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一）
我们于1962年就读于兰州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的主要专业教材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于光远和苏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以及刘家声教授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还有老师们编著的部门经济学等。除《资本论》为马克思原著翻译本外，《政治经济学》教材基本上是借鉴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毛泽东著作和党的文献为基础而编写的新中国初创政治经济学，还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和世界经济史等课程。几年大学的学习，深受教育，获益非浅。当时还似有点不足之感，有点遗憾的是，我们既没有读到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没有系统读到中国当代经典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我们学习和阅读中国历史文献、中国经济史和中国经济思想史等时注意到，我国历史上关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述，非常丰富，极其卓越：既有《逸周书》、《老子》、《管子》、《商君书》、《尚书》、《孟子》、《墨子》、《史记》、《吕氏春秋》、《竹书纪年》等百科全书、专著和史书，又有历代大量的财经奏章和论文，如《盐铁论》、《过秦论》、《论贵粟疏》、《论瀛州公用疏》、《平赋书》、《谏营昌陵疏》等等，特别是《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四库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和《中国通史》等，卷帙浩繁，种类甚多，其史书典籍里都有非常丰富的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容，散逸文史书海里，深感缺乏应有的系统研究和整理，影响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传播、教学、继承和发扬。
我们学习毛泽东著作、党的文献、中共党史和报刊资料等，也读到大量的中国当代经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内容，散逸文档报刊里，同样深感缺乏系统研究和整理。所谓当代经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就是党和人民政府决策所依据的权威政治经济学理论，并经过了实践的检验。所以，学习、研究和整理中国经典政治经济学新编，就成了我们的奋斗目标。活到老，学到老，认真探索，作点贡献，趁有生之年学习研究整理出《中国政治经济学经典新编》，“抛砖引玉”，以利和渴望《中国经典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优秀读本问世。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惟一延续至今，从未中断伟大文明的民族。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具有屹立东方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中华文化，是中华文明成果的根本创造力，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哲学和道德的传承，是以三皇五帝传说，周文王姬昌、周公旦、老子、孔子等为代表的哲学思维和道儒文化为主体，中华民族5000多年历史中不断发展的哲学、政治、经济、思想、艺术等各类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总和。中华文化，亦称华夏文化、华夏文明，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优秀文化的创行、发展和统领。中华文化，既是宇宙自然规律的科学认识和积淀，又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典型描述和遵循。中华文化,是人文道德的远古开创和后世发扬，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软实力，决定社会发展进步的内在动力；中华文化又是社会意识形态，中华民族的精神思想，社会政治经济的根本。中国经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正是它的主要精髓之一。毛泽东思想及其经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是中华优秀文化在当代的杰出创新和发展，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领袖之极致，治世之要务。
（二）
中国原始社会至奴隶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实践，是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理念源头。先秦政治经济学理论是中国在秦统一以前的经济理念和经济学说的产生、演变和发展。在年代上，它大致可以分为殷周、春秋和战国三个时期。在学术思想发展上，起先书在官府，只有官学。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旦等继承三皇五帝以来的政治经济理念，开创了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早期理论基础。从春秋中后期到战国时期，思想解放，私学兴起，逐渐产生了道家、法家、儒家、墨家等诸多学派。随着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学术活跃，中华灿烂文化的蓬勃兴起，诸学派共同创立了富有时代特点的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理论体系，迎来了中华民族腾飞的“千年黄金时期”。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至今闪烁着文明进步的光辉，对后世影响深远，许多政治经济理论和主张成为中国长期封建社会里政府的方针政策，促进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也得到不断丰富和创新，以致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著作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也培育了代代中国政治经济学人。
