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评传--从王彬彬看“自由主义者”的自私丑恶

王彬彬评传
2010-08-07 尚黑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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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王彬彬是近年来非常活跃的非常多产的文学批评家，除了出版了数本著作之外，还路陆续续在各种杂志报刊上发表了200多篇论文，这些文章涉及到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等诸多领域，他谈当代史，谈先秦诸子，谈当代文学，谈人生价值，谈文学批评，还和一些当代著名作家和学者发生过颇有影响的争论，思想上他自认为属于“自由主义者”，文章本身风格上又很有个性，所以以其作为硕士学位论文选题，是有一定价值的。
半年多来，在广泛收集有关资料的基础上，断断续续写出了这三万来字，内容呢还算有条例，只是引文多了一些。其实大段大段引录他人文章点缀成篇，恰是王彬彬的文风，笔者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也不得不如此，倒不是有意地效法王彬彬的做法。
论文写出后，自己觉得还不够满意，有些观点和结论还不够确凿，有些语句显得情绪化，是我自己能够觉察的不够完善的地方，至于其他一些瑕疵，还想请师长友人指出批评，所以不顾此文的浅陋寡识，将其发布，还请诸位不吝赐教，笔者感激不尽。

全文目录
第一章王彬彬生平与著述概述
第一节充满恐慌的童年和少年
第二节苦涩勤奋的大学生活和渐趋佳境的学术生涯
第二章王彬彬的思想倾向研究
第一节虚无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第二节黑暗的历史观和人性论
第三节王彬彬启蒙理论的内涵和本质
第三章王彬彬的鲁迅研究和当代文学史研究
第一节王彬彬的当代文学研究
第二节王彬彬的鲁迅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
第三节谁的鲁迅？鲁迅的真貌到底如何？
结语：王彬彬的学风和文风

第一章王彬彬生平与著述概述
王彬彬无论为人还是为文，都非常坦率，从不屑于隐瞒自己的内心想法和观点，他的一些朋友对他的形象和为人在书评或者印象记里也多有披露，给了我们探讨他的生平和思想的诸多便利。
第一节充满恐慌的童年和少年
王彬彬，安徽望江县人。望江县位于安徽省西南边缘，长江中下游北岸。东南与东至县和江西省彭泽县隔江相望，西依泊湖与宿松县毗邻，西北靠大、小香茗山与太湖接壤，东北邻皖水与石牌区交界。地形是一面负山，三面临水，素有“水乡泽国”之称，所以历史上水患在这一地区非常严重。
王彬彬生于1962年的11月份，按说真的是生于良辰，因为三年自然灾害恰巧刚刚过去，就按十月怀胎来算，其母亲孕育王彬彬也就在1962年二三月份，和 1959年、1960年和1961年发生的灾害关系不大了，可是其朋友还是强调王彬彬生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里，把他塑造成一幅“苦大仇深”的样子，就不免无中生有的。
虽然王彬彬的生年生月已经告别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可是王彬彬后来还是变成了极右派，也即所谓的“自由主义者”，这就不得不从他的家庭说起了。
王彬彬祖上是当地豪族，用土改以后的话来说，属于“高成分”了。自然土改时受到了冲击，可是毕竟不算恶霸，乡誉还好，而且其祖父当时以诗礼治家，所以划成了“富农”成分，只是没收了他家多余的土地分散给乡村父老耕种。他的父亲当时已经二十多岁，在县城教学，虽然经历了政权更移和变动，他父亲的工作没有什么变化。王彬彬父母多儿女，所以虽然王彬彬生下来就属于城市户口，可是还是经济拮据。对于土改解放，无论是王彬彬的祖父和父母都没有微词，或者说不敢有微词。特别是他的父亲，1952年就展开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一遍遍的要求他父亲所属的文教队伍人员脱胎换骨重新作人，特别是1957年的大鸣大放，随之而来的划右派运动，更使得王彬彬的父亲惴惴不安。因为他亲眼看到一些同事就因为说了一些放诞无忌的胡话而被划成了右派，本来家庭成分就较高的王彬彬父亲更变得惶惶不安。到了文革岁月，就像王彬彬后来跟王朔争论时讲的，一方面原来依仗着父辈建国时高人一等的干部子弟纷纷沦入平民境遇，可是另一方面也自以为高人一等的文教分子和其家庭成员也受到了难免的冲击。文革里文化部门三番五次的下指令，颁布一批批文学作品“黑名单”，象《红旗谱》、《红岩》、《红日》等都被列入其中。但其实上这些书籍虽然被批判，可是民间照样流行。不但如此，象《封神演义》、《小八义》、《三侠五义》等封资修的书籍也在流传，阅读者颇为不少，毕竟是天高皇帝远，偏僻的乡村和一般县城，谁去管这些事情。可是下破了胆的王彬彬父亲还是严密监视着好奇而又喜好读书的儿子，一旦发现儿子阅读“禁书”，肯定就没收毁掉，以免连累自己和家人。据王彬彬回忆，有次他在读着那本借来的《红旗谱》时，由于读得太专心，没看见父亲从学校回家进屋，被父亲发现了。这位平日温柔胆小的中年教师大光其火，一把抓过《红旗谱》，对王彬彬大发雷霆之怒。后来王彬彬讲清是借同学的，其父亲才还给他，并且警告他不准再读这类书籍。
这样严苛的阅读环境和谨小慎微的父母所创造的家庭环境，自然没什么乐趣，王彬彬家庭属于商品粮户口，乡村里没有土地，也难以享受当时的一般农家子弟在广阔田地里游玩徜徉地自由幸福。1957年以后，随着小社合成大社，初级合作社变成了人民公社，成年男女要求集体上工下工，集体劳动生产，这可得意了那些孩子们，虽然物质生活较之现在苦得多了，可是没有幼儿园教育，学制也缩短了，小学五年，初中二年，高中二年，从小学到高中，也就短短的九年，而且还允许优秀学生跳级，只要学习优秀，班上的前三名就可以隔过该上的年级跳进再上一级，比如二年级学生可以直接上四年级，只是当时不准提前上学，最低年龄是七岁，所以幼儿玩耍时期特别长。在学时期，上完放学后，也没那么多的课外作业，放学后回家也没农活需要帮忙，所以就是捉迷藏、捉蚂蚱、抓蝈蝈、然后编个小笼子把蝈蝈放在里面让它叫唤。夏天来了，孩子们就到村边浅水河里游泳，当时比较荒唐的是，县乡教育部门要求学校注意学生安全，禁止学生没家长带着擅自下水，学校和班主任就把这些监督人物交给班长。可是是女班长怎么办呢，那也照查不误。所以当时许多女班长把淘气的男同学堵在河里要其上岸、男同学偏偏更不敢上岸的事情有的是。当时人们心灵的纯洁简直是今天的人们难以理解和相信（所以王彬彬后来讲那时的人们非常“愚蠢”，而且是“正派的愚蠢”、“愚蠢的正派”）。
当然，县城里的王彬彬难以享受这些乐趣，家庭环境和县城环境很早就造就了他“弱不好弄”的性格。再加之恶劣的地方民俗，使得王彬彬眼里看到什么使人高兴欣悦的事件和东西，所以与生俱来的向上的生命力就慢慢演变成愤世嫉俗的心态，这种心态可以说，和韩非子，和鲁迅都是相似的，环境的相似会早就相似的性格和人物心态，后来王彬彬对于人性的看法，对于社会面貌，对于历史和现实的看法，都与此有重要关系。所以说，王彬彬生在县城，生在一个公办教师家庭，物质方面免得了与当时乡村农家子弟同受粗杂粮食饱腹的痛苦，可是对于乡村农家思想的真相，也就非常隔膜了。等到几十年后，他与京城大院子弟王朔发生论战，王朔攻击他 “王彬彬为了城市户口和就业，博士生毕业又去拉关系，混进南京军区”，王彬彬就反唇相讥，讲自己虽是从农村走出的，却自始就是“城市户口”，并不比王朔低人一等。说实在的，两人的说法都有不切实际的地方。王彬彬的话容易导致别人的误会，容易使人理解成他是农家子弟。其实王彬彬本质上不算是农家子弟的。在当时，这种王彬彬自称是乡村“国家干部”（教师也在内）家庭的子弟，在当地也往往被视为另类，可是一旦微微露出优越感，马上就会遭到同学们毫不客气的嘲弄和讥笑，所以王彬彬的郁闷可想而知。
王彬彬的父亲谨小慎微，一直夹着尾巴窝囊至死，而对儿子也管束甚严，唯恐他说出作出那些与时代要求领导要求不一致的言行举止。
正像心理学上经常讲到的，儿子往往会变成父亲的叛徒，王彬彬在倍受压抑的家庭环境和邻里环境继续成长，叛逆心态，向往言行特别是言语自由可以肆意放言的心态越来越强烈。作为这样一个高成分家庭，对于提高家族地位的欲望也自然高于一般的工人家庭和农家子弟。而王彬彬弱不好弄的性格，恰恰有助于他愤发读书向上攀登。当时的中小学学习风气的确不是很浓，1969年王彬彬刚满七岁，就上了小学，上到初一时候，国家修改学年和学期体制，将原来学制的依照自然年改成秋季开始新的学年开始，所以王彬彬等于上了二年半的初中，等到1978年，要参加高考时，他已经是在班级里名列前茅了。当时压缩学制、减轻授课难度，要求教育和生产结合，培养目标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合格的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所以劳动实践很多，高中课本的《物理》、《生物》和《化学》也改成了《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教师传授的都是很实用的。《农业基础知识》讲授的修理农机等使得学生毕业后很受乡村农家的欢迎，一直到1979年，县城和公社（乡）一级都办有高中毕业生到里面就学的“共产主义大学”，培养各级使用人材。当然对这一切，王彬彬不仅不感兴趣，而且还有很浓重的抵触情绪。王彬彬后来称为了要教化百姓的“启蒙主义者”，所谓启蒙也就是自己把自己看作高人一等的“精英”，把百姓和同学看成无知的“群氓”，自己要称为高人一等的“人上人”，绝对不能做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想法，在父母的鼓励下，化作了他学习勤奋的强大动力。而当时一般学生还不能认识到时局的变化，对于学习能够改变人生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加上王彬彬上中学时北京的“黄帅事件”，对各地教育冲击颇大，学生对教师对知识减少了神秘感和膜拜感。冬天上课，老师关上教室门上课，就会有个别学生站起来说讲课老师“关门办学”。
时机总是给于有准备的头脑以好运。王彬彬1978年夏考上了大学，虽然仅仅是洛阳外语学院。虽然仅仅得了200多分，可是考虑到当时普及教育为主，精英教育为辅的教育方针，王彬彬还是幸运的，当时录取率极低，安徽省一两个乡一次高考也仅仅会考上一个大学生。当时不考外语，所以对于小县城和广大农村显得非常公平。
第二节苦涩勤奋的大学生活和渐趋佳境的学术生涯
