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旨趣：在哲学
与实证科学之间
从思想自身的发展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并未明确说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学科性质，但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历史唯物主义迅速向实证科学方向发展。当然，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既有文本的依据，也有相关思想的引导。如梅林在《保卫马克思主义》中就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以最后真理为其终点的体系；它只是研究人类发展过程的科学方法。”（梅林，第25页）他的思想奠定了第二国际理论的实证主义倾向。但在世纪初兴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突出了马克思思想中的辩证法和人本主义意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都表达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特质的承认及对实证主义的批判。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阵营中，也有两种不同的理论在相互争锋，即对人本主义（哲学）的辩护和对实证主义（科学）的捍卫；而在结构主义先锋阿尔都塞的思想中，则表现为早期意识形态（哲学）的马克思思想与中后期科学（实证）的马克思思想之间的断裂。毋庸讳言，阿尔都塞的断裂说是对马克思思想旨趣的一个重要判断：虽然这一观点并未表明他正确理解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脉络，但它成为近年来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学科争论的重要引线。
问题的关键在于，从《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年手稿》）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再到《形态》，这三个重要文本中所体现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形成与转变：正是在这三个文本的总体脉络与思想传承中，我们才能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传统意义上哲学或实证主义，而是处于哲学与实证科学之间，它是马克思在对传统哲学和唯心史观批判的基础上所创立的以人的问题为核心的真正的“实证科学”。
根据马克思“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的理论，《形态》相对于《年手稿》和《提纲》而言，是较为成熟的“人体”：在《形态》中，不仅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整思路，而且后两者的核心思想在其中也有对象性的表达。因此，在《形态》中能够找到理解唯物史观理论旨趣的钥匙。
我们认为，《形态》中阐释唯物史观的钥匙是两个前提性的思想，即历史唯物主义创立的“现实前提”与“逻辑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曾着重谈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问题，如：“这种观察方法并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事实的搜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页）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身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区别于传统哲学的最大关节点就是这样的“现实前提”——“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在此，他们实际上批判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哲学，即以主体想象活动为核心的唯心主义，搜集僵死事实的抽象经验论哲学，以及只知道直观的人和“类”的费尔巴哈哲学。在批判这三种哲学的基础上，他们从“现实个人”这个前提出发，引申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即：“我们遇到的是一些没有任何前提的德国人，所以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同上，第31-32页）从第一个历史活动——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到人自身的生产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马克思恩格斯从黑格尔的意识主体、费尔巴哈的直观“类”主体和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体进人到“生活世界”中的“现实个人”主体，并以此为核心创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实证科学”。
根据这一现实前提，说历史唯物主义是“真正的实证科学”就有了理论性的根据，但也不能就此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只是实证主义意义上的实证科学，因为在现实前提之外，《形态》中还蕴含着一个重要的“逻辑前提”，即唯物史观是唯物辩证法、实践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在历史科学领域的融合与运用，这一特质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前提”是唯物辩证法和人本主义实践观，这是它从根本上不同并超越实证主义的先决条件。
如所周知，在《形态》之前，马克思研究的重心是哲学：虽然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文本中表达出哲学的扬弃和哲学的世界化等观点，但哲学毕竟是马克思自身的思想核心；正是在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等哲学的超越中，马克思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根底。
在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提纲》中，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与实践唯物主义思想巳经形成。因此，在《形态》中哲学巳经不是直接以自身的形式表达出来，而是在具体的历史观中蕴含并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前提”支配着“现实个人”、“生产”、“交往”、“分工”等具体概念和思想之间的关联。也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现实前提”的论述是以实证的方式研究并表达出来，但唯物史观的灵魂依然是唯物辩证法和实践唯物主义，没有这个思想根底和“逻辑前提”，马克思也就无法超越黑格尔与费尔巴哈及实证主义的历史观，建立唯物史观的基本理念和原则。
