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演讲记录稿，已经本人审阅[1]
我来北师大做过很多次演讲，几乎没有哪一次是官方邀请。自己愿意来，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我父亲解放前是北师大前身辅仁大学毕业的;二是北师大“农民之子”学生社团已经陪伴当代乡村建设走了12年，实属不易。我今天上午博士生开题，中午是海外投资机构的午餐座谈会，下午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直播演讲，已经完成了三个单元工作，晚上来北师大演讲是今天的第四个单元;再累也得来，主要是给“农民之子”撑场子。
全球危机是西方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代价造成的
1、为什么在谈中国的区域发展时，首先要谈全球危机?
西方在金融资本时代发生的危机是客观原因造成的。过去的产业资本时代，企业从资本市场上融资用来支持企业运行和发展，那就增加雇佣劳动力，不仅应该足额支付一份工资，同时还需要另外支付至少半份用于社会开支。这就基本上能够维持劳动力扩大再生产。但是，因为西方社会成本这块支付太高，企业承受不了，于是产业资本就不能再在国内运作，而是大量转移到海外，就直接导致向海外产业转移所形成的收益直接回流到资本市场。于是，虽然资本市场与生产企业之间还有相关性，但资本市场不再成为企业融资的主要来源，而是更多依靠外部收益流入，由此西方主要国家争相进入寄生性地推动全球资本化的金融资本阶段。
但在这样做的同时社会矛盾恶化，由于国内制造业大量转移海外就不再需要雇佣劳动力，于是造成大规模失业。那在同时期政府也得不到企业支付相当于工资50%的社会开支，就只能更多地依靠借债来支付社会性开支，也就导致财政赤字增加促使债务失衡愈演愈烈。
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问世以来西方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阶段转化的同期，是产业危机向金融危机演变。这边是政府赤字增加，不得不把债务泡沫化变成国家强权政治的内涵;那边则是企业流向海外导致国内资本市场异化于实体经济而随流动性扩张趋向于金融泡沫化。于是，一个债务泡沫，一个资本泡沫，都成为西方在金融资本阶段发生经济危机的主要来源。
然而，尽管这只是西方社会从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做阶段性改变的客观的演变过程，但另一方面，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逃开西方这种金融资本阶段泡沫化扩张造成的全球危机，以及西方应对危机所内生性地对外转嫁成本。
因此，我才把近年来我们团队的理论创新归结为“成本转嫁论”。这个理论创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接受程度很高;而在本国则尚无反应。
2、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发展方式是否具有自己独有的特点?
讨论成本转嫁论，就要先简介后发国家的主权外部性问题，这也是我们团队近期做7个新兴国家的国别比较研究时提出的理论创新。
西方在产业资本阶段的经济危机曾经是两次世界大战的诱因。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帝国主义列强因在战争中过度消耗而缺乏对殖民化时期构建的传统地缘战略的控制能力。这时，就诞生了一批以民族民主革命的方式来形成独立主权的后发国家。其中就有中国。
我们通过多国比较研究认识到，在后发国家中，凡属于通过民族独立战争，以暴力革命方式驱除外国资本在本国势力的国家，支付掉的是参加战争的民众的生命和鲜血的代价，换回的是相对完整的国家主权。由此，就有主权正外部性对经济增长和制度收益的积极作用。亦即，其风险收益曲线的起点不在纵轴和横轴相交的0点，而是要高一些，可以在纵轴上取值为1。
还是以中国为例，原有的帝国主义侵略控制所得的财产，以及原有的不论是政府腐败分子还是官僚垄断资本形成的财产权利，全都被新中国政府没收。而地主的土地财产则由农民来占有。所以就形成了农村和城市两块基本财产关系，一块是农民分散占有的土地权利;一块是以国家资本主义为名所占有的原有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和旧官僚体系在这个国家所形成的财产关系。这些构成了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增长的起点。
