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湖南衡阳人，1946年生，1981年获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现为上海师范大学 历史系 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预测”专家，中国国有企业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青年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促进会学术委员，《大公报》特邀评论员。1998年受美国政府邀请为“国际访问者计划访问学者”。1999年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系访问学者。2001年9月至2002年2月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2004年4月为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访问学者。被国际学术界认为是中国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
2009年9月10日萧功秦发表《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演变》一文，猛烈抨击新左派。为了让广大人民更好认识萧功秦这个人，以下以记者访谈录的形式把近年萧功秦的主要观点作一介绍。特别说明，本文绝大部分内容引自萧功秦先生的原文，少数内容作了部分改动，但是相信没有违背萧功秦先生的原意。本文雨夹雪整理此文，以作揭露与讽刺。读者如需批判萧功秦，请去阅读萧功秦原著，不要依据此文。
记者：听说您最初是搞古代史的，后来为什么转为近现代史了呢？
萧功秦：是的，我最初的确是搞古代史的。一九七八年，当这个社会开始真正感觉到需要自己新一代的知识分子的时候，我运幸地考上了文革以后的南京大学历史系第一届研究生，成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我的治学经历的第一阶段，是从一九七八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师 从韩儒林 先生攻读元史的研究生时期。然而，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变革与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更吸引我。使我在南大的三年中，主要从事了政治学、历史理论与国外新的研究方法等专业以外的研究与探求，而没有学 韩儒林 先生的研究路数，这是一种以历史比较语言学为基础的相当精深的研究路数，而这正是我后来形成自己研究特点的起点。自从一九八二年初我毕业后到上海师范大学任教，直到八七年这五年，则是我的学术研究的第二阶段。作为一个独立任课的教师，使我可以不再受元史这一专业的限制，而去关注一些与现实改革问题更为密切的近代思想文化史与近代变革史问题。
一九八六年，我的处女作《儒家文化的困境：近代中国士大夫与西方挑战》一书出版。可以说，《困境》一书是一部可以被称之为“反思史学”之作。以前人们主要从西方侵略方面寻求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过程何以失败的原因，这其实是错误的。而《困境》一书是则是一部力求从中国人的主观方面寻求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过程何以失败的原因的著作，其中充满了对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或原教旨式的儒家教条主义所导致的中国现代化的挫折的责任进行清算的文化愤怒感。而这种愤怒感，正是我在写作这本著作时的一种激情与动力资源。这一特定的历史视角，或许只有我们这一代人才会独特地加以珍视与把握。因为，我们是刚刚走出封闭圈，迎来开放时代，并曾真切地体验过什么才叫封闭，从而对“封闭”这一文化现象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的一代人。《困境》一书表面写的是儒家教条主义，其实是针对长期以来一直受正统马克思经典理论教育，并对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种种消极现象深感不满的老干部们的。从一九八七年起，我开始潜心研究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实现了学术转型。
记者：您是如何看待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的呢？
萧功秦：长期以来，在我国的教科书与历史著作中，许多近代历史人物，都被贴上不同的政治标签，成为政治宣传画上的脸谱。例如，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这样一些重量级人物，在建国以来的历史教科书中，他们都是十恶不赦的历史罪魁。而康有为、孙中山的形象，则附丽上了夺目的政治光环，并成为人们道德崇敬的对象。人们长期以来受五十年代史学观影响太深，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势。事实是，六十年来，甚至近百年来历史学界已经形成的刻板的脸谱化的形象是黑白颠倒的。
