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制度本来就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专政工具，其具有鲜明的阶级本质和政治原则。世界各国不同阶级的统治历史表明，虽其阶级本质和统治形式不尽相同，但从其统治方式的侧重点来看不外乎人治、法治、德治三种形式。人、法、德治都是上层建筑的统治现象。从来就没有绝对意义上的人、法、德治，三者之间一些互相渗透、相互包容、内在联系的成份很难彻底分开。因其各自形式、特点亦有显著不同，所以三者又是具有内涵区别的不同概念。
统治阶级是统治的核心与灵魂，政治是统治的方向和原则，人、法、德治是统治的方式。脱离了统治阶级的政治，人、法、德治就失去了作用的方向和遵循的原则。脱离了人、法、德治，政治就失去了展示的载体和能动的手段。政治内涵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程度越大，人、法、德治方式作用的有效性就越大;人、法、德治有机结合、合理交溶的科学性越强，政治的作用效果发挥得就越充分。
利用健全法制之机移花接木，我国“精英”们散布西方法制迷信，鼓吹资本主义的“民主、法制”， 竭力将资产阶级法学的传播效应升级变大，执意要在我国建立完整的资产阶级法律体系，大张旗鼓的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精英大肆喧嚣西方的法治迷信。他们极力的丑化人治、德治，叫嚷“法律至上、一法就灵”;“西方发达国家依法治国是为了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似乎“人治”就是罪孽;“德治” 等于虚伪;资本主义法治就是世界统治模式的楷模;只要实行法治，政治自然清明、生产力自然发达、社会自然进步。然而，“法治万能”的迷信在社会实践面前已经碰得头破血流了。我们不妨进一步剖析一下资本主义实行法治的内在原因。
一、资本主义社会“法律至上”吗？
人类历史表明，法律从来不是“永恒的正义”。法律都是阶级的、历史的、具体的法律;从来没有抽象的、普世的、永恒的法律。具体的法律都是出自具体的统治阶级之手。社会历史从来都不是“法律至上”，法律历来是统治阶级的专政工具，是统治阶级统治意志的表现。从来都是按照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去成立和完善法律，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遵循超阶级“永恒、至上”的法制精神，束缚、损害统治阶级自身的根本利益。
西方资产阶级，为了借用人民的力量完成推翻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在其革命之初便提出了“天赋人权、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变革诺言作为旗帜挥舞。待取代封建统治后，被资产阶级奉为圣铭的“人人具有生而平等的权力”仅仅停留在法律形式上。在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的实际中，处处体现着不平等的权力。劳动人民的人权、民主、平等、自由等能力，完全受到弱势阶级地位的桎梏和压抑。
就像把几只狼放在羊圈的羊群里，再给它们双方都可以弱肉强食的“公平权利”，即只维护“起点平等的自由权利”一样，资本主义社会法定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是建立在无产者与资产者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巨大的社会不平等基础之上的，所以这些法定权利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结合便成为庇护剥削、维护压迫、支持两极分化的强大法律武器。
资产阶级立法精神的核心是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而资本又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和灵魂。适应资本对经济基础的统治，资本主义社会中法定民主、自由权利的真正价值，旨在维护社会多元私有资本首先是大垄断资本自由运行、增殖、扩张的权益。法律形式上人人平等的民主、自由权力的本质作用，不过就是资本剥削劳动、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制度需求。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民主、自由权利”对于劳动者来说：一是，由于主张权利的实际能力的限制，根本不能获取自身需求的基本民主、自由价值;二是，有资本主义宪法和具体法制对资本权益的拱卫，劳动者手中的法定“权利”一旦与资本的权威抵触就会顿时败下阵来，立显苍白无力、徒有虚名。
