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我们在什么时候失去了梁生宝

我们在什么时候失去了梁生宝

文/韩毓海

　　·编者按·
　　给弱小者以力量使其前行，这是重读《创业史》新的收获。
　　因为无所畏惧，弱者在心理上比强者更开放，因为在抗争中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丧失。
　　梁生宝的艰苦“创业”，显示了鸡毛上天的可能。面对梁生宝，我们所要做的不是对他们的指责，而是为他们的前行尽绵薄之力。

　　1951年5月，《中国青年报》创办者之一，编委、副刊主编刘蕴华(柳青)突然离开了首都北京，自己带着简单的行李，踏着最后一场潇潇春雨中的泥泞路，来到陕西长安的皇甫乡安家落户，直到1967年被强行“赶走”，这位曾经的“团中央高级干部”在镐河畔神禾原上的古庙里，像一个农民一样住了14年。
　　著名的“梁生宝买稻种”的故事其实就来自柳青本人。1956年，柳青用自己的稿费和积蓄换来了日本良种稻———矮秆粳稻，在小范围种植试验成功之后，第二年秋天，王家斌(梁生宝的原型)胜利合作社的1千多亩水稻获得了平均亩产710斤的大丰收，创造了陕西地区历史上最高的粮食生产纪录。
　　1960年，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前的一个月，柳青就将所有的稿费一万六千零六十五元，捐给胜利人民公社，作为公社的工业基建费用，公社用这笔“巨款”修了一座农业机械厂，后来又建了王曲卫生院。为给村里拉电线，柳青更预支了小说第二部的部分稿费(《创业史》原计划写四部)，于是柳青的后半生几乎就是在债务中渡过的，像一切苦行者一样，这个当代中国“发行量”最高的作家之一去世时很可能一贫如洗，他盛年而逝，并不长寿，终年62岁。
　　2006年，孟加拉国银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因为长期从事反贫困事业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其获奖理由不过是：他长期向穷人提供每笔20美元的小额贷款，只是不要利息和抵押而已，像尤努斯博士一样，柳青的事业更属于千千万万人，而且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他所作所为比尤努斯更为彻底。

　　1.时间开始了，时间改变了
　　以现代时间观念来叙述中国农村，乃是几千年来的第一次，在这个意义上，《创业史》是中国第一部成功的关于“时间”的长篇小说。
　　　　　　
　　作为影响巨大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的创新和成就首先在于：它将“现代时间观念”纳入到小说叙事，并将之运用于叙述中国农村。今天看来，这部以中国农村、乡土为内容的小说，在叙述方式上恰恰是非常现代、乃至非常“西洋化”的。以这样的时间观念来叙述中国农村，乃是几千年来的第一次，在这个意义上，《创业史》是中国第一部成功的关于“时间”的长篇小说。
　　所谓“现代时间观”，意味着从“当下”的角度去叙述历史和预言未来，从而将时间纳入一个以“当下”为核心的结构中。现代社会的组织方式和现代生产方式本身，极大地促进了这种“现代时间观”的确立。“让时间督促我们工作”，或“让历史告诉未来”这其中包含着合理地利用而不是浪费时间，以为“未来造福”的工商业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成为构筑工业革命之后的现代世界的支柱。
　　《创业史》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8)而诞生，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和农村合作化，对于中国传统生产方式和中国传统社会的全面改造的标志，这种“全面改造”不仅仅意味着“时间开始了”，而且更意味着“时间改变了”。全面改造，当然包括对于中国人的时间观的改造，也包括了“勤俭创业”、“劳动光荣”的崭新伦理的确立。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国农村和农民祖祖辈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时间观念被彻底打破了，农民和农村被组织进现代工业化的时间体系中：“工分”完成了农村劳动力的货币化，土地在集体化的基础上被重新配置，在农林牧副渔的现代农业的意义上，劳动的合理分工得以完成。而《创业史》恰恰由于深刻地抓住、或者表现了这一根本性的变革，才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标志性的作品。
　　如同小说描写的：千百年来在“春闲天”里无所事事的农民和农村，如今一派忙碌景象，在潇潇春雨的田野上，到处都是梁生宝互助组那种进终南山背板、拉扫帚搞副业的汉子，农民们第一次热衷于“科学”种田(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通过技术来掌握季节和天气的无常变化)，而“物资交流大会”在暮色苍茫中还没有散场，富裕中农郭世富在这个人声鼎沸的“市场”上与“国家”相遇而在过去，柳青写到：“从旧历开头的整个正、二、三月漫长的春天，当农业生产还没有高度组织起来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田地里的活路”，农民只能靠赌博、喝酒和“下雨天打孩子”打发时光。
