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612187865_0_1.html
十一
快到上班时间，一拨拨的工人急匆匆赶往各自的分厂、车间，但也有一拨人停下来在铁道的两条铁轨之间堵着，阻挡挂着车皮的机车开过去。这时候，开来一辆载重卡车，这拨人又将这台满载耐火砖的车辆拦下，将维修高炉用的耐火砖一块块一摞摞地堆码在铁道上，阻断了机车行进的通道。孙益生赶到这里时，这拨十几个工人刚刚将卸下来的耐火砖堆码完毕。一个个工人正在扒着卡车的车厢踩着轮胎往车上爬。看在眼里乐在心头，孙益生心里暗暗称叹。
拉着十几个人的卡车开走了，他们可能到另外的铁道口去封堵机车。孙益生忍不住向他们热情地招招手，旁边的许多正在赶着上班的工人们，也向他们挥手致意。
路旁的机车在喘着粗气，庞大的身躯被挡住了去路。无可奈何的机车司机从车窗里往外窥视，正在用无线对讲机向有关方面报告情况。
孙益生快到自己所在高速线材厂时，进出厂房的铁道上，也有一拨工人正在俩一对三一伙地抬起一根根堆在这里的砼枕，清理堵塞的道口。
早已来到厂房的沙金厂长走出来，表情冷冷地盯了孙益生一眼，似乎在责备他不该来怎么晚。孙益生抬腕看看手表，其实此时离上班的时间还有几分钟。
孙益生没有跟他打招呼。他跟他原来是同样级别的处级干部，只不过自己以前从事政工工作，现在转行被贬到这里当材料科长，也叫作业区长。
老沙是个专业工程师出身，但也未见得有什么真本事，不过是对上服从领导听从指挥，对下颐指气使严加管制而已。
作业区长是宇虹入主东钢实行三级管理的最底层负责人，取消车间主任和工段长，管理层收入大幅度提高实行年薪制，董事长总经理年薪700万，副总经理年薪300万，分厂厂长和处级干部年薪六七十万，到他作业区长这里是十几万。虽然比上不足比下却有余，比一线工人多，比一般工人更多得多。在宇虹入主那几年，一般工人每月多时才1000元多点，少时甚至才三四百元，一线工人也不超过二千元。宇虹自今年3月份退出后工人的工资略略提高一些，但三级管理尚未改正过来。
作为作业区长就是负责每天跟东钢的炉料公司联系将日常生产需要的原材料、配料提前准备好：其中有第一炼钢厂炼出来的钢锭再经第一轧钢厂开坯的优质碳素钢方坯，第二炼钢厂提供的低碳素钢连铸方坯，将它们运到加热炉前的场地堆码成垛。然后不断地根据生产计划作出备料安排，组织工人进料、堆码、存储、调配、运送。每天孙益生要按照备料需要提请运输部门调机车、派卡车，要到现场场地调配人员。
今天这一切一如旧章的工作还要进行下去吗？孙益生心里当然有所打算早作好应对敷衍沙厂长的办法。
沙金是个有奶便是娘、较为利欲熏心的人，对工人很少赋予同情心，更遑论人文关怀、阶级感情之类的表示。眼下他大概也听到宇虹二次入主的风声，但此类信息似乎对他构不成什么威胁，他认为自己给谁当差都一样干——只不过宇虹来了自己要得罪人多些，但年薪更高，何乐不为呢？
见面不打招呼，彼此心照不宣的沙金发现部下今天一句话没跟自己说，感觉有点尴尬。他对一拨拨工人将铁道口堵塞，很有些恼怒。他转过头来，叫住孙益生以不容懈怠的差遣口吻对他说：“我说老孙，这铁道口你一定要派人守住，不能让人往这里卸东西。要保证正常进料，生产进度绝对不能耽误！”
孙益生面带微笑，神色从容地回答:“派人守住可以，可是我们能派多少人？我们的材料作业区被裁员下岗以后就人手不够，往往是5个人的活儿两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儿一个人干，派人守住还干不干别的。再说都来这里，谁能挡住那些被激怒的工人们？！他们要玩命，谁陪得起？”
沙金不以为然地说：“玩命还能怎么着？真要玩出命来有法律有警察，跑不了他卖靑酱的！再说人家宇虹要来，肯定人家有背景有章程，咱们东钢职工胳膊拧不过大腿，再怎么闹还能挡得住人家？”
听上司口气这么强硬顽固，孙益生也不嘴软，他争辩说：“这宇虹也太不讲仁义，要二进宫连个职代会的过场都不走，连潘总那儿都不商量。潘总他们几个辞职了，这事儿还不知道要怎么解决呢？今天这么多工人闹起来，谁敢阻挡？政府谁都想抓起来，抓得过来吗？”