中国的现代化，实际上首先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洋务运动那些主导者们，他们实际上一开始并没有自觉的现代化的意识，他们的目标是相当有限的。他们只是想仿效西方的器械来摆脱民族的危机，但是正是如三十年代一位学者曾经尖锐的指出的，只要洋务运动走出了它的第一步，它就不得不走第二步，它为了保住第二步，它不得不走第三步，然而它就退不回来了。正是这样，可以说洋务运动从不自觉的走向它的第一步，然后就开始了退不回来的现代化过程。洋务运动的确是存在着严重的腐败和低效率，但是我们平心而论，所有的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初期，都是难以避免这种低效率和腐败的。为什么呢？因为制度只有在发现问题以后，才能够针对性地逐步跟进，而在发生问题而制度没有跟进以前就存在着一个腐败的高发期，这种情况在我们今天都是如此，我们更不能苛求古人。至于这位在近代中国喊出第一声“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的”李鸿章，应该如何定位，通过下面的例子就可以知其一二：当年的戈登给他的母亲的信中，写过这样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中国人是一个奇怪的民族，他们对一切改革都很冷漠，在我所见过的中国人中，只有一个人除外，那就是李鸿章”。 戈登是真正的绅士，为中国人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戈登曾直接指挥了把圆明园的文物搬到西方国家加以保护从而使中华文化传播到国外的活动，还曾统率“常胜军”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这一邪教组织，使中国人口从4.3亿锐减至2.3亿，大大减轻了中国人口压力。这样一个为中国人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的人如此推崇李鸿章，可见李鸿章绝不是坏人。
二次革命以后袁世凯解散了国会，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军事强人，他鼓励发展实业，引进现代教育，并且在他统治的初期，中国政治稳定。他制定了商法，他在1914年到1916年期间，可以说当时的经济以11％的速度发展，这个时期被人们称为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我们可以把这种模式称之为叫做新权威主义模式。所谓的新权威主义，指的就是，后发展国家在民族革命以后所建立起来的，作为议会民主制的反向运动而出现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强人政治。这种新权威主义，袁世凯是亚洲历史上第一个人。以后韩国的朴正熙、全斗焕，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拉丁美洲的皮诺切特，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新权威主义者。在1928年统一中国以后，蒋介石又形成了新的一期的新权威主义，他是用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方式，来重建他的权利基础。也就是说，他用“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来做整个国民党的组织的凝聚基础。又用一个领袖，对领袖效忠，来形成他个人的权威。用一个政党来做为他推动现代化与维持统治的组织工具，作为推动他的政治稳定的一种工具。蒋介石模式要比袁世凯模式，具有更强大的社会政治动员能力。正因为如此，国民党统一中国以后，在三十年代初期到1937年这短时期，经济发展是比较快的，有人也把它称为是国民党的黄金时代。当时有经济学者曾经做过统计，在这七年里面中国的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达到了13％以上。当然，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也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他们的确代表了中国现代化的唯一正确道路。我被国际学术界认为是中国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我主张的新权威主义现代化道路，就是要走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开创出来的道路。
康有为、孙中山的功绩当然不应否认，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他们对中国的现代化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早在戊戌变法开始，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变法激进派就提出“不变则亡，小变亦亡，全变则强”的政治主张。在他们看来，现存的秩序与制度已经是“朽土粪墙”，只有“拆而更筑，别立堂构，乃可托庇”. 康有为反复强调的是“新旧水火不容”，改革与保守“势不两立”，他屡屡建议光绪皇帝“速奋乾断”，以震耸人心的手段来清除异已，“诛杀近卫大臣”，他们过激的改革措施引起反对派的激烈反弹，这又反过来进一步激化了他们采取铤而走险的冒险态度。正是在这种激进主张的影响下，同样陷入无以自拔的焦灼心态的年青的光绪皇帝，在毫无准备和通盘考虑的情况下，在一百天内，发布了近三百道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教育、法律、军事等诸多领域的变法诏令，这些改革举措彼此之间又不配套。与其说，是反对派镇压了改革，不如说，是激进的改革者由于自己的政治不成熟而葬送了改革。孙中山也和康有为、梁启超类似。历史上真实的孙中山，性格鲜明，充满浪漫主义的激情，执着而百折不回。事实上，许多与孙中山有过密切交住的人士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他的幻想家气质，民国初年，他曾计划让各省向外国借债，以为如此就可在十年内在中国建立350万里，即绕地球40圈的铁路!这一总长度则是根据中国人口比美国多5倍而推算出来的。孙中山巨大的人格魅力，并不仅仅在于他的理性与智慧，也在于其浪漫幻想家特有的激情。然而，幻想并不能代替理性，中国辛亥革命的失败如果能从这一视角展开，那么，民国初年的民主政治的失败，就会表现得更有深度。