三皇五帝以来的早期政治经济理念以传说方式流传后世，直到有了文字，才有政治经济学著作出现。最早表达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历史文献，就是记载于石刻、甲骨、钟鼎、竹简等的文书，以及春秋战国时期、汉代的《逸周书》、《尚书》、《老子》、《管子》、《诗经》、《史记》、《竹书纪年》等，历代人才辈出，著作不断问世，其中就有大量的政治经济学论述。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学家们的政治经济论述，既有共识，又有各自独特见识，思想解放，百家争鸣，正是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不断创新和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包括自然经济学、产品经济学和商品经济学。
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学家非常重视政治经济，尤其农业生产，提出 “重本”论、“富民论”和“富国论”，以及“生产要素论”、“俭奢消费伦”、“赋税改革论”（《管子》等）、“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等等，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强、文明进步、发展壮大、建立封建大一统国家，非常重视“富民”、“富国强兵”，而且主张“重本”、“富民”、“富国”和“强国”，理论与实践是密切相联系的。自古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都习惯把工农业产品凡是分工生产，通过市场交换进入消费的产业经济称之为商品经济，而且与产品经济是相互对应需要而不断发展的。
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即商品经济，早在殷代已经相当发展，这在甲骨文中就有“贝朋”、“职贝”等文辞记载。殷代就是商代，商朝因商品经济繁荣而得名。西周铭文中有金属货币一百锊买五名奴隶的记载，《尚书》中讲到人民去远地经商，《诗经》中亦有商品交换和商人营利的诗句。凡此证明，商品经济早在原始社会末期萌芽，到夏商周奴隶社会时期已经相继发展而繁荣。
关于商品经济的重要性，上古时代就有论述。《尚书·益稷》篇中记载了夏禹与皋陶的对话,“懋迁有无,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乂”。让民众贩运各地物产, 互相交易,调剂余缺, 以利满足人们的不同需求，使社会生活安定。到春秋时期，管仲在齐国已把商业列为社会的一种专门职业，并指出了商人的职能：审察各时节的需求，查明各地区的物资，了解市场上的价格，装车贩运，周转各处，以有易无，买贱卖贵，以图厚利。在战国时期，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重要性更为统治者、社会各界和经济思想家所认识和重视，对此，孟轲、荀况等都有精辟的论述，范蠡、白圭等不仅有政治经济学问，而且是举世闻名的经商大贾。
《逸周书》记载，周文王、周公旦奠定了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三原则：一是自然原则；二是均平原则；三是储备原则。《逸周书》既阐明利，即物质利益，是经济的本质，百姓生活的源泉，趋利是百姓生活的本性；又阐明经济及其利益是仁、义、礼、乐等精神文明的基础和源泉，统治者要坚持为政之道，慎守勿失，善于引领民众。为此始终注重经济活动及其利益的自然、计划、发展、均平、储备和防灾避害等原则，正是周文王和周公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精髓。以此为基础，还提出勤政富民的三原则：“施恩惠要厚，用民力要适中，收租税要轻”。由此制定为政牧民之道、赈灾救荒制度、增产节约措施、国家依法管理市场、财税劳役均等制度、粮食储备制度等，同时以储备制度作为准备金发行货币，稳定商品市场，当出现通货膨胀时，就发行重币，减少货币流通量，以稳定金融市场，以利社会生产稳定和发展，人民生活安定和富足。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其古典自然经济学的理论特点是强调自然之道，即“道法自然”，遵循自然之道以及社会经济客观规律。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哲理内涵，其实涵盖了产品经济和商品经济，因强调“道法自然”，注重客观自然性，所以称之为自然经济学。其主要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一是强调“虚其心，实其腹”原则，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理论。二是强调“自然”、“无为”原则，提出注重自然原则的经济管理理论。三是强调“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均衡原则，提倡均平分配的理论。四是强调“去奢”、“崇俭”原则，提倡俭朴消费的理论。五是强调“知足”、“守中”原则，提出促使经济均衡发展的调控理论。六是强调“道法自然”原则，提出遵循客观规律可持续发展的一整套自然经济学理论。
管仲是中国古典商品经济学的奠基者和实践者，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他著述并由他的尊奉者补充整理的《管子》一书，对社会分工、商品生产、贸易、货币、价格、市场、消费、财政、金融、商战、社会保障、宏观调控和财经管理等一系列商品经济管理问题，都有深入分析和系统论述，诸多见解先贤而独到。他的商品经济学理论主要如下：富民强国宗旨论、四民分业定居论、劳动创造财富论、人之本性自利论、贫富分配调节论、扬俭励侈消费论、财经调控轻重论、通施沟渎货币论、贵贱波动价格论、广义劝业市场论、游诚二贾贸易论、有度有止财政论、畅通美誉诚信论、至道宝用法制论、轨守其数规划论、有道社会保障论等等。此后，历代不断创新和发展，不断体现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务实性、系统性、有序性和博大精深。
（三）
