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批判浩然的人，都是乌而八鬼之徒（以章明为例）？
李泽厚在《世纪新梦》一书中，收录了他与刘再复的长篇谈话录，其中谈到某些评论家的资质，说了如下的一段话，这些话，倒是为当今的陈思和这些所谓的 文学 教授，画了一个鞭辟入里、绘声绘色的写真图。
其中，刘再复在评价某些“政治挂帅”的文学评论家时，说：这类评论家的“感觉就是政治感觉，至于这部小说中的艺术变化和感情上的丰富之处，他完全感觉不出来，他毫无艺术感觉，却从事一辈子文学批评，这对于他个人的人生选择来说，完全是‘误入歧途’，选错职业，对于别人来说，则是‘误人子弟’，危害作家。”
紧接着，李泽厚也大发感慨：“没有艺术感觉的批评和理论，实在不能说是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可以说只是政治讨伐。”
刘再复与李泽厚的对评论家的定性，仿佛是为陈思和量身定做的。陈思和在年轻时代，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喜欢写一些读书评论的东西，从这时候起，他就开始了用一套先验的政治理论，来套用纷繁的文学现象，正如李泽厚所说的，用“政治讨伐”开启了他的所谓文学评论的起点，后来当了教授之后，这一股来自懵懂少年的遗传基因，却已经在他的心目中定形、定格，继续作用于他的思维与行动，使陈思和的文学评论，仍然是一种以“政治讨伐”为基础的“政治先行”模式的不断克隆与翻版。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批判浩然的人，实际上是两种类型，一种是陈思和的这种类型。他们不懂文学，没有艺术感觉，年轻的时代，就接受了很恶劣的文风，秉承某种政治气候，打棍子，扣帽子，撂绊子，怎么狠毒怎么出手，后来混上了教授，在掌握了话语权之后，继续沿袭了年青时代十分容易养成与成型的文化积淀，依然用概念化的框框条条去套用文艺现象，用一种新型的模式，继续去行使年轻时代意犹未尽的打棍子、扣帽子的干活与勾当，并洋洋自得，志在必得，好一副一览众山下，唯有打手尊的派头，那一副豪情万丈的气派，大有文革期间姚文元的战斗檄文才能不相上下，两相媲美。看看陈思和对文学的归纳，实在可笑与荒唐，拿给中学生去改病句，典型的属于“归纳不完全”之类，比如它把文学分成“官方与民间”，对近期文学无以定名，又发明了一个“无名”文学，总之，他在没有政治指导的前提下，便像是迷途的羔羊，竟然有“无名”、“民间”这类无实质内容的概念去作为标尺进行分类，就像对空气进行分类一样，陈思和把空气分成“高层空气”、“底层空气”，这比咱们古代认为空气中蕴含着“燃素”更偏离了现实主义的常识性。纵观陈思和这种人的特点，就是一辈子没有写过一篇文学题材的作品，看看陈思和这样的所谓评论家，基本不涉及到散文、诗歌这类的文学性题材，完全是局限在文革期间帮八股的杂文体裁范畴里。他们没有艺术感觉，所以，对他们“政治讨伐”的评论，就让我们“阿门”一声，原谅他们的无知与愚昧吧。
另一种类型，就是章明之流，也写一点散文，凑一点诗歌，挤一点小说，属于半调子作家。他们批判浩然，说浩然的小说拙劣，漏洞百出，描写失真，一副高人一等的上帝派头。其实看看他们写的东西，才发觉，他们连基本的文字功底都没有达到，那才整个叫一个拙劣。
这类批评浩然的作家，从我个人的臆度与猜测，完全属于一种“嫉妒之心。”
其实浩然对章明之流的不健康心态，已有所察觉，他在《苍生》的后记中这样写道：“我认为有人出于‘文人相轻’的嫉妒和有人不了解我而把我贬斥得面目皆非。”
嫉妒本是人之常情，但你嫉妒归嫉妒，如果说出来，还要大言不惭地作为怨毒的理由，就显得你有一点太不厚道了。
看看章明是如何表达对浩然的不加掩饰的嫉妒的。这是章明在《浩然的确是个“奇迹” 》一文中对浩然的近似小学生的责问：
“1974年我军收复西沙群岛，你荣任‘受江青同志亲自委托’的两名‘特使’之一由广州、海南去西沙时，一路上受到‘国宾’般的接待，你曾经逊谢推辞过吗?我们去西沙冒风浪乘舰艇，你坐的是专用直升飞机；我们和战士们一道住帐篷，你在指挥部里等着官兵们‘汇报’，你不觉得有点儿过分吗?”
