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剑斌：根据某钢城事件改编创作的长篇小说《钢城改制变局》（选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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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城改制变局（选载上）
赵剑斌著
根据某钢城事件改编创作的长篇小说，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请勿对号入座
简介：
赵剑斌，男，大学学历，曾当过哈尔滨市三大动力厂产业工人、厂企业报编辑，商城部门经理，遭遇过下岗失业，多年坚持领导职工维权取得一定成果，现已退休；
1985年始发表作品，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会员、理事会理事、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哈尔滨市文联文学创作所聘任编外作家；出版两部长篇小说《父恩难辞》（40万字）、新潮旋风》（40万字），2004年春在北京采访美籍专家寒春后编著《阳早寒春红色传奇》(25万字）。
北大中文系教授孔庆东说： “哈尔滨作家赵剑斌的两本长篇小说，一本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0 年版的反腐倡廉小说《父恩难辞》，一本是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9 年版的‘中国当代工人阶级维权自救文学的开篇之作’《新潮旋风》。书名取得都太朴实，文笔也不够灵动，但内容却很扎实，写出了当今工人阶级的苦难和抗争。新世纪的无产阶级文学，风生水起了。”
2010年春本人去某城市国企采访，准备材料构思，2010年冬至2011年春根据某钢城事件改编创作长篇小说《钢城改制变局》。
“即使最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情势，即资本的尽快增加改善了工人的物质生活，也不能消灭工人的利益和资产者的利益即资本家的利益之间的对立状态。”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
“革命是被压迫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像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
——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第601页）
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批注》）
一
连续下了几天雨，天上的云团还在飘移，俨然一群群相互追逐的猛兽跑到大山的那一边。阴沉的天空开始放晴，太阳从山脊的后面露出半边脸，透过厚薄不均的云层将金灿灿的光辉，洒向山下的一大片平展展地带。
半个世纪前，尚未经过开发建设，这里曾是地势平坦的开阔地。四周群山环绕，山的南麓有一条从长山山脉流下来的混江。广袤的平原上北面是东发钢铁的整个厂区，南面是城市的街区，中间的混江将街区和工厂截然分开，相距不远的两座钢架桥横亘南北两岸，每天都有一辆辆大型载重卡车陆续地从桥上驶过。
清晨，居民区的灯光有的已经熄灭，有的还在一栋栋高楼的窗口里闪耀，但已不那么耀眼。不久前还在沉睡的街道，开始被川流不息的车辆和熙来攘往的人群所唤醒。
三面环山毗邻山脚的厂区仍在昼夜不停地轰鸣喧嚣着。
一座座巍然屹立的高炉和一根根耸入云霄的烟囱不断地往外冒着一股股烟团，浓烟冉冉飘上蓝天，逐渐地融化在白云里，飘向山那边。
纵横交叉的一条条铁轨，连接着一座座高低错落的厂房车间，连接着一座座由高炉组成的炼铁厂，连接着电炉炼钢厂、转炉炼钢厂，连接着中型轧钢厂、型钢轧钢厂、带，轧钢厂，连接着焦化厂、烧结厂，机车拖着多节车皮满载钢包和原材料在这些厂区间进进出出……
由动力厂、热电厂、空压站各自引伸出来错落有致的一条条输电线和粗大的煤气管道、氧气管道、乙炔管道、空调风管道，以及埋在地下的给水、排水管道，延伸到各个厂房车间，各个高炉、转炉、电炉、焦炉以及烧结机、球团竖炉中，供给生产必须消耗的诸项原料和动力……
进入7月下旬的盛夏时节，连续几天的暴雨、阵雨，将厂房马路冲刷得干干净净，将大量挥发也大量吸收水分的树木，一时对雨水的需求得到满足。空气里充盈着濡湿凉爽，使人感到一时的惬意。然而一旦躲在云层里的太阳升起来，大块大块的云团匆匆地飘过，一个风和日丽天气晴朗的早晨开始了。
东发钢铁有限公司的办公大楼在整个厂区的1号门里，门外对着一个环形的广场——这个二十年前被命名的民主广场的休闲场地，是离退休职工和家属平时晨练、读书、玩耍的地方，是职工们三三两两以致几十人上百上千人，聚在一起议论时政、传播信息的公共场所。环形广场的中心是音乐喷池，由一座不锈钢铸造的——既不是人体也不是物件，而是含有某种象征着发扬升腾意味的抽象艺术雕塑。以这座雕塑为圆心，向外边四周修了两条十字型的宽道和十几条半径似的窄道，在被宽窄道分割的空地上种植了花草，形成一片片草坪和花坛。
早晨7点之前，下夜班的职工还没有从厂门走出来，上白斑的职工还没有大拨地走进去，民主广场只有几十个离退休老人在晨练，还有十几个人已停止晨练，围拢着议论着什么。旁边有一个人手持大号板刷在宽道的地砖上书写大标语，标语尚未完全写出，旁边的职工猜测着字正腔圆嗓音洪亮地念出来全句内容：
“反对私有化，保卫国企！宇虹从东钢滚出去！”
于是周围的职工和晨练的老人们一起响应着喊起来：“滚出去，必须让宇虹滚出去！”
刷写标语的是一个五十开外的男人，他一边用笔蘸着白油漆往地上涂写，一边向围观的人们介绍情况：“省国资委已经作出决议，宇虹钢铁重工集团又要进来重组啦，而且这次重组还是控股东钢，我们又要有大批工人下岗，大家又要遭殃啦！”
围观的工人们个个义愤填膺怒火中烧，议论纷纷：
“那怎么行？我们坚决不答应！一定要抵制！”
“要跟他们斗——大家一条心地干！”
“私企老板想占咱们的便宜，省市政府不向着咱们国企，咱们就得自己起来维权！”
“这次重组通过职代会了吗？现在什么事都不通过职代会，咱们工人还有什么民主权利？！”
“这次是控股，上次参股都把咱们职工整得那么惨，这次不知要把咱们能成什么奶奶样！”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快到八点钟，一个刚刚在旁边打过太极拳的退休干部凑过来，以知情者的身份透露说：“昨天我被找去开一个离退休干部座谈会，讨论的就是这件事。宇虹集团这次进来是板上钉钉，讨论不过是走走程序搞个形式。省委、省政府早就作出决议来，人家省国资委主任说私企重组国企，按的是什么《公司法》：只有大股东才有话语权，像下面的职工干部、一般成员、散户股东没有什么说话的份，咱们胳膊拧不过大腿，只要有口饭吃，就只好忍着，听天由命吧！”
正从广场外匆匆走来的两个老工人其中一人停下脚步，听到此话反驳说：“不！不能忍着，咱们工人群众已经忍了二三十年了，改革开放二三十年，改来改去都是咱们工人群众吃亏上当，都是忽悠咱们工人，欺负咱们工人。现在让私企控股国企，还要不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还要不要工人阶级当家作主，还要不要维护国有资产不流失？我们得共同干下去、斗争下去，不能忍着！”
“对！不能忍着，忍着我们的国企就完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完了！"
大家异口同声地应承：“对，对！这次决不能再忍，真的要再干一把！”
刚刚还在涂写标语的男人也直起腰来，跟新来的老工人打着招呼：“武师傅，邵师傅，来啦！”然后解释说：“本来打算昨天过来写，但恐怕写出来，被他们狗日的发现了会涂抹掉，于是干脆今天早晨早点过来。这不——已快写完一条，我还可以再写几条。”
“好，还是现在写好。你写完了，我们大家看护着，看哪个狗日的敢来涂盖！”旁边的一位退休师傅附和说。
武师傅也理解地点点头，说：“好！费宝栋。你在这儿再写几条！我跟邵师傅去那边。”说着他举了举手里的一条横幅标语，向写标语的费宝栋示意，也向四周围观的群众示意，然后一边展开手中的横幅，一边朝前边的东钢办公大楼走去。
横幅的两头已被两根竹竿系紧，现在被哗啦啦地抖搂开，让人们看清了上面的两行大字：
“坚决反对宇虹再次重组东钢，坚决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
武继松和邵连兴两人在前面走，后面有几十个闻讯赶来的工人群众跟着。
他们快步来到厂部门口，高举起的横幅非常耀眼地在工厂门口展示着。一拨又一拨刚刚下班或从厂外走来的工人群众围拢过来簇拥着，站在这面表达他们心声的横幅周围。大家在辩论着、争执着、探讨着、咒骂着，纷纷表示要求将省国资委对私企宇虹再次重组控股东钢的决议撤销。但是也有一些人已经感到束手无策不知所措，他们似乎只能表示气愤和憎恶，不知如何将自己和更多人的威力发挥出来。
武继松和邵连兴一次又一次地将五六米长一米来宽的红地白字横幅，高高举过头顶，让晨风吹拂着横幅呼啦啦鼓起来。厂门口的工人群众和离退休干部越聚越多，横幅标语表达出几乎全体东钢人的心愿，大家的心都凝聚在一起。
蓦地，邵连兴腰间的手机响了一下，趁他摸手机打电话，一个工人接过竹竿往前走去。
“喂喂，你是管师傅吗?我现在厂部门口，你通知咱们内退职工都到厂部门口来吧!”
打过电话，邵连兴发现刚刚由自己打着的横幅不见了。他看到武师傅也不再把持着横幅的一头竹竿，正跟厂里的工人们宣传着什么，便三步并两步赶到前面去。他看见正往厂里移动的横幅被两个不认识的工人举着，就伸手去夺。于是他和他们之间发生了撕扯，正在高擎着竹竿的工人也不愿意被别人换手。由于激愤，一个工人一手持竹竿，一手握成拳头发狂似的高呼口号:“宇虹——滚出去!宇虹——滚出去！”
另一个工人横眉竖眼地瞪着向他抢横幅的邵连兴，质问道：“你他妈是东钢的人吗？”
邵连兴反问:“我怎么不是东钢人？这横幅是我做的。”
那个人不相信，骂道：“别他妈跟我唬!滚一边去！”
邵连兴不松手，那个人挥拳相向打在邵连兴的肩膀上，邵连兴立即被打了个趔趄，又被脚下的石头绊了一下，摔倒在地。
当邵连兴从地上站起来，那两个工人高举着横幅已进入厂大门，进入厂冶金区腹地。
工厂大门的经济警察刚才看到有人将横幅要带进厂区，早把伸缩式轨道大门关上，不放他们进入。但不知何故——也许是因为工人们越聚越多，也许是因为被工人们激愤的情绪所感染，不得不将大门打开，让工人们一哄而入。
武继松和邵连兴也跟着进入厂大门，在厂部办公楼前驻脚，他们将没能跟随进入厂冶金区的离退休职工和家属留在这里。他们要向这些老师傅、老同志介绍一下这次宇虹集团即将入主东钢的情况，要向他们讲一讲面对已经刮起来的私有化妖风，大家应该怎么办？应该以什么行动来抵制，应该以什么姿态来迎接这场阶级搏斗的风雨考验。
二
“宇虹的私企老板太不要脸，今年3月份刚被撵出去没几个月，现在又想来重组！”
昨天清早，武继松还在山上收他种的嫩苞米，他的平时不怎么用的手机响起来，一个要好的工友给报信，然后咒骂几句。
因为老伴曾干过厂里的家属工，比他小几岁，也是70岁的老太太，至今没有养老金，家里还有一个靠他抚养的残疾大女儿，每月领到手的一千来块钱退休金根本不够维持开销，他只好到山上来开出一块荒地种点苞米、种点蔬菜，拿到集市上去卖，自己吃着也省几个钱。
上个月的月初，他跟上访老搭档贺忠诚到东钢集团驻省城总部去找潘凤鸣。
如今已多年担任东钢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党委书记的潘凤鸣，三十几年前在东钢下属的修建工程处当学徒时，他的师傅就是武继松的好友刘福田。刘福田是个装配钳工，武继松是装配组组长。潘凤鸣尊重他的师傅也同时尊重他师傅的班组领导，即使以后潘凤鸣步步高升，养尊处优摆起了架子，对基层工人群众不再那么平易近人，但见了武继松，仍然不得不颔首微微一笑或叫一声：“武师傅好！”
不知潘凤鸣是不想见，还是真的去省国资委开会。见不到潘凤鸣，武继松要求门卫传达拜见党委副书记徐荣升的请求。门卫拨通了公司党办的内部电话，回话说徐书记也不在。武继松很生气，他不想一走了之，便和贺忠诚坐在公司大厦的台阶上一直等着，后来党办的一位工作人员出来接待了他们。
“你们找潘董事长什么事？”那位西服革履的党办人员问。
“什么事？我早就写过报告：东钢集团公司搞股份制，为什么高层、中层领导都持大股，在职工人持小股，我们退休工人没有任何股？要知道东钢建厂时，我们退休职工都是无私奉献，几乎天天义务劳动，东钢的资产里也有我们的血汗，我们要我们应得的一份。”
党办的接待人员轻蔑地笑笑告诉他：“这不过是你们个人的想法，国资委和集团公司的领导从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也没有关于这方面的文件规定，你们还是回去吧。”
武继松和贺忠诚坚持着不离开总部大厦，党办的接待人员只得领他俩进入大厦，登上电梯来到高层的办公区，打开徐书记的办公室，让他俩在门外看了看空无一人的房间，然后煞有介事地说：“前天，徐书记确实出差，联系战略合来跟咱们重组的事。”
贺忠诚问：“咱们要跟哪个钢铁集团重组呀？要都是国企，工人们的福利待遇就能有些保障。”
武继松说：“不知股份制是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要是股份制也算公有制，那么我们退休职工以前的五七工人、家属厂职工都应该有自己的股份。为什么省国资委要奖励公司领导层，动不动几百万上千万股？”
党办人员以一副业内人士的口吻盛气凌人地教训他俩：“不要心里不平衡，看着领导多得点眼红。领导贡献大多劳多得。政府文件写的明白，你们懂不懂？国内多少著名主流经济学家、政府官员都在提倡鼓励这么搞，企业高管就是要持大股，要几十倍、上百倍地跟工人拉开距离。你一个普通退休工人哪管得了这么多，谁能听你的？”
“谁能听我的？全厂大多数工人赞成我，全国几千万国企职工赞成我，因为我代表了他们的意愿，代表了他们要维护的合法权益。”
党办人员没有兴致跟态度坚决的武继松继续争论下去，便舒缓了口气改换话题劝他俩先回去，他俩执意不肯。党办人员请示了上级，将他俩临时安置到招待所。
他俩在招待所住了几宿，白天到总部大厦找高层领导，然而连续几天没有找到，只得悻悻地返回。
退休已经十年，武继松仍然要为东钢的事操心，也要为自己家里的事操心。
武继松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前几年在东钢下岗借钱买了台旧车跑运输，小儿子给当地一家私企老板打工，大女儿小时候得过脑膜炎，长大嫁人没几年丈夫却患病早亡。大女儿带着外孙过日子很困难，便被他接到自己家里。后来大女儿的病情越发严重连行动自理都不能，只好靠他和老伴伺候着。外孙汪永庆上了东钢办的技工学校，2005年毕业后到东钢当临时工，宇虹进入以后的2006年6月被辞退，2009年3月宇虹撤出后又被分配去当临时工。外孙子本来应该赡养他的残疾母亲，但汪永庆工资不高又到了娶妻生子的年龄，这样抚养大女儿的重担又压在他的肩上。
从城里到山上要走半个多小时的路，武继松每天一有空闲时间便到山上来。退休以后他在山上的坡地，种了些苞米，种了些茄子、豆角、大辣椒、大头菜。遇到连续天旱，他要挑水往这里浇水，遇到连雨天，他要到这里排除垄沟里的积水。苞米还没长成，就有人来偷嫩穗,蔬菜还没长大，也有人来顺手采摘。他真的不止一次抓到过偷青的人，有的被他骂几句，有的一看就很穷，不但不骂，他还要给人家的篼子里再装点他种的东西。