近几年《走向共和》电视剧等一批影视作品，大胆地突破了五十年来，甚至近百年来历史学界已经形成的刻板的脸谱化的形象，并大体上使众多历史人物更接近于其历史真实的面目。我们新课标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众多历史人物更接近于其历史真实的面目了。这种趋势很好，但是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历史学界的学者的努力。
记者：您是如何看待西方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关系的呢？
萧功秦：应该说，西方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好老师。从近代以来，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的传统国家，在西方挑战的压力下面开始了现代化的过程，而这种现代化实际上应该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因为中国在西方的压力下面，它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那么针对这种大变局，他们当然就有一种想摆脱这种危机的愿望，而要摆脱这种危机只有模仿西方的文明，在模仿西方文明的过程当中，中国就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西方一直帮助中国走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帮助中国政府镇压了底层民众的两次反现代化的邪教灾难——太平天国和义和团，也没有支持康有为、孙中山等过激的浪漫幻想家，保证了中国不偏离现代化的正确道路。
西方对中国的侵略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的责任。发展中的大国特别容易产生“虚幻的大国感”，被压抑的自尊心有一种强烈的发抒的心理冲动。从分裂完成统一或国力正在上升时，这种民族心理就会借势宣泄，任何由统一或国力上升的征象，都会使不少人产生“中国已经强大了”、“每个中国人吐一口水就可以把你淹死”的底气。国力不足而又异乎寻常的大国感的自信，这种矛盾会把一个国家引向灾难的陷阱。我这里仅仅以中日关系为例谈谈这种灾难。甲午战争就是一个显例，日本本来并不打算一定要和中国打仗。中日海军吨位看上去似乎差距不大，但中国的军队的训练水平与指挥实战水平却远逊于日本，然而当时中国的士绅官僚中的清流党民族主义者，却掌握了话语霸权，控制了“政治正确”的标准，在毫不了解中日军事实力对比极其不利于中国的情况下，鼓吹“谁不主战，天下共诛之”，这些虚骄的激进民族主义者，对清廷的压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慈禧太后也怕“得罪老祖宗”，于是被迫选择了一场必败无疑的战争，中国从此进入民族危机的深重苦难时代。而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前，考虑到当时由于清朝的军事力量、经济发展水平、海军素质等的实际国情，认定清朝难以在这场战争中取胜，因此主张采取低姿态，尽可能在近期内避免战争，以避免中国遭受更大的损失。应该说，这是一种以功效为判断尺度的世俗理性的态度，是中国唯一正确的态度，决不能以“投降主义”这样的简单化的意识形态符号可以概括。1928年北伐胜利以后的中国人对日本的态度中又有这种高调民族主义，又是修改条约，又是抵制日货，严重损害了日本的利益。结果，日本为捍卫自己的利益被迫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一系列行动，再次给中国带来了深重苦难。说到底，中国近代的深重苦难是自找的。如果按照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这些有识之士的主张，不被社会上的“虚幻的大国感” 挟裹，中国的深重苦难本可以避免。
记者：今年是建国60周年，您如何看待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位的共和国历史上的巨人？
萧功秦：首先我们必须肯定毛泽东本人，以及毛泽东模式在中国现代化过程当中具有很大的历史贡献。因为他克服了中国百年以来的全面危机，他完成了民族的统一，而所有这些都是实现现代化的最重要条件。然而，毛泽东模式的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他的组织资源的丰富，而在于他对现代化的理解，他是想通过一种否定市场经济的模式来实现现代化。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说毛泽东模式具有一种南辕北辙的特点。他有很好的车子，很好的马，也就是说他的组织资源非常丰富丰沛，是中国历史上最丰富的、最强大的，但是他的方向是有问题的。现代化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是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开创出来的道路，也就是厉以 宁 先生指出的“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的道路，也就是 茅于轼 先生指出的“社会转型需要精英来掌舵”的道路。