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叙事逻辑，我们要传播哪些文化故事，这是构筑“文化自信”的首要问题。在现在的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便会去占领。回望一味追求经济发展的岁月，公知美分层出不穷，抹黑污蔑盛行一时，砖家叫兽大行其道，污泥浊水登堂入室，我们已然丢失了许多阵地。世事如此，不少人抛弃了阶级叙事，用消费主义、拜金主义、民族主义等种种资产阶级思想重新武装自己，与共产主义的初心渐行渐远。虽然目前整体环境较之前好些，但流毒仍有存在，散布于人民群众之中的资本主义思潮蔚然可观。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先进的共产党人、工人、青年学生和进步的知识分子有责任在思想文化领域夺取并巩固阵地，将广大的劳动群众争取过来，不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叫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本文将从人物评价、文艺内涵、事件精神等角度叙述不同阶级所采用的不同的叙事逻辑，揭示出哪种逻辑是为今日人民群众服务，以及什么样的文化故事值得人民群众继承发扬。我们先从一位诗人讲起。
一、陶渊明
陶渊明无疑是中国诗歌文化中绕不开的人物，关于他，想必大家都可以说出一些词来形容：淡迫名利、率性真诚、质朴纯厚、自由独立、厌恶俗世……这些词语基本符合古往今来对于陶渊明的认知，对于陶渊明性格特点、精神追求的描述也足够吻合，不少人也颇为推崇陶渊明的思想境界。然则我们也要知道，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精神世界是在物质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人们对客观物质世界的认识和反映。物质生活会在很大程度上塑造我们的思想精神，对于陶渊明也是这样，想要知道陶渊明的境界是不是普通人可以效法的，不妨先看看陶渊明所处的时代背景与个人经历吧！
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是东晋，政治形态突出表现为“门阀政治”，世家大族凌驾于皇权之上，攫取了大量的经济政治利益，正所谓“王与马共天下”“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外有强敌虎视眈眈，内有各大族争权夺利，阶层上升渠道几乎完全关闭，社会极为动荡，矛盾异常激化，恐怖气氛笼罩整个时代。
陶渊明一生，历经三朝十帝。
陶渊明18岁那年，就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
以后，王恭、桓玄起兵反对帝室；
桓玄杀晋朝当权者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及许多文臣武将；
孙恩农民起义，杀许多王公大臣及世家大族；
桓玄称帝；
刘裕起兵杀桓玄，建立了刘宋王朝。
陶渊明很早就处于入世与出世的矛盾之中，而这两种思想则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曾祖与外祖父的影响。
“（陶渊明）曾祖侃，晋大司马”，大司马，魏晋为上公之一，位在三公之上，第一品。陶侃从戎四十一年，多次立下赫赫战功，虽则陶侃这个“大司马”是死后追增，也足见其功勋卓著，后世更是将其列入了武庙。有一个当世英雄般的曾祖，陶渊明自然也憧憬着建功立业。“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
然而在世家门阀之中，陶家显然并没有占得有利地位，陶侃去世以后，便再无人有过位高权重之职。到了陶渊明，只得担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最后“不为五斗米折腰”便走入田园生活之中。
而陶渊明的田园思想的产生离不开他的外祖父孟嘉。孟嘉，出身吴地士族，才华横溢，“广坐人中便识真，德容言貌每相因。龙山落帽相嘲论，引得文章压世人”。虽然得蒙器重，然孟嘉更纵情山水，“尝会神情独得，便超然命驾，迳之龙山，顾景酣宴，造夕乃归。”这同样给陶渊明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陶渊明最后在功名与田园的冲突中选择了后者，很可能是“求仕而不得”后的妥协，发现门阀统治之下的东晋王朝并不会为自己建功立业提供机会。与其接着在官场之中耗磨光阴，卑躬屈膝，倒不如归隐田园，玩乐山水。
归隐，有的人归隐是摆脱了原本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劳作于山水田园之中，自食其力；有的人归隐则只是不问政事，然而是经济上仍然是地主富农的模式，坐地收租，盘剥贫下中农；还有人归隐仅仅是迫于形势压力，暂时退却，以待东山再起。
