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因素很早就伴随着人类，在原始人的部落中，就存在民主因素。但民主作为一种思想被写进著名典籍里流传下来，则是大约两千多年前的事。中华传统文化里很早就记载着明显的民主思维，比如，在孟子看来，国君如果干不好，就应该下台，还有《旬子》里有“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高度民主思想。在这方面，中国很领先。当中国人在思考怎样可以使“天下大同”的时候，当中国人以著书立说的形式宣扬民主思维的时候，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祖先还只是欧洲森林和原野中的蛮族。
当人类纷纷进入到帝王家族统治的历史阶段以后，中国人还在试图实践民主，而且还很早，只是这个实践过程很坎坷。例如，人们拥戴王莽上台，就是一次很早的重大民主实践，但是这次民主实践失败了，惨痛的失败。王莽一度很得人心，许多人都认为王莽是大贤能，当时，有参政条件的，能够参与政治的人的多数都拥护王莽当最高执政者，那时人们不认为必须是刘邦的子孙才能当皇帝，而是谁行谁就上，这种意识有很强的民主色彩。起初，局面还算良好，西汉皇帝和平禅让，权力和平交接，颇有民主色彩，许多人期待着“新”的开始所带来的幸福。但是后来，王莽的执政导致了巨大的灾难，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成为最高执政者后，王莽自负、爱慕虚荣的个性缺陷产生了很大的负面作用，这是当时的人们做梦也没想到的；二是，由于古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还很不发达，还很不够，所以在执政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很多试错的现象，甚至是严重的试错，要么是这个人错了，要么是那个人错了。古人以自己所经历的苦难，给今天的人们留下了很多经验教训。
王莽确实使用了权术手段，也确实存在人品、个性和执政理念上的缺陷，但是后世的一些人在总结王莽的教训时，把王莽定义成了一开始就打算干大坏事的所谓“篡位者”，似乎让某个王朝的皇帝的子孙永远充当最高执政者就是对的、好的，这就浪费了一次总结关于民主的经验教训的宝贵机会。
古人出于民主意识曾经简单地认为，推举一位“贤能”登上最高执政的位置，一定能治理好天下，这种想法很天真，推举王莽的失败经历说明，仅有民主是远远不够的。当时，对人的复杂性的认识还很初级，对人类社会的复杂性认识还很不足。古今中外的一些事例表明，民主有时候也会失败。
虽然经过这次失败，但民主思维仍然中国在留传，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是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认为：“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唐太宗集·自鉴录》，他具有一定的民主思维和很强的工作能力，开创了贞观之治，在历史上留下佳话。
不过，民主虽然有民主的益处，但民主也会带来相应问题，这种现象符合辩证法和矛盾论，旧的矛盾被解决或暂时解决，又会出现新的矛盾。在中国古代，民主意识的传播，不仅对执政者产生制约，也产生了违背人们向往安宁的意愿的作用。
民主机制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竞争领导人职位（竞争方式有很多种，可能是和平的，也可能是战争的；可能是良性的竞争，也可能形成恶性的竞争），民主意识会使一些人不是持有对皇帝效忠到底的念头。如果某个人，有了些权势，就觉得皇位也不是高不可攀，就觉得自己也可以当一当最高执政者，再加上皇帝的执政也很有缺陷，使一些人心中不服，这样一来，政局就不稳了，争夺皇位的大战就可能出现，出现大战乱，导致人民受尽苦难，安史之乱就是个例子，客观地说，对既有皇帝的不满不服是古代历史上多次战乱的重要诱因。经历太多的战乱苦难，古代中国思想文化越来越向往安定，“宁为太平犬，莫作离乱人”，于是产生了这样的解决方略：一方面加强对皇子的教育以增强执政能力，一方面大力倡导忠孝观念以便加强人们对权力的服从意识，以期使皇位稳固、政权稳固、国家安定，避免“天下大乱”。清朝走的就是这个路子，但这条路子最终也没走通，虽然清朝以为已经找到了永享太平的路子，但中国沿这条路子走到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走到了国弱民穷、科技大落后、官场空气污浊、阶级矛盾尖锐、国民普遍愚昧的地步，这是系统性的衰败，是两千多年的帝制和与帝制相适应的思想文化的系统性衰败，这不是改几项政策、换个皇帝或者换个总统就能解决的，后来产生了新文化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才扭转了局面，尽管新文化运动并不完美，但这是扭转局面的起点。