他的事真是多，东钢几乎每天都有人来找他，有在岗的也有离退休的职工。他们来找他研究探讨东钢今后的去向，商榷如何维护职工利益，防止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事。
半个月前他陪着一群上了年纪的家属工去厂部交涉，要求让她们这些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参加工作，也为东钢付出过心血、做出过贡献的家属工能享受到正常退休职工的待遇，也能按月领到相应的养老金。
然而厂部信访办一再推脱，说什么国家和地方政府尚未出台这方面的政策，只能上报以后等待答复。答复一直等不来，家属工正商量着要去市政府讨个说法，也正要找他武继松替她们写个措辞更严谨的上访材料。对于这些家属工们的要求，武继松不能拒绝，别说他老伴也是家属工，就是他老伴不是，他也不能不管。因为在东钢很多人都清楚地了解他，知道他有一副乐于助人的热心肠。
推着自行车来到山上的青纱帐里，顺着靠近山边小道的几拢苞米地，武继松掰了二十几穗嫩苞米。本来还想再掰十几穗，接到工友的电话后便忙不迭地将掰下来的苞米装进塑料编织袋，然后将编织袋捆到自行车上，时而推着，时而骑着往回赶。
因为家里是平房，房前有一个不大的院子，没等到家就看见院子的门敞开着，院子里或站或坐着十几个退休内退的职工，在焦急地等他回来。
“你可回来啦，宇虹马上就要二进宫，你快给大家拿个主意吧！”退休职工贺忠诚平时不太性急，这时也显得烦躁起来。他和其他工友都把武师傅当作领头人，一见到他回来心里就多少有些塌实。
“他们今天上午八点半要分别召集中层干部和工人开什么座谈会，逼着东钢工人表态呢。”
“据说潘凤鸣也不同意宇虹这次二进宫，昨天已辞去董事长职务，为的是抗议……”内退职工邵连兴说。
“这个潘败家这些年干了不少坏事，也搂肥了——不过，这件事还是得人心的。”同样年龄的内退职工费宝栋说。
“潘凤鸣不同意宇虹再次进入也是为了他个人利益。”70岁的退休职工楚风臣说。
“阻止宇虹进入东钢，不能光靠潘凤鸣——人家有吃有喝，已经搂得沟满壕平，不再当董事长也够本。关键是咱们东钢的广大工人群众怎么办？怎么发动大家起来斗争？不能眼瞅着让他们这么风雨无阻地进来呀！”曾在炼铁厂当过车间主任的董广志焦虑地说。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都在为私企即将进入东钢的事犯愁，似乎大难就要临头。有的不知所措，有的主张发动群众闹起来。
武继松将捆着编织袋子的自行车靠在院子里的墙上，顾不得解下袋子，将苞米从袋子里掏出来，他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果断地对大家说：“现在还不到时候，咱们也去开座谈会，先摸清情况再说！”
有人犹豫不决地问：“咱们不是被邀请的代表，咱们怎么去呀？”
武继松坚持己见说：“无所谓是不是代表，是代表也不一定肯表态。有很多代表是老好人，是糊涂虫。事关东钢的大事，他们根本不敢说话！咱们还是去一趟——至少可以在外面旁听，有机会还可以进去争论几句。”
于是在武师傅的带领下，大家一前一后走出院子。
武师傅的家离东钢厂不太远，没用半小时大家就来到厂前的民主广场。
进了东钢厂的1 号大门，大家发现办公楼前门口已有人陆陆续续进出，两个经济警察守在门口认真地检查证件。
约有六七十人在门前纠缠要求进入却被警察拦住。
大家凑到跟前果然也不让他们进去，武继松只得跟那些手持门票的代表们交代几句：“你们可得坚持立场、坚持正义、千万不能让宇虹控股东钢啊！可得替广大东钢职工群众说话！”
稍稍离开后，董科长悄悄对大家说：“我知道楼后面有个小门能够直接进去，跟我来。”
大家在董科长的指点下，来到办公楼后面一个角落，找到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小门一一走进去。办公楼里的走廊很宽，举架很高，偌大的办公楼里似乎
空荡荡的没有多少动静。只有三层楼会议室的门窗玻璃上人影绰绰，里面传出忽高忽地几个人参杂在一起的说话声。大家在外面屏声静气听了一会儿，感觉里面尚未有人在主持发言，只是有人在窃窃私语，有人在布置会场，安排上级领导到主席台就座。大家从而明白座谈会还没有正式开始。
一起来的内退职工管树德，在门外轻轻地拉开一点门缝，门却不由自主地自动敞开半扇，看到里面已经坐满了人。
一个干部模样的质问他们：“没有邀请你们，你们来干什么？”
“干什么？！”武继松理直气壮地接过话茬回答，“听说宇虹还要来重组，想来听听。我们也是东钢人，我们也一样关心东钢的事。”
“现在还没到公开宣布的时候，不许偷听！”那个干部斥责他们。
“什么叫偷听？我们进来听！”武继松说着带领大家往门里闯，同时反唇相讥，“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搞得这么鬼鬼祟祟！”
东钢公司的工会主席祁典勇笑眯眯地走过来，劝阻他们：“今天党群办专门邀请一些代表，不是可以随便参加的，请回吧。”
但此时门里的一些代表不约而同地提议:“这么大的事反正都得知道，就让他们进来吧。”
甚至有的代表还以赞叹的语气提议：“不但要让他们进来，还得让武师傅发表发表见解，武师傅可是个能主持正义的人啊！”两个想阻止他们进入的干部不好擅自决定，回头看了看公司党委副书记徐荣升。徐荣升难违众意，只得表态说：“只能进来两个人，其他到外面等着。”
于是大家推举武继松和邵连兴进去。
会议开始了，作为主持人的徐荣升，先向大家介绍前来参加会议的省国资委领导，请省国资委主任黄希林讲话并传达省委省政府的决策精神，传达省国资委的相关决定，通报宇虹重组东钢的方案。
黄希林一副西服革履的行头，略微笑笑面带矜持而不苟言笑的傲慢，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之中都含着某种装腔作势的迂腐。他说今天由东发钢铁公司领导，召集在岗和内退的职工代表来这里开个座谈会，一方面先跟大家透露透露消息，传达省委、省政府领导有关国企改制的指示精神，传达一下7月22日省政府专题会议作出宇虹对东钢增资控股的决定：宇虹集团以10亿元现金和持有的矿业公司股权向东钢增资扩股，持股65%，成为第一股东。省国资委等其他原有股东持有东钢的股权降至34%，使原来的第一股东和第二股东对调，国有资本所占股份已经摊薄。他说，今天来的另一方面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希望大家能够跟省委省政府保持一致，能够理解支持国企改制的大方向，大势所趋。他说按照省委书记莫奇志同志的指示精神，我们要全力推动国退民进将国有企业股比例在竞争行业中降到20%，而不再是前几年的80%，要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地坚持国企改革的大方向，要学习苏州“四到位一基本”的改制经验，将其作为我们省国有企业进行改制的基本思路:要求“企业整体改制到位，国有集体资本退出到位，职工身份置换到位，债权债务处理到位，基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他说省委莫书记和惠昌省长对东钢的发展一直极为关心重视，莫书记和惠省长多次来东钢视察，作过许多重要指示，也十分注重东钢领导和群众的意愿，尊重东钢人的选择。今年3月，宇虹集团退出东钢股权分立就是在莫书记来东钢两次视察以后作出的决策，是尊重东钢广大干部职工的意愿的结果。但是为了符合国企改制的大方向，为了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搞好强强联合，我们也谈了好多家都没有谈成。东钢虽然是省属大型企业，但地处内陆、位置偏僻，在群山之间交通不便，至今没有高速公路。东钢虽然在全国500强企业榜上有名，但也是排在后面，年产只有700万吨，以生产建材用的粗钢为主附加值不高，企业负担过重，近年来亏损时候多，盈利时候少，遇到国际经济危机，钢材价格持续下降，炼钢原材料却居高不下，在国家铁腕淘汰落后产能背景下，东钢技术装备落后，面临被淘汰出局的巨大压力，更是难以维持发展。为应对当前东钢经营危机，加快东钢大型化改造，如果不改制重组根本就没有出路。过去我们联系过鞍钢、联系过俄罗斯远东钢协企业，但是人家不是不屑一顾就是条件太高，不具有重组的操作性性。怎么办？现在宇虹又有了重组的愿望，并且承诺不再裁员，全面落实职工福利待遇，大幅度提高员工工资，还要将东钢产能提高到1000万吨，何乐而不为呢？经与众多战略投资者四个多月的商谈，对各个方案的反复论证研究，最终经各股东同意，经省委省政府慎重研究，决定同意宇虹以增资扩股的方案再次重组东钢，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能够支持，能够跟省委省政府的决策保持一致。
代表省国资委的黄希林自以为是头头是道地讲了一套，然后才要求在座的各位东钢干部职工发表意见，说：“大家可以谈谈自己的看法，要从企业的战略发展出发，从适应钢铁市场竞争的长远需求出发，从国企改制势必改掉一股独大的国退民进的大势所趋出发……”
没等黄希林说完，早有东钢的干部职工跃跃欲试要发表自己的见解，便打断他的话：“不管从什么角度出发，我们东钢人信不过宇虹，他们以前也承诺过不裁员，还逐年给职工涨工资，可是他们实现了吗？”
于是在座的几个干部职工异口同声地接了一句，几乎是激动地喊出来的：“没有！根本没有兑现承诺！”
其实，在黄希林讲话过程中，早有东钢职工等不及要发表不同意见，几次打断他的讲话，都被徐荣升示意阻止了。
轮到东钢干部职工发言，大家便七嘴八舌议论开了：
“宇虹2005年第一次跟东钢重组，名义上出资8亿元，加上莲花城钢铁6个亿的净资产，拥有新东钢36%的股份，长山省国资委拥有46%的股份，其他是东钢管理层的股份和华融公司的再转股。但是宇虹的8亿元根本没到帐，又搞了个补充合同，要拖到几年后分四期才能全部还请款项。这不是忽悠我们给我们打欠条，不是利用我们的资产设备他们从中渔利吗？”
“那次重组不知为什么要将东钢的资产评估得很低，我看过《资产评估报告》，东钢总资产被评为38亿，负债10个亿，而其中生产设备仅值900万，无形资产与土地使用权价值为零。我们东钢自1958年建厂经营半个多世纪，积累的企业文化、营销渠道、技术成果等等无形资产是一笔巨大财富，却被评估为零，价值连城的土地使用权居然也白白让人家使用，这怎么说得通？”
“据说，几个高炉的评估都是零，但是这些高炉每年都要维修，都要更换大批零部件，尽管使用了好些年，但是由于不断地维护和更新，依然让它们保持了七八成新的程度，而在那次评估中却体现不出任何价值来，这是为什么？这些高炉不是无形资产，而是有形的固定资产，这种评估能体现出公平正义吗？”
“当初，评估时所请的事务所是宇虹自己找的 ，为的就是空手套白狼，就是要我们东钢的巨额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到他们的腰包里去！”
“东钢的相关资料显示：2006年底总资产已达到278亿元，为什么在2005年东钢与宇虹私企重组时却将东钢的总资产评估为106亿元，将东钢的参股净资产评估为18亿元？其实，大家可以回顾一下，仅九五期间东钢共投入20多亿元资金，先后实施了以小型连轧、型钢连轧、万立制氧、燃气发电等八大工程项目改建。十五期间又积累投资40多亿元，其中超亿元的投资工程项目就有4个，例如2003年仅一项在热轧超薄带钢工程的总投资就是23亿之多，而这些投资为什么不能在重组评估时体现出来？”
面对东钢干部职工的踊跃发言纷纷质问，省国资委和东钢的几个高层领导开始有些不知所措无以对答，后来还是省国资委一个姓孙的处长出来作了一些文不对题的解释。他一边说一边拿起一份文件念起来：2005年东钢集团的审计和资产评估问题是严格按照国务院国资委和省国资委改革领导小组规定的程序实施，聘请中介机构对资产进行财产审计、资产评估，审计评估结果经专家委员会审定，国资委确认，律师全程参与，并出具改制法律意见书。随后他念了几个跟东钢职工反映不一致的相关数据，然后得出结论说，2005年的重组根本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孙处长简短讲了以后要将麦克风转给站在旁边的黄希林，没等一时语塞的黄希林想好说什么，刚才要发言的武继松站起来说:“我来说几句……”被徐荣升厉声厉色地阻止:“你不是职工代表，你只能旁听！”
武继松不在乎他这一套，根本没把他的恐吓放在眼里——今年3月初，宇虹集团从东钢撤出前，武继松曾召集全厂内退职工、退休职工、在职职工在心连心公园和厂办公楼前的广场上集会，喊出来“宇虹从东钢滚出去”的口号。开会前，徐荣升请保卫处的处长给他捎话，说希望他放弃这次集会，否则将向公安局申请报批拘捕他。他老武没理这个，照样开了大会。没过几天，宇虹真的从东钢撤出去。
五一节期间，徐荣升作为集团工会主席党委副书记亲自去一些职工家访贫问苦，也到武师傅家去，他跟武师傅卖乖说将给他外孙安排到东钢分厂的临时工作，但希望他以后不要再带头闹事，还说以后有事可以去找他解决，并把他的手机号告诉了他。武继松后来有一次给他打手机，他接了以后听出是武继松，就以手机听不清为由让他重新打座机，结果武继松再打座机就再也打不通。
此刻，武继松站了起来不顾阻拦走过去想将黄希林的话筒夺过来。由于离的位置远一点，话筒已被坐在前面的公司人事部副部长王金星抓到手里。
王金星是一个精于业务勇于负责的处级干部，他提出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宇虹二次重组东钢而且是控股东钢，这不仅对省国资委是一件重大决策，对全体东钢干部更是一件重大决策。为什么这么大的事情作出之前，不能在东钢召开全体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一下，难道东钢的职代会仅仅是形同虚设作为摆设的聋子耳朵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东钢的广大干部职工还有多少民主权利，还有多少主人公的作用？”
王金星还说：“新的公司法规定：股东利益变更需要召开股东大会，股东大会通过后属于国有企业的，要上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东钢虽然在2005年已经进行身份置换，按照国家政策对每个人支付了经济补偿金，这笔补偿金已转为对东钢的股权，职工仅有作为小股东的知情权，公司法虽然没有规定职工代表大会讨论这个程序，但并不是说宇虹二次入主东钢就不需要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王部长提的问题很重要也很尖锐，本来武继松也要提这个问题的，现在只有等省国资委的领导，针对这一问题给予一个明确答复。
王部长将麦克风送到黄希林面前，黄希林接过话筒不假思索地说出一个似是而非的理由：“根据新的公司法规定，股东权益变更需要召开的是股东会议，而不是职工代表大会。职工虽然是拥有东钢集团股份的小股东，散股东，但决定公司股权变更和公司重大经营决策的还是几个大股东。我们省国资委和宇虹就是这样的大股东，我们已经过充分的酝酿、沟通、协商、论证、研究，我们认为这一决策是可行的，并且已经报请省委、省政府得到批复……”
听到这里武继松又要站起来走过去抢话筒，旁边的祁典勇拉他一把提醒他：“别动，冷静点。别吃亏，武师傅！”
不知这位公司的工会副主席平时笑眯眯的，虽然不办事但还算平易近人的祁典勇，真是怕武师傅闯祸遭报复，还是为了不给这个高层领导带来难堪。
