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1世纪以来，传统书斋性的乡土写作正在远离乡土，难以反映新时代乡土社会现实，需要寻找乡土叙事的新的可能。非虚构写作意在倡导作家走出书斋，进入文学现场，参与乡民的日常生活，书写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的心灵世界和新乡土的时代精神。进入乡土现场的为克服自我的“偏见”，往往有意识地限制自我而采用人物的声音和视角，以利于乡村发出自己的声音，打破传统乡土叙事中乡村的沉默，从而呈现真实的乡土社会。
关键词：非虚构；新乡土；在场；限制视角
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批经典乡土作品问世之后，乡土写作事实上在走下坡路，再也没有出现比肩《平凡的世界》《古船》《白鹿原》的作品。对当前的乡土写作现状，无论是主流意识形态，还是知识精英大多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不满。他们认为乡土作家们无法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没有书写出这个时代新乡土的主题。如这一判断成立，那如何寻找乡土叙事新的可能呢？进入新世纪后，一批非虚构作家开始走出书斋，走进文学现场，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先后创作出了《妇女闲聊录》（林白，2005）、《中国在梁庄》（梁鸿，2010）、《中国，少了一味药》（慕容雪村，2010）、《羊道》（李娟，2012）、《生死十日谈》（孙惠芬，2013）等一批非虚构作品。特别是2010年《人民文学》开设“非虚构”专栏，成为非虚构写作的标志性事件。非虚构写作倡导作家走出书斋，进入乡土社会日常生活现场，为新世纪乡土写作提供了新思路。
01
书斋写作与被叙述的乡土
个人的认知和理解是基于之前的人生经验和书斋阅读经验的，即使人生经验丰富的大作家如鲁迅、沈从文、茅盾等的乡土写作也会受制于个体经验的有限性，对乡土的理解存在片面性。英国艺术评论家约翰·伯格在《观看之道》中说：“我们只看见我们注视的东西，注视是一种选择行为。注视的结果是，将我们看见的事物纳入我们能及——虽然未必是伸手可及——的范围内。”1从鲁迅对乡土写作的理解中，我们就会发现乡土作家们的乡土回望是一种掺杂了当下（都市）生活经验的选择性回忆。这使得文学呈现的乡村经验会出现失真的可能，也导致有意或无意识地遮蔽更为丰富多样的世界，使乡土世界在文学文本中朝着典型化形态方向发展。过度倚重有限的个人经验会导致认知的偏颇，使思考趋于狭隘。但这个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爆发出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传统乡土作家大多生于乡村，长于乡土，对乡土生活情境熟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乡土空间幅员辽阔，北方与南方、西部与东部差异巨大。从不同地域走出来的乡土作家虽然个人经验有局限，但整体上却呈现出一个多样化、差异性的乡土文学世界，因此，乡土世界在这多样化的叙事中展现了它自身的真实。换言之，中国知识分子的乡土叙事是基于他们的个人经验，这种个人经验的独特性使鲁迅、沈从文、茅盾等人对乡土的理解出现了较大的差异，这种理解的差异性在文学文本中呈现出乡土的多样形态。新时期乡土文学同样如此，如北方的陈忠实与南方的何士光，西部的贾平凹与东部的莫言等，地域空间的不同带来社会文化的差异，这些差异通过文本形态多维度地展示出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单个作家个人经验的局限。
传统的乡土写作是寓居都市的故乡回望，在回望中思考乡土社会以及民族国家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走向。这一回望的前提是乡土社会虽然处于现代化进程中，却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自身的特色。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乡村小城镇化趋势不可逆转，乡土社会总体发展以城市文化为目标，导致乡土社会的同质化日益加剧，这严重弱化了乡土文学自身的多样性基础。更为重要的是，40多年来，乡土社会急剧的发展、转变，让客居都市的乡土作家们早期的乡土经验与当下的乡土现实出现了显著的差异。作家个体早年的经验无法为他们观察急剧变化后的乡村社会提供一种可靠的基础，他们面对的是陌生化的乡土现实。这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就是“新世纪以后的乡村文学观察远远跟不上乡村时代发展的脚步”。刘云批评作家“从早期的乡村巨变的参与者，体验者，或许正在变为路人，变成乡愁的旅行者”，他认为乡土作家们面对乡土的新变“要么视而不见，要么浮在面上”。2单纯的批评并不能解决问题，需要追问的是他们为什么会视而不见，为什么不能够深入呢？难道是他们自身的文学素养不够，或者缺乏时代的担当？根本原因不在于作家自身，而在于五四以来形成的乡土写作传统与新时代乡土现实需要的表达方式之间出现了矛盾。五四乡土写作传统预设的精英价值立场严重影响了作家对复杂乡土社会的认知和写作。有论者在评论林白的《妇女闲聊录》时就作品反映的农村现状进行了点评，认为“漫长的转型期给中国带来的是传统乡土中国的农耕文明的衰败，在这些巨变的社会性问题之下，是人心的惶惑不安，是手足的不知所措，它造成的是越来越多随波逐流的人潮和不得不放弃操守的心智”3。这一评论是以知识精英的视角对乡土社会做出的批判性评价。转型期的乡村实际是否真如其所定性的“衰败”，其实并不能轻易下定断，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我们不能忽视转型期乡土出现的问题，但得出这种否定性的判断也未见得妥当。实际上，乡村自身的文化逻辑并不能全部由知识精英们设定，乡土社会从日常生活中总结出来并能调整以期适应日常生活的逻辑才是我们评判的基础。知识精英用自己的文化逻辑来批判乡土社会自身的日常生活的逻辑，必然会造成乡土写作与乡土现实之间的错位。