中华传统文化曾被捧到天上，也曾被贬到地底。中国古代文化有很多灿烂的闪光点，但不能说完美无缺、不能说白璧无瑕、不能说没有走过弯路。对中国古代思想的局限性不必过分苛责，因为那时候毕竟没有现代科技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取得的大进步，但对古代思想文化要实事求是地批判。对待中华传统文化，要用好辩证法，中华文化有悠久的辩证法思维，不过运用辩证法很难。
中华传统文化里既有“舍我其谁”的极致的自信，也有极致的奴性思维、自卑思维的内容，既有相当强烈的民主思维，甚至是极端民主化思维，也有高度专制的内容，如果处理得不好，就会在两个极端之上来回跳，比如在自负和自卑之上来回跳，再比如在专制主义和极端民主主义之上来回跳。
中华传统文化既有高度的勤劳精神，但也有想当脱离劳动的人上人、专享清福，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才会干一些工作的这种适合剥削阶级口味的内容，这种观念对很多人形成了负面影响。传统文化就像不同颜色的颜料在一个杯子里混合。既包含中国古人（包括一些统治者）向往美好和睦的愿望，但也掺杂了古代统治阶级的私心和人的局限性所产生的认识偏差。
在中国思考民主问题，就不能不思辨传统文化中的忠孝观念，在中国帝制时代中后期，非常推崇忠孝，把忠孝作为最核心最重要的观念。那么现代人应该怎么看待尽忠意识？尽忠这种观念到底是精华还是糟粕？首先要看忠于谁，简单地说，忠于正确的就是精华，忠于错误的就是糟粕；在历史选择关头忠于进步力量，就是精华，忠于反动势力，就是糟粕。第二要看怎样尽忠？不机械不盲从地尽忠，既立足于自身实际，能向上反映实情，又有大局观，不是仅从自己的局部考虑，从而提出有利于全局的主张，这样的尽忠就是精华；相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报喜不报忧，或者多报喜少报忧，报忧的时候轻描淡写，投上级所好，唯书唯上，奴才式尽忠，导致上层判断不清什么矛盾是主要矛盾，这样的尽忠就是糟粕。尽忠这种观念是一体两面，既有精华的一面，又有糟粕的一面。
精华式尽忠有光辉的范例，解放战争进行到1948年初时，粟裕将军提出先在长江以北打大的歼灭战的建议就是一例。本来毛泽东主席指示粟裕将军先南渡长江，但粟裕将军经认真分析考虑后认为先在江北打大的歼灭战更为有利，向中央提出自己的建议。毛泽东主席有实行军事民主的胸怀和水平（如果没有足够高的水平，就把握不住军事民主的方向），粟裕将军有大局观和很高的军事谋略水平，有诚恳沟通的意愿，立足于华野自身的实际情况，同时服务于大局。解放军的统帅和将领经过反复沟通和探讨，最终同意粟裕将军的建议，定下大计，先在江北利用后方民众踊跃支前等有利条件打大仗，这就有了淮海战役的胜利，为以后解放江南广大地区奠定了基础。
如果上层没有足够的胸怀和水平，下级尽是打个人的小算盘，这样的局面下，民主机制难以运行。
再来说孝道，孝道是很复杂的，其实《孝经》里并不是没有民主的气息，在《孝经》的第十五章《谏诤》里就有一些民主气息，不过《孝经》并没有论述探讨怎么把握服从和谏诤之间的辩证关系，而这两者间的辩证关系很重要，把握起来也很难。
“其为人也孝弟（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里的这一段话对于古代统治阶级来说是非常好的，普通百姓也很赞同这段话，赞同到了非常笃信的程度，之所以会这样，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人们怕乱，中国古代史上的战乱太多了，古代统治者和普通百姓都认为孝道是维护稳定、培养好人的大法宝，所以极力推崇孝道，认为谁“犯上”，谁就是大逆不道。如果以阶级斗争的角度看，这就是阶级压迫和欺骗，人类制度化地分化为阶级社会，就出现了剥削制度，随着剥削阶级对自身生活水平要求的提高，想要得到更多，也由于被剥削阶级占人口的大多数，有可能出现反抗，所以剥削阶级就必须采用欺骗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地位，这是剥削阶级的生存本能，把奴性说成是善良美德，把压迫包装成维持安定，把剥削阶级的利益包装成是整体利益，用“仁义道德”遮盖百姓艰难的生存状况，为巩固统治，要求人们不仅在政治观念上要服从统治，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要培养服从统治的思维，普通百姓没机会接触皇家，那就要在日常生活中向能接触到的高等级的人表达恭顺，从顺从父母开始做起，进而顺从剥削阶级政权，通过把尽孝意识树立成天经地义，强化民众对剥削阶级统治的屈从，对当时的统治秩序的绝对服从，永不“犯上”，只能逆来顺受。
但最终，哪一个帝制王朝都没有逃过历史周期率。
中国古代的皇帝们如果复活，他们之中很多人会喊冤，说：他也想让人间太平、也想青史流芳、也多多少少体恤了百姓，人总得克制自己，总得对人加以规范，总得需要政权、总得有秩序吧。