想想也是这个道理，沙金就放缓了口气，商讨地说：“无论怎么说，咱们不能跟着闹，不能跟着怠工撂挑子不干。不能让高管抓住咱们的把柄，咱们总比工人们挣的多，日子比他们好过，可别让咱们裁员下岗。”
“那可不好说!”孙益生知道他这个人胆小怕事，偏偏要吓唬他一下，“那些被裁下去的，哪一个干的不好，哪一个干活不卖力气？！不是照样还是下去了吗？”
沙金只好哑口无言地苦笑了一下，然后讪讪地回答：“还是好好干保险，咱们好自为之。”说完，他去跟清理铁道口的工人们吹胡子瞪眼睛去了。
真不明白从沙金嘴里说出来的“好自为之”是什么意思，但孙益生已顾不上去问他，他着急到作业区自己的办公室看看。
作业区的同事们见到他，急着向他请示：“今天的工作怎么办，还能继续备料吗？”
孙益生不假思索的告诉大家，也发泄着情绪：“能备就备，不能备就看情况吧。不知今天会怎样，外面办公楼前聚集了几千人，冶金区也涌进来不少，很多铁道口都被堵住，汽车也进不来。备料，备料？备个屌吧!”
于是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彼此都知道这一天应该如何安排了。
孙益生注意到外出办事的小王司机没有来，便用手机给他发了一个短信，小王回复说他开着面包车正在路上，马上就到了。
走出厂房，孙益生发现让人讨嫌的沙厂长已经离开道口，不知去向。他在这里等小王司机。不一会儿，一辆金杯面包车开过来，刚刚停稳孙益生就拉开侧门坐上去。
“到动力厂！”
小王知道了去向便什么也没说踩了油门提了车速。这辆面包车是高速线材厂平时用来跑材料办手续的，孙益生跟司机小王很熟悉，有时也能说一些贴己的话。
面包车在厂内开的速度快不起来，在一些铁道口和马路上几乎处处有障碍物。工人们有的在往这儿那儿堆放砼枕、油桶、杂石、沙子、残土，也有的在悄悄地撤掉这些障碍物，给过往的车辆清理出一条单行的狭窄小道。
虽然高速线材厂到动力厂的距离较远，但坐着面包车很快就到了。
一群工人——大约有一百多人，正在动力厂的门外站着要往里闯。铁大门紧紧关着，几个工人在用木棒铁条使劲敲打大门的门板，其他工人在翘首等待相互议论，有的冲着大门里面凶狠地谩骂着。
看来他们不是动力厂的，而是来这里要求关闭煤气阀和空气压力泵的，要使东钢全厂的所有高炉休风停产，必须停止煤气和空压风的供应。
几十个工人靠在铁门上用身体来回撞击，大铁门被撞得哐当咣当地响。木棒和铁条也在持续不断地敲打，里面没有人回应。
动力厂是个封闭的大院，院墙很高。工人们弄了一个梯子想爬上院墙越过去，但有的工人担心院墙上铁丝网会放电，爬上去危险。
“那怎么办呢？我们这是真的要进不去啦！”一个将油渍斑斑的工作服系在腰间的年轻人，搔着头皮心急火燎地说。
一个年纪大一点胳膊上包一块白纱布的工人走过来，拍拍他的肩头，说：“大活人能让尿憋死吗？我知道这儿有个小门，跟我来！”
于是几个人跟随他顺着院墙离开了。
孙益生没从面包车上下来，他取出手机看到时针已超过10点。他用手机给在动力厂担任副厂长的战友路长安发了个短信：“我在你们厂门外，请出来一下，有要事相商。”
没几分钟，他的战友回函：“厂长把关，不让我们任何人出大门。你可以到动力厂办公楼外的窗前来吧！”
孙益生只好独自一人从面包车下来，不声不响来到大门后侧没有院墙的办公楼外。天气虽然很炎热，但办公楼一层所有的窗户都没有开着的，而且窗外装有铁栅栏。孙益生不知从哪一个地方可以钻进去。
正当孙益生在办公楼一层的一排窗前从这头走到那头，不断探望时，有一个窗户开了小半扇。路长安的那张满是连鬓胡茬的脸露了出来。
“这时候，你找我有什么事？”对方小声而纳罕地问。
“就这时候才找你!”孙益生也小声神色庄重地跟他说，“宇虹要二次重组控股东钢，这不是什么好事情。我们东钢工人面对大祸临头的事，应该怎么办？不能就这么死挺着，申玉驹已经放出风来，他们正在莲花城培训200名干部，随时准备顶替东钢的管理层……”
路长安虽然有一张生动的男人脸，说起话办起事却有点像女人。他胆怯而优柔寡断地说：“这事我知道，但是我们王厂长还认为宇虹不会裁他，他不让我们工人停气，也不会听你们的意见安排。他说停了，宇虹老总会找他算账的，原来不想裁他也得裁了!”
