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不承认改革开放是一场类似于新经济政策的退却，那么谁在声称攻击改革开放是一场资本主义复辟。毛主席讲盖棺论定，改革开放还没盖棺，就论不了改革开放是类似新经济政策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暂时的退却；还是资产阶级复辟。有相当多极左的声音，说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点，在中国目前的阶级斗争尚未尘埃落定之前，在没有到来第二次无产阶级专政或者资产阶级全面上台之前，都不可能得出改革开放就是什么样的结论的。
李陀老师表达了一个有趣的观点：以80年代启动的改革和列宁当年的新经济政策的关系而论，中国明显是列宁思想的继承者。随后又补充说：中国的改革和当年列宁的做法有很大区别，到这，似乎李陀老师打了一个太极，好像是在说改革与新经济政策只是形似而不是神似，但是李陀老师又谈到：
比较一下列宁和毛泽东，他们的革命在道路、方针、方法、策略上明显有很多不同，正是这些不同，历史地形成了中国革命复杂性的有机成分，同时也是当代中国改革复杂性的有机成分。
李陀老师为什么要提到列宁和毛泽东呢，其实还是要论证：虽然新经济政策和改革开放不尽相同，但是列宁和毛泽东同样也不尽相同。用列毛的关系，类比新经济政策和改革开放的关系，这一类比是否正确呢？
新经济政策是经过列宁导师深思熟虑，经过了列宁如履薄冰的斟酌；但是国内的经济改革却没有毛泽东的参与。同样，苏俄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同时，为了防范可能的资产阶级复辟，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更进一步的；但是国内的经济改革，却没有相应的无产阶级专政加强的过程。此外，就客观条件而言，苏俄新经济政策是战争对工业的严重破坏和粮食歉收后发生的；而国内经济的改革却是在多年和平，粮食生产和工业有长足发展的条件下开始的。
在革命的成果上，相比列宁，毛泽东额外多取得了一个成就，就是赢得了中华民族乃至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解放。此外，列毛领导的成果均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两人都领导建立了无产阶级国家，都完成了对国内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彻底剥夺，都战胜了试图染指国内政治的帝国主义，并且追出国门，将来犯的帝国主义痛打一顿——主要是苏联的对德战争和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
但是在斗争的方法，策略，路线上，两人存在很多不同之处，列宁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最初的领袖，而毛泽东却是中国共产党历经多年探索才开始领导中国革命的。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是典型的城市革命，而毛泽东则领导了一场农村革命。列宁领导的革命是首先夺取了全国政权，然后镇压反革命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而毛泽东则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通过多年革命战争继而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化道路。
中国写意绘画，讲究形散而神不散，在形上，列毛二人所采用的实践不尽相同，但是在神上，列毛二人有相似的理论基础：都依靠工农联盟，都坚持工人阶级领导，都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因此“神”是一致的，可以说，列毛领导的革命活动，是神似而形不似的。
假如要从形与神的角度思考新经济政策和改革开放之间的异同，就要发现，尽管策略上都是一定程度的恢复雇佣劳动，引进资本，允许积累和发展农村小生产，也就是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和小生产，从其阶级关系和社会主要生产关系的变动中，我们很难说二者有类似的轨迹。单从时间上，新经济政策仅实行七年，而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超过40年，这就很难说二者有相同的“神”。
从最近的油罐车事件来看，各路媒体争相抨击国营企业中储粮，反而下架油罐车轨迹查询功能，对私有食用油企业和私人运输公司避而不谈来看，这与新经济政策中联合国家资本主义反对小生产和私人资本主义的核心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因此，李陀老师把新经济政策和改革开放的联系，类比成列宁和毛泽东的关系的谈论，是本末倒置的。前两者的关系是形似而神不似，后两者的关系则是神似而形不似。
成就新经济政策的不是新经济政策本身，该政策本身无非是一场鼓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政策。成就新经济政策的是新经济政策的及时结束，正是无产阶级在通过新经济政策适度发展经济后，又能及时恢复无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全面专政。我们还是要强调，新经济政策绝非一次社会主义实验，只有新经济政策和布党为了维护无产阶级专政做出的努力，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合在一起，才是一次社会主义实验。只进行新经济政策，不维护无产阶级专政，不在恢复生产的目的达成后及时废止新经济政策，或者把新经济政策孤立出来，忽视作为一个整体的苏俄经济探索的过程，而只说新经济政策是社会主义实验，那是主观主义、唯心主义得出的结论。
中国目前是世界上第一大工业国，中国有最庞大的工人阶级，但是中国遭受到的来自西方帝国主义的压力同样史无前例的庞大，改革究竟是资产阶级复辟的契机，还是另一次社会主义实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在现在说不清楚，也不可能说清楚。改革还未尘埃落定，李陀老师就急躁的要把改革当成是一次社会主义实验，恐怕不妥。
