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老田的《私有制和公有制的界限到底在哪？》（以下简称《文章》），提两个理论问题和老田商榷，也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国有制是不是公有？
《文章》说：“国有制照说也算是公有（非私有）”。这个论断值得探讨，我认为不能简单说国有制就是公有。
恩格斯早就批评过国有经济就是公有制经济的观点。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这种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必然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主义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马恩选集》第三卷 第317、318页）恩格斯否定国有经济是公有的主要理由：1，国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是总资本家，2，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消灭”。可见，他是依据企业内在的生产关系确定经济性质，而不是根据财产的归属认定企业性质。
国有经济是一个法律概念。按照马克思的话说，财产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而不是生产关系本身。考察国有经济的性质，还是要根据国有经济实际的生产关系。恩格斯时代的国有经济，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被资本家剥削，所以说这种国有经济不是公有，而是资本主义经济。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的苏联、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国有经济（当时称为国营经济）是不是公有制经济呢？人们认为是公有制经济。它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现象上的主要区别是：国营企业不能解雇工人，工人端的是“铁饭碗”，表明工人是生产资料的主人；厂长不能占有利润，与工人一样领取工资，其他区别还很多，如给工人分配住房，实现公费医疗，义务教育等等。这种生产关系表明国营经济是公有制。
《文章》说：“作为对称于私有制的公有制，就需要在超越为利润而生产，同时还需要为超越雇佣劳动制提供条件。”这是按照生产关系确定国有经济性质的论断，是科学的分析，但是与“国有制照说也算是公有（非私有）”却自相矛盾。
可见，“国有制照说也算是公有（非私有）”的论断值得商榷。
二， 有关创造新政治体系驾驭公有制经济的问题
《文章》说：“关键还得确立一个全局性的政治安排——不同于资产阶级专政（少数人为实现其狭隘利益而专政）的无产阶级专政，新的专政需要一个流畅的政治代理链条去联系大多数人的意愿表达，”“想象公有制是容易的，但是，创造一个新的政治代理链条来管控生产体系，以新的政治体系去驾驭经济体系，超越为狭隘利益目标服务的要求则很不容易达到——过去的经验是不管是资本家群体还是官僚群体驾驭生产体系都问题多多。”这里的“创造新政治体系”论断也值得探讨。
1， 是“创造”政治体系，还是客观必然？
《文章》说：“创造一个新的政治代理链条来管控生产体系”。政治体系可不可以由人们“创造”？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体系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决定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必然有封建的政治体系与之适应；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必然出现资本主义的政治体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人们不可能“创造”政治体系。历史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符合实际。
2， 公有制包含多种生产关系
《文章》说：“公有制就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生产资料占有模式，从超越私有制社会的基本矛盾出发，需要一个全新的社会”。这里的公有制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公有制是从不同的具体公有制中抽象出来的概念。人类社会存在的公有制，总是具体的公有制。如《文章》所说的“‘游群’或者‘部落’的公有制”，即通常所说的原始共产主义公有制，或者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公有制，或者是将来出现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公有制等。所以，公有制不是原始公社的公有制，就是新中国的公有制，或者是将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公有制。我们这里探讨的是新中国的公有制，而不是公有制的“一般”。
