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是人类对历史不同阶段划分的一种通俗叫法，它是时间的因变量，时间越往前走，过去的部分便越显示“古”性，几十亿年前的时代称为太古代，再往后又是元古代，6亿年前到七千万年前的阶段又称为古生代和中生代，之后至今的区间就是常说的新生代。
事实上，“古”的划分没什么绝对标准，不简单以时间为对应，以人的文明进化为主要权重划分可能更为合理，没有历史记载仅依赖考古或传说推演存在的人称为古人，比如说山顶洞人、元谋人等，再如三皇五帝，他们的存在，推演与神话的成分较为丰富。有历史记载且没有明显神灵特征的人称为新人，周以后的人更适合标记为新人。再新潮一些的分法就更为简单，科技革命之前的时代即可称古代，科技革命之后的时代即可称现代。
时代，人，古与不古都只是相对概念，人的生命时长是有限的，而时间是永不停止的，人一离世便为作古，从这个意义上讲，“今人”即为几千年后的“古人”，“今时”即是几千年后的“古代”，“古人——今人——未来人”自然构成了人类绵延不断的轨迹，一旦中断，便是人类的灭亡。
考察历史需要有一个侧重点，是以静止为重还是以流动为重?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都有一种相同的疾病——掏死物。掏得越多，掏得越古，功劳越大，成就感越强烈，掏出越古的东西越有可能成为国宝，四羊方尊、蝉形玉含、羽龙耳附、兵马甬阵、敦煌石窟无一不是国之瑰宝。然而，无论这些物件多么的贵重，它终究是静止的，它们身上携带的文明并不一定能附着在现代人身上，迷恋遗迹的历史未必能带来新人的进步。
大家可以很容易的看到，不管多么文明灿烂的历史，最终都要远去，遗物之所以越古老越被视为国宝?因为它只会越来越少。唐代无论有多么繁荣，无论创造了多么享誉世界的发达经济，较之明清而言，可见之物就少得可怜，极盛唐代的八棱银杯是无价之宝，明清的宫廷陶瓷只是待价而沽。与静物随时间延续不断减少的事实相比，“人”则是不断更新而且随时间整体膨胀的，承载在人身上的文明性也会不断变得更为丰厚。
历史终究是人的历史，研究历史无疑要把核心关注放在人的身上，不断地促使人的进步方能使社会进步。今人当着重研究什么历史?毫无疑问应重“活着的历史”——现实。现实即是明天的历史，“今天”是活着的，趁它活着，认真研究其机体内的元素比等它死了再研究更容易弄出成果，那些从死物堆里挖掘出来的所谓“事实”绝大部分可能是因意识需要虚构出来的“事实”，如果能把“今人”以雄居于世的真实形象描述清楚并传递给未来中国人，那么，“未来人”心中的“古人”必定更富有历史的荣耀感。
研究今天又到底该研究什么?毫无疑问，必须研究“今人”的文明性。在中国，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倒挂现象：鼓吹自己是五千年文明古国，但国民身上却鲜见超越一般世人的文明性。这不禁让人生问，所谓的中华文明哪里去了?粗想一下，只存在三个可能性：一是中华民族本就不拥有超越世人的文明成果;二是中华文明不具有与时俱进的可传承性;三是中华文明被其它文明覆盖而灭亡。
有关文明成果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实际上不需要讨论，如果说夸父追日、女娲补天、鲧禹治水、精卫填海等还略带有点虚构的话，那周朝以后的文明则是可见可读可考的，文明古国绝非浪得虚名。中华文明号称的是五千年，五千年传承没有断裂，说明其完全可以与时俱进，毕竟今日中国的“不文明”只表现了几十年，诸子百家不是由诸子自己集成的，是后人不断发展并完善的，以期能与其时相契合。有关文明覆盖的疑问更加不会成立，历史上的文明对抗和文明交融一直存在延续性，世界主要的文明体系并没有被灭亡，印度先后被外人主宰近千年，今天的印度仍然是印度的映像，何况根深叶茂的中华文明?质言之，曾经辉煌的中华文明是真实存在的，并且是可以学习并传承后世的。