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西欧资本主义产生时期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7世纪中叶，完成于19世纪初期。主要成果是奠定了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并在不同程度上探讨了剩余价值的各种形式，如利润、利息和地租等问题。受历史条件和私利限制，它把经济关系和各种经济范畴都看成是自然的、永恒的，不可避免地存在庸俗的因素。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代表作《赋税论》（1662）；中经亚当•斯密的发展，代表作《国富论》（1776）；到了大卫•李嘉图结束，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代表作《法国详情》；到西斯蒙第结束，代表作《政治经济学新原理》（1819）和《政治经济学研究》（1837—1838，两卷集）。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大危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难以解释，在此背景下，凯恩斯进行政治经济学革命，以宏观经济学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解释大萧条根源在于私有制自由化市场经济制度，但没有解药。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创作巨著《资本论》，首版出版于1867年9月14日的德国汉堡，全称《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剩余价值为中心，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揭示了资本残酷剥削工人阶级的本质，及其周期性经济危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第一卷研究了资本的生产过程，分析了剩余价值的生产问题。第二卷在资本生产过程的基础上研究了资本的流通过程，分析了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第三卷讲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分别研究了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具体形式，讲述的内容达到了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分配过程的高度统一，分析了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结论是消灭私有制，手段是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
1917年，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第一次真正完整意义上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重大转变。它不仅验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必然被共产主义代替的规律，而且对列宁总结的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入口等重要理论的验证。而指导十月革命走向胜利的正是列宁创作于1916年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由于这一著作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对帝国主义做了完整的剖析和研究，创立了完整的、科学的帝国主义理论。因此，该著作也常常被称作《帝国主义论》。列宁对资本主义经济阶段的划分，是在理论上的重大发展，对于分析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最后终将灭亡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最终必将为历史所完全证实。西方政治经济学者也是这样看的。例如，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贝特尔•奥尔曼认为，在全球范围内，西方正在逐渐失去它赖以生存的条件，因而不可避免地在走向衰亡。二战以后，尽管资本主义国家提出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进行了种种舆论宣传，使人们不再专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病；但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及其500年历史的研究，以及以美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为例，对资本主义近几十年的发展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当今资本主义演变为帝国主义正在走向衰败。
（四）
毛泽东不仅精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古典政治经济学，而且通晓马克思主义及其政治经济学，也熟谙西方政治经济学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及其经典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者。毛泽东天姿英发，满腹经纶,文韬武略，胆识过人，终生为共产主义理想和为人民服务而英勇奋斗。在人类历史上，毛泽东是一位无与伦比的统帅和伟人。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家，能够凭借几乎一无所有的政治资源，白手起家，艰苦奋斗，勤俭创业，在二十八年间纵横捭阖，缔造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无产阶级政党，一支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从而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地域广阔、发展最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至高无上的神圣领袖。
毛泽东学识渊博，造诣精深，坚持真理，深明大义。他研究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个较为漫长的 “历史过渡时期”，根本并非他所理想和试图营造的那个公平正义、没有阶级的大同理想社会。这个社会仍然处在帝国主义横行和阶级斗争的国际纷乱环境，内部仍然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斗争，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任重而道远。因此，全国人民还需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并未终结。毛泽东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政治经验、毛泽东思想及其经典政治经济学理论遗产。他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意识形态最为重要，已经深深地熔铸进了中华民族奋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血脉中，有了不懈奋斗、勇往直前的觉悟!