　　其实，《创业史》每一次优美而抒情的景物描写，也都可以看作这种“人勤春早”的工作时间观的申诉，毫无疑问，《创业史》虽然写的是农村，但此农村已非彼农村，《创业史》描写的农村已经是处于大规模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被组织起来的“现代新农村”。

　　2.“宝娃”与“阿甘”
　　没有了思想负担，就具备了常人所没有的自信与从容，这就是解放思想，其实也就是鸡毛可以上天的第一步。
　　
　　《创业史》的主人公梁生宝小名叫“宝娃”，汉语中的所谓“宝”有两个意思：一个宝贝，另一个则是“活宝”(即类似于“傻瓜”)。
　　梁生宝其实正是这样一个双面体：他是千百万中国新农民和新农村的代言人，同时，他性格中也有“傻瓜”或者“活宝”的一面。对于已经不熟悉1950年代中国历史的当下年青读者来说，《创业史》的故事，其实最类似于广有影响的美国作品《阿甘正传》(Forrest　Gump)，“宝娃”与“阿甘”的故事，其实属于同一类型的现代小说叙事(“小上帝”或“小天使”叙事)，这都是“鸡毛可以上天”、弱者和小人物办大事的故事，这两部作品也都是通过一个小人物，来写了一个时代，而这个时代就是所谓“现代”。
　　如果用最简单的词来解释什么是“现代性”，那么我们可以说，所谓现代性也就是“可能性”(possibility)。今天的人们，其实可以在“市场”这个隐喻中得到对现代性的最现实的理解，市场意味着风险，意味着没有保险和最终承诺，在这个意义上，市场其实也就是“可能性”、或者仅仅是“对可能性的承诺”。在市场中，任何人的命运都是相对的———即他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和沉沦。
　　1500年以来的欧洲，现代性是伴随着迷漫全社会的精神和信仰危机、伴随着宗教改革运动而确立的，从宗教改革运动、特别是新兴的政治经济学中汲取了灵感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把上帝和命运的青睐加之于强者，这样一来，上帝“看不见的手”也就只为强者(有权力和财富者)掷骰子，这意味着在“生存竞争”中强者一定会胜出，强者甚至就是上帝的化身。
　　但是，与这种强者的神话相对立，马基亚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则提出了完全相反的假说。他认为，正因为贫穷和受苦，现实中的弱者和穷人身上才充满了自我更新和改变世界的不息的渴望和能量(ability　to　renewbeing)，而相对来说，强者和富人则倾向于维护现状。正因为穷人和弱者命定的热衷于自我更新和改变现状，所以“弱者和穷人”比“强者和富人”就更容易倾向于创新和试验，弱者比强者在心理上更“开放”。
　　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基亚维利会认为：在宗教改革之后的世界上，如同上帝一样真正具有预言能力的恰恰是穷人和弱者，这不但因为贫穷是一种现状，而且更因为贫穷意味着“改变现状的可能性”。贫穷不但是世界本身，而且贫穷也是“世界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路德和加尔文的上帝，其实就是一个穷人和弱者的上帝，甚至可以说：穷人就是“上帝在人间”。
　　也正是基于马基亚维利对现代性的理解，现代小说中源远流长的“小人物”或者“小上帝”叙事传统得以形成：这意味着这样一种小说模式———上帝化装来到“现代世界”，他扮演的其实是一个弱者和小人物，他以魔法和神奇和向我们昭示的“神迹”，也就是“鸡毛上天”和小人物改天换地、做大事业的“可能性”。
　　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这个“鸡毛上天”的意象更是别有深意：1955年9月－12月，毛泽东亲自编辑了长达95万字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资料集，并为每一篇资料加了按语。在一篇题为《谁说鸡毛不能上天》的文章前面，毛泽东这样写到：“富裕中农说：‘穷光蛋想办合作社哩，没有见过鸡毛能上天。’鸡毛居然上天去了，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不能上天’这个古代的真理，在社会主义时代，它已经不是真理了。”而《创业史》和梁生宝，就是产生在这个“鸡毛可能上天”的时代。
　　但是，这个“新的世界又是怎样出世的”呢？Antonio　Negri睿智地写到：“现代性是在拉伯雷的笑声中降临，带着穷人饥饿的肚子至上的现实主义。”正如《创业史》第一章的开头，富裕中农郭世富的新瓦房在人们羡慕的目光中平地而起，而梁生宝老弱病残、饥肠辘辘的8户互助组，却在一片嘲笑中登台，接下来，宝娃这个阿甘式的人物，也正是在一片笑声中，如落汤鸡一样从潇潇春雨中向我们走来，头上顶着块麻袋片，身上扛着亩产710斤的新稻种。而在小说结尾，当富裕中农郭世富老汉在粮食自由市场上数着卖高价换来的几十块钱，以“龟兔赛跑”的预言嘲笑“宝娃这个宝货”的时候，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浑身都是麻袋片，如丐帮领袖的梁生宝，此时正和老弱病残钻在终南山扎扫帚———而他从合作社里领到的预付款就是750块“崭新的人民票”！
