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某些事情，你必须足够地坦白、不带隐藏、不带矫饰，比如30万人的性命，比如屠杀。
有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不错，在真实面前，造作总是野蛮的，甚至是令人厌恶的。然而，造作似乎也是某些人的天性。在某些场合，《丧钟为谁而鸣》式的样板文章总是不失时机地冒出来，我承认，对此，我感到的只是恶心。那种矫揉造作的、形式化的文艺腔究竟能代表什么？它无非在隐瞒我们的真实感知，无非在戕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痛切。
事实上，我也很难感受到那种灌输给我们的所谓“悲悯”，那种冷冷的同情，那种隔着千山万水、端着红酒杯、在歌剧院的包厢里发出的感慨。如果足够坦白，你会发现，悲悯是一种非常不切近的状态，没有人会对亲人的亡故感到同情，只有那些置身事外的人才会带上一副同情的面具。可如果被杀者就是你的亲人，如果他们死于一场血腥的、不义的屠杀，如果他们最终在不义者的书本里被轻轻抹去，你又怎能以“悲悯”了之？——不要模仿别人的情感，直接面对那些具体的细节：冬日、寒冷的江水、头颅、刺刀、血、血、血……
我承认，和大多数国人的感情一样，我很难祛除内心中的仇恨。我当然也可以更加“政治正确”，更加温顺，像个温柔善良、到处播撒同情心却从不真正投入的知识分子。但是我不想也不愿隐瞒我的情感。亚里士多德说，仇恨其实近于愤怒，但是它比愤怒更加深刻、更加原始。现代人已经不愿尊重那些原始的情感，他们被所谓的“爱”、所谓的“和平”软化了，他们无力去尊重那些被“恨”所铸就的刚烈。他们的情感被牢牢束缚在《利维坦》最后一条自然法里，他们以为站在道德的高山上，然而，那不过是高山的倒影——无原则的爱和无原则的和平。
或许，有人会用宽恕来反驳仇恨。我承认，宽恕是一种高贵的情感，它比现代人的无原则的爱和无原则的和平要高贵地多。但是，我同时也要指出，宽恕是一种特权，只有攫取了公权力的人才有资格表现他们的“仁慈”。在宽恕的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莫过于凯撒，众所周知，凯撒以他对敌人的宽恕（clemency）而著称，在凯撒的神庙里，他的手紧紧握着的是Clementia女神的手。但凯撒之所以能够宽恕，是因为他足够强大，他几乎已经代表了公权力，他有资格去宽恕他的对手。如果这还不够充分，那么我们只要举出塞涅卡在尼禄登基时献上的De Clementia就已经足够——作为第一个颂扬帝制的罗马哲学家，塞涅卡清楚地向我们指出，宽恕是君主的美德。
可是，谁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君主？如果他攫取了公权力却放纵对罪恶的篡改，如果他只认定奥斯维辛的道德罪孽，却把东方世界的不义置于一边，如果这个所谓的公权力本身不作为，又该当如何？中国古代律条里有一种说法，叫做“恤无告”，就是说，在公权力不作为的情况下，复仇是正当的、也是合法的。而我要补充的是，你不能把对不义的愤怒、惩罚不义的权柄全部交付给公权力，如果这样，你同时交付出去的还有你的正义感。对不义者的仇恨，是正义的开端。
愿我们从餍足、温顺和苟安中醒来。尊重你的仇恨，就是祭奠那些死去的亡灵。
子曰：祭如在。
补充：应海裔的要求，写了这篇文章，流于情绪了。主要想说的是，中日关系由于整个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没有一个共同的认知基础，因此才包含了种种隐患。对南京大屠杀的认知根本就不是一个学术问题，举个例子，有几个欧洲知识分子敢质问奥斯维辛的死亡人数、杀戮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还是从民族情感的角度，你不可能采取一种第三者的和平立场，或者是绝对强者的宽恕立场。这两种情感状态都是不真实的。反日情绪有其现实根源。我不敢说，中日必有一战，但永久和平却一定是一种幻觉。
老大不作为，小弟们只好自己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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