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工业发展战略思想(上)

　　原载《改革与战略》 2013年第10期

　　(广西社会科学院， 广西南宁530022)

　　[摘要] 文章从四个方面论述毛泽东工业发展战略思想。(1) 对工业发展的前程充满信心和期待。认为，建立起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才可能发展工业，中国一定能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一定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2)发展工业，实现工业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根本在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自己的路子，要对自己的党、国家、民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充满自信。(3)发展工业，推进工业化，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努力学习善于学习，精于借鉴借力发展，勇于探索敢于创新。(4)坚持群众性、政治性的经济改革和经济管理大原则，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宏观上做好统筹兼顾、计划调节，以期达到综合平衡、协调发展。微观上要大力提倡计划性和勤俭原则，充分调动和依靠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毛泽东工业发展战略思想，不仅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指导中国发展工业，推进工业化，发挥过重大作用，这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简介]寿思华(1949-)，男，广西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发展战略、工业经济。

　　毛泽东一生导演了无数英勇壮丽的活报剧，其中的有关农民运动、革命战争尤为宏伟壮烈。各个时期的战斗战役、各个阶段的政治斗争，更是令人目不暇接、惊叹不已。正是由于毛泽东一生主要在动员和组织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战争、夺取政权，新中国成立后又主要搞了剿匪、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恢复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后碰上我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由于毛泽东思想大系中的军事思想、哲学思想、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文化工作、农业经济工作等方面的思想和事例实在过于突出;还由于新中国成立前，红色政权要存在和发展，人民革命战争要胜利，要彻底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共和国;也由于当时我国工业尚处在很低的发展水平阶段。毛泽东对工业经济发展的思考不是太突出，相对不那么重要，以致被人们忽视了，甚至有人认为毛泽东不懂工业。事实上，毛泽东有着他对工业发展战略的思考，毛泽东的工业发展战略思想，很富有中国特色。至少体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1)只有建立起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才可能发展工业;(2)建立中国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把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3)节制资本，使人民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人民当家做主;(4)组织和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走向集体化，实现国营经济与合作社经济并举;(5)工人阶级肩负中国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责任和义务，要勤俭节约、努力奋斗;(6)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处理好同各个方面的关系，协调发展经济;(7)要致力改革改造，促进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抓好管理创新;(8)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正是在毛泽东工业发展战略思想指导下，我国用不太长的时间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特别是使我国尖端科技工业迅速崛起，进入世界前列，将建设先进工业化国家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可以说，毛泽东无愧于工业发展战略家的称号。日本国会议员冈田春夫曾这样评价毛泽东：“表面上看来他非常温和而豪放，然而其中贯穿着激烈的解放战争中锻炼出来的不屈不挠的斗志和锐敏的高深的智慧。”毛泽东对工业发展问题，确实是充满着“锐敏的高深的智慧”，确实作了不屈不挠的努力。他提出的一些对我国工业发展的战略设想，及其一些具体办法、政策思考，确实是远见卓识的，是明智之举。时间过去几十年，毛泽东也已辞世37年，可以说，他的很多思想至今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一、对工业发展的前程充满信心和期待

　　毛泽东从来对工业发展都是十分重视的。他认为，工业对中国革命、中国建设和中国发展至关重要，对中国工业发展的美好前程、强有力功用充满着信心和勇气。

　　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认为，为了革命的胜利，需要恢复和发展自给性工业。在毛泽东之前的任何一次革命运动，包括历次农民起义、农民战争、辛亥革命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前的一些同样是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军阀、反对土豪劣绅的占山占地占水的“革命群体”，他们在进行武装斗争时，无不是只知道从敌人手中夺取给养，而并不思考自身也要发展工业(有的可能搞一些自制简单武器和修理的手工业作坊)。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述中也没有在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之中发展工业的理论、做法和经验。毛泽东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他在革命实践前期虽曾接触过工人，应当讲他原来对工业生产、工业发展是不熟悉的，更谈不上摸清规律。他也没有机会去系统学习工业和工业管理的有关知识。毛泽东完全是在领导中国革命实践中，从经济发展需要、从人民生活需要、从支持和供给战争需要中，逐渐认识工业生产，认识工业生产的重要性，学会指导工业发展的。