　　乌龟竟然爬过了兔子，而鸡毛就是在这样一片哄笑声中上天去了。
　　没有了思想负担，这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其实也就是鸡毛可以上天的第一步。既然“没有丢人不丢人的问题”，也就具备了常人所没有的自信与从容，既然智商比别人短半截，因而笨鸟就必须先飞，当阿甘为逃命被迫跌跌撞撞跑起来的时候，种地搞不过富裕中农的宝娃，也被迫去搞新稻种、去扎笤帚搞副业。于是，在上世纪的50年代，太平洋两岸的这两个傻小子，被自身条件所逼迫，就这样不约而同，从摇摇晃晃、步履蹒跚，到健步如飞，如风如电，在漫天风雨中他们跌倒爬起，终于给我们留下了奔跑不止的“现代英雄”形象。
　　我想，这也许就是《创业史》中的宝娃与那个既得利益者郭振山的根本区别。既然宝娃本来就是大家嘲笑的对象，本来就是“喜剧人物”，所以他就没有什么面子问题。而郭振山作为土改中的“轰炸机”，却从来就是威严和权力的象征，结果，他害怕丢失的东西就太多太多，坛坛罐罐，哪一件都舍不得丢手。郭振山的“在党”，那是因为党是权力的象征，郭振山羡慕富农，那是因为人家是财富的榜样，郭振山爱当官，是因为官才是威严和面子的集合。但是，宝娃跟共产党走，是因为党怜贫恤孤，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对宝娃来说不是空洞的信仰，而完全是咕咕叫的肚子的选择。
　　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毛泽东如此感慨地写到：“社会主义是这样一个新事物，它的出生，是要经过同旧事物的严重斗争才能实现的。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在一个时期内，是那样顽固地要走他们的老路。在另一个时期内，这些同样的人又可以改变态度表示赞成新事物”。《创业史》扉页上郑重地引用了这段话，这引用并不是为了跟随政治形势，而是因为恰是这段话表达了对于现代性的最为透辟、根本的理解：现代性是对“新事物”的追求，现代性其实就是“可能性”，正如毛泽东所说：“一定会有两种前途，两种可能性。”
　　这当然意味着，社会主义这个新事物道路艰难，一定会遇到挫折，只有那些不怕挫折，不怕失败，志向远大者，才会绝处逢生。社会主义是穷人的事业，是勇敢无畏的小人物的事业。而在另一些人看来，它却是傻子们关于“鸡毛上天”的幻想。

　　3.《创业史》的另一种可能性　　
　　面对蹒跚前行的“梁生宝”，我们应该为他们的重生欢呼呐喊，汇入他们之中，为争取“鸡毛上天”的可能性去尽一把绵薄之力。
　　
　　打开1960年第一版《创业史》，映入眼帘的首先是三个字：“创业难。”———柳青的感慨，当然也是属于每个中国人的感慨。
　　1982年，柳青的三个子女来到皇甫村，睹物思情，他们流下了热泪。在柳青的骨灰面前撒下热泪的，本应该是所有高尚的人，而不仅仅是他的子女。然而，真实历史和人事变迁，却远比房倒屋塌、物是人非要来得更加残酷，以至于作为后之来者的我们今天重读《创业史》，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正如今天重新面对柳青，我们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远隔滚滚红尘，对于这部今天的年青人也许会感到非常陌生的杰作，我们甚至不得不从一个看来最惊心动魄、最让人挥之不去的部分开始我们的重读。
　　在长达505页的《创业史》第一部的中间部分(257－258页)，精心安排了一场历史预言般的转折式对话，见惯了世事变迁的梁三老汉固执、突兀地追问生宝的“贴心人”卢明昌书记的一个问题：如果进终南山砍竹子、搞副业出了事故，你们是否会追究梁生宝的责任？如果互助组、合作社没有办成，或者办起来之后最终还是顶不住压力，散掉了，那么梁生宝作为领头人，是不是要进班房(“承担刑事责任”)？当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受挫或者垮台，梁生宝是否会成为替罪的羔羊？
　　正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去看，半个多世纪前小说里的这段“关于梁生宝未来命运”的对话或者“打赌”，读来竟是如此令人惊讶不已：“唉！”老汉叹口气，说，“人，只能往吉庆处思量嘛！万一出了啥岔子，实在受不了。是他领的头嘛，他坐班房，我们家里人难受……”
　　卢明昌忍不住大笑，“看你说的啥？生宝为啥坐班房？出了事情，也是俺共产党的事情，怎么能叫生宝一个人坐班房呢？你不是说我们全姓共吗？”
　　梁三老汉放下了心中的负担，笑了。他站起来，说：“是这，我回呀！要是有三长两短，你们党里头高抬贵手。”
　　卢书记忍住笑，把老汉送出大门洞，搀着他下高台阶，说：“你只管放心！啥事想不通，你寻我来，咱叔侄俩谈叙！”
　　然而，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在梁三老汉农民式的“远见”和卢书记的“只管放心”的“包票”之间，似乎给出的是一个奇妙而近乎残酷的结论。