在革命生涯，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结合国情，认真研究和深入思考了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问题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重要而艰辛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独特理论见解，与中外其它政治经济学相比，毛泽东经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显著的特点：
第一大特点就是整体性。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最显明的特征就是整体论。毛泽东的经典政治经济学，同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区别：西方政治经济学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经济，不见政治、文化与经济的有机联系，只见物不见人，只管私利不管劳动人民。而毛泽东为人民利益而生，为人民利益着想，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提出的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同经济、政治、文化和人的四个现代化，是辩证统一的发展战略整体。他胸怀人民，高瞻远瞩，管理经济，把握全局，全国乃至全世界一盘棋，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人，以及外交等方面，都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有限制开放，都是经济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
政治与经济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人类几千年的历史，有多少英雄主政天下之沉浮，那一个不想通过政治在经济上有所作为？但有作为的，必然是一流政治家。不懂政治的不用说完不成经济建设，恐怕连政权都难以取得，也保不住。近代西方经济的飞跃，主要是资产阶级政治革命胜利的结果，新中国的大跃进也同样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结果。毛泽东精通政治经济学理论，所以要坚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继续革命，要保持先进的社会制度，他非常清醒理智，一旦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倒退，一个百病丛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就会必然复辟。
经济发展与先进文化和革命思想密切相关。毛泽东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手头并无多少现成资金可供经济建没，但他创办了如水利建设、成昆铁路和“两弹一星”等大事，深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的动力”，充分依靠人民集体的力量是最伟大的战略力量，靠人民集体劳动的创造和积累来完成的；修筑八万五千多座水库，靠经济核算需要数十万亿人民币，毛泽东那时哪里有这么多现钱办事，但是他奇迹般地办成了；成昆铁路工程极其艰险，主要靠铁道兵战士艰苦奋斗，成千上万的人自觉自愿地参加劳动创造，靠的就是先进文化和革命思想。对于这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业绩，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做梦也不可能想到。
经济建设与外交工作密切相关。毛泽东深谙外交理论和实践。他为什么实行有限开放而不是国门洞开，说到底，不仅是政治和国家安全的需要，而且是社会主义经济快速稳定有效发展的需要。在资本市场全球化的时代，当帝国主义发达国家蓄意搞WTO自由贸易的时候，不发达民族国家就必须谨慎，必须抬高门槛，有所监守，保护民族资源和工业生产，保护本国市场和利益，因为自由贸易对落后国家来说就是陷阱。比如拳击赛，规则似乎是公平的，但这个“公平”是强者制定的。不发达国家全面向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讲自由贸易，只有被利欲熏心的人才这样傻做，正如一个三流弱拳击手同一流强拳击手过招一样，必然被打得头破血流，危及伤亡。
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的第二大特点是大而全。所说的大，就是坚持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就是依靠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全民集体生产创造能力，就是动员和开展人民大生产运动，并且全国一盘棋，搞大资金运作，搞大农业、大工业、大商业、大科技的思路。所谓全，就是着眼全国各地，东西南北中布局，工农商一体化，大中小型一起上，中华民族统一意志，共同努力奋斗，国民经济全方位多层次波浪式综合平衡协调持续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是坚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论，依靠私有制个体小农经济单干发展生产，特别是依靠富农、资本家经营发展，共产党员“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还是及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依靠广大工农劳动人民，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党内存在着路线分歧。毛泽东明确指出：“‘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其实，毛泽东对于新中国建立后的经济发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早已经有了原则性的规定。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这就清楚指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他还说：建国初，“关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必须确定：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等等。新中国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及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坚持集中使用资金，搞大工业、大农业、大国防、大科技，才取得了伟大的经济跃进成就。相反，如果“巩固旧秩序”，靠私有制小生产，小农经济承包单干，任由富农、资本家经营剥削，不仅使整个社会很快两极分化，而且跟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后面“爬行”，其后果必然是落后挨打，很可能错失良机，随时有垮台的可能，中国经济不能不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乘胜前进。
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的第三大特点是独立自主，自力更力，锤炼中华民族艰苦创业和自我创新能力。在当代世界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究竟怎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华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国防的全面复兴问题?是靠独立自主，自立更生为主，走社会主义道路，锤炼中华民族的自我积累、自我创新和自我发展能力?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争取外援为主，轻视自我创新，甘愿成为西方国家的加工厂、外国商品倾销市场?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斗争。
毛泽东坚决主张前者，反对后者。例如造船还是买船之争典型地说明了这种分歧的是与非。有人说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从微观经济学上说似乎很有道理，因为从表面上看，造船的成本很大，不划算，不如买船和租船便宜。但毛泽东不这样看问题，他站得高，看得远，算账很精明。毛泽东认为，造船再贵，增强自我科技创造能力，钱财也并沒有外流，无非是钱从左衣袋装进了右衣袋，肉还在锅里；而买船再便宜，还得按高价付钱给外国人，财富外流，科学技术被封锁，本国永远不会造船，算总账无疑是亏的!