唯物辩证法在《形态》的重要论述中都得到了体现，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因而也就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2-43页）在此，马克思恩格斯虽然用了“生产方式”、“交往形式”、“市民社会”、“国家”、“意识形式”等旧的概念，但这些概念却是“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的，并且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是以辩证法的形式加以表现的。
实践唯物主义在《形态》中也以成熟的形式表达出来了：虽然实践概念在《形态》中转化为“生产”、“交往”、“分工”、“革命”等具体概念，但其基本的思路还是延续《年手稿》和《提纲》中对于实践唯物主义的阐发。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由此还可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同上，第43页）在此可以明显看出，实践唯物主义是马克斯恩格斯批判传统哲学和唯心史观并创立唯物史观的思想地平线。
在唯物辩证法与实践唯物主义对唯物史观的含摄中，马克思的思想真正成熟起来，超越了费尔巴哈的直观人本主义，在“现实个人”与“社会”、“历史”的解释学循环中确立了马克思人本主义的基本内涵，并将之运用于唯物史观的基本理念与原则中，使历史唯物主义从“天上回到人间”，真正关注现实的“生活世界”和现代人的历史境通。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在唯物史观中凸显出人的“现实性”、“实践性”、“社会性”、“生成性”等基本特质，如《形态》中所言：“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像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同上，第29页）通过对人的现实性和实践性的考察，马克思发现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根本问题：即：“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费尔巴哈谈到的是‘人自身’，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人自身’实际上是‘德国人’。在前一种情况下，在对感性世界的直观中，他不可避免地碰到与他的意识和感觉相矛盾的东西，这些东西破坏着他所假定的感性世界一切部分的和谐，特别是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同上，第48页）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唯物辩证法、实践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在《形态》中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哲学思想，它们以“逻辑前提”的方式支配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念和原则。历史唯物主义从研究方法而言是实证科学，但从思想根底来说则是马克思自身哲学体系的具体阐发与体现。
二、人本主义与实证科学的交融：
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与发展的思想脉络
根据“现实前提”与“逻辑前提”的双重原则，我们可以从《形态》向前追溯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与发展的思想脉络。恩格斯曾经断言《提纲》是包含新世界观的第一个天才文件，因此，《提纲》也被看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实际上，我们再往前追溯到《1844年手稿》，更能够发现历史唯物主义自身思想的端倪及其所蕴含的哲学与实证科学的双重维度。
如所周知，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为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所笼罩，费尔巴哈的一些基本概念也是这一手稿的核心概念。但这并不表明马克思在该手稿中只是对费尔巴哈亦步亦趋，而无自身的创见。其实在很多核心思想上，马克思已经超越了费尔巴哈直观人本主义的束缚，而将实践的观点贯穿到对人及其现实境遇的考察之中，使自身的人本主义具有辩证法和实践哲学的内涵，从而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虽然在《1844年手稿》中是人本主义思想占主导地位，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似乎只处于边缘的位置，实证科学在其中也没有形成独立的概念体系，但在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和对费尔巴哈的思想阐发中，却有着相关性的表达。如他认为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是非实证的，并非是从经验事实出发，而是从思辨出发的虚假的实证主义和批判主义：“黑格尔的虚假的实证主义即他那只是徒有其表的批判主义的根源就在于此，这也就是费尔巴哈所说的宗教或神学的设定、否定和恢复，然而这应当以更一般的形式来加以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1-172页）他还认为，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在于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现实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不仅对国民经济学进行了实证的批判，而且从费尔巴哈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批判。当然，马克思此时的实证概念及相关思想并非是实证主义意义上的经验判断，而是现实性、经验性、明确性与科学性的综合表达。他主要是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本质作出批判，希望能够通过哲学思想的实证化而实现哲学自身的现实化与世界化。