但武继松没顾上这些，他还是在徐荣升急切宣布散会以后，抢先一步抓过话筒说了几句：“请大家留步，我跟大家说说第一次宇虹重组东钢，咱们东钢遭受了很大损失，蒙受了很大欺骗，现在宇虹第二次重组东钢，还是控股，尽管他们作了承诺，但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要吸取教训，我们认为省国资委不召开东钢职工代表大会讨论这一重大决定是错误的，必须改正过来，如不改正我们将面临重大灾难，我们已经忍耐过了，我们已经斗争过了，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是逆来顺受的忍耐还是全体东钢人团结起来，向省里市里讨个说法？”
于是有的与会人员反问：“怎么讨个说法呢？我们没有决策权！”
一直得不到发言机会的邵连兴提议：“我们要召集全体东钢职工集会，大家一起来抗议！”
“对!对！一起来讨论一起来抗议——明天就干！”很多人同意这一提议。听到大家这样表示，徐荣升有些惊慌失措，央求大家：“千万不要千万不能！大家要跟省里保持一致呀！”
对邵连兴的提议很多人表示赞同，对徐副书记的话没人响应，于是邵连兴冷嘲热讽地说：“怎么保持一致？是让省里跟我们工人群众保持一致，还是强迫我们跟省里保持一致？”
徐副书记发现大家不理会他的这番苦口婆心，就换了一副强调威胁说:“现在是法治社会，谁要胡来谁就倒霉！政府有的是办法对付你们！”
大家出了会议室一边三三两两地走着，一边议论着宇虹再次重组东钢的事，逐渐散开。省国资委和东钢的领导虽然没有走在前面却是乘电梯下楼的，所以这几个人先走出办公大楼。徐荣升和祁典勇送省国资委领导上车的时候，武继松、邵连兴等人在后面，看到守候在楼外的东钢职工拦截他们上车的场面。
五六个中年女职工坐在几辆轿车前面挡着，不让省国资委的领导离开。
她们说：“我们是2005年被裁员下岗的，今年3月宇虹撤出后才回到厂里上班。现在宇虹还要厚着脸皮来重组，我们不想下岗，不想要低工资。”
黄希林拉开轿车玻璃窗对女工们一再解释说：“人家宇虹这次已郑重承诺不再裁员下岗，大家不要闹，这次宇虹重组东钢是省委会议讨论决定的，你们闹也没有用。”
有的女工反驳他说：“我们信不过，宇虹是个大骗子，他们今天说一套明天做一套，根本没有信用！我们不能再受欺骗再受愚弄！”
有的女工质问黄希林：“宇虹重组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让开职代会，为什么不让我们职工讨论通过？”
黄希林强词夺理地解释：“按照新公司法规定股权变更不需要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通过，没有这个必要！”
这时徐荣升已用手机电话找来十几个经济警察，强行将女工们拉开，
两辆轿车开走了，女工们望着绝尘而去的轿车气愤地咒骂：“呸!什么新旧公司法，纯粹是骗子！我们就不信，只有你们省里来的高官和私人资本家说了算！我们广大职工群众难道是光能吃干饭的？！”
武继松等人过去为她们助威鼓劲，对徐副书记和经济警察帮省委、省政府的轿车强行解围予以谴责。
武继松说：“我们广大东钢职工不是群氓，我们要生存要吃饭，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求民主不能任人摆布，我们要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对！我们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谁也摆布不了我们!”很多在场的职工全都态度坚决地表示。
三
时间过得很慢，而东钢的职工群众却聚集得很快，一拨一拨的中青年工人们向冶金区涌去，一拨一拨的离退休职工、内退职工、家属子弟，从东发市的各个居民小区向民主广场和厂办公楼前的广场涌来。不到半个小时，整个办公楼前的中心甬道、绿地以及民主广场上到处都聚满了人。这些人是来了解情况的，是来质疑的，是来对宇虹即将重组东钢表示愤慨之情的。他们相互传播着消息，交流着意愿和体会，他们都亲身经历过宇虹集团第一次重组，给东钢职工带来的厄运和利益损失，他们都亲自体验过私企资本家压迫剥削时的冷酷残忍和利欲熏心，他们内心里充溢着也抑制着对宇虹的义愤，并四处寻找能够发泄的缺口。
刚刚下夜班的工人们路过厂区大门，便被人潮涌动的场景震动了，感染了。他们返身又回到管网纵横烟囱林立的冶金区。正要上班的工人们早早来到厂区，但不少人几乎没有去自己所在的车间工段，没有再换上那沾满油渍灰尘的工作服，跟着呼啦啦飘动着展示“坚决反对宇虹再次重组东钢，坚决拥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横幅往前走。红艳艳的横幅四方游动到处招展，呼唤起东钢人的勇气，弘扬着东钢人的志向，振奋着东钢人的信心。
横幅被系在两根竹竿上被高高地擎举着，已成为工人们聚集的中心，成为工人们所向披靡的旗帜。
横幅被激愤的工人们高举着冲进厂区的时候，武继松本想跟着涌动的人流走进去，却被邵连兴拉了一把。邵连兴刚才被一个不相识的工友打了个趔趄，爬起来的时候，没顾得上拍拍身上的尘土，没顾得上揉揉摔疼的屁股，便快步去拉离开自己十几步远的武继松。这时候贺忠诚也从家里赶过来，一起拉住武继松。
“武师傅，咱们不能往里去，你应该在这里给大家讲讲宪法，讲讲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形势。”
邵连兴的话提醒了武师傅，这是他们昨天中午开会时确定下来的分工和行动内容，也是他们为了自我保护而想到的措施。
这样他们三人返回到办公楼前的门廊，武继松将挎在腰后的充电喇叭摘下来，站在门廊的台阶上，一手举着喇叭，一手比划着挥动手臂开始演讲：
“各位师傅、各位领导，我们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们都应该学习一下，温习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家宪法是我们的最高法律，是我们的根本大法。我们当前反对宇虹私企重组东钢、控股东钢的斗争就涉及到维护还是背离这部宪法的斗争，涉及到捍卫还是侵占社会主义国有经济，要保护还是剥夺工人阶级生存权、劳动权等合法权益。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搞修正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场斗争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我们必须严肃面对，必须勇敢迎接挑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第六条规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第七条规定：‘国家在现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第十二条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和集体的财产。’
“各位师傅、各位领导，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看看我们当前的现实，我们长山省是一个国有经济占有比重较大的省份，新来的省委书记不去千方百计地巩固国有经济，确保国有企业资产不流失，却以所谓‘深化国企改革，优化国有经济结构’为借口，好像搞一场运动似的搞什么瘦身‘攻坚战’，改制了800多家国有大中型企业，其中我们东钢国企就是深受其害的一家！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把我们二万五千多名职工转变为朝不保夕的合同工，逼迫我们7600多名职工内退，逼迫我们3000多名职工买断工龄。我们无论退休职工、内退职工还是在岗职工，谁都没有好果子吃：福利待遇一减再减，工资标准一降再降；以前我们的一线工人，例如炉前工每月工资可达三四千元，自从宇虹来了以后，劳动强度加大了，劳动时间延长了，拼死拼活一两千元；而我们下岗内退职工，甚至在岗职工，有的只能可到300元，连社会低保标准都难以达到。这是为什么？这就是国企改制全面私有化的结果！”
站在办公楼门廊的台阶上，武继松向办公楼前广场以及院墙外的民主广场俯视，前来聚会的人们越来越多，眼前是一片人山人海的景象，处处有人流在涌动。凭他的感觉，现在驻留在这里的人应该在三四千以上，不断地有更多的人往厂冶金区走去，也不断有人回到这里来，或者从厂外奔赴到这里。
武继松讲得很起劲，很有激情，停留在广场上的人们，通过他手中的扩音喇叭，能够清晰听到他宣讲的宪法内容，能够准确把握他所强调的宪法中的关键词语，能够联系本厂实际发生的动荡变迁，来领悟他所痛斥谴责的人和事。
武继松和邵连兴、贺忠诚、费宝栋、管树德、楚风臣等人都站在办公楼门廊的台阶上，他们知道自己在这里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监视，因为这里四周有几个监视器可录制他们的图像。他们看不到监视器，但是他们早就事先有所防备，他们认为越是公开活动就越能证明自己的清白，证明自己的所作所为都不违反国家法律。
武继松接过贺忠诚递过来的“农夫山泉”喝了几口，他开始并没感到干渴，喝了几口瓶里的天然水以后反而觉得嘴里突然燥热起来。他手搭凉棚望望天空：天公真是作美，清早还漂浮大块大块云朵的天空，现在晴空万里。前几天一连几个阴雨天，弄得他和他的工友们都担心，今天的聚会会不会受到老天的干扰，一旦下起雨来把人群冲散。现在他拿起瓶子多啜几口，然后他将手中的材料翻过一页，接着讲：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卫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第十三条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和法律至上’，可是我们的当地政府却以改制重组为名将国企私有化，不仅是违反宪法和法律的错误行为，而且是犯罪行为！”
念到这里，讲到这里，武继松抬起头来，扬起一只手臂，向台阶下的几千工友们征询意见：
“我说企业改制将国企私有化是犯罪行为，你们同意不同意，支持不支持？”
于是下面的上千只手臂也跟着举起来，上千名工友们情绪高昂声音错落高低不平地呼喊起来：“同意!坚决同意！！支持！坚决支持！！”
靠近台阶的人群中也有人议论纷纷，武继松讲累了，就走下台阶跟邵连兴等人参与到人群里，听他们各抒己见：
“现在的宪法法律谁还执行呀？不执行就是废纸，就是一纸空文！”
“对人家既得利益者有利就执行，没利就不执行。什么法制不法制的，都是骗人！”
“管它国企私企，工人就是干活吃饭，谁给钱多给谁干。关键是宇虹这个私企太能克扣工人，算计工人！”
“不管怎么说，还是国企比私企待遇高，国企不能随便赖帐，随便降低工资。”
“现在国企也让职工下岗也搞股份制，不是从前的国企啦！”
“从前的叫国营，现在叫国企，叫法不一样，性质不一样吧？”
“宇虹真是厚脸皮，咱们东钢亏损时他退出，刚刚盈利几个月又要回来，是他说了算还是咱们广大东钢职工说了算？”
“根本不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现在是省国资委的头头说了算！咱们工人哪有点民主权利呀？！”
职工们三一群俩一伙地聚在一起辩论着，咒骂着，发泄着，自然划分出许多议论中心。他们相互交流信息，相互发表看法，相互感染情绪，相互鼓舞斗志。
整个广场的人群中有分成二三十人的大堆儿，也有分成三五个人的小堆儿，每个人堆里总有个中心发言者。有人在这堆或那堆之间游动着，或者一言不发地探听什么或者义愤填膺地抨击几句。有的枨触甚深地侃侃而谈。
天空晴朗，烈日炎炎，还没到中午，但炙热的阳光普照着大地，两侧绿草茵茵的操场和水泥地面上甬道，已被一群群聚拢的职工所覆盖，几乎分不出哪儿是绿色哪儿是灰白色。只有为数不多的女职工撑起阳伞遮挡阳光，更多的人群在太阳底下忍受着炙烤，但无论谁都没能随易地离开。甬道上只有奔往厂区的人群，几乎没有往家返回的人。大家都在为宇虹重组控股东钢的事牵肠挂肚，大家都有一种大难临头的危机感，都有一种挣扎在生死边缘的恐怖感，都有一种即将被出卖、被宰割的焦虑感，至少都有一种凶多吉少的预兆。
于是很多人回顾起东钢二三十年的改革历程，感到陷入的泥潭越来越深，早就难以脱身。
有人谴责起来，怪罪起来，醒悟起来：
“改来改去，改出个什么名堂，无非是私有化！”
“私有化是万恶之源，国有变私有就是一种倒退！就是社会发展的逆流！”
很多人怀念着东钢建厂时的情景，回溯东钢几十年前职工们优厚的待遇和没有后顾之忧的舒心日子。
贺忠诚难以忘怀地动情说：“那时我一个人上班养活一家五六口，上有老下有几个孩子。老伴开始没工作，后来才参加五七家属厂，家里还没到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时候。每到年节车间工会便给送来了困难补助，不用自己申请生活上有难处单位领导就会想着给你照顾。孩子上学不过三五块钱的学费，开个证明就能给你免掉。职工看病不用花钱，家属看病报销一半，不够还给你临时补助。那时职工没有什么可操心的，只有一心扑在工作上……”
武继松以眷恋的口吻向年轻的工友介绍说：“1958年建厂时我刚刚20岁，每天早早来到厂里，干活有的是力气，天天乐乐呵呵的，下班要开会学习，提高思想觉悟。有时不开会就是看电影、看文艺演出，或者组织青年突击队义务劳动。那时加班加点没什么报酬，但是大家都志愿参加，争先恐后地干，热火朝天地干。整天无忧无虑，小青年到时候结婚厂里按工龄年限无偿分给你房子，工友们还不请自来帮你张罗、刷房子。那时结婚不用大操大办，不像现在这样奢华铺张：又是彩礼又是陪送，又是婚宴又是轿车。那时结婚很简单：一般由工会主席主持经常搞集体婚礼，周末开个晚会，准备点瓜子糖块，大家都来凑凑热闹捧捧场，要求新娘新郎讲讲相互之间，如何在学雷锋树新风，在参加青年突击队的义务劳动中建立了感情产生了爱情的……”
贺忠诚说：“我比武师傅大一岁，是1964年从外地来临时工，当时二十六七岁，没什么技术，学徒又超过了年龄，只好当起重工——在车间的吊车下挂挂钢丝绳什么的。因为厂里没有招工指标，我的临时工转不了正，还是到了文革的1971年，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才统一转了正。我转正成为正式在编职工时，我可是一分钱的礼都没送。转正后第二年我就把家属接到东发，东钢厂给了我一室半平房，当年武师傅又帮我盖了个偏厦。当时我老伴和他老伴一起加入了五七家属厂……”
已过八旬耄耋之年的楚风臣老人伤感地说：“我是参加过解放战争的，从枪林弹雨中打过来没死就算命大，现在享受离休待遇，工资不低比你们高得多，但是，我的儿女下岗的下岗，离婚的离婚，不让我省心。大儿子也五十多岁，内退下岗后什么也干不了，大孙子结婚没房子他只好把房子倒出来，然后大儿子儿媳两口子搬到我家住；小儿子四十六岁也被裁员回家，整天打麻将赌博，没有多少钱把房子都输掉了，他媳妇气得跟他离婚带孩子回了娘家，但也三天两头来找我要钱。以前也在东钢的女儿女婿，因为单位经济效益不好，要去做买卖，从我这借去几万块，买卖不好做一直没还，说是没赚钱还赔了老本。我的老伴前年走了，我想再找一个后老伴，儿女们都不同意，我知道他们是惦记着我的房子、我的那点积蓄。