“申玉驹马上要重新任命各个分厂的负责人啦，这次会有你的份吗？你对下面的工人不敢下手管理，他会得意你？”孙益生提醒并启发他，“我们这次就要一不做二不休，闹出事来将宇虹再次赶出东钢！只有把宇虹赶出去，我们才能保住饭碗，才能将东钢真正引向正路。不然，让这么个私企来，我们上上下下的都没有好果子吃!”
“那是，那是！我们动力厂的职工也在酝酿这件事。刚才还在争论，要动手，可是——”路长安欲言又止，犹豫不决地将话打住。
这时候只听到办公楼的走廊里有一些嘈杂的人声，有人在敲门。路长安离开窗子过去开门。孙益生听到一个动力厂的职工跟路长安说：“路厂长，外边的工人不知怎么已经冲进来啦！咱们王厂长正在找你。”
路长安说：“我这就过去！”说完，他回身简单跟孙益生摆摆手，说:“你也从正门进来吧，到我的办公室来。”
孙益生离开窗口快步来到动力厂大门口，铁大门已被打开。外来的工人们已经在大院里分散开，不知哪个是动力厂的，哪个不是。他从办公楼正门走进去，在走廊里碰到那几个已经有点印象的工人：一个将工作服系在腰的，一个胳膊上包块白纱布的，还有几个剃着光头、戴着墨镜的，他们都来到办公楼里，正在寻找动力厂的几个负责人。
“杨文革，你认识动力厂的一把手吗？咱们要找到他！”胳膊上包纱布的中年人，跟工作服系在腰下的另一个中年人说。
“不太认识。谷胜，你先领着工人们去高炉给水站将风口泵控制住。让大王他们去混合煤气加压站将真空开关控制住，让小张他们去空气压力站……”杨文革冷静地有条不紊地对谷胜吩咐着，“我这就去找他们王厂长，要求他能主动配合，他不配合就把他捆起来！反正咱们这把豁出去了！”
“好！就怎么办。一会儿还有几百人过来，我去安排人！”谷胜扬了扬他的包纱布的胳膊说。
孙益生听他们这么如此一番对话，明白他们筹划比较切实可行，心里感到很宽慰。但事态发展还有待于动力厂的领导、工程师跟工人们的配合，于是他决定还得找路长安谈谈。
路长安的办公室在二层，孙益生上楼时恰巧碰到路长安下楼。
“不好啦，孙益生，外来一拨工人和我们厂的工人联手要控制阀门！王厂长已将工人们闹事的情况向申玉驹汇报了。申玉驹正在找人调动警力过来！”路长安蹑手蹑脚地走到孙益生跟前，窃窃私语地说，“如果警察、武警调来动力厂，工人们就甭想休风、停水、停气……”
“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孙益生也耳语般地对他表示一下，匆匆返身下楼去找那几个工人，
但杨文革领着十几个工人刚好上楼，孙益生将他拉到一旁，路长安扭头悄悄地溜走。
听了孙益生的简短复述，杨文革几步窜上楼去，一把抓住已经来到二层的路长安，问道：“你们头儿在哪儿？”
路长安胆怯而无奈地指指前面的一个房间，杨文革带着一帮人一下子冲进去。只听杨文革在里面大声吆喝道：“你不下令，就把你捆起来。你这个私企老板的走狗，你想出卖我们吗？”
孙益生不想让王厂长看到自己，没有进房间，他站在门外听里面的动静。
只听到里面的王厂长解释说：“不是我主动汇报，是申总来电话问的。”
杨文革问：“申玉驹，他现在什么地方？”
里面的答复：“我不知道。”
杨文革的工友说：“看看电话来电显示。”
另一个工友的声音：“这个号码是焦化厂办公楼的。”
杨文革果断地安排说：“一部分人在这里，一部分人跟我去焦化厂！马上走！”
听到这里，孙益生立即离开来到动力厂院外，找到面包车，他堵住几个往外走的工人：“你们是不是要到焦化厂去？坐我们的车去吧!”