马克思虽然在《1844年手稿》中没有直接使用“实证科学”的概念，但他用“人的科学”这一概念来表达他对人本主义思想的实证性考量，如他在论述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时说道：“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因为直接的感性自然界，对人说来直接地就是人的感性（这是同一个说法），直接地就是另一个对他说来感性地存在着的人；因为他自己的感性，只有通过另一个人，才对他本身说来是人的感性。”（同上，第128-129页）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的视域中，实证科学并不是单纯指不关注人生意义的自然科学，而是指包括探究人的现实生活及其意义的“人的科学”：这两种科学虽然在某个时间段出现裂隙，但并非本质上的断裂；在此意义上，以人的现实生存及其历史意义为指归的唯物史观本身就属于“人的科学”，当然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实证科学”。而且，“人的科学”将人本主义哲学融人实证科学的方法论之中，为马克思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走向《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现实个人”奠定了思想的根基。
以人本主义哲学向实证科学的融入作为理论的视角，我们就能够察觉从《1844年手稿》到《提纲》再到《形态》，马克思的思想不是哲学与实证科学之间的断裂与对抗，而是一种思想重心的转换和方法论的位移。其根本的思想脉络和理论旨趣是保持一致的，即在《1844年手稿》中以萌芽状态出现的人本主义和实证科学的交融，在《提纲》中获得提炼，到《形态》中则转化为成熟的以“真正的实证科学”样态表达出来的唯物史观的基本理念和原则。
如《1844年手稿》中最核心的“异化劳动”概念，经过《提纲》中实践观的转化，在《形态》中形成为体系化的“生产”概念，成为唯物史观的基本前提。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描述了异化现象的四重规定，即人与劳动产品相异化、人与自身的劳动相异化、人与类本质相异化，最后是人与人相异化。这四重异化现象在“手稿”中似乎还是表现为人本主义的抽象概括，但到《形态》中便已引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四个基本前提和人的历史关系的最初四个要素，即生产资料的生产、生活需要的再生产、人自身的生产（生殖）和社会关系的生产。而这四个要素与异化的四重规定有着某种重合的关系。在《1844年手稿》中所描述的人和劳动产品、人和自身的劳动、人和自身的类本质、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在《形态》中是以正面的方式表达出来，即马克思认为这四种关系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历史要素，当然在特定历史时期它们会以异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1844年手稿》中的四重异化可以归结为“物的异化”和“人的异化”两个维度，《形态》中的四个要素也可以归结为“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两个维度。当然，在前者中还有意识领域的异化表述，而在后者中也有相关的意识的生产和精神的生产，而且由此延伸出意识形态的批判。
在异化概念之外，《1844年手稿》中的另一个核心概念“实践”，经过《提纲》对费尔巴哈思想的批判与转化，在《形态》中形成了“生产”、“交往”等具有原创性的历史唯物主义核心概念。马克思在“手稿”中多次用到实践概念，如“实践感觉”、“感觉通过实践直接成为理论家”等。这个概念可以说是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思想根基。但《1844年手稿》中的实践相对而言还是比较抽象笼统的，还只是马克思自身区分于费尔巴哈的一种理论直觉。而到了《提纲》中，实践概念便被凸显出来，成为马克思批判并超越费尔巴哈哲学的主题词。他说道：“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现实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页）
在《提纲》中，马克思确立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到《形态》中，实践唯物主义则以生产、交往、分工等具体形式和概念表达出来，一个抽象的哲学概念具有了实证科学的内涵。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才会说：“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销声匿迹，它们一定为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间的连贯性。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同上，第30-31页）马克思恩格斯在此突出了实证科学与哲学的对立，但这并非表明他们将自身的哲学观念和“真正的实证科学”对立起来，而是运用具有实证科学效度的新世界观来批判传统的思辨哲学和唯心史观。在这里，哲学并没有被消灭，而是融入到实证科学的方法论之中，以逻辑前提的方式，从现实个人、社会实存、历史境遇、生产、分工与交往等各个层面，来具体阐释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本主义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念。
三、回归“生活世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
关注现代人生存的感性现象学
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在哲学与实证科学之间徘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马克思是要将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人间，再从地上上升到天上，①对现实的“生活世界”作出实证性的思想表达。“生活世界”这一隐性的哲学概念，虽然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并无太多表述，但它的确是历史唯物主义超越传统思辨哲学和唯心史观的主题词，也是连接哲学与实证科学的关键环节。马克思将人本主义融人实证科学的思想也可以在“生活世界”的理论中得到恰当的解释。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向“生活世界”回归，既是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旨趣，也是现代性语境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思想皈依。
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过程中发现了“生活世界”这一思想的地平线，正是在这一地平线上，马克思将唯心主义赶出了在历史观中的最后避难所。当然，“生活世界”概念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过程中并不是直接出场的，而是以“实际生活过程”、“生活的历史过程”、“现实生活”等方式表达出来，如在《形态》中，马克思就说道：“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像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那末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象在眼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30页）