不仅如此，毛泽东认为，再破费也得提高中华民族的设计和制造能力，这正是中华民族能否真正翻身、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关键所在!所以，他主张自力更生造两弹一星、造大飞机、造火车、造汽车、造轮船等，外国人有的好东西我们都要有，外国人没有的东西我们也要有，一切由中国人自己造，既解决就业问题，又解决发展能力，掌握主动权，争取尽可能快的发展速度。1958年6月，毛泽东对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作出明确批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要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这条社会主义自力更生的正确路线，使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的围困和封锁，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任凭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危机风潮起伏，我国经济始终独立潮头蓬勃发展。
新中国二十多年就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以及完整的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体系，“两弹一星”也上了天，经济、科学、文化快速发展，国家日益繁荣富强起来，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发展思路是高明的，是世界最先进的。中国人民在世界上可以引为自豪的主要业绩，可以说几乎都开创于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打下雄厚坚实的发展基础。
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的第四大特点，就是大跃进，跳跃式发展。毛泽东熟知中外历史，深谙唯物辩证法。他除了知道庸俗经济学家所了解的一般经济规律，更懂得庸俗经济学家不大晓得的特殊经济规律，如大跃进的规律。他老人家强调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不容置疑，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相对于漫长的封建主义经济史，就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大跃进。毛泽东深知，正如西方国家落后于中国的时候，极力引进中国先进的科学文化，掀起欧洲资产阶级启蒙运动，而不学中国明清时代的保守僵化一样，中国要赶上先进的西方发达国家，不能跟在别人屁股后面爬行，必须迎头赶上，必须跑步前进，必须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线，必须有场大跃进。后进赶先进都必须经过奔腾跃进，政治、文化如此，经济更是如此。所谓懂规律论者不懂得飞跃也是最重要的规律。正是在这种超然思想的主导下，毛泽东毅然发动了倍受争议和阻碍的大跃进，成就是主要的。遭遇破坏另当别论。
从理论上讲经济跃进是完全可行的，分歧更在如何看待实践，问题在于防止领导干部急于求成、“高指标”、瞎指挥和盲目蛮干等“左”倾错误和坏人破坏。敌对势力和右派分子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或无知，疯狂诬蔑毛泽东领导的大跃进，把大跃进说成一无是处，是违背客观事实的。大量的工业、农业发展的项目大都是在大跃进期间上马并起步发展的，大跃进的正确评价应该是成绩伟大，有所不足。可以说大跃进是毛泽东政治经济学实践的一大亮点。大跃进中虽然也出了一些问题，但不是错在跃进策略和路线上，而是出在领导层里出现急于求成、“高指标”、瞎指挥、盲目蛮干、弄虚作假、铺张浪费、浮夸风、“共产风”等“左”倾错误的严重干挠、一些领导干部的低水平上，以及一些坏人破坏。虽然大跃进受到一定的挫折和损失，这是教训，但纠正错误快，成绩和经验是主要的，经济发展方向和路线是正确的，是永远值得我们后人坚持和发扬的。
除了上述特点外，毛泽东经典政治经济学，还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作出了多方面的重要创新和杰出发展。
第一、毛泽东科学而准确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从马克思的规定中可以顺理成章地引导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就是：政治经济学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生产方式，以及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而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说：“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按照斯大林的这一规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只是生产关系。毛泽东两次讲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两次的表述都是一样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
毛泽东当时从两个方面拓展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他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如果政治经济学不联系研究生产力，就会孤立地静止地研究生产关系，就难以说清楚生产关系。同样，如果政治经济学不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也会孤立地静止地研究生产关系，也难以说清楚经济基础即主要是生产关系。毛泽东对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围的拓展，不仅当时对我国经济理论界重新思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我国经济理论界今后重新探索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斯大林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到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的复归，是彻底解决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过窄而容易出偏差问题的根本途径。
毛泽东哲学头脑清醒理智，博学多才，生产力的研究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任务，上层建筑的研究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他的提法是：“联系研究”生产力，“联系研究”上层建筑。这个提法是科学而准确的。联系研究生产力不同于以生产力为研究对象；联系研究上层建筑也不同于以上层建筑为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要联系研究生产力，是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存在着内在联系。同样，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要联系研究上层建筑，是因为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存在着内在联系。毛泽东为政治经济学“联系研究”生产力、“联系研究”上层建筑规定了原则界限。他说：“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的科学社会主义部分所研究的，是阶级斗争学说、国家论、党论、战略策略，等等。”
毛泽东本人就是联系生产力来研究生产关系的，例如在考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关系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关系时，毛泽东说：“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拿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说，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简单的协作就创造了一种生产力。手工工场就是这样一种简单协作，在这种协作的基础上，就产生了资本主义发展第一阶段的生产关系。手工工场是非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了一种改进技术的需要，为采用机器开辟了道路。在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17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否适应的问题，苏联教科书只是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越来越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与此不同，毛泽东高度评价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进步作用：人类历史100万年中，资产阶级的300年是一个大跃进。毛泽东还全面论述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适应和不适应的状况：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来说，现在还能使生产力得到一定发展。但同社会主义制度比较起来，就很不优越，而且日益走向没落和完结。