于是五个工人跟他一起上了面包车。这五个工人中有一个小伙子，被孙益生认出是他的战友兼同事李孝民的儿子李学锋。李雪峰也认出他，叫了一声：“孙叔。”相互点点头。
直驱焦化厂的途中，有人提议：“我们先到1、2、3号高炉去看看，是不是已经休风停产？”
小王司机看了看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孙益生，孙益生点头称道：“好!先去看看。”
面包车向炼铁厂驶去。途中的路段跟别的路段差不多，路上全堆满了障碍物，现在有好几个地方的道口已经有人在清理。
车上的一个工人让车停下来拉开玻璃窗，几乎以质疑的口气问这些清理路障的工人们：“为什么要清理？高炉都要休风停炉了，有必要再清理这些吗？”
正在挥汗如雨地忙着干活的工人们，没时间答理外来人的这种问话。
于是李学锋拉开车门，跳下车，性情粗暴地拉住一个工人的胳膊质问：“你们找死呀，谁让你们清理？大家要罢工，要让高炉休风停产，可是你们这是——？”
那个被抓住胳膊的人起初有些发愣，明白过来以后才耐心而恭敬地解释：
“哎呀，我说小师傅，高炉停产要先放出铁水，不然那高炉不是要报废吗？放出铁水还要找机车来拖走车皮的钢包……”
“啊——，明白，明白啦！”这个粗鲁得马上要穷兵黩武的李学峰，骤然间转变态度，双手抱拳作揖，向这些清理路障的工人们致意，“谢谢你们想得这么周到。我们撵走宇虹以后，还要恢复生产，还要大干社会主义呢！”
等李学锋上了车，孙益生关切地问：“你父亲还好吗，身体恢复得怎么样？”
小李马上收敛了笑意，苦笑着说：马马虎虎将就活着吧，这时候的老实人已经好不到哪儿去了！”
于是一句话，把车里的气氛都搞得沉闷起来。
十二
2005年宇虹第一次重组东钢以前，孙益生在东钢第一炼钢厂党委工作部，从长期担任宣传部长改为担任过几年纪委书记兼工会主席，相当于副处级。其实在改革年代，在国企或党政机关当个纪检干部或工会干部，都是好干又不好干的虚职：你要按照领导的意图去应付，很好胜任；你要认真对待这样的职务，你就很难开展工作。因为在放弃了鞍钢宪法，忽视了领导干部思想改造以后，以权谋私的操作空间大大放宽，在社会上再三刮起致富风的耳濡目染的腐蚀熏陶下，在“有权不使过期作废”的妖风煽动下，有相当多的干部是不干净的，他们多多少少都有过违反党纪国法的劣迹。作为负责查处违纪行为的纪检干部，一要有上级领导的鼎力支持，二要发动群众办案才能有所作为，纠正不正之风，惩治腐败。
孙益生从他在部队入党的那天起，牢牢记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和义务，他是一个办事较真的人。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以后，虽然他明白要跟领导处好关系，学会官场应酬，但是仍然没有忘记如何体现自己的党性原则，加强廉洁自律意识，没有忘记毛主席的“两个务必”教导，教育子女不要沾染各种不良习气，克制自己的私欲膨胀，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敬佩两袖清风一身正气的老领导谷振声，但现在谷书记那样的领导已不多见。
不管别人是怎么干的，他只要自己还管着纪检这一摊工作，就要负起责任，不能渎职混日子。
2005年，刚刚过了春节，无论是工人还是各个层次的干部，上上下下都在风言风语议论企业改制的事。每个人都在担忧能否被保留在岗位上不被裁下去。
一天早晨上班，孙益生推开办公室的门，在门下的地板上发现一封用学生作文本写的检举信，只有短短几十个字：
孙书记：您好。由于在原来十几项物料消耗指标考核基础上，增加了对炉门框、水冷圈、吹氧管二分管等几项消耗物的考核，盘点库存，发现从物料公司调进上述物品与实际使用数量严重不符，相差20 多万元，请核查炉料公司是否作出红票冲减。
一炼钢厂职工群众
