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话题。在对分工协作和机器大工业的政治经济学考察中，马克思深刻揭示了生产工人从“局部工人”向“总体工人”转变的逻辑。“总体工人”是由片面的“局部工人”社会地结合而成的一个总体性存在，它是在协作之中生成的一种有机的生产关系，它顺利地实现了生产活动在时间上的继起和空间上的并存。“总体工人”的出场一方面充实了无产阶级队伍、扩大了剥削材料、延展了剥削范围、构筑了严苛的劳动和工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未能实质性地改变阶级关系，“总体工人”依旧是自由的一无所有者、剩余价值的生产者或人格化的剩余劳动时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了“总体工人”的概念，不仅为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参照，也为我们展望人类未来前景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方向指引。
关键词：《资本论》及其手稿；总体工人；唯物史观；劳动价值论
劳动和资本是“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1]（P362）围绕劳动和资本这一核心话题，马克思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聚焦于资本增殖的逻辑过程，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了“总体工人”的概念。作为马克思的经济学发现，①“总体工人”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并随着分工协作的推进而逐渐出场。通过对“总体工人”的政治经济学考察，马克思确证了生产工人的生存境遇问题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奥秘。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总体工人”概念的社会历史意义也得以凸显。
一、生产工人概念的扩大化：从
“局部工人”到“总体工人”
《资本论》是“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表述”，[2]生产工人是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借助的一个重要概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仅呈现了社会经济范畴运演的轨迹和逻辑，还展示了现代社会中生产工人的生存境遇。可以说，《资本论》是马克思的“资本之思”和“劳动之问”。在对资本历史生成的理论考察中，马克思指出了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也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3]198，资本才能够产生。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对工人身份的界定主要可以归结为两条：一是工人作为自由人，能将自己所拥有的劳动能力当作商品一样支配和售卖；二是他们作为一无所有的自由者，除了劳动能力外再无其他什么东西可以出卖。为了维持生计，这些一无所有的自由者只能接受资本家的雇佣而被置入生产链条之中，他们就从“自由人”变为了“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工人的劳动过程既是生产使用价值和形成价值的一般过程，也是生产剩余价值的特殊过程。生产工人的这种劳动是受资本家监督、管控的劳动，他们的劳动成果为资本家所占有。对此，恩格斯为《杜塞尔多夫日报》写的《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中就明确指出，“在现代社会中工人并没有得到他的劳动产品的全部价值作为报酬”，这一“原理”构成了贯穿马克思经济学的“红线”。[1](P317)
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追踪中，马克思着重考察了生产工人概念的变迁，即生产工人逐渐从“局部工人”发展为“总体工人”。在工场手工业时期，“不同种的独立手工业的工人在同一个资本家的指挥下联合在一个工场里”，他们按照分工而被置于不同的生产环节协调有序地进行着生产。例如在简单协作之下制作一辆马车，就需要诸多独立的手工业者(包括马车匠、马具匠、裁缝、钳工、铜匠、旋工、饰绦匠、玻璃匠、彩画匠、油漆匠和描金匠等)有序劳作来完成这一任务。然而，若是同时制作很多马车的时候，这种顺序性的协作就会被打乱。当一部分马车还处于生产的较早阶段时，另一部分马车则可能开始了描金或组装程序。[3](P390)如此便可达到他们“花费在这一操作上的时间，比顺序地进行整个系列的操作的手工业者要少”[3](P393)的效果。原有的生产习惯、生产活动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有的独立生产者的“各种特殊的操作”都“固定为一个工人的专门职能”，并取得了“一种最适合于狭隘活动范围的形式”。[3](P391)这些独立的生产者就此成了“局部工人”，即“终生从事同一种简单操作的工人，把自己的整个身体转化为这种操作的自动的片面的器官”。[3](P393)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展开了对“局部工人”的辩证审视。一方面，“局部工人”是时代的产物。由于“局部工人”可以通过不断地“经常重复做同一种有限的动作，并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种有限的动作上”，从而不断磨炼劳动者的局部技术，不断完善局部劳动方法，实现“消耗最少的力量达到预期的效果”。[3](P393－394)也就是说，“局部工人”通过精细化的分工和科学的协作，能在较短的时间内生产出较多的东西，继而提高劳动生产力。