　　1997年，皇甫乡农民集体创业的带头人、创造了陕西水稻产量纪录的劳动模范，当年的“梁生宝”———王家斌在孤独中去世，由于如今的年青人都已经奔驰在出外打工的道路上，村里剩下的是“389961部队”，据一篇感情真挚、题为《寻找梁生宝》的文章的描述“当时天下着雨，村上没有一个乡亲来送行，棺木是用拖拉机拉到坟地的。蛤蟆滩仍活着的当年一批共同创业者如今只剩下高增福的原型了。”王家斌的命运，读来令人不胜唏嘘。
　　其实，早在1983年5月，一位负责农村改革的领导视察陕西，在一首怀念柳青的诗作中，就发出了“寻找梁生宝”、“柳青魂兮归来”的万千感慨：“下堡凄凉，生宝潦倒，长使故人心折。魂梦难与君会，想忙与村中父老、画长策。总算争得了，庄上晚来春色！风暖稀释秦岭云，魄归应念州月；情无限，意难说！”
　　此后凡11年风风雨雨，当“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再次成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读书》杂志2004年第6期武春生的文章《寻找梁生宝》，又一石激起千层浪，起码使“知识界”的人们重新、再次想起了柳青和《创业史》，想起了王家斌和梁生宝。而对于知识界特别是文学界来说，一个更为切肤的问题或许是：我们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失去了柳青，我们又是在什么意义上与梁生宝擦肩而过的？
　　还是让我们用另外一个“宝娃”的故事继续我们对失去的梁生宝的寻找吧！因为这是一个与柳青的《创业史》相同、但又不同的故事。1929年，另一个中国“宝娃”出生在江阴一个贫农家庭，他的名字叫吴仁宝。14岁时的一场大饥荒，宝娃的父母不得不把他的弟弟卖了，为的是换了几个活命钱。吴仁宝的故事与《创业史》题序中梁生宝完全相同，是上世纪前半叶中国农村数不清的悲惨故事中的一个。而从此后，吴仁宝就铁心跟共产党走，成为当地土改的带头人。1952年，这也就是王家斌互助组成立的那一年，吴仁宝领着华西村全村最穷的13户人家成立了当地第一个“互助合作组”。1953年吴仁宝入党并当上了村长，自1957年华西村成立党支部以来，他就一直担任党支部书记。
　　1950年的华西村，是当地最穷的村子，而如今的华西村，却是中国农村的一个奇迹、一面不倒的红旗。今天的华西是“中国第一村”。
　　像许许多多从中国泥土里涌现出的梁生宝一样，吴仁宝和华西村的故事，给了柳青的《创业史》另外一种结尾的“可能性”，也给了我们另外一种历史的结论，这个结论也许就是吴仁宝这个朴实的农民所说的：“集体主义救华西，社会主义救中国”。
　　探索一条中国农村发展的道路，这是几代中国人的坚定意志与不可动摇的信念。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没有粮食增产和丰收，连吃饭都谈不上，谈何发展；而仅仅依靠种粮食，农民却不可能增收致富，甚至难以脱贫。对于那些主张将粮食生产交给市场的“郭世富的子孙们”来说，他们或许根本不懂得增产不增收，谷贱伤农的道理，他们也可能完全不懂得单纯地依靠变化莫测的“市场”，会给农民带来怎样的灭顶之灾。
　　同样的，对于中国来说，不搞现代化、不搞工业化、不搞市场经济，就不能发展，从根本上说也就没有出路。但是，在现代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如果不保护弱势群体，扶助老弱病残孤，而是听任他们被毫无保障地被抛入工业化、市场化的波涛汹涌中，那么工业化、市场化就不能成功。
　　组织起来，走集体创业、共同富裕的道路，以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工业化的形式去应对城市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挑战，这就是几亿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我们今天难道不需要这样的想象力，难道不是更需要为这样的“可能性”而不懈奋斗下去吗？
　　无论多么幼稚、无论多么不成熟、无论世事艰难、多么难以平衡和容易摔跤，我们的前人，不正是这样步履蹒跚，披荆斩棘，一步步地向我们走来的吗？
　　“一个年青庄稼人，头上顶着一条麻袋，身上披着一条麻袋，一只胳膊抱着麻袋包着的铺盖卷，出现在渭河上游的黄土高岸上了。在雨里带雪的春寒中，他走得满身是汗。因为道路泥滑，他得全身使劲，保持平衡，才不至于跌跤。”
　　“春雨又下起来了，晰晰漓漓地……”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我们的主人公梁生宝，正是这样肩扛稻种在潇潇春雨中向我们走来的。今天，我们是举起双手欢呼他，还是摇唇鼓舌批判他呢？是为他的重生和复活摇旗呐喊，还是为他的“死亡”感伤怀旧、乃至兴高采烈呢？是站在他们头上指手画脚，说什么农民素质差，人口数量多，中国农村乃至中国根本无办法，还是汇入他们之中去，为争取“鸡毛上天”的可能性去尽一把绵薄之力呢？
　　而这就是摆在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面前的课题，这也就是我们重读《创业史》的当下意义所在。

