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军队意识形态问题的一部理论著作
——评原海南省军区政委刘鼎新人学专著：《人呀人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郝贵生
最近一段时期，党中央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特别是对军队内部腐败现象的揭露和批判。十八大前，已经揭露出原总参谋部情报部部长姬胜德、原北海舰队航空兵副司令员孙晋美、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原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廖伯年、原空军指挥学院院长刘广智、原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刘连昆、原38集团军政委邵松高、原兰州军区副政委肖怀枢等。十八大后，又揭露出原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徐才厚，原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原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杨金山，原解放军309医院政委、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副政委兼纪委书记高小燕，原南京政治学院副院长兼上海分院院长戴维民。上述人物都是少将以上的人物，且多人担任过做政治工作的“政委”职务。人们都在思考，我们党历史上政治工作做得最好的军队系统为什么也出现如此大面积的腐败现象?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发现了这些现象的严重性，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放弃了我们党以政治统帅军队的关荣传统。因此，今年10月30 日在福建古田镇召开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即新古田会议。习近平重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核心思想“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并深刻剖析了军队思想政治和作风方面存在的10个突出问题。近日，媒体就《辽宁日报》一封信又引发了整个社会特别是高校意识形态问题的大讨论。由此使我想起2010年10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海南省军区政委刘鼎新同志专著《人呀人你到底是什么东西》一书以及我写的对该书的批评文章。现在重新认识这本书的实质就是中国当今意识形态问题在军队内部的反映，也反映和揭示了军队内部大面积腐败的深刻的思想根源。
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2011年12月，我参加了在海南省海口市举行的中国第二届哲学大会(全国十几个哲学专业的学术团体共计400多人)。第一天上午大会发言中有海南省军区政委刘鼎章。他发言中简要谈到他写的一本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人学专著《人呀人你到底是什么东西》，副书名是“浅谈人的思想构成及其工作对策”。然后播放一个约20分钟的简短电视片，主要介绍其书主要内容和社会评价。但笔者认真听了其内容后，第一感觉就是其中许多观点不大正确，参会其他一些同志也有类似感觉。当时我想回津后，设法买一本该书研究研究。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上午，大会为我们每位参会者发了这本专著，且附有两个材料。专著封面自称这是“人类第一部对自己做出系统解读的理论专著”，同时刊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国防大学副校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国防科技大学政委、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主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残联主席等人极其之高的评语。第一个材料是四页内容的类此广告的东西，其中有该书的写作立意、内容简介、书评和新闻报道集锦、社会回音(笔者已拍成照片，见本文附录1)。《新闻报道集锦》报道了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学习时报、湖南日报、海南日报及多家杂志的大量无限拔高、吹捧性的评论。什么“一部解读人的思想奥秘的力作”、“寻找破译‘心灵密码’的钥匙”、“一部继承达尔文发展进化论的理论专著”、“一部引领人们走出思想困局的理论专著”等等。第二个材料是一本小册子《书情介绍·专访集锦》，内容主要是电视专题片解说词、总政治部青年局局长韩晓东与基层政治工作杂志社吴勇社长对的采访报道《重新审视世界和自我的启示》(刊载在《基层政治工作研究杂志》2011年第10、11期上)、《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杂志社副总编诸克艰率采访组采访的报道《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可贵的探索者》(刊登在该杂志2011年第11期上)、《中国青年》杂志社社长王跃春和总编室主任佟加林采访一周，写出报道《人，世界上最特殊的物质》，并于2011年3月专门为刘鼎新这本专著出版一期专刊。小册子《后记》中提到，除以上三个专题采访外，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新华社海南分社等新闻组织领导也先后采访，因篇幅所限，报道未刊入本小册。当时我粗翻了书中的内容后，更感到书中内容的荒谬性。在哲学大会分组讨论会上，我就简要批评了该书的错误观点。
我回津后又认真阅读了该书，久久不能平静。一是没有想到堂堂的省军区政委写出如此低劣的著作，且大言不惭地自我吹嘘。二是没有想到培养高级领导干部的中共中央党校的出版社竟然出这类著作。三是没有想到那么多高职务的领导和理论学者对此书做出如此不负责任的无原则性的吹捧。但又一想，这些年来，思想理论界这类的出版物太多了，且“党校反党”现象早已存在。似乎当时自己也有些见怪不怪了。但作为一名普通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共产党员的责任感要求自己对如此荒谬绝伦的著作总不能袖手旁观。于是我决定给刘鼎新同志写一封信，以一个普通读者和学者的口气批评其书中的错误观点。于是我写了约近万字的长信寄出。尽管我也预测到，可能得不到回信，果然石沉大海。后我将该信修改为一篇论文《一本错误百出的人学著作—评刘鼎新一书》，并带该文参加2012年中国人学研究会年会，会上做了发言。原人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陈志尚(今年12月6日参加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等主办的研讨会谈哲学教学《马哲系的种种怪现象》)也参加了海南会议，知道该书的问题，对我的发言给予充分肯定。后该文收集在当年年会论文集(《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第十四届全国人学研讨会论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中，但题目被修改显中性特征即《关于人性的哲学探索—与刘鼎新同志商榷》 。因我也知道，现公开发表文章，编辑不喜欢火药味浓的标题和文章。后我又将该文发给重庆市委党校学报《探索》杂志。为发表把握大些，我自己将题目改为《人的本质、本性究竟是什么?—兼与刘鼎新同志商榷》，文字和语句也稍做修改。后发表于该杂志2013年第2期。现将我发表前未修改的原文《一本错误百出的人学专著—评刘鼎新同志一书》作为本文附录2附后。发表后我认为，既然我也写信了，我的观点在全国学术会上也讲了，在正式刊物上也发表了，也就尽到责任了。后就不再提此事。近些日子，大家都在讨论意识形态问题，且腐败特别是军队腐败如此严重，必然思考其根源，又使我想到这本书的内容及出版和社会的评价。正如本文标题，这是一部反映军队意识形态严重问题的理论专著，其宣扬的错误思想也是社会腐败特别是军队内部腐败的深刻的思想根源。
