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对“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发起者、安那其主义者和人类学家大卫·葛雷博所著《狗屁工作》（Bullshit Work）一书的书评
反对“卷”或者“内耗”——一种无意义的忙碌——的声音似乎越来越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实际上也体现出：人们正被越来越多无意义的工作所包围，工作不再能产生价值、工作甚至不再能称之为劳动，而这样无意义的工作似乎又往往来自有意为之的安排…这些工作并非为了社会的发展或个体的幸福，而是为了维护现有体系的运转。这种无意义的工作不仅使个体失去了对工作的热情和动力，也使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受到了严重限制。于是便有了葛雷博氏所定义的【Bullshit Work】：“狗屁工作是一份毫无意义且往往有害的定期领薪水的职业，其无意义或有害程度是如此之高，乃至从事这份职业的人都无法为其找出合适的存在理由。虽然要从事这份工作有一个条件，即从事者不得不假装这份工作的存在是完全合理的。”
通过归类和提取我们可以了解狗屁工作的诸多表现及如何应对，但更为重要的是——清楚他们从何而来：这些工作并不是因为社会需要或个人兴趣而存在，而是因为制度、官僚体系或组织结构的需要而被创造出来的。在这种工作中，劳动者与自身的劳动产出失去了联系，他们的工作既无法满足个体的创造性和自我实现，也无法为社会创造真正的价值，它使得人们在工作中感到无趣、沮丧，甚至导致心理健康问题。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劳动过程和其他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被剥离和异化；而狗屁工作无疑便是一种异化劳动的体现。很显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异化现象确实源自于整个体系的组织方式。而在传统的认识里，资本主义的核心原则既然是追逐利益，那么其生产方式无疑应该要满足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使得各生产要素实现其内在体系内尽可能最大的劳动产出，然后被1%的占有生产资料的寄生虫、吸血鬼、或者其他什么恶毒称呼的臃肿肥胖的资本家占有，再拿去进行更多的生产——循环往复的进行着剩余价值的剥削，仿佛陷入了钱只是为了生钱的不知所谓循环——于是会发现：我们对劳动异化的讨论也不自觉的局限在了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所异化中，似乎难以解释这些降低效率的、看起来甚至不产生可供剥削的剩余价值的狗屁工作竟为什么会被资本主义体系所创造出来。
1930年，约翰·凯恩斯预言，到20世纪末，科技水平将足够进步，以至在英美等国家，人们每周的工作时长会缩短至15小时。当时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凯恩斯的这个预言。就技术而言，我们完全能够实现它，然而恰恰相反的是：一项项技术集结起来，变着法儿地使我们所有人更忙碌。无疑，暴力不仅仅是显而易见的身体伤害，也包括更为隐蔽、更为普遍的社会和心理层面的压迫，而狗屁工作便是资本主义为了维系其统治秩序而产生的一种暴力。这种暴力就像一条无形的锁链，把人们禁锢在繁忙的工作中，无法摆脱。技术的进步原本应该是为了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减轻人们的劳动负担，但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它被扭曲为一种控制手段。这种暴力剥夺了人们的时间和精力，让他们无法从繁重的工作中解脱出来。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决定了生产过程的组织和控制。劳动者被迫接受资本家的指令，他们的工作过程和产品被剥离，成为商品化的一部分。这就导致了劳动者对自己劳动的疏离感，因为他们无法决定工作的目标和意义。这种暴力的根源仍然来自资本主义的本质，即追求无限制的利润。在这种体系下，劳动力被视为可替代的资源，劳动者被剥夺了对自身劳动的掌控权。这一切目的在于维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稳定。
狗屁工作实际上是一种符号性的暴力。它通过无意义、机械的工作任务，剥夺了个体的自主性和主体性。这种剥夺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更是心灵上的，使得劳动者内心感到被羞辱、被边缘化。这种符号性暴力产生了更深层次的压迫感，让人们渐渐失去了对抗的动力，认为这种状态是无法改变的常态。“多亏了”狗屁工作，劳动者被迫在繁忙而无意义的工作中度过大部分时间，而他们的劳动成果却被剥夺，它将劳动者从生产过程中排除，使他们成为被支配和操纵的对象，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不断扩大市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劳动者被迫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以满足不断增长的生产需求。于是人们便迷失在繁重的工作中，逐渐开始认为自己毫无意义的工作是社会本该就像这样。他们或许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不清楚自己正在和将要做什么，但他们从来不敢也不会想到要将其点破——尽管事实上不对，但也是向来如此——或许这本身就是一种“正确”。
