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100周年。在学术期刊和互联网上陆续出现了一批纪念文章，有的大学或研究机构还举办了纪念性的研讨会，围绕十月革命的话题也多了起来。十月革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同中国革命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又是当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纪念这一伟大的事件以及领导这一事件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厘清这一事件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及其时代价值，澄清有关的疑问，显然是必要的。有鉴于此，结合网络上流传的错误观点以及学术界的研究动向，笔者以为，有以下几种情况需要警惕和关注。
一、传播列宁是“德皇间谍”等丑化革命领袖的谣言
一段时间以来，中文互联网上丑化列宁最为集中也流传最广的，莫过于散布列宁是“德皇间谍”的谣言。打开百度搜索，以此为内容的文章、帖子有上万条。2017年5月17 日署名聚议堂的文章《谁也逃不过历史的审判——俄将对列宁、斯大林提出起诉》(以下简称“审判”)，历数了列宁所谓“罪状”，如“‘十月革命’非革命”“残杀沙皇一家”“出卖俄国利益给德国”“私生活糜烂”等，恶毒攻击列宁和十月革命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文章还公开说“‘十月革命’是德国支持下的叛国、暴乱与政变”，说当时流亡在瑞士的列宁受到“德皇威廉二世金钱等的支持”[1]。至于德皇为什么要资助列宁，资助了多少，双方有没有协议，此文语焉不详。其实该文不过是捡拾别人牙慧、重复早被粉碎了的谣言而已。
污蔑列宁是“德皇间谍”，说“十月革命是列宁奉了德国总参谋部的指令行事”，此种谎言早在十月革命前就已经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一爆发，沙皇俄国的保安机关就开始诽谤布尔什维克，说布尔什维克主张“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宣传“使沙皇政府在战争中失败”是叛国行为，是为德国效劳。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由于布尔什维克党采取了在俄国准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资产阶级的以及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报刊，便利用列宁等一批布尔什维克取道德国返回俄国这件事，掀起了对布尔什维克的诽谤运动。六月事变、特别是七月事变后，鉴于布尔什维克在工人、士兵群众中的影响日益增强，反革命势力在反间谍机关的帮助下炮制了所谓列宁和德国总参谋部有联系的案件，并决定由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头号诽谤家和阴谋家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和民意党人瓦·谢·潘克拉托夫在报上进行这一明显系虚构的指控。7月5日(公历18日)，乌曼斯基编辑和出版的黑帮报纸《现代言论报》首先刊登了由阿列克辛斯基和潘克拉托夫署名的声明。第二天，这一声明也出现在其他报纸上，临时政府也随即发出逮捕列宁的命令。列宁对这种诽谤性指控极为愤慨，他起初倾向于出庭应诉，揭露对他和布尔什维克党的诽谤，但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经过几次讨论，考虑列宁的安全和全党的大局，决定不同意列宁出庭，并安排他匿居芬兰边境指导十月革命。
有关“布尔什维克被德国黄金收买”的支柱性论据，就是所谓的“西逊文件”。1918年，美国外交人员艾德加·西逊在彼得格勒以2.5万美元得到一些文件，然后在华盛顿将这些文件公布，内容包括所谓德国总参谋部资助布尔什维克的情报，以及德国方面对自己所谓的“代理人”布尔什维克下达的指示。但经过研究，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索博列夫、斯塔尔采夫，甚至连著名反苏、反共的美国外交家乔治·凯南在1956年都认定，这份文件从头到尾都是伪造的，“是赤裸裸的欺骗”[2]。比如一些本应来自德国间谍机构的文件，却是俄国旧式打印机打印出来的。
谣言重新泛滥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当时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公然声称：“十月革命是德国总参谋部的行动。列宁在1915年3月得到了200万金马克，以进行破坏活动。”[2]苏联解体后，2009 年在俄罗斯出版由祖波夫主编的《20世纪俄国史》(以下简称“史书”)继续沿用这一论调，把列宁描绘成“德国威廉皇帝的秘密代理人”，“接受了德国的资助以进行反对俄国政府的活动”，十月革命“这个计划得到德皇和德国总参谋部的‘坚决支持’”，“德国拨出5000万金马克(约合9吨多黄金)资助俄国革命。列宁从瑞士取道德国返回俄国，德国照准放行”。德国总参谋部的报告称：“列宁顺利回到俄国，他干得的确如我们所愿。”这些结论仅根据“一些学者据德国外交部公布的档案”，说这些解密档案“详细叙述德国威廉皇帝的计谋：设法从俄国内部寻找代理人，利用这支别动队，从俄国内部瓦解沙皇的力量。列宁从1915年开始得到德国当局资助在俄国进行革命活动，实际上充当了德国的秘密代理人”[3]。
2007年底德国《明镜》周刊第50期发表了以《德皇陛下的革命家——被收买的革命》为正副标题的文章，该刊声明是组织了六位专业撰写的。这篇文章以披露所谓历史真相为名，以解密的德文档案为根据，认为列宁与德皇有勾结，通过德皇的授意和安排，获得皇家政府暗中大量资助，成功地制造了十月革命。这一观点成为上述“史书”的主要来源。不过，《明镜》周刊的文章明确说，德国外交部资助俄国革命的支出是2600万金马克，而不是“史书”所说的5000万金马克。
