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多次强调，我们的事业越是向纵深发展，越要增强辩证思维能力。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才能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列宁使社会主义文化从理论走向实践，从思想走进现实，实现了边界的突破与扩伸。但是，文化边界的变迁往往不是简单与平稳的，而是复杂与波动的。列宁在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特别是针对十月革命后俄国文化的发展问题，提出了“区别开来”“划定界限”“确定范围”“一定限度”等一系列具有强烈辩证思维的话语。这些话语力图将人们社会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调节在可控的范围内，为社会主义的发展确立一套价值秩序和行为规范。研究这些体现辩证思维的话语，对于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现实启示。
一、坚持党的领导并不妨碍人们文艺创作的“主动精神”
如何认识文化的阶级性以及在俄共(布)执政条件下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是列宁思考文化问题时面临的重大难题，这体现为：一是坚持党的领导是否会束缚或背离文化发展的特性，二是放任文化自主发展是否会削弱或否定党的领导。为此，列宁围绕这些问题的辩证关系进行了阐述，表达了俄共(布)对待社会主义文化问题的立场和态度。
由于俄国无产阶级斗争环境的特殊性，列宁在领导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特别重视党对文化的领导，希望既可以借助党对文化的领导巩固与发展党的事业，又可以推动整个社会的文化进步。早在1905年《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列宁就以写作和出版为例明确阐述了文化的党性原则与个人创作爱好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说：“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出版物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列宁预料到反对派立马会起来“大叫大嚷”,指责党性原则会贬低、僵化思想自由、批评自由、创作自由甚至导致其官僚化。为此，他解释说，坚持党性原则是为了不让文化事业成为赚钱的工具、不让其游离于无产阶级总事业之外，但这一原则并不是没有边界的，因为“无可争论，写作事业最不能作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他还强调党的领导不能“刻板化”,宣传文化“不得公式主义”等，这些都旨在强调文化事业坚持党的领导与个人自主创作并不矛盾，关键在于把握好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十月革命后，列宁在与“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争论中进一步要求坚持党对文化的领导，并声明党中央不仅不限制人们文化创作的主动精神，反而要为其营造健康正常的环境。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俄共(布)内外产生了关于文化建设的不同主张，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莫过于“无产阶级文化派”,它依托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希望摆脱党和国家的领导，把协会变成与党并行的文化组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1919年1月通过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组织大纲》规定：“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是无产阶级文化创作的阶级组织，正如工人政党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工会是无产阶级的经济组织一样。”在1920年10月5—12日召开的全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协会仍然强调其特殊地位。列宁在10月8日看到《消息报》的报道后随即撰写了《论无产阶级文化》,要求立刻提交大会。该文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坚持“独立”原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危险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一切组织必须无条件地把自己完全看做教育人民委员部机关系统中的辅助机构，并且在苏维埃政权(特别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俄国共产党的总的领导下，把自己的任务当做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完成”。但是，协会的成员在“无产阶级文化”的幌子下，依旧大张旗鼓地反对俄共(布)中央的有关决议，将其视为党对工人文艺创作的束缚。
1920年11月，俄共(布)中央全会决定以党中央名义发布一封名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信，将中央的态度和观点直接反馈给公众。这封信是由列宁亲自领导起草的，他在信中指出：“中央不仅不想束缚工人知识分子在文艺创作方面的主动精神；相反，中央想给他们创造更健康的、正常的环境，使他们能在整个文艺创作上卓有成效地表现出来”。俄共(布)中央非常珍视民众在新政权下高涨的文化热情和自主创作理想，但是共产党人对文化发展中出现的混乱状况不能视而不见，而二者边界的混乱正是文化问题的核心。列宁在与克拉拉·蔡特金的一次谈话中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他讲道：“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没有权利袖手旁观，听任混乱随意蔓延。我们必须努力做到意识清醒地去领导这一发展，去形成和决定它的结果。”可以看出，列宁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过程中坚持党的领导和尊重自主创作之间是有边界的，坚持党的领导不是简单地依靠行政手段去越俎代庖，更不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专制去盲目干预；自主创作不能偏离正确方向，文化发展不能背离其基本规律，需要通过确立正确的文化方向，对文化事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把人民群众的文化发展热情和创造活动纳入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轨道上来。
二、吸收旧文化的同时注意与旧文化“区别开来”