研究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公有制，就不能不涉及毛泽东有关公有制理论。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认为新中国的公有制是：“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等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 第413、486页）我理解是雇佣劳动经济制度“变更了”，“没有资本家”了，但是，仍然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要拿钱买米、买煤”等，就是说实行了公有制，消灭了资本家，改变了雇佣劳动关系，但还存在商品货币关系。这种公有制是包含私有制残余即商品货币关系的公有制，和马克思预见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完全公有制对比，这种公有制还要“买米、买煤”等等，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公有制则不存在“买米、买煤”的商品货币关系。可见，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公有制，是带有残存私有制的公有制，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完全公有制不同。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于过渡时期的经济性质有过比较仔细的分析，他提出的劳动者一方面是“社会成员”，另一方面又“处于私人地位”，即“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马恩选集》第三卷 第10-11页）由于他们认为过渡时期商品货币关系就消灭了，因此采用“资产阶级法权”的概念。
和《文章》探讨新中国的公有制，或者说是过渡时期的公有制，说明这种公有制是带有私有制残余的公有制，还不是高级形态的公有制。所以，《文章》一般地探讨“公有制”的“界限”不科学，应该探讨新中国的公有制，或者说过渡时期的公有制才符合实际。
过渡时期的公有制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不是本文能够阐述清楚的内容。这里只能提出新中国的公有制是带有私有制残余的公有制，与高级形态的公有制不同，因此，不能一般地探讨“公有制的界限”，而应该探讨“带有私有制残余”的公有制，或者说是过渡时期的公有制的限制。
3， 过渡时期的公有制与政治体系
毛泽东在论述新中国的公有制，是存在着“买米、买煤”等商品货币关系的公有制以后，进一步指出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等。他强调“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 第413页）过渡时期公有制的上层建筑必然是共产党执政，没有共产党执政就不可能产生过渡时期的公有制经济。这种带有私有制残余公有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必然存在发展公有制经济与复辟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经济之间的两条道路斗争，必然表现为共产党内的两条路线、两派势力之间的斗争。毛泽东在《重要指示》中说：“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一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等等，就是揭示两条路线斗争的经济根源。（《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 第487页）执政的共产党内两条道路、两派势力之间的斗争，不是人们“创造”的，是客观存在两种经济关系斗争的反映和表现。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由机械化向自动化转变，人类逐渐把控制机器的职能，逐步由人类大脑转移到芯片、电脑控制，使人类不仅由使用手工工具转变成为机器生产，使用工具摆脱了人体器官的限制，极大的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实现了机械化。现在人们又开始采用芯片、电脑部分控制机器，使机器的运行由人控制转移到芯片、电脑控制，实现自动化，进一步解放了人的器官，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消灭雇佣劳动经济制度，解除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生产将会一日千里地高速发展，物质财富急剧增长，人们就不需要“买米、买煤”等，商品货币的关系也将随之消灭，实现共产主义的公有制，人们将实现“各取所需”，人与人之间不再存在经济利益冲突，共产党、政权机构也将随之消亡，这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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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老田：私有制和公有制的界限到底在哪？
2022-11-22 08:02:46 来源： 红歌会网 ：老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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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差别，从名义和概念上看，很简单，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和共同（集体、全民）占有生产资料。
在人类的幼年时代，个体高度依赖于集体才能够生存，彼时有过全局性的（“大同”）合作阶段，那个时期存在着“游群”或者“部落”的公有制。然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一直流行和存在着小生产基础上的私有制，人们停留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中间，有很漫长的历史。
时至今日，私有制和公有制与历史上有过的形态相比，仅仅只具有外观上的类似，而生产力水平处在完全不同的阶段上，当前的经济制度是奠基于社会化的大生产。我们今天谈论的私有制，并非一个孤立的事物，而是一种占据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