红票冲减是指出库的物品又返回入库，冲减原出库数量，相应也要作返款处理。孙益生虽然是政工干部，但这点小常识他还是明白的。
接到这份匿名举报信，孙益生跟谁都没说，他利用合法身份到设备运行科和生产技术科、机修车间、原材料车间、四个炼钢车间进行了明查暗访，将去年以来所有出入库存单据及设施材料使用记录一一核查一遍。不但查实了举报信反映的问题，而且还发现了新的更严重的违反财经纪律的征兆：去年采用铝碳质水口代替传统石英水口保持钢水的纯净度，减少了因换水口而造成的废品。但查证石英水口的出入库并不比往年少，铝碳质水口却购进不少也使用不少，并且更引人注意的是，废钢的入库量比使用投入量溢出1000多吨，加上其它差错，有近六七十万的资金不知去向。
作为东钢的中层干部，孙益生早对所谓“围钢经济”的另一层含义有所耳闻。正常的含义是除了东钢生产效益带动了本埠商业经济的发展繁荣，确保市政建设、工商税收以外，“围钢经济”包括机械加工、耐火材料、矿山原材料、金属深加工，也包括长途运输、钢材贸易、废钢铁倒卖，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在东发市通往周边地区的途中，沿途可见许多废钢铁回收公司的门市店铺星罗棋布。
诚然，一个大型企业催生以其为中心的行业生态圈不足为奇，但如果参杂了内部人上下其手，“围钢经济”也会生出毒瘤。
不久前，孙益生已听到不少知情者的东钢职工纷纷议论:影响东钢生产成本一直居高不下的原因，一是在东钢各分厂中“自取自卖”的监守自盗者大有人在，二是采购原材料成本每吨要比同行业高出数十元，且周边的废钢回收散户都被东钢内部及社会上的涉黑势力所控制。
孙益生后来听说：宇虹第一次进入东钢曾雇用武警看管钢材，严惩内鬼，并疏通政府部门联手对市区周边上百个废钢铁收购点进行清理整顿，取缔吊销一些无证经营业主。
当年，孙益生跟沙厂长都在以电炉消耗废钢铁的炼钢一厂。沙厂长当时是负责原材料的副厂长，孙益生找他了解情况。沙厂长虽然是个善于巴结上级并见风使舵的干部，但工作还是谨小慎微，他后来跟孙益生说了实话：“每年厂里都要建立一个小金库，用来支付一些账外开销，没有六七十万，也有三四十万。去年厂里搞活动，我们赞助了三十多万。”
孙益生听到这里也能领悟其中的奥妙：所谓赞助厂里就是向厂领导个别人表示意思，否则他们在分厂的乌纱帽也就保不住。当然，沙厂长所说的40万只是个保守数字，有多大水分，不发动群众全面揭发清查，谁也整不明白。
孙益生将他调查的情况写了一个报告给厂党委纪委，不久纪委徐荣升找他谈话。
“你反映的情况其他厂可能也会存在，不算个别案子，其实在衡器过磅上和运输环节的问题也不少。我听说有人在大车底下焊上几吨的铁板，过磅的重量比实际废钢铁高出不少，出入库时肯定对不上数。”
听徐荣升这种辩解的口气，他是想将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孙益生不得不向他汇报了沙厂长所说的小金库问题，由于一时性急孙益生说话声音大点。
“我说老孙，你能不能小点声，这种事情是不能张扬的。”徐书记微微苦笑着告诫他。
很快汇报完问题，孙益生等待纪委书记拿出正式的意见。
徐荣升一声不吭地听着孙益生说，直到最后需要表态时还持续了好一阵没有反应。他冷静地揣摩再三，才说：“这件事，厂纪委也需要核实一下，班子也需要再研究一下，没作结论之前，你先不要扩大事态，等一等再说吧。”
这以后有一次孙益生到办公大楼开会，遇到潘凤鸣。潘总拉他到自己的办公室坐坐。
“你们做纪检工作的有事不算成绩，没事才算成绩大大的！”潘总似乎兴致很好，先调侃几句，然后进入正题，“你们一炼钢的那个材料车间刘主任人缘不行，但是工作还是挺认真踏实的，他懂业务会管理，得罪人多了，这次就有人整他想把他裁下去！我们还真不能裁他，能拉就拉一把，谁没点小毛病，再怎么裁也不能把政工干部留下来，把生产业务干部裁下去！”