王彬彬在偏远县城较之农家子弟所有的优越感，特别是学习优异而能够上大学的高人一等的感觉，使他兴奋了很短的时间。因为当时城乡差别很大，城市里的子弟对于农村子弟的轻视和欺负，往往使得农家子弟倍感烦恼。虽然王彬彬来自县城，来自教师家庭，可是在洛阳学校，他还是遇到了意外的打击。一口皖南乡音，一身不入时的外地衣服，较之洛阳这座当时的重工业工厂的工人子弟，他还是落了下风，简直一点儿人生乐趣都没有了。同一寝室里不免有当地考进的学生，班上也有洛城本地的弟子。说实在的，当时较之封建时代，社会风俗已经大大改观，可是洛城这座自从西周初年就成为商朝亡国顽民的聚集地，东汉成为首都，唐朝又成为权力重地的城市，二三千年都是著名的“洛阳恶少”横行的地方，唐诗里描写“洛阳恶少”横行无忌欺压良善的诗句可谓多矣。解放后，这样的恶少大大减少了，可是不等于绝迹，一旦条件成熟，特别是洛阳一些本地青少年面对着外地来此就读的农家子弟或者小县城子弟时候，他们的优越感就压抑不住。他们成帮结伙在课下的教室里做些下围棋等显示高雅的文娱活动，在寝室里抽烟划拳做些看似低俗实则标榜自己高人一等的违反学校纪律的举动。这一切，都将自幼“弱不好弄”，不喜欢娱乐活动的王彬彬排斥在外。本地学生无论人数和营养都远强于他，加之当时高考没有年龄限制，有些学生的年龄入学时候就有三十多岁，较之刚刚16周岁，身体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的王彬彬，站在一起，简直就不像是一代人，这些“老者”对王彬彬的态度也就两歧，一些班干部对他关怀有加，一些却是对他百般侮弄，把他的生活习惯、言行举止当作笑料来嘲讽。
这一切都慢慢要将王彬彬逼得要象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先生了。王彬彬变得更加性格孤僻，更加愤世嫉俗，也就是从这时起，他开始喜欢上鲁迅先生的作品，特别是那些描写和抨击社会恶俗流氓的杂文，这对于王彬彬成为现当代文学研究学者后的的研究选题和内容形成，有着莫大的影响。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王彬彬从对个人境遇的不满，发展到对现实社会的反感，以致于眼里很难看到理想的价值和人生的美好所在。王彬彬发觉不管学校领导和辅导员讲得怎么好，报纸杂志上宣传的如何阳光灿烂，都没有办法使自己心里充满阳光。这种困惑在当时社会上也非常广泛，当时潘晓一篇“人生的路为什么走得越来越窄”，就是一部分包括王彬彬这样敏感青年的共同心声。王彬彬更加向往自由的天地。可是那里光明自由呢？解放前吗？王彬彬自由所受的学校教育和社会上的宣传，特别是历史的真相，都使王彬彬无法否认国民党治下的社会是十足的“乱世”，即使后来他扯出“自由主义者”的旗帜也对此还加以认可。那么解放后呢？王彬彬也从很不满意，后来变本加厉发展到全盘抹黑，文革十年不用说了，文革前的十七年也是全无成绩，除了个别作家写景的几段话。
王彬彬在校学习的是日语专业，当时可以说是紧缺的专业人材。所以1982年7月王彬彬毕业后，被分配到南京军区政治部工作。作为一个“从农村走出的”青年，按说应该是非常地春风得意了。开始一心追求“自由”的王彬彬，却感到了更强烈的腻歪，毕竟在政治部无论写文章还是讲话，都不能在校生那般肆言无忌，而且宣传工作还使得他有了更加强烈的宣传即是欺骗的想法。所以，1987年前后，一当思想自由化倾向的年头一来，王彬彬就觉得自己最美好的日子到了， 1987年王彬彬发表了较早的坦率表露自己心声的文章，直指建国后的四十年是一帮骗子玩弄着一群傻子的岁月。抱着这样的想法，对于纪律较为严格、日常言行写作都极端违心的军队生活，王彬彬可说是一天也不想过，所以他答复王朔的攻击文章里直率地讲：“1978年夏，我参加高考，被部队院校洛阳外国语学院录取，成了‘人民军队’一员，这真是我做梦也不曾想过的。1982年毕业，被分配到南京军区，在度日如年中盼望着换个环境。但却是‘求天天不应，求地地不灵 ’。1985年冬，天上掉下了馅饼，现役军人可以报考地方院校研究生。我激动地报考了复旦大学。”从这些话里话外，可以明显地得出一个印象，那就是王彬彬的部队生涯即使不能说是使他吃尽了苦头，至少可以说是他在那里很不得意。所以一旦跳出这个地方，肆意放言，脱身成为一名学生，张口合口地攻击当代社会和国家政权，就显得很是自然，多年的毒气终于可以出出了。不过在回应王朔的文章里说自己“被部队院校洛阳外国语学院录取，成了‘人民军队’一员，这真是我做梦也不曾想过的”，简直是张着眼睛撒大谎言。当初报志愿是王彬彬自己报的，自己报的志愿实现了，后来有转回头说这个志愿根本不是自己曾经想过和盼过的，可信吗？
可是王彬彬还是又一次遇到了意外的挫折，1986年他进入复旦大学读硕士，自己以为从此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所以在1988年后就大胆的连续写文（《当代小说中的创伤报复型人物》、《愚弱者的强权》等）发文抹黑建国后的历史和社会。没想到一场虚惊还是使他不断的丧魂落魄。王彬彬讲到当时的情景是： “从1986 年到1992 年，我从硕士读到博士，复旦大学决定我留校。为了让部队开绿灯，我给其时的南京军区有关领导写了封信。这位领导却在我的信上做了将我调入南京军区创作室的批示。这样，我就又回到了南京军区。1999 年，经连续几年的争取，我终于转业到了南京大学。”看看王彬彬从1988年到1999年专业这十一年间所发的各种文章的内容和观点，王朔指责王彬彬“这是对人民军队的玷污，我觉得非常卑鄙。”也不算是完全过分。
南京大学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心，可谓自由主义者汇聚的一个重镇，王彬彬到那里从事学术（其实更恰当的讲，应该是文化）工作，真是如鱼得池水，如龙归大海，从近年来学术杂志上所刊登的这个研究中心的教授们多次关于当代文学的的座谈讲话来看，全盘否定从建国到文革结束这二十七年的文学创作成就，进而全盘抹杀和抹黑建国后二十七年的的历史和社会，是他们非常一致的观点和立场。
近年来文坛上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者”（也可以叫做“新右派”）的论争越来越激烈。在这场论争里，曾经有二三头脑混沌的媒体曾经有一段将王彬彬划入“新左派”阵营，这令王彬彬非常郁闷，所以不断地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很快正式成为了“新右派”的急先锋，而且言辞变得越来越张扬和激烈。如果说，过去王彬彬文章里是按理讥刺类比，全面抹黑建国后大陆在文化、政治、文学各方面的成就，近一二年，他将攻击的矛头集中地直接地指向了毛泽东个人。显示出等待和隐忍了三四十年的王彬彬已经是迫不及待，想要干一番文化政治上的大事业的雄心已经按捺不住，将过去不敢说的话语和观点，趁着这几年的春风，要快意地倾吐个干净了。
王彬彬现在是教授，博导，现当代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年龄仍然尚不满五十，就在学坛上和文坛上获得如此大名和成绩，自然是春风得意，以当代鲁迅字句，以肆言无忌为得意，论文呢刊出了200多篇，论著呢（绝大多是散篇论文集和杂文集）也出了好几部，涉及的内容颇为广泛，大致是以鲁迅研究为中心，广及文化、历史、语言、哲学诸多方面，长的论文洋洋洒洒有十五六页的，断的杂文也有一页半页的，大致计算一下，从1988年算起，短短二十多年已经有百十万字，其多产勤奋是很令人感佩的。说到学术论文，曾经有学者质疑他的一些论文写的浅俗、散漫、冗长，行文情绪化浓重，缺乏学者的理性，而且二三十年如一日，曾无长进，诧异这些文章是是如何发出的。网上一些网友曾经猜疑这和他的博士生导师尊敬的德高望重的潘旭澜先生有些关系，因为潘先生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副会长（常务会长）。可是这种猜疑是不足为信的，还是应当归因于王彬彬先生的勤奋和执着。
至于王彬彬硕士和博士在学时候的成绩，还应该算是挺优秀的。一个即使在河南省至今还不很出名的地方院校毕业的本科生，能够到复旦大学上了硕士上博士，在 1992年以短短四万三千五百多字的博士学位论文，就能够顺利地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并且被复旦大学要留校任教，可见其“牛”，真不愧为牛人。以今天的水平来看，这样的短文，东抄西引，恐怕一经过电子检索机器，就会被肯定为“学风不端”判其延期毕业，何况从字数上看，也仅仅够1990年之后各个名校所要求的一篇硕士学位论文（至少三万字）的样子，距离博士学位论文至少要达到八万字以上还差将近一半。何况选题是一篇综述性的文章，才仅仅写了八万字，真不知王彬彬当年在校都忙了些什么。可是不管这么说，王彬彬简直是空手套白狼，毕竟是博士正式按期毕业，还留校任教，真是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就像在市场上一样，能够十元钱买到十元钱的物品，那不能算是本事和才华。能够拿一元钱买到十元钱的物品那才是本事和才华，这样的人才算是真人材，所以王彬彬绝对是真人材，绝对真的有才华，有本事。至于王朔讲王彬彬如何善于谄媚和巴结，我等宁愿相信，王彬彬很是正直不阿，立身讲究人格的自由独立，又平生时时处处以鲁迅先生为楷模和榜样，所以王朔那些话纯粹是污蔑和造谣，“这都哪艮哪的事儿呀，净是胡扯”！好了，为避免被戴上一定“胡扯”的恶谥，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地接着展开下文。
第二章王彬彬的思想倾向研究
王彬彬的思想虽然看起来很系统，自从1988年以后，以精英分子自居，以从政治到文化对中国要全盘西化的诉求，对中国文化的彻底否定，对于当代大陆历史的全盘抹黑，对于现行政治制度要求全盘变革的要求和张扬，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可以说是主意很执着，宣扬很卖力，一以贯之，能够把这种全盘西化的理念如此坚持的确也算难找。问题是读了他的文章，往往可以发现多有矛盾，这一篇和另一篇发表时间相隔不远，就前后不一致，不是说主旨不一致，而是指用来作为理论基础的说法不一致，所以称其为“思想”还未免有些早，王彬彬而今才仅仅四十七八岁，可谓年富力强，未来到七十岁才退休，还可以再为“全盘西化”努力至少二十多年，相信以他这种执着的性格，其“西化”理论会更加完善，说不定由于王彬彬盼望见到全盘西化的实现的那一天非常迫切，能够活个三五百年，能够为自己的“西化”再呐喊三五百年也不知呢。所以我们暂且耐心等待王彬彬理论系统逐步完善，等个三五十年或者三五百年再称他的说法为“王彬彬思想”也不迟，在此姑且先称其为“思想倾向”。王彬彬若是有知，且莫怪我等不敬。以下本章分三节展开。
第一节虚无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从1978年到1999年，王彬彬虽然在军队里在了二十二年军籍，可是对他好像没有什么积极影响。从他的读书杂记和杂文书评里，透射出非常坦率的虚无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世上没有英雄，没有正义，没有值得为之奋斗的舍生忘死的事业和理想。这种虚伪主义的根源，前面在叙述他的生平遭际时候我们曾经涉及到一些，可是到底什么原因是这种思想观念的根源，我们也不好加以过多的猜测和臆断，还是看一下他对自己这些观念的有关论述为宜。