事实上，当代国人被普遍认为缺少文明性的根本原因是“物质人”失去了承载“活文明”的能力。雄伟壮观珍宝无数的故宫无一处不承载中华文明的厚重感，哪怕它脚下的一块青砖都可以列入馆藏文物，然而，再伟大的故宫，也不过定格在近千年的文明网格中，当某一天因自然或战争破坏，它可能瞬间从人间消失，没有人能保证千年以后的北京还一定保留着故宫，即便是繁华无比的现代北京城市圈，几千年以后也未必能保留今天的些许面貌，甚至可能是一片荒地。“死文明”的保留靠天意、靠幸运，不断消失是大趋势，没有遗憾的必要，作为“活文明”的人才是真正与时俱增的瑰宝。埃及有金字塔，印度有泰姬陵，秘鲁有库斯科古城，但没有人向往这些国家，欧洲因为有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梭伦、休谟、黑格尔、马克思、密尔、贝多芬、哥德、米开朗其罗、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等数不尽的“伟大”，不让世人膜拜都很难。
令人遗憾的是，今天的中国人几乎都变成了“物质人”，政治引导和精神误导把“活文明”变成了象故宫一样的“死文明”，一个十几亿身躯的大国集体性地拒绝文明加载于自身，只愿意用物质来包裹和粉饰光鲜的外表，人格的物化度如同被化妆的尸体，最突出且最广泛的现象是与国人紧密相联系的只有房子套数、银行钱数、女人个数、地位级数、珠宝件数等等指标。无论是在国内还是走到国外，用他人的眼光观察中国人，形象都是物质式的躯体，而非中华文明的代表，越是中上层，其“物质化”形象越显丰满——千金一掷无声息。
自古以来，底层人不承担文明标本的义务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他们一直生活在上层人的阴影之下，等级地位赋予了权贵们更高于贱民的君子属性，至少在仕大夫阶层是表现较为突出的。可悲的是，今天的中国，文明的荒漠化恰恰起源于上层人，越是上层人，越把自己打扮得象故宫，其中还有一部分人把自己演绎得象塑料猪狗，剩下的一部分很可能就变成了牛羊，一个猪狗牛羊与静物一起组成的社会是个什么社会?文明能与它相干?
所以，要想让中国人重新变得符合自己的历史传统做回文明人，最为重要的步骤是让“物质人”活化变成有骨有肉有灵魂有思想的人，这是当代执政者和普通人最大的历史责任，尤其是执政者。近几十年来，中国人之所以变成固化的“物质人”，根本的原因是统治文化的引导，不管是古代政治还近现代政治，一个国家的政治导向必然决定着其国民人格的塑造，通常情况下，统治者更喜欢管理一群雕塑，而不是一群活人，政治文明性决定着整个社会的时代文明性，人的文明可以认为与政治文明是对等关系，即有什么样的执政者就有什么样的国民。
中国今人的最可怕之处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将会成为“古人”，还在不停歇地数落并追究古人的责任，以期为自己的动物性和麻木不仁寻求解脱，并且因此拒绝承担对未来人的历史责任，不少人面对堕落的社会找不到任何办法，只想着挖开秦始皇的坟墓再行鞭尸之罪，籍此获得思想上的满足感，渲泄自己的无能与无知，再过些年，当他自己作古的时候，未来人又只会想到鞭他的尸。
如何让中国昏睡中的“今人”活过来已经成为整个民族迫在眉睫的艰巨任务，必须做科学合理复杂的唤醒工作，只有先醒过来，然后才能进行精神辅导和体力恢复。唤醒，有手术性唤醒，也有保守理疗式唤醒，手术性唤醒最好的办法是革命，包括各个领域的革命性突变，但这种办法风险大，一旦成功，效果明显，一旦失败，伤筋动骨甚至会一命呜呼，保守式唤醒多依赖政策性变革，以期获得日积月累的渐进效果。
眼前的中国，到底用何种疗法，取决于执政者和国民是否能尽快达成理性共识，但不管如何选择，有一个前提是必须给予的——允许思想自由，即思想唤醒。思想不自由，即人失去精神，人没了精神，不是睡了就是死了，抑或是动物化了，压制人的思想比限制人的消费要更为残酷，没有思想，就谈不上文化，更谈不上文明，没有思想的文化接收，实质是把文化当物质吸收，即为了获得物质才接收文化，对不能带来物质的文化都有自然性的排斥感。
文明延续本质上是“洗脑”工作，任何文明都不能摆脱这种实质性，“洗脑”不是一个坏过程，属中性词汇，关键看用什么文明来洗，无论是政治制度鸦片、文化鸦片还是宗教信仰鸦片，其实都是洗脑工具，谁都不比谁更体现道德性。人类有区别于动物的高级之处本就在于一直在被洗脑，而不再是自然进化，用奴性文化洗便为奴才脑，用金钱文化洗便是钱脑，用神教洗便是神徒，用盗贼文化洗便是贼脑，用科学洗脑便为科技人才。