孙益生知道，这是潘总也是许多高层领导在会后私下里谈话的腔调，跟在台上开会时的措辞严谨、语气轩昂、态度坚决的报告截然相反，不是一回事呀。
后来孙益生在自己所在的一炼钢厂了解到，那个匿名举报人代表了厂内相当一部分群众，想利用揭发材料车间刘主任，来保住刚刚从政工口担任工会主席多年转到业务口来的李孝民。
可惜了这么匿名举报的良苦用心，李孝民当车间的工会主席多年，精简科室以后才从政工干部转到材料车间当副主任。但这次即将到来的精简力度很大，宇虹进入后，一些原来的政工干部即使转到业务上来，也免不了再被裁下去。
孙益生也是政工干部，面临着被裁员的威胁。但孙益生是厂里的处级，接触人多了解的事多，一些高管的私弊也掌握一些，他心里明白在一般情况下上边不会碰他。
李孝民却不一样，作为没有实权的车间党支部书记兼工会主席，虽然给基层职工办不了什么大事，但是小里小去的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都不惮其烦、热心效力、不求回报，因而他在基层具有极好的口碑，深孚众望。
第一次精简科室将六个党支部减至四个，李孝民被作为照顾对象从政工口转到业务口；第二次精简，他在劫难逃以30年工龄48岁的年龄被一刀切内退回家。
李孝民的家，不是一个完整的家：老伴因乳腺癌刚刚去世，留下一大笔为老伴治病欠下的借债；儿子李学锋从技工学校毕业三年了，参军回来才在东钢劳务市场找到一份临时工作。那种起重工种是不需要上技校学习的，只要干上个把月就会把吊车下的钢丝绳挂到钢包上，吊起钢包到车皮上再把钢丝绳卸下来。但是现在工作难找又讲究学历，不花万把块钱从技校毕业，不白白地去工厂实习一年半载的给技校贡献，是不会招进厂里的，何况是一种合同期很短说炒便炒的临时工。
儿子李学锋已经二十六七岁，在技校时就处了一个女朋友，俩人相处三四年感情不错，已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偏偏赶上李孝民下岗，每月只有区区几百元的生活费，还要偿还母亲生前治病留下的债务。
父亲心里郁闷，儿子也愁眉不展，一时难有云拨雾散之时。以前，在厂里实行福利分房的年代，李孝民也分过房子。他从最初一个屋的平房调到筒子楼的一室半：从走廊进门是窄小的厨房，刚刚够转开一个人的身子，然后进大屋十几平方米，再从大屋进小屋才五六平方米。为了儿子即将面临的结婚，他不得不考虑住房问题，但他又无力为儿子购置新房。前几年，厂里实行过半福利分房，按比成本略高的优惠价格分给职工单元式住房，他一是没钱，二是让给其他职工，待到以后再以半商品价格分配住房时，他就没有条件购买了。他认为房地产虚高过热，房价早晚会降下来，但没想到房价这几年却成倍地上涨，他只能望洋兴叹。
人称改开年代有三座大山：医疗、教育、住房，这三座大山压在老百姓的头上好不凄惨。李孝民深陷囹圄对此有亲身感受。
儿子李学锋本来是能够考上大学的，他在初中念书时考试成绩每每都在学年里名列前茅，但因为大学生学费昂贵又不保证就业，只好选择了上技校。结果技校毕业后仍然找不到工作。东发市唯一的大型国企东钢这几年不但没有招工指标，反而还在大幅度地裁员。上技校的学费也不算低，每年也要七八千，实习期间学费照收，还要白白干活将劳动所得奉献给学校。不得已，上了技校，还要花钱托人让儿子参军入伍。入伍两年以后复员，本应享受国家政府正式分配工作的权利，但这一权利已下降为安排到东钢国企当一名短期合同工的地步，只负责交社保医保，至于失业、工伤保险，住房公积金之类的待遇那就别奢望。
老伴久病在床已有好几年，病情严重时住几天医院，稍有缓解就回家办家庭病房。曾为家属工的老伴至今没有养老金，更谈不上享有医保。老伴的病情一天天恶化终于离他而去。现在李孝民的身体也每况愈下，起初是动脉硬化有一定程度的脑梗，后来走路时往前抢，步履蹒跚。儿子让他去医院全面检查，在家吊瓶点水，治一治以免病情扩大，他不听也不去。其实，他哪里不想去医院住上一阵子，好好治疗一下，但家里没有多少积蓄，平日里买米买菜的钱才刚刚够，儿子结婚还要多少装修一下房子，置几样家具、家电。