一、该书的要害是公开为“自私心”辩护
笔者当时写的文中指出该书有五大错误即：一是其书名有媚俗倾向，二是把人的本质单纯归结为精神是错误的，三是把人的精神概括我“七心”即“上进心、正义心、责任心、自尊心、虚荣心、嫉妒心、自私心” 是简单、片面、肤浅化的结论。四是把“自私心”看作人类永恒的精神现象和混同于个人利益是错误的，五是全书的论证方法是唯心主义的方法。并对其进行了批判。但当时是从商榷的角度写的，因而某些地方很不深刻。这五点其中第三点和第四点是最主要的。第五点是批判其论证三、四点的哲学思维方法。由于把人的本质、本性单纯归结为精神，且又以音乐的七个符号和自然界的七种颜色为由，把不同社会、不同阶级的共同人性归结为七种基本之心即“上进心、正义心、责任心、自尊心、虚荣心、嫉妒心、自私心”。这七个心，也称七种意识，“这是人类社会的共同遗传”。整个全书就是围绕这“七心”展开的。这种认识是本书最引以自豪的，也是许多大人物竭力吹捧的所谓“创新”成果。笔者文中说：“固然人的精神因素包含了人的这‘七心’，但全部或主要归结为这‘七心’就既不科学，也不全面，更不深刻。说其不科学，就是把人的自私心看作人类永恒的意识现象。这绝对是错误的。自私心是人类社会产生私有制以后出现的精神现象，而且随着私有制的彻底消灭，私有观念也将彻底消灭。说其不全面，现实中的人的有些精神就没有概括进去。如同情心、兴趣心、爱心、恨心、意志、情感等。说其不深刻，这‘七心’实际上是人们实践活动中直接表现出来的心理倾向。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意识分类，它只属于社会心理部分，而社会意识形式如自然科学、逻辑学和各种社会科学等就没有包含进去，更没有阐述这‘七心’与社会意识形式之间的关系。如果按照对思想的这种分类方法，孔子学说、牛顿力学、爱因斯坦相对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这些理性因素究竟属于那一种心呢?其实它根本不在这“七心”之列，但却与“七心”有密切的联系。但离开科学的理论，特别是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就不可能对‘七心’做出科学的解释。不同立场、不同世界观、不同理论基础和思维方法的人对上述‘七心’也必然做出不同的解释。同时，借助于音乐有七个音符和图画中的七种颜色简单推论出人的思想构成也必有‘七个心’或七个意识的方法也是错误的。”
书中最大的错误要害就是公开为“自私心”辩护，且把这一点看作本书的最大创新。说，他要 “为自私心说句公道话”。他认为，自私心是人类的永恒现象，在常态情况下，其属性是良性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是坏的。要纠正多年来对“自私心是世界万恶之源”的各种偏见。而且从对待“自私心”的不同态度揭示了人类以往不同社会的特征：原始社会是“不管只用”，奴隶社会是“强管强用”，封建社会是“分管分用”，资本主义社会是“小管纵用”，社会主义社会是“只管不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大管慎用”。笔者认为：一是把自私看作人类的永恒现象是错误的。原始社会是原始公有制，根本不存在私有观念，谈何“不管只用”?二是把人们的个人利益与自私观念混为一谈。马克思说过，人们的任何活动都同人们的利益有关。人有个体与群体之分，人们的利益也有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分。同时个人利益也有正当利益与不正当利益之分。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有时统一，有时是矛盾的、对立的。阶级对立社会必然会出现有些人把个人利益摆在他人和社会利益之上甚至用损害和牺牲他人、社会利益来实现个人利益。所谓“自私心”或私有观念就是后者这种情况。原始社会中没有私有制，也根本谈不上存在私有观念。只有产生私有制和阶级社会之后，人类才存在“自私心”，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自私心。只是不正当的个人利益才是自私心。“自私心”是阶级社会剥削阶级、统治阶级的本质。农民等劳动者虽有自私观念，但不能说农民的本质、本性是自私的。的这种所谓“创新”实质是把剥削阶级的 “人的本质自私论”改头换面，否定共产党人的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思想。他攻击毛泽东时代对私有观念的批判是“只管不用”，今天强调共产党人的所谓思想政治工作是对自私心“大管慎用”、“管住用好”。书中说，100多年来，人们都喜欢争论主义好坏，比制度优劣，大了几十年口水仗都没讲清楚。认为，这个问题很简单，只有一个标准：“凡是能‘管住’和‘用好’自私心的主义都是好主义;凡是能‘管住’和‘用好’自私心的社会制度都是好制度。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就是要努力创造一个这样的好制度、好主义，它能‘管住’自私心，又能‘用好’自私心。人类只有在这种制度促进下，才能逐步进化到更高境界。”这不显然为现实生活中的形形色色的所谓合理的“自私心”做理论上的辩护吗?这不显然否定共产党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吗?这不显然与《共产党宣言》的“消灭私有制”和“两个决裂”思想唱对台戏吗?这不典型地反对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吗?现实生活中的那些腐败分子不都是从所谓“自私心”的合理性开始走上腐败之路吗?所以做出如此错误的观点，从哲学角度就是运用唯心史观。笔者在批判其第五点时做了分析。现在看来，这些观点就是受西方“普适价值”的严重影响的结果。
二、该书彻底扭曲了共产党人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质。
笔者所写一文侧重批驳该书对“人性”的错误认识，而没有批判其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错误。其实，的“人性”内容正是为其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和方法提供理论依据的。在总政治部青年局韩晓东局长的采访录中回答了这一问题。认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革命战争年代，主要抓的是以启发阶级觉悟为基本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第二阶段是全国解放后，主要是抓的是预防阶级复辟为基本内容的思想政治工作。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后，以配合各种具体管理工作为基本内容的思想政治工作。第四阶段是2009年以来，在全军深入开展以培养军人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政治工作。说：“培养军人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是对军人这种具有特殊职业要求的人的教育，是对军人这种纯自然人的教育，而不是对某个阶级的人的教育，是在阶级不再存在，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之后，社会大环境有革命状态向常态状态下的人的教育。那么人的常态下的人的思想状态是什么样?新的历史时代需要我们作出回答。在社会恢复常态，人的阶级属性淡化以后，纯自然状态下的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到底是什么样?我们党要在处于这种状态的新时期的人和中国人社会实施科学管理和有效服务，迫切需要对人到底是什么东西作出科学解释和系统回答。”接着说，本书，“正是顺应这个时代的大转折，深入研究和系统回答了处于社会常态下的人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个时代大课题，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