不仅如此，“局部工人”由于好几代人都是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和共同交流，就方便他们能够获得“技术上的诀窍”，并将“父传子、子传孙一代一代积累下来的特殊熟练”巩固、积累下来。[3](P394－395)简而言之，“局部工人”的劳作有助于技艺的传承。另一方面，“局部工人”的劳动也会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局部工人”直接使职业固化，即“工场手工业把局部劳动转化为一个人的终生职业，符合以前社会的如下倾向：使手工业变成世袭职业，使它固定为种姓，或当一定历史条件产生与种姓制度相矛盾的个人变化时，使它硬化为行会”。[3](P394)由于固定的分工，工人的劳动力就转化为终身从事一种“局部职能”的“器官”，并造成了“每一个工人都只适合于从事一种局部职能”[3](P393)的状况。与精湛劳动技能相伴随的恰恰是劳动能力的退化，他们终身被锁定在某一项活动中，被捆缚在某一段生产环节中，除此之外别无他选。同时，“局部工人”的活动也加大了劳动强度，挤压了人们生存的空间，抽空了人们的精神世界。由于“局部工人”之间的无缝衔接，原本顺序劳动过程中会存在的劳动“缝隙”会被无限缩小，甚至会随着“局部工人”操作变化的减小而“趋于消失”。[3](P395)如此，劳动力的非生产性消耗会大大减少，继而提高了劳动强度。长期处于单一的劳作过程，不仅会“妨碍精力的振奋和焕发”，[3](P395)还会抽空精神世界，继而消解劳动者的丰富性维度。大量“单面人”的出现背后透露的就是精神的空虚和单一化。
随着劳动过程“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及其承担者的概念外延也得以扩大。在纯粹个人的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为了个人生存目标而将自己占有的劳动能力等纳入生产之中，并将原本分离开来的职能结合在一起，最终生产出适应个体生产者要求的产品。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生产资料和劳动者、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等都分离开来，并处于“敌对的对立状态”。[3](P582)在此形势之下，生产者“较直接地或者较间接地作用于劳动对象”，他们锻造的劳动产品就成了“结合劳动人员的共同产品”。[3](P582)这种“结合劳动”就是“总体劳动”，“结合劳动人员”就是“总体工人”。在对工场手工业的考察中，马克思就已确证了“总体工人”是工场手工业“活机构”的一种“社会结合”。因此，“总体工人”实际上就是“社会结合工人”。[4]进而言之，这种“总体工人”是由诸多“片面的局部工人”[3](P393)社会地结合而成的生产工人，“局部工人”也只是“总体工人”的一个“肢体”而已。[3](P404－405)在这种生产方式中，生产工人都按照各自的专长、技能等“分开、分类和分组”，继而不断提升他们片面的技能并“最经济地使用它们”。[3]404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两点：一是这种“总体工人”不再单单是生产工人的肉体组合，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活机构”或“机器”的合成。有鉴于此，马克思才特别指出了工场手工业时期的机器就是“由许多局部工人结合成的总体工人本身”。[3](P404)二是“总体工人”的出场预示着生产领域、生产范围的扩大。只有从事剩余价值生产的劳动者才是生产工人，因此，“从真正的工人到(有别于资本家的)经理、工程师，都属于生产劳动者的范围。”[5]即便是与物质生产领域无关的“教员”，“当他不仅训练孩子的头脑，而且还为校董的发财致富劳碌时”[3](P582)，也可视为生产工人。
在对资本主义分工协作的细致考究中，马克思对“总体工人”展开了历史性批判。一方面，“总体工人”作为“局部工人”之间的一种有机结合关系，[3](P401)构筑了一种有机的生产关联。分工协作“不仅使社会总体工人的不同质的器官简单化和多样化，而且也为这些器官的数量大小，即为从事每种专门职能的工人小组的相对人数或相对量，创立了数学上固定的比例。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在发展社会劳动过程的质的组成的同时，也发展了它的量的规则和比例性”。[3](P401)同时，由于分工协作而诞生的“总体工人”的出现，既让生产过程得以在空间层面切分开来，又使生产活动在时间层面得以衔接有序。马克思借用斯图亚特所列举的制针手工工场的活动生动地说明了这点。由许多“局部工人”结合而成的“总体工人”可以用他的“许多握有工具的手的一部分”来拉针条，同时用“另一些手和工具”将针条拉直、切断、磨尖等，由此不同阶段的生产过程不仅呈现前后相继(时间维度)和同时并存(空间维度)的特点，又可在生产中完成时间和空间上的转化。因此，“总体工人”的出现“在同一时间内可以提供更多的成品”。[3](P399)另一方面，“总体工人”的出现也造成了社会普遍紧张的状况。在对生产工人的综合考察中，马克思就已指出，“生产工人的概念决不只包含活动和效果之间的关系，工人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包含一种特殊社会的、历史地产生的生产关系。”[3](P582)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性的生产关系就是一种剥削关系。“总体工人”作为生产工人的一个特例和重要组成部分，他反映的自然也是一种剥削、压迫关系。“总体工人”是服务于资本的，他们所失去的东西“都集中在和他们对立的资本上面了”。[3](P418)资本家的富有和“总体工人”的穷困、“总体工人”的相对富裕和单个工人的绝对贫困都是资本运转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在工场手工业中，总体工人从而资本在社会生产力上的富有，是以工人在个人生产力上的贫乏为条件的。”[3](P418)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工人概念的扩大表现为从“局部工人”到“总体工人”的演进，将一切从事增殖活动的工人都纳入“总体工人”的范畴之中。究其实质，这是剥削材料的扩大、剥削强度的增加和剥削范围的延展，是“资本统治”的稳固和“资本专制”的加剧。