　　1930年底到1933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连续4次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蒋介石集团部署的“围剿”，在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红色区域周围，建筑碉堡、采用堡垒政策，构成封锁线，对红色区域实行军事上、经济上的残酷而严密的封锁政策和行动，造成了红军的给养和根据地人民生活极端困难。面对这种困难，红军或者是溃散、逃亡、投降、被消灭，或者是不断壮大、兴旺。这两条路，党领导下的红军，当然是取后者。然而要取后者，必须得到经济力的支持。为了取得这样一种有力支持，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封锁，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1933年8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了赣南十七县经济建设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关于粉碎敌人5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批判了当时关于红色经济工作问题上的两种错误观点：一种是取消经济建设，认为战争环境中不可能进行经济建设工作;另一种是以为经济建设是当时一切任务的中心，而不了解革命战争是当时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是服从于战争的。这个报告号召根据地人民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要求立即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广泛地组织人民群众支援革命，巩固工农联盟，加强无产阶级领导。会议通过了《中共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决议》。毛泽东关于战争和生产同时并举的思想，在实际上指导和推动了当时根据地的工农业生产的大发展，不仅使农业得到恢复和发展，而且烟、纸、砂、樟脑、农具、肥料(石灰)等，以及织布、制药等均有恢复和发展，硝盐制造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使红色根据地逐步克服了国民党反动派残酷的经济封锁所造成的困难，有力地供给和支援了革命战争。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阐述的经济思想，其中包含了工业经济思想，而且工业经济思想占有重要的位置。思想的核心，就是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要重视恢复和发展日常用品的工业生产。当时根据地内工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实际，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这应当是毛泽东工业经济思想形成的早期阶段。

　　1934年1月22日到2月1日，中央苏维埃在江西瑞金沙洲坝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报告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总结报告。这两个报告，至今读起来仍能使人耳目一新、精神大振。按照毛泽东这两个报告的办法做下来，共产党怎能不让人民群众喜欢和拥护?中国革命的力量又怎么能不越来越强大?真正应了中国古人那句话“得人心者得天下”。中国共产党就是以自己执行的政策和具体行动，来影响、动员、团结和组织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和发展经济的。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理论和政策，已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思想。这就是革命根据地的经济要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三方面组成。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的经济建设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经济”，要“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在那激烈的战争年代，毛泽东不但提出要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需的经济方面建设，目的是要“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而且在长远战略上思考了为社会主义准备前提。毛泽东这一时期经济思想的主要核心，是经济为革命战争服务。这时候的毛泽东，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工业经济思想。具体体现在：(1)建立由党和政府直接控制的工业，即国营工业，并且强调它的领导地位(当时毛泽东还未形成在农业中的全民所有制即国营的概念或讲思路，应当把当时毛泽东提出的国营经济看作是政府控制的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后来发展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2)提出了首先为着自给，也为着出口，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某些工业(工业这一概念是第一次作为有特别意义的概念提出)，这是真正的发展工业的思想;(3)提出了每一种国营工业和合作社工业从开始进行的时候就必须注意，要有相当精密的生产计划，要确切地计算原料的生产，计算到敌区和我区的销售市场。这已经接近或者讲是现代工业经济管理模式和方法了。毛泽东是从发展方向、目的、模式和具体管理办法上，第一次比较系统而完整地阐述了他的工业经济发展思想。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对于纠正当时“左”的错误，推动红军和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为保证革命战争所需要的物质供给，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使红军和人民群众的衣服、医药品、食盐、纸张等物质需求有了基本的保障，有力地支持了革命战争。当然，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农村根据地没有一点工业基础，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只能是千方百计解决迫切需要的物质。恢复和发展起来的工业、手工业，也只能主要是自给、半自给性的，难以过多地超出当时的基础和条件。因此，毛泽东当时对工业经济问题的思考，只能是实事求是，只能从战争的环境的需要和可能上提出和解决问题。能这样，已经是了不起的了。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经济是基础，革命和战争、政治和文化都要紧密联系这一基础来进行。没有一定的经济力，就不能进行战争。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之所以敢于侵略中国，除之政治原因外，它的强大的经济力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它的强大的工业基础在为它的侵略行径撑腰打气。日本用尖船利炮屠杀中国人民，企图征服中华民族，妄图霸占中国领土，靠的就是它的强大的先进的工业力量。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是再清楚不过的。中国就是缺乏这种力量，抗日根据地就是缺乏这一力量，难以同武器精良的残暴的日寇相抗衡，才让日本的妄图在抗日战争初始阶段得到部分的实现。要改变这种状况，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就需要培植和壮大经济力支持战争，不但要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也要造出自己的杀敌枪炮来。

　　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解放区先后受到日、伪、蒋的夹攻、封锁。根据地面积缩小，经济和财政面临严重困难。为了克服困难，坚持抗战，争取胜利，毛泽东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的总方针，要求边区和一切根据地军民用发展经济的办法来解决所遇到的财政、经济困难。并指出了发展公营经济和私营经济是保障财政供给的根本途径。在这一基本方针的指导下，党中央、毛泽东号召解放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大力发展公私工业、农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以农业为主，军队和老百姓齐动手。在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克服困难的号召下，边区军民在没有一点工业基础的困难条件下，共同努力，发展生产，始创自己的工业。到1942年，仅公营工厂就发展到62个，边区军队和机关，逐步做到粮食和工业品全部、大部或一部分自给。在这同时，培养了大批有生产管理知识和经验的工作干部，积累了工业建设经验。南泥湾屯垦是全军大生产的一面旗帜，它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和运输业为第二位。