装修房子也是最简单的规格，只是将从大屋通往小屋的门改为从厨房再开一个小门进入，只是将墙壁用涂料粉刷一下，哪里还能买得起乳胶漆之类。家具是买几块细木工板和贴皮刨花板花点手工，请人打的，比家具市场买现成的要节省一些。家里的彩电已看了将近20年，屏幕图像不太清楚出现了双影重叠，该买一台新的花个一千多块钱就可以了。
实现这些最低的标准，最少也需几万块钱，对李孝民来说，已成为沉重负担。
记得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车间里谁家有些过不去的事：或是家人有病住院，或是遇到红白喜事，或是买个什么大件，他在车间里给人家张罗着或是报给工会讨论补助，或是职工们自己打个会相互帮助一下，就把事情解决了。过去所谓的打个会，就是这个月大家把入会钱集中给一个人，下一个月再给另一个，循环进行，不用利息也不用搭人情，谁也不欠谁的。现在这种事情早就难以实现：工会对职工的补助基本没有多少，没有人抓这项工作，厂里逢年过节批下来点补助费用有限几个钱，俨然撒芝麻盐似的不知能到谁手里，只是象征性的；补助费发给谁不发给谁，全凭行政领导一句话，全凭跟领导处得关系远近，困难的可能得不到，不可能的可能真的得到一笔。
凭着自己的老情面过去的老人缘，李孝民开始走家串户筹措点费用：以前他为别人办事有说不完的话，不说伶牙俐齿巧舌如簧也差不多，现在轮到为自己办事，他感到从来没有这么难为情，这么木纳笨拙，这么难以张开口。
现在穷人多，难事多，后顾之忧多，谁有点钱都不愿轻意撒手。现在的人情薄，各顾各，哪有多少互帮互助，哪有多少有求必应？还好，李孝民以前很少求人，多年与人为善博施济众不求回报，终于恳请别人资助一把，还是有人能伸出救援之手。大家明知他没有多少还款能力，但是你借点，他帮点，一下子也弄到两三万元。
实际装修的时候，很多活儿只要自己动手能干他就不求人不雇人：例如改间壁扒墙、筛沙子和灰、刷涂料这些活儿，他都自己对付着干。只有技术性强一点的活儿，没有工具的活儿，他才外出找人，而且不找大工匠，拖拖拉拉地干了几个月，总算将这个家弄得有个新模样。
但没想到，宇虹入主东钢以后，工人收入开始锐减，工资直线下滑，一线工人以前每月工资加奖金能达到2500元，而现在不过1000多元。到
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波及到国内，东钢厂的生产订单也大幅度减少，更多的工人没活儿干开始放假，放假期间的工资只有300元。而内退职工连300元的生活费也没了保证。
儿子要准备结婚，儿子和对象都被双双裁下来，失去了工作岗位，也就没有了经济收入。自己的生活费也不能正常发放。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这即将筹办的喜事怎么办？
未来的儿媳妇可能对未来的婚房不甚满意，可能是失去工作以后压力太大，便去外地打工，离开了东发市。儿子也不甘心失去工作长年在家坐吃山空，跟对象外出去找零活儿。这样一来，儿子的婚事就放到一边无法如期举行。
往常儿子回家吃饭，李孝民要做好饭菜等候，时而儿子对象也来，他就掂掇着多弄一个菜或加一个汤，油水大一点。现在儿子和他对象都不回来吃饭，他独自一人能将就就将就着对付一顿。有时做一顿饭吃好几天，时常不做菜，弄点咸菜或酱油；买不起好点的菜，他有时临到早市散摊时前，去买点处理的便宜菜或拣点人家扔掉的菜帮菜叶，遇到熟人又怕不好意思，忙解释说家里养了几只小鸡，弄点鸡饲料。