这样，私有制必然意味着为利润最大化而生产（实现所有者的私人目标，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这是一种“狭隘利益”目标），而名义上的公有制是否能够超越这一点则不一定。国有制照说也算是公有（非私有），但是，往往并不脱离为利润而生产的旧轨道，这样，公私之别就需要继续向前延伸——第一个检验标准是否能超越为利润而生产。
就生产资料占有形式与劳动者相互分离而言，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处于被雇佣状态，这也是一种普遍性的社会关系，那么，公有制就同时需要为超越雇佣劳动制提供前提条件。
这样一来，作为对称于私有制的公有制，就需要在超越为利润而生产，同时还需要为超越雇佣劳动制提供条件。具有这两个条件的公有制，就能够承载一种革命性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了，一句话，构成新社会的经济基础。
从经营目的和主导性的雇佣关系两方面，进行对照的话，那么，私有制概念的核心内涵，主要不是体现为占有形式——这个完全可以多样化。其首先和主要的内涵，是体现为资本雇佣劳动和以利润最大化作为经营目标，占有方式反而可以复杂多样，兼容多方面的因素。确立了这个关键的概念内涵之后，基于占有形式和股权构成的表面证据分析——诸如社会资本主义或者人民资本主义的形式主义构想，就很容易识破了。
正是基于对资本经营模式的深刻认识，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显然，生产的社会化意味着生产的影响所及或者后果，已经弥漫于全社会了；而私人占有形式起作用的后果，还会继续坚持利润最大化的生产目标，这肯定还内涵着最大化对劳动者的榨取，这往往带来无产阶级的贫困化。此种利润最大化的决策，可能会带来积累与产能的扩张（总供给扩张），但会在另一面带来购买力严重不足（总需求萎缩），供需失衡的累积性后果，会带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会抑制生产潜能的实现，无法达成最优，相应地就会抑制生产力的进步空间。
由此，私有制本身，就会支持一种主导生产决策的私有者行为模式——最小化企业成本同时最大化企业收益，这肯定会有助于企业内部的利润最大化，但在决策考虑范围的外部，则会出现社会成本过高同时社会效益过低的状况；这样就会使得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达不到可能的最优；同时各种生产过程的负外部性，也会被转嫁给社会承担；然后，局部的理性和利润最大化，会凑成全局性的“合成谬误”——所有人都按照同一个理性算计行事，结果合成的反作用，是妨碍所有人自己顺利达成初始目标。
就这样，私人占有形式的经济基础，不利于生产的正外部性提高（社会效益最大），也不利于负外部性下降（社会成本最小），还往往以合成谬误的形式，损害初心的实现条件，从而不利于生产力发展或者人类生存需要。
在私有制的反面，则需要超越基于狭隘利益最大化的决策模式，为全社会的效益最优和成本最小，来安排生产。这样，就需要真正基于全局利益的民主，去为所有人的最大利益服务，还需要在全局范围上，关注生产带来的负外部性问题（特别是资源耗竭与环境问题）。
由此，公有制就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生产资料占有模式，从超越私有制社会的基本矛盾出发，需要一个全新的社会，为此，需要建设人与自然的和谐，当然也会意味着人类内部的利害冲突最小化了。
基于这些模式化的想象力和展望，人类需要全新的政治与经济安排，所有制仅仅是比较易于为人们日常经验所想象的一个关键支撑点，还只是一个想象力的起点，关键还得确立一个全局性的政治安排——不同于资产阶级专政（少数人为实现其狭隘利益而专政）的无产阶级专政，新的专政需要一个流畅的政治代理链条去联系大多数人的意愿表达，这个方面的想象力还有待于扩展，过去的历史经验和实践深度，还远远达不到这个要求。
一句话，为了革新不合乎人类需要的陈旧经济体系，需要一种全新的政治想象力，去对接人类如何为自己的需要，而有能力安排好生产与生活。也就是说，想象公有制是容易的，但是，创造一个新的政治代理链条来管控生产体系，以新的政治体系去驾驭经济体系，超越为狭隘利益目标服务的要求则很不容易达到——过去的经验是不管是资本家群体还是官僚群体驾驭生产体系都问题多多。因此，要实现全局性的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的均衡，还得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在政治体系的代表性与涵盖面等方面，开展任重而道远的继续探索。
换言之，革新乃至于废除私有制的历史实践曾经有过，但是，为了管控公有制经济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全民，相应的政治体系革新程度还不够，未能超越内在于官僚专政的第二种“狭隘利益”局限，结果，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实践的社会效益都还受到显著的局限。
在马克思看到的资本家群体的“狭隘利益”之外，还有存在于公有制社会中间的官僚群体的“狭隘利益”，需要进一步克服和超越——他们妨碍政治代理链条真正服务于人民性要求，这是在中国被系统发现的第二种狭隘利益，此种狭隘利益存在着现实的体系化实现与扩张能力，是反转历史的潜在危害。
我们需要克服这两种狭隘利益的局限，才能够找到一个新的政治体系去驾驭经济体系，这当然也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去，打开思想束缚以更好地展望未来。
在生产能力已经累积了巨大规模，产能上限提升相对容易的今天，不可再生资源与环境承载的极限，日益成为一种需要认真遵守的硬制约，此时，展望并开创一种新的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是比从前更加迫切了。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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