　　经过长期的持久战争，毛泽东经济思想、尤其是工业经济思想，有了新的质的升华和提高。主要由于，一方面，毛泽东总结了多年的经济工作、尤其是抓工业手工业发展的经验，有了新的更高更深的感悟。他指出：“近几年中，我们开始学会了经济工作，我们在经济工作中有了很大的成绩，但这还是开始。我们必须在两三年内，使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解放区，做到粮食和工业品的全部或大部的自给，并有盈余。我们必须使农业、工业、贸易三方面都比现在有更大的成绩。”(毛泽东：《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1945年1月10日)在更深层的另一面，毛泽东意识到：“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必须发展工业。”(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同时他指出：“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同上)这就是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的认识上，向人们昭示中国发展工业、建立工业体系的重要意义及其基础条件。这对环境条件完全变化了的今天，仍有重大的意义。我们的工业产业发展受制于人，不正是由于核心的东西掌握在别人手中，我们不能独立、不可能自由吗?毛泽东在那种环境条件下也能善于总结经验，做到未雨绸缪，不正是今天我们缺乏的应有思维吗?毛泽东工业经济思想之所以得到如此高的、新的、质的升华，主要是在抗战时期，革命根据地、解放区发展工业的实践与国统区工业发展情况的对比，给毛泽东以极大的启发。一方面，根据地、解放区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总方针指引下，靠自己动手、自力更生，依靠自己微薄的力量，建立起自己的工业基础(其中包括军事工业)，培养了自己的工业建设干部，实现了工业品自给、半自给，壮大了自己的实力，稳定了人心;另一方面，国统区内，一切依赖外国，连原有的一点民族工业基础也摇摇欲坠，使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财政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国统区内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民不聊生。两相比较，使毛泽东得出结论：搞工业建设，不管形势如何发展，一切依赖外援的思想是要不得的，在中国这块地方，必须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无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自己的工业的思想，已在那时候，在毛泽东的脑海里深深扎下了根，以至使他在以后指导建设和发展的实践中，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日本投降，中国的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美国的纵容和支持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加紧部署和发动内战，企图消灭以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革命力量，在全国实行黑暗的独裁统治。全国规模的内战，更是需要经济力的支持。蒋介石一方面拥有城市工业经济基础，一方面有美国的打气撑腰和物质帮助。共产党则没有这些。从经济实力上，显然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处于绝对劣势。必须改变这种对比，革命战争才能彻底胜利，建立新中国的愿望才能成为现实。这时的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意识到，必须在解放区内掀起新的大生产高潮，要通过土地改革运动，支持和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开展减租减息和生产，以充分调动农民发展经济、支持革命战争的积极性。在这同时，毛泽东也十分重视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我们只要打开历史这本书，品味和研究一下就会发现，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许多报告、讲话、文章、题词，都讲到了工业生产，将工业与农业相提并论。严肃地提出，在进行革命战争的条件下，任何忽视农业和工业的思想观点都是错误的。在这个时期，针对解放战争发展的形势，人民解放军收复和解放了大片土地，解放区不断扩大，大中城市相应被解放。毛泽东的思维不断扩展和升华。这时的毛泽东，为我们党提出了一系列的关于工商业问题、民族资产阶级问题、对已解放城市的入城和管理问题、恢复和发展城市工业生产问题等政策规定，对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工业生产，产生巨大的影响和有着重大的指导作用。党中央根据毛泽东这些思想，紧紧围绕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一国民经济发展总目标，制订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1946年5月4日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党内文件提出：“除罪大恶极之汉奸分子的矿山、工厂、商店应没收外，凡富农及地主开设的商店、作坊、工厂、矿山应予以保全;对待封建地主阶级与对待工商业资产阶级应有原则区别，不可将农村中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办法用于工商业资产阶级。”这一指示，无疑对当时条件下的民族工业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1946年5月，毛泽东提出“解放区的工作人员，必须努力学会做经济工作。必须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大规模地发展解放区的农业、工业和贸易，改善军民生活”。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在“解放区经济建设和财政金融贸易的基本方针”中提出：“在工业建设上的基本任务，就是满足解放区内部广大人民生活的必需消费品，争取必需物品如衣着、农具、火柴、烟类、肥皂等逐渐走到能够自给。但是，今天解放区还没有能大量出产上述物品的近代工业，也没有力量很快地建设起来，普遍存在的只是手工业、家庭工业、作坊和小规模工厂……是今天不能不依赖的工业基础。但是，我们绝不能满足手工业的发展。若不能组织最必需的近代轻工业，那是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也不可能坚持对外斗争的。因此，各地必须尽最大努力，按原料、交通等条件，恢复和建立必需的近代轻工业，如纺织、烟草、面粉、食品、肥皂、榨油、蛋厂等工业。在工业建设上，我们目前还没有力量发展重工业(满洲情况尚不清楚)。但已经掌握了一部分重工业，如各地煤矿、铁矿、炼钢厂等。应当采取按照需要逐渐恢复的方针，使我们现有兵工厂，或某些难于恢复的重工业的机器，转为生产农具和发展工业必需的轻型机器，如制造弹棉、纺织、榨油机器等，则甚为重要。在解放区经济建设上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如何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合作，来与外国资本或中国官僚买办资本进行严重的斗争。我们必须采取恰当的政策，主要是保障私人资本企业在解放区能够获得不少于国民党区私人企业所得的利润，使国民党区域被压迫而趋破产的民族资本家乐于利用解放区原料、市场、劳动力和政府扶助等条件，而移置其资金、机器到我们区域来开办各种企业，繁荣解放区的经济。”这些政策和办法，今天看来，仍然是积极的，对保护民族资本、发展民族经济的作用也是巨大的，并不落后。这些政策和办法，在当时使解放区内农业生产不断发展的同时，工业、手工业生产不断得到恢复、发展，对不断满足解放区对战争物资的半自给、自给性需求有极大作用。