王彬彬评价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创作，全无价值，写的英雄是伪英雄，表现出的崇高思想境界是伪崇高，这些牵涉到他的文学史观，在此节姑且不加展开论述。王彬彬表达虚无主义观念比较集中的是他的《所谓事业——兼对<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与<红楼梦>做一比较》上下篇。仅从题目看，好像应该是两篇非常严谨的文学批评论文，其实不然。从文章开头，王彬彬就开始一嘘三叹的大发感慨，大肆抒情，谈论对人生的自我感受，讲敬业多么的不足称道，敬业仅仅是出于对个人和家庭温饱的追求等等，贬低了敬业精神之后，又罗罗嗦嗦大半页，一直总共谈了整整两页，才把话题涉及到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然后接着将这部小说的核心归结为四个字“反对媚俗”，然后就开始借题发挥，阐释何为“反对媚俗”。王彬彬所理解的媚俗，就是“而所谓对事业的追求，则可被视为人类的一种典型的媚俗”。这看起来好像和昆德拉的小说有关系，其实更多的是王彬彬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全面表达。王彬彬先否定社会上历史上从没有神圣的事业，然后进而论道，“人类的所谓的事业心，正是人类生存的一大祸害”，它带来了仇恨、嫉妒、憎恶、迫害、杀戮、血泪、污秽和肮脏。政治军事无是无非，经济科技发展都在制造灾难和人类毁灭的坟墓。王彬彬讲道：“在尘世中没有任何东西是具有绝对价值的。”这话自然非常准确，正确得简直成了废话。很自然的，还是有些东西包括事业是具有相对价值的。可是接下来王彬彬话锋一转，集中于论述人生追求的事业多么没有价值，包括世人认为的神圣的事业，也都是恶俗不堪的，自以为的救国救民是在祸国殃民，拯救人类其实是在毁灭人类，以致于“自以为是在发表高论，殊不知正是满嘴废话胡话套话”（读到这里，不知读者会不会想到王彬彬的这篇文章，王彬彬写到这一段时，会不会想到自己是在干什么）。对于这些话的荒谬，王彬彬本人不是没有察觉，他还是有一点儿反照能力的，所以下篇结语处还是承认自己“对所谓的事业和事业心说了一些不敬的话”。从这段结语可以看出，王彬彬承认自己是在借题发挥。其实质我们不惮烦赘，再替他总结一下，那就是非常直白地坦露人生观和价值观，借以攻击英雄、事业和神圣的事物，泯灭人间一切的是非善恶，宣扬彻底的虚无主义和市侩主义。王彬彬的单篇文章读起来很有个性特色，多篇串起来读，往往自相矛盾。比如他在别的篇章里讲道，任何事情如果抽掉了内容和价值判断，那么强奸犯奸污女子和夫妻恩爱交媾就没有了区别。可是在这一篇里却将人类从事的一切活动的价值和意义完全予以否定，不知哪一篇才是王彬彬内心的真话和真实看法。王彬彬在一篇评论当代文学作品的座谈会上里，曾非常恶心地断言，新时期的许多文学作品都是粘着精液和体液书写的。这话还像一位博导的学术话语吗？王彬彬数人编录了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在座谈自己的教材时，也大言不惭的指责别人的许多教材都是在给广大大学生灌输毒液。那么，王彬彬这篇文章散布的人生虚无论、人生的无价值论，是在给广大学生提供精华和美好的营养呢？还是相反地有意无意地散布张扬消极的思想引导青年走向颓废和毁灭呢？王彬彬一直以鲁迅先生的忠诚卫士自居，每当别人发表了阐释鲁迅先生文章意旨的时候，他往往就嗅觉非常灵敏的品味一番，一旦与自己所理解的不同，就非常奋勇地扑向前去，加以批驳和争辩。那么鲁迅先生平生是如何对待自己的消极情绪，是如何寄希望于青年学生的呢？想必作为鲁学研究专家，王彬彬应当比我们更懂得，鲁迅总是唯恐自己的消极情绪影响青年，总是鼓励青年要积极向上，不要与那些自暴自弃者为伍，特别是对于自暴自弃者的话千万不要信从。对于这些话语，王彬彬该是耳熟能详的，为何偏偏写起文章来，就不再顾及自己为人师表的身份，如此借题发挥，抹杀人间一切美好的事物，反对追求事业，甚至对于敬业精神、事业心这些美好的词语还要大加挞伐，丝毫不管自己的语句会引导不成熟的青年学生走上歧途的可能呢？王彬彬倡导“新启蒙运动”并且时时处处以启蒙导师自任，就拿这些消极颓废的思想观念启发学生，祛除学生的“蒙”吗？毫不客气地说，如果哪些青年真的信从了王彬彬所启的蒙，只会走向抛弃事业，抛弃事业心和敬业精神，走向成为社会废物的下场，不管是在王彬彬极不满意的中国，还是在他极端向往的欧美西方。这种思想观念，如果是王彬彬自己内心的真切想法，相对于这位已经年届不惑的专门学者，只能证明他自身仍旧是一个糊涂虫或者已经蜕变为一个糊涂虫。如果这些话语不是王彬彬自己内心的真实观念，那么问题就变得更严重了，甚至会有读者猜测他是在别有用心的误导读者和学生（其实从王彬彬一贯热心于追名逐利的言行举动看，后者倒更接近实际）。
第二节黑暗的历史观和人性论
先讲王彬彬的中国古代历史观和诸子观。按说，王彬彬在洛阳外语学院学习日语，学习优秀，总是在期末考试里成绩名列前茅，是个很难得的外语人材。可是由于毕竟不是中文系或者说不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这也给他攻读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带来了一个先天性的缺陷——中文底子的欠缺。不仅他对于中国文学的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很是欠缺，而且对于中国历史的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也都很欠缺。可是以外语专业考取中文系硕士博士，在中国新时期却恰恰是考场上最为得意的人们。谁都知道，新时期初期，中文专业的专业性不是很强（一直到目前也没见强到哪里去），出题往往也就是游国恩的四本文学史教材，朱东润的六本文选教材，那时候假如能够考前拜会一下导师，往往不能得到真题（导师还是很有道德修养和职业修养的），考试复习范围缩小一下还是能够做到的，假如遇到某位导师爱才心切，那么专业课基本上就毫无后顾之忧了。对于考研来说，从新时期自始就是最为重要的科目，渺渺40分或者50分，对于中文本科生就得拼上一大半学习时间和精力。可是对于外语专业的大学生，他们三四年一直就是这么一本经，所以对于外语考研题简直是“如汤沃雪”。你也可以跟着绝大多数中文或非外语专业的学生大喊“不公平”，可是教育主管部门却说这恰恰是为了“公平”，因为他们担心一旦导师招生权力过大，恐怕会有“黑幕”，对于外地的考生和不善于和导师接触的考生更不公平。所以历年来外语专业的本科生参加中文或者历史等专业的硕士生入学考试，都是中文、历史专业的学生和一些偏重所录学生基础的导师们很头疼的事情。王彬彬作为外语专业的本科生，自然就异常得意而且入学成就优异了。
讲到1985年到1992年间的的硕士博士招生，还有一个背景不能不提到。当时学生运动使得许多在校学生无心向学，许多学生不愿或者由于参与运动无法参加攻读更高学位的入学考试了，那几年生源缺乏到什么地步呢。举两个例子。1991年，吉林大学和四川社会科学院的一些文科专业，研究生招生的管理人员背着复试试卷来往于全国各地，去到有报考学生初试分数不够的地方，哪怕是省级市还是县城，发卷子进行草草的复试，只要成绩不是特别不堪，当场就会通知这位考生 “你被录取了”。将这一段话，主要是阐明王彬彬当时以一位外语专业的本科生考上名校——中国文学批评的学术重镇复旦大学，能够上了硕士上博士，大致背景就是这些。
王彬彬1986年入学就读于复旦大学，当时复旦大学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个别教师在“自由化”里表现得极为活跃（现在也仍旧很活跃）。重评历史的风潮越刮越猛，比如全面否定历代农民起义的积极作用，比如中国封建社会到底是什么性质等等，对于原来蜗居军队的王彬彬刺激非常大，他突然发现自己自幼所学习的那些历史，简直全是谎话了，自己就像一个傻瓜傻蛋一样被初中和高中老师把自己的头脑玩弄了四五年（准确地讲是四年半），自己亏大了，恼羞成怒的王彬彬决心要把过去接受的一切全部像垃圾一样从自己头脑里扔出去，然后全面接受西方（主要是美国的政治理论、文化理论等等），将它们速食般的装进自己已经腾空的大脑空间。恰在这时，赵紫阳一帮手下发表了《河殇》等电视启蒙节目，这些学生象被开了天目一般，像是杨二郎一般，在常人的两眼中间又有了新的一只看世界的眼睛，《河殇》对于中华传统文明的彻底绝望，传统中华文明的罪恶，伴随着解说员声情并茂的解说，使得王彬彬心花怒放，情不能已，心想，黄色文明、大陆黄土文明就要彻底完了，我们要主动地抛弃它，我们要迎接灿烂辉煌的蓝色文明，要象甩掉瘦弱贫瘠无能的卧床不起的垂死的年老的父母一样甩掉中华文明，跑着跳着投向新的象心里梦里的父亲形象一般那位山姆大叔的怀抱，投向大洋彼岸那位象心里梦里母亲形象的自由女神的怀里，汲取她的乳汁，换掉旧日的血液，重塑一个新的自我，开始我们新一代新的人生。
可是，兴奋没有几年，潮退了，血冷了，赵氏销声匿迹了，《河殇》成了被公开批判的材料。但性格执拗的王彬彬从不服输，他要继承赵氏的遗志，讲“西化”的事业进行到底。所以王彬彬第一个写作的高潮期就在1988年到1990年间，诸如1988年发表文章4篇，1989年发文8篇，1990年发文9篇。这些文章有些不是在好好的做学术，而是在进行情绪化的发泄。比如“当代小说中的文化心理现象”系列论文九篇，不是在进行学理性的探讨作品的思想，而是在借题发挥，是借学术研究之名头在兜售一些完全不是学术的内容。
即使在探讨中国古代文化时，王彬彬的文章也往往显示出了既缺乏理性思维而又缺乏知识基础的情景。中国古代历史在倡导“自由主义”“全盘西化”的王彬彬眼里自然是没有什么值得总结的精华的，即使先秦诸子，在他笔下也成了落后专制古代社会形成的罪恶的重要根源。老子、庄子作为中华古代文化的重要部分，即使在欧美各国学术界，老子的辩证思维，庄子的别具一格的哲学思辨和文学成就也是被承认的。可是王彬彬却一笔抹杀，斥责老庄是中国古代流氓阶层和中国多流氓的重要成因，这篇奇妙之文即其《‘且趣当生，奚遑死后——当代小说中的文化心理现象之九》，结论是：“杨朱或老庄之学, 无论怎样‘甚深微妙’,其结果都只能造就流氓。得其精义者, 往往成为大流氓, 为大奸大恶而不失体面；不得其精义者, 则常常成为小流氓, 蝇营狗苟损人利己而不要体面。”以杨朱之学作为中国流氓文化的根源，亏得这位学者想得出，文中主题摘取了一些当代小说里的事例作为论据进行论争，使人读了啼笑皆非，不知道大学者王彬彬还懂不懂文学理论的最简单常识？文学是容许虚构和夸大甚至是允许无中生有的，难道可以摘取《西游记》里佛祖讲中华人众性喜杀伐的话就否定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吗？难道可以拿好莱坞电影的情节来作为直接的真实史料来判定美国盗贼横行吗？难道能够拿电影《2012》来讲再过二年就一定是地球末日吗？不懂得历史和文学的区分，不顾学术常识，别有用的胡扯一气的情况在王彬彬的文章里太多了。稍微学习一点儿中国哲学史就能够明白杨朱张扬的 “为我”哲学，是有特定时代背景的，是为我但绝对不去伤害别人的，是恰恰表白自己不愿为国家服务，不愿为当时的好战的国君卖命，以致于被孟子怒骂为“无君”，这恰恰是比较合乎王彬彬的人生准则的，他不知道这一切“精义”，竟然认为“杨朱之学”就是“损人利己”，就是“造就流氓”的理论根源，并且有下断语说，中国现下不讲礼貌，风俗败坏，“这些流氓无赖的行径, 在诸子百家中, 也是有着堂堂正正的理论根据的。”诸子百家哪一家堂堂正正地主张“流氓无赖的行径”？王彬彬没有展开论证（看来连诸子的译注本书籍都没有读过的）。而老子作为为君治国之学，要讲其有“愚民”之说还有根据，庄子之学是精神自由之学，要讲其有消极颓废倾向还有根据，现在要让这些先贤们头上去顶上王彬彬放上去的屎盆子，我们不得不警告和提醒王彬彬老师，你去放的时候，小心这些先贤们脑袋晃动，你自己端的屎盆子往人家头上放的时候，放不好倾翻了反而倒你王彬彬一头一脸，洗刷都是不好洗刷，还会惹得你的硕士和博士生在一旁恶心不止，更会使得王晖对你耻笑，王朔呢那更会嘲笑你“毕竟还是从农村走出的，本色不改，依然如故哦”！里面还有些荒唐无稽的废话，典型的如“儒、法、道、墨诸家之徒, 其实都可以演变成流氓的”，其实不但是这些学派的门徒“可以”“演变”成“流氓”，连王彬彬本人只要具备内因和外因，也是什么都可以变成的。王彬彬当年从一个小学里天天看着讲台前上方的毛泽东画像，读着“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吃水不忘挖井人，翻身不忘毛主席”等等最简易的课文，口里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从小学一年级，从七八岁变到十四五岁的中学生，再变到“人民军队”一员，再变到否定当代中国历史和文学的学者、呐喊“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者”博导，变化不也很大吗？近年来又直接的嘲弄“神圣”、蔑弃“暴君”，甚至直接嘲弄开国领袖，自己的演变不也实现了，而且变化不也是很大吗？当然王彬彬还可以变，即使活到三百伍佰，千年万年，终于也不见得会可见中华文化彻底灭亡的那一天，王彬彬终究要变成一抔粪土，不也是演变吗？所以说，废话少说，没有知识基础的胡话更要少说。一个外语专业毕业的大学生考上中文博士再上成中文博士，没人嘲笑你，不过也不算得值得夸耀的事情，如果不是话说乱道，人家谁也不会知道你中文底子那样差池，做人要低调，再低调，不然猴子撅起尾巴来露出的只会是难看的屁屁。