的这段回答，可概括几点内容：一是革命和建国前三十年，部队思想政治工作都是以阶级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因为那是阶级斗争时代。二是改革开放后，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了，思想政治工作转入具体的管理工作。三是认为阶级斗争和革命是人类的非常态。今天的社会是人类的常态。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就是研究人类常态下的思想状况。四是常态下的军人已经不是阶级的人，而是“纯自然人”;军队已经不是阶级的军队，而是常态社会状态下的“纯自然人”的无任何阶级属性的军队。这不显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吗?
概括我军前两个阶段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和主要内容是对的。第三个阶段指出其基本内容是配合管理的所谓“思想政治”工作，实质是已经放弃了思想政治工作。本身的职务就是专职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政委”，于是开始研究所谓“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军人和军队也不再具有阶级属性”下的所谓社会“常态”下究竟如何做“思想政治工作”。于是他就“创新”出社会常态下的人的本性是“七心”，同时特别强调“自私心”也是人的永恒的本性，共产党人不能消灭“自私心”，应该既要管住、制约，又要最大程度利用、用好。“管住”、“用好”自私心就成为衡量社会制度进步和主义优劣的唯一标准。由此推论，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或主要内容就是紧密围绕“管住”、“用好”自私心。这就是刘鼎新同志新形式下提出的共产党人领导的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特点和新内容，也是对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传统的最大“创新”。这究竟是创新，还是扭曲、倒退?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呢?
在笔者看来，这种对中国共产党人“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和核心思想的所谓“创新”绝对不是创新，而是彻头彻尾的扭曲、倒退，是变相推销剥削阶级的腐朽观念，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偏离和背叛。
第一，中国共产党人以“阶级教育”为核心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今天究竟是否过时？
建国以后，思想政治工作所进行的“阶级教育”实质是强调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毛泽东1949年提出的“两个务必”和“不当李自成”思想就是这种阶级教育的具体化，无论建国以后国际国内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只要国际上帝国主义没有消灭，共产主义没有最终实现，共产党的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阶级属性就永远不能改变，共产党人“消灭私有制”和实现“两个决裂”的历史任务不能改变。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军人的无产阶级属性永远也不会转换为“纯自然人”的属性，军队也不会转换为脱离任何阶级的“纯粹”的社会军队。以“阶级教育”为核心的 “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永远不能改变。十八大后，习近平台同志来到西柏坡，再次强调“两个务必”思想对共产党人防止“变质变色”的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毛泽东去世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又强调毛泽东“不当李自成”思想。难道习近平所讲的毛泽东思想的这些内容对军队思想政治工作来说过时了，没有指导意义了吗?
第二，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现象是人类社会的“常态”还是“非常态”？
“创新”实现政治工作的含义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认为，革命战争和存在阶级的社会是人类的社会的“非常态”，不存在阶级和革命的社会是人类的“常态”社会。我们党和军队以往的思想政治工作是非常态下的思想政治工作。今天改革开放的年代是人类“常态”状态下的社会，因此思想政治工作也应该“与时俱进”和进行变革。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典型的歪曲。大家指导，人类原始社会没有私有制和阶级。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剩余产品，导致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这是社会按客观规律发展的结果。无阶级的原始社会是人类的常态，有阶级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和发展也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人类最终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也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也是社会的“常态”。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其存在的任何社会现象都是“常态”。无产阶级革命是“常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巩固政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持继续革命，要政治统帅一切工作也都是“常态”。今天共产党人的具体任务、工作特色、形式确实与建国前后发生了极其大的变化，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历史任务、根本宗旨和阶级属性都没有改变，都是历史的“常态”。因此，怎么能够根据今天共产党人的某些具体任务的改变而把共产党的历史区分为“非常态”和“常态”两个历史阶段呢?即使按照1981年《历史决议》的观点，也还承认今天一定条件下存在阶级斗争，有时还很激烈。怎么能够按照的划分，把建国前后与今天的社会作为两种根本对立的所谓“非常态”与“常态”社会的区分呢?由此推论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和方式发生根本改变能够是正确的吗?