可是要是东钢的经济效益好，我那几个儿女都能安心在那好好工作上班，他们也不至于都来啃我老头子。宇虹今年3月撤出后，我小儿子正找人往厂里办，昨天听说宇虹还要来重组，小儿子要回来上班的事就要泡汤没戏了。唉——这个丧尽天良的宇虹，这个不得人心的私有化改制呀，坑了多少人呀！如果社会主义公有制都不要了，我这解放战争不白白参加了吗？那些牺牲的烈士们的鲜血不是白白流掉了吗？谁知道这个国企改革改来改去是这个熊样，毛主席领导我们打下的江山是不是已经改变了颜色！”
骑着摩托来到这里的内退职工管树德说：“我的生活还算过得去，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南方开了一个建筑设计研究所，赚了点钱，几次写信要我们老两口过去，我不想现在就过去。凭我和老婆现在每月这几百块内退生活费，根本不够花，还要儿子给补贴一些。我是沾了儿子的光，没有儿子每月给我俩汇钱，也是不行。我现在气愤的是:东钢为什么经营得好好的，说让我们下岗就必须下岗，而且就开这么几百块钱的生活费？那么多的国有资产流失了，谁来管？我们三十多年工龄怎么算？省国资委的领导凭什么这么欺负人，宇虹凭什么这样嚣张？我们怎么也得讨个说法，不然，我这口气咽不下去，就得跟他们斗！不斗，就得任人宰割，就窝囊死了！”
站在一旁一直没吭声的董广志，正凑过来想说点，可能没找到机会，也可能他城府很深不愿意说什么。武继松知道他以前曾在第二炼钢分厂当过材料科科长，对他的情况有所了解：他因为拒绝接收一家质次价高的白灰等原材料，得罪了特意嘱托他要给予关照的潘凤鸣，而因此遭到报复下岗在家。后来宇虹重组东钢，代表宇虹方面的高管申玉驹很欣赏他的这种责任感找到他，要他回厂或者到宇虹集团旗下的其他公司任要职，他没同意。他曾私下里跟吴师傅说过：“我不愿到宇虹这样的私企里替这样的资本家卖命，替他们去跟下面的工人们吹胡子瞪眼睛，克扣工人挣那违心的钱。”
武继松走过去跟他点点头，他也含蓄地莞尔一笑，算是打了招呼。武继松鼓励他：“董科长说说？”
他摆摆手说：“大家说的都挺好，您老说的也挺好，宇虹来东钢重组不得人心，东钢人不是好欺负的！”说完，过了一会儿他抬起手臂向武师傅示意后，独自慢步转悠着向别处走去。
四
1958年是全国掀起大炼钢铁的年代——不但有土法上马的小高炉，还有一些正规的钢铁厂，东发钢铁厂就是其中之一。那时候东发这地方，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区，是东钢建立以后才有了东发市。
20岁的武继松从黑龙江省的佳木斯钢铁厂调来这里筹建东钢。东钢的厂房正在一个个落成：从荒凉偏僻的山区拔地而起一座座耸入云霄的高炉，昔日寂静的小山村已被夷为平地，安装了一台台日夜轰鸣的机器。大批的复转军人来到这里，大批的外省工人来到这里，成为东钢创建时的第一代建设者。
为社会主义建设创业是不用讲价钱的。武继松来到东发时，这里没有宿舍没有完善的设备，“住的是帐篷，吃的是大锅饭，干的是集体活；没有那么多车辆和起重吊车，干活全凭人拉肩扛”。但是就在这“头顶蓝天脚踏荒原，住席棚睡地铺”的条件下，东钢的第一代建设者为创业东钢筚路蓝缕艰苦奋斗勤俭建厂，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飞跃速度提前完成了建厂的前期工程，在第二年的6月为东钢正式开工举行了隆重的奠基典礼。
武继松所在的第二安装工程处，就是搭建厂房安装设备的，就是将炼铁用的高炉一个个安装起来的。他那时曾亲自参加了两座255立方米高炉的施工工程，亲自参加了6吨转炉和500/300毫米小型轧钢设备的安装工程。
到六十年代初，东钢在不足两年的短短时间内初具规模，先后建成投产；到八十年代，东钢已实现年利润2600多万元，上缴税金100多万元。发展到八十年代中期，可完成年工业总产值1.4亿元，实现利润3600多万元，上缴税金2300万元，东钢生产的生铁、钢材、方坯、板坯、管坯、圆钢、角钢、螺纹钢等主要产品满足了省内要求，同时销往国内外21个省市自治区，钢材、生铁还远销到美国、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东钢第一代创业者们经过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已经使东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已经成为长山省钢铁基地，成为全国地方大型骨干钢铁联合企业。
想起当年创业的年代，武继松不能忘记他所在的第二安装工程处的老工会主席、党总支书记谷振声同志。
“咳！别叫我谷主席，叫我老谷、谷大哥就行了。”当时作为第二工程处的工会主席谷振声，非常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他让大家叫他老谷，于是大家就都叫他老谷。只是后来他当党总支书记以后，新来的工友和党员同志才叫他谷书记。
“我开过车也修过车，尤其是修理苏联嘎斯发动机时间长。”老谷向大家介绍自己的简历，“没念过几年书，刚刚小学毕业，家在黑龙江绥化，土改时参军跟四野林彪的军队打过辽沈、平津战役，后来打到海南岛，再后来被编入东北边防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去朝鲜抗美援朝。我学过开汽车，本来想去坦克装甲团，后来又安排我去开苏联嘎斯，给前线运送军用物资，运送武器、弹药和棉衣、食品、药品。因为头一批汽车运输队伤亡损失惨重，美国飞机专来轰炸我们的汽车，阻挡我们的运输补给线。怎么办？我们还是和朝鲜人民军联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在公路两旁用一万多人站岗，飞机来了就打信号，司机听到信号就找个地方把车藏起来，同时又修了很多公路把路加宽，汽车来来往往畅通无阻，大大减少汽车和人员的损失……”
老谷常常爱讲他在朝鲜当志愿军的经历，也讲他跟着四野解放全中国的几大战役。他说因为他有初小的文化，在部队里算个知识分子，当过通信兵，当过连里的文书，后来当过连长、营长，在部队培训过驾驶汽车、修理汽车。
“抗美援朝这一场正义的反击战、防御战很有必要，为了巩固我们刚刚取得的人民民主政权，为了我们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为了我们东北这一地方的安全，我们不打胜仗，我们东北这一块地区也不能搞什么经济建设，不能搞什么大中型钢铁企业，也不会让我们来这东发建什么东钢！
“什么时候我们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搞革命搞建设都需要走群众路线，都要发扬民主。我们东钢的工人来自全国各个省四面八方、五湖四海，大家只有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我们的东钢才能办成一流的企业，才能提高炼铁炼钢的产能和产量！”
老谷给大家开会的时候这么说，平时闲聊的时候也这么说，不打官腔，说的自然随便。
30岁的老谷个子比武继松高些，但长得精瘦，吃饭不多还挺有力气，经常提个大扳子跟工人们一起安装设备。一干就是一整天，中午时常忘记吃饭。早晨在食堂吃过早餐，再买几个馒头发糕，装在饭盒里，热在锅炉管道上，或者热在大水壶外边的台沿上，到中午就对付着吃几口。他不愿去食堂就餐，他嫌路途远耽误干活的时间。有时晚上加班加点没有饭他就饿着，或者打发一个人去食堂卖点熟食。
武继松听说老谷在朝鲜打仗也挨过美国飞机的扫射。当时他刚刚把车藏起来，不幸被飞机低空俯射的子弹打到肚子上，一嘟噜的肠子流出来，被他用手一下子按回去。然后他躺在地上拿起枪射向美国飞机……后来他被战友们抬到后方医院做了手术，将自己的一段肠子切除了。
老谷很少讲自己受伤的经历。他吃的少，时常吃些软一点的饭食。大夫嘱咐他每天少餐多吃，然而他一干起活来就忘记吃饭。久而久之，他患了很严重的胃病。
“轻伤不下火线，没关系，坚持一会儿就过去了！”这是老谷的一句口头禅。每当他胃病犯了，头上冒起虚汗，别人劝他休息一下，他就弄出这么几句。他坚持着跟大家一起搬抬设备，一起用大扳手拧螺丝。
本来他开始被分到汽车队当修理厂厂长，凭他的经历和专业能力，领导这个汽车修理厂是轻车熟路绰绰有余。他也可以脱产当管理干部，何况他是一个荣转军人，有残疾证明，但是他听说第二安装工程处非常缺人，便主动请缨到这边来。那时第二工程处的任务量跟东钢其他基层单位一样多，大家常常要加班加点。那时候工友们加班加点都不讲价钱，不计较什么，给报点加班费就领着，因为经费紧张或晚给几天也无所谓。但是倘若谁有了困难，大家都会帮你，领导也会想着你，给你报困难补助，从工会定期发放的保证金里给你一些接济。
有一天中午，武继松端了个饭盒坐在一边不想吃饭，他手拿一封刚刚收到的家信想事情。
老谷走过来问他：“怎么啦，家里来信了，还有困难吗？”
武继松慌忙的将信收起来放入口袋，说：“没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
老谷凭他多年做思想工作的经验，感觉出武继松可能遇到难处的症状，就伸过手来说：“给我看看你的信，不存在什么私秘吧？”
武继松打开饭盒，身子一扭拒绝说：“不存在，但是……算了吧！”
“不存在隐私，我可得看看你的信。”老谷执拗地坚持。
武继松只得将信给了他，让他了解自己家父因为肺结核复发需要住院治疗，而家里刚刚翻盖了房子，经济拮据，需要他接济。他这几个月连自己准备结婚的钱都早给家里寄去修房子。
老谷看了他的信后安慰他说：“这点事好办，过几天我会想办法。”
果然没几天到了月末，工友招呼他去工程处办公室文书那儿去一趟，他心里明白了什么。他有些腼腆，但还是去领回来一笔50元的困难补助。这50元相当于他一个多月的工资，因为那时候，他一个月还开不到40块钱。
过了几天，家里来信说收到两笔汇款：一笔50元，另一笔100元。
他知道头一笔是自己亲自寄去的，另一笔100元自己根本再没钱寄。他揣测是老谷寄的，因为老谷也这样帮过别人。他说他转业时有一笔格外的收入，比大家都富裕点。
那时候，全国学习雷锋的热潮还没开始，雷锋事迹还没普遍宣传，可能雷锋还活着，还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鼓舞下做着好事。老谷不知道雷锋的故事，但是他跟雷锋一样受党的教育多年，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
身为工会基层干部、共产党员的老谷处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每周除了上边安排领导开会，更多时间他都跟着下面 的工友一起劳动。几次调工资，他都谦让给别人，不争不抢；几次分配福利住房，他也谦让。所以直到离休，直到他因为劳累，因为疾病缠身过早去世，他的工资都不高。他仍住在那不足40平方米的简易楼房里，为此他的儿女们对他有些抱怨，认为他这个对革命和建设颇有贡献的父亲留给儿女的太少，得到的照顾不够。
1983年初，根据上级文件规定：工人干部达到55岁可以由子女顶替接班。这次规定子女接班是自1978年以后的最后一次政策性接班，过期不候。老谷的三儿子谷胜是个集体编制，也想弄个国营指标，所以很着急，一再催他父亲把这事快些办成。
当时，作为建筑安装公司党总支书记的谷振声，正忙于接收新建3#350立方米高炉的施工，这是东钢总公司安排接待的一项重点工程。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已前期到省城冶金设计院培训，领取图纸和咨询有关技术问题。
那一天，老谷带领武继松、贺忠诚一行也去省城采购工具部件。乘火车比乘汽车票价便宜一些，他们就乘火车。因为火车晚点，到达省城已是深夜时分。武继松知道谷书记的身体不好，要找一个条件差不多的宾馆，老谷说普通旅店就可以。于是他们出了车站，找了好几个旅店他都嫌价格贵，还是拉住武继松等人返回空气污浊、声音嘈杂的车站候车大厅，在冰冷的椅子上对付着睡了大半宿。
当时武继松和贺忠诚嘴上没敢说什么，内心里却觉得这个老式领导确实有点太抠门：工友同志们长年在厂里干活很少出趟差，住店由公家报销是合情合理的事，没必要这么严格把关让大家来遭罪。
武继松、贺忠诚一言不发，陪着谷书记坐在冰冷的排椅上只能闭目养神。
早晨，谷书记要请他俩吃果子喝豆浆。贺忠诚不好意思说什么，他向武继松暗使眼色，武继松只好领情的说：“还是去喝粥吧，昨晚没睡好，吃油条要上火。”
谷书记服从他俩的要求，转身去吃馒头喝粥就咸菜。喝粥的时候，谷书记看着他俩一脸的不悦，“嘿嘿”地笑起来，他说：“今晚上，我请你们下馆子，多弄几个菜，咱们三人喝它一瓶好酒。”
然而下午，当他们一行三人来到省冶金设计院，却碰到了刚刚乘汽车来省城追着找父亲的谷胜。儿子见到老子一顿埋怨父亲根本不关心自己的前途，只忙于公司的重点工程，不顾得为自己接班的事填表呈报，而公司人事部门这两天就将终止这项审批工作。
没等去吃晚上的饭，谷书记匆匆收拾一下东西去汽车站。他要返回东发，给儿子办接班手续。
临走，他拿出30块钱给谷胜说：“你就别走了，今晚上替我安排安排你这两位叔叔。”
谷胜爽快地答应下来，但还有问题跟他爸说：：“我想接班去汽车队，我喜欢开车。”
老谷回答：“看情况吧。恐怕司机编制已经满了，我看你还是当你的炉前工吧。从集体编制转到国营，你可以从劳动服务公司的暖风化铁炉调到公司炼铁厂或者炼钢一二厂都行。”
“那我去转炉炼钢，不去电炉。”儿子又提出要求，“但是最好去汽车队！”
“那—好吧。”老谷勉强答应下来。其实儿子的要求并不过份，一个高中生无论接班当啥，都是去当工人，没有像有的中层干部子女，一上班就进了科室，脱离了生产第一线。
老谷回到东发以后，过些日子儿子才接上班。但儿子还是去了第二炼钢厂的转炉车间，当了一名全东钢厂劳动强度最大，长年在灼热的环境里操作的炉前工。
儿子接班以后，老谷继续留在建安公司当义务工，参加3#高炉施工的大会战。
从3#高炉的基础工程完成以后，老谷办理了离休手续，不再是公司的党总支书记，但是他仍然天天提着一个装饭盒的帆布兜来工地上班。跟着为全面施工阶段做准备的工人们热火朝天地干起来，接着是开始3座热风炉的安装。
“谷书记，你看这图纸标的是不是缺点啥？”一个青年工人问。
“哪有什么谷书记，说的一般化称呼就是老谷头，说的好一点是谷师傅，谷书记已经让位啦。我只是个普通党员，不再是书记啦。有啥事你就吩咐吧！”老谷调笑着说。
大会战期间老谷天天来上班，只领一份离休的工资，建安公司的新任书记和老经理商量着，给他从承包奖金中提取一部分作为报酬。他坚决不要，说自己在家呆不住，在这儿找个事干挺不错，挺充实的。
到了高炉主体安装工程刚刚结束的时候，老谷病倒了。
11月中旬，天上下着鹅毛似的雪花，一阵阵寒意向人们袭来。老谷跟大家一样穿着棉衣。正在进入筑炉工程，然后就是开始点火烘炉，进行调试。大家都很兴奋，可是老谷伏案审视图纸，突然腹部疼痛难忍，满额头的冷汗沁了出来。旁边的师傅发现他表情异常，便招呼其他工友过来。
有人去打电话拨通了“120"，东钢医院的救护车很快赶来了。
老谷因为胃穿孔而住进了医院，做了切除四分之三胃部的手术。
武继松、贺忠诚等工友多次去医院探望，刚刚动过手术正在恢复期的老谷，显得更加消瘦憔悴，但炯炯有神的双眼还在提示大家，躺在医院病床的重患仍是一个性格刚强、乐观豁达的人，因此老谷在医生护士的精心救治护理下康复很快。武继松他们安装完3#高炉的辅助工程设备，进行给水站、热风炉、槽下上料系统工程的单体试车时，抽空又来到老谷的病房。看见老谷的气色好多了，他已经能够坐起来在病房里蹒跚地走上一圈。
老谷感谢大家说：“亏得你们及时叫来了救护车，抢救及时，不然我这条小命就交代了。”
武继松开着玩笑给他打气说：“还是你命大，别说解放战争的几大战役中，就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你都九死一生，没去见马克思，现在这点小病小手术更不在话下。老谷你要有信心，保证再健康活上几十年!”
