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里有个供员工学习交流的论坛，员工在闲暇之余，可以在论坛里发表一些意见，话题无所不有，有碰到疑难业务问题寻求帮助的，有交流休闲娱乐心得的，也有关心社会政治问题的，每有社会政治问题的话题就会人气高涨，正反两方观点激烈交锋，很是热闹，但这样的话题往往会惨遭删贴的命运，可这也无法扼制人们参与的兴趣。有时，自然就会涉及到毛泽东，围绕着毛泽东的争论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几乎天天都会出现一个争论的高潮，或是小高潮，或是大高潮，无休无止。有一次，一位对毛泽东持反对观点的同事抛出一句话：毛泽东亲口说感谢日本皇军。许多人都对这句话持怀疑态度，认为一定又是那些反对毛泽东的人编造出来的谎言。
其实，毛泽东还真的是说过类似的话，而且还不只说过一次。
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时说：“二十年前那种对立，教育了日本人民，也教育了中国人民。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你们，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教员，也是你们的教员。”佐佐木听了毛泽东的话后说：“今天听到了毛主席非常宽宏大量的讲话。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们大家感到非常抱歉。”毛泽东接着回答：“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一点，我和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两个人有矛盾。……我们为什么要感谢日本皇军呢?就是日本皇军来了，我们和日本皇军打，才又和蒋介石合作。二万五千军队，打了八年，我们又发展到一百二十万军队，有一亿人口的根据地。你们说要不要感谢呀!”
毛泽东是一个文章大家，还是一个哲学大师，又具有幽默风趣的特质，他的话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那就是活泼生动，引人入胜，而且话里往往包含着丰富的哲理和让人会心一笑的幽默。就象他在接见佐佐木等日本友人时说的感谢日本皇军的话，就是一种典型的正话反说，是一种独特的毛泽东的说话方式。在这样的一种场合，如果毛泽东义正词严地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一种声讨，那接见的气氛无疑将会非常的严肃和沉闷，毛泽东反其道而行，他不去正面批判，而是通过分析由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客观上促成了中国人民的大团结，并取得了夺取政权的胜利，由此得出了感谢日本皇军的结论。严肃的话题经过毛泽东的一番破解，立刻变得生动活泼轻松起来，使谈话得以在这样良好的氛围里深入进行下去，取得非常好的谈话效果。真正了解毛泽东这种说话风格的人，也就不会把毛泽东反说的话当成正话去理解。在毛泽东大量的文章及讲话中，这样那样的反正话比比皆是。
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针对美国发布的对华关系白皮书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给总统的信而写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中说：“那些认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不拿薪水上义务课的好教员，他是如此诲人不倦地毫无隐讳地说出了全篇的真理。美国之所以没有大量出兵进攻中国，不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而是因为美国政府有顾虑。第一顾虑中国人民反对它，它怕陷在泥潭里拔不出去。第二顾虑美国人民反对它，因此不敢下动员令。第三顾虑苏联和欧洲的人民以及各国的人民反对它，它将冒天下之大不韪。艾奇逊的可爱的坦白性是有限度的，这第三个顾虑他不愿意说。这是因为他怕在苏联面前丢脸，他怕已经失败了但是还要装做好像没有失败的样子的欧洲马歇尔计划陷入全盘崩溃的惨境。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你们的好教员。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
1956年7月14日，毛泽东在同两位拉丁美洲人士的谈话《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中说：“犯错误也有好处，可以教育人民，教育党。我们有很多反面教员，如日本、美国、蒋介石、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向这些反面教员学习，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历史上英国同我们打过很多仗。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沙俄、荷兰，都很喜欢我们这块地方。他们都是我们的反面教员，我们是他们的学生。”
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中说：“坏事也算一种经验，也有很大的作用。我们就有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这些人，他们是我们的教员。此外，我们还有别的教员。在国内来说，最好的教员是蒋介石。我们说不服的人，蒋介石一教，就说得服了。蒋介石用什么办法来教呢?他是用机关枪、大炮、飞机来教。还有帝国主义这个教员，它教育了我们六亿人民。一百多年来，几个帝国主义强国压迫我们，教育了我们。所以，坏事有个教育作用，有个借鉴作用。”