鉴于陶渊明诗中不乏对劳动场景的描写，“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晨出肆微勤，日入负禾还”“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可知是陶渊明亲身参与了农业生产，不再是坐地收租的地主了，至于有没有收取其他农民的租税尚不可知，考虑到陶渊明归隐以后，时常需要朋友们的救济，历来多认为他是躬耕自资。不过陶渊明有个朋友是江州刺史，想必是没人向他收租的。
倘若陶渊明完全是自食其力自给自足，还落得“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真不敢想象广大的贫下中农是如何过活的。文人士大夫们两天喝不上酒就叫穷了，但真正底层人民物质的匮乏恰恰是他们懒于看到的。
陶渊明虽不能拜将入相，但是求些地方小职并不困难，归隐之后还有王弘、颜延之、檀道济等太守刺史与之结交。“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恐怕这般惬意的田园生活在当时只属于陶渊明，广大的贫下中农是无缘消受的。有些东西对别人来说是兴趣爱好，对自己来说却是生存底线，今日又有多少人可以“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呢？
在人物评价上，忽视客观经济社会上的阶级差异，追求超阶级的美好精神，与不同阶级的人共情，这是唯心史观的一种表现。共情陶渊明、杜甫倒还能理解，毕竟他们见证过劳动人民生活的困顿，去跟曾国藩、李鸿章这种刽子手卖国贼共情，实在是吃饱了撑的。在现实的阶级社会中，去考察其思想、行为，不脱离实际，方才能对于人物给出公正的评价。
二、白蛇传
1958年，上海干部礼堂，白蛇传正在演出。底下坐有一位65岁的老人，他的目光时而明媚照人，时而热情洋溢，时而情思悠悠。随着剧情的展开，许仙与白娘子开始了曲折痛苦的生离死别，老人脸色立刻阴沉下来，呼吸逐渐急促，鼻腔呼呼有声，泪水慢慢从眼眶流了出来，终于忘乎所以，旁若无人的哭了出声，并且毫不顾忌的擦眼泪、擤鼻涕。就在法海将白娘子镇压在雷峰塔下的一刻，他止住眼泪突然愤怒地拍案而起，他的手拍在沙发扶手上，一下子立起身大声喊道：“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
许仙游湖借伞，白娘子盗灵芝仙草，在这位老人的心目中，许仙与白娘子代表着打破传统束缚，追求美好自由的爱情，理解他们，欣赏他们，对于热情勇敢聪明的小青也怀着极大的敬意和赞誉。
法海则是封建传统的卫道士，否定对于自由爱情的向往，不分善恶地排斥异类，想方设法地分离两情相悦，自己不革命还不许别人革命。
白蛇传的流传，表达了人民对男女自由恋爱的赞美向往和对封建势力无理束缚的憎恨，这是进步的方面。但是，这个故事不可避免的也带有封建时代的局限性，这点在最终矛盾解决的方法中可见一斑。
在白蛇传故事的最后，白娘子与许仙的儿子许仕林祭塔，从而出了白娘子，众人修成正果。许仕林是何人也，文曲星转世，状元郎及第。非得是此等人物方才能打开雷峰塔的封印，而这恰恰是合乎封建统治者胃口的。想要自由恋爱吗？来参加我的科举考试吧，只要你金榜题名，就可以得到很多超乎常人的权利。
在白蛇传的故事中，白娘子是幸运的，她的儿子满足了统治者的要求，自己得以重获自由。但是在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中，在数以亿计受封建压迫的男男女女中，能够如此幸运的人又会占几何呢？状元及第或许可以打开一座雷峰塔，但绝不可能掀翻压在广大劳动人民身上的数不清的雷峰塔。毕竟我们绝大多数人不是文曲星，也考不上状元。
雷峰塔常有，而许仕林不常有，因此，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中，永远逃不出的白娘子才是常态。
那么，想要打开千千万万的雷峰塔有办法吗？有，那就需要把大多数被压迫被剥削的白娘子们与许仙们团结起来，拿起武器，奋勇抗争，杀掉法海，砸开雷峰塔。
白蛇传的故事在中国大地上演了几百年，感动了数代人，可是并没有在现实中救出“白娘子”。反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劳动人民，在几十年的时间中便完成了翻身，当起了国家的主人，涌现出了一个又一个优秀人物。新中国第一位女性拖拉机手——梁军，致力于“男女同工同酬”的申纪兰、自力更生埋头苦干的“农民总理”陈永贵、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的雷锋，都在新中国的光辉历史中留下了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在旧中国，统治者多是不屑关注底层人民生计的，更不会提供机会让劳动人民去施展才能。
中国的优秀传统故事，其中蕴含着劳动人民的智慧，表达着对于真善美的向往，对于社会丑恶现象的讽刺，无疑是我们民族的文化瑰宝。但是，这些诞生于封建时代的故事，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
《王宝钏》剧作看似鞭笞了“嫌贫爱富”，将王宝钏刻画为反抗封建礼数的形象，实则是宣扬了反动的天命观、宿命论。王宝钏信誓旦旦“此乃姻缘前定”，“这也是女儿命该如此”，皆因“梦见斗大红星，坠落卧房”，看到薛仁贵“两耳垂肩贵相品，龙眉虎目帝王尊”。