第三节王彬彬启蒙理论的内涵和本质
王彬彬的启蒙理论，自然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一般百姓是愚昧无知的群氓，而自己在知识和智力上是高人一等的非凡人可及的聪明人。在当代中国，谁是群氓呢，当然是工农大众了；自己聪明在哪些地方呢？自己懂得自由民主这一切的重要性和价值，而一般的工农大众却不懂得，不但不懂得，还半睡半醒的生活在黑暗的铁屋子里面，需要自己的去唤醒他们，使他们变得聪明。以精英自居的理念，作为一种自觉不自觉的意识，可以相信，在王彬彬以优秀的分数考入大学名列高中班级前茅甚至是凤毛麟角的时候就有了，“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在中国流行几千年，也不会在1978年就消失。老一辈知识分子这种意识恐怕就更强烈些，比如王彬彬的博士生导师，尊敬的潘旭澜先生的《太平杂说》，第15页明确地教导我们：“农民造反的成败，打下江山后施政的得失，关键是对待先进知识者的态度。”所以知识分子是极端重要的，他们关乎造反的成败，更关乎造反胜利后的政权稳固与否。所以大众尊重他们是绝对应当的。
百姓到底多么愚昧，需要精英去启发其心，拔去其蒙呢？王彬彬本人作为学生，平时所能够接触到的生活不免是狭窄一些的，即使在故乡所能够接触的也就是县城里的一小部分人们，还有自己的亲戚们，这样一个小圈子自然谈不到对社会现实有多深的切身理解。所以他所熟悉的还是书里的那些东西。王彬彬所读的书，外语专业（日语专业）类的自然多些，中国现当代的小说也有一些，可是出于对当代文学前二十七年的厌恶，读的也不是很深入很广泛，至于当代文学里的散文诗歌戏剧，读的就更少些。对于国内国外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方面的著作，读了些，也是既不多也不深入，看其博士论文，非常好的一个选题，研究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成就和经验教训，草草写了四万来字就结束了，问题还是出在读书太少方面。
王彬彬读书读得多的还是鲁迅全集和一些现当代文学相关的资料，还有就是新时期的一些小说。王彬彬读书，据他自己说，总是很不能耐烦，常常说自己，读了一些页码就读不下去了，或者说自己拿出最大的耐心读完了某某书。看到这种讲法，我很诧异，读小说该是很有乐趣的，怎么会如此呢？这种态度会读书深入吗？好在王彬彬善于思考，善于联想，善于把自己想像成那些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者，以致于不免忘记了时代的变换，空间的更改，在他的眼里，当代中国与民国早期区别不大，百姓和那时的到处可见的阿Q的智力都差不多，自己特别精明，做一件事情都要掂量掂量值不值；可是百姓就很愚昧，他们很傻，傻得像是木头人，一点儿也不聪明，在领导者的领导下象奴隶一样卖命出力毫无怨言，一点也没有王彬彬向往的“个人主义意识”和“自由主义风范”。特别是王彬彬去读伤痕文学的小说时，自己这方面的感受更浓重些，百姓多么愚昧，需要一个精英去舍身启蒙他们，拯救他们，就象《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主人公一般。
是谁把百姓搞得如此愚昧呢？王彬彬总结了许多原因，象老庄杨朱不用说了，他们的思想只会造就流氓，流氓很聪明，不算是一般的“愚民”，故且不提。古代来说就是孔孟之道，孔子、孟子宣扬的“忠孝”，此外王彬彬大约没有涉猎什么古代的圣贤之书，我们就此打住。主要原因还是除在现代和当代，在王彬彬看起来，建国之初，就错了，获得胜利建立政权的一方当时就应该主动让出大权，让那些饱受西方欧美教育、懂得民主平等（王彬彬很少谈及这两个概念，很可以理解，精英眼里的人民大众那样愚昧，还不够资格享受与自己这般精英平等的权利，不暂时还不配享受民主，需要启蒙后再说）的“自由主义者”来建立一套全美式的政治体制，这样中华民族就能够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与美欧并肩而立了，即使抛弃中国本土传统文化、改说日语英语都是无所谓的。
使王彬彬最感到遗憾的是，当初建国之初，战争胜利者一方的领导人竟然那样不顺王彬彬的设计，竟然不能顺应王彬彬事后几十年所设想的那样，领导者一个个都效法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功成身退，养老于乡村，将大权交与“自由主义者”，而是恋栈不去，王彬彬简直都要气死了，所以面对华盛顿的画像，王彬彬敬仰徘徊久之而不忍离去，恨恨于心，归而吐血。
其实即使在美国建国当初，也不是所有的开国元勋都弃权而退，他们为了自己和属下辛勤建立的政权的巩固做了大量的内政外交工作。王彬彬痴心一片，迷了眼睛，茫昧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仅仅从一己理念出发，自然显得比起当年的“老右派”还要激进。“老右派”在1956年1957年，提出要和中共“轮流坐庄”，搞两党制，王彬彬比他们早了七八年，要求建国初交权最应该，真是有“先见之明”啊。
不愿意交权，治理成了什么样子呢？王彬彬非常不满意了，在许多论文里杂谈里，王彬彬又一次混淆“历史”和“文学”的界限，不厌其烦的引录“伤痕文学”里的描写叙述作为证据，来抨击当时社会多么糟糕，他的系列论文《当代小说中的文化心理现象》，洋洋洒洒连续撰写了九篇，一篇篇都笔指现实，我们从这些论文的正标题都可以看出它们的主旨何在：《愚弱者的强权》、《且趣当生，奚遑死后》、《愚昧的正派》、《当代小说中的墨家文化心理》等等，还有《当代小说中的创伤报复型人物，兼谈“改革者”形象塑造》、《民以食为天——当代小说中饥饿描写的文学意义》，都可以看到王彬彬的着眼所在。
具体王彬彬如何看待当代史，我们还是看他自己文里的话语为宜：
《愚弱者的强权》开宗明义先引录鲁迅先生的话语作为引子：“‘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鲁迅《忽然想到之五》”然后将沙皇之下的旧俄社会与当代中国相提并论，将当代中国群众写成“愚民”，以强调启蒙的必要性重要性和正义性：“愚民专制尽管总是打着冠冕堂皇的招牌, 牌但真实的动机却不过是嫉妒。‘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人怕出名猪怕壮’,‘一家饱暖千家怨’等等,诸如此类的在愚民专制的社会里流传不衰的名言, 其实正是专制的愚民们的自供。”其实“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那里是愚民能够听得懂说得出的话，它原本就是古代精英们自命不凡受了打击而后的自嘲或者倾诉。
《愚昧的正派》的一文将批判的笔触伸向“这类人”：
“这类人, 这种愚昧的正派者, 他们持身谨慎, 在为人处世上如果用习俗的眼光去看那简直无可挑剔。在工作上, 诸如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认真负责, 吃苦在前, 享乐在后等此类的褒奖加诸他们都并不过份。他们讲大节也拘小节，他们奉公守法不谋私利, 他们不屑钻营也不善心计,不曲意奉承上司，也不处心算计同事，他们做人做得堂堂正正、磊落光明。然而, 他们却从来没有自己的思想, 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独立思考。在单位里, 他们绝对相信领导服从领导, 他们只知道辛辛苦苦地工作为此不惜牺牲个人的健康家庭的幸福, 但却从不去探究这工作到底有怎样的意父以及是否真的有意义, 不去想想为这工作所付出的牺牲是否值得。领导说这工作有意义侧就坚信这工作有意义, 领导说这工作有多大的意义他们就坚信这工作有多大的意义, 他们常在被愚弄而不自知。”
从这段看，这些人是无可指责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世界上哪有完人，对于这样的人，王彬彬也要奋笔批判，让他自己也觉得过分了：“我这一篇谈论愚昧的正派者的文章也是自相矛盾的。”既然自己都感到“自相矛盾”，为何还要写出来呢？王彬彬认为这样的正派人不仅仅缺少独立思考的优秀素质，还容易受骗，特别是在当代在“文革”，他们曾经被“专制统治者”“残酷地愚弄了”：
“中国曾有过几千年的愚民政治, 统治阶级愚民的结果不仅仅是造就了一代代愚民, 更是使中华民族具有了顽强深厚的愚民心理。而愚昧的正派者,永远是专制统治者所最需要最喜爱的, 是最标准的愚民因而也是最顺的顺民最良的良民。他们比那种胆小怕事的良民顺民更良更顺的地方, 在于当有人胆敢冒犯他们所信奉所崇拜的东西时, 他们敢于奋身而起, 誓死捍卫。中国的‘文革’之所以能那样势如烈火地闹腾起来, 之所以有那样多人以冠冕堂皇的名义干些丧尽天良的‘壮举’,之所以有那样多的父子反目夫妻相残, 原因之一也就是有许多愚昧的正派者被残酷地愚弄了。这种愚昧的正派者, 还极容易被下属愚弄以及被一切想愚弄他们以自利的人愚弄。”
从这一段看，这些“愚昧的正派者”简直是是“愚昧”透顶了，确实应该加以“启蒙”。不过，还是觉得王彬彬聪明过分，你怎么知道人家这些“愚昧的正派者”没有思想呢？人家从来都不懂得“独立思考”呢？他们这些人的品德特征，王彬彬总结为“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认真负责, 吃苦在前, 享乐在后”，“讲大节也拘小节”、“奉公守法不谋私利”、“不屑钻营也不善心计,不曲意奉承上司”，“不处心算计同事”，“做人做得堂堂正正、磊落光明”、“只知道辛辛苦苦地工作，为此不惜牺牲个人的健康、家庭的幸福，”在世俗眼里他们很优秀。王彬彬特意强调“在世俗眼里”几个字，显然对他们还要批判指责，自己是以“超凡脱俗”的眼光看待这些人和他们所做的事情了。王彬彬讲他们不够聪明，不懂得在做任何事情完成任何任务之前考虑考虑自己这样做或者完成了这个任务，为此付出辛劳，甚至“惜牺牲个人的健康、家庭的幸福”，自己是否值得。