　　由于党中央、毛泽东的指导思想明确，政策正确，措施有力，解放区内的工业、手工业生产迅速恢复，通过利用、改造已掌握的重工业，有力地促进近代轻工业发展。同时也吸引了一些有正义心的民族资本家、地主、富农在解放区投资办企业。抗战之初，就有上海工业家沈鸿先生自愿以其私有的10部机器来边区延安投资的先例，而且沈先生带到边区的机器都是工业母机。

　　在解放战争整个过程中，为了保证取得胜利，又要使解放区，特别是新解放区经济建设得到恢复和发展，尤其是城市工业生产得到迅速地最大限度地恢复和发展，毛泽东不断向党、军队、解放区人民提出很多指示和指导性意见。1947年，毛泽东提出：“必须反对片面地着重财政和商业，忽视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错误观点。”(毛泽东：《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1947年2月1日)“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为了更有效、有利领导经济，尤其是边区工业发展，毛泽东提出：“在今后六个月内如能(一)将晋察冀军事问题解决好;(二)将土地会议开好;(三)将财政办事处建立起来，做好这三件事，就是很大成绩。”(毛泽东：《致朱德、刘少奇》，《毛泽东书信选集》)1948年，毛泽东提出：“必须避免对小工商业者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各解放区过去保护并奖励一切于国民经济有益的私人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是正确的，今后仍应继续。”(毛泽东：《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1948年1月18日)“在目前数年内，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目的是一方面改善人民的生活，一方面支援人民解放战争。你们有广大的农业和手工业，也有一部分使用机器的轻工业和重工业。希望你们好好领导这些生产事业，否则就不能算作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4月1日)“农村党的精力的最大部分，必须放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和市镇上的工业生产上面……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就给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同上)“某些地方的党组织违反党中央的工商业政策，造成严重破坏工商业的现象……必须迅速加以纠正。”(毛泽东：《关于工商业政策》，1948年2月27日)“应当引导工人和资本家在当地政府领导下，共同组织生产管理委员会，尽一切努力降低成本，增加生产，便利推销，达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支援战争的目的。”(同上)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解放了一些大中城市，在进入城市的问题上我们产生过一些令人不满的现象，毛泽东发现并及时提出办法纠正了这些问题。1948年4月在解放军再次攻克河南重镇洛阳时，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指出：“入城之初，不要轻易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在战争时期，能够继续生产，能够不减工时，维持原有工资水平，就是好事。”紧接着，毛泽东又指出：“必须将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将工业生产任务和农业生产任务，放在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省委、地委和市委的领导工作的适当位置。”(毛泽东：《1948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1948年5月25日)毛泽东告诉人们，共产党不仅是会从事革命和进行战争，也会发展经济，也会干其他。“我党正在大规模地学习管理工业和做生意”，“加强城市和工业的管理工作，使党的工作的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1948年10月10日)。与此同时，毛泽东再三告诫人们：“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是支援战争，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环节。”(同上)1948年10月26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信中指出：“‘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改为‘决不可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因为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光是读到这些，人们还会认为毛泽东不懂经济吗?可以说，毛泽东发展工业经济的思想和理论，也是系统的，是按照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时局，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真正做到有节（步骤）、有理（理论指导）、有利（收效）地发展民族工业，其目的是很明显而又很坚定的。

　　解放军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总决战的三大战役结束以后，人民革命战争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全国解放已是指日可待，新中国成立只是早晚的事了。到这时，客观上党的工作重心已经发生了转变和正在逐渐转变。如果党不能正确地预见到这种转变，并做好思想上、精神上、工作上的准备，就会贻误工作、妨碍发展，会遇到更严重的困难，甚至在继续前进的道路上要遭受挫折。毛泽东预见了形势的变化。这个提出并领导实践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伟人，于1949年2月8日又提出：“今后将一反过去二十年先乡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方式。”要求军队也要改变工作方式，“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善于管理工业和商业”(毛泽东：《把军队改变为工作队》)。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和建设城市。”城市，在当时对于我们的党和军队来讲，是个新鲜的事物，二十多年来，党和军队工作的重心在农村，主要同农村农民、同战争打交道，城市是个陌生的环境，城市管理和城市建设是全新的工作。既然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移到了城市，那么城市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如何去开展城市工作?如何恢复和发展作为城市工作的主要方面的工业生产?做好城市工作主要要依靠谁?等等。这些都是必须从思想到行动上解决好的重要问题。对此，毛泽东圆满地作了回答，指出：“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同时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关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必须确定：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