既然获得主权方式的不同导致主权外部性的不同，那么，这就是决定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方式不同的根源。
二战后，通过不同的斗争形式形成了许多主权国家。其中主要的一种获得主权的方式是谈判，任何通过交易获得的政权就都会内生性地具有主权的负外部性。如果通过和帝国主义谈判形成主权，就没有把从原殖民主义到帝国主义在这个国家形成的财产权利拿回来，而是通过交易得到了一个国家的名义主权，而让渡掉了经济主权、资源主权甚至是金融主权的话，那这样的国家的经济增长和风险收益的起点就在零值上，甚至可能在负值上。另外一种是像中国一样通过比较彻底的暴力革命，形成的低外部性或者没有外部性的国家主权，它的经济资源就很大程度上用于支撑它的国家主权维护的行动。
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存在着的大量这样的主权负外部性国家。具体表现在：第一，如果一个国家本土的外国军队军事实力大于本国，如果一个国家必须长期承诺它服务于主导国家的战略地位，那它就没有主权可言;第二，如果一个国家维持生存的资源和食品经济，都高比例的依靠进口，那它维护主权的能力就不存在了。
这样的国家的权力集团，不管叫什么，最大的问题就是仅有政治主权而难以构建本土经济。这样，它就无法兑现当年发动民众争取这个权利的时候对民众所作的经济承诺。当初都说建立了主权国家就保证大家福祉，丰衣足食，孩子能上学老人能看病，但是它拿不到经济主权，就都兑现不了。发展不了经济，所有的政治承诺都会落空。然后就发生政党更迭。因为得到了一个“被民主”的政治体制，承接的也是西方模式的党争自由。但党争的结果还是无论谁上台都解决不了这个主权负外部性问题。于是就得“依附”原宗主国，任何这种与帝国主义谈判构建的“被民主”的上层建筑都必须从原宗主国获得大量的补贴。
二战之后所形成大量发展中国家，只要能够真正相对完整地拥有经济主权和资源主权，并且和国家的政治主权能够有机地形成一个统一体的国家，比如本国，竞争的起点会相对比较高。
3、中国在全球危机中得以生存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人们都在问，在全世界所有的发达经济体都遭遇经济危机的时候，为什么只有中国一家无论怎么唱衰它都衰不了?首先是因为刚才说过的，中国的风险收益起点高于零。一旦现在这种外部压力下国内财经界全裸或者半裸的激进舞者们照搬西方市场体系改变现在国内的金融资本管制，就会使金融经济成为“主权负外部性”的内涵，国家经济增长的风险收益曲线的起点重新归零，中国也就难以维持现状。[2]
中国的竞争力在哪里呢?难道如主流媒体所说，来源于照搬西方市场体制?
主观上我也愿意相信，但当你做了大量客观分析的时候，会发现很难像意识形态工这么简单地认定。印度、墨西哥等等这些更西方化的国家，难道市场化程度不比中国深吗?难道自由民主的程度不比中国高吗?西方意识形态所提出的转轨，不论是私有化、市场化，还是自由化、全球化，在这西式“四化”的制度转轨上，它们都不比中国差。中国现在是这“四化”都不到位，所以才导致国内激进舞者的不满，但却因此才有竞争力;如果都到位了，中国也会跟别人一样，美国金融资本危机中巨大代价无论怎么转嫁，它也就只好跟着承载。
为什么我多次强调“成本转嫁论”?简单来说，成本转嫁论可以理解为西方危机爆发的代价需要被转嫁出去，一般是发达国家转嫁到发展中国家;中国则是城市转嫁到农村。总结长期以来中国的经验教训可以知道，只要危机代价能够向三农转嫁，城市就能软着陆。如果不能转嫁，那危机就只能在城市硬着陆，导致失业和社会犯罪增加。中国的所谓调整和改革，其实也主要是大危机的应对政策。
但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真的具有比较优势吗?未必。
因为，当西方因社会成本不断上升而在1970年代开始大规模向外转移产业的时候，我们作为转移产业的接受者，事实上长期在向西方做“双重输出”的贡献。第一，我们在资源严重短缺条件下向西方提供廉价商品，既破坏国内环境、造成污染，又压低劳动力价格去参与全球竞争。第二，我们只能把大部分外贸盈余再投资到西方债券市场，如果自主地投资于海外资源和能源开发则因扰动西方的地缘战略格局而被污名化为新殖民主义。而对于以军事实力维护地缘控制秩序的西方来说，有越多的贸易逆差，就有越多的资本顺差。这就是发达国家在金融资本时代占有核心地位形成的双重输入的竞争力。
美欧日在2008年进入危机之后先后推行超级量化宽松，大量制造的过剩金融流向人类生存需求的基本产品市场，造成能源和粮食市场价格大起大落。因为它推高了基础商品价格，就导致中国进口通货膨胀。这就导致中国实体经济利润下滑，于是国内的资本就流出，去追房地产，就导致房地产价格高企。另一方面，中国抗通胀的利率调整导致融资成本大幅度高于西方，于是西方就能够用海外低成本融资来中国获取高收益。举一个例子，美国人投资在中国每年的回报率在32%左右，中国人投资在美国国债市场上每年的回报率不到4%。这就是金融资本主导国家和实体经济国家的差别。所以只要中国现在完全开放金融管制，“我家大门常打开，张开怀抱等你”，得到的是低价格的外部资本，挤掉的是国内的高价格资本;最终是国内金融资本竞争的失败。