包公案、海公案、施公案，塑造了一批清官廉吏的形象，为民请命，不畏权贵。然而阶级矛盾的解决决不是由几个清官断案可以做到的，“状子一递，清官大老爷做主”的背后是维持地主阶级统治的封建等级制度。
这些故老相传的故事，我们应该怎样去讲述，是原封不动地按照传统模式去讲给后人，还是根据无产阶级的思想去加以批判地传承。对待传统文化，到底是采用进步的世界观还是采用退步的世界观，这是值得我们仔细思考的。
可悲的是，今日社会主义的中国，本该剔除掉封建余毒与资产阶级的习气，但是不少的文艺工明里暗里透露出远离群众、趾高气扬的“贵族感”：底层劳动人民是愚昧的、不开化的，穷山恶水出刁民；上层精英是善良的、高尚的，这些人才是社会的良心；故作高深，云里雾里，看不懂就是你土；什么都是可以被解构与掺杂的，哪怕是我们的立国之战，哪怕是解放军……
三、抗日
（抗日战争）这个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世界人民的胜利。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永远铭刻在人类正义事业史册上！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20年9月3日）
抗日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中极大促进民族解放、民众觉醒的重要事件，同时也标志着神州大地的沉重苦难与战争疮痍，是值得每个中国人去铭记的。
在那场战争过去的七八十年间，中日两国关系缓缓急急的变化，争执或者友好，颇受大家关注。中国国内民众对日本的态度，时而“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时而“镜子不擦不明，日本不打不行”，不可谓不错综复杂。
近期日本公然排放核污水，又一次引发了全网范围内对日本方面的谴责。日本当局面对核污水不作为，无担当，将灾祸加施于全球生态的行为，毫无疑问是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是让每个有良知的人愤慨的。
不过，在现实生活中与网络之上，不时会听到看到一些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的言论，与全体日本人对立，煽动种族歧视，大有不踏平东京，不核爆日本，便难得安宁之势。
日本方面破坏和平、美化侵略、嫁祸全球，日本懦弱的、腐朽的政府当局是脱不了责任的，是必须要被正义人士声讨的，但是，日本的普通劳动者也是我们的敌人吗？日本国内抗议政府做法的先进人士也是我们的敌人吗？
归根结底的一个问题，抗日抗的是什么，换句话说，我们的敌人是谁？
在中华民族抗战的艰苦岁月中，曾经有过一所史无前例的敌军战俘学校——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先后接受了900多名学员。这些学员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和优待俘虏政策的感召下，逐渐觉悟，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反战活动，和中国抗日军民一起，谱写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新的篇章。
1941 年 5 月，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正式开学，毛泽东亲笔题词 ：“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军国主义与中国的民族败类！”
此言灿灿，此论昭昭，放之于八十多年后的今天，亦为中日两国人民指引着斗争的方向。将全体日本人划入对抗的范畴，对其中爱好和平的广大日本人民与军国主义分子不加区分地批判，只能将日本劳动人民送进军国主义分子的怀抱，去帮助我们真正的敌人。
不知大家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过这一类新闻，在一些公共场合，有人误认汉服为和服，从而引发了争执，不少穿汉服的小姐姐因此挨骂。笔者有位朋友曾因此讽刺般表达过一个疑惑：
和服和JK可都与日本有关，那为啥一群人抵制和服而不抵制JK呢？有人抵制和服，让穿汉服的小姐姐把衣服脱了，穿JK的可更多，万一他们醒悟了，又会怎么样呢？
前文已经指出，我们需要抵制的是日本军国主义，与此有关的服饰、器物是要严加批判的，但是和服与军国主义压根就没什么关系，仅仅因为是日本的传统服饰就应该被抵制吗？如果和服不让穿，那日本的优秀歌曲、动漫、电影、食物等等是不是也应该纳入抵制的范畴呢？日本普通劳动人民的成果是不是也不能现于中国？一时间我竟分不清谁是法西斯。
日本的土壤并不是只会长出军国主义，千百年来，日本也创造了许多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欣赏与赞美的优秀文化，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对待本国的文化还知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咋有些人一听到日本就认为会“全是糟粕”呢？