老谷只是“嘿嘿”一笑，他知道自己身体状况，不会奢望能活得更长远。但他不愿跟大家谈自己的病情，马上叉开话题，他向武继松等人问起了最近建安公司的几项工程进度，问起了建安职工的情绪反映和思想状况。
武继松和贺忠诚实事求是地向老谷反映了最近将近一年来，因为建安公司换了新的领导，也因为东钢总公司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建立了各项经济指标考核，尤其是实施了奖金不封顶，也不兜底的新考核奖励办法以来，工友们的生产积极性越发高涨，但是各个施工队之间，各个班组之间，明显使人感觉不如从前那么注重互助、和谐、友爱的关系，那么注重整体长远的利益，那么注重道德风貌。为了几个工时几个奖金钱，有些人的眼睛都红了，简直是斤斤计较。领导分配任务也不公平，关系好的就分给工时多好干的活，否则就给工时少又不好干的任务，强迫你完成。
老谷很冷静的问：“我当领导时大家奖金分的少，现在新领导潘书记上任，大家奖金比过去分的多，许多人对我很有意见吧？”
武继松开始不置可否地笑笑，但又不得不客观承认存在这种情况。
在施工现场，或者发放奖金的时候，武继松经常听到一些工人们不经意地议论起来：“以前咱们批评什么奖金挂帅、物质刺激，那时自己逗自己玩——尽搞些虚的，当今的社会还得靠赚钱过日子，没有钱什么都买不来！”
“钱赚多了不烧手，那是咱们劳动所得，又不是偷的抢的，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多得点奖金有什么不好？又不犯法，可别犯极‘左’的毛病，动不动就批这批那！”
“都是文革的流毒，什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什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工人就是干活的，干活吃饭！除此之外管他这个那个的，多劳多得——日子过得舒服些，比什么都强！”
“老谷头脑子里只有一根筋，多干活挨着累还不多得钱。工人干不干活有什么资产阶级思想？他这个书记就是不会当，你看见潘凤鸣书记多逍遥多舒坦，整天坐在办公室喝茶水看报纸，没必要下来劳动，只要给工人们多发点奖金，谁也不会给他提意见，还是现在的领导会做人呀！”
老谷从床上坐起来，一只手抓住贺忠诚的胳膊，继续关切地询问：“大家还说了些什么呢？你们只管如实说，不要有顾虑。”
贺忠诚和武继松有口难言，心里确实有顾虑，但看到老谷的病情已经好转，又不能不客观地将工人们的情绪，向老领导反映一下。
听两位工人师傅简单介绍情况，老谷蹙紧眉头，两眼发直地盯着一个角落，好半天没有言语。
当武继松俩人告辞走出病房时，老谷送他俩来到走廊，边走边沉吟着，然后感慨地说：
“工人们这种消极思想情绪，不单单咱们建安公司有，可能其他许多基层单位的工人同志们中也普遍存在。这种状态、这种事情不能都是小潘的责任——当然小潘书记当书记是有责任，现在的情况是：社会环境变了，上边政策路线变了，工人们开会学习时候少了，思想觉悟得不到提高，当然牢骚话、落后话就要多起来。”
快走到医院门口，武继松和贺忠诚不再让老谷送他俩。老谷也就返回病房。
对老谷的一番感慨，武继松觉得有些耐人寻味：作为曾经的领导，的确比自己看得高看得透。他说的对：是环境变了，不都是潘凤鸣的责任，但小潘跟老谷还是有所区别，小潘书记的表现已经让老谷感到失望——这种失望不是从现在开始的，然而却从来没有这么严重。
武继松曾经从侧面了解到：老谷离休前没有准备让小潘接他的班，他提名另一位复转军人出身的孙益生——时任建安公司的经理兼党总支副书记。后来上级没有按他的意图提拔，却将孙益生调到炼钢二厂当厂长，将建安公司的副经理潘凤鸣越级提拔上来，任公司的党总支书记兼经理。不久，党政分开，经理变成一把手，他只任经理不再担任书记。
潘凤鸣是全国解放后出生的，在红旗下长大的矿工的孩子。文革前入厂当学徒工，出徒以后，他的师傅刘福田将自己的侄女介绍给他一起处对象——一个因为家困留城，在东发市百货公司当营业员的姑娘刘莹。开始他跟刘莹处得很顺利，相处不到半年，刘莹哭哭啼啼来找叔叔刘福田，说自己已经怀孕，潘凤鸣却想跟她分手。于是刘福田找潘凤鸣做思想工作，没有说服，就将这个难题上报给谷振声。老谷作为基建工程队的领导当然比刘福田会有经验，他说你潘凤鸣已经触犯法律，要么你必须跟刘莹结婚，要么将被收审去蹲监狱，还要被开除公职。潘凤鸣权衡利弊只得选择了后者。
结婚以后，潘凤鸣跟刘莹生活过得还好，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虽说潘凤鸣是个不太安分的人，却也没有出现什么绯闻。
刘福田说当时能留城上班的女孩子太少，大部分都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去农村插队落户；潘凤鸣搞对象没有更大的选择范围，后来下乡的女孩逐渐返城回来，潘凤鸣见异思迁，却碰到性格泼辣的刘莹不得不就范。然而后来，阴错阳差的是：刘莹的舅舅文革中挨整，文革后官复原职又高升，成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潘凤鸣又很会巴结，利用妻子的关系，得到了迅速晋升的机会。
最初提拔潘凤鸣，把他从一个普通工人提拔为班组长，然后又擢升为建安公司工会副主席、主席、党总支副书记的，却是曾经批评过他，要用法律手段震慑他的谷振声。老谷作为建安公司的领导，发现潘凤鸣这个年轻人有上进心、脑筋灵活，就鼓励他参加由工人技术员和领导组成的三结合技术攻关小组。潘凤鸣在这个小组里提合理化建议、搞技术革新。老谷又鼓励他报名参加东钢厂自己办的职工脱产中专和大专，以后通过各个班组长、各个工程队队长，为他拉选票选他进入建安公司的领导班子，成为公司的副经理。
武继松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几年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实行班组长、工程队长以及公司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根据在基层工人群众中获得的选票多少来确定人选——那真叫民主选举。那些年潘凤鸣从东钢厂自己办的职大毕业以后，无论是在安装工程的本职工作上，还是在工会的业余文体活动中都表现不俗。那时工人参加管理、参加技改很时尚，潘凤鸣搞成功了三四个技术革新项目。在工会，他既是业余篮球主力又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主要乐器演员，可谓多才多艺，表现非常活跃。那时候，厂里分来的正规大学生人数很有限，他在职大学到的东西得到充分发挥。
那几年，潘凤鸣进入公司领导班子兼青年突击队队长，经常率领青年工人义务劳动献工。大家都不讲究索取什么，遇到公司抢修工程，他也是冲锋在前。那时吃住在工地，几天几夜不回家，坚持抢工程抢进度，他和大家一样自觉自愿毫无怨言。
从班组长到中层干部再到企业高层决策人，他升得很快，虽然也是一步一个台阶，但从没有在上升的台阶上停留过太长的时间，从没有失去过被提升的机会。
他喜欢打篮球，打乒乓球，办公室楼专门开出一个大房间摆放一个乒乓球台子。利用中午休息时间，他可以跟任何来参战的人挥拍打一阵。不管来者是谁，是科室还是车间的工人，只要挥拍上阵就是对手。赢了输了无所谓，但要按一般游戏规则，赢了留下继续对阵，输了就要下去换人不许插拍。作为参赛对手都是平等的，一旦结束游戏就各就各位，上级还是上级，下级还是下级。潘凤鸣在办公楼里或在从冶金区走路一向是挺胸抬头、气宇轩昂，往往不苟言笑威严十足。
其实，潘凤鸣并不像一个城府很深的人，他读书不多，也没有知识分子的气质。但他很会观颜察色逢迎上级，对来自上级的旨意从不懈怠敷衍。他很会跟风，无论是文革时批林批孔、评论《水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还是以后的所谓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篡党夺权阴谋、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新长征，还是改革开放、党政分开、经理厂长承包负责制、学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抓大放小放开搞活，还是89风波以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学习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产权清晰、政企分开、责任明确、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还是靓女先嫁、国退民进、经营者持大股的MBO、主辅分离、减员增效、股份制重组兼并的国企改制，他作为步步高升的大企业高层从来都是步步紧跟，从没有对来自上面的部署发生过半点质疑和不从，但也从没有视死如归坚决彻底地执行贯彻到最后。
说来说去，潘凤鸣还是个从来都十分看重自己利益的人，他也是个十分注重维护上级领导权威的政客。宇虹第一次重组东钢时给了他很大的私利，但也侵犯了他的另一部分隐蔽的私利，所以宇虹第二次要来重组，他没有顺从省国资委领导，于7月22日省国资委领导找他谈话时，他回绝了宇虹重组东钢的方案并提出了辞职。
五
心里有事，孙益生一宿没睡好觉。早晨起床比平时晚点，本来要出去晨练也放弃了。
楼外墙上贴的这张《通知》是昨晚看到的，看到这份标题为《急！急！紧急通知》的告示，孙益生在床上辗转反侧，一直琢磨着第二天该如何行动，如何鼓励东钢职工抵制宇虹集团的二次重组控股。早晨起来，脑袋有些发胀，他往额头上抹了点清凉油，匆匆喝了几口粥，就出了门。
附近宿舍楼的山墙上贴了一张告示，大约有二三十人在围观。看过的便在一起气愤地纷纷议论起来：
“这个宇虹的私企老板也太不要脸了，今年3月份才被撵出去，现在又要来重组？！”
“现在的政府政策对他们有利，报纸电视台不是一再宣传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吗？”
“那也不能挤压咱们，宇虹没有多少实力，它来重组就是来占咱们的便宜！”
“宇虹私企重组控股咱们国企，就是全面私有化，就是倒行逆施！”
“亏损了今年3月份就撤出，看咱们这几个月盈利了就又钻进来，这算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政府袒护私企，上面有人给它撑腰，千方百计算计咱们！”
“再不能让这个私企王八蛋进来，它进来咱们东钢职工就没有好果子吃！”
“你不让它进来行吗？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都有高官支持它，你胳膊拧不过大腿！”
“那就没有王法，没有公理啦？我们好端端的大国企凭啥让它兼并重组？”
“那就得我们全体东钢职工起来顶住，坚决反对，坚决抵制，要相信我们自己的力量！”
“对！咱们也干它一场，反正豁出去了！”
孙益生凑着走过去，先听大家议论一会儿，再认真看一遍墙上的告示：
急！急！紧急通知
东钢所有退休内退在职工人干部和职工家属同志们：
目前东钢发生的重大变化，有些同志知道了，有些同志还不知道，7月22日省国资委决定
宇虹二次控股重组东钢。我们深知第一次重组，私企宇虹已经盗去东钢大量国有资产，
东钢职工一批批下岗。这次二进宫，将比上次还严重。后果大家都会很明白：这次是控股
重组，不仅仅是上次的扩股重组，宇虹一旦进入就会有更大一批人下岗，就会有更多人遭殃！
同志们，东钢是我们全体东钢人的，我们东钢人有决心、有能力将这个省属大型国企经营好、
管理好，我们坚决反对宇虹二次进入。为了维护我们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了我们自己的切身
利益，如果这次大家认输胆怯，不能勇敢地站出来，我们的家园就没有了，我们的饭碗就没有
了。大家应该怎么办？任人宰割还是起来斗争？二者必居其一。自己选择吧！
愿意维护国有资产，反对国退民进，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同志们，希望大家准时在24日早8 点
到厂办公大楼前开大会，共同讨论我们东钢人将何去何从。
昨天下班太晚，孙益生作为高速线材厂的生产科长，利用下班的时间跟几个老同事，在一起议论宇虹即将二次重组的事。回到住宅小区看到这一告示时，已经很晚，天黑下来有些字迹看不清楚。当然他看了个大概就使他心潮起伏思绪万千。现在再过目一遍，更使他深受感染，激动不已。
他抑制着自己的激愤，动员大家说：
“今天的大会大家尽量都去，早点准备吧，现在快8点了！”
于是很多人一致响应着：
“妈的，上午约会要去看病也不能去了，咱先去厂部大楼前开会！”
“是呀，今天什么事都不能办了，先开会要紧，赶紧回家吃口饭就去！”
大家响应要去开会的同时，也有人进一步建议：
“光开会不行，要有更坚决的抵制行动！”
“什么行动？”
“让所有的炼铁高炉、所有的炼钢电炉、转炉都休风停产！”
“那能行吗？这就不是开会，而是罢工了！”
“就得给它来个全厂罢工。不罢工让他们狗日的不知道咱们工人阶级的厉害！”
听了大家这些意见，孙益生内心主意已定。他感到昨晚没怎么睡好，才琢磨出来的办法早已跟这些这些同志不谋而合，使他倍增胆量和信心。他快步走出人群，向相隔几条街道的民主广场走去。
偌大的民主广场和紧邻的东钢办公大楼前的广场上人山人海似的，到处是前来开会的人们。大家你一堆我一伙地聚集成无数个中心，各自议论着。每个自然形成的中心都有几个人在争辩，有的慷慨激昂，有的娓娓道来，相互之间观点不同的甚至争执起来，声音嘈杂得很。
拿着广播喇叭站在办公楼前台阶上的是武继松——一个七十岁左右的退休职工。孙益生认识这个老师傅，他记得今年3月初，就是这个老师傅也是在这个地方召集东钢干部职工开会。当时共来了六七千人，比现在的人还多。现在可能还有没能及时赶到的人们，大家如果都赶到人会更多些。
那一次武师傅讲了很多，主要是分析东钢重组形势，声讨宇虹入主东钢后国有资产流失以及给职工所带来的严重危害。那次他的讲话获得全场六七千人一遍又一遍的鼓掌响应，大家一遍又一遍地高呼口号，要求宇虹滚出东钢。
孙益生想到今天也会重现这种情况，只是武继松还没有讲到关键的地方，他刚刚开了个头。孙益生本来打算站在办公楼前的空地上多听一会儿武师傅的演讲内容，他认为这老头一向讲的头头是道很有激情，又不那么轻浮、粗俗。他站在这里呆了一会儿，有点恋恋不舍地离开了。
孙益生继续往厂里走。现在还没到上班时间，他先去厂冶金区自己所要上班的单位高速线材厂看看，这是自己每天早晨必须到的地方。他今天也得了解一下高速线材厂的情况后才能去办那件事。
通往厂冶金区的路上，每天早晚都有一拨拨川流不息上下班的职工，职工们沿着马路两侧走，中间的地方空出来留给来来往往的车辆。处级以上的领导大多数都乘着轿车上下班，装载钢材或原材料的重型卡车，缓缓地带着沉重的气息经过这里。今天早晨有点异样，马路上不仅是两侧，就连中间平时跑车的地方都被潮水般涌动的人流所塞满。
孙益生刚才经过大门时特别留意门卫怎样查验出入证，发现这一道程序已无法实施，几乎所有人都可以自由进入，不管是在职的、还是离退休的、内退的以及职工家属、社会各色人等都没有被一一检查盘问。
人潮继续涌动，这里像节日的公园，像逛庙会、赶大集似的热闹。而且人们都情绪激动地谈论着什么，有所指斥地责备着什么，咒骂着什么。声音忽高忽低，人声鼎沸，一片喧哗，简直难以分辨每个人在说什么。
此时孙益生发现马路边上的拐角处，有一个手持扩音喇叭的中年人在宣讲：“现在是法治社会啊，大家伙儿可不要有什么过激行为，咱们就是为了替东钢人讨个公道！”
人们一拨拨从他身边匆匆走过，谁也没有理会他在讲什么，没有理解他所告诫的内容对工人们有益还是有害。但偶尔也有人特意站下来听听他讲什么，然后冲他撇撇嘴嘲笑似的走开，当他是个神经病不正常的怪物对待。也有个认识他的人过来推他，撵他，呵斥辱骂他：“你这个吃里扒外的邸庆！你他妈是这个厂子的人吗？别来这裝犊子，赶快滚出去！”
有人揭露他的身份，人们才诧异起来：“什么，他就是邸庆！就是去年那个因为本人不是东钢职工而顶替媳妇上街游行，被公安局抓起来拘捕几天的邸庆？
就是那个后来变成被公安局雇佣作为线人的邸庆？不能让他来搅局，揍他王八蛋奸细！”
“揍他！揍他！什么叫法治社会？难道富人欺负穷人还叫什么法治社会？！法治社会还抓你蹲拘留，还收买你当内奸，还不让你媳妇回厂上班？！”人们喊着，骂着，有人过来推他，用脚踢他，还有人抢去他手中的扩音喇叭。