二、“总体工人”的经济—政治意义：
实质与发展
在资本主义社会，“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6](P32)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由于“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6](P604)聚焦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研究就必须要直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问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人都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或“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3](P10)据此，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他们都不过是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人格化”而已，即他们都是资本关系的“人格化”。“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产生，是资本价值增殖过程的主要产物。……在资本的概念中包含着这样一点：劳动的客观条件(而这种客观条件是劳动本身的产物)对劳动来说人格化了，或者同样可以说，客观条件表现为对工人来说是异己的人格的财产。”[7](P508)更为直接地说，资产阶级就是“人格化的资本”，[3](P269)无产阶级则是“劳动能力的单纯的人格化”。[8]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展开了对阶级问题的理论阐释和现实省察。随着“总体工人”的出场，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论题得以不断扩展和丰富。
首先，“总体工人”的出现在“量”的层面上改变了阶级关系。直观地看，“总体工人”是相对于单个工人或者“局部工人”所提出的一个概念，它直截了当地表明了生产工人群体的扩大。除了原来那些从事直接生产活动的工人外，一些为资本增殖服务的脑力劳动者及部分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协调人员、经纪人和工程师等都被纳入“总体工人”的范畴之中。生产工人人数在“量”上的增长是完全符合资本逻辑要求的。具体而言，这种“量”的增长关系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呈现出来：一是增加了剥削材料和延展了剥削范围。“总体工人”是在分工协作和机器大生产的过程中得以出场的。由于协作的推进和机器的采用，生产工人的人身材料和机器完成了“融合”，生产工人逐渐从生产的“主角”变为机器的“配角”。分工协作和机器的采用可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人力的缺陷。比如，分工协作不仅可以提高“个人生产力”，还能创造一种新的“集体力”；[3](P378)机器的采用不仅可以造成“使用没有肌肉力或身体发育不成熟而四肢比较灵活的工人的手段”，[3](P453)还能不停歇地运转以打破人力的生理的界限。如此，原本备受青睐的成年健壮男劳动力不再是资本的唯一选择，很多时候都不再是最佳选择。妇女劳动力和儿童劳动力因其价格便宜，且能有效地协作和配合机器完成生产任务，而成为劳动力商品市场上的“香饽饽”。“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口号是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3](P453)妇女和孩童受雇佣而成为工人并“挣钱养活全家”，成年男人却“坐在家里看孩子，打扫屋子，做饭”。[9]由于“工人家庭全体成员不分男女老少”[3](P454)都统统纳入资本洪流之中，可供资本剥削的人身材料迅速增加。同时，由于资本生产链条的不断运转，它要求生产工人既要实现时间上的继起，又要达到空间上的并存状况。“总体工人”恰好就能在时间和空间上完成紧密衔接。这种衔接的紧密程度直接关乎“总体工人”的生产状况，衔接得越紧密，生产工人的喘息之机就越少。由于机器的普遍采用，可以直接延长劳动时间。即便是面临“工作日”的法律规定，换班制度的实行也在一定意义上不断地驱使工人夜以继日地进行剩余价值的生产。如此，生产工人的劳动时间延长、劳动强度增大都属于客观事实了。二是构筑了一种严苛的“劳动等级制度”和“工资等级制度”。“总体工人”是一个复杂的群体，囊括了一切从事剩余价值生产的工人。在这些生产工人之间，存在职能地位、重要程度、稀缺程度和劳动能力等差异。作为“劳动力商品”，他们虽然都是劳动力商品市场上平等的商品持有者，但在实际生产中他们的价值却是不一样的。“因为总体工人的各种职能有的比较简单，有的比较复杂，有的比较低级，有的比较高级，所以他的器官，即各个劳动力，需要极不相同的教育程度，从而具有极不相同的价值。”[3](P405)可见，“总体工人”也不是地位一致、工资均等和权利共享的一个整体，他们之间也还存在较大差异。按照他们各自在生产中的地位和创造价值的大小，逐渐形成了“一种劳动力的等级制度”和与之相对应的“工资的等级制度”。[3](P405)这种等级制度与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以血缘关系、财产政治关系等划分的等级集团不同，它是依照工人的劳动能力来对其进行差异化管理，继而在工人内部铸就一套合理有序的工资管理制度和劳动力的等级制度。它随着生产的扩大和资本的积累而逐渐稳固，并深植于人们的意识之中，成为对人们行为活动的一种规制。这种等级制度实际上是符合资本增殖逻辑的，它会造成社会的尖锐对立。