　　在着手城市建设事业，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事业，即主要在工业生产方面，毛泽东认为，必须采取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他指出，首先要重视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左右，集中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手中的中国现代性工业，把这些资本没收归人民共和国所有，成为整个国民经济领导成分的国营经济;其次是对于资本主义，主要指占中国现代性工业第二位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采取恰如其分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即必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不能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再次是对众多的分散的个体的手工业经济，要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毛泽东思考城市工业发展，初步的目标是要在全国胜利后，首先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事业，逐步使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从而推动中国稳步地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新中国成立之后，战略上，毛泽东对实现工业化、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更是充满信心和希望。然而，在具体的方式方法，即策略上，更多的却是考虑如何平衡布局工业，如何做好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发展，让我国发展得更好更快些，让全国人民都能够过上好生活。1956年，为以苏联的经验为教训，总结我国的建设经验，毛泽东在4月25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提出“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一些缺点和错误”，要求引以为戒，强调“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

　　“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做得好些。象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象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他们片面地注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我们一直抓了农业，发展了农业，相当地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我们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是稳定的。”“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重工业是不是不为主了?它还是主。还是投资的重点。但是，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加重的结果怎么样?加重的结果，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但是，在我们现有的经济条件下，轻工业农业积累更多更快些。”“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

　　“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以上均引自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

　　毛泽东以充满哲理的方式和战略的眼光来分析和看待国民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谈到这，我们还能讲毛泽东不懂经济吗？为了使全国达到平衡协调发展，在工业布局上，毛泽东又指出：“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1957年，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大家知道，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

　　可以说，毛泽东对我国工业发展、对工业化的前程是充满信心和希望的。他的愿望是“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而且，他将这个希望寄托在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的身上，并不断鼓励工人要在实践中改造社会，同时也要改造自己。他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而斗争。”(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强调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只有这样，工人阶级才能担当起推进工业发展、实现工业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中应有的重任。

　　二、发展工业重要的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好自己的路子

　　毛泽东从来是希望和肯定中国发展工业的。但是，他更清楚中国是在什么前提条件下才能发展工业。他严肃指出：“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这就是毛泽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泽东对于发展工业的一贯思想。这既是毛泽东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作出的明智抉择，也是毛泽东从中国有近代工业发展以来，特别是从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解放区与国统区工业发展形势比较中得到启发，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而更坚定的发展工业的立场和观点。我们认为，毛泽东提倡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好自己的路子，同闭关自守、盲目排外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它是在建设问题上、在发展工业上，将建设和发展建立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的一条正确方针，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对中华民族的一种自信。

　　毛泽东在工业发展上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好自己的路子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为着打破敌人的封锁，建立起自给性工业、手工业。应当说这是毛泽东一大发明。历史以来的起义者，总是要从敌人方面，从老百姓方面夺取、筹集给养。一旦被包围封锁，其出路就是突围、逃逸，另谋生路。毛泽东则不同。当初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给刚刚建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造成了经济上的极端困难，给根据地人民生活带来巨大的压力，部队供给异常困难。在当时的严重困难的形势下，红色政权面临存在和巩固下去的最为实际的问题。有人对红色政权的存在产生了疑问。客观地说，如果经济问题不能解决，在实际上政权的存在和巩固的问题也就难以解决。面对实际，当时红军中存在两种不正确的观点：一种是认为经济建设是当时一切任务的中心;一种则是完全不搞经济建设，经济建设等到将来国内战争结束后再去进行。这两种观点在当时，都很不利于解决根据地内军民的基本生活问题，不利于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肯定危及红色政权的存在。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这种不利于革命、不利于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情绪存在的危险性。在1933年8月召开的江西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深入浅出地分析了当时形势，批评了上述两种观点，提出了“为着革命的胜利”，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毛泽东还指出：“经济建设在今天不但和战争的总任务不能分离”，而且是要为着这个总任务、环绕和服从于这个总任务的。如果不是这样，不能这样，就解决不了根据地人民生活的问题，要影响红军的生存和扩大，就供给不了战争，红军不能胜利，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的军事的封锁将更加厉害，根据地的经济困难就会更加严重，红色政权就很危险了。为了应对当时十分严峻的局面，1934年，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提出：“应该首先为着自给，其次也为着出口，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某些工业。”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某些工业，讲得容易，要实现就难了，这涉及依靠谁，如何去做的复杂问题。靠谁呢?在毛泽东思维里，当然是要依靠根据地军民，靠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干部以身作则，动员和组织人民去进行。为此，毛泽东又在这次会议上做总结报告时提出了完成这一任务的办法，这就是“必须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柴米油盐问题，到妇女学习犁耙找什么人教、小孩读书的办学问题，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的修理问题，一些人生疮害病的医治问题，等等，“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把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群众就会“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就是毛泽东的工作方法，是完成任务的“桥和船”。正是由于采用了这种方法，群众的积极性能够很好地调动起来了。事实上，正是由于根据地军民自己起来，进行了各项必要的和可能的经济建设工作，也使手工业和一些工业得到恢复和发展，解决了经济自给和出口贸易问题，有效地打破了敌人严密而残酷的经济封锁。