据“史书”撰写者之一潘佐夫说，“史书”原定由索尔仁尼琴(苏联时期以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著称，曾获得过西方颁给的诺贝尔文学奖)牵头组织编写，但因索氏年老体衰，便推荐了祖波夫担任主编。索还指导并审阅修改了相当大的一部分书稿。仅从潘佐夫的这一点说明就可以看出，“史书”的编写者不可能做到客观公正地描述20世纪俄国史，更不可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科学评价列宁、十月革命等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事实上也是如此。
“史书”的主要观点是潘佐夫来华介绍后经我国学者传播到国内的。《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公开发表了同潘佐夫攀谈的中国学者的文章，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史书”的主要内容，然而中国学者没有对书中的观点进行任何的质疑或批评，给人以肯定来访者观点的印象。由此产生的消极后果是，此文刊出后不久，便受到不明真相的网民的追捧和传播，成为网络上丑化列宁、否定十月革命等思潮的重要源头之一，流毒甚广，延续至今。有人如获至宝，在2011年初某部离退休老同志座谈会上大段摘引这些所谓“证据”，用来贬损列宁和列宁主义，宣扬民主社会主义。2017年1月14日去世的某著名语言学家生前也受到此类观点的影响，赞成“史书”有关“列宁是德国的特务”“实际上充当了德国的秘密代理人”等说法。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德国的史学家还是俄国的史学家，单方面依据德皇时期的只言片语的档案，按自己的意图进行片面的、碎片化的解读，是不符合历史和事实的。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在多篇文章中对这一谣言的来龙去脉和目的进行了深刻而彻底的揭露和有理有据的驳斥。如1917年7月5日(公历18日)所写的《政权在哪里?反革命在哪里?》《黑帮报纸和阿列克辛斯基的卑鄙诽谤》《诽谤和事实》《接近了本质》《是新的德雷福斯案件吗?》，7月6日或7日(公历19日或20日)所写的《给<新生活>编辑部的信》《德雷福斯案件重演》、7月7日(公历20日)的《辟谣》、7月8日(公历21日)的《关于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出庭受审的问题》、7月9日(公历22日)的《给<无产阶级事业报>编辑部的信》等等。
列宁回国也不是根据德国政府的“指示”，而是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决定。德国政府允许列宁一行40余人途径德国回国时，当时双方是有协定，主要条件一是回国者必须在俄国展开反战鼓动，二是归国者要争取俄国政府释放与其同等数目的奥地利人或德国人。接受第一个条件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诉求，而非服从德国的指令。第二个条件，双方的协定里只是注明“争取释放”，并非必须做到，从策略上考虑也是可以接受的。列宁并没有收取德国政府任何资金或财物。当时列宁代表党也确实收到过一些国外的捐赠，但只不过是西方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布尔什维克的捐赠，主要用于购买印刷厂，数额也不是2600万金马克或5000万金马克，而是25万卢布。俄罗斯2012年出版的官方历史教材教师参考书——《俄罗斯历史(1900-1945)》，全面批驳了“列宁是德国间谍”这一谎言，明确指出“上述谎言不过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一些反动报刊散布的虚构神话”，“列宁并没有做任何败坏其名誉的事情”[4]。
二、否定十月革命的正当性及俄国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彻底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俄官方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判断，发生了不同于苏联的情况，这是不言而喻的。比如，如何看待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就出现总体肯定二月革命、基本否定十月革命的情况。这既有受苏联时期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也有俄罗斯发展资本主义这一现实因素的考虑。这一倾向也传到我国，被一些人不加分析地接受。如前文提及的“审判”一文认为，“1917年俄国爆发的二月革命，是人民自发起来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民主革命。革命成功后，成立了由立宪民主党组成的临时政府。而当时流亡在瑞士的列宁在德皇威廉二世金钱等的支持下，返回俄国，并在十月发动了政变，推翻了临时政府，掌握了政权。”言下之意，二月革命是俄国人民自觉的革命行动，而十月革命窃取了俄国人民的革命果实，是一场没有任何正当性的反革命“政变”。
上述观点早就存在，照搬了苏联剧变时期的陈词滥调。前文提到的雅科夫列夫，在苏联剧变期间和苏联解体之后，恶毒攻击自己曾歌颂过的十月革命，肆无忌惮地发泄对十月革命的仇恨，说“十月革命是一场超恐怖的革命”[5]，是少数暴徒发动的政变，是“俄罗斯一千年历史上最悲惨的事件”，是“魔鬼之歌的序曲”，社会主义的大船从此就“在血和泪的海上航行”[6]。他还赞赏“二月革命是一个极其伟大的事件”，“二月革命很快就被十月政变所取代，是十月政变推翻了二月革命，是布尔什维主义专制践踏了通向民主的运动”，“他们以恐怖的手段取缔了不同政见，残酷无情地砍光了旧制度的载体——地主、商人、资本家、神职人员、军官和一切可疑分子。”[5]