　　(系学者、作家。曾任普林斯顿大学和九州大学访问研究员，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特任教授。)

附：寻找梁生宝

 武春生

《读书》2004年第06期

　　去年冬天到西安，特意到长安县的皇甫村小住了几天。“关中自古帝王都”，八百里秦川，能傍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名踪胜迹可谓是不胜枚举。皇甫村和它们不搭界，吸引我到这里来的，主要是小村庄漫长的岁月里和陕西著名作家柳青纠缠在一起的那一段历史。一九五三年，柳青舍弃西安城里繁华舒适的生活，拖家带口到这里，在农民中一住就是十四年，和农民一起感受着时代的心跳。感谢他，给我们留下一部《创业史》。
　　《创业史》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曾风靡一时，即使是今天读来也魅力不减。建国初，刘少奇曾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重要思想并写进了党的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通过的《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新民主主义”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创立的相当成熟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有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期间在解放区成功的实践，操作起来自然是得心应手。《创业史》第一部所反映的一九五三年春天的蛤蟆滩，正是把此经验推向全国后该村一段短暂的、健康的、向上的“新民主主义”生活。互助组、合作社那时候在广大刚刚解放的新农村是灯塔一样的新生事物，以后的“人民公社”为不少人所诟病，但互助组、合作社似应不在此列。坚持这样说，是因为任老四和他的婆娘，死去的任老三的寡妇和儿子欢喜，还有早先瞎了眼的王老二的儿子栓栓和栓栓媳妇素芳这些最底层的劳苦大众是互助组的基本群众，即使今天让他们单独依靠自己个人的力量富起来也是相当不容易的，让他们单枪匹马一人一户地去和知本家、资本家竞争更是不公正的。遑论当时？
　　隆冬时节，站在皇甫村外几近干涸的镐河也即《创业史》中的汤河滩上南望，可看见小说中多次描述过的终南山山影嵯峨。关中人视为亲娘的八百里秦川山河依旧，不同的是，小说外的世界变了。当年的蛤蟆滩，九十九户农民只有富农姚士杰一家能住上青砖到顶的四合院，其余的庄稼人只能瑟缩在用泥巴垒起的稻草棚里，春天害怕大风揭去棚顶的稻草，秋天又担心淫雨泡倒遮风避雨的土墙，一到青黄不接的春三月还要相互“活跃借贷”。如今，他们当年幻想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社会主义早已变为现实。在当年的蛤蟆滩如今的胜利村青年农民王乃利家里，主人一边在我的本子上留电话号码，一边不无得意地指给我看屋后盖了一半的两层楼房——“明年你再来，就能住到新房里了。”
　　谁还能想到，他们就是《创业史》中那个为一群娃娃嗷嗷待哺而发愁的农民任老四的后代！（王乃利的父亲当年也是从外乡跑到蛤蟆滩的稻地里给人家扛长工的。）和父辈相比，如今的任老四们已经不满足于让娃娃们顿顿有白米饭吃了。王乃利每年得空都要到城里打工，据说，现在每年离开农村到城市淘金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有九千万，蛤蟆滩自然难逃其外。我身后，金潮鼎沸，市场喧嚣，从蛤蟆滩走出去的年轻人身在其中混得还好吗？
　　我赶到皇甫村的时候已经是下午的三点，一路劳顿，还没有吃中午饭，在皇甫村那个多次出现在柳青笔下的大十子街上想找一家饭店填一填肚子。先进了两家饭馆，但一进门主人的邋遢以及环境的卫生状况就让我望而却步又退了出来，寻到第三家，一个六十岁上下的老汉闻声出来招呼我，他那一身干净的衣褂以及不俗的谈吐先给我一个好感。在我点了两个菜要了一壶酒犒劳自己期间他一直手脚不闲，小饭店被他整治得窗明几净，水清灶白。
　　我趁他忙完也端了碗到我邻桌吃饭的时候和他闲聊起来，凭感觉，我对他这一生的经历心里大概已经有了一个自信不会错的估摸，一问，他果然是五十年代的初中生，而他家以前的成分也果然高。
　　“我们家以前是做生意的，临解放时，买了一点地，成了地主了。像那样游手好闲，能富起来吗？”
　　他指的是此时窗外大十子街上一群站着无所事事的村人。这又一次印证了我以前的一个发现：改革开放后，在底层，率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中以前家庭出身不好者占据了一个很大的比例，而已经被“大锅饭”养惯了的贫下中农似乎特别不习惯“竞争”、“双赢”、“自己救自己”这些市场经济生存必备的素质。
　　但，五十年前的任老四们在梁生宝的带领下可绝不是如此游手好闲。和他谈着话，《创业史》中那一幕幕蛤蟆滩贫雇农为了改变落后穷困面貌脚踏实地苦干的场面不时浮现在我眼前。有时候我想，建国初，我们党要是真能够按照刘少奇同志主张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走下去该有多好啊，新民主主义社会给共和国每一个公民都提供自由驰骋的天地，共和国允许姚士杰、郭世富们只顾自己率先富起来，而共产党则把屁股坚决坐在弱者一边，组织任老四这样的穷人走共同富裕，来一场竞赛！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谁有本事谁就显，出水再看两腿泥！