毛泽东本人也是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来研究生产关系的。他评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这本教科书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即：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毛泽东既反对没有经济内容的政治经济学，也反对没有政治的政治经济学。他主张，政治经济学要研究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要研究上层建筑如何适应经济基础，还要研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关于上层建筑的革命、生产关系的大变革和生产力的大发展三者之间的联系，毛泽东总结出一条既适用于资产阶级革命又适用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他说：“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在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以前，不存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中已经初步成长起来。在这点上，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有所不同。但是，这个一般规律，对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是适用的，基本上是一致的。”
第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问题。毛泽东既没有按照马克思的著作照本宣科，也没有按照斯大林僵化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办事，他根据本国国情和辩证思维注意发挥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调动了一切可利用的积极因素，注意到了沿海与内地、东部与西部，以及一、二、三线的差别和布局，在资金及资源配置方面有取有舍。而且中长期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与年度计划和预算相结合，根据国民经济发展情况，适时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及时调整各部门已经变化了的相互关系，巩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发展和变革中获得的巨大成果，充实新发展起来的一些事业的内容，提高那些需要进一步改善的新事务的质量。调整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比例关系，主要是调整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调整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大力加强农业战线，缩小基本建设规模，压缩过多的职工，适当降低过高的积累率。巩固国民经济发展中所取得的经济成果，肯定已有的成绩，并使其向纵深发展。以少量的投资来充实一些部门的生产能力，使其成龙配套，以便收到更大的经济效果。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贯彻适时调整方针，使国民经济沿着持续、协调、有效、高质量健康发展的轨道运行。总之，对计划经济的弹性理解和灵活运用，不能不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创新和发展。
第三、毛泽东对商品经济、资产阶级法权、价值规律的辩证分析。对于如何在“一穷二白”、“一贫二弱”的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刻苦钻研，确实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他老人家深入基层，身体力行，进行大量调查研究，除了学习、思考，最终先后提出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理论和实践的决策。
对于商品经济，毛泽东是当作民族经济的存在方式来看待的。一方面，毛泽东深知商品经济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需要的正面积极作用，要在中国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将继续存在。为此，他严肃地批评和否定了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主张取消商品经济的极“左”思想。另一方面，他又非常清醒地看到商品经济的逐利机制腐蚀社会主义的负作用，提出要有所限制，批评无限制地甚至放手让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右倾思想，他用改革生产关系、实行统购统销、计划票证、国家规划和计划管理等方式对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进行了必要的限制，维护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健康发展。
对于商品经济范畴，毛泽东坚持历史唯物辩证思维，认识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都存在商品经济；对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可以利用，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商品经济的性质就看它同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相联系，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他明确中国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是坚决反对复辟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毛泽东不但科学区分了商品经济的性质，而且清楚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是不同层次、不同方式的问题，是可以协调运行的关系，有矛盾主要是不同所有制之间的问题，是可以研究解决的。坚持和发展计划经济，利用和限制商品经济，将来到共产主义社会商品经济终究是要消亡的。这既是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创新，又是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政策界线。
毛泽东对于资产阶级法权的理性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又一重要创新和发展。像按劳分配、等级工资制等范畴，貌似公正公平的所谓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其实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在社会主义时期具有过渡性质。我们正在建立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等概念，以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坚持解放思想、继续革命等理论，极大地教育了全党、全国人民，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认为崇拜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就意味着复辟资本主义，是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里的表现，既有极大的理论意义，更有深远的实践意义。
对于价值规律这一商品经济领域里的理论范畴，毛泽东始终抱着唯物辩证法的态度。一方面他承认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存在依然起作用，另一方面他又对价值规律与逐利机制相联系，自觉保持足够的警惕，不断加以限制，他极力维护社会主义经济向共产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并为此而奋斗终生。