资产阶级给予劳动人民这些法律形式上的“民主、自由权利”，本是被框定在资产阶级意志允许的范围内。即便如此，也并非能充分行使。一旦这些“权力”可能损害资产阶级根本利益或资产阶级利益需要，国家权力就会运用“紧急状态”或其他方式随时中止、压制“民主、自由权力”。而且国家安全、情报、调查、检察、警察等部门可随时随地的践踏这些民主自由权力。
就拿自我标榜在“自由世界”中最自由的国家美国来说。美国统治者(资产阶级)无论对内对外，都随意践踏美国宪法及立法精神的核心条款即“人权条款”。
美国当局曾长期粗暴地镇压以黑人为代表的反对种族歧视维护人权的正义斗争，并且纵容民族极端分子(如三K党)虐杀黑人。至今，美国仍旧歧视有色人种、不信上帝的异教徒、乃至他国移民。
美国当局镇压国内的罢工、游行示威、迫害共产主义团体、社会进步组织、进步人士的事件司空见惯。随意干涉别国自由、制裁、封锁他国，乃至发动战争武装占领他国，随意窃听、监听他人电话、他国电话，关押他国公民，残害战俘，肆意虐囚的丑剧不断上演。
历史上，美国当局对共产主义运动、工人运动、社会民主运动，不但随机镇压，而且公然颁布践踏宪法(人权、民主、自由法条)的专制法案，如：【忠诚调查法;劳资关系法(被称为奴隶劳动法);颠覆活动控制法案;国家安全法(麦卡伦法);共产党管制法】。
1927年美国当局为了镇压矿工的罢工斗争，竟然给工运组织者沙克和范齐蒂捏造杀人犯的罪名判决死刑，以此恐吓工人阶级。这一残暴行为引起了美国和世界各地暴风雨般的抗议集会和示威游行。同时期田纳西州生物教师约翰▪斯科普因讲述达尔文的进化论违背了“上帝造人”的基督教义而被判有罪，造成轰动一时的迫害科学的“猿猴诉讼案”。
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在“虚拟经济”中通过金融衍生品诈骗高额利润的猖狂经济犯罪活动造成了2007年后美国和世界剧烈的经济危机。而美国政府从前到后对此巨大的金融和经济犯罪，始终是枉法纵容、包庇、扶持。美国政府对于美国人民声讨美国金融垄断资本罪恶的“占领华尔街”的和平抗议运动，却是坚决的压制和严厉的驱散。
美国教育部下属机构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网站于2013年3月22日在“每日语录”一栏中引用毛泽东“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而不倦’”的名言，国家教育统计中心因此遭到猛烈抨击。有美国参议员出面表示，教育部必须解释为何引用“共产主义者”的话。该中心网站被迫删除毛泽东的这句话，换成了林肯的一个警句。美教育部代理新闻秘书还专门公开表示这次引用“很糟糕”。美国的“言论自由”容不下毛泽东一句温和的哲言，显示了美国“民主、法制”表象背后的政治专制本质。
资本主义法制本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强制工具和得力手段。资产阶级对法治方式的情有独钟，并非出自对社会公平、正义的高尚追求，而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和资产阶级政治特点所决定的。资本主义将法治形式作为其统治的主导形式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二、资本主义不具备“人治”作为主导统治方式的条件
1、狭隘的阶级本质 窄小的政治权威
资产阶级是剥削者，是社会上的很少数人，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政党和领袖真实社会基础的狭隘性。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只是改变私有制形式并非否定私有制，原则上并不改变原私有制中的占有关系。加之资产者在社会经济力量上的强大，所以其革命任务简明扼要、相对容易。
一般的说、资产阶级革命对资产阶级政党的依赖性不强。所以，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没有几个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成功地全程领导了资产阶级革命并最后夺取胜利的资产阶级政党。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和领袖，既有卓越的全程领导了资产阶级革命并取得了彻底胜利的政治资本，又兼有在确立资本主义制度之后，可以超越不同资本间的矛盾和竞争，能够充分代表一切资本、资本集团利益和愿望的政治权威。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真实政治权威的窄小性。
2、多元资本利益需要多党竞政
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和竞争的特性，造就了多元不同资本、资本集团之间可能具有不同乃至相悖的具体价值取向，可能发生争夺利益的矛盾、冲突。