前文提到的“史书”继承了雅科夫列夫的衣钵，不仅把十月革命描绘成违背人类伦理道德与信仰自由、破坏社会法治秩序、充满血腥和暴力的恐怖事件，而且为了突出列宁的“惨无人道”及其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的“红色恐怖”，特别强调了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对于罗曼诺夫皇族实行“斩尽杀绝的做法”，编造事实说是在“列宁安排”和“斯维尔德洛夫办理”下，尼古拉二世夫妇、4个女儿、皇子，以及医生和仆人等4名，“计11人，另有3条狗，在关押地被枪杀。女尸受到侮辱，一条波隆卡名犬被绞死。”“原罗曼诺夫家族的亲王4人于1919年1月27日被枪杀于圣彼得堡彼得保罗要塞，反抗者遭活埋。他们的尸体投到附近的动物园。”还认为，杀害尼古拉二世皇族案，仅仅是苏俄全国范围内“红色恐怖的开始”[3]。
“审判”一文也基本抄袭了“史书”的内容，说“对于曾经相对仁慈对待自己的沙皇，列宁下令将其全家残忍的杀害”，说“在1917年列宁掌权后，却对给了他相对自由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一家痛下杀手。二月革命后，原本尼古拉一家被同意前往英国，但遭到了苏共的反对。在被转移关押后，尼古拉一家不经审判就被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下令开枪打死，被处死的共11人：尼古拉夫妇，他们的四个女儿和一个未成年的儿子。此外还有博特金医生、两个仆人和一位厨师。起初打算把尸体掩埋在废弃的矿井里，但都不太成功，最后埋在了一条马路下，尸体经过焚烧和硫酸毁容。”
这段描述中有明显的“硬伤”，表明对苏共和苏联的历史并不熟悉。如列宁时期没有出现“苏共”的提法。1918年3月后苏维埃俄国才有经列宁提议改名的俄共(布)，1925年12月又出现联共(布)，即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简称。苏联共产党的简称——苏共，是列宁去世后1952年改名而来。另外处死沙皇一家的机构不是什么“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列宁时期没有这个机构，有的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但在1922年成立，而那时沙皇一家已去世几年了。
还有一种说法，说列宁因自己的哥哥刺杀沙皇未遂被沙皇下令处死，自己惨遭沙皇政权的迫害，公报私仇才下令处死沙皇一家的。类似这样的帖子和谣言，在我国互联网上随处可见。有个网贴就叫“列宁亲哥哥刺杀沙皇而死，列宁杀沙皇全家”。
末代沙皇一家十月革命后被秘密处决是事实。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列宁下令或奉列宁的指示干的。据传，事件发生的背景是忠于沙皇的白卫军即将攻克沙皇一家关押地叶卡捷琳堡之前。以此推断，因形势危急，看押人员来不及向上级请示，或当地机关来不及向中央请示，临机做出的处置。这种可能性不能说没有。毕竟当时情况危急，一旦沙皇被叛军解救，对苏维埃政权将构成极大威胁，后果不堪设想。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类似事件。胡宗南攻打延安，形势危急，当地保安机关未向中央请示批准，在行军途中把因犯错误被暂时关押的知识分子王实味当作累赘秘密处决了。毛泽东后来知道后非常生气，认为王实味虽有错误，但罪不至死，把他杀了“大为可惜”，甚至还大发雷霆，拍着桌子说“还我王实味来!”。
今天回过头看沙皇一家被杀事件，固然不能认为这一做法是完全正确的，至少他的家人、仆人、随从不应落此下场，这是个令人遗憾的教训。但要看到，一些人重提旧事，意在沛公。为了要丑化列宁，甚至不惜捏造事实，这是不能接受的。
关于二月革命及其同十月革命的关系，要有正确的认识，不能受俄罗斯右翼观点的影响或左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二月革命是俄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沙皇的专制统治，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因而得到了工人和农民的拥护和支持，在俄国革命史上有其进步的意义，也为后来的十月革命奠定了社会基础。但二月革命后建立的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府，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不能满足俄国人民当时普遍渴求的和平、土地和面包的愿望。它不愿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把土地从地主手里夺过来，实行耕者有其田，也不愿立即结束俄国参加的帝国主义战争，实现国家的和平。因此，列宁主张迅速结束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为社会主义革命，用工农民主性质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取代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