1956年9月25日，毛泽东在同拉丁美洲一些党的代表谈话《我们党的—些历史经验》中说：“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好先生，就是蒋介石。他把我们赶到农村去。这个时期很长，十年内战，跟他打了十年，那就非得研究一下农村不可。这十年的头几年对农村了解还是不那么深刻，后来才比较了解，了解得也比较深刻。这个时期，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我们党带来了很大的损失，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把我们党在农村中的大部分根据地搞垮了。……共产党人不要怕犯错误。错误有两重性。错误一方面损害党，损害人民;另一方面是好教员，很好地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对革命有好处。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如果没有什么好处，为什么是成功之母?错误犯得太多了，一定要反过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物极必反’，错误成了堆，光明就会到来。”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犯一点错误也并不坏。成绩有两重性，错误也有两重性。成绩能够鼓励人，同时会使人骄傲;错误使人倒霉，使人着急，是个敌人，同时也是我们很好的教员。总的说来，现在看不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有什么大错，有什么根本性质的错误。”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清华大学那个要杀几千几万人的大学生，我们邓小平同志去讲话，就请他当教员。这样的人，又没有武装，又没有手枪，你怕他干什么?你一下把他开除，你那里很干净了。但是不得人心。你这个地方开除了，他就要在别的地方就业。所以，急于开除这些人不是好办法。这种人代表反动的阶级，不是个别人的问题，简单处理，爽快是爽快，但是反面教员的作用没有尽量利用。”
1957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中说：“假如美国人打到北京，你们怎么样?采取什么态度?准备怎么做?是跟美国一起组织维持会?还是跟我们上山?我说，我的主意是上山，第一步到张家口，第二步就到延安。说这个话是极而言之，把问题讲透，不怕乱。你美国占领半个中国我也不怕。日本不是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吗?后来我们不是打出一个新中国来了吗?我跟日本人谈过，要感谢日本帝国主义，他们这个侵略对于我们很有好处，激发了我们全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提高了我国人民的觉悟。”
1958年9月，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国际形势问题的讲话中说：“戴高乐登台好，还是不登台好?现在法国共产党和人民应该坚决反对戴高乐登台，要投票反对他的宪法，但是同时要准备反对不了时，他登台后的斗争。戴高乐登台要压迫法共和法国人民，但对内对外也有好处。对外，这个人喜欢跟英美闹别扭，他喜欢抬杠子。他从前吃过苦头的，他写过一本回忆录，尽骂英美，而说苏联的好话。现在看起来，他还是要闹别扭的。法国跟英美闹别扭很有益处。对内，为教育法国无产阶级不可少之教员，等于我们中国的蒋委员长一样。没有蒋委员长，六亿人民教不过来的，单是共产党正面教育不行的。戴高乐现在还有威信，你这会把他打败了，他没有死，人们还是想他。让他登台，无非是顶多搞个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十年，他得垮的。他一垮了，没有第二个戴高乐了，这个毒放出来了。这个毒必须放，等于我们右派的毒，你得让他放。你不让他放，他总是有毒的，放出来毒就消了。……我看，禁运对我们的利益极大，我们不感觉禁运有什么不利。禁运对于我们的衣食住行以及建设〔炼钢炼铁〕有极大的好处。一禁运，我们得自己想办法。我历来感谢何应钦。一九三七年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每月有四十万法币，自从他发了法币，我们就依赖这个法币。到一九四○年反共高潮时就断了，不来了。从此我们得自己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我们就下了个命令，说法币没有了，你们以团为单位自己打主意。从此，各根据地搞生产运动，产生的价值不是四十万元，不是四百万元，甚至于不是四千万元，各根据地合起来，可能一亿两亿。从此就靠我们自己动手。现在的‘何应钦’是谁呢?就是杜勒斯，改了个名字。现在它们禁运，我们就自己搞，搞大跃进，搞掉了依赖性，破除了迷信，就好了。……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我们比较承认我们是要有利一些。现在还有四十几个国家不承认我们，主要的原因就在美国。比如法国，想承认，但是因为美国反对就不敢。其他还有一些中南美洲、亚洲、非洲、欧洲的国家，以及加拿大，都是因为美国而不敢承认。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承认我们的，合起来只有十九个，加上社会主义阵营十一个，有三十个，再加上南斯拉夫，有三十一个。我看就是这么一点过日子吧。不承认我们，我看是不坏，比较好，让我们更多搞一点钢，搞个六七亿吨，那个时候它们总要承认。那个时候也可以不承认，它们不承认有什么要紧?”