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明古国，一般来说是倾向于用自己的新、旧文明给自己的人民洗脑，而不是其它文明，当然，也有例外的国家或者例外的时段，中国在很长时间内，外来拜物教鸦片的影响力就远远高于原产地思想，进而让中国人有整体物质化倾向。若期改变，唯有经历“反洗脑”过程，传统的中华文明及信息时代的新思想都可以作为反向清洗剂使用，即使是共产主义也不应被排除在外，共产主义暂不存在，并不意味其不可以作为一种洗脑的文明工具，正如上帝根本不存在而几十亿人被其洗脑的道理一样。
既主张思想自由，又倡导文明洗脑，这两者是否矛盾?不矛盾。洗脑是一种普遍现象，方式手段有异而已，存在洗多少留多少的抉择问题，但洗脑不能妨碍自由，没有自由，就只有部分人行使洗脑权，其它思想者失去了洗脑权，接受与不接受洗脑的那部分人应该有权释放自己的另类思想和接受它种文明的洗脑。有人刻意把启蒙与洗脑对立看待，说启蒙比洗脑更高尚，这是不对的，启蒙就是洗脑，是用另一种未曾接触的新工具拐着弯的洗脑，试剂更具新颖性和清洗力，本质上是让多数人服从新思想的洗礼，宗教、哲学、科学都是智慧之物，也是洗脑工具。分析世界依然尊从物质与意识二元论，启蒙和洗脑都属于意识控制范畴，不存在第三元范畴的出现，一切试图改变人类原有意识模式的过程都是洗脑。
每个国家和民族都一个叫“传统”的东西，这是不同民族的重要区别，这种区别就来源于各自民族的延续性洗脑，今天的新东西将在未来变成传统的遗留，时间是连续的，洗脑的过程也是连续的，新的东西不能把旧的体系全部清洗，因而其民族特性表现出自己固有的组织和思想，不是动物性的本能，如果人的“本能”超越了思想，其传统的民族文明一定被实质上割裂，传统的割裂必然会使一个民族或国家有依附于其它民族的趋势，即思想上的被殖民化。
从民族的个性保护而言，他人要消灭你的那部分文明正是你自己必须保护和坚持的部分，这是“洗脑”与“反洗脑”斗争的焦点所在。自由是权利保证，洗脑是自由前提下的手段。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人类世界最强大、最成功的两种洗脑工具，它们不仅仅只是宗教，也是政治制度的连襟，既有独立性又紧密相关，号称最为自由的西方世界，不但不排斥宗教的洗脑作用，还极为深动地诠释了自由与洗脑的紧密关系，洗脑不影响人的创新能力，关键看如何洗。
欧洲大陆战争了几千年，近几百年的思想革命释放了大量闻名于世的巨匠，经历残酷的两次大战以后，又迎来了一个较长的平静期。不过，若据此就断定欧洲未来500年乃至1000年都将领先于东方古国未免太过自卑，抑或说某些人的视野过分狭窄，历史是一条长河，胜负恐怕不在几百年之间。膜拜欧洲巨人，并不意味着要主动性把东方民族几千年的自信轻易洗涮，而是要造就、尊重并宣扬自己的巨匠，哪怕他们离巨匠还有些距离，一个民族、国家或地区的繁盛根本上取决于自己的伟大，而非复制伟大。
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无论你怎么发展，无论用何种方式改造国民，一个千古不变的真理是：只能让中国人做中国人，如果把中国人洗成了日尔曼人、盎格鲁—撒克逊人、犹太人、斯拉夫人、阿拉伯人，那“中国人”也就灭亡了，“中国”便在历史中终结了，如匈奴国一样。有鉴于此，倘发现“中国人”已非中国人时，反洗不但必要，而且紧迫。
未来的竞争是“未来人”的竞争，不是遗迹与博物馆(硬文明)的竞争，“今人”的最大责任是将“活文明”留给未来，“活文明”就是鲜活、有生机、有文化的“今人”(也称文化人)，让“未来人”能源源不断地从一代代“古人”身上吮吸文明的乳汁。
“今天”必定成为“古代”，“今人”必将成为“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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