　　自己动手，减轻人民负担，这是走好自己的路子的又一体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有狭义、广义两种涵义，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依靠自己的力量，恢复和发展工业、手工业，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工作，以供给战争，保障战争胜利，这是一种广义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党组织、政府、军队和各直属机关，自己动手，建立起自给性工业手工业，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又是狭义的、具有核心和榜样意义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种狭义的、具有核心和榜样意义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延安时期，在日寇侵略中国、中国革命的最为危险时期，体现得尤其明显。当时，日、伪、蒋对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夹攻和封锁，造成解放区严重的经济和财政的困难。为了巩固解放区，必须充分地发动和依靠农民的抗日积极性和他们的伟大力量。为此，党在各解放区进一步贯彻执行了减租减息政策。1940年2月1日，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共中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要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减税和改良工人生活，给民众以经济上的援助，才能调动民众抗日的积极性，否则是不可以的。”但是，仅有此项举措，还是不足以积蓄经济力和动员更为强大的抗日力量。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日本帝国主义对解放区进行了更加疯狂的进攻和残酷的“扫荡”，国民党反动派不仅完全断绝了对解放区的经济方面的供给和援助，而且在事实上进行的对解放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则更为严重了，造成了解放区非常严重的经济和财政的困难。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同时也为了生存和发展，党中央、毛泽东向解放区军民发出了“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号召。1942年，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号召解放区全体军民切实开展以发展农业为主的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在指挥战争全局的百忙中，都亲自下地耕种和纺纱纺线。解放区军民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正如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所总结的那样，解放区内“决心自己动手，建立了自己的公营经济。边区政府办了许多的自给工业;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发展了以自给为目标的农工商业;几万机关学校人员，也发展了同样的自给经济”。“我们就用这些办法战胜了困难”(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年12月)。在这同时，动员农民广泛起来发展农业生产。敌后军民在频繁的反“扫荡”作战中，实行劳武结合，一面战斗，一面生产。各级党政干部以身作则，同群众一起参加生产劳动。通过大生产运动，解放区军民以自己的力量，粉碎了日伪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建立了一批包括军事工业在内的一批公私工业、手工业，仅边区一地的公营工厂就发展到62个，职工3990多人，做到了工业品的全部、大部或部分自给。历史事实证明，大生产运动，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立和发展自己工业的正确路子和可行方式，为党领导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培养了一大批工业建设和管理方面的干部。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过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

　　可以讲，毛泽东在闹革命、搞建设和促发展方面，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情有独钟，也是独树一帜的。他的一生，对这方面有许许多多的论述：“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群众则将一事无成。”(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0月)“我们是确信我们能够解决经济困难的，我们对于在这方面的一切问题的回答就是‘自己动手’四个字。”(毛泽东：《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年10月2日)“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毛泽东：《必须学会经济工作》，1945年1月10日)“大家动手，克服困难吧。只要上面善于提出任务，放手让下面自力更生，问题就解决了，而且能够更加完善地解决它。”(毛泽东：《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1945年4月27日)“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8月13日)“多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1949年8月18日)“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1949年9月21日)“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1954年9月15日)“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月25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毛泽东：《对<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的批示》，1958年6月17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摘自《红旗》杂志1967年第13期)“如果过去也讲自力更生，那末，在新的国际环境下，自力更生就更加重要。”(转摘自1970年《红旗》杂志第1期)“自力更生十分重要，不仅一个国家要自力更生，就是一个工厂，一个人民公社，生产队也都要自力更生。在人民公社管理工作中，真正有成绩的是靠自力更生的那些公社。”(毛泽东：《四个副总理汇报时的指示》，1964年5月)“要自力更生，要艰苦奋斗。他们卡得越紧，我们斗得越狠，因而也就前进得越快。”(转引自1966年8月8日《人民日报》文章《为革命造灯》)“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摘自1966年8月14日《人民日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毛泽东一生特别在意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他的一生就致力于此，将此贯穿于他领导、指挥战争，谋划建设的全部。正是他的坚持，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后，在工业发展方面，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在推进工业化方面，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绩。尤其在核工业、航空航天等现代高技术产业方面，成就更为显著，更为国内外所称道。