第三，“管住”、“用好”自私心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由于把人的“自私心”作为人类社会“常态”下永恒的自然本性，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动力，但又承认一定条件下的“自私心”的负作用。因此如何制约、管住、利用、用好“自私心”就成为衡量社会进步和主义优劣的唯一标准。从这一思想出发，认为，毛泽东时代的思想政治工作对自私心“只管不用”在三个特殊条件下起极大作用，这三个条件是建国初期人民群众较高的阶级觉悟、毛主席的崇高威望、群众的感恩思想。但三个条件以后“慢慢弱化和逐步消失”之后，“社会就寸步难行”，“社会由于缺乏对自私心的刺激，人们干工作开始出现动力危机。”“人民没有利益驱动力之后，最初的表现是干工作没有干劲”，且导致“物质匮乏，生活贫穷。”原苏联、东欧国家倒退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对自私心管得过紧而管倒的”。邓小平的伟大功绩就是“大胆利用人们追求生存发展的自私心”，但前提是“管住”，是“大管慎用”。因此，认为，不仅地方上的思想政治工作，而且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和具体内容都是如何“管住”、“用好”自私心、“大管慎用”自私心。
笔者认为，这里有三个错误。一是根本不懂他所说的毛泽东时代没有用“自私心”的三个特殊条件恰恰是我们党长期坚持正确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结果，而三个条件的丧失也恰恰是放松思想政治工作，导致各种私有观念肆意泛滥的结果。把文革后期和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出现的“人们干劲不足”的所谓负面现象归结为“不用自私心”的结果，这是典型的因果颠倒。事实恰恰相反，这是“自私心”泛滥的结果。苏联、东欧国家倒退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样也是放纵私有观念的结果。二是把人们正当个人利益与“自私心”混为一谈。共产党人在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把劳动者的积极性与个人贡献结合起来体现的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与对“自私心”的利用、“用好”完全是根本不同的问题。三是“‘管住、用好’、‘大管慎用’自私心”思想实际是说，共产党人要允许“自私心”的存在，要保护好“自私心”，要创造一切条件最大程度发挥“自私心”对社会的“积极”作用。但实际生活中“管住、大管”自私心是假，“用好”自私心是真。试想，那些所谓要“管住”、“大管”自私心的人本身还要积极“用好”自私心。在这种情况下，他能“管住”别人的自私心吗?能“管住”自己的自私心吗?这种所谓“用好”自私心实质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思想的翻版，而“看不见的手”思想实质是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在经济学方面的表述。从这个意义上说，的这个思想实质是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以思想政治工作为名，变相推销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人本性自私论”，是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性内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改头换面，罩上一层漂亮、华丽的外衣伪装贩卖之，是歪曲和阉割共产党人及其人民军队为人民服务思想和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根本和灵魂，也是中国当今意识形态领域在军队中的突出和典型表现。社会那些贪官包括军队那些贪官的所作所为恰恰就是践行所说的“用好”自私心的楷模和典范。改革开放以来、私有化、市场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政策、方法也是“用好”自私心的产物。
三、该书及有关评论和媒体报道反映了部分领导干部和学者知识、理论素养不足和世界观的严重问题。
首先表现在本人身上。人的本质、人性问题是思想理论界极其重要又难度极大的一个课题。作为一个非专业者敢于挑战这个课题，勇气值得嘉奖。但应该尽可能多地涉猎些古今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吧!可是在本书“参考书目”中仅仅列出了十多篇书目。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中外思想家的成果一本都没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只列出来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哲学的终结》一书。列宁、毛泽东的著作一本也没有列出。后面列出了刘少奇的《论党》一书，《邓小平文选》二、三卷、李铁映的《论民主》及几本普通的刊物杂志等。以这样的知识阅读范围和贫乏的知识结构能够写出一本真正“创新”的人学专著吗?号称本书是对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且毫无羞耻地称之为“人类第一部对自己作出系统解读的理论著作”。如此自吹自擂，完全是一种“井蛙观天”、“蚂蚁缘槐夸大国”的态度和方法。不仅一般社会科学知识贫乏，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更为欠缺。全书只有一处引用马克思主义原著的话，而且还引用错了。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借用欧洲一句谚语即“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讽刺庸俗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概念理解为追求吃喝玩乐的庸俗行为。而本书引用时却把 “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当作恩格斯的原话(78页)可见根本就没有认真阅读恩格斯的原著，更不会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认识问题。一个堂堂的少将级的省军区政委如此低劣的素质和水平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其次，表现在高度评价该书的某些大人物身上。如果说，由于种种原因，写出了如此低水平的著作，那么作为其他领导和学者，特别是国家级的学府和研究机构的领导怎么就不能分辨出来呢?且给予近似肉麻性的吹捧呢?据笔者所知，近几十年来学界有一个很不好的风气：著为出版和发行，总要请有较高知名度的领导或学者作序或写评论文章。而有些领导或学者本人基本不看原书或简单粗翻一下，多由该书本人起草初稿，由自己签名而已。同时也存在个别行贿送礼请高人写序或评论等现象。写序或评论者未必都真心同意或赞同书中的基本观点。但也存在某些领导或学者真心赞同和自愿者。笔者相信，给该书写序或高度赞扬的人不可能完全一样。但笔者认为，无论什么情况，一是这些人最起码的丧失了作为一个学者应有的社会责任心。如果自己没有认真阅读或不是真心赞同该书观点，怎么能够随便答应写序或写吹捧性评论文章呢?该书如果有其错误且造成社会负面影响，写序或评论赞扬者是否也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呢?二是如果真心肯定并自愿评论者，那么自身的理论素养和水平哪里去了呢?识别、分辨能力哪里去了呢?自身的素质或水平是否货真价实呢?