然而毛泽东本人不仅不愿走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开创出来的道路，而且把商品经济、把市场经济、把个人竞争看作是人类苦难的一种根源。这种反市场经济的现代化模式的最大的问题是抑制了社会精英的积极性，使整个社会陷入无竞争状态，而这种无竞争状态的后果又是经济的停滞以及这种计划体制下的官僚主义的膨胀。公有制下面的官僚体制的问题，被毛泽东解读为是公有制以外的资产阶级因素所造成的。那么为了保护计划经济的公有制，毛泽东就要进行一场文化大革命。当然其结果，就会使极左思潮走到了极端。从建国到“四人帮”时代，中国不仅没有繁荣强大起来，而且和世界先进水平越拉越大。许多地方的农民强劳动力一天工分值只有几分钱，还不如母鸡生的半个蛋(每枚一毛一分钱)多，弱劳动力的一天工分值还要少得多。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通过改革开放使中国重新走上了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开创出来的现代化唯一正确的道路。邓小平就是当代的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应该和这些人一样被充分肯定。他对毛泽东的计划经济模式予以否定，认识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市场经济的引入，而市场经济的引入，又导致了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竞争活力的重新的培育，从而开始走上了用市场经济来发展生产力的道路。从承包制到市场经济的培育，激活了长期以来被计划经济所压抑的社会活力，社会开始出现了经济上和社会领域的多元化。为了在理论上面论证改革开放的合理性，就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创新。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大讨论，从现代化的角度来说，那就是世俗理性，就是我们所谓的世俗理性，就是用功效来作为判断事物标准的这种理性，作为引导社会进步的思想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产生。它为市场经济引入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上的论证。通过这些意识形态的转变，使中国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束缚。邓小平还完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那就是排除了左的和右的两方面干扰，用强大的组织力量和政治资源，排除了激进的自由派和保守的教条主义者，形成了以改革开放为基础的中间派力量的强大。如果把那个左和右看作是两面的话，那么改革开放这一派，实际上是稳健的中间派。中国改革中的稳健的中间派的强大，和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改革正好相反。戈尔巴乔夫改革，实际上是戈尔巴乔夫的中间派和激进派形成联盟，来对抗党内的保守派。结果使得中间派被边缘化了，从而形成了一个严重的苏东的事件。邓小平作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比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作的好得多，不仅社会精英吃上了肉，底层民众也喝上了汤。如今，农民工一个月平均工资达到1400元，是毛泽东时代的几千倍，一天的工资就相当于毛泽东时代二十年的工分值。
不仅如此，邓小平没有重复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一定程度上被社会上的“虚幻的大国感”挟裹，从而给中国带来了深重苦难的错误，提出了“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伟大决策。自邓小平以来的中国领导人，都深切地意识到，与西方保持良好的关系，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他们并不希望民族主义情绪发展到激进与极端的程度，因为那会导致中国走向封闭，会对中国的对外开放造成严重不利的影响。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现在并没有一个强大的保守派，这与八十年代后期与九十年代初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那时党内的以邓力群为代表的原教旨的意识形态教条主义势力还有相当的影响力，现在他们大多已经离开政治舞台，对政治已经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力。现在中国主政的，主要是一些技术专家出身的领导人。他们已经是完全新的类型，他们对西方社会有比较深入的认识，政治态度也比较温和，总体上也意识到西方与中国关系友好的重要性，应该能够把邓小平“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伟大决策坚持下去。