资本主义国家在原则上是保障资产阶级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的，但其国家行为不可能在何时、何地、何种问题上都均衡的有利于一切资本和资产者的利益取向。实际上往往是首先保障大垄断资本、大资产者的利益和意志。
资本主义的国家行为，对资本运作的利害关系极大。为了保障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同的资本和资本集团都必须培植自己的政治代理人、代言人参政、议政、监政。即资产者寻求和收买资产阶级政党或政客，以掌控、监督、制衡国家政权，维护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至少要有两党以上的多党竞政，才能满足多元资本主张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客观需要。
所以，在资本主义国家确立之后，适应充分代表和维护不同资本、资本集团利益的需要，作为资本的雇员，资产阶级多党竞政的政治格局历史地出现了。
3、执政首脑的届时更换，是资本对国家行政权力运作形式的要求。
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多元社会资本之间，既有资产阶级共同利益的连结和维系，又有都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所导致的相互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
在国家权力的运作过程中，为了维护最大化的资产阶级根本利益，不可能时时、处处均衡的保障各个具体资本的最大化利益。国家权力有很大“合理合法”的影响具体资本利益得失的自由空间。
能够决定和直接影响政权运转的国家、地区行政长官和国会议员的选任及作为，通常都是幕后垄断资本的黑手在操控。大垄断资本集团或其联盟依据获胜的可能，要么派自己的人参与选、任;要么以培养基金、助选资金、政治献金、单项贿赂等手段，挑选、培植、收买、利用自己的代理人。而被选、任人没有大资本的鼎力支持，不但在竞选时缺失支撑力;在执政时缺失影响力，而且竞选资金都是问题。所以二者幕后的必然交易是公开的秘密。比如十四位现任美国政府的要员，直接来源于用财力赞助奥巴马总统竞选的资本集团。
基于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在维护整体资本根本利益的同时，对特定具体资本的“合法”利益倾向无法避免，竞选中败北的大资本和其它未当政的社会资本，不能容许多元资本间此种利益失衡的局面长期持续。
执政首脑长期任职不利于多元资本的利益均衡，不利于三权制衡的政局，不利于资本对国家行政权力的有效制约和及时调控。因此除了采用三权分立的政体形式外，执政首脑人物也只能在特定的任期时间内执政，届时更换。
此种执政形式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本质对其政治形式的规定性。同时(适应资本要求的)多党竞政机制，也从政治因素上直接排斥执政首脑的长期任职。
4、“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
如果把资本主义国家比作一个企业，那么多元的具体资本就是股东，大垄断资本就是董事，国家政权不过是经理人，国家政要不过是资本的雇员。
私有资本排斥一切高于自身利益的异己政治权威，不管它是个人权威、政党权威还是阶级权威。
在这种自私独立、利益分裂的社会基础上，在这种频繁动荡更迭的政治格局中，任何社会政党和国家政首个人都没有长远跨越、包容、指挥多元私有制的领导权威。除非战争和重大灾害的出现，任何执政党、国家政首都没有按照社会需要整治私有制的权力。执政，囿于执届的时间条件、囿于异届政见自主的惯例，“人治”缺乏可持续的历史延续条件。所以，资本主义不具备以“人治”作为主导统治形式的能力和条件。
三、资本主义不具备“德治”作为主导统治方式的条件
资产阶级思想贫乏、虚伪。
1、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金钱关系简化了封建制度中的一切社会关系。资本主义金钱万能的观念征服了对忠君爱国、尊尊、亲亲、仁、义、礼、智、信的信仰，摧毁了封建制度中的社会观念。赤裸裸的资本主义私有观念取代了封建私有观念。
2、资产阶级在破除封建思想对自身羁绊的同时也摧毁坏了很多剥削阶级世代相传的思想武器。因而其思想武库中思想武器有限得很。
他们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高喊的天赋人权、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口号，一是为了改变本阶级的社会地位，二是出于凝聚社会力量投向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需要，从来就不是被剥削阶级的福音。