其次，“总体工人”的出现并未在“质”的层面上改变无产阶级的地位。换言之，“总体工人”的出场并未造成阶级关系的实质性改变，无产阶级的性质、地位和生存境遇都未有丝毫改变。如果说有所改变的话，只能是随着“总体工人”的出现和资本逻辑的强化，使无产阶级的生存境况和生活状况变得更加糟糕。一方面，“总体工人”依旧是自由的一无所有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顺利展开的前提是资本的持有者要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劳动力商品的占有者，并购买他们的这种特殊商品。这就要求工人“本身既不像奴隶、农奴等等那样，直接属于生产资料之列，也不像自耕农等等那样，有生产资料属于他们，相反地，他们脱离生产资料而自由了，同生产资料分离了，失去了生产资料”。[3](P821)生产工人是丧失一切生产资料并摆脱了一切束缚的自由人，这种自由具有“双重意义”，即工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并“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3](P197)无论“总体工人”囊括了多少“局部工人”，也不管“总体工人”中存在何种等级，他们都是丧失了生产资料而必须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的“无产者”。另一方面，“总体工人”依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者，依旧是人格化的剩余劳动时间。在论及“总体工人”的时候，马克思的观点很明确：并不是所有劳动者都可称为生产工人，只有为资本生产的劳动者才堪称生产工人。“总体工人”作为生产工人概念的扩大化，也是服从于资本增殖逻辑，以自己的剩余劳动时间内创造的价值养活资本家的。“总体工人”的出现使剩余价值生产的方式和范围都得以扩大，使资本增殖机制得以巩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总体工人”依旧是资本的“傀儡”和机器的“附庸”。无论何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资本总是“猎取他人劳动的一种工具”，[10]“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吮吸——通过延长工作日，不仅使人的劳动力由于被夺去了道德上和身体上正常的发展和活动的条件而处于萎缩状态，而且使劳动力本身未老先衰和过早死亡。它靠缩短工人的寿命，在一定期限内延长工人的生产时间。”[3](P307)正因如此，“总体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命运依旧不会有任何丝毫的改变，他们不得不从事极度损耗神经系统、压抑肌肉运动、抽空精神世界的雇佣劳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或资本关系)将“总体工人”也变为了资本增殖的直接手段，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再次重复了在《巴黎手稿》中就已表达过的论断：“成为生产工人不是一种幸福，而是一种不幸。”[3](P582)“总体工人”使资本逻辑更加强化，随之而来的是生产工人们被牢牢钉在资本之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3](P743)总之，“总体工人”并未在实质层面改变阶级关系，其根源还在于劳动和资本的分离。劳动和资本的分离决定了“总体工人”的地位和性质。“总体工人”依旧是丧失生产资料继而丧失一切社会经济权利的一方，依旧是与资本家存在经济利益根本冲突的一方。
除了要在阶级关系的“变”与“不变”中把握“总体工人”外，还要在对“总体工人”的把握中去深刻理解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论题的判定。“总体工人”的出场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共产党宣言》中的两个重要论述。一是资本主义社会“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6](P32)。资本主义社会将整个社会按照经济利益根本对立的集团二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掌握资本的一方是资产阶级，为资本生产的一方是无产阶级。在传统的认知中，那些参与直接生产活动的人被自然而然地判定为无产阶级，但一些从事复杂活动的脑力工、技术人员和经纪人等的身份却难以给出合适的定位。一时间，“中间阶级”也被创造出来用以诠释一些介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群体。事实上，所谓“中间阶级”是一种“调和”，诸多的中间群体也只是“总体工人”而已。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只要为资本而生产(或为资本增殖服务)的劳动者都是生产工人，都是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依然是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构成的，阶级关系并未因为“总体工人”的出现变得更加复杂。二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6](P66)。联合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这一策略既是资本逻辑使然，又是无产者的阶级意识不断提升所致。[11]作为“集体的产物”的资本，它“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6](P46)方能运转起来。“联合为阶级”[6](P53)的工人也逐渐意识到“工人运动的成功只能靠团结和联合的力量来保证”，[12]并逐步在斗争中形成了一股革命和战斗的合力，以助推革命任务的顺利完成。