“无限责任政府”的再平衡战略是中国改出危机的主要经验
4、中国的三大差别与“再平衡战略”[3]
我们还有一个观点具有挑战性：几千年不间断的中国文明史之中，客观地形成了对国家稳定和整体利益最大化承担着无限责任的中央政府。在当代，则形成了配套承担无限责任的大型国有企业作为不能破产的国家资本的运营主体。这些，是东西方最为根本性的体制差别。因为西方上层建筑中的有限责任政府和经济基础中的有限责任公司，在制度上也是有一致性的。因此，美国政府关门、加州财政破产，是这种体制的结果。
诚然，历史原因形成的东西方两种体制本来无所谓对错。但是，在中国照搬的西方意识形态化的话语体系之中，这种无限责任政府被称为专制，这种无限责任公司被称为垄断。如果纯粹从主观上说，我也不能认同专制和垄断;但如果是做学者必须坚持价值中立的客观分析，则只能实事求是地认为，中国在全球危机打击之下重要的发展经验，主要是承担无限责任的中央政府通过无限责任的国企直接投资于缓解三大差别的“再平衡战略”。
就是用这种与西方个体化的“经济理性”不同的方式，中国人改出了危机。
中国在90年代追求全球化，正在经济对外依存度高达74%的时候，1997东亚金融风暴爆发了。它导致外需下降，按说只能转向内需，但同时出现的是乡镇企业破产，国企职工“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外需下降，内需又没有，怎么办?只能转向国内基本建设。这在生产短缺条件下，不可能实现。而中国是在1998年陷入的是生产过剩危机。就得靠大规模发国债来把过剩的工业生产能力导向中央政府提出的五项统筹战略，使危机成为中央政府提出的具有高度政治正确的统筹协调方针的落实机会。之所以能够在那以后15年来以投资拉动增长，是因为愈益严峻的三大差别客观上使政府必须体现合于国家责任的政治理性，向具有典型非市场化的基本建设领域做大规模投资。
先是区域再平衡——1999年西部开发，西部当年修高速公路的时候，那高速路上几乎没车。大规模基本建设向西部走，每一百公里的高速公路都是多少亿的投资，一个西部大开发的总投资是3.6万亿，其中国债投资是2万多亿。这场投资方兴未艾的时候，2001年提出东北振兴，解决老工业基地技改和棚户区改造，这又是2万多亿投资。新政府2003年接手就是中部崛起，大约2万多亿投资——过去一部分地区先富，后来遭遇生产过剩，正好把投资转向西部、中部、东北。总之，国债为主的三大项目约7万亿主要投资于区域再平衡。这是中国与西方相比的阶段差别。欧洲和日本的高速公路和高铁都成网了，都投完了。
接着是城乡再平衡。改革开放之初城乡差距是1比1.8，强调三农问题重中之重的时候则是1比6，城乡差别越来越大。怎么办呢?2005年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其实就是大主要投资于农村公共品和基础设施，迄今为止也有约7万亿。现在“五通进村”，通路通电通水通电话通宽带。同期几乎99%的村合作医疗覆盖，低保户做到应保尽保，孩子们上学免费，社会建设差不多到位了。因此现在最难的不是乡下人进城要“农转非”，而城里人下乡要“非转农”，这表明城乡差别缩小和去城市化的现象发生。
这个时期，中国在1999年提出“以人为本”，2002年明确了五项统筹。现在初步实现了区域发展统筹和城乡发展统筹。总之，当中国1998年陷入生产过剩危机的时候，就是因为有这区域、城乡、贫富等三大差别问题，才恰恰成为把过剩生产能力转向大规模基本建设的国家投资领域。据此可以认为，在区域和城乡这两大差别已经缓解之后，执政党的新一届领导班子接着应该投资于化解贫富差别的再平衡战略;并且，这也应该是深化改革的重点。
如果新一代领导集体针对贫富差距做再平衡，就要开征财产税，其中最重要的影响是对房产征税。很多年轻人问我，什么时候买得起房子。我说，现在不行。因为只要金融过剩，一定与房地产资本结合，价格一定被两大资本联手推高，这在世界上哪个国家都一样。
怎么治呢?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直接税为主，通过对富人多征税的累进税体现社会公正。比如这两天法国提出对收入800万欧元以上的人征70%的税。如果我们也按这个比例征税的话，那国家财政和社保欠账等问题就都解决了。
但我们现在恰恰是一个以累退税为主的国家——富人交的少，穷人交的多。我们的间接税占比92%以上，直接税只占百分之7多一点，还大部分是单位扣缴，由个人直接缴纳的只占不到百分之一。那就意味着，我们的富人假借推进西方制度实际上占据了权力场，却没有成为西方意义的“责任担当者”。年轻人也许愿意跟着心灵鸡汤去当粉丝，但还是得抽空问他们尽责了吗?