起初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提出了革命和平发展的方针，寄希望于政权的和平过渡。但在临时政府发动镇压布尔什维克党和革命群众的“七月流血”事件后，和平实现革命目标已无可能，在此背景下列宁果断发动十月革命，用暴力手段取得革命的胜利，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就此诞生。因此，十月革命同二月革命是性质上根本不同的两次革命，分别代表了俄国两种不同的前途和命运。肯定二月革命，就意味着肯定俄国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必然反对十月革命及此后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反之，肯定十月革命，就意味着肯定俄国后来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就不会肯定二月革命及所指向的资本主义道路。雅科夫列夫以及我国一些人，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肯定二月革命、否定十月革命的。因此，如何看待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以及两者的关系，就决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
三、借否定列宁和列宁主义在中国搞民主社会主义
我国长期以来存在主张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潮，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前夕达到一个高潮。这股思潮为达目的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否定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认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革命送来的不是正统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被列宁篡改修正的马克思主义(充其量只是列宁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因此长期误入迷途。他们还制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制造早年恩格斯和晚年恩格斯的对立，认为晚年恩格斯的思想才真正代表了马克思主义，还无中生有地认为晚年恩格斯接受了民主社会主义，成为反对暴力革命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他们还进一步把列宁同恩格斯对立起来，认为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是从“左”的方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异端”，是对崇尚暴力的“布朗基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否定十月革命的目的是要否定列宁主义，否定列宁主义是为了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十月革命，篡改恩格斯晚年思想的目的，是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同民主社会主义实现对接，这样就能彻底扫除为民主社会主义正名的思想理论障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为中国特色民主社会主义，中国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像瑞典等北欧国家一样成为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甚至中国共产党也可以改名，改成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加入社会党国际，中国从此就踏上了通向民主社会主义这条“光明之路”。
不仅如此，他们还在苏联剧变问题上做文章，把苏共解散、苏联解体同十月革命相联系，认为十月革命搞早了、搞糟了，十月革命“先天不足”是导致苏联剧变的重要原因，甚至是罪魁祸首。如有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成熟的阶段才能进行，而十月革命阻碍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十月革命是苏联剧变的“原罪”。还有人认为，苏联亡党亡国意味着列宁主义的破产，因此要求取消列宁主义在我们党和国家中的指导地位，说“为什么俄国人抛弃了的列宁主义，我们要当作神物供奉着?当作旗帜高举着?” [7]这种观点在国内思想界有一定的市场。2015年，有人质疑中共中央党校在校园里竖立了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等革命领袖的塑像，唯独不竖列宁的塑像，加重了人们的疑惑和猜忌。
我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毛泽东思想以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道，是我们党领导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导思想，是指引全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是须臾不能动摇的立国之本、执政之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坚持、发展和继承、创新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8]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环环相扣、不可分割的思想理论体系，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在这一经过历史检验为正确的完整严密的思想理论链条上，一些人截取列宁主义这一环节加以批判和否定，是有其明确的政治意图的，其实质和危害不可低估。