左派往往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改革开放的区别，我是坚决反对的。我认为，只有一种改革开放，就是使中国重新走上了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开创出来的现代化唯一正确的道路的改革开放，也就是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开放。为此我特别要说一说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一方面，四项基本原则的表意概念符号，与改革以前所使用的表意概念符号具有同一性和承续性，另一方面，我们不应忽视这一事实，它们所表达的实际内涵与具体意蕴，已经有了深刻的发展与变化。这里所指的"社会主义道路"，而非极左时期的"穷过渡""大锅饭"式的社会主义，而是"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式的社会主义；这里所指的"人民民主专政"，指的是推动改革开放的干部、商人、知识分子等社会精英的专政，而非极左时期的工人、农民等底层民众的专政；这里指的"党的领导"，指的是推动改革开放的党的领导，而非极左时期的教条的党的领导；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则包含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世俗理性的内涵，而非极左时期的教条意识形态。上述这些内涵的变化与发展，是符合当今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趋向的，同时也体现了"在尊重现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渐进发展"的变革精神的。当然，对于"四项基本原则"，也可能出现教条式的、僵化的、乃至极左式的解释。从而导致对其改革精神的阉割。如果出现那种情形，那也只是一种"认知错位"。
记者：您曾经多次到外国和台湾地区访问，身兼多个国家和台湾地区访问的学者，请问对外国和台湾地区有何看法？
萧功秦：好的，首先说说美国。一九九八年五月，我应美国新闻总署邀请，作为一九九八年度美国《国际访问者计划》的访问学者，在美国各地访问了一个月。许多人以为，美国人缺乏人情味，因为商品化社会会使人与人的关系变得特别冷漠。然而，有时一件在美国极其普通的事所表现出来的人与人的那种友善、温情却给人印象深刻。有一次，我到华盛顿的一家很大的书店里去买书。我发现，在书店的一个角落，放着几排椅子，前面一张铺着台布的桌子上放着几瓶甜酒。显然，那儿正在举行一个家庭的聚会，可能是为了庆祝他们家中的一个年青人成年或其他什么喜事，也许是因为书店里有一种特别值得珍惜的书卷气的氛围，家族庆祝会安排在这儿举行。来宾有老有少，为了不影响书店的其他读者，他们的掌声很轻，笑声也很轻，但作为一个旁观者，却可以从这些笑声中听出一种特别的温馨。此外，我在黄石国家森林公园里，确实感觉到了美国人的那种文明水准。当我即将离开公园时，突然见到了这样一幕情景：一个妇女让她那刚会走路的孩子蹲下身去，把一张纸片捡起来，然后，这孩子蹒蹒跚跚地把纸片扔到几步路以外的废物箱里去。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除了我，谁也没有注意这件事。
由于美国人对当官的颇为苛刻，为了追求被选上成为公仆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反过来，当官的就会象商场上的经营者把顾客视为上帝一样，把选民视为“上帝”。下面我谈的我在美国巧遇加里福尼亚的国会议员托尼斯的事例，颇能说明问题。那一天，我们去美国国会办公大楼访问一位相当于中国科长级的美国官员，主要是想学习美国国会是如何开展廉政工作的。没想到这位官员因为当天临时有许多急事要处理，我们觉得不便打扰，也就提前离开了他的办公室。我们随便走进了一家议员办公室，里面有三位秘书小姐，听说我是来自中国的，就对我们说，你们愿意见一见托尼斯众议员吗？他现在正在接待一位客人，马上就没有事了。我们当然表示很愿意。不一会，里面的房间门开了，那位刚送走客人的身材结实的主人，就是加州的国会众议员托尼斯。托尼斯很热情地问我们愿不愿意进来坐坐，我们就这样坐在他的沙发上，成了他的客人。他对我们说的许多话中，有一句话我印象最深，他说，“我们这些议员和你们当教授的不同。我们在公众眼里就像是推销汽车或地毯的商人，谁也不会把我们看得很高。如果公众觉得我们看上去很高大，那么我们也就当不成议员了。”过了一会，铃声响了，按理我们应该告辞了，这位托尼斯先生却问我们，愿不愿随他去看看国会投票，我们当然很愿意。于是他带我们坐上专门供议员从办公楼到议会大厅的地下电车，接下来他又把我们送到国会投票大厅楼上位置上坐下来，然后他对我们说，他投完了票会再上来陪我们谈一会儿。当这次有关美国学校是否应该举行宗教仪式的法案投票结束以后，他又上来与我们谈。最后把我们送上电梯告别。我一直在想，这位日理万机的议员为什么会对我这样一个不期而遇的外国人表现得这样友好，如果说他是为了作秀，那么，对于我这样一个来学习美国廉政经验的外 国 教授，作秀又有什么意义？我想，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在长期政治生涯中已经形成一个生活方式，一种条件反射式的职业习惯。对比我们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教授们的下放迫害，我真为自己身为一个中国人而汗颜。
总之，至少我认为，我所亲自感受到的美国人的普遍守法意识、对人的尊重，彼此之间的信任与礼让，它们正是民主政治的所需要的内在的精神素质，是美国民主生活得以支持的重要的因素。非常有意思的是，美国驻中国使馆中的某些人员，在前去签证中国人面前所表现出的那种冷漠与苛刻，好象最不象真正的美国人，关于这一点许多中国人都有共识。这一点应该是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和美国文化全无关系。它可以为文化上的“淮橘为枳”，提供一个有趣的例证。