第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具有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实践经验，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问题上，看得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前人更透彻。他不但看出资本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适应与不适应两重性，更重要的是他还看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也始终存在着适应与不适应的矛盾性。对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谁决定谁的关系，毛泽东持唯物辩证法的立场和态度，反对唯生产力论，即生产力单一决定论，也重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一定决定作用。是先有机械化而后有集体化，还是先实行集体化而后搞机械化，党内也存在不同认识和对策意见，其矛盾斗争的实质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还是生产关系也决定生产力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历史的经验是搞革命，首先夺取政权，解决好上层建筑，再借以优先解决生产关系问题，才可以大力发展生产力。无论资本主义的实践经验，还是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都证明了这一规律性。这也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创新和发展。
第五、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同看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问题一样，毛泽东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也是坚持历史唯物辩证法的看法。他认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了政权才能变革生产关系。新型生产关系产生的需要和要求，通过革命建立新的上层建筑，以利保障新生产关系的诞生和发展。他把社会发展的要素，即政权的夺取与巩固，路线的正确与否提到革命和建设的首要位置。在他看来，经济基础的变革不能代替上层建筑的革命，上层建筑不但受经济基础的制约，而且也影响和决定着经济基础。新中国的历史经验证明，无论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都是上层建筑决定的，取决于政权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取决于执行什么样的路线，为谁的利益服务的。
第六、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问题。在毛泽东看来，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就是社会意识，是社会精神生活现象的总和，它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等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意识形式，而且意识形态是一种有阶级属性的社会意识形式。上层建筑，既包括意识形态这样的观念上层建筑，还包括政治上层建筑，也就是政治法律制度和相应的组织机构，如政府、军队、法院、监狱等。上层建筑不但受经济基础的影响，而且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生产力，还必须开展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继续革命，必须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兴无灭资的思想政治斗争，必须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否则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还会走回头路，很容易倒退到旧社会、旧中国那里去，使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总之，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继承、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不仅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重要指导思想。所以，中国经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很值得认真学习、研究和整理。
（五）
我们从兰州大学经济系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学以致用，从事财经管理、宣传、教学和研究等工作几十年，现在已经退休二十多年了，但是，我们实际上退而未休，发挥余热，力所能及地参加财经服务、教学、编辑、研究和写作等工作，常动脑子，思考问题，既有益于自身键康，也为社会继续做贡献。趁有生之年，继续努力奋斗，学习、研究、整理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经典新编》，其第一部为《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新编》，第二部为《中国当代政治经济学经典新编》，即《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经典新编》，把我们多年来遵循党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的专业夙愿，经过长期准备和不断思考，请示有关领导同志，并征求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有关领导同志的意见，现在把它变成现实成果，既是宣传交流，也是抛砖引玉。我们的知识、能力和水平有限，难免有不妥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我们在完成这一课题的过程中，甘肃省财政厅、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同志给予热情鼓励和大力帮助，特别是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财政分社的张晓彪社长，始终关心和支持我们的课题研究、书稿完善和出版问题；我们还得到有关专家教授、媒体和学者同志们的关心、支持和帮助；我们先后阅读了我国大量的古籍文献、历史资料和西方译作；系统学习了毛泽东著作、党和国家的文献资料；也参考借鉴了近现代专家学者的著作和媒体文稿；课题组不辞辛苦，查阅、摘抄、整理和研究历史和当代文献资料，认真校对书稿；沈彩虹和牛玉珍同志抽空精心排版录入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父母养育了我们，党和国家培养了我们。我们特别深深地感谢党和国家、兰州大学的教育和培养，使我们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党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外经济史、财政、金融、农业、工业和商业等部门经济学、逻辑学、会计学、统计学、高等数学、古汉语、外国语和写作等课程，使我们掌握了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养成了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事，尽心尽力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情操和作风！深深地感谢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财政厅和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关心、培养和支持我们，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机会，使我们顺利地从事财经管理和科学研究工作，大力支持我们的写作和宣传工作，能够给党和国家做出点贡献。因此，我们谨以此《中国政治经济学经典新编》郑重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毛泽东主席诞辰128周年的献礼！也热情献给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母校兰州大学和我们中年以来的工作单位甘肃省财政厅和甘肃省社会科学院！
谢谢！
编著者 2021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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