中国人刻意维护的是世界上最落后的税制。因此，如果贯彻群众路线，那么宏观改革就改一个字：间接税为主改为直接税为主。只要改为对富人多征税的累进制，就不仅缩小贫富差距呢，而且立刻回出现财产透明。不公平的问题和腐败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这个中国特色的体制下的“化危为机”：借助应对危机的大规模投资来实现三大差别再平衡，在任何其他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没有可能。
中国体制内生性的最重要的长期问题就是中央地方关系
5、为什么中国的发展长期呈现地方化的态势?
中国的所谓差异化区域发展是个长期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初“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也是把本来差异化但有所控制的区域发展改为放权让利于地方政府主导的区域竞争，到现在则是以区域不平衡来吸引国内过剩产业资本投资，变成区域再平衡。
现在看，先富起来的沿海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型工业，其实吃的只是微笑曲线的底端，产业收益主要在海外。这种情况无法改变。在这种沿海不可能形成相对有收益的产业结构的影响下，各地都出现地方化发展趋势，其实就是地方政府公司化恶性竞争的趋势。也就是说，各级地方政府不是以提供公共品为主的政府，而是公共品让位于服务资本利益的公司化政治主体。任何政府公司化的竞争都会造成风险;越是地方政府竞争加剧，造成的风险就越大。因为从科学上看，每产生一份资本，就会产生一份成本。
因为改革是中央对地方“放权让利”，由此，承担无限责任的中央与不断增加风险的地方之间，就长期存在利益矛盾。中国是单一制国家，任何地方的财政债务和金融坏账无论多严重，政府都不会破产。而越是发达的地方，其政府公司化程度越高，其投资坏账和债务风险就越是上交中央。
中央靠什么承担风险呢?改革以来中央越多把低收益产业下放到地方，地方就越是变成产业经济代表，中央则主要是金融经济代表。当地方把风险上交中央，中央就得靠增发货币来化解。90年代以后，货币化是中央承担地方风险的主要手段，但也会成为通货膨胀的诱因。总之，中国出现了中央货币经济与地方实体经济同步增长的局面。
6、中央的宏观调控为何总是失灵?
中央的宏观调控在经济维持增长的时期屡屡不到位，主要是因为风险累积而成的经济危机在没有爆发的时候代价还不够严重。中国每次宏观调控只要是能够落实的，都是在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共同受到威胁。可见，在正常情况下如果经济危机不爆发，无论指望着中央搞一个顶层设计，还是指望着宏观调控能够落实到位，都不太可能。
众所周知，中央对地方的调控手段现在很大程度靠财政专项。但1994年之前中央在财政上实际占比是非常低的。中央手里没钱就想号令地方，根本不可能。
同理，在地方化的中国，也根本不可能形成集权制或独裁制的政治体制。
当代中国的地方化起于1957年一五计划完成。那时有一个说法叫“中央财政坐滑梯，地方财政坐飞机”。因为当时前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战略性援助，中国工业化需要的投资项目改为以贸易项下来进行。这时候二五计划胎死腹中。中央财政占比陡然下降，从此长期在平均20-30%之间;而地方财政长期平均在70-80%的水平上。
1989年经济危机与社会问题相继产生以后，1992年中央财政严重赤字压力下放弃票证供应。同期，开放了股票、期货、房地产三大高风险市场。这三大市场都具有高投机性，导致大量投机性金融资本涌入，中国经济开始进入高增长阶段。
直到1993年三大赤字同步爆发，危机非常严重，这时中央与地方谈判1994年1月1日出台了分税制改革，此后造成了中央和地方对半分的财政比例。中央才能开始用专项投资方式调控地方，才有了一定的宏观调控能力。但，真正意义的调控往往还是在危机局面下才有可能实现。
这时候的高增长，对中央政府而言，主要是货币化的增长，也就是说中央政府在经济上越来越趋向于西方主导国家的行为。于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中央政府逐渐告别实体产业，一般国企逐渐下放到地方，改造成私有化的中小企业。中央和地方利益结构分化显著起来。