鉴于王彬彬曾经在人民军队里混迹多年，他所见的这般的人肯定更多，一切听从指挥，随时准备为国家为人民捐躯，是军人必备的素质，“烈士不忘丧其元”，冲锋之时有进无退，哪还容得考虑一下捐躯对于自己本身是否值得？即使在和平岗位上，做为民众，王彬彬所列举的也是敬业和事业心的必备内容，而却受到喜欢“解构理论”和“解构行为”的王彬彬一一解构了！
说白了，王彬彬写这样的文章，一是故出新见，哗众取宠，以利于发表文章以充数。而是为他的“启蒙”理念作根据和前提，不把社会上各色民众都打入“愚昧” “群氓”圈子里或者教室里、甚至是教堂里（这里恐怕是王彬彬更喜欢去的地方，他对中国习俗倍感绝望后，一次座谈上直率的将拯救中国民众灵魂，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乞灵于宗教，言外之意可能还会有自己在那里当上教主，引导大众的想法），怎么显得自己宣扬的新型“启蒙”的重要性呢？
作为一位研究鲁迅先生的专家，该不会忘记鲁迅先生的名文《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不惮赘繁，姑且引录一段（王彬彬论文曾经大段大段别人的文章引录得超过了自己文章篇幅的三分之一，未能免俗，姑且效法之，在此对鲁迅大文全抄几段，再略写点针对王彬彬启蒙理论的自我感想）：“从公开的文字上看起来，两年以前，我们总自夸着‘地大物博’，是事实；不久就不再自夸了，只希望着国联，也是事实；现在是既不夸自己，也不信国联，改为一味求神拜佛、怀古伤今了——却也是事实。”
这段话很有针对性，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赵紫阳为政时期，某些人的民族自信力越来越弱，“地大物博”成了不再敢说的旧日黄花，后来呢方励之之流闹起事情来，要“改革现政府全盘西化”，闹了一阵，受了打击，赵氏下去了，方氏逃出去了，欧美声讨也没起什么作用。希望“国际组织”也落了空，这都“是事实”（加以注明这三个字是鲁迅先生文里的原话，以免王彬彬指责我在剽窃和抄袭）。王彬彬当初的设想全部落了空，“现在是既不夸自己，也不信国联，改为一味求神拜佛、怀古伤今了”，所以面对着满国满眼象傻子一般只会埋头拉车不会独立思考的民众、“愚昧的正派人”，竟听不懂“自由主义精英”对他们的呐喊和呼唤，王彬彬等失望了绝望了，所以不免“求神拜佛”，乞灵于“欧美宗教”，基督教天主教或者东正教，企图拿欧美宗教来给中国民众洗脑，目前也看不出有什么大的效果，所以王彬彬不免“怀古伤今了”。
所以说，对自己的国家和文化彻底丧失自信力的，是王彬彬一群“精英人物”，普通百姓没有力量移民国外，他们还是强力奋斗在自己的广阔田野上，虽然有怨恨有不平，有痛苦有血泪，但是这些民众被王彬彬看不起，他们也不愿意听从王彬彬的引导成为王彬彬一群身后的随从者，说到底，和王彬彬等“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 （我又不由自主地引录了红色经典《红灯记》，王彬彬自称见了“红色经典”，如视仇雠，在此顺便引录一句以便王彬彬这条“牛”见了眼红，心生冲撞之欲，以便我顺势一闪，看看王彬彬如何再一次“牛头”撞到南墙，岂不快哉，又给这平淡的日子增加一点儿乐趣，岂不快哉）。所以具有“自信力”的百姓民众还是顽强坚韧地生存着，奋斗着，敬业者，为了事业甚至“不惜牺牲个人的健康家庭的幸福”，这是王彬彬所崇拜的奸猾之流、市侩主义者永远不会懂得的，不会理解的。他们有 “自信力”，相信自己的中国会好起来，自己国家的文化比起欧美一点也不逊色，自己的智力比起外国人一点也不缺少什么，不稀罕也不需要王彬彬之流引进国外宗教和“自由”“个人主义理念”来启发自己，他们象自己的可敬的祖先一样，其间“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任凭王彬彬如何污蔑他们是“愚民”，是“傻子”，他们还是撑起共和国大厦和养育十三亿中国人的民族的坚硬的“脊梁”！
鲁迅先生几十年前就说：“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现在的学术界，鱼龙混杂，好多学者其实也就是脸上涂着各种“自欺欺人的脂粉”，什么教授、学者、硕导、博导，培养研究生像是放羊一般，名下的研究生像是老鼠繁殖一般，只见其多，不见其佳，所发的文章挂羊头卖狗肉，自己本职的学术不去做或者交给门下弟子去做，自己整天写些胡扯乱道的文章，漫天乱投，蛊惑人心，故出怪论，哗众取宠，其实连基本的文学基础都没有，还能够腆着脸面写得振振有词。就拿王彬彬文中一段来讲，他判定“愚昧的正派人”就是孔子所讲的“乡愿”（不好意思，下面又是一段360个字的引文，王彬彬的妙论，舍之可惜，读之为快）：
“愚昧的正派者, 很有些象孔子所极为憎恶的‘乡愿’。孔子认为“乡愿, 德之贼也”。因为他们虽然好象时时处处都遵循‘德’, 口口声声都不离‘德’, 但实则丝毫没有任何自我修养的志向, 没有什么自觉的人格追求, 而只自鸣得意于空泛虚假的人格的浅见。他们自以为是德的代表德的化身, 自以为参透了德的奥义理解了德的真谛,实则离德千万里, 而他们自以为是维护德表现德的言行实则是在乱德, 是在践踏德。孟子解释孔子为什么僧恶“乡愿” 时说, 因为孔子‘恶似而非者。恶莠, 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 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 恐其乱朱也；恶乡愿, 恐其乱德也。’几千年来, 许多圣人之德,许多礼义之人, 实在不过是‘乱德’之‘乡愿’。愚昧的正派者, 某种程度上正象这种‘乡愿’，是正派之贼, 他们自以为为人正派并以此为荣, 但往往在槽踏正派的名声。”
这一段奇谈怪论，我们且先不管王彬彬读懂孔子话语原文没有，仅从王彬彬的解释来看，就可以看出他的健忘症所导致的前后文矛盾该有多么严重。这里他理解“乡愿”的德行是“丝毫没有任何自我修养的志向, 没有什么自觉的人格追求, 而只自鸣得意于空泛虚假的人格的浅见……愚昧的正派者, 某种程度上正象这种‘乡愿’，是正派之贼, 他们自以为为人正派并以此为荣, 但往往在槽踏正派的名声。”而前面他总结的“愚昧的正派者”的德行包括“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认真负责, 吃苦在前, 享乐在后”，“讲大节也拘小节”、“奉公守法不谋私利”、“不屑钻营也不善心计,不曲意奉承上司”，“不处心算计同事”，“做人做得堂堂正正、磊落光明”、“只知道辛辛苦苦地工作，为此不惜牺牲个人的健康、家庭的幸福”，试问这些和“乡愿”有哪些相似之处？又怎么“槽踏正派的名声”了？真是前言不搭后语，不讲究一点儿说话撰文的逻辑性了。
再者，孔子讲的“乡愿”意思是什么？我们不必引用什么《论语正义》、《论语集释》来说事儿，这些书对于从来没有上过中文本科课程后来又一直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王彬彬来说，有些是故意难为他了，这些书名他未必听说过（说实在的，新时期后现当代文学文学研究生的素质够烂的，地处首善之区的京师大学堂的某些特级教授、国际显名学者，一旦出了自己的当代文学圈子，说话写文章，就错漏百出，一些普通的丛书序言写得惨不忍睹，让那些还不算年老的港台学者和国外的汉学者读了序言，已经笑得牙齿都没了，更别让人家尊重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成绩了，丢人丢掉了彼岸欧美，也够恶心的，王彬彬教授还不算最突出的。）就拿一册很通俗的常见注译本，杨伯峻先生的《论语注译》来看。杨先生翻译成“没有真是非的好好先生是足以败坏道德的小人”。这译文是很准确的，首先“乡愿”属于“小人”，而王彬彬话里的“愚昧的正派者”虽有缺点，还是君子，划分人群的原则界限就极端错误了，属于是不管是非打击对象“严重扩大化”。其特色有二，一是 “没有真是非”，而“愚昧的正派者”是有“真是非”的，他们“讲大节也拘小节”、“奉公守法不谋私利”。其二是“好好先生”，“愚昧的正派者” “做人做得堂堂正正、磊落光明”，“不屑钻营也不善心计,不曲意奉承上司”，不屈服于权势，也不是“好好先生”。
只是读了这一段，王彬彬所描述的“乡愿”特色，怎么琢磨都好像是“夫子自道”，诸如“丝毫没有任何自我修养的志向, 没有什么自觉的人格追求, 而只自鸣得意于空泛虚假的人格的浅见”，“他们自以为为人正派并以此为荣, 但往往在槽踏正派的名声”，不知王彬彬写的时候自己照了一下身边的镜子没有。
第三章王彬彬的鲁迅研究和当代文学史研究
第一节王彬彬的当代文学研究
王彬彬一群学者虽然喜欢揶揄那些敬业的学者和民众，喜欢把自己的笔端伸向中国文化批判和“全盘西化”理论的宣扬，可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毕竟是自己的饭碗所在，所以勉为其难，也得搞出点儿东西。可是又不想闲工夫深入钻研历史和哲学，还是必备的文学批判理论，还想享有大名，对得起博导、教授的名头，光靠在文坛上，在南方报系上发一些惊人怪论，抨击一下红色经典和样板戏，和王朔之类的“流氓”争吵骂架，指责蓝棣、王蒙等人，是难以在文学研究圈里立足，也不面对上课时的硕士生特别是博士生的，特别是自己的研究生弟子，那可不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时候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了，现在的这些学生眼光高远，对教师很是挑剔，而且网上又有人家外校优秀教师讲授课程的视频，学生随时都会下载观看收听，自己不好好做点学术东西，一旦被弟子们看穿，自己还如何为师做人昂昂立于讲台之上坐于讲席之间呢？自己借题发挥的人生无意义，触目皆空虚，为事业损害自己健康和家庭幸福非常不值得的话语，也不好天天给学生讲。何况，作为教师，最大的打击是被学生看不起，王彬彬一群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怎么好意思做出这等无耻之事？所以虽然满腹不满现实，“西化”理想很是渺茫，《论语》、《孟子》、《庄子》甚至《三字经》和《弟子规》都有人在《百家讲坛》上讲给全国民众听了，所以张扬“西化”越来觉得距离自己越远，学问还是要提上日程。
王彬彬所在研究中心编撰了一套《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2003年正式面世。在出版之际，王彬彬一群效法五四时期的学者名人，很搞了几场座谈，阐述和发挥自己这部“新稿”新在何处，新意何在？这些新意，直接与北方系张钟、洪子诚等的《当代文学概观》等书相对抗，对此王彬彬等人直言不讳。后来这些座谈记录发到了学术期刊上，我们也有幸有机会领略一下这部大作的亹亹“新意”。读了这些座谈会上的高妙话语，即使这几位高人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没有时间去读，也可以获得其中“三昧”了。
上海的《社会科学报》2002年06月06日第A06版刊出的这篇座谈，题目是“在文学和历史之间”，参与的人士是编撰《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的南京大学的三位教授，即董健、丁帆和王彬彬。
座谈记录的题目很富有总结性，“在文学和历史之间”，就是说，他们是在谈论文学，更是在谈论历史，更具体明确地讲是在谈论“当代的”文学和历史。
这几位学者对于政治和历史还有文学有一个评判的标准，那就是“现代性”，怎么算是现代性呢，看原文就可明白，他们否定民族性，认为人类具有普世价值理论和标尺，这个标尺就是西方国家的一切：