接下来谈谈日本，我曾三次去日本。日本这个民族确实很特殊，导游说日本人重义不重情，这一看法帮助我解决了一个过去始终无法解释的疑问。记得有一个日本海军士兵的二战回忆录中记述，当年他们把一艘美国军舰击沉时，会整齐地站在甲板上向沉入海中的美国战舰与军人致最后的敬礼，全世界恐怕很少有一个民族会以这种方式对待沉入海中的敌人。这位导游说，中日既然是一对不会搬走的邻居，双方就都要学会相处之道。这话很实在很朴素。有些日本人骨子里有些看不起中国人，但这也是人之常情，不必大惊小怪。随着中国的进步，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我还特地请朋友抽半天时间带我与太太去参观靖国神社，看了一部连续播放的纪录片。朋友把旁白译成汉语，电影的立场用意实在是毫无对战争的反省态度，一味只说美国欺侮日本，对日本不公，才逼出日本起来自卫。纪录片中只有一个南京入城式的镜头，南京大屠杀只字不提。其实，这也只是日本多元社会中的一种观点而己。有意思的是，可坐数百人的电影厅只坐了二十来个来此怀旧的老头老妇，他们中有些八十岁朝上的老人连走路都不稳。观众中居然没有一个青年人，电影结束时确实有人鼓掌，这是发自一个角落的轻而无力的声音，我顿时想到了中国的一句成语“孤掌难鸣”，也真有一点寓意。实际上，战争已经结束六十多年，我们大可不必再用原来的眼光看日本。日本已经具有了多元社会的性格，大多数人追求的是世俗生活。几年前在上海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一个日本学者告诉我，日本青年一代对战争毫无兴趣，我完全同意。当然如果中国继续存在甲午战争和1928年北伐胜利以后的“虚幻的大国感”，再次给中国带来那种深重苦难也不是不可能的。
最后说说台湾，应该说台湾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很好的榜样。我到台湾访问最深切的一点感受是，台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留，使台湾比大陆在许多方面更象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我在屏东、高雄各地的祠堂、村落庙宇与农村访问时，才感受到这种传统人文环境的影响力的持久不衰。而在大陆，传统人文遗存几乎荡然无存。究其原因，与大陆自五四以来产生强大的激进反传统主义的人文思潮有关，这种思潮在政治上发展为把传统视为封建主义的遗留而予以全盘妖魔化，这对文化的继承产生很大的负面效应。我在台南地区考察时，曾感叹地对当地朋友说，台湾比中国大陆还要象中国。我这里指的是文化上的传承祖先文明的中国，此外，台湾在现代化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没有经历过大陆的公有化或公私合营化，所以，上世纪以来的所有的传统经营方式都原封不动的保留下来了，小老板一代一代传下来，旧的文化凝聚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中。比方说，店主说起话来轻声细语，有一种传统的待客之道，各店都有自己在长期竞争中形成的标牌商品。店再小都各有它自己的特色。中国大陆正相反，先是把过去渗淡经营的小业主文化全部摧垮了，然后，经过文革以后，才让一部分人重新从事小业主生计，大陆八十年代以来的个体户，都是白手起家，没有传统的家风、店风的继承，一旦进行市场经济社会，往往只有那种原始的赤裸裸的、粗鄙的拜金主义。我常常在台北的夜色中漫游，那些灯光下的小店，有一种难以言表的人情味。一家餐店的名称“汤馔”，这样的古字，有一种古典文化的美，中国汉字传达的一些极为精致的意思，常常通过这样一些餐铺招牌为人们所感受到。这些都是只有比较才能感受到的。我认为在两岸关系方面，由于“一国两制”、“邦联制”、“联邦制”在近期内难以达到共识，可以考虑搁置这些制度设计方面考虑，以“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创造条件实现两岸统一，是值得争取的目标，为此，应尽快开始事务性谈判，以作为实现未来共识的基础”这种表述方式，更有可能为双方所接受。大陆领导人也应该从台湾人民要当家作主的愿望这一点出发，并以此为原则，来思考两岸关系的发展问题。
记者：您对外国和台湾地区的看法和中国社会很多人有很大不同，这是为什么？
萧功秦：这主要是中国媒体把外国和台湾地区很大程度上妖魔化了。先说说五八事件。当然，北约轰炸中国使馆是极为严重的事件。无论怎么说，中国人都是值得国际社会同情的受害者。但在采取何种反应方式的问题上，并不是没有选择的余地，中国媒体在这方面起的作用很不好。我完全同意我的美国朋友老麦（全名为BarrettL.McCormick，现为美国马凯大学教授）的学生刘擎（中国赴美留学生）的观点，即美国主流媒体被中国妖魔化的很厉害。我看到的是，在北约开始轰炸行动的第二天晚上，南联盟的外交部长就在CNN的黄金节目“Larry King”中慷慨激昂地讨伐北约轰炸，向美国人民宣布这是野蛮的入侵、是违犯国际法的罪行。中国使馆被炸后第三天，CNN的下午谈话节目就有新华社记者作为特别来宾对此进行控诉。当天的讨论中，有现场观众问，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道歉，怎样做才会被中国人民看作是真诚的道歉得以接受？这位记者用“很慢”的英语说了很久，而主持人和大家都一起洗耳恭听。这时有一位美国观众发传真到演播室表达“异议”，导播把他的几句话用全屏幕打出：请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美国的大使馆被中国误炸，我们会如何反应？对方给我们道歉就行了吗？如果这样的主流媒体可以被称为“战争宣传部”，那么他们从业人员也实在太不称职，至少要请邓力群同志来从头教起吧。相比之下，中国的民众从媒体中知道了多少事态的动向？有多少中国人知道，克林顿在事发后不久就给江泽民打“热线电话”而一直被拒，直到克林顿在中国大使馆吊唁册上签名时由李大使告知江主席现在可以接电话了，中美元首才得以通话？再说说撞机事件。我认为这是一个事故，是美国侦察飞机违规操作，而不是有意地把中国飞机撞掉。在空中飞行不是在马路上行走，马路上碰碰撞撞没有什么大不了，而在空中，这种玩笑谁也开不起。美国人不会傻到拿二十四个美国人的生命与一个中国飞行员的生命在天空中去拼。但是中国媒体的报道并没有突出这一点。当然，我并不天真地相信西方媒体“自由客观公正”的神话，不过中国媒体如果能够和美国主流媒体用一个声音说话，中国对外国和台湾地区就会有个更正确的认识，减少彼此之间的误解。近几年，中国媒体在这方面已经好多了。