文化会随着社会和历史的发展不断改变自身的形式和内容，并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树立起不同的标识。苏俄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文化应是什么形态?如何对待旧文化?对此，列宁强调既要善于区分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文化，又要善于利用旧社会留下的“好东西”。“区分”和“利用”都是辩证思维的体现，“区分”就是承认矛盾、分析矛盾，“利用”就是抓住关键、找准重点。
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一种具有鲜明阶级性的文化，必然是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封建主义社会等其他社会形态的文化。新政权下的文化何以区别于旧政权下的文化，当时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主要领导人亚·波格丹诺夫提出要创造“无产阶级文化”。他在《无产阶级的艺术批评》中指出：“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确定无产阶级艺术的界限，要清楚地划出它的范围，这样可以使它不会溶解在周围的文化环境里，不会混和在旧世界的艺术里。”从社会形态来看，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与旧社会的文化形态明确边界本无可厚非，但波格丹诺夫却将这种划界推向了极端，严重脱离俄国文化发展实际，过分强调社会主义文化的“纯洁性”与“独立性”。十月革命胜利后，相当一部分人在思想上无法接受布尔什维克的政治主张和新生政权，认为革命的胜利将使俄国文化遭受危机乃至毁灭。例如诗人阿列克谢·加斯捷夫1919年在《论无产阶级文化的趋势》中就指出：“不要认为，‘苏维埃’型的组织为我们揭示无产阶级文化展开了某种新的视野。”在他看来，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贫下中农的政治联盟，其宪法限制了有产阶级选举权，应当离开这里到别处去探索正在升起的无产阶级文化。
面对错综复杂的文化思潮，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叫嚣，列宁于1920年10月2日、10月8—9日连续撰写了《青年团的任务》《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集中表达了其无产阶级文化观。他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说：“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言。”无产阶级文化作为新的文化形态，首先要遵从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必然具有较强的继承性。随着实践的发展列宁愈加认识到，不能空洞、抽象、盲目地谈论无产阶级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化之间的区别，或者在二者之间划出一道明显边界。他指出，我们是把资本主义摧毁了，但仅靠摧毁资本主义还不能填饱肚子，“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并且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他在口授的《日记摘录》中基于俄国识字率较低的事实，强调不要高谈无产阶级文化或资产阶级文化，因为空谈二者的区别并不能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相反还可能会导致人们不切实际的文化行动。
列宁认为，要善于利用资本主义遗留的“好东西”来建设社会主义，但同时要注意区别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特别注意区别资产阶级文化中的“好”与“坏”。当时俄国的文化建设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一种跋前踬后的境地：一方面，人民群众对于建设新文化怀有巨大热情，但他们多数不够理性，试图奔向“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文化；另一方面，对旧知识分子的“说服”工作开展得不够顺利，但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各项工作都不好开展。为此，洞悉俄国文化建设实际的列宁指出，不能笼统地学习共产主义，也不能直接或全面否定旧学校或旧文化，“要善于把旧学校中的坏东西同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区别开来”。这里的“区别开来”体现出辩证思维。在列宁看来，划清社会主义文化与其他文化的边界并不影响社会主义文化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秀成分，旧学校虽然是死读书的学校，“但是，如果你们试图从这里得出结论说，不掌握人类积累起来的知识就能成为共产主义者，那你们就犯了极大的错误”。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始终没有忽视社会主义文化应坚持的党性原则、阶级立场和人民宗旨。那么，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列宁指出：“要使那些被资本主义培养出来反对我们的人转过来为我们服务，每天都监督他们，在共产主义组织的环境中设工人政治委员监督他们，既要制止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同时又要向他们学习。”可见，列宁对待和处理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之间关系的思路和做法既有原则性又具灵活性，既是务实的又是可行的，既强调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又强调利用资本主义文化来发展社会主义文化。
三、文化的性质决定了不能“急躁冒进”
人不仅是一种自然存在物，更是一种社会存在物。人存在的空间与时间既为人的生活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同时也设置了边界和限制。在20世纪初的俄国，这种边界与限制也体现为文化上的贫困与落后。在列宁的领导下，苏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稳步而务实，体现出辩证思维。
列宁认为，要实事求是地承认苏俄文化落后的事实，并对片面强调文化的阶级属性和空喊共产主义的错误主张进行了批评，反对沉湎于“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幻想中。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列宁愈发认识到文化落后所导致的种种制约，多次使用“中世纪式的”“野蛮”“奥勃洛摩夫精神”“糟糕之极”等词汇来形容当时俄国文化的落后状况。这使得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得不“迂回前进”。1919年初，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中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文化，苏维埃政权的困境就在于几乎没有什么文化。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专门通过了“扫除文盲和开展国民识字运动”的决议。1919年12月26日，列宁签署了《在俄罗斯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居民间消除文盲》的法令，规定年龄在8—50岁的全体居民，凡不能读写的必须学习识字，学会用母语或俄语读写。1920年国内战争结束后，俄国还建立了隶属于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全俄扫盲紧急委员会。但列宁深知在文化问题上急不得，更快不得，要注意速度和方式方法。但当时出现了以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主席瓦·波梁斯基为代表的“激进派”,主张以激进的方式发展共产主义文化。对此，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批驳道：“如果目前就企图提前实现将来共产主义充分发展、完全巩固和形成、完全展开和成熟的时候才能实现的东西，这无异于叫四岁的小孩去学高等数学”。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文化虽是一种先进文化，但其宣传和教育要从实际出发，不能当“吹牛家”和“书呆子”,更不能认为它马上就能实现。