　　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工业和农业并举，发展国民经济要以农、轻、重为序，做好统筹兼顾，推进协调发展，更是毛泽东要走好自己的路子的充分体现。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工业、推进工业化的初、中期，是以市场需求为标尺、以利润为目标的，很少甚至可以讲是没有考虑农业基础和工农并举的问题。资产阶级只相信所谓利润和效率。至于分什么轻纺阶段、重化阶段，都是后人主观的总结，帮助给予划分，和为资本主义所谓科学发展贴金的，并不是什么工业化进程中的科学设计，它完全是由市场牵着走。倒是农民出身、大半生研究和实践军事战争的毛泽东，在搞建设的前期，或讲之初，就已经设计规划了发展的方式、秩序。将重工业作为建设的重点，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如果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搬用苏联的发展模式，倒不如说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创造。这一点从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可以看出来。这种建设发展模式，既借鉴了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成功经验，然而并没有停留在老工业化国家的做法和“经验”之上。中国的做法完全超越了它们的经验，既可以发展好工业化初期的轻纺工业，又可以有重化工业的基础发展，有了生产资料工业的发展，中国工业化就有了技术装备的基础，而且不会产生像苏联那样货物少的危机。这实际就是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方式。这种做法和经验是应该得到深刻肯定和总结的(这里暂不作深入分析、研究)。这种思维和具体实践，实际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探索结果。

　　1957年，毛泽东在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要走一条“中国工业化道路”。中国工业化道路，就是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推进工业化的路子。1959年末和1960年初，毛泽东提出了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教育现代化的国家的问题。1964年8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和1975年召开的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报告中提出：“我们的总目标就是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在这同时，报告又明确提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两步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第二步，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我国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方向是明确的，目标已经提出，就是具体怎么走的问题了。毛泽东在这个具体走的问题上提出了他的设想，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发展国民经济要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做到工农业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并举、统筹兼顾和按比例协调发展。这就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

　　这一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设想，是毛泽东和党中央研究和借鉴了国际上、特别是苏联的经验，经过充分酝酿后提出来的。毛泽东和党中央多次强调：中国是一个大国，特点是底子薄，经济文化落后，人多地少，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这是我们的国情，它决定了中国工业化的特殊道路。1956年，毛泽东经过具体的调查研究后，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同时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人们都知道，重工业是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重要前提，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重工业更是我国国民经济进行技术改造和推进发展的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实际上就是重工业起的主导作用。但是，重工业不能单独地孤零零地向前发展，一定要有相适应的农业、轻工业的发展。这就是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重要问题。毛泽东认为，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只有这样，只有都照顾到了，才“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才能使重工业的发展更好地为农业、轻工业服务，才能使生产建设与人民生活结合起来，使国民经济两大部类按比例协调地发展，从而保持国民经济能够持续地比较迅速地发展。为了使人们牢记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的落后的农业大国的实际，牢记农业发展的重要性，1957年，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谈话》中指出：“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农业直接关系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是轻工业的主要来源，是轻工业和重工业的重要市场，也是国家积累的重要来源，是当时出口的重要物质来源。正如毛泽东所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发展工业，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必须积极发展好农业这一必要基础，工业要做好为农业服务的工作。这是毛泽东一贯所强调的。

　　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曾经提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中国变成为工业国，毕竟是要从农业国转变过来的，这是一次根本性的转型发展。而这次“转型”，离不开中国的农业小生产海洋的现实。中国长期以来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掠夺和破坏，已经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贫穷落后的国家，生产条件低劣、生产力非常落后，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群众吃饭就是一个严重问题。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1845—1846年)没有饭吃，不能发展工业，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甚至要引起社会动荡和骚乱。古今中外，多少奴隶起义、农民起义，原因都在没有饭吃，人活不下去了。马克思还指出： “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马克思：《资本论》，1894年)由此我们知道，光有农民自给自足的农业发展状况，是不能建立工业的。农业得到比较充分的、超前的发展，这是在生存基础上发展工业和其他事业的前提条件。因此，毛泽东历来总是很重视首先发展农业，把农业生产发展放在第一位，把解决生活和生存问题作为其他问题的首要前提。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主张是这样，新中国成立之后也是这样。1949年12月，周恩来在对参加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会议人员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这个辩证的正确方针是毛泽东思想在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上的运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鉴于一些现实经验，反复强调农业这个基础要增强，多次从维持生存这个角度上指出农业的重要：“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毛泽东：《党内通信》，1959年4月29日)“手里有粮，心中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毛泽东：《关于粮食问题的批示》，1959年7月5日)农业问题重要，所以我们发展工业，不能忽视农业这个根本问题。然而，怎样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又怎样通过工业领导去发展农业呢?那就是要做好工业为农业发展服务的工作。主要是通过工业生产，活跃农村市场，满足农村农民农业生活生产上的需要。这样，才能够提升农村农民的购买能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达到尽可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目的。这是基于毛泽东对农业农民的认识基础上的战略思考。毛泽东认为：“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引大量的工业品。”(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而轻工业的大规模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展。因为大规模的轻工业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业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光有农业发展，没有轻工业、重工业的发展，不仅不能消费发展了的农业所生产出来的大量丰富的物资，也不能给予农业提供进行改造的技术装备及农业进一步提高效率的化肥、农药、农业机械、水利电力设施……这实际上会制约农业的发展。农业和工业发展，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不仅农业要为工业发展服务，更由于工业是先进生产力，更要做好为农业发展服务，满足农业发展对机械设备、水利、电力、化肥、农药及其他生产资料等的需求。