这种预设的立场此前之所以没有造成严重的问题，盖因启蒙话语和革命话语都将乡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照，遮蔽了乡土社会内部的差异性。21世纪以来，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日益发达，立体的、充满差异性的乡土世界被呈现出来，乡土社会自身的日常生活逻辑与精英预设的乡土社会文化逻辑出现了巨大的裂缝。乡土写作的精英价值立场导致新世纪乡土写作严重偏离乡土现实，无法塑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4，内在暗含的是20世纪50年代前后出生的作家乡土叙事经验被终结，新的叙事范式如何建立的问题。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乡土社会总体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在经济上从受饥挨饿到解决温饱再到实现小康的变化，带来心理和文化的变化，这一点在这些乡土作家的作品中已得到充分的展现。这些作家优秀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不仅仅满足于反映乡土社会在经济上的变化，而且借由乡土社会来思考如何清理特殊年代的“遗产”，使得我们的国家真正融入世界，如陈忠实揭示陕西关中乡土社会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隐形心理；张炜反思齐鲁大地的苦难，借由“古船”的意象指明走向远方、融入世界才是解决内卷的途径。但新世纪的乡土写作呈现出来的乡村被平面化处理，这是由于作家乡土经验的贫乏导致想象的空泛。久居都市的作家远离了急剧变化了的乡村，在远离乡村的都市生活实践中无法生成新乡土经验，临时性的乡土体验又不足以弥补这一缺陷，抑或只能是出于精英立场的需要而重构乡村经验。
缺乏直接新乡土经验的作家往往通过大众传媒接受乡土知识，但媒体内容常常是消费导向的，浸染了意识形态，往往在不断制造新信息的过程中导致信息失真。这带来的后果就是，乡土写作将复杂的乡土简单化处理，城乡矛盾被简化为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在叙事上尽量采用抽象演绎或碎片化叙事的方式，而不能展现广阔乡土的整体图景。与乡土生活的疏离使得他们无法真正建立起与乡土社会的情感纽带，无法真正把握乡土的复杂情感形态，因而只能将其平面化处理。其后果就是乡土写作无法真正走进乡民的心灵世界，也就无法参与新乡土社会的历史变革进程。脱离底层大众成为新世纪乡土写作最为严重的问题。其暗含的是现代文学书斋写作制度的弊端，即追求“‘独创性’的‘’”，也就是说，“当‘个人’成了一个出发点、一个归宿、一个判断标准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变小了”。这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文学变成了非常封闭的、完全是个人心灵的东西，这实际上使得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变得非常狭隘”。5直言之，五四以来形成的传统乡土写作话语已经不适应于新乡土社会的现实，必须寻找一种能够与新乡土的经验相适应的表述话语模式。这不仅有益于新乡土经验叙事，更重要的是能拓展文学的边界，激活日益封闭和僵化的文学。
02
在场与日常生活的呈现
作家李娟清醒地意识到了传统书斋写作脱离底层社会大众从而在事实上制造了知识分子与大众的距离的问题。她说：“所有的文字都在制造距离，所有的文字都在强调他们的与众不同。”她对此保持警惕：“我深深地克制自我，顺从扎克拜妈妈家既有的生活秩序。”6就此看来，如何重新建立知识精英与乡土之间的关系是新世纪乡土文学的重要问题。其实自五四之后文学如何真正书写大众，即文学大众化一直是文学的中心话题，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赵树理才真正找到了与底层乡土社会相适应的文学叙事方式。后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将其提升为一整套叙事话语模式，其核心就是回到乡土生活现场，用农民立场书写农民生活，传达农民思想和情感，从而真正建立起知识精英与社会大众之间的全新关系。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基本上都是回到乡土文学现场，创造出了重要的乡土文学文本。但我们现在的乡土作家不再深入乡土生活，只是机械复制之前乡土文学创作留下来的已经僵化了的话语系统，而这一套话语无法再适应于今天的乡土现实。从这个方面来说，远离乡土的作家要重建与乡土的关系必须走出书斋，重新回到乡土现场，用眼睛观察，用耳朵聆听，用手抚摸，用心感受新的乡土世界，获得第一手的直接的乡土经验，而不是坐在寂静的书斋，凭借早年的乡土记忆和大众传媒贩卖的乡土故事来虚构21世纪的乡土世界。
有感于作家们安于书斋生活、远离乡土社会而导致乡土文学创作困境的现状，一些作家与刊物从非虚构写作出发，开始探索乡土文学的新道路。梁鸿说她写《中国在梁庄》就是要摆脱书斋回到故乡梁庄现场参与乡民的生活：“2008年和2009年，利用寒暑假，我回到梁庄，中原一个偏远、贫穷的小村庄，踏踏实实地住了将近五个月。每天，我和村庄里的人一起吃饭聊天，对村里的姓氏、宗族关系、家族成员、房屋状态、个人去向、婚姻生育做类似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调查。”7《人民文学》开设“非虚构”栏目，更是意图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倡导作家走出书斋，回到文学现场：“特别注重的‘行动’和‘在场’，鼓励对特定现象、事件的深入考察和体验。”8因此，回到乡土现场能让新乡土写作具有一种在场感和参与性，“不以偶然的归乡者的距离观察，而以一个亲人的情感进入村庄”，才能发现乡村“存在的复杂性”。9