再次，表现在出版社和媒体人身上。如果说写序或评论者有可能没有认真阅读该书，违心写之，那么出版社编辑甚至主编就不可能没有认真阅读该书。书中错误如此之多，特别是其主要观点完全是错误的。怎么就丝毫没有发现呢?且本人已经在中央党校学习进修过，其该书初稿党校也多次审查过。笔者所看到的该书实际是第二版。该书出版后，中央主要媒体《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学习时报》以及地方一些报刊、《中国青年》杂志刊登吹捧之声一个高于一个的评论文章，又是为什么呢?《中国青年》杂志不仅刊载对的采访录，而且出版专刊。我们编辑的基本理论素质和水平究竟哪里去了呢?
笔者猜测，尽管十八大后习近平提出毛泽东的七届二中全会讲话精神，今年初又提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最近又强调意识形态问题和强化军队政治是军队的生命线等思想，王伟光《红旗文稿》发表的文章中强调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问题。但本人、高调赞扬其书的部分领导、学者、中央党校领导、编辑以及主流媒体的编辑至今也未必都认识到该书的错误要害问题。笔者认为，无论是本人以及涉及该书的其他所有人，之所以做出如此之多的错误观点和错误的评价，最根本的理论根源就是丢失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观点，放弃了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认识社会主义、政党、国家、军队等问题，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思想。如果认识到不应该放弃和背叛这些观点，就可能认识到该书的错误以及错误的评论、报道。反之，就不可能认识到。我想多数人还可能沉浸在理论“创新”的自豪和喜庆之中，说明这些人的世界观已经被西方“普适价值”的荒谬理论侵蚀到何种严重程度。虽然这些人目前还挂着各种共产党人的招牌、穿着共产党人的外衣，其实已经自觉不自觉地用资产阶级世界改造我们的党、改造我们的军队了，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充当西方国家“第五纵队”的角色。中国当代腐败特别是军队腐败如此严重，所谓“‘管住’、‘用好’自私心”的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的荒谬理论功不可没。
附录1：关于本书的广告四页内容：
附录2：笔者2012年初写的文章
一部错误百出的人学著作
——评刘鼎新同志《人呀人你到底是什么东西》一书
郝贵生
内容摘要：刘鼎新同志的人学专著《人呀人你到底是什么东西》是一本错误百出的著作。主要错误一是其书名有媚俗倾向，二是把人的本质单纯归结为精神是错误的，三是把人的精神概括我“七心”即“上进心、正义心、责任心、自尊心、虚荣心、嫉妒心、自私心” 是简单、片面、肤浅化的结论。四是把“自私心”看作人类永恒的精神现象和混同于个人利益是错误的，五是全书的论证方法是唯心主义的方法。全书反映了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知识的贫乏和肤浅性。
关键词：人的本质、精神、自私心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了刘鼎新同志的人学专著《人呀人你到底是是什么东西》。该书出版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海南日报、湖南日报、学习时报等报刊杂志相继发表了评论文章。称这本书是“一部解读人类奥妙的力作”、“人类科学认识和把握自我的一次飞跃”、“一部引领人们走出思想困局的理论专著”、“他破解了一个困扰人类数千年的认识难题”，是“心灵的朋友”、“一部继承达尔文发展进化论的理论专著”等极高度的评价。笔者读完这本书后，首先是敬佩之心。作为一个非专业理论工，敢于探讨和研究人的本质、本性这样一个难度颇大的课题，其勇气是可嘉的，而且力图用通俗的语言把深刻的理论、道理讲出来，看得出来，是下了非常大的功夫和精力的。但恕笔者直言，书中的许多观点特别是其主要观点是错误的。上述一些评论吹捧性语言太多，严重缺乏实事求是之意。笔者就书中的主要观点略谈一些个人见解，与刘鼎新同志商榷，也欢迎刘鼎新同志反批评和其他学者的批评指正。
第一，“人到底是是什么东西”的书名有媚俗倾向
本书中心是要回答“人是什么”的问题。但看到书名之后，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有媚俗的倾向。 “东西”这个词在汉语言中就是指人之外的物品。当用“东西”一词指称人时，就是对人的人格的侮辱和亵渎。无论说“某人不是东西”也好，“是东西”也好，都是一种贬义的含义。但在研究如此重大而严肃的人的问题上，竟然使用“人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样的语句。这样一下子，其研究成果的价值和分量就会减少许多。也许认为，用这个“标题”可以勾起人们的眼球，而且客观地说，也确实可能会引起某些人的欲望。但它只会引起低俗者的欲望，而不会因此引发追求真理者的欲望。的这种做法，是迎合整个社会人们的浮躁等心态引发的低俗、粗俗、媚俗、庸俗的表现。如同赵本山、小沈阳的舞台表演，以及某些人把《水浒传》改名为“三个女人和105个男人的故事”一样。的书名在笔者看来，完全可以用《人是什么?》、《人究竟是什么?》、《人的奥秘到底是什么?》等非常直观明了的题目。
第二，对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的回答不是创新，而是倒退
书中第一章“人的思想和思想构成”部分第4自然段中说：“人，作为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是，人可以分为物质和精神两个部分，而动物只有物质这一个部分。人类研究人体已经细化到基因，那只是研究了人的物质部分，或者说只研究了人的动物部分。而对人的精神部分，顶多还只是有一点感性认识。” [1](P3)这段话有三大错误：
