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以后，就容易去追求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去追求思想上的安慰，试图摆脱完全的绝望处境。
很多心灵班，禅修班，瑜伽班，冥想社，国学社应着这种社会需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然而这种带着强烈宗教意识和观念的麻醉剂，不但不可能帮助他们摆脱绝望处境，反而会把他们推向更加绝望的境地。
宗教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上帝。在阶级社会里，现实社会中的阶级矛盾，才是宗教最为深刻的根源。
在阶级社会以前，宗教的起源对原始人来说，绝对算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是人类开始认识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起点。尽管这种认识是对客观世界，对自然界，对自然规律的虚幻、歪曲的反映，但它毕竟是认识和思考主客观世界的开始。就像小孩子学走路一样，虽然第一步摔倒了，但毕竟是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起初，人们还认识不到自然力背后的规律，于是被这种自然力所支配，就如恩格斯说的那样：“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
由于生产力低下，自然环境恶劣，人们为了生存下去，就必须要共同劳动，共同消费，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没有等级之分。因而以自然崇拜或自然恐惧为主要成分的原始宗教，自然宗教等等，各种神灵的“神格”看起来都是平等的，他们各司其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社会中，各个氏族成员与宗教崇拜对象的关系是同等的，也没有专职祭司与一般信徒之分，宗教活动由全体成员一起参加，而宗教禁忌、律令和各种道德义务也必须由全体氏族成员共同遵守，这种宗教的图景不过是阶级社会以前人与人平等关系的社会反映。
到了阶级社会里，宗教更多地反映的已经不是自然力量对人的奴役，而是人对人的奴役，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奴役。就像列宁说的那样：“被剥削阶级由于没有力量同剥削者进行斗争，必然会产生对死后的幸福生活的憧憬……。”而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使其合法化、神圣化，也大力支持和利用他们所认可的宗教观念来麻醉人民，尤其喜欢宣扬忍耐，向善的思想，人的贫穷和富有，尊贵和高低，是命中注定的，如果想要改变这种命运，就必须要努力修行，如果无法改变，那就是修行还不够。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因为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规律出现的各种危机，使得工人面临失业、贫困的危险，有时候更是直接地陷入这种危险之中。他们按照社会教给他们的那一套去尝试改变，但是发现根本不管用，很多人被外界的、自己所无法掌控的力量支配和控制着走向绝望，这个时候就往往寄希望于“超自然、超社会”的某种神灵、观念、修行方法来帮助自己获得解脱。因而宗教便常常带着一副神秘的面孔产生了。
所以恩格斯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
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以“神”、“鬼”、“圣”、“灵”等面貌出现的宗教形式越来越减少了。但是，以诈骗、冒险、消费、修行、净化等面貌而出现的宗教意识，则继续泛滥着。然而不管其形式如何变化，在阶级社会里，宗教的目的就如列宁所说：“是一生为他人干活而又深受穷困和孤独之苦的人民群众所普遍遭受的种种精神压迫之一。”
对于即使已经付出了全部的努力和辛劳，仍然不可避免的遭受着生活的贫困和生命的危险的人，宗教意识总是教导他们要学会顺从和忍耐，劝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天国的恩赐或个人的救赎上。而对于那些依靠劳动者的劳动而过活的人，对于剥削阶级，宗教则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教导他们要乐善好施，要心怀怜悯，廉价的包装着他们虚伪的同情，以便掩盖剥削的实质。
这种教导不过是一种精神的劣质酒，人们饮了这杯酒，就可以不再要求过一点人样的生活。而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宣传文化里，就连这种劣质酒，也被包装成了一种“帮你找回自己”的商品，在你疗愈、释放、逃离、试图自我救赎的过程中，被榨干最后的价值。
所以，宗教意识的根源从来就不在这种意识本身，而在于产生这种意识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中，在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合理之中，在于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和奴役之中。而在人们还无法认识到这种不合理的关系，从而无法认识到遭受苦难的真正原因的时候，宗教的根源就永远存在着。因此，马克思主义者的宗教观认为，只有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明白而合理的时候，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当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时候”，也如毛主席所说：“当人民摆脱了剥削和奴役，能够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宗教产生和发展的根源才会消失。这不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将是一个伴随着革命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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