看，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最有价值的精神遗产是什么?我的结论是君子五常德：仁义礼智信。不过，这五德用于当代君子，即对于有教养、有理论、有品格的“先进分子”来说，还需要进行改造和充实。
1仁是一切美德的基础
仁，《论语》有多解，或曰“爱人”，或曰“泛爱众”，或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这些解释不仅被儒家经典所认同，如纬书《元命苞》曰“仁者，情志好生爱人，故立字二人为仁”，《说文》曰“仁，亲也”。总之，往圣先贤均把体爱他人、他物的亲近之情称作仁。仁从何来?孟子说，人一出生就具有“恻隐”、同情与不忍之心;董仲舒则进一步说“仁，天心”，又说“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这就是说：自然界有一种神圣的力量，覆育万物，使之生、使之长、使之成，周而复始，无所停息。天把这只讲奉献而不求回报，发自内心而遍及万物的德性赋予人，这就是仁。仁是一切美德的基础。在中华先人的精神世界中，没有比仁更为高尚、更为普遍的德性了。
不过，在中国思想的发展史上，对于何者为仁的问题产生过非常激烈的争论。宋明理学家强调仁的先天性。清代汉学家认为理学家的言论太空、太假，表面上讲爱人，实际上净做剥削人、欺压人的事，所以特别强调郑玄在注释《中庸》“仁者，人也”的文字：“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这就是说：仁是在现实的人际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爱人、利他的本性。这一解释，无疑切中说空话的理学家的要害，但是却受到乾嘉时期理学家的反驳，他们强调，仁如果只能在现实中显示出来，这无疑是伤了人性之善端，因为凡具仁人之心者，即使在不做任何事的时候，也有爱人之心存在。理学家是仁本体论者，清汉学家是仁实践论者。他们都有部分的道理。综合二者，可以对先贤所说的“仁”作这样的定义：仁是人类在自然演化过程中所获得，并在现实的人际关系中不断增长的爱他、利他的自然本性与社会本性的“总和”。
如果这样来定义先贤的“仁”，那么，它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是可以相通的。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无产阶级求解放的科学学说，为什么要把无产阶级从资本的压迫和剥削之下解放出来?因为资本家剥削了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无产阶级怎样才能求得自身的解放?它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因而，“双解放”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最为核心的内容。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可能发现一个自私自利、投机钻营的人能为这两个解放而奋斗。所以，可以这样说：“仁”是社会主义道德品质的基础。若想成为当代社会的一名君子，或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要有仁人之心。你对社会地位比你低下的人有无时时关怀之心?想要自我解放、自我富足吗?那就让比你社会地位低、生活条件差的劳动群众迅速地直起腰和富足起来吧。
2义与利辩证统一
义是仁的连体概念。董仲舒说：“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言名以别矣”，“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这是说，义是仁在现实生活中的外在表现。所谓“现实生活”，即在实际的生存和成长环境中与他人、社会关系的“总和”。其中最实际的关系是利益关系。所以，我们的先人又将“义”与“利”相对。《论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董仲舒说：“正其谊(义)不谋其利。”这些话似乎认为义与利是绝对对立的。但是，这种理解是不全面，甚至不正确的。“义”的古义为“宜”，甲骨文是，表示将一块肉切成均等的两份或多份;甲骨文的利“”，表示用刀收割庄稼，能够均等相分就是宜，就是义;义利关系是专门为王公大人或做官的人而立的。这些人利用权力“独占”或“私分”群利为不宜、不义。《国语·周语》有《芮良夫论荣夷公专利》篇，说的是周厉王喜欢荣夷公，就独分给他一份利，大夫芮良夫规劝厉王：利是由万物中产生，由天地所养育而成，假如一人要独占它，就会带来很多怨恨，您也难做大王了。下边的话非常精彩：“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极。”这就是后来“利者，宜也”、“义者，利之和也”的观念。
综观古代圣贤的思想，他们是将以权谋私，瓜分由苍天赐予、百姓创造的成果视为“利”;而率领人民利用自然资源创造新的财富，并将这些财富合理地分配给应得之人(当然也有他们自身)就是行“义”。以此来看，这种利义观与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是完全相通的。在我们的社会中，具有社会公职的先进分子，其与群众的关系只能建立在“公义”基础上。社会的先进分子不一定都被推选到社会公仆的岗位上，但凡以社会公仆身份服务社会的人，必须是先进分子。在这个岗位上的是“活生生”的人，不仅自身要生活，同时其家庭成员乃至亲友都可能需要他的薪水来实现生存、发展、合理享受，因而根据一定的岗位设定相应工资标准完全是应该的。按照社会的平均消费水平、比照社会其他系列而制定的工资标准享受应有的待遇，这是天经地义。由于它是各种利益的“调和”，故不称之“利”，而称之为“义”。这个“义”就是在此岗位上工作的先进分子与国家、社会、民众关系的基础。而离开了这个基础，或者在自己的岗位上敷衍了事，或者利用现有岗位与人进行利益交换，这都叫追求“利”。“何必言利，仁义而已”，社会已经将利以一定的标准给了你，你怎能在义外求利?不能为民众谋利益，不仅会失去做官的权利，更失去了做人的资格。
3礼与法并行不悖
古代中国是一个物质资料十分贫乏的宗法制社会，在政务活动中，与礼制平行的是花钱买路的“贿赂”。《左传·襄公十年》：“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贿成，而刑放于宠。”《国语·晋语九》载：“梗阳人有狱，将不胜，请纳赂于魏献子，献子将许之。”为了制止这种现象，统治思想强调德治、礼治的作用，但并不解决问题。郑国的执政子产以铸刑鼎的办法，以公开的律条教人儆法，但是效果并不好。因为犯法的人预先知道某某罪行要受到何种惩罚后，他们可以采用行贿的办法买通有司以逃避惩罚。所以，另一执政叔向进来反对道：“其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而其后的历史，就陷入了礼教→贿赂→刑罚→贿赂→礼教的制度恶性循环之中。即使现在，隐蔽或公开行贿的现象仍然十分盛行。最近，党中央提出：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要放在阳光下，就是力图冲破上述恶性循环的圈子，将我们众多的干部从无底的陷阱中拯救出来。