一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并不是人可以区分为物质和精神，而是人的劳动实践活动，以及在劳动实践活动中结成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846年所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就明确指出：“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者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的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 [2](P67)哲学家、思想家早就认识到人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比以往哲学家高明的地方，就是发现了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方式，那就是物质生产劳动。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也把人与动物根本区别开来，但人的劳动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相互结合在一定的关系中进行，首先是经济关系，然后是思想、政治等其他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马克思1845年所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说，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P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人是什么”的最经典的回答，也是人类思想史上最深刻的科学的回答。尽管现代西方哲学在对人的微观方面有许多新的认识，但是再没有超出马克思恩格斯的结论。人类之所以区分为物质和精神两种基本因素，是因为人类有物质实践活动，人在物质实践活动中把自己与外部世界区别开来，才有了物质与精神两大现象的对立。前者是因，后者是果。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揭示了人类自身的最大奥秘。我们只能在他们认识基础上继续深化，而不能抛弃和否定他们的成果。
二是人的物质因素绝不只是人的生理器官和自然属性，而是包含人的社会属性。
这段话中说，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人既是物质，也是精神。而动物只是物质。人作为物质的因素已经研究到基因。这也是错误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确实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但人作为物质的因素包括生理因素和吃、喝、性行为等自然属性，但最主要的物质因素就是人是处在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和一定的社会关系中。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中，都把人看作“现实的人”。而“现实的人”的含义也就是“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71页)把人的物质生产条件和社会关系排除在人的物质因素之外，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旧唯物主义的观点。同时，认为，人的物质因素就是人的生理和自然属性，那么实际上就是说，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就是人有精神。这岂不又陷入了唯心主义的观点吗?
三是认为人类对自身的精神因素的认识停留在“一点感性认识”阶段是错误的。
书中简单认为，人类对自身的物质因素已经非常深刻了，而对自身的精神因素“顶多还只是有一点感性认识”。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因为人的物质因素主要包括人的物质生产条件和社会关系，因此不能把人类对自身生理因素认识的深刻程度代替对人的物质因素认识的深刻程度。同时哲学一产生，就始终在研究物质与精神的对立。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古今中外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心理学家对人类的精神现象有许多精彩而深刻的论述，特别是作为哲学思想集大成者黑格尔更是进行了多方面的解剖和分析(详见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一书)固然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家在对精神问题的研究方面有其根本的错误，那就是离开人们的物质实践活动解释精神现象。但绝不能说，只是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马克思主义提出和阐发科学的实践观后，也就真正解决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唯物史观中所讲到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社会存在的观点。同时，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意识的构成也进行了比黑格尔更加深入的研究。如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中所讲的个人意识与群体意识的区分、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式的区分、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形式即社会意识形态与非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形式的区分、社会意识形态又区分为哲学、宗教、政治法律思想、伦理道德、艺术等具体形式。这些认识难道只是对人类精神现象的“感性认识”吗?即使所使用的“感性认识”概念也是德国哲学家康德和毛泽东的《实践论》中所阐发的。这怎么能说人类以往全部对精神现象的认识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呢?做出这样的判断，无非是想说明对“人到底是什么东西”认识的创新。但对此前的人类对人本身及其精神现象认识的成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成果没有科学的认识和正确的判断，而且为了突出自己的所谓“创新”，就竭力贬低前人的认识成果，甚至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成果也抛之九霄云外。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吗?