马克思在此所要做的就是从现实生活中寻找意识形态的真正根源，将其从幻想的世界中拯救出来，使之重新回归“生活世界”。甚而可以说，马克思建立唯物史观的基本前提就是在以往哲学家所遗忘和颠倒的地方发现现实的个人及其“生活世界”，发现“生活世界”与社会历史之间的真正关联。在此前提下，马克思才会断言：“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同上，第30页）
在这一点上，由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提出并成为现代西方哲学主题词的“生活世界”理论给我们带来如下启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只有回归“生活世界，并与现代西方哲学相互对话，才可能在现代性的语境中返本开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时代精神的精华。
与马克思所处的19世纪不同，胡塞尔所面对的是科技理性和实证主义已经扩张到文化、政治等领域的世纪初期，他更关注的是现代人如何在科技的喧嚣与异化中保留一处宁静的心灵栖息之地。由于对现代科学与哲学危机的深切关怀，胡塞尔在科学的虚幻光环背后发现了被人所遗忘的“生活世界”。当然，他所说的“生活世界”是与科学世界相对待的，是一个非课题化、非客观化、直观的原初世界，即：“生活世界是永远事先给予的，永远事先存在的世界。人们确认它的存在，并不因为某种意图、某种主题，也并不因为某种普遍的目标。一切目标以它为前提，即使那在科学的真理中所被认知的普遍的目标也以它为前提，并且巳经和在以后的工作中一再以它为前提，它们以自己的方式设定它的存在，并立足在它的存在上。”（《胡塞尔选集》下卷，第1087页）
在胡塞尔的思想中，“生活世界”具有双重维度的存在，即作为基底的原初生活世界和当下实存的周围日常生活世界。他的这一思想能够和马克思的理论形成交集。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有一个“实存”的当下生活世界和“应然”的理想生活世界相互交织：在理想维度的支撑下，马克思才能够对现实的“生活世界”作出描述和批判。在此意义上，胡塞尔与马克思思想的共通之处在于都认为“生活世界”是社会实践和科学理论的前提，是一个实存的、自明的、具有内在意义的世界。而二人的分歧之处在于，马克思注重日常的现实生活与“生活世界”的超越性维度，胡塞尔则关注周围世界与原初“生活世界”的先验性维度；马克思思想中的日常“生活世界”是感性、现实、实存、实践的当下世界，它表现为人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以及由其所构成的一切社会关系，胡塞尔的日常“生活世界”则是非课题化、非客观化、直观化的世界；马克思所追求的超越性的“生活世界”是人作为一个总体性的存在物，通过不断地对象化与自我确证，经过物化的扬弃而向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生成与超越的过程；胡塞尔所追求的原初“生活世界”则是奠基性的基底世界，是一切日常世界和科学世界的意义源泉，是通过自我意识的不断还原才能领悟的先验世界。
虽然胡塞尔和马克思对于“生活世界”有着不同的理解，而且胡塞尔也没有将“生活世界”概念运用于唯物史观的分析，但对于现代人生存处境的关注，对于科学时代人自身生命意义的彰显，却使现象学的思想能够给唯物史观的当代发展予以诸多启发。因此，有学者将历史唯物主义称之为“社会现象学”或“历史现象学”，是有一定道理的。在我们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可谓关注现代人生存与生活世界的“感性现象学”。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旨趣而言，马克思将对现代人生存的关注融人到对社会历史规律的探究之中。如果没有“生活世界”的基本境域，历史唯物主义就只是一个知识论意义上的理论框架，而缺乏真正的生命内涵与实践效度。因此，对于当下日常“生活世界”的实证性研究，以及对于理想的“生活世界”境域的追求，正是马克思在“实存”和“应然”两重世界中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建构理想社会存在的思想原动力。
对于当下日常“生活世界”的研究，马克思以现实个人、生产和社会交往等感性现象为出发点，来阐明唯物史观的“现实前提”和具体内容，在此，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实证科学的特质。而对于理想“生活世界”境域的展望，马克思则以日常“生活世界”为地平线，根据社会历史规律的辩证发展，将人本主义的实践哲学思想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前提”，如此才能够使唯物史观超越一般历史科学的局限和唯心史观的思辨，将“人是一个小写的社会，社会是一个大写的人”的哲学理念以“真正的实证科学”的方式表达出来，奠定历史唯物主义向“生活世界”回归的基本指向。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哈贝马斯也正是在胡塞尔和马克思的关联中用“生活世界”概念来反思历史唯物主义。他认为：“现象学诱发了一种从认识论那里借用过来的建构世界的概念，不过，这个概念不能随意用到社会学当中。为了避免社会现象学的困境，社会理论必须摆脱关于认识的建构理论，退而采用语用学的立场，因为，语用学究其本质而言是涉及到以语言为中介的互动的。因此，我们应当引人‘生活世界’概念，把它当作交往行为的互补概念。”（哈贝马斯，第74-75页）他将现象学的“生活世界”转化为“文化、社会和个人”三个相关要素，并以之为基础形成体系化的“交往行动”概念，史唯物主义作建设性的思想拓展。哈贝马斯其实是将现象学的方法含摄到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与唯物史观之中，通过对“生活世界”背景中文化的传承与更新、社会整合与个人社会化的相互转化和融合，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前提”与“现实前提”作出自己的解释。
总体而言，哈贝马斯虽然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发展提供了新的思维路向，但他更多的是运用社会学方法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一种实证研究，这导致他对“生活世界”的理解缺乏马克思所注重的“应然”理想维度，而是在现代性语境下对“实然”的日常“生活世界”作了深人细致的分析。据此，他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建立在逻辑预设的基础上，而这样用哲学的逻辑来推演历史发展趋势是有问题的。但实际上，唯物史观的意义正在于，它能够以自身的逻辑前提统摄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以应然的理想“生活世界”作为灯塔来批判、提升现实的日常“生活世界”。在这一点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关注现代人生存和“生活世界”的感性现象学，具有更加深沉的思想内涵和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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