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赵本山都是英雄
09年春晚的主打小品《不差钱》中，小沈阳向毕福剑展示自己的“精辟”时，赵本山借话赶话，针锋相对来了一句：“他呀，就是个屁精。”按照剧情的上下文，这里的“屁精”，就是“马屁精”的意思。其实整个小品中，不但小沈阳拍老毕的马屁，丫蛋和赵大叔也都为了走上“溜光大道”而对老毕大拍特拍，以至于弄出了人人都有一个“姓毕的姥爷”的笑话。这是此届春晚唯一没有被剪掉批判锋芒的好节目，而且批判的锋芒就是指着央视自身——为了到人民的央视去露一下人民的脸，多少人民必须自甘委屈、争相堕落啊。
但是赵本山的那句台词被李银河指责为“歧视同性恋”，因为过去对男性同性恋的蔑称中，就有一个“屁精”。这是比“相公”、“相姑”更带贬义的称谓，大约相当于现在的“鸭子”。不过该项词义很早就几乎消失了，只有李银河这样的专业学者和孔庆东这样的写过《青楼文化》专著的闲人，才会记得这些一百多年前的“旧概念汉语”。在当今的东北华北广大地区，“屁精”就是“精于拍马屁”的意思，或者说是“拍马屁成了精”。孔庆东有一篇批评张艺谋的文章《从灯笼鬼到琵琶精》，也是调侃那些光着白花花的大腿弹琵琶的姑娘，都被老谋子整成了精，而并非讽刺她们在琵琶方面有什么“性倒错”的倾向也。
随后《不差钱》的就出来解释了“屁精”在小品中的意思，表示并不知道该词还有其他义项，用调侃的语气对李银河的指责有所反讽。李银河很快便在博客上大大方方地表示误解了赵本山，说她不知道“赵本山不知道这个词义”，于是一场“解词纠纷”，烟消云散也。
在孔和尚看来，这其实是两个好人之间的一场误会。赵本山一方固然没错，李银河的指责也不能说是杞人忧天，因为除了“屁精”在历史上确实是指同性恋之外，就拿《不差钱》本身来说，恰好小沈阳的扮相就是“男不男女不女”，所以，那个词儿用在这里，客观上存在着讽刺人物的“性取向”的可能。李银河老师一贯为同性恋的平等身份不懈呐喊，出于专业敏感，对文艺作品的用词要求严格一点，是无可厚非的。在中国当前的语境下，如果没有李银河这样的学者打开一片天地，那些同性恋朋友即使遇到真的歧视侮辱，也只能默默忍受，因为他们没有发声的阵地也。我们经常鼓励弱势群体自我维权，但弱势群体之所以“弱势”，就在于他们“维权能力”有限，他们的声音发不出来，或者无处可发，需要我们这些稍微有点话语权的人多为他们呐喊几声。我在某次人大会上，亲眼看见农民代表倾诉他们的痛苦时，被人家告知“请使用法律术语”。于是我多管闲事，用“法律术语”代他们倾诉了一遍。
从这个角度来看，赵本山则是“体制内”最有社会良知的艺人之一。他的每部作品，都竭力表达底层人民的苦难和呼声，即使再三被枪毙、被修改，最后展现在台上的，依然是笑声背后那悠长的苦涩。演艺圈都说赵本山艺德高，肯为别人让时间，肯为徒弟当垫脚石，但赵本山最大的艺德，在于始终坚持把人民当成“心中的太阳”——他多年前唱过的这首歌恐怕很多人都忘了。其他一些小品演员，有的演技并不在赵本山之下，但是每年尽演出那些歌功颂德的假大空节目，只要让上春晚，啥无耻的台词都说，结果把自己的大好年华荒废了。
写到此，想起刚读过的《学术界》09年1期刘蒙之《从批判的理论到理论的批判》，该文回顾了世界上四十年来对“失声的群体”的理论研究。The muted Group theory最早是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后来发展成一个社会传播议题。从性别歧视的角度来看，在男性中心的社会里，女性是“失声”的群体，她们的声音或者不被重视，或者必须采用男性话语才能得到认可。就拿我的东博书院来说，来此长篇大论的多数是男性，相互争论得昏天黑地乐此不疲的也是男性。而女性网友一般只是抒发感情和提些具体问题，如果加入争论的话，往往不自觉地就转为男性话语。还有一些女学者的博客，关闭了评论留言功能，李银河老师就是一例，为的是不受那些无聊的辱骂和人身攻击。而孔和尚的博客却任人笑骂，基本上一字不删，这除了性格不同外，也跟男性“皮糙肉厚”，相对不太在乎“语言暴力”的攻击有关。