第三，把人类的全部精神概括为“七心”是简单、片面、肤浅化的结论。
书中在回答人的本质是精神、思想的这一结论后，就对精神、思想的构成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剖和分析。认为，所有的歌曲都是由“1、2、3、4、5、6、7”七个音符组合而成，所有的图画都是由“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绘制而成。因此“人的各种不同思想的构成与各种歌曲、图画的构成基本相似”，人的复杂思想也可区分为七种基本之心即“上进心、正义心、责任心、自尊心、虚荣心、嫉妒心、自私心”。这七个心，也称七种意识，“这是人类社会的共同遗传”。整个全书就是围绕这“七心”展开的。这种认识是本书最引以自豪的，也是许多大人物竭力吹捧的所谓“创新”成果。应该说，分别提出这“七心”的内容，并不是的独创。所谓的“创新”就是把人类的全部思想概括为就只有或主要有这“七心”以及“七心”之间的相互联系。问题在于，这种概括是否科学?全面?深刻?我认为，固然人的精神因素包含了人的这“七心”，但全部或主要归结为这“七心”就既不科学，也不全面，更不深刻。说其不科学，就是把人的自私心看作人类永恒的意识现象。这绝对是错误的。自私心是人类社会产生私有制以后出现的精神现象，而且随着私有制的彻底消灭，私有观念也将彻底消灭。说其不全面，现实中的人的有些精神就没有概括进去。如同情心、兴趣心、爱心、恨心、意志、情感等。说其不深刻，这“七心”实际上是人们实践活动中直接表现出来的心理倾向。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意识分类，它只属于社会心理部分，而社会意识形式如自然科学、逻辑学和各种社会科学等就没有包含进去，更没有阐述这“七心”与社会意识形式之间的关系。如果按照对思想的这种分类方法，孔子学说、牛顿力学、爱因斯坦相对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这些理性因素究竟属于那一种心呢?其实它根本不在这“七心”之列，但却与“七心”有密切的联系。但离开科学的理论，特别是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就不可能对“七心”做出科学的解释。不同立场、不同世界观、不同理论基础和思维方法的人对上述“七心”也必然做出不同的解释。同时，借助于音乐有七个音符和图画中的七种颜色简单推论出人的思想构成也必有“七个心”或七个意识的方法也是错误的
第四，把“自私心”看作人类永恒的精神现象和混同于个人利益是错误的。
认为书中引以自豪的也是 “创新”的又一重要之点就是“为自私心说句公道话”。认为，自私心是人类的永恒现象，在常态情况下，其属性是良性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是坏的。要纠正多年来对“自私心是世界万恶之源”的各种偏见。而且从对待“自私心”的不同态度揭示了人类以往不同社会的特征。说：原始社会是“不管只用”，奴隶社会是“强管强用”，封建社会是“分管分用”，资本主义社会是“小管纵用”，社会主义社会是“只管不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大管慎用”。的这种认识和概括也是错误的。一是把自私看作人类的永恒现象是错误的。原始社会是原始公有制，根本不存在私有观念，谈何“不管只用”?甚至说，原始社会的“不管只用”导致“自私心无限发展，人类社会一片混乱”。由此说明的历史知识多么贫乏。二是把人们的个人利益与自私观念混为一谈。马克思说过，人们的任何活动都同人们的利益有关。人有个体与群体之分，人们的利益也有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分。同时个人利益也有正当利益与不正当利益之分。任何从事活动的人在考虑个人利益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必然或者说不同程度地要考虑他人、群体或社会利益。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有时是统一的，也有时是矛盾的、对立的。这就必然会出现有些人把个人利益摆在他人和社会利益之上甚至用损害和牺牲他人、社会利益来实现个人利益。所谓“自私心”或私有观念就是后者这种情况。原始社会中没有私有制，也跟谈不上存在私有观念。只有产生私有制和阶级社会之后，人类才存在“自私心”，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自私心。只是不正当的个人利益才是自私心。市场经济行为中，商品生产者与他人进行平等的物物交换，不都是自私心在起作用，而是正当的个人利益起作用。只有在交换过程中，设法多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才是自私心，如目前市场经济行为中的欺诈、坑蒙拐骗消费者行为等。一个大学教师希望当教授，他通过自己的勤奋教学和为社会提供有价值的科研成果达到其目的，我们也不能称之为自私心，只能说是正当的个人利益。但一个大学教师如果认为教学和科研只是为了当教授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忘记了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最高使命，甚至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不惜弄虚作假，那就是自私心。所说的自私心在常态情况下属性是良性的，实际是指正当的个人利益，而非自私心。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两个决裂”思想其中之一就是同私有观念决裂。如果按照的观点，自私心是永恒的社会现象，不同社会所区别之处就在于利用程度不同而已，那岂不是说，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存在私有观念，马克思恩格斯的结论就是错误的吗?
第五，全书的论证方法是唯心主义的方法。
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区别之点确实是人有意识、精神、思想。从思想的角度研究人本身没有错误。但如果只研究人的思想，而且只从人的思想出发解释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象，那就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唯心主义。书中解释什么是精神、意识时说：“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是人脑的机能和属性，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人所特有的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第33页)这段话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歪曲了。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意识是社会的产物”遗漏掉了。目前我国出版的所有哲学教材谈到意识的起源和本质时，都要讲四句话。但只讲了三句话，而且把最重要的一句话漏掉了。表明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观的理解是模糊的、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讲的什么是意识的三句话是旧唯物主义的观点。旧唯物主义不懂得意识是社会的产物，也就是实践的产物，导致旧唯物主义哲学家在解释说明社会历史问题时全部陷入历史唯心主义。“意识是社会的产物”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意识观的最重要观点，也就是历史观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它包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产生，决定社会意识的变化，同时又承认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相对独立性观点。如狼孩的故事，刚出生的婴儿被狼叼去在狼群中长大，多年后又被人救回。但这个孩子成长过程中离开了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虽然再回到社会中，但他的大脑始终没再具有人的意识功能，也不可能具有所说的人的“七心”，且早早死亡，说明离开人的社会关系，就不可能产生真正人的意识。由于不懂得社会意识根源于社会存在，因此在说明和解释“七心”问题时，就把“七心”看作人类的永恒现象，单纯从自然界的长期发展论证人的“七心”存在的必然性。同时，马克思主义者在回答“人是什么”这一问题时，这里的“人”是指古今中外所有的人，是全称判断。但马克思主义强调是人是劳动实践的人以及在实践中结成一点的社会关系，其方法论意义就是要把人放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中去考察，人的具体思想、意识也要放到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中去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在研究人时，除研究的人的最一般的本质特征之外，更多的是以此为指导，考察具体历史的社会关系中的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人的理论，最终是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具体的现实的人，这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是从人的一般概念出发，指出他们共同有什么上进心、责任心、自私心等，而是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放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去考察。