作家们走出书斋后来到乡土现场，通过参与乡民的日常生活所获得的关于乡土的经验是第一手的直接经验，这才是对于写作真正有价值的经验。这些通过他们参与写作对象日常生活而获得的经验让对农民的乡土生活感同身受，只有在这种感同身受的基础上，乡土写作才能真正呈现农民的心灵世界。也就是说，基于的在场、亲历、参与、感同身受，才能在文学文本中建构新乡土的真实——景观的真实、事件的真实和情感的真实。从更基础的层面上来说，“我们之所以从日常生活出发，一是因为人们必须生活，或者说必得在日常生活中”10。唐小兵就认为：“日常生活，以至人生的分分秒秒，都应该而且必须成为现代人自我定义自我认识的一部分。”11更为重要的是，“日常生活是很有力量的，现实生活实践着因果关系，所有因果关系都在现实生活里得到检验”12。非虚构的乡土写作回到现场对日常生活真实的呈现是基于“传统主流社会学将日常生活边缘化和次要化的偏见”，换言之，对日常生活的书写将“促使人们重新审视日常生活的社会历史意义”。13《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羊道》《生死十日谈》等乡土非虚构作品就是走出都市书斋，回到乡土文学现场，通过对乡土社会的日常生活的展示，重新思考乡土社会的问题及其社会历史意义。这些作品中的乡土社会日常生活是通过具体的情景展示出来的，因为日常生活的真实是在情景中展示出来的真实。梁鸿“看重‘梁庄’里面的细枝末节”14，就是为了“让读者感知到‘梁庄’是活生生的情境，活生生的人和活生生的现实”15。相对于都市陌生人空间，乡土“日常生活的世界是一个亲切和熟悉的世界”，乡土“日常生活正是在一个人们所熟悉的生活世界之中的生活”。16作家们进入他们熟悉的乡土日常生活之中，意味着他们与他们写作的对象建构起一种共同的在场性，“一种共在的立场意味着对主客体二元论的超越，意味着不再深陷任何还原论的桎梏，它以共在的名义主张一种能动主体之间的共同实践”17。
日常生活的核心是人，因此，回到乡土现场的写作必须关注农民本身，书写他们在这个急剧转变的社会中的喜怒哀乐，而不是像传统乡土小说中“农民自身及其生活命运并不是作品所要表现的主题，而是那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成为作品的主题”，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农民对历史进步规律有着比他们更为深刻更为敏感的生命体验”。18新乡土叙事关注的是作为日常生活主体的农民，将农民从宏大的启蒙叙事和革命叙事中解放出来，在生活化的叙事中书写这个转变时代中的农民命运和内在情感体验。非虚构乡土叙事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非常注意将农民放在生活事件中加以叙述，因为他们认为“生活事件构成日常生活最主要的事实”，通过对农民“人生经历中的重大事件、体验感受和自我解释”的叙事，19更能展示这个时代发展中的农民命运以及乡土社会的问题。如在《中国在梁庄》中，梁鸿对“王家少年”的把握是通过他“强奸村里82岁的刘老太”事件，由此体现出对乡村社会留守儿童问题的思考；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则通过追踪、思考农村中大量的自杀事件，审视乡土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都是以农民的日常生活，特别是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展现农民命运与农村社会的典型案例。
回到乡土现场的作家们对日常生活的呈现并非随机、随意的，他们带着问题而来，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梁鸿之所以回到梁庄是为了通过对“梁庄的老人、妇女、儿童，对梁庄的自然环境，对梁庄村庄的文化结构、伦理结构和道德结构”进行考察，“试图写出梁庄人的故事，并勾勒、描述出梁庄这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命运、生存图景和精神图景”。20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也是带着问题意识回到乡土现场，试图通过对人物的访谈来展现乡村被遮蔽的自杀问题。这些非虚构作品“体现出一种鲜明的介入性写作姿态”21，彰显着的主体意识。我们可以认为，非虚构写作是通过对乡土日常生活真实的展示，反思现代城市化进程中乡土的精神文化。作为主体的介入乡土社会问题，使得他们成为乡土写作的在场者，重返现场缓解了知识分子和大众之间的距离问题，但并不意味着问题的最终解决。
03
被限制的与乡土自我言说
作家通过社会调查的方式进入乡村，能够摆脱先在的观念制约，“以一个怀疑者，对或左或右的观念保持警惕，以一个重新进入故乡密码的情感者的态度进入乡村，寻找它存在的内在逻辑”22。需要注意的是，回到乡土文学现场不是像传统的乡土叙事那样寻找一个确定性的结论，而是“力求展示现实的复杂性和精神的多维度”23。非虚构的乡土写作回到乡土现场要展现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真实，因为日常生活作为“感性的对象不但不是轻视了或者放过了思想内容，反而是思想内容的最尖锐的最活泼的表现”24。
值得注意的是，回到乡村现场的非虚构是一个被限制了的介入者，有意识地不干预写作对象的日常生活，以期获得农民们的信任从而真正融入他们的生活，在这种日常的生活体验中观察、记录所见、所想、所悟。如回到乡土现场的李娟“深深地克制自我，顺从扎克拜妈妈家既有的生活秩序”，“希望能借此被接受，被喜爱，并为我袒露事实”。25梁鸿直言，要“以自己有限的眼睛和知识去亲历某些东西”，因为她害怕自己的“判断蕴含着某种偏见”。26而这种作家写作之前的“偏见”是基于此前有关乡土文学的阅读而形成的既有经验。这种先前既有的经验会严重制约作家对于乡土的认知和想象，使作家“不自觉地按照闰土、祥林嫂、阿Q的形象去理解并继续塑造乡村生命和精神状态”27。因此，梁鸿在进入梁庄之前就有意识地限制自己的全知叙事欲望，“以一个亲人的情感进入村庄”28，通过与一个个村民的访谈来体认他们的情感状态和生活状况，从而展示乡土社会被遮蔽的丰富性，并在这种丰富性的展示中书写乡土社会的真实，因为她认为，“文学作品中的‘真实’并非‘是这样’，它更指向‘我看到的是这样’”29。非虚构的对价值判断始终保持警惕，他们认为，我们当下的文化对乡土的叙述并不可靠。梁鸿追寻着梁庄外出打工农民的足迹，在面对面的访谈后，发出这样愤懑的感叹：“大量的新闻、图片和电视不断强化，要么是呼天抢地的悲剧、灰尘满面的麻木，要么是挣到钱的幸福、满意和感恩，还有那在中国历史中不断闪现的‘下跪’风景，仿佛这便是他们存在形象的全部。”30她认为，“农民工”一词“包含着一种社会成规和认知惯性，会阻碍我们去理解这一词语背后更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生命存在”31。非虚构的作家们已经意识到了自己个体经验的有限及其被社会文化制约而形成的“偏见”是他们进行乡土写作的最大障碍，因此，他们要把自己限制起来，以一个记录者的身份进行写作，以“避免以自己的知识体系凌驾于村庄生命和生活之上”32，从而遮蔽了乡村的真实。