“给我，给我喇叭我就走！”这个被叫做邸庆的中年人，被大家弄得灰溜溜的，只好要求讨回他的东西才走开。
“到你的警察叔叔那儿再領一个吧，反正你当了内线能领米、领面、领油什么都能领回来！”
抢他喇叭的那个工人已经跑远，邸庆只得悻悻地返身往回走。
眼前出现的这一幕一时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他眼看着邸庆的喇叭被人夺去却得不到人们的同情和怜悯。他想起去年春天东钢人组织过一场自发的游行示威活动，为的是抗议宇虹不给职工家属楼供暖，当时几千东钢职工参加。后来公安局抓了几个东钢职工，也抓了据说顶替媳妇冒充东钢职工的邸庆。于是又有几百个东钢职工去公安局门口要求放人，几天后公安局放出人来，没想到邸庆由此变成人家的线人——专门收集职工活动的情报提供给警察，并从警察那儿领取补助津贴。
大家都异口同声地咒骂这样的变节者，因而谁还会同情他怜悯他！
孙益生望着邸庆步履蹒跚地走开，自己夹在急促涌动的人流里疾步往前赶。
邻近的高炉车间门外铁道线纵横交错，一辆电气机车拖着几辆装载钢包的车皮驶出车间。孙益生来到铁轨道口，等着这一列机车缓缓驶过，车皮上的钢包正冒着热腾腾的蒸汽，火红色稠稠的铁水在钢包里荡漾着，不时地随着列车的震动碰撞出耀眼的火花。车皮跟车皮之间的挂钩响动和列车在轨道碾压出的刺耳摩擦声、还有一起等待过铁道的工人们的议论声混合在一起。
列车驶过铁道口，孙益生感到耳边清静些，但是恰恰这时腰间的手机响了，他掏出来看到上面有一条短信：
“前天河南林钢在无人竞标的情况下，按照比竞拍价3.4亿低7000万价格卖给私企凤宝公司，
全厂职工正在掀起新一轮抗争。你们怎么样？李卫东”
这是他的亲家从河南濮阳发来的信息。于是孙益生匆匆跨过铁道口，也给李卫东发了一条：
“私企宇虹自今年3月初退出后，眼下又将二次重组控股东钢，我们全体东钢职工的阻击战刚刚打响，正方兴未艾。”
从不远处开来的另一列满载着矿石、白灰的机车驶近，将要开进高炉车间，为今天的炼铁作业准备原料。一群即将跨过铁道口的一拨十几个工人却站在铁轨上不再挪动，机车司机按响喇叭，庞大的机车身躯不得不停下来，周身颤动着，喘着粗气……
六
2004年孙益生到北京参加一个全国钢铁科技进步和设备改造信息交流会，在会下宾馆餐厅聚会的一次闲聊中，他注意到一个五十岁左右、言语朴实为人热诚，颇有社会责任感的河南人。
“稳定，靠什么稳定？”这位操着河南口音的汉子自问自答，谈锋犀利，“官员腐败和贫富悬殊已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两大因素。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正确认识和妥善解决这两大顽症！否则，就没有什么公平正义可言！就不能不为广大人民所诟病！”
跟他对谈的是一个广东中年人，西服革履，鼻子上架一副金丝眼镜，语气文质彬彬的：“发展是硬道理啦，对这个问题嘛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所有公平问题都要依靠发展来解决，蛋糕做大了，自然就可以公平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嘛，不要着急，这是一个长时期的历史过程呀！”
“什么长期历史过程，全国加在一起几亿多，包括下岗工人，还有农民工、失地农民之所以吃不上饭、看不起病、住不上房、子女上不起学，不是因为蛋糕做得不大，而是因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不合理，是因为私有化改革的弊端造成的！”那个河南人反唇相讥，据理力争。
广东人也不甘认输，他提高嗓门强调说：“国有企业的弊端也是存在的呀，产权虚置嘛。所以非国有化才是改革的根本出路啦！现在的主流经济学已经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而是时尚的新自由主义啦，代表人物是欧美的哈耶克和费里德曼、科斯等人。他们主张自由市场自由经营，反对计划经济，而私有化是自由的根本前提，要求明晰私人产权，降低交易成本，只有这样才能使经济增长动态化、长期化啦。”
河南人并没有被广东人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时尚的卖弄所唬住，他反问：“德国的弗莱堡学派难道不是新自由主义吗？他们主张的市场经济是社会市场经济，该学派领袖瓦尔特.欧肯提出国家遵循限制‘利益集团’、‘经济与社会政治系统化’、‘干预针对经济秩序’三原则。难道跟哈耶克的完全自由化和不要国家干预是相同的吗？”
广东人被问得有些张口结舌，没有了故作满腹经纶的孤高自傲，只得尴尬地承认：“这个德国的学派，恕我不才，不太清楚啦。”
孙益生对他俩的辩论很感兴趣，早就拉了一把椅子坐在旁边，边听边参与进去，他说：“我知道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就是政治上搞自由化，经济上搞私有化，取消政府的管理职能，搞什么小政府大市场。前苏联及后来的俄罗斯就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执政者把这一套骗人的理论捧为经典，实行休克疗法，产权改革、通货膨胀，将国民经济弄到崩溃的边缘。俄罗斯几乎每个人都在私有化初期得到一万卢布，这相当于当时的一辆伏尔加轿车的价格。然而很快，这笔钱就只能买一公斤劣质香肠。而巨额国家资产落入垄断寡头之手，受控于西方。”
“对，完全正确！”河南人说，“美国资产阶级金融大亨们宣扬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不但要搞垮解体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而且要加强国际垄断资本对全球进一步垄断，将中国变成它的经济殖民地。”
“当前我国国企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私有化思潮，就是受了新自由主义严重影响，有人公开鼓吹什么‘人间正道私有化’，岂非咄咄怪事！”
孙益生也侃侃而谈起来，“还有人说，卖了国企，国有资本依然以价值形态掌握在国家手里，公有制依然存在，只是由实物形态变为价值形态而已。其实国家把握一大把钞票并不能保持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性制。”
“对！这里涉及到一个什么叫公有制，什么叫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生产资料归谁所有，是物的隶属关系，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即所有者和劳动者的关系。实质上是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相互结合的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一无所有的工人只能出卖劳动力，受资本家雇佣和剥削；而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指生产资料归全体劳动人民所有或部分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公有制才能保证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资本家不能凭借占有生产资料来压迫剥削劳动者。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劳动者之间在生产过程中是平等互助关系，而不是什么雇佣被雇佣的关系，不能出现大规模的下岗失业问题。”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出现了四化：雇佣化、贫困化、无权化和分散化。因为私有改革使我国的多数工人从事雇佣劳动，非公有制已经成为我国生产关系的主体。”
“包括各种名目的股份制有限公司，包括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应该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公有制经济！”
孙益生是1972 年18岁参军在部队提干当了连长，1980年才转业到东钢，然后又上了职工电视大学党政专业大专班，毕业做专职党务工作。他对社会科学颇感兴趣，对这位李卫东的河南濮阳钢铁有限公司的普通经济师的见解深为赞叹。后来他们议论起2004年刚刚在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社会上刮起的"郎旋风"，李卫东介绍说：
“香港中文大学兼北京大学的教授郎咸平，这位出生于台湾受教育于台湾和美国，又在美国多所大学执过教，出于职业公德，从社会调查掌握实据入手，敢于捅马蜂窝，不畏新自由主义精英们的高压，利用有效媒体连续披露当时国企改革中的阴暗面，以便引起政府的震动，补救国企改革或实施所谓MBO改制中严重流失的大量国有资产。
“郎咸平在搜狐财经上分别发表过文章炮轰TCL、海尔、和格林柯尔三大国企巨头的MBO。
郎咸平的观点大致有这么几条：第一、中国的国有企业经济效益高于私人企业，只是由于国企承担了改革成本，曾一度低于私企，同样国有企业家综合素质能力高于私人企业家。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宣扬的国企所有人缺位是没有根据的，它的所有人就是国家全体公民。而有些公益性事业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大中型企业必须由国有企业来承担，交给私企是不行的。现在的国企改革方向势必改正过来，不能让国有资产流入个人腰包，尤其不能搞国企产权私有化改制，不能搞管理层收购国有企业的MBO，因为所谓MBO的实质就是管理层瓜分国有资产，空手套白狼。
“郎咸平发表这些文章观点以后，经过二十多天的学术界集体失语，一些主流经济学派和企业家们在深圳召开一个倒郎座谈会。同一天，郎邀请各学派经济学家在东北召开‘资产流失与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此后左大培、丁冰、程恩富等十教授发表‘产权改革不能错’的声明，公开声援郎咸平。南京海派42名学者开会集体声援郎咸平，而据新浪搜狐等网站民意调查占90%的网民支持声援郎咸平，声援倒郎派如张维迎之流的仅有5%左右。经济学界和法学界社会学界等方面的学者、党政干部、企业界中也有相当多的人加入了这场思想交锋，爆发了20多年来少见的一场大规模的无硝烟战争。
“倒郎派认为，马克思有一个错误的论断：即资本价值是雇佣工人在剩余劳动时间所创造而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而他们说资本价值是物质资产与人力资产在市场过程中合作创造的。私人企业家暴富不存在原罪问题，追究原罪是反改革行为。国退民进是创造财富的过程，而不是瓜分国有资产的过程。他们认为，要找到国有企业的出路，必须先把大部分国有企业推向竞争，实行股份化，然后再把国有产权私有化；他们认为，要防止官商勾结侵占国有资产，只有依靠法治，而靠民主，靠阶级斗争是不行的。因为要使所有人贫穷很容易，而使所有人都富起来是不可能的。应当容忍贫富差异，要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就必须有人为改革付出代价，必须让一代国企职工为改革作出牺牲。
“挺郎派认为，国有企业是工人阶级安身立命之所，是社会主义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是国家实力的主要体现，是参与国际竞争的主力。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直接关系到10万亿国有资产的再分配，直接关系到是否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道路的根本原则，与全国人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因而是他们共同关注的特大问题，岂容若干个著名经济学家和部分企业家勾结部分腐败官员随意摆弄而不许持异议者和大众舆论批评监督。岂容可以通过MBO国退民进等措施削弱消灭国有经济，岂容特权阶层如此明目张胆公然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挺郎派认为所谓善待企业家的高薪养廉不能过度，否则善待就是篡权夺权、盗窃国有资产。这些年搞减员增效改革，很多国企员工被裁减一半以上，导致失业大增，社会保障大减，然后启动国退民进的两个置换，把国有资产置换成私有资产，把全民性质的职工换成自由雇佣的打工仔，认为增强国企活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鞍钢宪法，加强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和科学管理。”
“2005年4月国务院国资委和财政部联合发布《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停止规定》明确规定：大型国企的国有产权不向管理层转让，但可以探索中小企业国有资产向管理层转让，MBO被叫停。应该说，是与2004年出现的郎旋风大讨论有一定关系。”
熟悉情况的李卫东时而给孙益生看资料，时而娓娓动听地向他叙说起来。李卫东介绍的正是孙益生所十分关心的社会问题。他很敬佩李卫东为探索社会科学而执著的钻研精神。
经过询问，孙益生了解到李卫东曾在一个中原大学企业管理专业念过本科，参加工作后又从没有间断自学。
由于思想上共识点很多，孙益生跟李卫东通过这次北京邂逅，便建立了经常性的通讯联系，从此一见如故成为知己朋友。而孙益生的儿子孙柯跟李卫东的女儿李丛梅也就有了相识相知到相爱的机缘。
有一次，孙益生从互联网上给李卫东的邮箱发了一篇文章：《为什么说公私合营的混合所有制具有资本主义性质？》，说这是他的一个在北京体制外网站当编辑的儿子编发的。而李卫东回函说这篇文章是他正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读研的女儿写的。
其实，孙柯跟李丛梅不久前在网上已经有过接触，不过互相还不太了解和熟悉。后来李丛梅去参加孙益生儿子《红色接班人》网站主办的演讲活动，顺便拜访了孙柯，俩人开始有了交往。
后来孙柯不再负责网站工作，他被派到网站联络部专门跟全国各地大专院校的学生社团打交道，开展组织学生利用寒暑假下乡支农和企业调查等社会活动。因为孙柯几年前大学毕业后曾去珠海、深圳的私企外企打工，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斗争武器，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领导工厂里的几百上千打工仔罢工。他有过失败也有过成功，由于多年的社会实践，他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虽然学历比孙柯高，但李丛梅从没有自视清高，她很企慕孙柯有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起初俩人只是志趣相投的同志，有共同的理想、信念，后来接触时间长了，情感上融入更多的东西。李丛梅觉得孙柯虽然学历不如自己，但学识并不比自己差。孙柯对这个年龄比自己小两岁的女研究生，从来没有非分之想，他不过将她作为一个志同道合的异性朋友友好相处而已。他跟她之间，更主动表示爱意的却在李丛梅这一方面，于是他俩的关系便进一步得到发展，由朋友发展到爱人。
李丛梅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分到北京一个社科研究所，有了固定的收入，福利待遇比没有固定编制孙柯要好些。但凭他俩在北京的经济条件，无论如何是买不起上万元一平米的房子，也租不起像样点的房子。结婚组织家庭需要的基本条件，对他俩来说简直是遥不可及的远景。于是，他俩只好匆匆回到东发市的父母家草草将婚事办完，权作度过蜜月，然后回到北京各回各的单位。