主要领导人的个人主观努力是可贵的，但如果不是在几乎所有的政府主体都受到危机爆发的威胁的情况下，宏观调控的效果是非常差的。主观设计得再好，也落实不到位。记得80年代我们当时在中央政策部门工作的时候，自己的调查研究也早就说，“一号文件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各地都是一级一级照着念，中央文件很长，没念完就去喝酒吃饭了，真的能把这个文件完整地念下来，就已经不错了。
中央政府的各个部门其实也都是不同利益群体的代表，如果要某个部门按照中央的宏调这个体系来执行，它首先要看自己部门的利益是增加还是减少。如果它的利益是减少的，怎么能落实的了呢?很多人寄希望于制定一套现代政府管理制度，但，现代制度本来是多种利益集团互相制约的谈判依据。当务之急，应该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利益集团的资本利益转明。
7、中国宏观调控失灵的外部原因
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在大量外部过剩流动性造成的通货膨胀不断地被中国进口的条件下，出现了宏观调控失灵的局面。这也是为什么上届政府尽管大声疾呼要调控房价，始终压不住的外部影响因素。
现在开始有媒体说宏观调控失灵，甚至说是失败，这是个客观事实，但不能归咎于某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中国面临的是这样一个国际环境。能把这个国际环境讲清楚的人太少，所以大家老以为是我们自己不努力，做得不够好。但其实是国内的调控应对不了外部资本迅速膨胀所造成的双重影响。今天外资在发展中国家形成的双重获利格局，可以解释我们提出的双输逻辑，一是在于国外期货市场上高价格的能源和原材料进口的时候势必引发国内的输入型通胀，随之促进资金利率提高。二是国内还不得不把超级量化宽松政策造成的外部过剩资本的低价格投资迎进来，填补现在国内高价格资金退出实体经济留下的投资空间。于是中国就变成了一个竞争失利的结局。
这就是当我们说全球危机爆发的时候，虽然最初会发生西方，但西方得以把金融资本泡沫化的成本转嫁给发展中国家。这就客观上导致了我们的调控困境。
城镇化与综合性农协才是深化改革的主要内容
8、中小企业发展与城镇化是否能够改变地方政府公司化的状况?
随着沿海经济的“去工业化”，中国未来的发展会和城镇化结合，因为大量的打工者会从沿海携带着他们的知识、技能和资金，返回到内地的城镇来。
为什么返回来呢?因为大多数打工者都不想当工人阶级。
照搬西方意识形态的学者和政策部门大都认为，农民应该改变身份，卖掉土地和房子，进城变成工人阶级。但有谁问过农民愿意当工人吗?去问问来打工的农民想不想当产业工人。可能90%的人都告诉你不想，为什么呢?因为农民是小资产者。小资产愿意降低自己的社会身份当无产者吗?农民往往会回答你，他来打工的目的是挣点儿钱，将来开个小饭馆儿，或者开个小商店，或者开个什么裁缝铺，总之他想当小老板。从小资变成小老板，那意味着从下层社会变成中等收入群体的中下层，意味着向中产阶级升级。但政府和学者老是让他降级，从小资变成无产，他肯定不愿意。更何况现在的生产线，是一个严格筛选劳动力的生产线，稍微过点儿岁数，27、28岁以后，就算还能干，也干不过17、18岁的年轻人了。
大多数这些人挣点余钱以后，就要做点自己的小本经济。这种小经济哪儿适合呢?小城镇适合，大城市不适合。所以我们会在不太久的将来，看到区域发展中的县域经济主要靠城镇化和返乡的打工者们开办中小企业来形成新的一轮地方发展内涵。
而到这个时候，地方发展的主体将不再是政府。中央正在逐步减少地方政府追求GDP的刺激，从干部考核体系等等，都在改，那地方政府也会越来越重视环境。
中国正在静悄悄地发生一场政府行为的改变。我们相信，未来会有一场新的城镇化发展，这种城镇化发展会是去城市化的生态文明发展。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如果说中国的城镇化是在县域经济的范围内推进，那么我们相信这个政策选择是正确的。如果简单地把城镇化等同于城市化，就跟现在有些部门的说法一样，那对中国来说，很可能会造成巨大的生态灾难和严重的环境破坏，进而造成更为严重的社会矛盾。
9、您为何不同意工商业资本大规模投资促进中国农业产业化?