虚构叙事作品一般会虚构一个叙述者代替在文本中讲述故事，在文本的艺术世界里叙述者具有最高权威，因为叙述者是在知晓了全部事实之后进行叙述。但是叙述者的权威声音会压制其他人物的声音，而出现巴赫金所认为的“独语”现象。叙事作品中叙述者唯一的声音会导致文本片面的深刻，难以整体性审视写作对象，从而无法真正呈现出乡土的真实。限制自己的声音，让乡村人物叙述他们自己的故事，能够很大程度上缓解这一困境。正如梁鸿所言：“我想让他们说，让梁庄说。梁庄在说，那也将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在说。”33限制自我的声音，让众多乡村人物的声音形成事实上的复调，从而打破了传统乡土叙事中为沉默乡村代言的叙事惯例。林白就直白地说自己的《妇女闲聊录》就是“我听到的和写下的，都是真人的声音，是口语，它们粗糙、拖沓、重复、单调，同时也生动朴素，眉飞色舞，是人的声音和神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没有受到文人更多的伤害”34。梁鸿认为自己的非虚构文本“是一种展示”35，《出梁庄记》能够真正呈现出打工农民的生活。这实际上是一种话语方式的转变，即文本整体上从叙述到呈现的转变，本质上是新乡土叙事模式的转变。
对“呈现”方式的追求至少在表象上反映了作家们意图展现真实的乡土日常生活，它涉及文学有关真实性的重要理论问题。丁帆在《重树“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现实主义大纛——重读〈弗·恩格斯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随想录》中说：“近十几年来中国大陆文坛所兴起的所谓‘非虚构文学’现象，使我认识到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这就是经过几十年来的反复折腾，我们似乎在各种各样的文体的实验当中又回到了恩格斯所提出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原点上来了，它在本质上触及到的仍然是一切时代作家都不能背离的对世界真相揭示的真谛。”36值得重视的是，回到真实的日常生活并不能轻而易举地解决非虚构写作中仍可能存在的失真问题，因为“日常生活与我们是如此的切近，以至于我们无法拉开距离来审视日常生活”37。非虚构所展示的“‘细节的真实’一般的作家都可以做到，问题当然还在这样的真实的细节是否是为那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需要所设”38。也就是说，非虚构不能简单延续既有的典型人物、典型环境的成规惯例，对于非虚构文学而言，真正的挑战是在重新找到属于今天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进而再与历史相连接，真正做到将乡土的当下现实与历史相连接，整体性思考国家民族以及时代中的人。
[本文系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项目“合作化运动与乡土文学研究”（编号：JD22053）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21世纪以来，传统书斋性的乡土写作正在远离乡土，难以反映新时代乡土社会现实，需要寻找乡土叙事的新的可能。非虚构写作意在倡导作家走出书斋，进入文学现场，参与乡民的日常生活，书写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的心灵世界和新乡土的时代精神。进入乡土现场的为克服自我的“偏见”，往往有意识地限制自我而采用人物的声音和视角，以利于乡村发出自己的声音，打破传统乡土叙事中乡村的沉默，从而呈现真实的乡土社会。
关键词：非虚构；新乡土；在场；限制视角
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批经典乡土作品问世之后，乡土写作事实上在走下坡路，再也没有出现比肩《平凡的世界》《古船》《白鹿原》的作品。对当前的乡土写作现状，无论是主流意识形态，还是知识精英大多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不满。他们认为乡土作家们无法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没有书写出这个时代新乡土的主题。如这一判断成立，那如何寻找乡土叙事新的可能呢？进入新世纪后，一批非虚构作家开始走出书斋，走进文学现场，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先后创作出了《妇女闲聊录》（林白，2005）、《中国在梁庄》（梁鸿，2010）、《中国，少了一味药》（慕容雪村，2010）、《羊道》（李娟，2012）、《生死十日谈》（孙惠芬，2013）等一批非虚构作品。特别是2010年《人民文学》开设“非虚构”专栏，成为非虚构写作的标志性事件。非虚构写作倡导作家走出书斋，进入乡土社会日常生活现场，为新世纪乡土写作提供了新思路。
01
书斋写作与被叙述的乡土