当然不能说中国皇帝们的出发点百分之百的都是恶意，但他们的能力有限。中国人向往太平美满，但人世间有许多苦难，是皇帝根本就消除不了的，但皇权往往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能力不足，还是要维持“真龙天子”的架子，还是把维持自身统治地位放在首位，孝道所规定的高度顺从，是皇权非常需要的，是期望和训导人们即使遭受再大的苦难和委曲，也不能“犯上作乱”。这种模式是有问题的，但在当时，不这样又能怎么办呢？一旦天下大乱，民众也要深受其苦，就算推翻旧王朝，新王朝就能不出问题吗？不过还是有人要反抗，中国古代史上的农民起义次数远多于欧洲中世纪，具有“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斗争勇气，但是旧时代的农民起义不能使中国摆脱帝制，也不能使中国摆脱帝制文化，最终也消除不了人世间的大量苦难，还是没有真正找到出路。
古代历史是复杂的，不是单色调的，不正确的和正确的、自私和公心常混杂在一起，不能下一个简单结论。
在孝道对父母和子女关系的设定里，重视对子女的教训而轻视与子女的交流，虽不能说古代父母和子女之间就没有交流，但交流被轻视，如果哪位古代父母重视与子女的交流互动，那是他的个人选择，而不是古代孝道理论的要求。至于现代人认为的父母和子女人格平等的观念，在古代的孝道里更是没有，古时候讲究的就是尊卑有别，即使是进谏言，那也是卑者对尊者的效劳，民主气息已经气若游丝。可是人与人之间平等地交流互动，对民主机制的运行非常重要，家庭是学会与他人进行人格平等地交流互动的重要场合，新社会需要人们适应人格平等的模式，在人格平等的条件下，参与国家管理，提高参政水平，也需要权力和义务的辩证统一，与古代那种管理者高贵，被管理者卑下的模式很不同。在中国实践民主时，孝道问题是个大难题，绕不开的大难题。人海茫茫，各种人都有，什么样的父母都有，可以说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光怪陆离，要求所有人对父母完全顺从，宣扬“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让人们不提是非对错，只知服从，以此来稳固统治，这就太糊涂了，这就造成了是非对错判断的混乱。
中国经历了长期的帝制，与帝制相适应的思想文化大力灌输忠孝观念，强化了民众的服从、忍耐意识，帝制虽然终结，但服从和忍耐意识却遗留下来，这产生了两种作用。
第一，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极为艰难困苦，但广大革命者有高度的忠诚、服从和忍耐意识，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最终成功，如果没有这么高度的忠诚、服从和忍耐，中国革命就不能成功。新民主主义革命是革旧模式的命，但帝制时期留下的高度服从和忍耐意识却为革命者所用，成就了革命。
第二，帝制时期留下的高度服从和忍耐意识也给新民主主义革命制造了重大障碍。帝制时期长期向民众灌输服从政权的意识，所以民众普遍对剥削阶级政权的统治服从甚至是屈从，所以少数忠于反动势力的反动骨干就能够驱使大批服从剥削阶级的士兵（这些士兵大多出身贫苦），导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不得人心的反动势力所掌握的力量远远大于革命力量，形成大山一样压在中国人头上的白色恐怖。幸亏毛委员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经过长期艰苦奋斗，革命的力量才终于超过了反动势力。如果当时中国民众对剥削阶级政权没有那么强的服从屈从、忍耐意识，那么反动势力所掌握的力量就不会那样庞大，反动统治就没法那么猖狂，中国革命就没那么艰难。
古代文化所产生的作用是复杂的，受古代文化影响的人各走各的道路。
科举制包含一定程度的民主因素，到了明清时期，绝大部分文官都是科举制选拔出来的熟读四书五经的佼佼者，虽然其中有些人清廉为民，但当时的官场却大面积贪腐，可见，在利益的巨大吸引力面前，熟读同样的“圣贤书”的人群也会产生分化。仅靠读古人的“圣贤书”是不够的。
同样是读过“圣贤书”，有的人对待人民群众就是“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的情怀；而有的人，对待广大想保住自己的劳动果实的人民群众，则是“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的杀气腾腾，读“圣贤书”就读出这么个结果。
民主也不是必然使人们走上一致的道路，不同的人对民主思维有各自的理解和运用，例如，有的人就认准了西方样式的民主，有的人则想探索出另外的民主之路，可以说是分道扬镳了。总的来说，实践民主是件很复杂的事，不能想得太简单，还是要用好辩证法。
2023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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