从这一段颇为可笑的责问中，我们可以看到章明对浩然的不满，主要原因是浩然到西沙是乘了直升飞机，而他自己是“冒风浪乘舰艇”去的，在“行”上低于浩然一等；再看“住”，浩然是在指挥部里，而章明呢，则“住帐篷”，待遇又差一等了。但章明没有看到，浩然赶的是时间，人家手里还有写作任务，早去早回，及时了解一线信息，回来后，还要关门谢客，构思情节，动脑子，爬格子，点滴时间都不能浪费，所以浩然在很短时间内，便写成了表现中国人民保卫自己的蓝色海疆、低御外来侵略者的爱国主义小说，你章明虽然当时住的差一点，路上颠簸了一点，速度慢了一点，但你回来后，也没有看到你绞尽脑汁写出什么歌颂西沙人民保卫自己国土的英雄壮举的作品，能让你乘着舰艇出海，已经对你是宽待了，可以说，就连乘舰艇、住帐篷，都已经浪费了国家的国防资源，浪费了劳动人民辛苦缴纳的点滴税收，你居然还在这里为自己的无所作为表示不满。虽然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倡导“不劳而获”、“多劳多得、不劳不得”的理念，但你扪心自问，像你这种“不稂不秀”、徒有写手之名、却一毛不拔的南 郭 先生有谁敢用你啊？如果西沙之战之后，把你供奉起来，让你坐飞机，上指挥部，吃好喝好，你到时候拿不出一个字来，那么，你可以厚颜地不以为耻，但中国文学史将少了一部记载着中国人民首次抒发我们的海权意识的作品，这样的责任，估计是章明承担不了的吧。
所以，任何时代，不管是文革，还是文革后，章明这样的“重在参与”却无所作为的所谓文学家，一般人是不敢重用的，因为他没用，搞不出作品来，他只会说一些风凉话，表达自己的嫉妒之心，此类外强中干、外实内空之徒，完全是可以当着空气一样予以无视的。
最近，下载了章明出版于1984年的小说《海上特遣队》，看看这位攻击浩然的大作家究竟是什么样的货色，看完之后，大跌眼镜，原来这位居高临下批判浩然的作家，竟然连基本的文学基本功都没有达到。看了这个小说，想到了奥斯卡获奖电影《莫扎特》，里面那个一直嫉妒莫扎特却没有才华的另一个作曲者，一直生活在痛苦不堪的才不如人的嫉妒漩涡之中，其实完全比照这个电影，看看章明的这部他唯一创作的长篇小说，究竟是如何地把他的平庸资质坦露无遗的。
一、 情节胡编滥造，近似儿戏。
《海上特遣队》表现的是五十年代初，南下的解放军进逼南海中的一座孤岛，准备攻下由国民党残部占领的岛屿。为了了解敌情，部队派出特遣队，上岛侦察。
这个构思还是不错的，使人想到《渡江侦察记》这类同样类型的作品，而实际上，小说对《渡江侦察记》这类小说情节的模仿，也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岛上也有一位杜大婶，作为地下党配合着部队的进攻。而更加俗套而雷同的是，特遣队里的队长李玉泉，他的失散的姐姐，竟然是岛上国民党副司令的儿媳妇，这与《渡江侦察记》中重逢当年的渔家女是有着相似的“无巧不成书”的构思的，只不过这里章明将重逢放在了姐弟之间，但考究一下，这样的概率几乎是微乎其微的。因为小说主人公的家乡在河北，李玉泉与姐姐失散，是在河北发生的，但他们相遇，却在南海上的一坐孤岛上，从河北分手，重逢在南海上的一坐小岛上，这样的事件发生率，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值，懂一点高中数学的人，都可以算出来的。巴金的小说《团圆》写的是上海失散，重逢在朝鲜，但巴金这里的朝鲜战场，毕竟云集了全中国的力量，相逢的几率是较大的，也有一点合理性，属于“面”到“点”的碰撞概率，但章明的小说中，完全是“点”到“点”的几率发生概率，由此可见，章明是如何生吞活剥已有的文学规律，大言不惭地抄袭现成的模式化的情节构思的。