　　开场的锣鼓，自然是《创业史》第一部里最重要的情节——梁生宝买稻种。从第一章主人公悄然离开蛤蟆滩起，到后来互助组在梁生宝带领下倾巢出动结伙到终南山割竹子扎扫帚以及育秧止，《创业史》第一部几乎所有情节都是围绕着买稻种这件事展开的。梁生宝买稻种是个什么概念？是发展生产！庄稼人，尽管他们中有先进有落后有聪明有愚笨有诚实有奸诈有勤奋有懒惰十个指头伸出来不一般齐，但愿意多打粮食、愿意增加收入是他们的共同点。“百日黄”在蛤蟆滩的庄稼人中间引起了多么广泛的兴趣，在一片“我要二升”“给我分上二升行吗？”“咱一升就行”的争夺声中，梁生宝互助组不知不觉在庄稼人中建立起了威信起了发展生产的示范带头作用，不但吃不饱饭的任老四们在共和国的天空下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机会，已经“富起来”的姚士杰、郭世富们也感到了失去往日“地位”、“荣耀”的威胁：“庄稼落到蛤蟆滩的穷鬼后头，就没脸过河那岸去了！没脸从下堡村大十字过！”姚士杰、郭世富，蛤蟆滩两座四合院的当家人在稻地里商量着联合起来去郭县买稻种的时候，一场比赛谁能打更多粮食的竞赛已经激烈地悄悄拉开了帷幕。
　　梁生宝，当他怀揣着乡亲们七拼八凑好不容易弄下的钱到郭县去买稻种的时候，当他和欢喜走在黄堡街集上，按照区委书记帮他一同制定的生产计划筹备着到终南山割竹子的资金的时候，他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互助组的组长对互助组的丰产计划充满信心，而且也坚信自己在这场竞赛中一定能胜利。“有党的领导，我慌啥！”郭世富，当他卖掉粮食，把厚厚的一沓子钞票装进怀里，志得意满地走在黄堡街上去买“肥田粉”的时候，他也是踌躇满志气宇轩昂的。想到这时候正领着蛤蟆滩的一帮子贫雇农，为了互助组的丰产计划在终南山的苦菜滩扎下营盘一身臭汗死熬苦战割竹子的梁生宝，他觉得自己更有力量！“嘿嘿！咱两个较量较量！看你小伙子能，还是我老汉能！日头照你互助组的庄稼，可也照我单干户的庄稼哩……你互助组的地里下雨？我单干户的地里也下雨哩……共产党偏向你，日月星辰、雨露风霜不偏向你……天照应人。”
　　从财富上讲，从经营庄稼院和土地的经验上讲，梁生宝是劣势。但他有共产党的支持和穷人拧成一股绳的力量，梁生宝经常说的口头禅是“有党的领导，我慌啥！”小伙子不显山不露水地踏踏实实做着对大伙有益的事情，得人心。
　　世界上没有一个在精神上与人民群众为敌的人是真正厉害的人，不管他手里掌握的是财产，是政权，还是军队。姚士杰，当他独自一人在他的四合院张牙舞爪欺负栓栓媳妇赵素芳的时候，当他面对栓栓、增荣等一个个跑来向他借粮的穷人的时候，他觉得他力量大得可以咬铜嚼铁，但是，一旦让他面对群众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了。他知道，穷人，“他们单独一个一个地，好对付，凑在一块很厉害”。几十年后，有人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人类第一次出现了穷人领导富人的政治经济‘异构’”（林炎志：《笑迎挑战》，河南人民出版社，49页）。不准确，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共和国也曾有过一段穷人领导富人的经历。而且还相当成功！
　　如果说故事照此发展下去，蛤蟆滩乃至全国就必然是“公私仓廪俱丰实”，中国人民可能要提前几十年进入各种产业竞相发展的繁荣富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小康社会。即使是姚士杰们赢得了胜利比互助组打的粮食多一些，（按当时的社会风气，谈何容易！）不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口大锅里？可惜是刘少奇同志的正确主张一九五三年夏被批判一通后即被丢弃在历史的角落，随之而来的是这一年冬天也即《创业史》第一部尾声描写的粮食统购统销，粮食统购统销是共和国第一次不是靠经济规律而是靠行政手段靠群众运动来经略经济。柳青情不自禁地议论说，“要知道，好多历史事件，都是逼出来的，譬如，不搞五年计划，不一定会有粮食市场紧张；粮食商人不捣我们的乱，不一定在一九五三年实行统购统销；不实行统购统销，互助合作不一定会一下子结束逆水行舟的阶段而快马加鞭。历史巨人的脚步并不乱。没有上帝！是辩证法同志决定：旧势力在灭亡以前嚣张和疯狂，让它刺激我们，逼使我们很快地发动消灭旧势力的斗争，义无反顾！”（《创业史》，492页）