最近很多学者在抨击日本，说为什么日本长期以来坚持只许JA(日本农协)办企业，而近年来虽然允许企业法人进入日本农业，但事实上仍然障碍很多。大约10年前日本曾经有一段时间采取了相对激进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战略，不仅允许个人、而且允许企业法人进入农业。接着，提出这个政策的政党下台了。因为社会上多个利益团体都知道，只要允许工商业资本进入农业，一定是剥夺农民的。
中国在国内讨论这个基本常识的问题本身，就是我们主流的意识形态宣传的结果，认为这种产业化农业企业中农民拿的工资就是全部劳动力价值。如果中国也推行综合农协政策，农民就反过来变成企业的主人了。这才叫保护农民利益。
你可以再去看看，日本没有中国这么多的食品安全问题，什么苏丹红、三聚氰胺、黄浦江漂猪，有这些事儿吗?它的食品是安全的。在农业上，日本确实是东亚农业政策的楷模。整个东亚社会，除了中国之外，日韩台都是日本的综合农协模式，都是国家给足了优惠政策，包括各种各样的减免税收，政府投资只许给综合农协不许给私人。中国恰恰相反，大量的优惠政策给私人，就是不给合作社。你说谁对谁错?谁公平谁正义?日本的农村政策比我们恐怕要进步很多。
日本农协经营商业的收入返还农民，所以日本农民的收入高于城市平均收入。这些收入，60%以上来自综合农协从事金融业、商业、保险业、房地产的收益，来自非农的收益。
日本现在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它的农业劳动力平均年龄高达64岁，所以现在它开始允许企业法人进入农业。尽管如此，现在的工商企业仍认为，它们进入农业，是竞争不过综合农协的。因为综合农协享受着多种免税和优惠政策。日本农民合作社办金融保险是免税的，是经营着82万亿资金的大型金融产业。日本农协经营的房地产、旅游和工商业，收益大部反哺农民。每年日本的金融资本都提意见，说凭什么它们搞金融免税，我们搞就要交各种税费，甚至给农村的综合性合作社投设备、机械、汽车，政府就是不要回报。但无论怎么打都打不下来，日本政府就是要扶持农业。它说自己是稻米文化立足的“大和”民族，哪怕要加入太平洋自由贸易区，它也绝对不放弃农业保护。为什么日本农业高保护呢?因为这是大和民族文化尊严，不能交易。我们激进改革家却正因为有市场没文化，而把文化市场化产业化。
1998年，我曾经是农业产业化提案的处理者。当时生产过剩发生，据统计，需求大于供给的商品为0，供大于求的超过四分之三。因为城市里的产业资本收益显著下降，大型工商业资本就提出要进入农业，通过对农业资源的资本化由企业占有资本化收益。
为什么我一直在讲日本综合农协的政策稳定日本一百年?因为日本的城市经济是8大综合性商社掌控，而整个三农就是由第9个综合商社掌控——农业及其产业链的全部收益，都在综合农协。这是以惠农政策构建乡土社会稳态结构。因此日本从1990年遭遇长期衰退却完全没有动乱。
相对而言，中国现在强调的农业产业化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惠资政策，在任何一个农业产业化的产业链中农民的收益如果能超过10%，就烧高香了。这些年造成的污染代价和农村乱局只能由社会承担。
中国的农业产业化政策从90年代末期搞到现在，我也已经研究这么多年了，之所以提出批评，就在于它确实造成了严重负外部性，对资源环境和安全都造成巨大的代价。
如果我们把农村的合作社从专业合作社改为综合合作社，那会出现什么样的改变呢?那就是农民通过综合性的经营，包括经营金融、保险、餐饮、房地产，如果政府又明确规定了合作社的低税和免费制，那么农民的收入低下问题就会通过综合经营而明显改善。
我相信很快就有农村合作社改革的表述，但亲资本的各地政府能不能落实还得再说。
温铁军简介：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 2013年10月22日晚温铁军在北师大教9-502应学生社团“农民之子”的邀请做了题为“全球危机与区域发展”演讲。南方都市报评论记者张天潘、实习生金其琪记录整理。
[2] 全裸是指自己及其家人都加入外国籍，半裸则是指家人在海外自己在国内。
[3] 这些创新性的观点，我在北师大演讲之后的次日对美欧日的大型机构投资人institutional investors的战略研究人员 strategy studies做了午餐会对话;如同我在很多国际会议上的演讲一样，都得到积极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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