恩格斯1845年发表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就是具体考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处在不同的经济关系中，导致其思想、道德、情感、意识等观念的根本区别，指出他们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人。资产阶级根本不把工人当作人看待，只有英国的工人阶级才是真正符合“人”这个字的含义的人。但是在的书中，看不到这种从具体的社会存在和社会历史条件、社会经济关系出发解释“七心”现象。所以在论证“七心”内容时，大多是从自然界的属性、动物的属性论证“七心”的历史普遍性，而不是从人的实践活动，从具体的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论证其内容。对“自私心”的论证典型地表现了其唯心主义的思维方法。再如对“上进心”的分析，也是如此。但问题在于，“现实的人”的“上进心”都一样吗，不同历史时代的人追求的“上进”的内容一样吗?同一时代不同阶级、不同社会地位的人追求的内容一样吗?显然是不同的。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由此推论，人的发展也是硬道理。但我们今天研究人的发展不是研究原始人的发展，不是研究美国人的发展，而是研究当代中国人的发展，但也不是研究全体中国人的发展，是研究青年人的发展，是研究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的发展，同时这种发展也不是金钱的发展、地位的发展，而是研究人的具体素质的发展、具体能力的发展。也就是说，中国当代人特别是青年人究竟应该做什么样的人，怎样做人。这恰恰是中国当代社会思想最混乱的地方。这就是要结合今天的时代特征，结合今天现实生活中不同的做人模式，研究今天人的“上进心”的具体内容，而不是抽象地谈论“上进心”本身。今天中国社会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文化内容，封建文化的“上进心”主要表现为对“权力”地位的追逐，资本主义文化的“上进心”表现为对“金钱”地位的追逐，二者的共同点又都是表现为对个人的物质生活享受的追逐，甚至用牺牲、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实现个人的“上进心”。社会主义文化倡导的“上进心”的做人标准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是为社会奉献的人，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奋斗终身的人。社会主义文化和以往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对立的根本内容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也是无产阶级世界观与剥削阶级世界观对立的核心问题。这才是唯物史观研究人的方法。的参考书目中提到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哲学的终结》一书，其实恩格斯恰恰在这本书中对费尔巴哈抽象的爱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费尔巴哈正是从人的自然属性，特别是从男女之间的性爱出发，抽象出人类爱的本性，然后竭力夸大爱的社会作用，鼓吹什么“爱吧，爱吧，爱是什么奇迹都能够创造出来的”。恩格斯批判说，费尔巴哈的这种“爱”的伦理原则是为一切社会、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阶级设计出来的，“也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版，第240页)实际上，各个阶级都有各个阶级的道德。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就是战争、争吵和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压迫。同时恩格斯还揭露费尔巴哈为什么从自然观的唯物主义陷入到历史观的唯心主义的根源，就是他把人只是看作自然意义的人，“他紧紧抓住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无论关于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都不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同上，第240页)恩格斯紧接着说：“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同上，第241页)也就是要把人看作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劳动实践的人。恩格斯这段对费尔巴哈的批判非常适合对这本书思维方法的批判。书中最大的要害问题就是没有抓住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本质的基本观点，没有把人看作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关系、环境中劳动实践的人，由此导致整本书中的许多观点的错误。
该书出版后，不仅是一些大人物吹捧这本书，而且的自我评价也非常之高，称“人类第一部对自己作出系统解读的理论专著”。说明了本人及某些大人物的思想史的知识非常贫乏。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许多人道主义哲学家、思想家都从不同视角系统揭示了人自身的许多特征，如笔者前边提到的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系统阐发唯物史观理论的同时，实际上也系统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观点。马恩之后的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的《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出版)一书也是系统阐发人自身的一部专著。其上篇题目就是“人是什么”，下篇是“人与文化”。怎么能够称自己的书是“人类第一部对自己作出系统解读的理论专著”呢?同时，研究“人究竟是什么”这样一个宏观方面的大课题，需要阅读和参考相当多的书籍。有关“人的本质、人性”问题，不仅思想史上有许多研究成果，马克思恩格斯也有相当多的精彩而深刻的论述。近些年来，我国许多学者和研究人员也出版了较多有关书籍和研究成果。但是非常遗憾地看到，在本书“参考书目”中仅仅列出了十多篇书目。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中外思想家的成果一本都没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只列出来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哲学的终结》一书。同时，本书只有一处引用所谓一句恩格斯的话，而且还引用错了(恩格斯书中借用欧洲一句谚语即“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讽刺庸俗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概念理解为追求吃喝玩乐的庸俗行为。而刘的书中却歪曲为‘恩格斯说，“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见78页)可见根本就没有认真阅读恩格斯的原著。列宁、毛泽东的著作一本也没有列出。后面列出了刘少其的《论党》一书，《邓小平文选》二、三卷、李铁映的《论民主》及几本普通的刊物杂志等。以这样的知识阅读范围能够写出一本真正“创新”的人学专著吗?牛顿谈到他之所以能够有所成就的话，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即最大限度地继承前人已经取得的优秀成果。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说，任何新的学说，必须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恩格斯所批判的杜林就是一个标榜自己的著作是“创新”的著作。恩格斯通过对其具体内容的具体的分析中，指出，杜林的所谓“创新”其实是倒退，是对前人成果的歪曲。本书的这种“创新”思维方法在中国目前的学术理论和思想界带有一点普遍性。我们应该从对本书内容的剖析中，汲取一定的教训：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创新?
【参考文献】：
[1] 刘鼎新.人呀人你到底是什么东西[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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