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维：制度自信不能变成制度迷信

　　制度自信不能变成制度迷信

　　——在“《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学术研讨暨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

　　潘维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胡鞍钢教授一直在做最前沿、最重要的事。前些年中华体制遭到大量质疑时他出书为体制辩护，为制度和道路自信鼓与呼，讲制度和道路的优越性。而今谈治理，鞍钢教授又率先推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一书(胡鞍钢等著，中国人民大学2014年9月出版)。而且，他总是带着年轻学者和学生一起来做，这对年轻学人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所以，他在学界始终领风气之先。

　　作为学术讨论，我也想指出问题的另一面：制度自信不能变成制度迷信。制度不是永动机，不能自动保障善治。在全国推广郡县制的秦朝仅得14年寿命;创科举的隋朝仅得了37年寿命;民国开创宪政，五权分立，也只得38年寿命。尽管毁制度显然将导致国家的灾难，但国家的成功主要不是靠制度。制度没变，克林顿把美国带到了巅峰，接班的小布什把美国带向了急剧衰落。依旧是共产党领导制，大政方针、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变了，局面就完全不同。而今的局面怎么来的?三十多年前，我们的大政方针从无产阶级革命变成了改革开放;政治路线从阶级斗争为中心改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路线从无产阶级专政改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组织路线从看办批判会的本领来提升干部改为看发展经济的本领来提升干部。从此，局面就大不一样了。大政方针、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这四条是治国的根本。出了问题，不能像王莽那样急于照书本里的抽象概念“改制”，而是要检讨我们的大政方针、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毛泽东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我也想在制度之外谈谈国家治理问题。中央提出国家治理问题确实很重要。我暑假期间去了包括新疆在内的不少发达和不发达地区，刚回北京。我切实感到了治理问题的急迫。不少官员拿老百姓的钱不当钱，路边上今天种这个树，明天拔了改种那个树，整天做表面文章。漂亮大路的背后就是居民区里遍布的脏乱差。官员不去管人民的冤屈，假装没听到群众的抱怨和咒骂，不愿意也不敢直面群众，直面群众生活的艰辛。

　　这里，我想提出有关国家治理的一个学术问题：我国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但为什么我国政府的质量却越来越低?官员的学位越来越高，从三十年前的本科学位都普及到博士学位了。但中高级官员们越来越缺乏道德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胡作非为、甚至贪污腐败。这不仅是个悖论，而且构成了我国严重的治理问题。面对一盘散沙的群众，严密的科层体系非但解决不了群众五花八门的问题，而且还没了对自己行为的制衡。共产党搞革命需要人民，需要依靠组织起来了的、有权力的人民。执政搞建设需要资本和专家，但还需要人民和人民的权力吗?在市场条件下，人民可不可能组织起来，让人民的权力制衡政府官员的权力?

　　这里，我还想提出第二个有关国家治理的学术问题：百姓的生活质量无疑在飞速提升，但为什么生活比以往艰难多了?我国的国民生不起，养不起，病不起，死不起。为了改善养小送老的条件，我们每天劳作十几个小时，疯狂追求金钱，既伤害了身体、又扭曲了精神，还几乎没有了体育和文化活动。比起老一代，全国劳动者的文明素质显然大幅度下降了。可肉食者们还在指责群众，“何不食肉糜”——干嘛那么玩命挣那点小钱?我们在北大、清华、人大工作，体会不到百姓的艰辛，因为我们教职工子弟可以读附属小学，这些附属学校都是“一流”。但在其他单位，年轻人养个孩子难啊，花七八十万就为孩子上个“一流”小学。七八十万是很难挣到的，那是日夜劳作、斤斤计较、彼此死掐才搞到的。我们不反对生活竞争，甚至不反对贫富差距扩大，但能不能让咱中国孩子们拥有生活起点的公平?能不能让咱中国老人们在生命终点有平等的尊严?若丧失了特权和腐败机会，廉洁的高官们会支持医疗和教育市场化吗?经济发展真的与教育和医疗均等化是悖论?

　　这里，我还想提出第三个有关国家治理的学术问题：为什么我们学界总也说不清楚市场机制与国家干预之间的关系?今天的国家治理在很大程度上被说成了“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之间关系的问题。但抽象地说能说清楚吗?我们可能抽象出一个亘古不变的“正确”关系吗?经济学家做的是纯市场机制的学问还是“经世济民”的学问?应该是人民的需求左右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平衡是动态和宏观的。有三才有万物，市场与政府两者之外还有第三者，就是人民的需求。若“现代化”只惠及少数人，我们多数人凭什么支持呢?市场化导向的改革越来越难，因为惠及的人越来越少，群众的抵制越来越顽强、激烈。而今高速增长没有了。为什么?人民日常生活的小事办不好，缺少公正，人民就丧失了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国家建设的大事就逐渐办不到了。共产党改善百姓生活，所以百姓支持共产党。这改善不是抽象的或者过去与将来的，而是具体的、现在的。

　　我与鞍钢教授的感觉一样。我们都看到了经济突飞猛进的种种成就。我去美国留学时中国一公里高速公路都没有。我2000年去印度，那时的印度也一公里高速公路都没有。去年我国高速公路里程超过了美国，而美国还一公里高铁都没有。我去美国时口袋里只有20美元，对今天出国的孩子们来说那是传奇。我很自豪，我们这代人不仅享受到了经济奇迹，而且这奇迹就是我们这代人在党的领导下拼命干出来的。然而，旧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又出现了。过去的功劳属于过去。我们党需要在不断解决新问题中把国家带向进步、带向文明。

　　在人民共和国65年大庆前夕的今天，我国的治理问题非常严峻，相当一部分原因是我国经济水平依然低下。我们人均GDP不到7000美元，发达国家是4到5万美元，我们是人家的六分之一到七分之一。这巨大差距里包含了我国无数的落后现象，也蕴藏着我国高速发展的巨大空间。我们东北亚地区没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先例。鞍钢教授的这本书在继续给我们信心和希望。我在这里套用好莱坞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片尾的那句话作为结尾：“希望是个好动西，也许是最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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