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弹功臣陈佑生的“牛棚杂记”
郭春孚
名人都喜欢控诉过去，比如“国学大师”季羡林就于1998年4月出版了《牛棚杂忆》，受到了出版界个别人肉麻的吹捧：“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党和国家领导人数次去探望，死后还送花圈悼念，给予了特殊的礼遇和极高的评价。导弹功臣陈佑生不如季羡林名气大，没有写“牛棚杂记”的资格，但他的境遇被《长江商报》（2009年7月28日）披露后，也有了点知名度，若想写“牛棚杂记”还是有读者群的。从他忍辱负重的人品看，他是不会写“牛棚杂记”的。现在我代他写一篇山寨板的“牛棚杂记”，以飨读者，以补缺憾。
我今年68岁了，头发花白，这是无情的岁月流过时留给我的冰霜；背驼着，这是幼时读书不注意坐姿造成的，几十年的辛勤劳作也让我的背驼得更厉害。我觉得自己真的老了。不过，我也曾经是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有过踌躇满志的时期。我的黄金时代就是在大学里度过的。你们可别把我看成一个流浪汉啊！
武汉是一个大城市，从街上跑的和小区里停的高档车来看，富人越来越富，他们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可我工作了几十年，所得收入只能勉强维生，连高级小轿车的一个轮胎都买不起。
我认识和不认识的官员，无论办公事还是私事，都用单位的公车，换一个领导就换一辆新车，每个领导的屁股下少则坐几十万，多则坐逾百万。而我只能骑自行车。不过骑自行车也有好处，可以锻炼身体。我骑自行车办事，就当锻炼身体了。
说起我的历史，虽然谈不上辉煌，但也对国家有点贡献。我曾经是武大核物理专业的高材生，被派往我国西部某卫星研发基地参与导弹的研究设计工作。我去搞导弹，虽然是国家分派我去的，但由于条件差，待遇低，比那些写“牛棚杂记”的人还艰苦。但是我感到很光荣，尽职尽责、加班加点地工作。在专家们的共同努力下，导弹研制成功了。我们那个高兴啊，无法用语言形容。
有的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或五七干校劳动，就觉得受了莫大的委曲，诉说起来声泪俱下，好像共产党杀了他们的亲娘。他们该不该接受劳动者的教育？该不该亲自体验一下农民的艰辛？我看是应该的。我们在茫茫沙漠戈壁深处工作，是完全保密的，不能与外界有任何联系，连家人都不知道我们在哪里、在干什么，有点像蹲监狱似的。他们住“牛棚”，与农民一起劳动，比我们自由多了。我觉得，他们从骨子里就看不起农民，只不过短期内参加体力劳动，就哭天抹泪，农民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祖祖辈辈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地辛勤劳作，他们又该向谁哭诉？为什么他们不向知识分子哭诉？
后来，我被调往武汉一家国企任副总工程师，有了自由，也有了一点权。然而好景不长，这家国企破产倒闭，人员被解散，我的人事档案被“弄丢”了。所以，我至今办不了退休手续，相关待遇也一直无法落实，只得靠送报的收入养活自己和老伴。迄今为止，我已经在江岸区徒步爬楼送了 12年报纸……
有人将我称之为“卫星功臣”，我可不敢当，我只是为我国的导弹研究做了点贡献，功劳是大家的。现阶段，尽管大炮还在用，但导弹最有发言权。毛主席说，我们也要搞核武器。从现在的国际形势来看，毛主席是多么英明啊！为了国家安全，我们吃多少苦都是应该的，不值得哭诉的。
我很羡慕“国学大师”季羡林，晚年还能继续搞研究，而我只能天天送报纸。据说，季先生是用梵学、佛学、吐火罗文进行学术研究的，他的学术成就主要有以下10 个方面：（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有开拓性贡献；（2）佛教史研究有重要贡献；（3）开创了吐火罗语语意研究的成功方法；（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取得成果；（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6）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取得成果；（7）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8）东方文化研究取得成果；（9）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10）从17岁写散文起，几十年笔耕不辍，已有80余万字。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季先生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
我是搞导弹的，搞不懂季先生的这些“文弹”究竟对社会经济发展起了什么作用、能起什么作用。但我知道“普遍”是指广泛而有共同性，说季先生的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有言过其实之嫌。如果说我国导弹研制成功，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似乎更加贴切。
我不是跟季先生争贡献大小，而是想说明有些所谓的研究成果可能更多地反映了他个人的兴趣，对社会没有多少现实意义。我不是反对搞这样的研究，而是说评价要实事求是，不能离开客观标准任意拔高和夸大其词。让人觉得可惜的是，中国识得吐火罗语的只有季先生一人，如今季先生走了，中国就没有第二个人认识吐火罗文了，为什么他活着时不传给几个弟子呢？是没有人愿意学，还是他不愿意传授？这个问题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在改革开放中，我非但没有享受到应有的荣誉和待遇，却稀里糊涂地丧失了合法身份，沦为“自谋职业者”，这是不是一种讽刺？在退休年龄期，我拿不到退休金，也拿不到最低生活保障金，不得不靠送报维生，真让人啼笑皆非。在我看来，这世道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据说，副局级以上“高干”的住院费与进口药费全额报销，这样的待遇我肯定是享受不到了，如果我生病，只有自己花钱，而且药品选择还受限制。唉，这能不让我寒心吗？难道我的人事档案永远找不到了？找不到人事档案，我就只能加入社会边缘人群的行列了？
我觉得不公平。有多少像我一样的人忍气吞声地盼望着国家和自己的生活好起来。可是等啊，盼啊，等来盼来的却是腐败越来越严重，老百姓的意见无人听、冷暖无人问、收入无人管。官员在天上，老百姓在地上；富人在乐园，劳动者在工地。
我认识一位捡破烂的老人，比我小几岁，在改革开放前曾经多次获得劳模证书，由于没有生活来源，只好靠捡破烂度过晚年，很多人都替他鸣不平。还有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人，在六七十岁时还经常下田劳动，如今有80岁了，不知他还健在不？与他们相比，我就知足了。
我看到社会问题这么多，心里着急啊！家人不让我多管闲事，可我忍不住。别看我是个送报郎，我的内心深处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遇到看不惯的人和事就要发表意见和建议。但是，只要一提重大问题，家人就把我看成精神病复发，送我到精神病院治疗。我不希望自己患病，希望自己健康地活着，并不仅仅是考虑看病要自己花钱，而是不愿意给亲人和社会添麻烦。另外，世界是年轻人的，像我这么大年龄的人，患什么病都不怕了，重要的是年轻人一定要健康。
盼望社会风气好起来，人民生活富起来！年轻人活得壮如牛，老年人都得到国家的照顾，让我陈佑生和老伴晚年也享享清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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