列宁十分清楚，改变文化落后的状况不能急躁冒进，在短时间内实现文化上的革命也是不现实的。但在当时，随着苏俄社会主义事业的逐渐展开，人们在各方面都表现出对建设新社会的巨大热情。俄国文化土壤中原本存在的激进主义基因被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而激活，引发了“无产阶级文化”思潮与组织的蓬勃发展。1920年，列宁在与蔡特金的谈话中讲道，新力量的觉醒与发展是很好的，其猛烈速度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激动、狂热的文化心理与行为是错误的。“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应当采取的解救办法是对任何冒进和说大话等等一概不相信。”“急躁冒进”意味着不顾实际地追求速度，“说大话”意味着不顾事实地片面吹嘘。列宁反对无产阶级文化的快速突进，提醒人们要注意速度，呼吁文化发展“最好慢一些”,这不仅是由文化的性质决定的，更是由俄国国情决定的。他进一步说：“有人在争论，这属于无产阶级文化，还是属于资产阶级文化?我不来答复这个问题。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必须首先学习读、写和理解读过的东西，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可见，空谈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文化边界在文化落后的现实面前已无足轻重，无论是民族精神的培育还是个人文化素养的提高，都是漫长的过程，是不可超越的，不能犯“急躁冒进”的毛病。
四、文化水平决定“革命”与“国家调节”的限度
在社会跨越式发展中，新的政治制度是否具有生命力、新的经济方略是否具有鲜活力，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文明程度，后者决定着政治经济变革的限度和范围。社会主义实践从俄国开启，自其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双重制约。但是，政治革命一旦成功，时常会出现巨大的历史惯性，人们往往忽略边界而追求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历史经验表明，盲目追求跨越式发展的结果通常不尽人意。
革命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如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等。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政治革命的核心问题是政治权力的变更。但是，革命绝不是没有限度的，更不是没有边界的。列宁明确说道：“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作用，忘记了恰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这里，“危险”“夸大”“恰当”“有效”“限度”和“条件”都是辩证思维的体现。在列宁看来，真正的革命者不会在任何时候都把革命奉为金科玉律，而是会冷静地思考时机、前提、场域等要素，这些要素决定着是革命还是改良，那种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活动领域都要用革命的方式来完成一切任务的想法注定会失败。列宁认为，能否恰到好处地运用“革命方法”取决于无产阶级及其领导人的文化水平，俄国无产阶级掌握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力量可以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缺少什么?缺少文化，缺少本领”。即是说，文化不能像政治、经济一样在短期内实现飞跃，甚至可以说，文化的性质决定了其不可能一下子实现飞跃。历史发展表明，革命可以在短时间内改变一个国家的制度，但是不能在短时间内改变一个民族的传统，在这种变革与稳定之间存在一种边界的张力。
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容许一定资本主义因素的存在，但这种存在是有限度的。对这种限度的调节和掌控既取决于国家政权的力量，又取决于人民的文化水平，后者更具根本性意义。他说：“无产阶级国家在不改变其本质的情况下，可以容许贸易自由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只是在一定限度内，而且要以国家调节(监察、监督、规定形式和规章等等)私营商业和私人资本主义为条件。这种调节能否成功，不仅取决于国家政权，而且更取决于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成熟程度以及文化水平等等。”“不改变其本质”表明，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不能突破的，否则就会走上改旗易帜的道路。“在一定限度内”表明，资本主义元素必须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否则就会面临阵地失守的危险。为此，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深刻认识并正确处理好经济与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它们既各自独立，又紧密关联，在相互依存中共同发展、共同发挥作用，任何一方偏离另一方独自前行都会导致社会“跛足”。因此，在列宁看来，在党和国家可以掌控的范围内，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容许一定资本主义因素的存在，至于这种存在是否会危及党和国家，关键取决于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