是任由部分民族主义者去书写、论述“抗日”，还是由共产主义者去归纳、描绘“抗日”，即“抗日”的定义掌握在谁的手中，这是应当引起我们格外注意的问题。
其实又何止是抗日，解放战争到了某些人的口中只是“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内战，却不提国共两党所代表的阶级、理念、路线之别；拿新中国与封建王朝去相提并论，却罔顾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本质不同；对前三十年的热烈岁月，特别是那十年泼不尽的脏水，却对鞍钢宪法、大寨精神只字不提；将共产主义臆想为无法到达的乌托邦，却根本不去了解什么是共产主义……
时代需要去定义，事件需要去定义，精神需要去定义，能否站在先进的无产阶级立场上给出我们的定义，任重而道远。
四、文化自信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首都机场迎接他的大字标语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不过出于礼貌，还是撤掉了后半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次日，尼克松又被中国方面招待观看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一切都如此自然而然，并无刻意造作之嫌。只是不知当《国际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尼克松会作何感想。
1974年11月1日，《杜鹃山》剧组赴阿尔及利亚进行访问演出，以庆祝该国武装革命二十周年。这个访问为期三十三天，《杜鹃山》先后在三个城市演出九场，阿尔及利亚观众对演出报以热烈掌声。演出中，当党代表柯湘在群众会上大声询问：“凡是给地主老财干过活的把手举起来！”台上扮演贫苦农民的演员一个接一个举起手来高声回答：“我干过！”“我也干过！”这时在台下观众席里，突然有一位阿尔及利亚观众站起来大声说：“我也干过！”全场开始愕然，随即鼓掌叫好。
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期间，大哲学家萨特和他的革命伴侣波伏娃，一起走上街头散发报纸，支持学生和工人运动。可以看到，报纸上印有毛泽东主席的头像。而不久之后，日本的左翼青年也爆发了全共斗运动，不少人也举起了毛泽东的旗帜，虽然最后斗争失败了，但也给不少经历过的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追忆，中岛美雪、手冢治虫、宫崎骏、藤子不二雄……中国的革命文化远播各国，为世界共产主义事业凝聚了力量、提振了气势。
往梦依稀，我们对自身的革命文化曾是何等自信。
2012年10月，诺尔贝文学奖得主揭晓，中国作家莫言获此殊荣，一时风头无两，名噪天下，赞美与颂扬压过批评与质疑。而他笔下的作品，名为魔幻现实，实为历史虚无，编造抹黑，颠倒污蔑，早就引起过魏巍、彭荆风、刘白羽、徐中夫等一众老革命战士的愤怒与声讨。
再来看看八九十年代中国送交参选欧洲三大电影节与奥斯卡的部分影片，《芙蓉镇》《红高粱》《活着》《霸王别姬》《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不乏对中国丑陋落后愚昧的描写，貌似只有抹黑自己的祖国，才能得到西方老爷们的青睐。
输出到国外的文化作品，从宣扬革命到否定革命，从团结第三世界国家到跪倒在西方发达国家面前，为了融入资本的大潮之中，抛弃掉了建党建国的初心使命，这能是文化自信吗？崇洋媚外、俯首称臣的文化只会越来越多地失掉骨气，将劳动人民的辛勤成果出卖掉，只会迎来覆灭的结局。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刚上演时，娘子军因光着腿跳舞曾引起很多争论，“大腿满台跑，工农兵受不了”。当时主抓样板戏工作的江青表示“穿短裤，我来设计……”最后设计出的下装即符合海南地区实际环境又增加腿部美感，还符合了国人审美。
对比之前出现的什么“比基尼京剧”，无论艺术层面还是思想层面，高了何止百倍。时至今日，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了，中国的戏剧舞台上有出现过能够超越《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的哪怕一个作品吗？
2017年，《红色娘子军》在中央党校上演，只不过战士们演练时背后的标语由以前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变成了“组织纪律”，令人唏嘘不已。
没有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化，还会有文化自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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