3、资产阶级上台后，就将这些口号的意义限定在资本主义事实上不平等的前提下去理解。同时他们高悬法治利剑，随时警戒真正彻底的人权、民主、平等、博爱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冲击或损害。
4、随着他们统治的开始，私有观念、金钱万能、弱肉强食的观念与他们蛊惑人心并引以为荣的人权、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口号的矛盾冲撞日益明显剧烈。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未带来“天赋人权”，却带来了“钱赋人权”。“金钱万能”无情地嘲弄着资产阶级的“正义”，尽情地亵渎着资本主义的“文明”。
连资产阶级自己都不相信用这些贫乏、拙劣、矛盾的思想武器能骗倒无产阶级。
对一个信仰金钱至上的阶级来说，先天就不具备“德治”作为主导统治方式的思想条件。
四、资本主义“法治”的必然性
１、资产阶级的历史习惯。
资本主义是在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生长的。在资产阶级对封建统治展开的斗争中，与其它和平斗争形式相比较，法律成果最能稳定、有效的维护和保障自身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借助法律是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末期和社会形态交替之际，稳定、有效的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斗争方式。这种兴奋的记忆和历史习惯，对尔后资本主义社会用法律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普遍手段的社会习惯起了促进作用。
２、资本主义国家阶级基础的狭隘性。
资本主义社会是少数资产者统治大多数劳动者的剥削社会。其阶级矛盾的冲突性，使得法治的支撑须臾不可停滞。否则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意志迸发会随时危及到少数资产者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生存和发展的安全。
３、资本主义社会的尖锐矛盾和普遍冲突。
私有制、竞争的经济本质造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普遍、大量、持续的矛盾和纠纷。而资本主义快节奏的经济运做，最大限度地压缩着资本增殖的时间过程。也就赋予了时间的经济效益价值。这样就迫切需要法制对社会矛盾实行有效管束和及时裁决，以保障社会正常的高速运转，保障经济效益的时限性。其矛盾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只能依靠法制的纽带联结和维系。
4、私有制之间的利益冲突只能依靠法律调整
在一个高度自私、自由，各自追求不同的自我价值，充满利益冲突的多元私有资本的社会中，除非服从于法律(国家规范的强制力)，私有资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毫无顾忌的排斥一切异己的政治权威、道德权威，不管它是个人权威、政党权威还是阶级权威。
5、资本主义具备了法治的客观条件
资本主义可以充分借鉴人类历史上私有制社会的法制经验，自身又历经几百年的时间过程，其需要法调节的法律范畴清晰、明确，需要法调正的法律关系，充分展示，稳定存在。其有逐渐完备法律、完善法制、强化法治的充分条件。
五、资本主义统治方式中“德治、人治”的辅助因素
资本主义国家通常以法治做为其统治的主导方式，但其决不拘泥和局限于法治，用法制束缚和制约自身统治利益的手脚。他们在主导方式之外也努力发挥“人治、德治”的作用，并力图将“法、人、德治”有机结合的综合作用发挥至极限。
（一） 资本主义的“人治”因素
资产阶级充分发挥人治的应有作用：
1、资本主义的多党竞政
在代表资产阶级不同经济集团和政治派别利益的政党中，在野党替受雇财团也替自身监视执政党，及时抨击其执政过失。执政党以集体的智慧、能量并借用国家国情、国策咨询班子的知识、经验支撑和夹持该党的执政要员，以改善资产阶级统治效应。
2、竞选制。
通过竞选对竞选人进行政治素质和执政意向考察，以抉择人选。
资本集团通过对议员、行政长官、司法官员人选的本人素质、幕后交易、竞选演说等综合评价，决择优劣。看谁最能保证资产阶级的整体意志和最大利益并突出倾向本集团的特殊利益，则努力通过选举或任命程序予以确认。
这里要指出的是，这些统治和管理社会的侯选人都是资产阶级中较大的垄断财团和政治派别推荐或认可的、有影响、有能力、可信任的资产阶级头面人物。
3、议会制
授予议会重要的决策和监督权力，委以议员重要的参政、监政的个人职能，充分发挥各资本集团代言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4、政权中的充分人治权力