个人的认知和理解是基于之前的人生经验和书斋阅读经验的，即使人生经验丰富的大作家如鲁迅、沈从文、茅盾等的乡土写作也会受制于个体经验的有限性，对乡土的理解存在片面性。英国艺术评论家约翰·伯格在《观看之道》中说：“我们只看见我们注视的东西，注视是一种选择行为。注视的结果是，将我们看见的事物纳入我们能及——虽然未必是伸手可及——的范围内。”1从鲁迅对乡土写作的理解中，我们就会发现乡土作家们的乡土回望是一种掺杂了当下（都市）生活经验的选择性回忆。这使得文学呈现的乡村经验会出现失真的可能，也导致有意或无意识地遮蔽更为丰富多样的世界，使乡土世界在文学文本中朝着典型化形态方向发展。过度倚重有限的个人经验会导致认知的偏颇，使思考趋于狭隘。但这个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爆发出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传统乡土作家大多生于乡村，长于乡土，对乡土生活情境熟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乡土空间幅员辽阔，北方与南方、西部与东部差异巨大。从不同地域走出来的乡土作家虽然个人经验有局限，但整体上却呈现出一个多样化、差异性的乡土文学世界，因此，乡土世界在这多样化的叙事中展现了它自身的真实。换言之，中国知识分子的乡土叙事是基于他们的个人经验，这种个人经验的独特性使鲁迅、沈从文、茅盾等人对乡土的理解出现了较大的差异，这种理解的差异性在文学文本中呈现出乡土的多样形态。新时期乡土文学同样如此，如北方的陈忠实与南方的何士光，西部的贾平凹与东部的莫言等，地域空间的不同带来社会文化的差异，这些差异通过文本形态多维度地展示出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单个作家个人经验的局限。
传统的乡土写作是寓居都市的故乡回望，在回望中思考乡土社会以及民族国家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走向。这一回望的前提是乡土社会虽然处于现代化进程中，却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自身的特色。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乡村小城镇化趋势不可逆转，乡土社会总体发展以城市文化为目标，导致乡土社会的同质化日益加剧，这严重弱化了乡土文学自身的多样性基础。更为重要的是，40多年来，乡土社会急剧的发展、转变，让客居都市的乡土作家们早期的乡土经验与当下的乡土现实出现了显著的差异。作家个体早年的经验无法为他们观察急剧变化后的乡村社会提供一种可靠的基础，他们面对的是陌生化的乡土现实。这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就是“新世纪以后的乡村文学观察远远跟不上乡村时代发展的脚步”。刘云批评作家“从早期的乡村巨变的参与者，体验者，或许正在变为路人，变成乡愁的旅行者”，他认为乡土作家们面对乡土的新变“要么视而不见，要么浮在面上”。2单纯的批评并不能解决问题，需要追问的是他们为什么会视而不见，为什么不能够深入呢？难道是他们自身的文学素养不够，或者缺乏时代的担当？根本原因不在于作家自身，而在于五四以来形成的乡土写作传统与新时代乡土现实需要的表达方式之间出现了矛盾。五四乡土写作传统预设的精英价值立场严重影响了作家对复杂乡土社会的认知和写作。有论者在评论林白的《妇女闲聊录》时就作品反映的农村现状进行了点评，认为“漫长的转型期给中国带来的是传统乡土中国的农耕文明的衰败，在这些巨变的社会性问题之下，是人心的惶惑不安，是手足的不知所措，它造成的是越来越多随波逐流的人潮和不得不放弃操守的心智”3。这一评论是以知识精英的视角对乡土社会做出的批判性评价。转型期的乡村实际是否真如其所定性的“衰败”，其实并不能轻易下定断，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我们不能忽视转型期乡土出现的问题，但得出这种否定性的判断也未见得妥当。实际上，乡村自身的文化逻辑并不能全部由知识精英们设定，乡土社会从日常生活中总结出来并能调整以期适应日常生活的逻辑才是我们评判的基础。知识精英用自己的文化逻辑来批判乡土社会自身的日常生活的逻辑，必然会造成乡土写作与乡土现实之间的错位。
这种预设的立场此前之所以没有造成严重的问题，盖因启蒙话语和革命话语都将乡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照，遮蔽了乡土社会内部的差异性。21世纪以来，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日益发达，立体的、充满差异性的乡土世界被呈现出来，乡土社会自身的日常生活逻辑与精英预设的乡土社会文化逻辑出现了巨大的裂缝。乡土写作的精英价值立场导致新世纪乡土写作严重偏离乡土现实，无法塑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4，内在暗含的是20世纪50年代前后出生的作家乡土叙事经验被终结，新的叙事范式如何建立的问题。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乡土社会总体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在经济上从受饥挨饿到解决温饱再到实现小康的变化，带来心理和文化的变化，这一点在这些乡土作家的作品中已得到充分的展现。这些作家优秀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不仅仅满足于反映乡土社会在经济上的变化，而且借由乡土社会来思考如何清理特殊年代的“遗产”，使得我们的国家真正融入世界，如陈忠实揭示陕西关中乡土社会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隐形心理；张炜反思齐鲁大地的苦难，借由“古船”的意象指明走向远方、融入世界才是解决内卷的途径。但新世纪的乡土写作呈现出来的乡村被平面化处理，这是由于作家乡土经验的贫乏导致想象的空泛。久居都市的作家远离了急剧变化了的乡村，在远离乡村的都市生活实践中无法生成新乡土经验，临时性的乡土体验又不足以弥补这一缺陷，抑或只能是出于精英立场的需要而重构乡村经验。