　　但，你可以强迫人家卖出多余的粮食，你却无法强迫更多的粮食自己从地里生长出来。人都是事后诸葛亮，一帆风顺中，谁曾会想到共和国已经走到了一个危险的历史的三岔口，不但有“右”，“左”的倾向也在一个劲儿向已经组织起来手握大权的穷人招手呢！本来，粮食的紧张毫无疑问会刺激粮食的生产，粮价上涨了，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自然会调动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但我们却逆客观规律而动并把每一步遇到的经济问题都想靠调整人与人的关系来解决。结果是一大二公，强迫命令。把所有的劳动力都装进一只篮子里弄得社会鸦雀无声。结果呢？饿死人！“我们党丢掉了搞新民主主义的想法开始批判五种经济形式并存”也正是滑向极左的开始，自此后再也收不住脚，以致酿成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的三年大饥荒并最终导致“十年浩劫”。抚今追昔，让人感慨，我们这个民族本可以少走多少弯路啊！
　　三年灾害让蛤蟆滩稍微上些年纪的人至今心有余悸。“手中没把米，叫鸡都不来。”人活着，吃饭问题是第一件大事。庄稼人出身的梁生宝怎么会忘记了这根本呢？精明的灰头发老汉郭世富只对全家二十几口人的生活负责任，如履薄冰，小心翼翼，里外照应，把三慢、三快加三勤奉为一生信条，生怕一不小心做出什么大错事。合作化后上下河沿百十户庄稼人过日子的当家人梁生宝身上的担子和他相比不知道要重多少倍呢！可惜，从一九五三年的冬天起，灯塔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梁主任就对生产关心少而对社会活动投身多了。一个人，当他把自己的一腔热血一颗心都交给群众和他们同生死、共艰难的时候，当把自己的命运和群众的命运混淆在一起分都分不开的时候，群众会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几十年后我在想，那时候，梁生宝梁代表如果把他的威信不是用到统购统销、反右派，而是用到发展生产以及其他许多急需的正经事上，例如计划生育，又会如何呢？
　　黄永玉老先生曾经把知识分子这一个时期前后的遭遇称作是作茧自缚，其实，何止是知识分子，梁生宝甚至位置比他高出许多的其他人的所作所为何尝不是作茧自缚呢？又过了十年，小伙子自己也成了运动的对象。作为“文艺黑线”的标兵，文化大革命中梁生宝想逃过一劫岂不近于想登天。柳青也难逃厄运，陪伴他在皇甫村生活了十四年的妻子马原在运动中忍受不了凌辱折磨跳塘自杀了，他本人也在一九六七年被赶出他深深热爱的皇甫村。
　　受伤害的不仅是肉体，更严重的是精神。当转了一圈，我们又回到一九五三年春天那样“一个迷人的春天”（一九七九年四月，《人民日报》有诗，《迎接一个迷人的春天》，艾青集中表达了那一时期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重新开始当年被打断的历史进程的时候，已物是人非。“人生七十古来稀”，“梁生宝”如果还活着，如今该是将近八十岁的老人了，他将如何面对如何感慨这几十年的沧海桑田！
　　找到他的家，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汉接待了我，听介绍是他的上门女婿。老人已不在，留下的旧迹只剩下墙上当年柳青送他的照片以及年轻时他和其他劳动模范的合影，我好不感慨！据说，他在改革开放后一度也曾想有所作为，打井，办配种站，似乎都失败了。当年一度叱咤风云的人物似乎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我不知道这里面深藏的含义以及历史的必然是什么。他一九九七年前后去世的遭遇更让我不胜唏嘘——下着雨，村上没有一个乡亲来送行，棺木是用拖拉机拉到坟地的。蛤蟆滩仍活着的当年一批共同创业者如今已只剩下高增福的原型了。
　　故人已星散，而年轻的一代却像离离原上草一样蓬蓬勃勃生长起来，拔也拔不净。有一天，我在宾馆里碰到一位年轻人正在津津有味地读《松下幸之助传》，这是当前的新流行，工人阶级当然需要有千百个自己的比尔·盖茨和松下幸之助。我一直深深思考的却是另一个问题：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曾经深情地回顾过俄国知识分子当年苦苦向西方寻求真理，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找到马克思主义的历程，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也回顾过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先进分子苦苦向西方寻求真理，经过千辛万苦才终于找到马克思主义的历程。当年，这一大批年轻的知识分子——瞿秋白、何叔衡、刘少奇、周恩来——他们本来已经是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了，他们出身于大家，是公子、少爷、小姐，本可以子承父业，舒舒服服地继续做其地主、资本家，做其人上人，但是他们不，他们背叛了自己的家庭、自己的阶级，舍弃一切，提着脑袋干起了革命，这是为什么？他们的选择又告诉了今天的我们什么？今天，当各色人等都在争先恐后不择手段地争着抢着想挤上“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这驾马车的时候，救中国、救穷人还是不是我们年轻人一代又一代不悔的选择？