给予国家元首(和执政首脑)个人以重大的人事、政事的决策权力和紧急状态下对国事相机处置的权力。
5、法治中的灵活人治机制
资产阶级在确立常规的法制保障的同时，为了在超常时刻、紧急关头仍然力争实现最大统治效益，就需要以紧急变通和灵活应对的机动人治来补充法制的缺陷。而决不被僵死的法规条文、成套的法律程序束缚手脚，影响统治效率错过决断机遇。
资本主义不但在立法、立法解释;司法、司法解释;行政决策、行政作为的伸缩性上给予立法、司法、行政官员以很大的人治余地，而且通常赋予执政首脑在立法、行政、司法相互间的衔接环节;各种统治手段的配合尺度;各种国家和社会力量的超常调配和使用;内政、外交紧急问题的非常处置等一个很大的机动决策的人治空间。
这些统治特点，绝不是为了取悦统治人物而保留，只是在法治主导的同时，要有机动灵活、权衡变通、紧急处置的人治机制来补充，方能获取最大的统治效益。
（二）资本主义的“德治”因素
资产阶级思想武器贫乏，不具备德治作为主导统治方式的条件，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政治没有“德治”成分。资产阶级在有限的精神价值内努力张显“德治”的作用。
1、鼓吹历史唯心主义。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上智下愚、弱肉强食、“英雄创造历史”的观念。鼓吹阶级剥削、压迫和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合理性。
2、借用宗教的精神力量进行社会思想统治。资产阶级利用宗教麻醉人民，消蚀其革命意志。并巧妙的把教民思想上要成为上帝羔羊的宗教教旨，演绎为人民群众要成为统治阶级驯服工具的政治实践。使人民在敬仰精神上帝的同时，驯服于资产阶级这个政治上帝。“政治上帝”享用“精神上帝”的供果。
越是科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就越是违背科学精神，支持、弘扬和依赖宗教。
3、通过强化私有观念来塑造社会灵魂，鼓励和培养追求自我价值、实行个人奋斗。
4、利用金钱万能观念，诱导人生价值的根本目标。
5、依据世界劳动者为资本创造的丰硕物质财富，运用国家手段分流社会资本的部分国际超额利润。向本国社会成员提供国家福利待遇。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福利标准，既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额度较大的绝对值，又是发达国家自身社会资本收入的低微比例。
资产阶级力图以小恩小惠的经济施舍，换取资本主义制度的长治久安。而这些施舍并不触及资本常规利润的份额，更不是从原资本额度里拿出来的捐献。不过是剜国际劳动者和弱小国家之肉，补本国资本主义机制之疮。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掠夺和盘剥别国、特别是掠夺和盘剥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源、劳力、市场，控制国际经济、特别是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而形成了狠毒的“超额利润”即高额垄断利润。这些价值中不仅包含着被资本剥削的世界劳动者的过度血泪，而且包含着被资本毁损的未来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社会福利对于资本来说，不过是抽取劳动者一瓶鲜血后回注的一管盐水。
六、
可见：
1、资本主义法制具有历史必然性，而并非是资产阶级为了实现社会正义的人为选择。
2、资本主义法治，并非是法律至上，而是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至上。资本主义法治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3、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统治形式，并非是绝对意义上的单纯法制。而是以确保资产阶级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以资产阶级政治为统帅，以法制为主导形式，尽力发挥人治、德治辅助作用，法、人、德治相互融溶、有机结合、综合治理的统治机制。
邯郸学步又削足适靴的鹦鹉们，在我国资产阶级法制效应的推进中，又在鼓噪着“宪政”。
可悲的是，忽视四项基本原则的“源”，排斥人治、德治的“流”，就必然铸成法治乱象。
可恨的是，运用资本主义立法精神和法制原则，注入社会主义社会肌体，就必然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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