另一方面，狗屁工作的存在也是一种系统性的暴力。事实上，狗屁工作所导致的影响远比将被剥削的劳动者置于低工资、高压力的工作环境下、使得劳动者陷入生存的困境和让狗屁工在贫富分化中被置于不得翻身的赤贫者来得更为恶劣。倘若真是这样，一无所有的赤贫者恐怕也轻易地可以举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旗帜，将其矛头明确指向造成一切不公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了。然而从事狗屁工作的人，如企业法务、人力资源专家等，往往比从事那些必不可少的实际工作的人拥有更高的薪水与社会地位，或许在物质上本可以过着足够富足的生活，而不愿意失去现有所得的想法同样像另一条黄金的枷锁一样，将从事狗屁工作的“中等以上”阶层的人们与这套荒诞低效的体制牢牢地拴在一起，使他们成为了如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并不无辜的构成者。于是乎，这种制度性的暴力使得人们被迫接受不公正的待遇，成为整个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法轻易逃脱。
于是我们便会迎来看似是最后的问题：怎么办？毕竟只坐在电脑桌前解构狗屁工作并不会对情况有直接地改变——正如辩证法不能胸口碎大石一样——于是看似我们便很容易得出一些容易实践的、改良式的方案：加强工会组织，争取劳工权益；推动政府制定更为公正的劳工法律法规，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倡导企业实行更为人性化的管理制度，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和福利待遇…
对吗？
显然不是：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狗屁工作的这种暴力是一种更为隐蔽、更为普遍的社会和心理层面的压迫，许多时候这种暴力只有遭受者自身才能感受到，却很难清楚地将他表达出来（比如书中那个博物馆保安的例子——什么也不用干却能收入不菲，听起来似乎太幸福了，可那份工作的问题正在于此——你什么也不用干，却也什么都干不了），又或有更甚者，让这种暴力的遭受者在外人看来反而还是幸福的（比如那个无所事事的历史研究生，他以高级顾问的身份得到一份管理和维修根本没有人使用的公司平台系统的工作，可以长期旷工、从公司申请经费享乐、员工对他尊重有加，简直是理想的工作，不是吗？可他一样在遭受着难以言表的暴力）于是要解决这种暴力，我们便要诉诸它的根源——狗屁工作的暴力就好像一个薛定谔的盒子，放在黑暗中布满灰尘，有人根本看不到它，有人发现了它却只是在触摸盒子外的积灰，而我们要做的便是打开盒子。在葛雷博氏最初撰写的狗屁工作文章中，他曾对一个问题作出过相当有趣的回答：我们的社会似乎对才华横溢的诗人、音乐家没什么需求，而对专攻公司法的专业人士有着无穷无尽的需求，这说明了什么？葛雷博氏否定了问题本身的意义；“倘若世界上大部分可支配的财富掌握在1%的人手中，那么我们所说的“市场”反映的不过是这1%的人的喜好，而不是其他人的需求。”实际上狗屁工作对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对于狗屁工作所进行的一切论述，不过是为了向人们展示，问题的一切根源便是来自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唯有脱离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逻辑，我们才有可能找到所谓应对其诸多弊病的方法。在书的最后，葛雷博氏作为安那其主义者提出了他的见解：全民基本收入方案：工作不再只是解决生计问题，它将彻底和生活的手段脱钩。正如在本书前文可见，“不管人们从事何种工作，都支付其同样的报酬”。表面上来看，全民基本收入似乎是对国家权力的一次大型扩张，因为我们会假设这笔钱的制造和分发会由政府或者某种类似央行这样的半国家机构实施，但事实恰恰相反。大量的政府部门，而且正是那些最具侵入性、最可憎的政府部门，在实施全民基本收入后，将立刻成为多余的机构，并面临关门。葛雷博氏的见解能否在当下的生产力中实施我不敢肯定，但无疑在逻辑上它同样做到了脱离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后仍然自洽。毕竟，想要改变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总和的统治阶级生产方式，除了更多更先进的技术外还有其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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