缺乏直接新乡土经验的作家往往通过大众传媒接受乡土知识，但媒体内容常常是消费导向的，浸染了意识形态，往往在不断制造新信息的过程中导致信息失真。这带来的后果就是，乡土写作将复杂的乡土简单化处理，城乡矛盾被简化为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在叙事上尽量采用抽象演绎或碎片化叙事的方式，而不能展现广阔乡土的整体图景。与乡土生活的疏离使得他们无法真正建立起与乡土社会的情感纽带，无法真正把握乡土的复杂情感形态，因而只能将其平面化处理。其后果就是乡土写作无法真正走进乡民的心灵世界，也就无法参与新乡土社会的历史变革进程。脱离底层大众成为新世纪乡土写作最为严重的问题。其暗含的是现代文学书斋写作制度的弊端，即追求“‘独创性’的‘’”，也就是说，“当‘个人’成了一个出发点、一个归宿、一个判断标准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变小了”。这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文学变成了非常封闭的、完全是个人心灵的东西，这实际上使得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变得非常狭隘”。5直言之，五四以来形成的传统乡土写作话语已经不适应于新乡土社会的现实，必须寻找一种能够与新乡土的经验相适应的表述话语模式。这不仅有益于新乡土经验叙事，更重要的是能拓展文学的边界，激活日益封闭和僵化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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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与日常生活的呈现
作家李娟清醒地意识到了传统书斋写作脱离底层社会大众从而在事实上制造了知识分子与大众的距离的问题。她说：“所有的文字都在制造距离，所有的文字都在强调他们的与众不同。”她对此保持警惕：“我深深地克制自我，顺从扎克拜妈妈家既有的生活秩序。”6就此看来，如何重新建立知识精英与乡土之间的关系是新世纪乡土文学的重要问题。其实自五四之后文学如何真正书写大众，即文学大众化一直是文学的中心话题，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赵树理才真正找到了与底层乡土社会相适应的文学叙事方式。后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将其提升为一整套叙事话语模式，其核心就是回到乡土生活现场，用农民立场书写农民生活，传达农民思想和情感，从而真正建立起知识精英与社会大众之间的全新关系。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基本上都是回到乡土文学现场，创造出了重要的乡土文学文本。但我们现在的乡土作家不再深入乡土生活，只是机械复制之前乡土文学创作留下来的已经僵化了的话语系统，而这一套话语无法再适应于今天的乡土现实。从这个方面来说，远离乡土的作家要重建与乡土的关系必须走出书斋，重新回到乡土现场，用眼睛观察，用耳朵聆听，用手抚摸，用心感受新的乡土世界，获得第一手的直接的乡土经验，而不是坐在寂静的书斋，凭借早年的乡土记忆和大众传媒贩卖的乡土故事来虚构21世纪的乡土世界。
有感于作家们安于书斋生活、远离乡土社会而导致乡土文学创作困境的现状，一些作家与刊物从非虚构写作出发，开始探索乡土文学的新道路。梁鸿说她写《中国在梁庄》就是要摆脱书斋回到故乡梁庄现场参与乡民的生活：“2008年和2009年，利用寒暑假，我回到梁庄，中原一个偏远、贫穷的小村庄，踏踏实实地住了将近五个月。每天，我和村庄里的人一起吃饭聊天，对村里的姓氏、宗族关系、家族成员、房屋状态、个人去向、婚姻生育做类似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调查。”7《人民文学》开设“非虚构”栏目，更是意图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倡导作家走出书斋，回到文学现场：“特别注重的‘行动’和‘在场’，鼓励对特定现象、事件的深入考察和体验。”8因此，回到乡土现场能让新乡土写作具有一种在场感和参与性，“不以偶然的归乡者的距离观察，而以一个亲人的情感进入村庄”，才能发现乡村“存在的复杂性”。9
作家们走出书斋后来到乡土现场，通过参与乡民的日常生活所获得的关于乡土的经验是第一手的直接经验，这才是对于写作真正有价值的经验。这些通过他们参与写作对象日常生活而获得的经验让对农民的乡土生活感同身受，只有在这种感同身受的基础上，乡土写作才能真正呈现农民的心灵世界。也就是说，基于的在场、亲历、参与、感同身受，才能在文学文本中建构新乡土的真实——景观的真实、事件的真实和情感的真实。从更基础的层面上来说，“我们之所以从日常生活出发，一是因为人们必须生活，或者说必得在日常生活中”10。唐小兵就认为：“日常生活，以至人生的分分秒秒，都应该而且必须成为现代人自我定义自我认识的一部分。”11更为重要的是，“日常生活是很有力量的，现实生活实践着因果关系，所有因果关系都在现实生活里得到检验”12。非虚构的乡土写作回到现场对日常生活真实的呈现是基于“传统主流社会学将日常生活边缘化和次要化的偏见”，换言之，对日常生活的书写将“促使人们重新审视日常生活的社会历史意义”。13《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羊道》《生死十日谈》等乡土非虚构作品就是走出都市书斋，回到乡土文学现场，通过对乡土社会的日常生活的展示，重新思考乡土社会的问题及其社会历史意义。这些作品中的乡土社会日常生活是通过具体的情景展示出来的，因为日常生活的真实是在情景中展示出来的真实。梁鸿“看重‘梁庄’里面的细枝末节”14，就是为了“让读者感知到‘梁庄’是活生生的情境，活生生的人和活生生的现实”15。相对于都市陌生人空间，乡土“日常生活的世界是一个亲切和熟悉的世界”，乡土“日常生活正是在一个人们所熟悉的生活世界之中的生活”。16作家们进入他们熟悉的乡土日常生活之中，意味着他们与他们写作的对象建构起一种共同的在场性，“一种共在的立场意味着对主客体二元论的超越，意味着不再深陷任何还原论的桎梏，它以共在的名义主张一种能动主体之间的共同实践”17。