“丁帆：现在许多学者开始在封闭的文化视野内审视反思“现代性”的普遍价值,抹杀西方的参照系,这容易造成狭隘的民族主义。
王彬彬: 在他们看来,现代性有多种可能性,有多种模式,只要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过去几千年封建主义的道路,也可以是一种现代性。事实上,根本没有现代性的多种可能性,它的核心价值就是一个。所以我们一定要给现代性下一个明确的定义。‘现代化’这个词是谁告诉我们的? 我们什么时候意识到我们要现代化的?是西方把一个现代化摆在我们面前。
董健:应该承认人类有共同的价值。
丁帆:因此我们对现代性的价值内涵要有一个规定,否则什么都可以说是现代性。我对“现代性”的定义是:‘现代性’是褒义词,而非中性词。‘现代性’是自中世纪以后资本主义在其人文精神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整套符合人类发展要求的精神机制。它的核心内容就是以人性要求为旨归的文化走向。”
丁帆的话很明确，现代性的定义就是“自中世纪以后资本主义在其人文精神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整套符合人类发展要求的精神机制。它的核心内容就是以人性要求为旨归的文化走向。”
这里有几个关键词，首先是现代性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 需要被排斥在外。第二，也根本没有什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性”是人类共同价值的体现，是“普世”的。第三，是整套的精神体系，是符合人类发展要求的精神机制。第四，是“唯一的”，王彬彬说得很坦率：“事实上,根本没有现代性的多种可能性,它的核心价值就是一个。”所以中国只有以资本主义为发展目标，才能够称得上“现代性”。不存在中国特色的任何的现代性的东西。三人的话语很直白，也都很专断。王彬彬有篇反驳亨廷顿的长文，也是驳斥“东方文化” 和“西方文化”大有不同，不可能融合的观念，王彬彬在那里提出全世界只有一种具有光明前途和未来的文化和理念，那就是西方文化，中国的发展方向只能是向西方靠拢，全面彻底的变成西方那样的体制才行。其五是现代性的核心内容是“以人性要求为旨归的文化走向”。不存在什么政治制度的差异，意识形态的不同和斗争，只要是合乎“人性要求”，就是合乎“现代性”。从其他篇章看来，王彬彬等人讲的“人性要求”，首要的就是“个人主义”高于一切，“自由主义”高于一切，消灭任何形式的专制和不民主的事物和理念。
以这个“现代性”作为高标，凡是适合它的历史阶段就是好的，反之就是坏的；凡是适合它的文学，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没有价值的。
在王彬彬等人看来，拿他们这个标准来套中国历史，不仅古代和民国时期是坏的，连建国后也没有值得称道的东西，还拿三人的原话为证：
“王彬彬:当一个国家有一个超越于一切之上、神圣不可侵犯、被人们无条件地崇拜的神一般的领袖的时候,就不可能是现代性的。
丁帆:‘大跃进’大炼钢铁,几亿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千疮百孔，甚至几千万人的生命都没有了,怎么会有人把这种极端的反人性说成是现代性呢?”
即使连中国现代历史上的革命解放运动，他们都觉得需要否定，特别有趣的是这位年龄已经有了一把年纪的董健的奇谈高论，不知道是否高于一般的高中生水平：
“董健:我们过去鼓吹的‘革命’,往往是鲁迅所说的那种‘阿Q 似的革命党’的革命,是打倒旧主子我当新主子的革命，而不是为建立公民社会做出努力。‘奴才加主子’的社会,人不会有精神生活；只有公民社会,人才会有精神生活。”
当然的，劳动人民打下江山就要翻身做主人，就要将仇恨人民的那些反对派加以镇压加以监督，不准他们乱说乱动，以避免他们揣着变天账向翻身的民众反攻倒算，当然不会让董健这班人在当时享受自由，可以设想，假如董健当初在建国时如此猖狂，一准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交给他所蔑视的缺少“现代性意识”的愚民加以管束；假如他要是在1956年时候这样猖狂，一定会被揭发批判，划为右派，关进牛棚，享受“愚民”专政的滋味。他要是在“文革”时期这般猖狂，肆意污蔑中国人民近现代从事的前赴后继的民主民族革命，肯定会被红卫兵报以铁拳，再踏上一只脚，让它永世不得翻身。
王彬彬在评论当代文学时，认为当时整整二十七年，属于某些人物对中国民众的人性进行长期的奴化、扭曲和毒化的阶段。也算放出了狠话。[殊不知，就拿建国后人口增长这个最简单的现象来看，也可以看出前二十七年中共执政者的治绩，连唐朝初年的孔颖达都知道（孔颖达，注释儒家五经的）“太平则妇人乐有子”，王彬彬本人也正是这种成就之一，怎么就给忘了呢——是之谓“忘本”。]
从王彬彬三人这些话来看，他们根本就不是在谈什么学术了，而是在谈论意识形态，在颠覆共和国的历史。立场问题没有什么可争论和辩驳的。所以很想就此打住，到底还是打不住，罗罗嗦嗦一大段，让各位见笑了。
再看他们如何评价建国后的文学，既然是一个“千疮百孔”的时代，是一个短短几年里就毁灭几千万人的时代，是一个几十年里把一个人当成神尊崇的时代，不合乎王彬彬等人的“现代性”的定义，当然要一笔抹杀，全部看成没有价值的了，即使那些描写英雄受难的《红岩》，也没有现代性，里面没有现代性理念，没有高于一切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也就没了价值，至于“红色经典”“样板戏”，他们连名字都不承认。董健说道：“‘红包经典’这样的概念就非常可疑,经典就是经典,过去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鲁迅算什么颜色的经典?”其实红色经典就是中国现代革命运动里产生的歌颂革命的歌曲，有何难以理解的？这正像王彬彬的博导，死在2006年的潘旭澜讲的那样，“太平天国”名字都不能成立，哪个国家和他建立外交关系了？（可能会使潘旭澜先生死在九泉之下还是不能够瞑目的是，他的话几乎没有一个人去听，世界范围内的汉学研究者继续称洪秀全领导的那次运动为“太平天国”。）
在评论当代文学时，原来连“朴素的农民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三个历史常识性的名词都分不清的董健，讲起话来倒是有了些分寸：
“董健:以往的文学史对十七年文学褒扬有加,认为‘三红一创’、‘革命样板戏’等光辉而又丰富,然而用现在的审美视角一看,这些已经远远不够了。”这是在评论文学，很有学理，我也是这样认为，董先生先得我意，这些作品确实艺术成就方面有些不是很高。
王彬彬历来是放言妄诞，面对自己人，自然又胆上生胆，所以直接就把十七年的文学作品的价值化为了乌有：“现在文化界出现了某种思想回潮,就是莫名其妙以一种改头换面的方式重新肯定“十七年文学”。针对这种背景,我们要有一个非常坚定的立场,一个基本的批判思想。”
再录一段更关紧的：“王彬彬:过去所强调的十七年、文革中许多有相当影响的作品,现在看来一塌糊涂,但是文学史一定要涉及。我的一个理由是,它们参与了当时对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一种塑造。我对精神生活理解得比较宽泛,它是中性的,是所有的精神性的东西,作为一种被扭曲了的精神生活,被毒化的精神生活,意识形态生活也应该是精神生活的一部分。那个时代的人也有精神生活,不过是一种被扭曲的被异化的精神生活,不是正常的现代社会现代人应有的精神生活。可以说,那个时代的人没有现代意识的精神生活,因为没有现代人应享的人的生存空间和基本权利,没有个人性,没有主体性,那是被强加而不自知的精神生活。我们把精神生活这个概念作为我们文学史里的核心概念之一,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比如每一章我们都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核心概念来评价作品,认识到一些作品怎样曾经参与了对当代五十年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塑造,甚至是一种扭曲的、强加的、奴化的。”
他认为，十七年的作品不但毫无价值，而且还有负面价值，他们当时对读者起了奴化、毒化的作用，所以一定要批深批透。
这些话语非常有“文革”味道，王彬彬嘴上反对文革，可是言行举动处处在象文革一样，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缺乏辩证思维，而且出语恶俗，毫无文雅气息和风度，就这般人物还想全盘西化，还想当西洋人脚下的垂涎乞怜的叭儿狗，恐怕人家雅致高尚的西洋人不会看上他这等货色吧，估计到人家脚下，人家一脚就把它踢到爪哇国去了，好好在东南亚海边洗洗在爬上岸再来咬人也不迟。要说是文革有扭曲的现象的话，那也不能够完全否定，在十年文革和十七年时期一共生活了十四年的王彬彬，就被生生扭曲和毒化成了一头披着人皮的疯牛，以致于见到“红色”就往上冲撞，扭曲和毒化成了一具狂犬，以致于在中国见到谁都想上前咬一口。完全丧失了人之作为人的理性和辨析是非的逻辑。
丁帆先生看起来没有参与丁王之间的一唱一和的反华反共的小合唱，他所怀念的是赵氏开辟的“自由化”浪潮被平息的往事，这段往事使他备感痛惜：
“丁帆:‘五四’以来的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世界性的整体文化格局之中,但后来我们的国门关闭了几十年,80 年代现代性启蒙语境刚刚有所恢复,而在中国20 世纪的最后十年里,由于世界各种文化思潮的碰撞,却又一次出现了对现代性价值的游离和质疑,‘现代性’在20 世纪的中国文化中遭受了太多的阻力。”
这次座谈过程中，王彬彬又一次露出说话前后矛盾的破绽，他一会儿认为世上具有“普世价值”和精神理念。一会儿又搬出两节不知从哪里学舌得来的现成话：“王彬彬:抽掉一个具体的环境来考察人在生活中的很多行为,那么洞房花烛夜同妓院里的行为也没有什么两样。……离开社会背景、离开文化内涵单纯注重叙事技术等形式因素,在当前的社会文化语境以及学术氛围下,可能是一部分学者的有意选择。”
呵呵，博导水平吧，连嫖妓和进洞房都出来了，在讨论当代文学史如此严肃的话题过程中，能够想起这些话头，很是难得。有人说现在的教授男盗女娼，成了“叫兽”，不该不信了吧。王彬彬平时给那些女硕士女博士上课时，一见女子的如雪脖颈和如花的脸庞，会不会也就“人性要求为旨归的文化走向”化为生理活动，发散思维，昂然翘然，以致于下课了还因为裆中坚挺而不敢起身呢？
王彬彬的话，也算是话糙理不糙，还是有道理的，可是他就不去想一想，如果他也反对“离开社会背景、离开文化内涵，单纯注重叙事技术等形式因素”，去评判文学和历史，那为什么要去否定十七年，否定中国革命和建设，那不都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合乎历史规律的发展演变吗？王彬彬的话往往就是这样不讲前后连贯的逻辑，不顾“矛盾律”，不和他争辩也罢。
其实十七年里也有让王彬彬感到完全满意的一位作家，那就是汪曾祺，他讲到，中国当代文学只有一个汪曾祺，“那就够了”。还有一位是是他认为差强人意的作家，也即孙犁，对孙犁的有保留的肯定，是由于孙犁合乎他自认的优秀作家的标准：“不依附时代，有艺术的个性”，再者，更重要的是孙犁在写敌我斗争时很有 “人道主义精神”，对于罪大恶极的人民的仇人还能够温情脉脉：