这种革命的联合“意味着一种社会连结的发展”，这种行动“既改变了现实，也改变了工人自身”，同时也窥见了“未来社会”。[13]“总体工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它既适应了资本生产的基本规律与逻辑，也使三六九等的生产工人逐渐合并为一个群体。分散的生产工人力量合而为一，成为一个总体性的存在并反抗资本专制，竭力消除或削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他们造成的“毁灭性的后果”。[3](P737)总之，“总体工人”的概念为我们深刻理解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阶级论题提供了基本思路，也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提供了具体方案。
三、“总体工人”的当代省思：回到
政治经济学批判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出现了诸多新的变化，原有坚固的劳资关系不再适应社会发展要求而出现了些许松动，比如资本占有主体多元化、雇佣工人福利待遇不断升级、资本牟利渠道多样化等。尤其是数字时代的到来，生产组织方式、经济运行机制和利润增长空间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时间，原本处于尖锐对立的阶级矛盾得以大大缓和，甚至一度出现了消解革命、无产阶级消亡的声音，如C．莱特·米尔斯的“新中产阶级”(或“白领阶层”)、A．高兹的“告别工人阶级”、尤瓦尔·赫拉利的“无用阶级”、埃里克·欧林·赖特的“中间阶级”和瓦内格姆的“新无产阶级”等。这些理论虽然都和马克思主义有着些许关联，但它们的“发明者”并不是马克思真正的“继承人”。这些分析固然是针对当下资本主义的新情况、新变化而提出的“治疗方案”，但其操作策略依旧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之内展开对某些具体权利与问题的抗争。虽不能说这种抗争是无效的，但其作用一定是有限的。究其根本，这些针对资本主义新变化而作出的新论断，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贯彻，而是适应新自由主义的一种策略转向。必须明确的是，无论资本主义在适应时代变化时发生什么样的转型，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也好，垄断资本主义和信息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或平台资本主义)也罢，它们始终都是资本主义，均是以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和前提的，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依旧是它们的核心轴线。有鉴于此，必须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以“使公众认清事物的实质”。[14]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循环更加迅猛，资本延伸的范围更加宽广，成为渗透方方面面“普照的光”[7](P48)。与之伴随的是，内蕴于资本之中的矛盾也逐渐放大，“总体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也更加尖锐。
一方面，当代劳资关系的“缓和表象”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却难掩其变本加厉的剥削本质。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压榨从表面看不再像马克思生活的时代那么“赤裸裸”。部分工人能够依凭能力、机遇和政策等，从彻底的一无所有者变为“白领”“粉领”和“金领”，生产工人还可参与到事关企业重大问题的决策中，甚至部分工人还可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从表面看，生产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势同水火的关系已经发生改变，工人不再“无产”，资本家不再“独裁”。但其实，资本家采取的一系列缓和劳资关系的举措并不是出于自愿或良心发现。资本家的本能并不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丝毫更改，对于剩余价值的嗜血追逐是其不灭的本性。当代生产工人能够得到更好的福利和待遇，一是因为资本家需要他们提供源源不断的生产力，二是因为他们创造了更多的剩余价值。归根结底，当代资本主义所出现的一系列缓和矛盾的措施，依旧是以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为终极目的的。在此状况之下，生产工人作为一个“总体”，依然是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受压榨者。只要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无论劳动形式怎么变化，它们都是“总体工人”所提供的劳动；无论劳动者的状况得到怎样的改变，他们受剥削、受压榨的事实始终不会改变。面对当代“总体工人”的现实状况，需要认识到的是，“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3](P714)也就是说，劳资关系的缓和只是暂时现象，劳资关系的根本对立贯穿于资本主义发展始终。资本主义制度是建基于阶级对立之上的，[15]利润法则是资本运行的基本规则。只要资本还存在，其增殖本性就不会泯灭，其增殖的核心要领就不会更改。资本增殖的根本还在于劳动力这一特殊的商品，资本家作为劳动力商品的购买者就必须时刻高扬“买者的权利”，即只要劳动力商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16]资本家就不会善罢甘休。只有明白这一点，才能透过当代劳资关系的新变化看到其实质。比如随着数字时代而诞生的数字劳工，他们可以有更宽敞的办公环境，可以有更自由的办公氛围，可以有更高的工资待遇，也可以有更灵活的工作程序，甚至使边“玩”(play)边工作成为现实。[17]然而，这一切背后都是以变相延长数字工人劳动时间、模糊工作界限、增加劳动强度，以获得更为丰厚的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国际劳工组织的调研显示，抑郁、焦躁、体力透支、精神失调、睡眠不足等一直是萦绕在广大劳动者身边的梦魇。不仅如此，广大劳工还时刻面临着失业风险。