日常生活的核心是人，因此，回到乡土现场的写作必须关注农民本身，书写他们在这个急剧转变的社会中的喜怒哀乐，而不是像传统乡土小说中“农民自身及其生活命运并不是作品所要表现的主题，而是那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成为作品的主题”，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农民对历史进步规律有着比他们更为深刻更为敏感的生命体验”。18新乡土叙事关注的是作为日常生活主体的农民，将农民从宏大的启蒙叙事和革命叙事中解放出来，在生活化的叙事中书写这个转变时代中的农民命运和内在情感体验。非虚构乡土叙事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非常注意将农民放在生活事件中加以叙述，因为他们认为“生活事件构成日常生活最主要的事实”，通过对农民“人生经历中的重大事件、体验感受和自我解释”的叙事，19更能展示这个时代发展中的农民命运以及乡土社会的问题。如在《中国在梁庄》中，梁鸿对“王家少年”的把握是通过他“强奸村里82岁的刘老太”事件，由此体现出对乡村社会留守儿童问题的思考；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则通过追踪、思考农村中大量的自杀事件，审视乡土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都是以农民的日常生活，特别是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展现农民命运与农村社会的典型案例。
回到乡土现场的作家们对日常生活的呈现并非随机、随意的，他们带着问题而来，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梁鸿之所以回到梁庄是为了通过对“梁庄的老人、妇女、儿童，对梁庄的自然环境，对梁庄村庄的文化结构、伦理结构和道德结构”进行考察，“试图写出梁庄人的故事，并勾勒、描述出梁庄这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命运、生存图景和精神图景”。20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也是带着问题意识回到乡土现场，试图通过对人物的访谈来展现乡村被遮蔽的自杀问题。这些非虚构作品“体现出一种鲜明的介入性写作姿态”21，彰显着的主体意识。我们可以认为，非虚构写作是通过对乡土日常生活真实的展示，反思现代城市化进程中乡土的精神文化。作为主体的介入乡土社会问题，使得他们成为乡土写作的在场者，重返现场缓解了知识分子和大众之间的距离问题，但并不意味着问题的最终解决。
03
被限制的与乡土自我言说
作家通过社会调查的方式进入乡村，能够摆脱先在的观念制约，“以一个怀疑者，对或左或右的观念保持警惕，以一个重新进入故乡密码的情感者的态度进入乡村，寻找它存在的内在逻辑”22。需要注意的是，回到乡土文学现场不是像传统的乡土叙事那样寻找一个确定性的结论，而是“力求展示现实的复杂性和精神的多维度”23。非虚构的乡土写作回到乡土现场要展现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真实，因为日常生活作为“感性的对象不但不是轻视了或者放过了思想内容，反而是思想内容的最尖锐的最活泼的表现”24。
值得注意的是，回到乡村现场的非虚构是一个被限制了的介入者，有意识地不干预写作对象的日常生活，以期获得农民们的信任从而真正融入他们的生活，在这种日常的生活体验中观察、记录所见、所想、所悟。如回到乡土现场的李娟“深深地克制自我，顺从扎克拜妈妈家既有的生活秩序”，“希望能借此被接受，被喜爱，并为我袒露事实”。25梁鸿直言，要“以自己有限的眼睛和知识去亲历某些东西”，因为她害怕自己的“判断蕴含着某种偏见”。26而这种作家写作之前的“偏见”是基于此前有关乡土文学的阅读而形成的既有经验。这种先前既有的经验会严重制约作家对于乡土的认知和想象，使作家“不自觉地按照闰土、祥林嫂、阿Q的形象去理解并继续塑造乡村生命和精神状态”27。因此，梁鸿在进入梁庄之前就有意识地限制自己的全知叙事欲望，“以一个亲人的情感进入村庄”28，通过与一个个村民的访谈来体认他们的情感状态和生活状况，从而展示乡土社会被遮蔽的丰富性，并在这种丰富性的展示中书写乡土社会的真实，因为她认为，“文学作品中的‘真实’并非‘是这样’，它更指向‘我看到的是这样’”29。非虚构的对价值判断始终保持警惕，他们认为，我们当下的文化对乡土的叙述并不可靠。梁鸿追寻着梁庄外出打工农民的足迹，在面对面的访谈后，发出这样愤懑的感叹：“大量的新闻、图片和电视不断强化，要么是呼天抢地的悲剧、灰尘满面的麻木，要么是挣到钱的幸福、满意和感恩，还有那在中国历史中不断闪现的‘下跪’风景，仿佛这便是他们存在形象的全部。”30她认为，“农民工”一词“包含着一种社会成规和认知惯性，会阻碍我们去理解这一词语背后更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生命存在”31。非虚构的作家们已经意识到了自己个体经验的有限及其被社会文化制约而形成的“偏见”是他们进行乡土写作的最大障碍，因此，他们要把自己限制起来，以一个记录者的身份进行写作，以“避免以自己的知识体系凌驾于村庄生命和生活之上”32，从而遮蔽了乡村的真实。
虚构叙事作品一般会虚构一个叙述者代替在文本中讲述故事，在文本的艺术世界里叙述者具有最高权威，因为叙述者是在知晓了全部事实之后进行叙述。但是叙述者的权威声音会压制其他人物的声音，而出现巴赫金所认为的“独语”现象。叙事作品中叙述者唯一的声音会导致文本片面的深刻，难以整体性审视写作对象，从而无法真正呈现出乡土的真实。限制自己的声音，让乡村人物叙述他们自己的故事，能够很大程度上缓解这一困境。正如梁鸿所言：“我想让他们说，让梁庄说。梁庄在说，那也将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在说。”33限制自我的声音，让众多乡村人物的声音形成事实上的复调，从而打破了传统乡土叙事中为沉默乡村代言的叙事惯例。林白就直白地说自己的《妇女闲聊录》就是“我听到的和写下的，都是真人的声音，是口语，它们粗糙、拖沓、重复、单调，同时也生动朴素，眉飞色舞，是人的声音和神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没有受到文人更多的伤害”34。梁鸿认为自己的非虚构文本“是一种展示”35，《出梁庄记》能够真正呈现出打工农民的生活。这实际上是一种话语方式的转变，即文本整体上从叙述到呈现的转变，本质上是新乡土叙事模式的转变。