记者： 9月10日 您发表了《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演变》一文，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您对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看法？
萧功秦：好的，改革以来中国民间形成了六种具有代表性的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社会思潮。按照它们在社会上形成并产生影响的时间顺序，这六种思潮分别是：一、1980年代中期出现的自由主义启蒙思潮;二、1980年代后期出现的新权威主义;三、1990年代中期出现新左派;四、1990年代后期崛起的新民族主义;五、本世纪初的文化保守主义;六、最近几年出现的民主社会主义。当然，现实生活中的民间社会思潮并不止这六种，即使是以上六种思潮内部，仍然还可以再进一步细分为不同的亚类型。
六大社会思潮有四种是应该肯定的。自由主义思潮可以扮演积极的建设性的角色。首先，它对于新老左派反思改革开放的思潮，可以起到良性的制衡作用。虽然自由主义者对权力腐败、社会贫富分化、分配不均等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批评同样十分强烈，但他们坚决支持通过继续改革开放来解决这些问题，也就是“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来解决”。其次，自由派对于激进的反西方的民族主义可以起到降温作用。再次，自由派对政治改革还起到提醒作用，他们不断呼吁并提醒执政者深化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已经进入了事实上的新权威主义时代。相对于具有意识形态取向过强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更具有中性的理性的品格。它对于理解与解释转型中的中国的政治结构，对于深化中国走向民主化过程所必需的社会支持条件的认识，对于考察中国转型政治的各种运行机制，对于制衡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中的激进主义与浪漫主义思潮，仍然会作出自己的贡献。从自己的传统儒家精致文化中获得制衡非道德化的世俗化文化冲击，避免整个民族在过度世俗化过程中，走向动物化与低俗化，就成为时代的重大问题，中国传统的礼文化恰恰可以转化为平衡现代中国人所追求的自由价值的文明要件。如果从全球化伴随而来的世俗化的文化困境的角度来看，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就具有更深刻的时代意义。经过创造性创化的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具有平衡世俗自由主义的绝对自我中心价值观的作用，具有克服无根化与人生意义感缺乏的后现代病的作用。民主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是把社会主义的理想与价值，把公正、平等与对底层利益的关注，以及对自由与竞争的现代经济秩序的肯定，统统结合到一个体制中来，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平稳转型。
另外两种思潮应该警惕。中国的民族主义具有激进化的特点。正如笔者前面说所说，发展中的大国特别容易产生“虚幻的大国感”，被压抑的自尊心有一种强烈的发抒的心理冲动。从分裂完成统一或国力正在上升时，这种民族心理就会借势宣泄，任何由统一或国力上升的征象，都会使不少人产生“中国已经强大了”、“每个中国人吐一口水就可以把你淹死”的底气。国力不足而又异乎寻常的大国感的自信，这种矛盾会把一个国家引向灾难的陷阱。新左派则的问题则更加严重。反思、批判甚至挑战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把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即那些本应该用发展政治学或发展社会学来解释的现象与问题，如干部在缺乏制度约束的条件下的腐败，市场经济中形成的阶层多元化现象，一律用“阶级斗争论”来加以解释。新左派与老左派有合流的趋势。其中更激进者还指责当政者背叛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甚至提出中国正面临着复辟1949年以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危险，有人在网上鼓吹在中国大地要酝酿一场“革命风暴”。有人甚至提出要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那就是，“在城市，把在改革开放期间一切公有财产被私有化了的财产，全盘收归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在农村，实行土地国有化、劳动集体化、生活社会化的三农政策”。特别需要警惕的，民族主义和新老左派一旦在极左的教条主义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下联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走的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开创出来的现代化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有夭折的风险。当然，这两种思潮也不是完全没有可取之处。如果中国民族主义能够“去脱激进化”，特别是新老左派要经历一个十年到二十年以上的文化修炼期，通过理论上的脱胎换骨与价值转型，和极左的教条主义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彻底划清界限，才能在未来中国多元思想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