“失声的群体”是1968年文化人类学家阿登纳（Ardener）和雪莉（Shirley）在剑桥大学提出的，随着理论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多地发现，我们的语言是由男性规定并为男性服务的。其实孔和尚觉得，女人的语言天赋比男人强，我们男人经常说不过自己的母亲、妻子、女儿和女同事，如果你跟女人吵过架，你一定会对女人的语言才华有深刻体会。孔和尚最怕的事情之一就是在公共场合跟中年妇女吵架，那些妇女简直就是“话精”，一通机关枪般的扫射，管你什么文学博士哲学烈士，两分钟内就让你任何铁汉也像央视大楼一般在冲天大火里轰然倒塌。开句唐突美人的玩笑，请设想梅超风具备了于丹的口才，那将是何其恐怖之事也！
然而女性尽管会“说话”，但社会却规定了女性的话语是“没有价值”的。多数国家为了表示男女平等，都选出几个女性担任高级领袖，但那些女人一旦当了领袖，就仿佛婚后的黄蓉或者薛宝钗一样，整天说的都是男人的话，用贾宝玉的话说：“都是些仕途经济的混账话。”而我们看那些女领导时，也不再注意她们的性别。她们实际上成了男人统治这个世界的最乖巧的“同谋”。
网络时代据说是民主时代，但控制网络的仍然是男性。从政治到文化，从聊天到情色，都是按照男人的需要来设计和拓展的。社会“规定”了男人的工作很重要，而女人的家务劳动是“次要”的。我们到某些附庸风雅的茶室去喝杯茶，要花几十元到几百元，而在家里妻子温情地给我们端上一杯热茶，我们却觉得是天经地义的。关乎社会进步的重要演说，大都是由男性完成的，我编入语文教材的演说词，都是男性。如果有女性擅长演说，人们的潜意识中会觉得“此母”乃是另类，于丹遭受大量男性学者的攻击，便是一例也。
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文艺中，女性是男性的玩偶，这已经尽人皆知。即使在最注重男女平等的社会主义革命文艺中，我们也可以发现，革命，仍然是由男性主导的。比如《红色娘子军》，不论电影、舞剧、京剧，从艺术上说都是一流的精品，从思想上说也是革命的经典。但是，里面最重要的人物不是代表女性的吴清华（吴琼花），而是代表男性的洪长青。这个党代表为什么一定要是男性呢？他不仅是男性，而且是英俊的、性感的、高尚的、睿智的、文武双全的，是绝对偶像级的。这样的一位男性党代表以气壮山河的一死，演绎了《圣经》中耶稣的文化功能，使得吴清华等女性革命者完成了“革命洗礼”。——看，在革命叙事中，女性仍然是男性的肋骨。江青正是敏锐地看到了早期样板戏的性别歧视，所以在她亲自领导的后期样板戏中，进行了有力的性别颠覆——《龙江颂》，《杜鹃山》，《沂蒙颂》，先知先觉的革命领导者或者道德高尚者是女性，由女性对男性进行思想启蒙和培训。整体上看，文革作品确实存在着拔高人物形象和泛阶级斗争等左倾幼稚病，但在性别问题上，那个时期的女性，不是作为供男性观赏的意淫对象来塑造的，而是作为至少与男性一样的“不失声的人”来塑造的，那样的女性，可以敬，可以爱，但是不可以亵渎，更不可以买卖。正是在这样一大批文艺作品高扬的女性价值观基础上，才产生了新时期之初舒婷的《致橡树》。这首要求两性在极高的精神境界上完全平等但又各领风骚的爱情诗，在思想上更属于“文革”，而与“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改革开放美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美国教授卡拉玛拉（Kramarae）认为文字的登场，加剧了女性的劣势。世俗以为男性是依靠身体暴力统治女性，这种看法是表面的。文字其实是男性统治女性的最佳工具，传统社会首先剥夺的就是女性的受教育权和书写权。孔和尚的《青楼文化》一书指出，部分青楼女子因为拥有吟诗作赋的才能，格外获得古代文士的垂青。征服具有高级文字功夫的女性，显然只有最优秀的男性才能做到。如果说在政治领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很多人认同的真理的话，那么在性爱领域，“笔杆子里面出挚爱”，则是很少有人明白的。