对“呈现”方式的追求至少在表象上反映了作家们意图展现真实的乡土日常生活，它涉及文学有关真实性的重要理论问题。丁帆在《重树“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现实主义大纛——重读〈弗·恩格斯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随想录》中说：“近十几年来中国大陆文坛所兴起的所谓‘非虚构文学’现象，使我认识到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这就是经过几十年来的反复折腾，我们似乎在各种各样的文体的实验当中又回到了恩格斯所提出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原点上来了，它在本质上触及到的仍然是一切时代作家都不能背离的对世界真相揭示的真谛。”36值得重视的是，回到真实的日常生活并不能轻而易举地解决非虚构写作中仍可能存在的失真问题，因为“日常生活与我们是如此的切近，以至于我们无法拉开距离来审视日常生活”37。非虚构所展示的“‘细节的真实’一般的作家都可以做到，问题当然还在这样的真实的细节是否是为那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需要所设”38。也就是说，非虚构不能简单延续既有的典型人物、典型环境的成规惯例，对于非虚构文学而言，真正的挑战是在重新找到属于今天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进而再与历史相连接，真正做到将乡土的当下现实与历史相连接，整体性思考国家民族以及时代中的人。
[本文系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项目“合作化运动与乡土文学研究”（编号：JD22053）的阶段性成果]
1 约翰·伯格：《观看之道》，戴行钺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2 刘云：《关于新乡土文学的思考》，《安康日报·文化周末》2019年1月25日。
3 施战军：《让他者的声息切近我们的心灵生活——林白〈妇女闲聊录〉与今日文学的一种路向》，《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1期。
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2页。
5 张新颖、刘志荣：《打开我们的文学理解和打开文学的生活视野——从〈妇女闲聊录〉反省“文学性”》，《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1期。
6 李娟：《羊道：前山夏牧场》，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自序”第viii页。
7 梁鸿：《中国在梁庄》，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前言 从梁庄出发”第X页。
8 《“人民大地·行动者”非虚构写作计划启事》，《人民文学》2010年第12期。
9 梁鸿：《中国在梁庄》，“前言 从梁庄出发”第X页。
10 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8页。
11 唐小兵：《蝶魂花影惜分飞》，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修订版）》上卷，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版，第112页。
12 王安忆：《编故事》，《王安忆说》，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09页。
13 郑震：《论日常生活》，《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1期。
14 梁鸿：《中国在梁庄》，第251页。
15 同上，第258页。
16 郑震：《论日常生活》。
17 同上。
18 李茂民：《日常生活叙事中的农民身份问题——张继新乡土小说论》，《济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19 杨建华：《日常生活：中国村落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浙江学刊》2002年第4期。
20 梁鸿：《出梁庄记》，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写在前面”第1页。
21 洪治纲：《论非虚构写作》，《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
22 梁鸿：《中国在梁庄》，“前言 从梁庄出发”第VI页。
23 同上，第250页。
24 董文桃：《论日常生活叙事》，《江汉论坛》2007年第11期。
25 李娟：《羊道：前山夏牧场》，“自序”第viii页。
26 梁鸿：《中国在梁庄》，“前言 从梁庄出发”第XII页。
27 同上，第254页。
28 同上，“前言 从梁庄出发”第X页。
29 同上，第260页。
30 梁鸿：《出梁庄记》，第309页。
31 同上。
32 梁鸿：《中国在梁庄》，第254页。
33 梁鸿：《我的梁庄，我的忧伤——〈出梁庄记〉写作有感》，《光明日报》2013年8月6日。
34 林白：《妇女闲聊录》，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226页。
35 梁鸿：《中国在梁庄》，“前言 从梁庄出发”第XII页。
36 丁帆：《重树“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现实主义大纛——重读〈弗·恩格斯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随想录》，《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5期。
37 郑震：《论日常生活》。
38 丁帆：《重树“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现实主义大纛——重读〈弗·恩格斯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随想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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