“耐人寻味的, 还有《风云初记》中对俗儿结局的处理。俗儿最终当了汉奸, 引来特务炸开了大堤,致使大水成灾。俗儿被抓住后, 愤怒的群众决定把她扔进河中淹死, 连她的亲生父亲也认为她死有应得。几个青年人已经把她扔进水中。但是, 当她被水流冲到岸边后, 老常阻止了群众再次把她扔进水中。‘老常是属于那样一类人, 他惯于相信那些好人好事, 在他的思想感情里, 人的善良崇高的品质能够毫无限制地发挥到极致。他记下了古往今来他能够听到的、给人类增加光辉并给了人类真实广阔的生活信心的典范。这些典范事迹完全占据了他的头脑,以致使他对坏人, 即使是坏到这样程度的人, 也往往从宽恕的地方去想。他不大相信, 世界上会有这样的坏人坏事。等到事实证明真的有了, 他又暗暗难过, 难过世界上为什么竟会有这样的人’。尽管俗儿死有余辜, 但老常还是不忍其被活活淹死。与其说是小说人物老常宅心仁厚, 毋宁说是孙犁心有不忍。这样一种人道主义精神, 在同时期的同类作品中, 不说是绝无仅有, 也是极为罕见的。”
对于孙犁对人物的这样处理，自然有作家孙犁个人的权力，当然作为读者也都有赞成或者加以批评的权力。问题是作为研究鲁迅的专家王彬彬，处处以当代鲁迅自居，难道就没有读过鲁迅的《论‘费尔泼赖’应当缓行》等文吗？对于残害本民族的恶人还讲究温情和宽恕，合乎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吗？其实这又表现出王彬彬又一个立场，你就是对于“民族主义”的厌恶，可是厌恶民族主义，竟然发展到连对罪大恶极的汉奸的宽恕都歌颂为“人道主义”的地步，我们不禁要问，王彬彬，你还是中国人吗？！
而那些反映真正的中国民主民族革命斗争的“红色经典”，王彬彬要么一概无见，要么大加贬低，说“《红旗谱》：每一页都是虚假和拙劣的”，说十七年的小说 “除了个别作品描写景色的小段文字还有意义，其他都没有价值”，说当代小说都是“伪现实主义”（《小说的世俗描写与超越意蕴说中的文化心理现象之一》）。
即使对于“新时期”的小说也很不满意，除了谩骂这些小说多是“蘸着精液和唾液写的”外，埋怨“伤痕文学”暴露当代前段二十七年的黑暗痛苦还不够深不够真（《人面不知何处去》）。还活着的几个当代小说家最使他满意的是余华，因为“余华确乎把人生看得太破太透了”（《余华的疯言疯语》）。反对长篇小说创作和评选里的“史诗情结”（《史诗情结的异议》），将茅盾文学奖的举行嘲笑为“萝卜开会”（《“群英荟萃”还是“萝卜开会”——漫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嘲讽目前的中国作家们耍奸弄滑，“过于聪明”（《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再谈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及其他》），在他眼里整个文坛就是个追名逐利的“名利场” （《在文学的名利场上——漫说批评》），赞赏韩寒对当前文坛和茅盾文学奖的臭骂（《这一座文坛，这一桩富贵》），将当代文坛人物看成是随时准备劫掠朝廷生辰纲的强盗土匪。
甚至连远在港台的作家金庸也逃脱不了他的口诛笔伐，因为金庸的创作不合乎他的启蒙原则，为了捍卫“五四精神”，他要挺身批判金庸（《批评金庸，对五四精神的捍卫》）
第二节 王彬彬的鲁迅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
王彬彬这位自许为鲁迅忠诚卫士的学者，按说是鲁迅研究专家了，二十多年来发表的研究鲁迅的书籍有《鲁迅晚年情怀》（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 年5 月出版），文章十七八篇，论文目录如下：
《许广平在改写鲁迅中的作用与苦衷》、《鲁迅年谱增订本亟待再次修订》、《新左派与鲁迅的中国》、《野草修辞艺术细说》、《不成问题的问题——鲁迅与胡适比较中的问题之一》、《多少话，欲说还休——关于鲁迅的顾忌》、《关于胡与鲁之比较的读书研究计划》、《何谓思想家》、《胡适、鲁迅与陈德征》、《开放、敏锐而又切实的问题意识——读<多维视野中的鲁迅>》（书评）、《另几种亵渎》、《鲁迅笔下的无赖儿郎——也谈鲁迅对流氓文化的批判》、《鲁迅的临终情怀》、《鲁迅的脑袋和自由主义的帽子》、《鲁迅对鹤见祐辅<思想、山水、人物>的翻译》、《鲁迅晚年的‘姑活’心态》、《鲁迅与中国托派的恩怨》、《偏颇的评析——论王晓明先生研究鲁迅小说创作心理障碍时的心理障碍》、《在鲁迅止步的地方——关于鲁迅和鲁迅研究的几点想法》。
有的是恐怕王彬彬现在读了也会觉得脸红的垃圾，如《关于胡与鲁之比较的读书研究计划》和《在鲁迅止步的地方——关于鲁迅和鲁迅研究的几点想法》，有的撰写是出于非毛的意图，如《许广平在改写鲁迅中的作用与苦衷》。剩下的有的是书评，有的是史实考据，有好几篇是从《鲁迅晚年情怀》里的摘出。好的也有，但有些就不免鸡零狗碎，连题目也是不通的，例如《鲁迅与中国托派的恩怨》，中国托派对鲁迅先生何尝有恩，不过是要论证当年以鲁迅名义发表的斥责托派的那封公开信是出于冯雪峰的“劫持”“绑架”，不是鲁迅本意罢了。
第三节 谁的鲁迅？鲁迅的真貌到底如何？
王彬彬是新右派里面颇为活跃的人物，因为立场不同，所以和新左派展开了一些论争，争论不出来胜负——因为立场问题没什么可争论的，王彬彬右派理念已经坚持了至少二十二年根深蒂固，怎么会因为言语而改变立场呢？新左派也不会因为王彬彬对新中国、对十七年的污蔑而去接受王彬彬“全盘西化”的理论。所以王彬彬恼羞成怒，先是按耐不住怒火，就指责新左派王晖博士论文《反抗绝望》抄袭，结果两派人物纷纷参战，王彬彬也不在顾及过去一些当代文学批评界在自己成长时期的提携之恩，直面骂谩骂支持王晖的那些老人家“无耻”。可是得意了没有多少天，王彬彬的同学把他的博士论文《还顾所来径》，也加以扫描发到了网上，这下王彬彬可是丢了大人喽，一篇南京大学文学院的博士学位论文，竟然带上封面、目录、参考书目只有90页，打字机打的，每页算成满页也只有640个字，全文的正文也就七十页，计算一下也就四万三千字。稀稀拉拉东摘西引七十页，竟然是博士学位论文，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王彬彬该是消停几天了吧。
不过，还是再看看他此前发的一篇和王晖所在的新左派论争的《‘新左派’ 与鲁迅的中国》，文章里把鲁迅先生描述成了蒲松龄《墙头记》里后半段的张老汉，大乖二乖两个儿子抢着往家里拉，生怕张老汉不把自己当儿子。其实，也就像王彬彬所总结的，鲁迅一直是个还是红色招牌， “1942年, 延安的整风运动开始后, 萧三撰文宣称‘假如鲁迅今天还在, 他无疑是我们整风运动中的一员健将。’1966年,‘文革’开始后, 郭沫若撰文宣称‘鲁迅如果还活在今天, 他是会多么高兴啊，他一定会站在文化革命战线的前头行列, 冲锋陷阵, 同我们一起,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 踏出前人所没有走过的道路, 攀上前人所没有攀过的高峰’。而今天的‘新左派’以为, 假如鲁迅还活着, 一定会与他们站在一起, 痛诋‘全球化’、怒斥‘跨国资本’、怀念计划经济、讴歌‘文革’中的‘公正’、‘平等’……对鲁迅的劫持、绑架, 原本也是有传统的。”为什么“历代革命者”要去“劫持、绑架”鲁迅呢？且按下不表，再看自许为看守鲁迅的鲁门保安，严防他人绑架鲁迅的王彬彬又怎么说： “鲁迅的第三个中国, 当然是理想的中国, 是由‘沙聚之邦’转化而来的‘人国’。这‘人国’ 的具体图景, 鲁迅并没有描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这就是最广大的中国人都由‘沙’而变作了‘立’于天地间的‘人’, 都不再是任何一种意义上的‘奴隶’, 也不再有任何一种意义上的奴性。如果‘新左派’认为‘文革十年’和‘文革’前的十七年, 比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更接近于鲁迅所憧憬的‘人国’, 那人们除了‘无语’, 就难以有别的表示了。”
无论在延安或是在解放后的大陆，鲁迅都是革命的招牌或者说是旗帜，王彬彬说这是一种“劫持”“绑架”，可是如此名人，为何国民党反对派治下的1927到1949年22年间不去拿鲁迅当自己的旗帜和招牌呢？为何在1949年后的台湾，蒋匪帮不把鲁迅当作自己的旗帜和招牌，反而还要百般禁止人们阅读鲁迅的作品呢？王彬彬想不清楚了吧，我给点出吧，那就是在什么情况下，鲁迅是属于“革命” 的，属于“红色革命”的，哪怕王彬彬之流看得再刺眼看得牛性高涨，看得牛眼圆睁，看得疯牛症发作，看得痛不欲生，头撞南墙，鲁迅先生都是属于革命的，他会不会“痛诋‘全球化’、怒斥‘跨国资本’、怀念计划经济、讴歌‘文革’中的‘公正’、‘平等’”，鲁迅去世了几十年，我们不去假设。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鲁迅先生要是活到现在，一定会对王彬彬这样的西方资产阶级的乏走狗很不客气的，对王彬彬这样的蔑视自己祖宗的中华民族的不肖子孙深加蔑视，发扬“永不饶恕”的“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痛打到底，不会温情脉脉的。即使王彬彬再次再次将胡适那样的“自由主义者”相提并论甚至说二人没有本质区别，鲁迅也不会软下自己的硬骨头向资本家向吃人的剥削阶级屈服，特别是现在，他也一定会拿起那支犀利的笔作刀枪，与人吃人的形象和人物，包括那些为资本家张目的经济学界、法律学界、政治学界的当然也包括文学研究界里的走狗们战斗到底，绝对不会屈服。
鲁迅是属于红色的，属于人民的，再次提醒一下王彬彬，你拿鲁迅说事，错了，认错爹了，胡适才是你爷，奥巴马才是你爹，赶快放下举错的旗帜和招牌，前往美国去舔舔奥总统脚上的灰尘，认祖归宗吧。
王彬彬除了以研究鲁迅和当代文学之外，学术方面还涉及到现代文学。这方面的论文选题，也很有新右派或者说“启蒙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的特色。叙述就是选择，选择就是立场。所以从王彬彬的选题上，也可以看出他别有用的所在。一是考证历史，证明某些历史功绩与毛泽东无关，如《八一宣言、新启蒙运动与左翼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被忽视的1935年——兼说王明与八一宣言》，论证“八一宣言”乃王明一伙秉承苏联旨意，加以宣布，而苏联当时也饱怀私心，欲以中国为邻壑阻挡日本对苏联的进攻。《从瞿景白之死看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权力斗争》、《从瞿秋白到韦君宜——两代革命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反思之一》、《瞿秋白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瞿秋白的名誉》、《两个瞿秋白与一部<子夜>——从一个角度看文学与政治的歧途》，注重揭露现代党史上的隐私，把瞿秋白之死说成是博古一伙宗派斗争故意安排的结果。而且还把陈独秀和瞿秋白并列说事，撰写了《陈独秀最后一次入狱》等文，论证瞿秋白和陈独秀二人晚年，均对此前从事的革命工作多有后悔之意。