另一方面，当代资本生产的“繁盛”表象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诸多社会问题，但难以抑制这种制度本身带有的各种危机。无疑，资本主义在物质财富的创造与积累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确证了资本主义就像魔法师一样，“用法术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6](P37)随着电力革命、信息革命时代的到来，资本与技术的“共谋”更加深入，资本主义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每每提及资本，人们头脑中闪现的都是高楼耸立、车水马龙、机器轰鸣和纸醉金迷等。“繁荣”已在一定意义上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标签，并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诸多问题。繁荣和衰退、危机往往都是辩证存在的，繁盛并不能消隐、革除资本主义危机。资本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矛盾”，[7](P405)竖立在资本之上的制度也必然矛盾丛生、危机四伏。在所有危机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日渐显性化的系统性经济危机。②自1825年英国爆发第一次全国性经济危机以来，经济危机就没有停止过。究其根源，经济危机是肇源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必然现象。经济危机对生产工人的影响是直接的，与生产过剩相对应的是工人购买力的严重不足，与资本积累机制相随的是过剩人口的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机制在不断地使这个人数适应资本增殖的需要。这种适应的开头是创造出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结尾是现役劳动军中不断增大的各阶层的贫困和需要救济的赤贫的死荷重。”[3](P742-743)在当代，“工人人口总是比资本的增殖需要增长得快”[3](P743)这一判定依然是有效的。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进行，广大的“总体工人”群体也逐渐增大。不仅参与生产性劳动的劳工逐渐加入“总体工人”群体之中，那些从事服务性劳动的劳工也纷纷加入。尤其是在信息时代，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重大改变，大批隐性劳动者和免费劳动力出现，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成了“总体工人”的一分子。由此，工人人口过剩就成了资本积累的“必然产物”，[3](P728)他们游离在生产之外而一无所获，必将成为各种社会危机的导火索。“99%和1%的斗争”绝不会消除，而只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变得更加频繁和剧烈，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罢工所凸显的不仅是涉及工资待遇的经济问题，更是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了“总体工人”的概念，它不仅为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参照，也为我们展望人类未来前景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方向指引。在劳资关系的新变化中，无产阶级不仅要认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还要勇于承担自己的历史使命、引领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在“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的同时，也就宣告了“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18]正因为无产阶级受到的剥削和压榨这一“存在的秘密”，无产阶级就要致力于“消灭私有制”[6](P45)或“剥夺剥夺者”的事业，要同传统所有制关系和传统观念实行最为彻底的“决裂”。[6](P52)要完成这些目标就必须依靠联合的生产工人(或无产阶级)——“总体工人”，他们是推翻私有制并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强大合力。就此而论，马克思对“总体工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有其深远社会历史意义的。
文章来源：《经济纵横》2022年第1期
单位：付文军，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卢江，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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