特别要说一句，有人把我说成是左派谱系的学者，这可是极大的误解。从价值取向上看，何新可是左派，我则不是。我认为何新的“新国家主义”与我的新权威主义有很大的不同，“新国家主义”缺乏民主导向，何新对民间社会，市民社会，独立人格对于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性，似乎并没有予以重视。何新思想中也缺乏对传统计划经济旧体制的批评态度，而且这种倾向似乎越来越重，他对计划经济体制往往予以不切实际的美化，似乎又回到政治浪漫主义上去了。与“新国家主义”肯定计划体制与民主导向相反，新权威主义则主张在尊重现行政治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通过政治稳定，走向中国的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可以说，新权威主义阶段，是从传统全能主义政治向民主政治发展的过渡阶段。我和右派谱系自由主义思潮的唯一区别是路径不同，最终目的是完全一致的。可以说，我是戈尔巴乔夫，自由主义是叶利钦。我不仅不是左派，而且是最激烈批判新左派的人之一。作为文革时代灾难全过程的历史见证人，我对一切左的面目出现的东西，有一种本能的免疫力，有一种本能的厌恶与拒斥。一个没有经历过极左时代的人，喊几句左的口号，喊出要回到毛时代去，可能是天真，可能是对市场经济的弊端产生反感而激发的文化浪漫主义，犯这种错误是青年人的“特权”，这些都可以谅解。而一个经历过左祸苦难的中年以上的人这样做，只能被认为是投机。当然，我这里并不是指哪一个特定的人，而是指那些年纪不轻的“新左派”。
记者：这次采访时间快到了，希望您最后说几句心里话。
萧功秦：权威主义未必就一定带来机会不平等，民主体制未必就一定没有腐败，各种体制均有其发展优势，也有其劣势，处理得好，中国现代化能能够凭借我们体制的优势，在良性的新权威主义引导下，走向好的前景，处理不好，拉美模式就是前车之鉴。关键在于新权威主义执政者能否利用这一体制的优势，进行有效的制度创新。而且一定要及时这样做。否则时不我待。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两极分化，这与原有的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过程的困难以及制度创新程度不足有关。还是那句话，“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来解决”。前些日子“老同志谈话”的不少观点说得很不错，例如执政党对不同意见要有容忍政策，不能说“光辉的六十年”因为其中也在大灾难时期，政治伦理也是不错的提法。等等。尽管我怀疑是伪作，因为全文看上去行文之流畅，逻辑之清晰，不像是近九十岁的老人的说话风格，但是这篇文章讲出了不少民间人士的心里话，倒不失可以成为理解世纪之初中国民间思潮与社会心态的一个很好的资料。这也许应了“伪也是真”的治史格言。我们确实应该加快制度创新的步伐，但是也不能太急，否则可能欲速则不达。但是，必须明确我们的目标，即高举改革开放的伟大旗帜，彻底批判极左的教条主义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沿着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开创出来的现代化唯一正确的道路奋勇前进！
附言：
我在本文开头已经说了，本文是为了让广大人民更好认识萧功秦这个人，以记者访谈录的形式把近年萧功秦先生的主要观点作一介绍，而且少数内容作了部分改动，以作揭露与讽刺，不是真有这么一个访谈录。萧功秦先生的原话当然没有这么直白，总是遮遮掩掩，本文是在萧功秦先生的原话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加工，但是相信没有违背萧功秦先生的原意。如果认为本文曲解了萧功秦先生的原意，也欢迎提出批评。
为避免大家继续误会，也为避免篡改、歪曲的嫌疑，我介绍一下本文的主要参考文献:
《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演变》
《为什么我反对激进民族主义》
《我反对虚骄的民族主义》
《从〈走向共和〉人物形象看历史范式的转换》
《中国近代以来的六次政治选择》
《科索沃危机与后冷战时代中国的民族主义》
《关于中美关系危机的四人网上通信》
《撞机事件与中美关系》
《彼岸归来的感想与思考》
《赴台访学研究心得报告》
《我看到一个真实的日本》
《日本旅行归来致友人的信》
《人生经历与学术悟性》
《从新保守主义立场看中国变革中的激进主义》
《中国新权威主义代表萧功秦网谈录》
《从“社会主义初阶论”看中国意识形态转型的特点》
《中国改革第二思潮的崛起》
《转型政治学视野下的中国三十年》
《老人谈话的真伪》
最后，如果本文的确误解了萧功秦先生的原意，也向萧功秦先生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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