须知，人性是有缺陷的，在公职岗位上服务社会的人，一定要在法律和社会舆论的制约与监督下，施展自己的才华。公职人员应以义的原则为人民服务，然而，就整个社会来说，却要依靠物质利益原则将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动员和组织起来。因而，义利之交结便成为在特定公职岗位上工作的人员与各社会利益实体(包括个人和团体)的基本社会关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公权力与社会具体对象的物质利益关系。“人性是有缺陷的”，怎样把自己的生理要求和心理欲望限制在合理范围内，光凭个人修养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用外在的、公开的法律特别是群众性的舆论工具来监督社会各利益实体，同时也以之约束公职人员自己。法律和舆论，绝不仅仅监督公职人员，同样也监督社会各利益实体，以便在权与钱、义与义外之利之间，构建一道坚固的堤坝，让公职人员放手为社会工作。从公职人员个人修养的角度来说，群众舆论的监督、法律制度的约束，实是净化心灵的过滤器。把加强自身修养与接受法律约束、接受舆论监督结合起来，就能让自己真正地融注于奔腾不息的历史之中。
4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并重
在古代人学中特别是在宋明理学中，“人”这个本体，需要深厚的“工夫”来修成。工夫有两种：通过诵读四书五经获得见闻之知，此为后天工夫;通过对何者为人的自省获得德性之知，此为先天工夫。古人重德性而轻见闻，而且将见闻之知局限于读经之内，这让近代中国人吃尽了苦果。然而，理学家以两种工夫修炼人性的思想是值得继承和弘扬的。在现代中国，每个人首先应该成为一位普通的劳动者，学习科学技术和各种文化知识，这既是谋生的需要，更是培育美好德性的重要途径。很难设想一个没有任何谋生手段而游手好闲的人会有美好的德性。所以，从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一定是具有特殊才干和丰富科学文化知识的优秀分子。当然，有科学文化知识而一心向钱孔里钻的人也是有的，所以，还要进行人格教育。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最起码的做人道理是不能忽视的。顾炎武摘引《论语》的两句话说得非常精彩：“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前者教人要获得谋生和发展的实际本领，后者教人懂得做错了事要有羞耻感。能够做到这两条，就算是有了做人的资格，再进一步，就有可能成为社会的先进分子。树立政治、人生信仰
5树立政治、人生信仰
做人要诚实，道理较为浅易，不必多说。但我认为，所谓信在现代还可以引申为信仰。首先是政治信仰，我们共产党人信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认定人类总有一天要建成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劳动不再是人们谋生的手段，而是人生的第一需要。共产主义不只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国际上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信仰，它早就是一部分社会正义之士心中的乌托邦。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现代中国共产党人所做的，是根据科学的原则，把人类的这一理想化为切实的步骤。
除了政治理想之外，还应有人生的信仰。中国古代的人学不乏信仰成分，如“继天立极、扶正人心”的理学，认定人心四端(仁义礼智)是作为天道、天理之太极于宇宙阴阳气化过程中授命给人类的。若用科学的眼光来分析它，是毫无根据的，然而诚如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中所言：“人之生也，君子而极乎圣，小人而极乎禽兽。”怎样让徘徊于两边的人远小人而追圣人，必须让他知道自己从何而来，到何处去，对天命有所敬畏，对生命有所自重。“故《正蒙》特揭阴阳之固有，屈伸之必然，以立中道，而至当百顺之大经，皆率此以成，故曰‘率性之谓道’。天之外无道，气之外无神，神之外无化，死不足忧而生不可罔，一瞬一息，一宵一昼，一言一动，赫然在出王游衍之中，善吾伸者以善吾屈。然后知圣人之存神尽性，反经精义，皆性所必有之良能，而为职分之所当修，非可以见闻所及而限为有，不见不闻而疑其无。”如果用现代科学的知识来改造和提升理学家的信仰，有两点是很有意义的。其一，当知“死不足忧”。从物质不灭规律来看，人体是“无始无终”的，它来于大化，并以新陈代谢的方式，与大化进行不息的物质交换，最后又回归大化，人人只是宇宙物质转换的一环。因而，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和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便获得了全新的意义：既然人人、物物都是物质变化中的承载者，人与人当是平等的，无高低贵贱，任何人只要不做恶事，都值得我们同情和尊敬;任何物只要不戕害人类，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我们都不应将它占为己有而应使其服务社会。这是彻底的“无我论”。其二，当知“生不可罔”。从个体新陈代谢的过程看，再高贵的人都是要回归自然的。生命极为宝贵，人们应以有限的时间，为子孙后代创下无限的业绩，而留下不朽之名。孔子说：“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惧后人之责骂，立万世之英名，以求不朽，可曰为彻底的“贵我论”。在古时，凡儒家的信奉者，均怀有追贤希圣的内在要求，时刻感到“天降大任于斯人”，决意“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后世开太平”。这种为民众谋福利、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继承。
我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十年，尔后又学习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二十余年，将半个世纪之心得与广大学友们交流，心愿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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