儿女的婚事及以后的生活问题很让孙益生和他的亲家李卫东操心。作为双方父母他们忧心如焚，很是烦恼一阵。可是后来看到小两口反倒显得若
无其事不以为然，让他们也只好拖下来听之任之。
儿子从来不跟老子提在北京如何生存的事。孙益生给儿子十几万元的积蓄以及儿媳给儿子的零用钱，有可能被儿子填补到组织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差旅费用里，填补到维护网站运转所需的资金上。因为儿子干的是社会公益事业，基本上没什么经济效益，除了能得到一些有限的赞助，儿子自己没有多少收入。
但儿子在外企里打过工，策划领导过打工仔、农民工罢工，他在这方面肯定有宝贵的经验。
2005年底宇虹第一次重组东钢时对干部进行过调整，将他这个副处级党务工贬到基层的生产科当科长。他只好忍气吞声，没有任何反抗的办法。
7月23 日晚，孙益生下班看到了贴在职工家属楼外墙上的告示，就给儿子用手机发了短信：
“私企宇虹自今年3月初退出东钢 后，现在又要再次重组东钢 并且要控股。明天东钢 广大职工将集会抗议，若组织罢工需如何操作？”
儿子接到他的短信，很快回复：
“要能够控制工厂的水、电、气（含煤气、压缩空气、氧气），控制动力部门必要时予以切断。”
儿子讲的跟他想到的已经基本相同，但这一夜他还是没有睡好，他反复考虑酝酿明天上班以后的行动方案……
七
没上班之前，王金星在家里接到副总经理兼人事部白春光部长的电话，嘱托他一上班就去了解这次宇虹入主东钢的具体方案，了解这次中层干部调整后的任免名单，他希望这个名单能晚一点公布；他说自己已跟潘总一起提出辞职，并且这几天正在闹肚子不能去单位。
王金星知道他的上司辞去的是集团副总经理职务，而不是人事部部长，但他白春光是否真的闹肚子，他无法确定，只是安排自己的事他要去做。
办公楼前的广场上人山人海，那个叫武继松的退休老头正在楼前的台阶上演讲。他的讲话不时引发下面的职工群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人如潮涌，掌声如雷鸣般响起，广场上热闹非凡。
记得今年3月初，武师傅曾在这里召集过这么多人聚会，那时的场面跟眼前的情景一样：成千上万的人们不时地高呼要求“宇虹滚出东钢”的口号，宇虹不久真的撤了出去。
还记得今年2月份，武师傅贴出告示，要大家去职工家属区附近的心连心公园集会，共同商讨如何驱逐宇虹，如何驱逐宇虹老总即将派进东钢的5000名外地工，确保东钢的下岗失业人员重返用工岗位。
在东钢的很多职工看来，这个武师傅真是条汉子，为表达东钢职工的合理要求，为解决东钢改革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没有民主不行，没有挑头的维权人物不行。在东钢 武师傅的口碑好，威望高，他有一呼百应千应以至于万应的能量。王金星心里早就很敬重他，只是作为东钢股份公司人事部的副部长他难以当面去向他表达。
王金星早已过了59岁的生日，已进入退休的倒计时，他已无所顾忌；他对自己看不惯的事情敢于发表见解，他又不希冀自己退休后会得到什么特殊关照。宇虹以前对退休的中层干部根本也没什么宽厚仁慈。
今天上午他要找市政府驻东钢办事处主任许运来，要多爬几层楼梯。也许自己的心脏功能已经开始衰老，也许这几天的心情太低落，王金星进入办公楼不愿乘电梯，但他踏上楼梯的脚步是沉重的，越往上走越感到胸闷气短。他在拐弯的缓台歇了一会儿，接着再上楼就不会喘得那么厉害。好在许运来的办公室设在不算太高的5楼，他歇过一次就蹬上去了。
几年前，宇虹尚未来重组时，许运来其实是东钢的中层干部，是个副处级。在宇虹进入前，他考虑再三：一是为了不失去到政府机关当公务员的机会，二是恐怕私企宇虹重组后不会给原国企干部什么好果子吃，才下决心搭上厚厚的人情挂到政府编制上去。若按将来的发展前景，在政府部门有许多高升的机会，若按东钢现在的干部待遇，许运来经常慨叹着说：“我可是吃了大亏，东钢的工资待遇早已贫富不均拉开了距离，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一个处长跟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相差是1.5倍，如今一个处长一年能拿60万到70万。然而我呢？编制挂在市政，天天还得到东钢来上班，每月到手的薪水不足3000元，你们说我亏了多少？”
“当然，明着你是亏了，但暗着你亏不了！你还有灰色收入呢。只要你去省市领导那里多给东钢美言几句，多行点方便，多给点优惠，东钢 老总照样会赏给你，一年不止六位数吧？”有人挑明了说。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你们得到这个数是合理合法的，我怎么得到可要担着风险，弄不好不是快被审查了吗？”许运来也明确表示，“再说潘总和宇虹的老总跟省市领导的关系处的那么好，还用得着我来美言？”
“多得点怎么就肯定合理合法？你没听说东钢 工人——从一线、二线到内退工人、退休职工这几年一直都在上访告状，集会游行示威，一直在反对这个贫富差距严重的政策吗？！像武继松那些人也不是省油的灯，可别小瞧了他们的能量！”有个中层干部很明智地提醒在座的领导干部们。
“孙悟空怎么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武继松他们弄不出什么大动作。政府有的是办法整治他们！”有人发表不同看法，“刚才许主任说了，东钢和宇虹的老总跟省市领导关系那么好，还会偏袒那些闹事的工人吗？”
当时听到这里，许运来若有所思地嘿嘿一笑，没说什么。
门虚掩着，王金星没敲一下径直推开走进去。许主任正在打电话，用一只没拿话筒的手指指对面的沙发，示意他坐下。
“刚才，徐荣升来电话让我到小会议室去研究事情。省里的黄主任也在。徐书记还要找你一起去。他说找不到白总就找王部长去。”许运来放下电话说。
“我想问问你这儿有没有宇虹确定的中层干部任免名单？”王金星单刀直入地问。
“具体方案在在哪儿我不清楚，可能还没敲定吧!”
“白总要求这个名单能不能晚几天发布，人事部和组织部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党管干部的原则无论在政府机关还是在国企，都不能丢掉。宇虹再次重组东钢 也不能让组织部形同虚设——直接越过这个部门自己擅自决定呀，总得让组织部和东钢的老总们慎重考虑考虑吧！”
听了王金星的申辩理由，许运来习惯的嘿嘿一笑，然后反驳说：“现在是改革期间，许多事情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党管干部的原则那是在国有企
业，眼下不马上要由宇虹控股吗？宇虹是个私企，而且整个模式是引进台湾中钢的做法，就是最典型的等级森严管理严格的私企。在人家那里是绝对由私企老板说了算，根本没有什么党管干部的原则。这个问题你可以问问黄主任，听听他代表省里的意见如何？”
于是，王金星要跟许运来去徐书记的办公室。出门前，许运来却将虚掩的门带实，悄悄告诉他：“据说省里领导找潘凤鸣三次劝说他接受宇虹，潘都不同意。前几天在省国资委他摔了水杯，带着三个副总一起辞了职，不知省市领导批没批准他们的辞呈？”
王金星说：“我也听说了，但还没有可靠消息证实这件事。如果真是批准下来，东钢目前群龙无首，要乱一阵子。因为徐书记是搞党务的，生产这一块他一时抓不起来。”
来到3楼一个小型会议室，这个会议室在昨天召开职工座谈会的大会议室旁边。想起昨天在座谈会上，自己向省国资委主任质问有关宇虹再次重组为啥不召开职代会讨论一事，王金星并不觉得有什么冒昧懊悔，他认为这是自己的职责，是自己的义务，再说自己是快要退休的干部，仕途上无所奢望，他根本就不在乎什么。
小会议室里已经来了几个人，徐荣升正在跟区公安分局兼东钢保卫部领导的胡晓和乔文荣，在一个角落里商谈什么。王金星揣想徐书记找这两个正副局长肯定跟今天的东钢职工集会滋事有关。
徐书记的声音虽然放低些，但在小小的会议室里还是让人听到一些：
“冶金区的几个大门务必请警察们负起责任认真把好，没有证件的外来人绝对不能放入！”
“要请市局调集一些警力过来，我们正在联系省、市领导增派武警过来，省公安厅已同意这一安排，必要时进行封锁管控。”
坐在另一边的黄希林偶尔以省领导的口吻插话：“对那些公开煽动闹事的可以实行必要的惩治，直至抓捕拘留！”
见到许运来和王金星走进会议室，黄希林没打招呼，他在埋头看一份材料。但过了一会，他便收起材料放进随身带的皮包里，站起身对徐书记说：“该走了吧，我们去宾馆跟章焕良老总谈谈。”
许运来指了指随他而来的王金星说：“人事部想要一份宇虹敲定的中层干部任免名单。”
“我这儿没有这份名单，我在儿只有重组的具体方案。”黄希林回答，并提了提他手里的皮包，“而且方案我这只有一份，等多复印几份再给你们。至于那份名单，请跟我们去宾馆找章总要吧！”
黄希林一句话，徐书记和许运来、保卫部的两位部长都跟着他起身走出会议室，王金星也只好相随出门下楼。
办公楼外的两辆轿车停在门口，已被数千名职工群众水泄不通地堵住车辆行驶的道路。不管司机鸣笛还是发动引擎，堵路的群众都毫不躲闪退让。面对这些专心致志唱红歌的职工群众纹丝未动，两位穿警服的领导一时也束手无策。
职工们正在观看由十几个人自发组成的文艺演出队载歌载舞：“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黄希林对这些群众性的演出很反感，又不好说什么，便提议：“我们走吧，反正没有几步路。还可以活动活动筋骨，人要是总习惯于以车代步，也不是什么好事情。”
离开广场走到东钢体育场附近，周围没有了聚会的职工群众，黄希林私下里质问跟随他的两位警官：“昨天不是布置任务下令对混江区范围内所有的打字社、复印社、印刷厂进行排查，对打印、复印、印刷上访材料、传单、横幅，一律收缴，对相关人员要坚决制止和训诫吗？怎么今天又出现了横幅，出现了海报通告？”
胡晓局长显得很难堪，只好解释说这些工人可能是在邻近县城搞的，实在难以控制。
从广场到东钢宾馆要穿过两条街，需要走十五六分钟的路。黄希林被东钢的几位高管和公安的两位领导簇拥着，他不便过多指责，过了一会儿便因为他不主管公安，改换话题，一边走一边俨如一位传教士振振有词地布起道来：
“其实，像你们东钢这一类省属大型国企，就应该由宇虹这样的私企来重组。这一步棋的安排是相当正确的。咱们省的莫奇志书记是一位很有远见卓识、办事雷厉风行的省委书记，也算是特立独行的政治家。他这几年到长山省给咱们带来了很大转变，各项工作有了新进展，取得很大成效。
“从莫书记担任省委书记以来，他领导了一场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国企改革攻坚战，被认为是他任期内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我们长山省近900户改制工业企业中，有50余万在册国企职工，有48万人转换了劳动关系。改制期间，我们省国资委是上访聚集最多的部门，但是莫书记指示我们：不怕利益调整带来的动荡，因为这种动荡可以换来长久稳定；虽然改革不可避免地在企业职工中出现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引起工人群众的抵制，但是只要我们坚定信心打好攻坚战，为国企改革、国企改制杀出一条血路，随着私企的成长壮大，会给我们省经济带来更多的活力！同时，所有的问题必将迎刃而解。私有化改革的决策也必然会终将获得彻底的认同！
“按照莫书记原来在其他省市担任领导职务所创造的经验，国企改制必须要四个到位一个建立，按照这种切实可行的措施，我们省已基本完成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国企改制。截到2008年年末，长山省已有3300家国企完成了改制任务，基本上完成了指标要求，堪称神速呀！”
说到这里，黄希林以责备和不屑的眼神向不远的王金星睥睨一下，转移了话题：
“在我们国有企业，有很多职工以至于包括相当多的领导干部中，就是国有情结太多、太深、太重，看不到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眼光短浅、愚昧无知、孤陋寡闻、抱残守缺、因循守旧，无论怎么说，都不过分。岂不知美国西方国家的华盛顿共识、普世价值，才是最先进最高等的标准，最值得中国人崇敬，仿而效之；而不像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主义统治，加上毛泽东时代的专制，愚昧愚忠教育，大跃进浮夸风盛行，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饿死3000万人呀！文革时唱红歌跳忠字舞，直到现在老百姓老工人还在唱什么毛泽东、毛泽东，历史在前进，社会在发展，怀旧解决不了问题，毛泽东时代不会再重新出现，人间正道私有化。国企改革就是要全面私有化，只有私有化才能解决所有人缺位问题，才能挽救国有资产流失，才能消除官僚腐败。我们将国有资产卖给私企，可以将所得的钱投资国外，可以买美国的国债。美国的债券是可以保值的，就是有一些贬值损失也是暂时的。所以我们中国政府已购买了两万亿美元的美国债券，就是为了挽救缓解美国的金融危机，为了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共担风险。再说人家美国资本主义国家有自我调节经济危机的良好体制机能，都说资本主义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将要走向灭亡之路，可是西方欧美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存在几百年了，灭亡了吗？反倒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制度被自己国家的人民推翻了颠覆了。这是深刻的教训，所以社会主义已经终结，资本主义正在方兴未艾来日方长蒸蒸日上呢！我们现在搞国企改制就是要全面私有化，就是要让几千万国企职工下岗，让他们为改革作出牺牲、付出成本。这是必需的值得的。那么，企业私有化就是私企老板说了算，因为私企决策速度快、鼓励用人机制灵活，这是国企根本无法比拟的。所以，以后再不能搞什么鞍钢宪法、大民主之类的，连职代会都没什么必要。没听说哪个私企是靠职代会搞上去的。职代会、民主决策、跟私企的运作模式风马牛不相及，所以你们提的那些问题根本没有品位，就连干部任免制度也要改成由私企老板说了算。不过，考虑到顾及到目前你们还是混合所有制，还有个所谓的党管干部的原则，还有个老三会和新三会的矛盾需要协调的问题，你们可以在私企高管确定基本人选的前提下，再提出个别调整的意见来。所以今天上午你们人事部可以去章总那里要一份名单，但不能改动太大，整个框架要由人家私企老总来敲定。”
说到这里，黄希林再次扭过头来，冲着王金星以极为骄矜傲慢的口气咄咄逼人地问：“我的意见你明白吗，王部长？”
王金星此时此地不便正面顶撞他，只好意味深长地说：“当然，你的话来源于何处我都明白，可惜你不应该在国资委而应该在私资委。”
黄希林听后哈哈大笑，说：“明白就好。宾馆马上就到了，我们去请教请教章总你会更明白一些。”
八
从30年前转业到地方，王金星就在东钢上班。他先在党委办公室当了几年秘书，然后调到人事部，一干就是二十七八年的时间。这期间正是进行国企改革的时候，确实亲身经历也深切体验过国企改革是怎么回事，到底让国企发生了哪些变化，广大国企职工的命运真正有了哪些改变。
2003年以后，曾当过东钢股份公司人力资源部副部长、人事部副部长的王金星，每每反思他所经历过的国企改革改制过程，私下里他跟他的战友、亲戚、朋友说过：