更为奇怪的是，整个小说写了几乎接近十次的上岛侦察行动，在小说中，侦察几乎成了一场场做秀，使你死我活的生死斗争，变成了电玩游戏一般的轻飘飘的游戏交锋。下面我们列举小说中匪夷所思的侦察行动：第一次，特遣队来到敌占岛的沙滩上，穿过雷区，靠近了岸头，发现了巨大炸弹，知道岛上有一种秘密武器，也是整个小说里最终需要解决的所谓“炸弹阵”，完身而退。第二次，再次上敌岛，是另外一地方，竟然能够听到放电影的枪炮声，后来在敌人的眼皮底下，顺着敌人的工事，一直来到村子里，与岛上的地下党进行联系，了解巨型炸弹的秘密，由于这次分成两队，其中一队上了敌人的当，被陷山上，于是另一队回身救援，竟然只伤了几个人，又撤回来了。一个数人的特遣队，在上岛之后，陷入敌人的重围，竟然能够退出来，真是奇谈了。第三次，特遣队又出发了，这次穿的是美军制服，目的是侦察重要的港口，战士们竟然在敌舰的眼皮底下，上了港口，然后爬上了钓鱼的筏子，在上面轻松地钓鱼，与岛上任参谋的地下党借钓鱼之机，取得了联系，又谱写了天方夜谭。第四次，由于发现敌人在沙滩上试验新炸弹，于是决定，再次到敌岛上，了解炸弹情况，并捉一个俘虏（捉俘如同儿戏，已经捉第二个了），但上岛之后，发现敌人防备甚严，只好撤回。第五次，这次上岛后，由于贸然露面，中了埋伏，仓促之间，牺牲一人，伤一人，退了回来。第六次，发现了敌人在港外一个礁石上监视特遣队出动，于是，特遣队再次出来，佯装上敌岛，半路折回，消灭了礁石上的监视哨。第七次，这次特遣队夜间出动，来到敌岛滩上，扮作礁石，与地下党杜大婶取得联系，但因下雨，未能接头，只得撤回。第八次，再次在晚上潜伏到敌岛滩上，但因为一战士被水流冲走，只好取消，救回战士，撤回（茫茫深夜里，竟然可以找到被海流冲走的战士，而且还是在敌人的严密防护之下）。第九次，和上次一样，也扮成礁石，终于成功地与地下党杜大婶取得了联系，但被敌营长发现，竟然与特遣队队员，在沙滩上进行了一场武术表演，打败了敌营长，扛着敌营长，剪破铁丝网，冒着敌人的炮火，安全而退。第十次，听说岛上的敌司令项家骥准备加害于有投诚意愿的副司令吴雨轩，于是，李玉泉再次率领队伍，直闯小岛，成功解救被扣押的副司令吴雨轩，与失散多年的姐姐相遇，然后带着吴雨轩来到控制室，引爆了炸弹阵，为大军进攻敌岛扫平道路。
可以说，我军特遣队竟然十次，如入无人之境地来到敌岛的各个阵地，像电玩游戏中的十个回合一样，这样的敌人，比纸老虎都要脆弱，不堪一击。凭着基本的逻辑常识，都觉得是天方夜谭。这样的战争，真的太游戏化了，不知，也算是经过战争年代的血与火的考验的，为什么把战争想象成如此儿戏一般的存在方式？这十次任务中，可以说大多数都是一些玩命的冒险之举，很多情况下，暴露了自己的动机，但敌人却依然无所防备，并不影响下一次再度顺利冒险，其实早知如此，实际上采取最后也就是第十次的直闯敌营的方式，就能大功告成了，何必还需要前面一次次的没有目的、莫名其妙的脱裤子放屁式的越海侦察呢？这样的情节，连通俗小说的基本合理性都没有达到，与《林海雪原》等小说中的战争的严酷性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在这部小说中，我们还看到，一个被抓壮丁的穷人孩子，竟然因为会做海鲜得到了敌情报处长的信赖，提拔到参谋，然后在很多情况下，帮助侦察兵上岛，为了传送消息，竟然可以通过大声说话，来告诉侦察兵有埋伏。另外，敌人的一个艇长尹大胡子，也轻易地投身到解放军这边，而且还帮助岛上的一位老渔民，护送他来到大陆为共军送情报。而更不可思议的是，副司令的儿子与儿媳，都与地下党有关系，岛上的一半敌人，都与地下党有着紧密关系，使一场攻岛战争，变成了一种内应外合的简单的儿戏。
二、 人物概念脸谱，浮于表面。
看看下面一段对一个女人的描写：
[苏带娣原是个大烟馆掌柜的老婆，无子无女，丈夫病死了以后（有人说是她和海蛇王一同把她的丈夫摆弄死的），她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自称“终身守节不嫁”，多年来贩大烟，当巫神，做媒婆，又是全镇出名的“破鞋”。她很早就当了海蛇王的姘妇，帮他干了不少坏事，可她做得很隐蔽，从不出头露面，所以镇上知道她的底细的人并不多。]
这种对人物的刻划，完全是一种阶级分析法的产物，坏人就是什么都是坏，包围道德品德。而同样的女人，我们再看看章明加以深入批判的浩然的《金光大道》中的钱凤英，就可以看到，浩然是如何写出女人的层次的。
再看看小说中的对话与台词，似乎就是样板戏那种舞台腔，看下面一段：
[木壳机帆船与敌舰碰上，“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迎上和它拼，一场力量悬殊的搏斗是无法避免的了……梁科长一面想着，一面拔出驳壳枪，站在船头，大声对战士们说：
“同志们，敢不敢拼？！”
战士们情绪激昂地回答：
“拼！坚决消灭敌人！”]