对于这些新的历史学界专业学者早就有翔实考证的事情，以道听途说的史料，加以翻案，肆意污蔑当事人博古、陈独秀和瞿秋白，所以文章发出不久，就有党史学者撰文加以辩驳，很是当然的了。江西省瑞金市委党史办原副主任曹春荣先生撰文《瞿秋白究竟是怎样离沪、留赣和牺牲的——由王彬彬的一篇奇文引出的话题》（探索与争鸣），其中的要点有三：“瞿秋白离沪赴赣，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也是中共中央对他的一种保护。秋白久有此意，欣然以赴。”“瞿秋白被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同样是革命的需要，是党的需要。秋白不辱使命，功不可没。”“瞿秋白英勇就义，不是博古中央或博古‘借刀杀人’，而是日本帝国主义‘借刀杀人’。秋白死得其所，永垂不朽。”较之王彬彬在所读资料不多就多加臆测推论的文章，更有根据些。
非毛非共之类的文章，近年来王彬彬与北方的李锐南北应和，颇为卖力，简直是写得上瘾了。有的文章还是使用文人擅长的暗刺旁击之法，使人产生联想，如《为袁世凯可惜》，言袁世凯的愚蠢在于非要揭出皇帝的名号，假如不称皇帝而却拥有皇帝之专制大权、无上威势，岂不更佳？有的是以讽刺他人来调侃领袖，如《郭沫若 ——毛泽东诗词解说者的尴尬》；有的则是赤膊上阵，深文周纳，直接抨击已故领袖的缺失了，如《文艺战线——兼谈文艺用语的军事化问题》，文风很是恶劣，短短一篇四千字的文章，里面三分之一都是大段大段抄的别人的文章。名义上是讲文学语言，实际上是存心抹黑毛泽东。本来作为一个从战争里站起来的共和国，使用军事语言是整个民族的长时期里的语言习惯，绝不是哪个领袖个人的作用，可是王彬彬偏说是毛泽东造成的，文末又引录李锐一大段文章，拉来大旗作为虎皮增加自己文章的批判力度：“李锐老人对毛泽东年后的‘狭隘的经验主义和实用的教条主义’有精彩的分析：‘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中, 将战争经验套用于和平建设的论断随处可见。在发动大跃进的南宁会议上, 毛讲过这样的话：‘难道搞经济比打仗还难？’可是,大跃进时真是太自由了。‘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先提出有谐音之趣的口号‘以钢为纲’,接着又辅以‘以粮为纲’,直到出现许多军事术语及其作法, 如‘元帅升帐’，‘钢铁、煤炭、根食三大元帅’、‘两个先行官’——电力和铁道、‘一马当先’、‘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以及‘大兵团作战’、‘挑灯夜战’之类。”
读了王彬彬引的这段妙文，我不禁想到，李锐老人真是老得有些痴呆了，这都哪儿跟哪儿呀，“以钢为纲”、“以粮为纲”怎么会和军事扯上联系？纲是网上的大绳，说成是渔民用语还靠点边儿。这些军事名词耳熟能详，曾经是人民军队后盾的百姓当然喜闻乐见，即使李锐和王彬彬再反对，哪怕见了这些词都心惊胆战，民众也不会顾及这些“新右”的感受的。
王彬彬还有一文，即《毛泽东与中国古代小说》，（《钟山》2003年第2期)，该文在第二年就遭到了驳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湛江海洋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廖宗麟撰文《不能这样来研究毛泽东——读王彬彬<毛泽东与中国古代小说>的困惑》（《湛江海洋大学学报》2004 年第5期）其要点是：“王彬彬教授在所著《毛泽东与中国古代小说》一文中,避而不谈马克思主义信仰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想和革命实践对毛泽东的影响,却奢谈中国古代小说在政治、文化、军事、经济等多方面对毛泽东产生的影响,以至说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重大行动都是受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的结果,在客观上起到贬低毛泽东、贬低毛泽东思想、贬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伟大功绩的作用。”
这段内容摘要还是很客气很委婉的，结合自从1988年以来王彬彬文章言论的一贯表现，哪里仅仅是“客观上起到贬低毛泽东、贬低毛泽东思想、贬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伟大功绩的作用”，其实上明明白白就是有系统的主观故意的行动，以贬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指责这个政党缺乏“现代性”，还长时间阻碍中国进入 “现代化社会”的进程，要求改变政治体制，复制资本主义的包括文化意识的一切，瓦解现行政权，实行两党制，全面清除中华传统文化。这些话语和意图，不是别人的诬陷，而是王彬彬已经多次加以表白，不需加以推理就能够在他文章里处处见到。
王彬彬和李锐的配合，共同非共非毛，还有一段佳话，王彬彬撰写《许广平在改写鲁迅中的作用与苦衷》(《文艺争鸣》2001 年第1 期)，有一段是这样的：“鲁迅在1949 年后的思想权威的地位,本就是由毛泽东“钦定”的,或者说,本就是毛泽东把鲁迅“提携”到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地位的。既然曾经把马克思奉若神明的毛泽东终于连马克思也容不下了,那他要把鲁迅打下去,就更容易了。毛泽东研究专家李锐在一篇怀念刘少奇的文章中说:‘庐山会议最后一次大会上,刘的总结讲话中大谈个人崇拜的重要……10 月1 日见到报纸头版并列两主席大幅照片,心中自然涌出:对少奇这并非好兆头……因此,‘文化大革命’开始,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头号当权派’刘少奇,我就毫不奇怪了。’”就凭常理来讲，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羽，李锐又不是毛泽东肚子里的蛔虫，怎么会知道1959年毛泽东内心怎么想的？这样的想法，以毛的智慧恐怕不会倾吐给一个短时间小秘书李锐吧？王彬彬不加思辨，一见非毛之文上笔就引，恐怕有点儿苍蝇见血的谥号吧？政治事业和社会生活一样，都是人做的，都会有个人之间的矛盾斗争，同是“新右派”重要人物的王彬彬和葛红兵也一样喜欢狗咬狗吗？政治人物的争权夺位，关乎路线选择为大，当然这样的选择和争辩会含有个人利害，但不会仅仅是个人利害的关系吧？李锐和王彬彬将当年博古与瞿秋白之争、毛泽东和刘少奇之争全部都看成是仅仅个人相斗，不免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王彬彬这篇文章后来形成“文摘”，又重刊于《当代作家评论》（2001 年第2 期），全部抄在这里，一方面效仿一下王彬彬，一方面也予以存录，已被他日核查之用：““许广平对人们了解、认识、研究鲁迅, 却绝非只有正面意义, 也有很明显的负面作用。为了保住鲁迅‘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思想权威的地位,许广平不仅仅极力改写鲁迅与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关系。胡风‘落水’后, 激烈批判胡风, 甚至称胡风为‘匪徒’, 说胡风一贯与鲁迅对立；冯雪峰‘落水’后, 激烈批判冯雪峰, 说冯雪峰当初就令鲁迅厌恶。胡、冯二人与鲁迅关系亲密, 许广平这样说, 无非是在‘划清’鲁迅与他们的‘界限’, 不至于因为他们的‘落水’而对鲁迅产生不良影响。周扬、夏衍, 历史上与鲁迅不睦, 当他们在台上时, 许广平尽量回避和淡化鲁迅与他们的矛盾, 极力强调鲁迅与他们融洽的一面。‘左联’时期, 直接代表党的,毕竟是周、夏等人, 而所谓鲁迅是‘党的一名小兵’, 当然也就直接是周、夏等人的‘一名小兵’。周、夏‘落水’后, 许广平则愤怒地指责他们对鲁迅的不敬, 甚至说鲁迅的死, 是周扬等人‘迫害’所致。而既然鲁迅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评价, 那周、夏等人对鲁迅的‘迫害’, 就是一贯反对毛主席的表现了。”（427个字）

结语：略说王彬彬的学风文风和人生理念的缺失
写到这里突然发现已经三万三千多字了，够一篇硕士学位论文了，那就草草收笔吧。
略说王彬彬的学风和文风，好的地方且不讲了，需要改进的地方大致有五个方面：一是不务正业，胡写乱画。二是文章往往这里抄一段那里抄一段粘贴成文，自己有见解的话很贫乏。三是前后矛盾，没有逻辑。四是浅学寡识，哗众取宠。五是醉心名誉而又懒散成性。最简捷的办法就是把自己需要研究的对象说得毫无价值，就可以免除精心阅读的辛劳了，王彬彬此招用得很经常也很奇妙。
因此上搞学术研究，评论人家的作品或论文，动不动就说读了几页就读不下去了，或者耐着性子读了一篇文章，等等，看了这些表白，直让人犯嘀咕，当他的学生特别是硕士博士肯定要倒大霉了。
说到人生理念的缺失，略举一例。王彬彬由于对于中华文化优秀部分缺少了解，所以不要说孔子“仁”的精义他不很理解，孟子的“义”他简直是毫不知晓，所以什么民族大义，什么节孝忠烈也都被他漠视了，比如《当代文艺中的‘阶级情’与‘骨肉情’》，他的立意在于解构中国革命里宣传的阶级感情超越亲情的观念，这种观念在革命时代是有其合理性的的，即使在孟子那里也有“义”的理论的支持，“君轻民重”，民众可以造昏君暴君的反，甚至可以杀掉暴君，孟子说这不算是以下犯上，是属于“诛独夫”。可是王彬彬却认为：“《伤痕》和《奶奶的星星》都对‘阶级情’彻底摧毁‘骨肉情’进行了反思。母亲‘叛徒’问题本是冤案,这是《伤痕》反思的前提。一个冤案竟然使得骨肉成为路人,竟然使得母女一别便再未能相见。奶奶在‘旧社会’才真是受苦受难,这是《奶奶的星星》反思的前提。在 ‘旧社会’受苦受难的奶奶,在‘新社会’却因为‘地主’罪名而使‘我’对她的感情发生变化。这样的反思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但今天看来,却嫌不够。即便母亲真是叛徒、真是时代的政治之敌,女儿就应该与其彻底决裂吗? 即便奶奶在‘旧社会’真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孙儿就有理由疏远她、憎恶她吗? 不管母亲和奶奶具有怎样的政治身份,母亲永远是母亲、奶奶永远是奶奶———这是良知,也是常识。”小说和王彬彬对于斗争过火，斗争扩大化的反思，都是无可争议的。问题是“真理往前再迈一步就是谬误”。即使是“母亲真是叛徒、真是时代的政治之敌,女儿就应该与其彻底决裂吗”？问得没了“良知”和“常识”。兄弟父母当了汉奸、叛徒，当然要和他（她）断绝关系，即使做不到大义灭亲，总还不会是“不管母亲和奶奶具有怎样的政治身份,母亲永远是母亲、奶奶永远是奶奶”吧。可见王彬彬对于“人吃人的”历史和现实闭了眼，还要求人们只认“亲情”不顾“大义”，孔孟的仁义都被他扔弃了。



后记
本文从选题到拟出草稿，得到了洛阳外语学院一些教师和分散在各地的王彬彬的同学的帮助，他们的一些口述资料，给本文增加了翔实的内容。
本文只是一个初稿，参考文献的出处尚待另日注明。敬请读者不吝赐教，以便再加修改和补充。
2010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