“无论是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简政放权、减税让利、拨改贷，还是八十年代以后的利改税、厂长经理负责制、《破产法》、优化劳动组合、劳动合同制、承包制，还是九十年代初的破三铁、国营变国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老三会和新三会之争、淡化转变原工会职能、出台劳动法，还是以后的抓大放小、鼓励兼并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实施再就业工程，还是新世纪初的MBO收购、确立私有经济平等竞争的市场主体地位、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都是逐步取消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放任市场经济的过程。开始是陈云的鸟笼经济：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后来干脆改为邓小平、江泽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所谓扩大企业自主权、厂长经理负责制、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扩大厂长经理享有的特权，使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公权力私有化，加大国企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国家下放权力给企业，是将企业中的权力集中到厂长经理手里，而广大工人群众、一般管理干部根本没有什么监督权、参与权、决策管理权，甚至连知情权都被剥夺掉。根本否定了鞍钢宪法、大庆经验，使工人阶级失去了主人公的领导地位，并且用拨改贷、利改税加重了国企的负担，将企业经营的风险完全推给了企业，使国企无法积累资金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反而要拼设备拚资源拼人力，在全额负担职工福利、全额负担贷款债务、加大经营成本和改革成本的情况下，与私企民营外企进行不平等的竞争，以后又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下，搞砸三铁、减员增效，用农民工顶替国企工人，使大批国企工人下岗失业，在社会上人为造成一支庞大的失业劳动后备军。从而压低市场的劳动力价格，明确了职工与企业之间只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职工与企业的生产资料再无所有权关系……
“所谓厂长经理负责制，就是厂长经理有权决定生产经营计划、机构设置、人事任免以及经营管理决策，而变相废除了以前的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厂党委书记、工会、国企职工都要厂长经理的管理安排和调度，使党委、工会、职工代表大会成为形同虚设的摆设。以后又将各级政府只有经营权，而产权归全民所有的国营企业，改成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可以委托私人经营，也可以出售的，一般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的国有企业……”
有人可能明知故问，也可能真的不了解国企改革的真相，便问他：“按你的说法，总而言之，这些年国企改革搞来搞去一无是处，不是越高搞好
逐步完善，而是越搞越糟，没有什么希望和出路，更不应该全面转向私有化。那么，国企改革还有什么必要，还有什么成效？”
王金星苦涩地笑了笑，摇摇头：“可以说，从国企改革发展到国企改制以后为归宿，不是发展国企、完善国企、壮大国企，而是缩减国企、取消国企，用私企代替国企。就像一个人有病，不是去给他治病，而是让他死，用他杀或让其自杀的方式对待国企。不知道这是国企改革的初衷还是后来不得已而为之。国企真的病入膏肓，不可救药？我看还不至于。”
2004年初，长山省委省政府在省内国企改革处于进退两难的局面时，确认116户省属国有企业为改革重点。但截至9月份，只完成对其中的41户的产权交接，进展艰难。但这时的大中型国企还是以国有绝对控股，搞社会职能移交和辅业分离改制为主。东钢 的改制也是这样，要将企业的“主辅分离”搞下去，将运输、环卫等服务性职能分离出母厂，成立独立的公司，不再依附于企业的钢铁主业的生产经营。
王金星记得2005 年初邻近春节前半个月，东钢集团公司派他率领东钢 几个部门的十几个同事风风火火到河北承德钢铁厂考察。那时候他对国企改革的最后归宿还没有完全认清，对国企改革的方向和程序还没有完全看明白，只觉得按当时的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去实施就可以了。
经过十几天的考察取经，结合东钢 的实际情况，王金星从千里迢迢的承德钢铁厂回来，便在春节前后全力以赴日夜兼程地制定主辅分离的改制方案。他们连大年三十都没休息，除夕夜的中央电视台的春晚节目都没看仍在讨论，力争早制定早实施。
主辅分离是在2005年5月实施的，是跟东钢集团大规模压缩人员一起进行的。共有原东钢集团的汽车公司、安装建筑公司、17所自办学校以及医院等34户辅业单位完成改制剥离。同时主业进入改制后34个机构压缩为18个，使3.5万人减到2.4万人。
当时在东钢，不论是被裁掉的下岗职工，还是留在工作岗位的但已转变身份的职工，普遍存在着耿耿于怀的愤恨、不满和积怨。
很多人知道这是为宇虹进入东钢重新所做的前期准备，是应宇虹向省国资委提出“先改制后重组”的原则，提出只有对东钢减员增效他才能入主的要求而实施的裁员。
其实，对于东钢的改制日程，作为能够实际接触省国资委领导并在东钢集团潘凤鸣领导下的一位不大不小的办事员，王金星比较了解东钢改制的内情，了解东钢改制经历过的一波三折的变化：
自从2005年1月，莫奇志由外省调入长山省任代省长，不久他就提出决策本省的国有经济从比重为80%下降到20%，要求用国企改制的大手笔大运作，要求用重力神速推进，全面普及“四到位一基本”的改制经验。由此长山省掀起一股国企改制的浪潮，要求816户省属国企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在年内完成改制。当然，东钢也名列其中被作为重点企业实施全面改制。
当年2月，春节刚过，长山省国资委在春湖市召开过一次相关会议，明确提出改制企业引进多元化投资，改变国有企业独资局面。王金星陪同东钢集团几个高管参加了会议。返回东钢以后，为贯彻落实省国资委的新精神新举措，东钢集团成立了改制工作领导小组。下设三个分组：分别是综合组、资产组和人事组，王金星被安排人事组组长。
经过多次讨论研究，当时东钢集团高层形成一个全民控股的改制思路，即将东钢职工的国企职工身份全部置换成民营，所有职工按岗位、职务等分成不同层次发放经济补助金，再将其转成企业股权，同时定岗定编裁减职工1万多人。很快潘凤鸣代表东钢集团向省委省政府领导汇报了这一方案。经过省里专门研究，时任长山省副省长惠昌、省国资委主任唐继发，给了这个方案较高评价，但没有完全同意实施MBO由东钢高管持股，
而是要求由省国资委控股并引进战略投资伙伴。
随后被擢升为长山省省长的莫奇志介入了东钢 改制，使其方案再次面临较大调整。莫省长通过黄希林的引荐将私企宇虹集团介绍给东钢，确定为扩股谈判对象。
进入5月份，东钢集团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主要议程是讨论引进民营企业重组方案，员工关系处理、资产处理、分流方案等等。当时工会、职代会和相关代表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很多人不接受这一方案。
当时东钢 文化宫的会场里主席台上的讲话声压不住下面上千职工的议论、一些喧嚷声、骚扰声、谩骂声夹杂在一起，偌大的会场俨如开了锅似的沸腾起来，无数个疑惑质问顷刻间产生出来。因为东钢改制的方案涉及到东钢 在今后的成败转向中何去何从，涉及到东钢全体职工家属能否有稳定的收入，能否有不被人夺去的饭碗，大家都极其认真地参与到这一讨论中来，极其热心地关注这一方案的具体内容及是是非非。
“宇虹是个什么样的企业，它有多大的实力来重组我们省属大型国企？”
“凭什么让这个私企来跟我们东钢重组，它到底能拿出多少资金，有多少资产？”
“为什么这个私企一进来重组，就非得让我们东钢 职工下岗裁员？”
“内部退养给我们每月开多少钱？东发市就这么大地方，我们退下来到哪儿去找工作？我们在东钢 干了三十多年，我们不会干别的活儿！”
“这个宇虹私企是来揩我们国企油的还是来帮我们的，黄鼠狼给鸡拜年能按什么好心？”
“坚决不能让这个方案通过，通过我们的厄运就该开始了。”
“弄不好又是一个玩空手道的私企，不知跟省里哪个领导沆瀣一气勾搭成奸？”
“这几天没做好梦，这个重组的事不是什么好兆头！”
“也不一定，咱们得识时务，现在全国的形势都是这样，几乎各地都拿私有化当成了潮流！”
“国企的弊病太多，比如围钢经济就是腐败造成的。因为产权不清，不像私企那样厂子的一针一线都是资本家的，他不会允许外人偷他的资产，不会允许采购员吃回扣提高材料成本！还是私有化能救国企!”
“不搞私有化没有别的出路，人家别的地方都搞起来了，咱们怎么不能搞？奖勤罚懒、能者多劳多得就是要拉开分配差距，人家私企高管的年薪都达到了几百万！”
“即便省里领导要办的事，谁也阻挡不了，按现在中国的国情，哪个老百姓哪个国企职工能说了算？”
“听天由命吧！走到哪儿说到哪儿，胳膊拧不过大腿，咱们要不来民主！”
“私企资本家都有一个精明的脑袋瓜，也许咱们跟私企重组能有一个好领导，让东钢以后不再亏损，实现扭亏为盈，咱们挣得能比过去更多些！”
其实，大家这么七嘴八舌地议论，谁也不具体了解这个私企民营宇虹集团的真实情况，谁也不具体掌握这个私企民营宇虹集团的底细。只是对于这么个私企进入东钢 重组心里都多少感到有些突然，感到有些惊慌失措。
然后，由省市国资委出头主持，从高层、中层、在职职工、离休干部、各个层面反复开了好几次会，做了不少说服工作，似乎是向大家交了底，让大家吃了定心丸。使得在职工代表大会上没有及时履行的签字手续得以完成，从形式上进行了这个程序。
到了7月下旬，省国资委发布了《关于对东发钢铁集团整体改制重组实施方案的指导意见》，称东钢集团的整体重组要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将在两年内形成1000万吨产能的总体目标要求，并要求提高经营者和职工持股比例。
这种上下互动的意向性消息早在东钢 职工中不胫而走，传播的很广泛。虽然弄得大家人心惶惶，难得有个归属感，但是具体分流方案的实施条件，什么人该裁下来，什么人不该裁，谁也说不清，连作为改制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事方面的王金星都不甚了了。
又过了两个月，宇虹集团老总章焕良开始跟潘凤鸣等人接触并商谈具体的重组事项，章焕良提出目前东钢的职工人员仍然太多，要求在宇虹进入前大面积压缩。这样才出台两条裁员标准：一是30年以上工龄职工，二是年满50周岁以上职工，凡是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即可“一刀切”全部按内退裁员，每月领取300元生活费。
回想起来，王金星感到很愤怒，作为领导改制工作的人事组组长，连这个政策的出台都没有跟他商榷。按上述两个条件，意味着东钢1975年参加工作的职工全部要下岗，只能领取那么一点点微不足道的生活补贴，按这种标准，东钢 职工的裁员比原方案还要增加六七千人。
王金星对宇虹的苛刻条件感到气恼、愕然，全东钢的职工对宇虹的入主条件也同样感到惊诧、不解，愤愤不已。
在省国资委领导的眼里，私企老板的要求就是圣旨，就是法令，就是不可逾越的原则。神速改制就要立即裁员，执行出台的省国资委政策就是了却私企老板的心愿：为了私企老板提供一个以更低的资本雇佣更少的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的场所和机会，达到追求资本利润最大化的目的。
然而，我们国家宪法上还是白字黑子地写着中国工人阶级是国家的主人，是领导阶级呀，怎么能说解雇就解雇，说下岗就下岗了呢？其实，工人阶级早已成为改革开放中的弱势群体，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政治上文化上都已被剥夺了应有的权利。难道他们还没学会反抗，他们会进一步成为坐以待毙等待宰割的羔羊吗？关键是他们还没有完全觉醒起来，他们刚刚被突然袭来的闷棍打得有些懵懵懂懂不知所措。所以开始他们只能忍受忍让，只得屈服顺从，让省国资委和私企老板们一时得逞，从而弹冠相庆得意忘形。
2005年11月27日午夜，刚刚调到省国资委的黄希林乘一辆黑色的奥迪A6从春湖市出发，长驱三个多小时后，翌日凌晨来到东发市东钢宾馆。
在东钢宾馆8层的会议室，东钢集团潘凤鸣、徐荣升等人正跟宇虹集团的章焕良，还有将代表宇虹驻东钢出任新东钢集团副总经理的申玉驹，商谈重组具体方案，敲定一些具体细节。
“我希望你们今天能以最快的速度搞定合同文本，我好打电话向省国资委，向委省政府莫省长汇报这一令人兴奋的结果！”黄希林刚到宾馆不久，没等坐热了屁股就急不可耐地对潘凤鸣和章焕良催促说。
潘凤鸣正在审视刚刚打印出来的非正式合同文本，连眼皮都没抬不屑地回复他：“再快，我们也得一条一条来。”说完，他转身跟章焕良争辩说：“我看有关东钢那1、2、3号高炉的资产评估能不能再考虑一下？这三台高炉虽然快到折旧年限，但由于连年投入巨资大修，现在可是仍完好如新。总不能按零资产对待吧？！”
章焕良没有吭声，把征询的眼光投向黄希林。
黄希林从随身带的皮包里抽出一份文件，扔给潘凤鸣：“你看完马上给我。这是一份机密材料——省政府专题会议纪要。莫省长已经有话在先：为了招商引资的需要，资产评估不过是个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政策不能不向私企方面倾斜。不然，谁到你这儿来投资扩股？！”
对黄希林的举动，章焕良仍然默不作声，只是皮笑肉不笑地聊博一哂。
潘凤鸣坐在沙发上紧皱眉头，认真看完了黄希林给他的材料，然后起身将这份材料递给正在一旁整理文案的王金星，示意他复印一份。
黄希林机警地注意到潘凤鸣的举动，揣摩到他的意图，于是终止道：“机密材料不能复印，这是省里交待的!”
王金星将潘总转给他的材料粗略翻阅一下，就还给黄希林收起来。
对这个曾任过混江区副区长的黄希林，王金星一向没怎么瞧得起。因为以前有人说过这位才疏学浅的半吊子官员眼睛总是盯着上面，奴颜媚骨势利德薄，很会随风转舵。刚刚提升为省国资委副主任他就巴结到新来的莫省长，并坚决落实莫省长有关省属国企改制的指示精神，不遗余力地为东钢集团改制寻找私企合作伙伴。终于拜谒到这家私企宇虹集团的章焕良，很快引荐给东钢集团的潘凤鸣并居功自傲。不久前，这位黄主任又被任命为兼职的省国资委国企改制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代表私企的章焕良不声不响地坐着想事情，时不时言简意赅地说几句：“我们的原则是东钢必须拿出最优质的资产了合作，比如那几个能出铁矿品位较高的矿山，精品钢基地……”
潘总对章总提出的问题觉得很为难，于是不好表态地装作没听见。
黄希林很适时地催他一句：“潘总的意见呢？你们的合作应该是有诚意的。”
潘凤鸣沉吟着又蹙起眉头，讨价还价地说：“东钢的很多管理干部，国企和私企在资产评估中分别采取了两种不同的会计制度，导致评估标准不一。当然这也是当前国有资产评估中常有的情况，因为有省领导的讲话，咱们可以暂且不谈，但是宇虹方面必须拿出现金参与重组，不能光凭那一部分莲花城资产说话。”
章焕良不苟言笑地回应：“好的，我们的现金会到位，请放心。”
坐在稍远一点的申玉驹补充着改换一个题目说：“新东钢集团今后的经营管理，应该有我们的参与、监督、控制权。”
章焕良及时订正属下的说法：“不！不能仅仅是参与、监督，主要是控制，对财务和人事任免应听取我方的意见。”
厚厚的合同文本几经斟酌修改，双方投资入股比例基本没有变化。王金星作为文本的拟稿人之一，不止一次审阅过这一文本。他不用看都能背下来：省国资委控股占46.64%，华融资产公司作为东钢债权人将债转股为14.6%的股份，而宇虹集团将计划出资8亿元，加上原长山省莲花城钢铁公司的6亿元净资产，拥有新东钢集团36.19%的股份，另外，原东钢集团高管经理层的股份为2.57%。
双方重组合作的文本从27日下午6时延续到次日的上午11时，才最后商谈定稿。中间的夜餐和早餐都没有安排，直到中午双方老总才率领各自的团队，以一个新的总团队的姿态下楼去宾馆餐厅就餐。一同赴宴的还有省国资委和华融资产公司的官员。
宴席是十分丰盛的，白酒、啤酒、葡萄酒都是上乘的名牌。但是合同文本签字以后，王金星心里没有一点轻松的感觉，根本不是如释重负，而是更加困惑迷茫。俨然大祸即将临头，东钢整个命运将坠入万劫不复的陷阱，东钢职工面临再次裁员下岗7000人的厄运。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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