列宁关于苏俄如何才能顺利走向社会主义的思考与探索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发展他愈加感觉到，不是政治也不是经济，而是“文化贫困”在更大程度上阻碍着社会主义奋斗目标的实现。因此，在政权基本稳固和新经济政策开启后，以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为转折点，列宁开始关注文化问题。他在大会上提出：“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我们有足够的、绰绰有余的政治权力，我们还拥有足够的经济手段，但是，被推举出来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却没有足够的本领去直接进行管理，确定范围，划定界限……这里所需要的只是本领，但我们缺乏这种本领。”事实上，列宁主张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有明确的目的，即在政权稳定的前提下更好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但是，资本主义的存在是否会威胁社会主义政权?在他看来，只要执政党和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提高了，就会创造出“无产阶级国家中的国家资本主义无法越出也不敢越出无产阶级为之规定的范围和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条件”。这里，“限制”“范围”“界限”等均体现了辩证思维。
五、现实启示
列宁面对俄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的文化困扰，注重用辩证思维寻找答案。这种思维体现为既尊重文化的本质属性，又坚守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既强调文化事业的重要性，又要求遵循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列宁逝世后，苏联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辩证思维的运用，走上了“非社即资”的发展之路。基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可以得出，深刻认识和灵活掌握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中的辩证思维，可为顺利推进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提供启示。
第一，处理好党的领导与文化多元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
文化的发展方向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的一面旗帜。列宁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首次将文化的方向性和阶级性提升到党性的高度，强调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必须要坚持党的领导，它与多元文化创作之间并不矛盾，相反，还会促进多元文化的良性发展，关键在于处理好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有人不能彻底理解当代中国坚持党的领导的理论逻辑、历史与实践依据，对在文化领域坚持党的领导存在一定误解。对此，习近平在2014年10月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文艺的根本宗旨也是为人民创作。把握了这个立足点，党和文艺的关系就能得到正确处理，就能准确把握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政治立场和创作自由的关系”。这一观点与列宁的思想具有一致性，都认为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与支持文化多元发展之间并不矛盾。坚持党的领导有助于把握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支持文化多元发展有助于发挥文化工的创作个性和积极性。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并不意味着要求文化上铁板一块、一成不变、整齐划一，而是强调不同文化形态在方向上的一致性、思想上的共同性。正确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之路应该是，在科学文化观的指导下，利用人类一切优秀成果，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通过文化创新和文化优化，构建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的新文化体系。
第二，处理好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之间的辩证关系。
新社会制度的建立为新文化开辟了道路，激发了人们创造新文化的热情，但仅仅拥有文化建设热情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能够理性认识文化现实、科学把握文化发展规律，否则就会导致思想上的混乱、行动上的盲目。落后国家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急切地想通过文化创新来改变旧的文化形态，但是创新不能没有边界，更不能搞文化虚无。当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出现明显鸿沟时，人们常采用二分法看待原本紧密关联的文化，或盛赞现代文化，或讴歌传统文化。对此，习近平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二者的辩证关系在于，“不忘本来”不能搞文化复古主义，“开辟未来”不能搞文化激进主义，越界的文化心态和行为都是不合时宜的。中国在从文化大国迈向文化强国的征程中，要在革故鼎新中实现文化边界的调适，寻求建立一套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文化价值系统。
第三，处理好文化发展与社会整体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
列宁在领导苏俄社会主义建设中，正确把握了政治革命、经济建设与文化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在进一步维护社会主义政权和党的执政地位基础上，实施了新经济政策，并提出“文化革命”的目标，将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整体，促进其各个方面的共同发展；同时强调文化建设的特殊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一个整体性的奋斗目标，需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的建设，但各个领域因其性质有别又不能采取统一的方法。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角度回答了为何要实现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体现出整体性思维。他还提出：“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阵地”“区分”都是边界性的话语，体现出辩证思维。事实上，社会结构是一个立体的复杂整体，每一个领域都有各自的运行规则，正是这些不同规则确立了各自的边界，但它们相互之间的重合也是存在的。因此，二者的辩证关系在于，既要认识到部分之间因整体结构的需要而存在的内在关联，又要明晰部分之间因属性不同而存在的边界区分。
:刘旺旺、代依晴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3年第05期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