卡拉玛拉发现英语中形容性行为混乱的男人的单词有22个，而形容同样行为的女性的单词却有200个。我们想一下汉语中侮辱女性的词汇，仅普通话中就大约与英语相当，要是加上各地方言，例如孔和尚在《脍炙人口说脍炙》中论述过的“马子”，那将可以编一本专用词典。
这个“失声群体”理论，在西方主要用于女权主义运动。而孔和尚结合鲁迅思想认为，一切弱势群体，都可以看作是“失声群体”。下岗的工人，失地的农民，落榜的考生，老幼病残，都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被有意无意扼住了咽喉。一百年前的整个神州，也曾经被帝国主义欺凌成了一个鲁迅笔下的“无声的中国”。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头一声响遏行云的高歌：“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胡风诗曰：“时间开始了。”中国这才有声了。从周恩来万隆会议提出“五项原则”，到乔冠华联合国大会的慷慨发言，再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尽管我们在半个多世纪的艰难旅程中付出了从资源到人权的十分惨痛的代价，但中国的声音已经不是想听就听想不听就不听了。一个小女孩唱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尽管声音柔弱，而且“声画不一”，但全世界都侧耳倾听了。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内部，还有许多“失声族”。李银河关注的“性取向弱势群体”，赵本山关注的“阶级地位弱势群体”，就都是我们需要给他们话筒，给他们键盘的兄弟姐妹。把“苏格兰情调”故意念成“苏格兰调情”，就是劳苦大众对洋奴买办文化的锐利而又无奈的反抗。在不许人民革命的时代，人民最佳的反抗方式就是把统治阶级灌输给他们的文化弄得“男不男女不女”。你在俺们头上盖个大裤衩，俺就把你裤衩里的玩意给你烧了，反正你们这些屁精也“不差钱”，差的就是良心嘛。
还有在每个单位内部，在每个家庭内部，都存在着是否声道齐全而和谐的问题。有位女性网友来信说：“好多人不知道你是个怎样的人，我看了你的阿蛮语录，竟然自作多情地转泪儿了，……那些污言秽语的文章，点击量超过几万，都不及你记录的孩子的一句话。”我回信说：“我其实是个非常软弱善良的人，多愁善感。为了制造一个有利于多愁善感的好环境，才经常伪装得无比坚强。孩子、老人、妇女、劳动人民，都可以让我落泪。但是，我不让人看见我落泪。”
人的力量有大小，不能要求大家都去“肩住黑暗的闸门”，但是扛不动大炮总能拿个苍蝇拍。李银河不顾流言蜚语，常年为同性恋朋友和“性工”仗义执言。赵本山也是顶着“低俗”、“土气”的文化帽子，几十年如一日为亿万人民贡献着沉甸甸的批判性幽默。从孔和尚“脍炙英雄”的视角来看，他们都是中国当代的文化英雄。
然而我却希望有一天，他们英雄的光环黯然失色，他们成了真正的俗人。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所代表的人群不再是“失声的群体”，而是挺胸抬头，和我们一起放声高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