1964年1月30日，毛泽东同法国议员代表团的谈话《中法之间有共同点》中说：“日本人被赶走后，美国人又来了，我们把美国人、蒋介石都赶走了。那时，我们啥东西也没有，也没有飞机，也没有坦克，更没有原子弹。我们就是有些步枪、手榴弹、轻炮。感谢美国人给我们运来一批重炮，当运输大队长的是蒋介石。我们没有兵工厂，也没有任何外国援助。你们没有到我们那个小地方——延安去过吗?那里很落后，只有农业，一点点手工业。”
1964年7月9日，毛泽东在同在朝鲜平壤参加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后访华的亚洲、非洲、大洋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谈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中说：“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第一，它削弱了蒋介石;第二，我们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在抗战前，我们的军队曾达到过三十万，由于我们自己犯了错误，减少到两万多。在八年抗战中间，我们军队发展到了一百二十万人。你看，日本不是帮了我们的大忙?这个忙不是日本共产党帮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帮的。因为日本共产党没有侵略我们，而是日本垄断资本和它的军国主义政府侵略我们。我们的第二个教员，帮了我们忙的是美帝国主义。第三个帮了我们忙的教员是蒋介石。当时蒋介石有四百多万军队向我们进攻，我们的军队同他打了四年仗，从过去一百二十万发展到五百多万。蒋介石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军队统统被我们消灭，只剩下百分之五不到的军队跑到台湾去了。中国得到的教训是这样：有压迫，就有反抗;有剥削，就有反抗。帝国主义，不管是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或其他帝国主义，都是可以打倒的。国内反动派，如蒋介石，不管多么强大，也都是可以打倒的。这就是中国的历史情况。”
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在同斯诺就越南战争谈话时指出：“老实说，美军留在南越是件好事，它锻炼了南越人民，使解放军壮大。只有一个吴庭艳是不行的，就像中国单有一个蒋介石是不行的，必须要日本占领大半个中国，而且占领八年之久，才能锻炼中国人民。”
1965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同叙利亚访华友好代表团谈话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们有帮助，使中国团结起来反对它，促进了中国的革命。现在美国军队占领我们的台湾，还占领南朝鲜和日本的许多地方，并在越南打仗，美国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教育我们亚洲人民团结起来，坚决斗争。比如越南人民，从前不知道怎么打仗，现在学会了。这就是帝国主义给我们的好处。帝国主义也会有好处，你们信不信?帝国主义有时通过它的走狗教育人民，如中国的蒋介石。我们这些人就是受过蒋介石教育的，他用内战的办法教会我们打仗。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现在，非洲正在发生战争，如刚果、安哥拉和葡属几内亚等地。阿尔及利亚打了八年仗，才取得独立。在苏伊士运河也打过仗。你们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法国人被迫退却而取得了独立的，是这样的吗?”
1965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谈话时指出：“你们和我们都打过日本人，你们还打过法国人，现在你们正同美国人打。美国人训练和教育了越南人，教育了我们，也教育了全世界人民。依我看，没有美国人就是不好，这个教员不可少。要打败美国人，就要跟美国人学。马克思的著作里没有教我们怎么打美国人，列宁的书里也没有写。这主要是靠我们向美国人学。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支持你们。朋友愈多愈好。”
在毛泽东的反正话里，毛泽东要感谢的可不只日本皇军，他还感谢过美国，感谢到蒋介石，感谢过何应钦，在毛泽东那里，蒋介石是他的老朋友，艾奇逊是他的好教员，那些没日没夜地诋毁毛泽东的人，在毛泽东眼里其实也是合格的好教员，他们正用他们的言行一次又一次地让人们看清了一件事：他们是一群连毛泽东的反正话都看不明白的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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