　　农业发展对工业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农业和工业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告诫人们：“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又多次强调，为了更好的发展经济，“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同上)，“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1962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更为明确地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他进一步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要求为实现这一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要实行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发展计划。

　　使工业服务于农业。首先要通过工业发展解决好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的问题。要大力发展重工业，生产适合农业发展需要的先进的技术装备，武装农业，实现农业机械化、自动化，以迅速提高农业生产率。同时，要发展化肥农药工业、搞好水利建设、电力建设、交通运输、民用燃料和民用建筑材料等工业方面建设，为农业发展提供服务。正如周恩来在《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中指出的：“必须更好地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工业的发展规模，要同农业可能提供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相适应。各行各业都应该面向农村，为农业服务。重工业部门首先为农业提供越来越多的机械、化学肥料、农药、燃料、电力、水利灌溉设备和建筑材料。”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者对工业与农业关系的论述十分正确，令人信服。

　　走好自己的路子，必须将工业发展紧密结合科技现代化。毛泽东一生重视生产同科学技术结合，在发展农业上，强调科学种田，亲自参与和过问农业科技发展规划和科技政策的制订，这是大家所熟悉的。而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拥有工业开始，毛泽东对工业领域上的技术进步，总是很关心和重视，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1934年，在中央苏区时，毛泽东注意到，发展工业，科学技术是很重要的因素。毛泽东提出，对于 “国家经营和合作社经营的事业，相当精密的生产计划，都是完全必要的。确切地计算原料的生产，计算到敌区和我区的销场，是我们每一种国营工业和合作社工业从开始进行的时候就必须注意的”(毛泽东：《我们的经济政策》)。为了能在新中国成立后抓好人们并不熟悉的工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紧密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经过3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期，中国工业以高速度态势向前发展，中国工业化呈现了令人欢欣鼓舞的局面。1958年，毛泽东在南宁会议期间关于工作方法的讲话提纲中提出：“从1958(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点应放(到)技术革命方面。”这时的毛泽东，已经把技术革命提到了更高的程度，对技术担当的责任要求更高更重。毛泽东以为，新中国成立后已经能比较地松一口气，“就要来搞建设，搞技术革命了”(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正是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号召和重视下，中国工业战线靠自己的力量，在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收获，涌现了许许多多大搞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的好典型。鞍山市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运动开展，就是当时一个极具推广意义的典型。鞍山工业战线的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在1960年3月总结的经验是：(1)不断进行思想革命，坚持政治挂帅，彻底破除迷信，解放思想;(2)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3)全面规划，狠抓生产关键;(4)自力更生和大协作相结合;(5)开展技术革命和大搞表演赛相结合。鞍山在当时就提出了向“高大精尖新”和世界先进水平进军。他们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主要内容和要求是：(1)大力改进操作技术，挖掘设备潜力，不断提高设备利用率;(2)普遍提高半机械化、机械化、电气化和自动化(基本建设加工厂化、运输加龙网化)的水平;(3)积极试制高、大、精、尖、新产品，掌握尖端技术;(4)大搞资源综合利用;(5)大力改善劳动组织和改进工艺过程，实现增产减人。这些都充分体现了群众的首创精神，体现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精神。为此，毛泽东满怀激情地称赞：“鞍山市委这个报告很好，使人越看越高兴，不觉文字长，再长一点也愿意看，因为这个报告所提出来的问题有事实、有道理，很吸引人……现在(一九六零年三月)的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当作一个学习文件，让干部们学习一遍，启发他们的脑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在一九六零年一个整年内，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引自1960年3月22日《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鞍山市工业战线开展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央和毛泽东关于“鞍钢宪法”的批示，时逢苏联单方面撕毁技术合作合同和协议，撤走专家之际，在当时，鞍山这个典型实实在在具有鼓舞民心、振奋民族精神、推动中国科技事业进步的巨大作用，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民族工业，同样具有深远而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为了使各级领导干部和全国人民都能极为重视科技进步，激发全国人民学习和掌握科学技术的积极性和进取精神。1963年，毛泽东在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增写了一段话指出：“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是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我们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毛泽东这种对科技进步未雨绸缪的思想，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是我们民族优良传统的高度体现，是我们民族之所以能奋进、能胜利的进取精神。毛泽东的发展工业要同科技现代化紧密联系起来的思想，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要求的，是进步的、先进的。这不仅体现了毛泽东对于工业发展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同时对我国发展工业，推进工业化，推进国民经济现代化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仅用二三十年时间，在核工业和尖端科技的发展和进步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使中国迅速跨入当代世界能够掌握核技术和空间技术及其工业制造和利用能力的几个主要国家行列，为高科技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广泛发挥效率和效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力地推进了“两弹一星”、核能利用，核工业、航天航空工业、同位素技术、辐射技术、电子技术、计算技术、卫星通信技术、新材料、仪器仪表、精密机床、大型成套设备、冶炼等当时都堪称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和平利用。特别是许多尖端科学技术成果，都是毛泽东力排一切阻力，着力支持而取得的。(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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