　　我们可以指责《创业史》以及当年的政策中某些地方“左”，但，却不能指责那时候把屁股坐在穷人一边的一系列基本安排。一九五三年的春天，在因为忙公众的事务而耽搁了收获的自家那一亩三分荸荠地里，梁生宝曾质问他继父，为了自己能活好而不惜拔人家的锅，叫人家活不成，“你好意思吗？爹！”这就是那时代的道德标准！一大批能够自己率先富起来的共产党员却把自己的命运和任老四这样的吃不饱饭的穷人的命运绑在一起。区委书记王佐民一到蛤蟆滩就钻进穷人的草棚屋，忍受着蚊虫的叮咬和任老四们一起制定互助组的生产计划。他为什么不钻到姚士杰的四合院和富农一起称兄道弟就着猪头肉喝酒“傍大款”呢？
　　和谷苗一块长起来的，有莠草；和稻秧一块长起来的，有稗子。不幸，这种情况也超出了自然界，共产党内也不是纯而又纯。我很注意郭振山这个人物。总感觉，与其研究王秋赦，不如多多关注郭振山，郭振山这一类人物在我们党内党外多之又多，他们总的一个特点就是“现实主义”者，庸俗的现实主义，如果碰上文化大革命，绰号“轰炸机”的这个精明的庄稼人会不会是蛤蟆滩第一个造反派？而现在，蛤蟆滩那栋最好的院落里住的是不是就是他郭振山的子孙呢？黑格尔在《法哲学》里说，市场经济社会有一种惊人的力量，把个人从他们原属的集体或群体中拉出来。一九五三年春天郭振山所表现出的只顾自己发家的能干和精明可让人窥视到他五十年后的脉络。“他面面上是共产党员，心底里是富裕中农了”，官渠岸的贫雇农积极分子高增福对他的评价一针见血。
　　长江后浪推前浪，地球少了谁都照样转。当年当郭振山可耻地放弃了自己的责任时另一个共产党员梁生宝站了出来，一呼百应，领导着蛤蟆滩的穷棒子们硬是要让鸡毛飞上天。郭代表郭主任当年还不成气候，梁生宝、王佐民、渭原县委杨副书记如果也再嫌贫爱富，就没有了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任老四们的活路。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共产党之所以有力量，正在于它所依靠的不是资本不是权力而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毛泽东说，“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得民心者得天下！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并迅速见成效，而家庭联产承包制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核心。它成功的秘密是什么？依我看，不外有二：一、国家从对土地的经营中退出来，把土地交给农民一家一户自主经营。（而实行承包制后也有一些干部计划经济老脑筋旧病复发，插手经营，强迫农民种这个、种那个，结果往往没有不失败的，也从反面证明了国家从对土地的经营中退出来的正确。）二、家庭是一个天然的经济利益共同体，家庭成员之间利益是扭在一块的，容易形成团队精神。这两条核心的秘密其实都是对过去错误的纠正。一九八五年后把改革的经验引入城市，在一些企业推行承包制，但结果往往不理想，若细究，可发现缺少的恰恰是这两样。但是，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后一家一户的单独经营遇到新的困难，暴露出一家一户小团队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仍然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不但在分田单干后各自独立的农户间客观上存在着超家庭联合的必要性，进城的打工族和城市工人也需要团结起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自己救自己。
　　新的合作组织或许是一条引导群众走上共同富裕的出路。
　　这种新的合作并非过去曾经有过的形式的简单翻版，而是工人农民在今日条件下生存并且活得好的尽心尽力的自发需要。谁最关心最需要把承包地种好？是农民！因为那几亩地确确实实是他一家老小的饭碗；谁最关心最需要把工厂搞得红红火火蒸蒸日上？是工人！因为工厂是他们安身立命之地。受共产党“一根筷子容易折，十根筷子折不断”教育多年的工人农民何尝不知道团结起来力量大？群雁高飞头雁领，穷人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梁生宝这样的带领他们致富的带头人——一、公道；二、能干。
　　我是怀着这么一颗纷乱复杂的心在一片朝霞中离开皇甫村的。听说，柳青的墓就在皇甫村北的塬上，临走前，我去向他告别。柳青墓坐北朝南正对着塬下他深爱着的皇甫村，那里，炊烟袅袅，几天来我碰到的任老四们正摇摇晃晃地和全国人民一道奔小康。他们匆匆的脚步显得有点凌乱、迟滞、力不从心。如何处理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不能与之相适应的那部分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使社会的绝大多数公民在向富裕文明的新生活进军中都能看到希望看到出路有奔头有动力？我也像五十年前改霞离开蛤蟆滩时那样心情难以平静，在微微寒风中对着看不见的梁生宝，对着看得见的蛤蟆滩，默默说，祝愿你们成功！祝愿你们胜利！祝愿你们早日走上富裕路，我，走呀。
　　（《创业史》，柳青著，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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