十月革命决不是搞早了、搞糟了，而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条件与革命形势成熟具备的结果，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俄国革命实践的光辉典范。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仅在俄国而且在世界上，第一次彻底推翻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使劳动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为俄国成为强大国家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到实践的一次伟大飞跃，开启了人类社会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纪元。几十年后，欧亚一大批人民民主国家沿着十月革命指引的方向，相继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十月革命还动摇了帝国主义统治的中心，震撼了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开辟了民族殖民地人民解放运动的新纪元。它的影响还可以联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沿着十月革命道路强盛起来的苏联，就没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和意义也是重大而深远的。没有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也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沿着十月革命指引的方向取得伟大胜利的中国革命，也就不会有新中国的成立和在苏联帮助下开展的社会主义建设，更不会有具有勃勃生机、欣欣向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苏共解散、苏联解体同十月革命没有任何联系，也不能证明列宁主义的破产。苏联剧变虽然原因很多，但说到底是苏共领导人背离十月革命道路、放弃马克思主义造成的恶果。
四、防止虚无苏共和苏联历史的思潮在我国泛滥
在我国国内其实存在两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一股是虚无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还有一股是针对苏联的，虚无苏共和苏联的历史。前一股思潮容易引起重视，因为否定的对象是我们自己，产生的危害也是直接的;后一股思潮常常被忽视，因为否定的是别的国家、别的政党，而且已经不存在了，似乎与我们党和国家没有多大联系。这是个错觉。这两股思潮其实有着密切的联系。否定苏共和苏联，往往是为否定我们党和新中国服务的。一些人不敢直接批评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于是就借苏联说事，影射我们党的领袖，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比如，借否定列宁和十月革命道路，试图取消列宁主义在我国的指导地位，借全盘否定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实践，把建国后前三十年和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在个别事例上，也是相提并论。说苏联斯大林肃反错杀了3000万，在中国毛泽东搞大跃进饿死了3000万。言下之意，毛泽东就是斯大林式的人物。
与此同时，一些人开始美化苏联的一些人物和事件。比如，赫鲁晓夫。有人认为中苏论战主要责任不在赫鲁晓夫。双方都有错，我们的错更大，因为我们是以极左反“小左”。赫鲁晓夫主要错误不是修正主义，他的“三和”“两全”政策没什么大错。对赫鲁晓夫的“全民党”理论推崇有加，甚至用它来解释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还比如，美化戈尔巴乔夫及其领导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认为中国的改革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本质上是一回事。两者殊途同归，方向和道路是相同的，都在搞民主社会主义。只是方式不同，结果不一样。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措施，因而避免了戈尔巴乔夫失败的命运。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其方向和道路没错，如果说有问题，主要是措施不当。还有人赞赏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说“戈尔巴乔夫的失败正是他最大的成功”，称赞他是“以失败奠定自己历史地位的‘伟人’”，甚至呼吁中国出现“成功的戈尔巴乔夫”，“把他们自己的成功变成人民、国家和民族的成功”。
对苏联剧变原因的分析，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只是苏联剧变的直接原因，是浅层次的因素，僵化的斯大林模式才是苏联剧变的深层根源。有一种极端观点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被迫走上放弃政权道路的。斯大林模式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时，已完全丧失活力。不管后来有没有改革，也不论如何改革，苏联模式最终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戈尔巴乔夫改革只是加速了苏联灭亡进程。