改革要像新经济政策一样，最终能服务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最终能服务于无产阶级专政，那就需要中国人民继续努力，中国的经济改革不是完成式，所以不能盖棺定论。对于反对改革的人是这样，对于李陀老师这类所要及早定性的人也是这样。
李陀老师举了许多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吃亏也要办大事的例子，是想要说明改革开放发展的是社会主义经济，正如他想要论证新经济政策是社会主义实验一样：想要把一段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恢复雇佣劳动和小生产的阶段说成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是这是不足够的，李陀老师论证中国的基建，例如“八纵八横”和贵州的桥，是一些社会主义经济的证明，从西方经济学角度来看，这些建设虽然不符合私人资本主义逐利的本质，但在国家资本主义的体系下是完全说得过去的。西方讲宏观经济学，就是政府要主导投资，修桥和八纵八横，仍然可以用凯恩斯主义下的政府投资理论来解释。
李陀老师文曰：如果用资本的眼睛看，出于什么样的理由，一个规模巨大的投资，会去做这种长期得不到回报，甚至最后可能打水漂的事呢？当然不会，因为这压根儿就违反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如果没有了利润的追求，资本的回报率可以忽略，那么所谓市场主体、所谓市场必需的自由竞争，有什么理由存在？此处李陀老师缺乏对政治经济学原理最基本的了解，虽然私人资本对这些吃力不讨好的买卖不感兴趣，但却是国家资本、国家投资所擅长的领域。所以中国的基建建设并不是没有资本的参与，只能说是并没有广泛的私人资本的参与，但是却是国家资本主导的。
国家资本的一大特征，就是其受市场机制调节，虽然所受影响程度比私人资本小。这些年基建降温，土木工程变为冷门专业，还是印证了中国的基建仍然受市场机制影响这一点。
如果要说某些经济成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那就不能首先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那就是要废除其中的雇佣劳动关系。在中国的各项基建工程中，雇佣劳动关系仍然非常普遍，用雇佣劳动的事例，来论证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这是毫不相干的。
李陀老师引用的几个例子，实际上是说明了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强大，反而论证了中国从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日益成熟。
改革开放政策越是要结束，改革开放本身就越是成功。正如新经济政策的结束证明了新经济政策是一次成功的探索一般，从改革开放转向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也一定是证明改革开放是成功的探索。这里所提到的成功，不仅是经济上改革的探索达成了预期的经济成就，更是说明劳动人民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下保卫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果实，新经济政策被认为是成功的——这以无产阶级专政的稳固为前提。
在李陀老师文的十三、十四节中，李陀老师举了大量的例子，仅仅论证了中国当下的经济并不是私人资本主义性质的。从这一点看，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联盟依然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医院、石油、运输等仍然掌握在国家手中。认为中国已经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正确。
中国的当下的经济，不仅不能说是私人资本主义的，还只有很少的部分是社会主义的，而是主要介于二者之间的，并且尚处在复杂的斗争中。
我们回看李陀老师在第十三节末尾所说的：可以肯定，这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未来发展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想想看，这一切难道不都是现代历史中一个空前的大实验吗？
这个大实验的结果如何？我想就不用多说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经给出了答案。
回到我们的议题，现在中国的改革，可以说还是处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的。继续坚持为人民服务，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那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那么改革本身，连带无产阶级在这一历史时刻发挥的全部历史作用，便能统称为一次社会主义实验。如果看不到社会主义实验和无产阶级领导的休戚相关的命运，单独的把改革当成是社会主义实验，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和部分的辨证认识的。
要是改革已经彻底按照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道路走了，那就不是实验，而是复辟，这一点是所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共识。
区分复辟和实验的方式，在于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恢复是否是处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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