小说里的特遣队员，千人一面，没有什么个性，至少我们在《林海雪原》等战争小说中还看到人物个性方面的差异，但在章明的小说中，人物都是一个腔调说话。在这种小说里，还少不了一个当地的老大爷，帮助军队一起消灭敌人，这个大爷还少不了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在小说里穿针引线，蹦蹦跳跳，完全是样板戏里的角色设定的总和。
三、 语言陈辞滥调，粗糙乏味。
章明的小说，缺乏浩然作品以乡土俚语为基调的亲和性，完全是一种典型的书面语，引用的一些乡土俚语，都是一些书面上的语汇，而不是浩然那般直接来自于民间，带着一种清新、耳目一新的气息。
有的地方，觉得用词明显存在着不当之处，如为了说明要抓住机会，机不可失，引用了俚语：“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其实这两句话，并不是同一个意思，前面说世上是没有秘密可言的，并不是说墙上有漏洞，可以给人以机会，后面那一句，则说机会是无处不在的。章明的笔下，这两句不同意思的俚语，被他用到一起来了，证明只要耐心捕捉，机会总会出现的。
再看看的景物描写：
[七月，是南海边最炎热也最绚丽多采的季节。天空显得更高，海水显得更蓝，海面上的飞鱼和在低空盘旋的海鸥也更加白得耀眼。渔讯的旺季来到了，码头上堆积着刚刚打上来的红鱼、（鱼或）鱼、带鱼、鲮鱼……像一座座小山似的，新建立的水产站的工作人员正忙碌地过秤、收购，给的价钱比解放前高出四、五倍。渔民群众家家提高了收入，人人脸上笑逐颜开。荔埔镇后面的北山坡上，一树树荔枝已经熟透了，满树挂着红艳艳沉甸甸的果实。妇女和孩子们正忙着摘下一筐筐的荔枝。甘蔗地里，紫皮甘蔗苗一下子窜得一丈多高，碧绿的叶子在灼热的南风里日夜沙沙作响……]
看看浩然《西沙儿女》对海岛生活的描写，就可以感到谁更有文彩：
[高高的木棉树，盛开着大朵大朵的鲜花，如火苗，似云霞，明亮耀眼。
密密的香蕉林，穿飞着西沙独有的小鸟，色彩斑烂，啼声婉啭。
面盆大的砗磲，荣壶似的马蹄螺，摊积一片；洁白如玉的石花，陶瓷般的石芝，奇形的刺屯，散放一地。]
在浩然的笔下，提到了更多的南海的动物，显得更加熟稔南海的风物。可见，指责浩然《西沙儿女》“诗不像诗，小说不像小说，脱离实际，胡编乱造，把木麻黄写成‘马尾松’的拙劣不堪之作”的章明，并没有在他自己创作的小说中，能够超越浩然一筹。以章明的学养与小说，来看他对浩然的指责，只能说他是张眼说瞎话，除了让我们看出他的内心的“小”字来，实在看不出章明有什么高明之处。
从某种意义上讲，《海上特遣队》可以说是一部带着帮八股的幼稚可笑的小说，连三类通俗小说都谈不上。从小说的高亢的调门来看，小说的基本框架应该在文革期间已经完成，实际上，从章明的创作历程来看，他在文革期间的确创作过一个名叫“海上侦察队”的小说，不知这个小说是如何的，但猜测一下，《海上特遣队》很可能就是文革那个作品的修订版，但文革的思维方式与情节结构，已经严重地左右了章明的行文风格，在1984年的情况下，浩然早已去除了作品中的不合文学性的成份，更深入地介入到人的灵魂深处进行创作，而章明依然死守着那一套陈腐、落后的叙事方式及主题基调，这必然使得《海上特遣队》成为一部无人问津的小说。章明见在文学上无所作为，便很热心地开始了他的狂吠般的叫嚣，发出了一点蜀犬吠日的暮年营生，为此人庸庸碌碌的创作生涯，添上了一个滑稽的句号。
可以说，在中国当代文学界，对浩然展开批判声浪的，就是陈思和与章明这两类人，很少听过真正的写出作品的作家，对浩然声嘶力竭地进行批判的，因为浩然的文学潜质在哪里，任何一个人，只要他凭着良心说话，都可以在浩然的啧啧称叹的文学修为面前心服口服，并从中吸取营养。浩然的传人，像莫言与王朔都应该视着浩然风格的延续，因为他们都是将口语加盟到汉语文学中来，给汉语文学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在评价浩然的时候，预言道：“很难想象浩然不会卷土重来。”而事实上，浩然的文学风格正在深入地影响着当代中国文学创作，而这显然是陈思和这样的人不会认识到的，而章明这样的人，是不想去承认的。好在历史是不以这两类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就够了。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