这些观点背后有着或明或暗的政治意图，目的是要影响我国改革的方向和道路，把我国引向民主社会主义。为戈尔巴乔夫错误改革开脱罪责，往往是要为在中国搞民主社会主义扫清历史障碍。因为苏联是在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过程中消亡的，必须把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同苏联亡党亡国的主要责任切割开来，把主要责任推给斯大林、斯大林模式，甚至列宁。有的人干脆不承认苏联有过“亡党亡国”。
五、要科学总结苏联剧变的教训
苏联消亡前是第一个也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是当今最大也是发展最快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要避免犯苏联和苏共的错误，就需要认真分析和科学总结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
苏联剧变后，我们党的领导人从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都十分重视总结吸取苏联党和国家盛衰兴亡的教训。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也高度重视这一问题。他在上任之初多次谈到中国的改革要吸取苏联的教训，并从多个角度多个方面强调中国不能在根本性的问题上犯颠覆性的错误。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同志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意味深长地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9]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他说：“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10]
综观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其核心思想就是要警惕苏联历史虚无主义泛滥导致亡党亡国的悲剧在我国重演。这是发人深省的，也具有极强的针对性。一段时期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存在一股以否定我们党的领袖和革命英雄人物为重点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如否定毛泽东、黄继光、邱少云、狼牙山五壮士、毛岸英、刘胡兰、董存瑞，等等。不仅如此，这股思潮还否定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否定土地改革，否定新中国的建设成就等。欲灭其国必先去其历史，欲灭其党必先否定其领袖。这股思潮的目的，就是让中国重蹈苏联亡党亡国的覆辙，让苏联的悲剧在中国重演。这是决不能允许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依然复杂，提出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我们要牢牢吸取苏联剧变的教训，就是要坚决反击否定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思潮，牢固树立“四个自信”，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辉煌征程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1]聚议堂.谁也逃不过历史的审判：俄将对列宁、斯大林提出起诉[EB/OL].(2017-05-17)[2017-05-20].http://news.olny.cn/2017/tbbdz_0518/745042.html.
[2]安德烈·科尔加诺夫.有关“德国黄金”的谎言[J].康晏如,译.选择,2006(2).
[3]李玉贞.一部颠覆性著作：《二十世纪俄国史》[J].炎黄春秋，2010(10):83-87.
[4]吴恩远.苏联历史的几个争论焦点的真相[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4.
[5]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
[6]张晓红，梅荣政.历史虚无主义实质和危害[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9(7)：45.
[7]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J].炎黄春秋,2007(2)：7.
[8]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N].人民日报，2012-11-19(001).
[9]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113.
[10]罗娅，梓斌，吴玥.新设计师习近平·文化篇[EB/OL].(2014-11-15)[2017-05-28].人民日报客户端.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1115/c1001-26032453.html.
(：汪亭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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