儿子不在家，李孝民每天去附近的心连心公园锻炼身体。跟厂里的退休内退老工人老伙伴在一起聊聊天。大家在一起议论最多的是宇虹入主东钢后厂里的生产形势、工人们的待遇降低，还有宇虹重组东钢至今尚没有将原来的签合同时就允诺的8亿元资金一步直接到位，而是要分期分批地投入。谈到宇虹的无耻欺骗行径，大家一致认为这个私企就是个强盗，就是个流氓无赖；认为宇虹的进入，是在省委省政府大力支持下给东钢职工送来的大灾星；认为东钢职工搞了改制私有化以后，职工不会有什么好日子，不会有什么新的希望。所以一提到宇虹，时时都有诅咒，处处都有骂声。
或许是心情郁结，或许是体力不支，李孝民觉得身体不如以前灵便。每天早晨起来手脚麻木、头晕目眩，偶尔跟老工友提起自己的身体状况，老工友劝他催他去医院做一个CT检查。他说几年前曾做过一次检查，没什么大毛病。老工友告诉他：年纪大了，体质变化快，需要每半年检查一次。他嘴上答应着心里不想去，他知道每到医院看一次病，大夫不是让你检查这个，就是化验那个，不折腾你花个少说三头二百，多说几千块不甘心。他知道现在医院的大夫，无论是让病人检查还是给病人开药，都要吃回扣，他们抓住一个病人不是为其治病，而是为了多一个搜刮的对象而致富。
他不愿去医院，他担心一旦去了医院，很有可能大夫要让自己住院治疗。住院的1000来块门槛费让有医保的病人自己承担，然后才能按比例报销。况且还有许多疗效显著的药物，需要完全自费。他怕到医院，只得自己去药店卖点便宜药，或者到社区医院门诊去打打点滴，他想这样少花点钱，或许能慢慢恢复过来。
其实，他的病情在一天天加重，终于有一天他去心连心公园，费劲地走到那个地势不很陡的坡地，突然整个右半身不能动，全身一下子摔倒在地。一个退休的工友当时在附近学校的操场上锻炼身体，急忙赶过来，还招呼其他工友一起将他送到医院。
静静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点滴架上的药瓶药水正顺着滴管给他输液。李学锋刚从打工的外地回来守候在他身旁。儿子细心地注视着药瓶里的输液一滴滴地往下流，流到快没有的时候，儿子起身去走廊里喊护士换药。中午，儿子到医院餐厅买了粥、馒头和一小盒炒菜，用小汤勺一口口地喂他。
儿子是孝顺的好儿子，只是自己不争气，不但要花钱点滴这些每瓶都几十上百的药，而且拖住儿子外出打工。屋漏偏遇连天雨，穷人的日子怎么就这么难挨。以前欠下的债还没能还上，这次又欠下一笔新债。躺在床上的李孝民，心里凄然感伤比身上的病痛更严重地折磨他。他感觉肝肠寸断，自己的病情来的这么突兀，给自己更给儿子带来了这么沉重的负担，拖累儿子整天在这里伺候自己，什么也干不了。俨然家里遭到大灾，时时是凄风苦雨，以至于是雪上加霜的侵袭，难有风调雨顺吉星高照的幸运转折了。
他每每想到这里，便要求儿子给他办理出院手续，不想在医院呆下去花更多的钱。他拒绝进食，拒绝吃药，拒绝护士来给他寻找胳膊的血管点滴，拒绝大夫来诊察病情配合治疗……
儿子埋怨他：“你就是老心疼钱，你要是早听我们大家的话，发病前平时注意到医院来多检查几次，该点滴就点滴，该服药就服药，也不至于突然间……”
儿子说的是好意，但是他固执己见，坚持回家到社区小医院点滴，一再要求出院。
在医院住了十几天已花去一万多，儿子没敢向他报帐，经同大夫商榷开了些药回家用。于是病情并未完全好转，他仍然不能独立行走，被儿子搀扶着出院打了一辆出租车往家返。
回家以后的日子更难熬，虽然他已恢复到可以自己支撑着一条腿、一只胳膊来带动另一半残腿和胳膊，从床的这头挪到那头，可以自己将就着用小汤勺往嘴里送饭送菜，但他不再能到厨房做什么，不能独自一人大小便。
儿子每天悉心服侍他以后，抓紧时间到市里的批发市场购进几坨冷冻的刀鱼、乌鱼、沙丁鱼，拿到早市上卖。现在有钱人少，没钱的人多，购买力大不如从前，弄点海产品也很难销售出去。除了掉秤损耗，有点效益所剩无几。但总比在家坐吃山空要好些。在家儿子从不跟他谈起当小商贩的艰辛苦涩，却是经常安慰他说如何如何又发了一笔小财，刚进的几坨鱼已经全卖了出去。
但有一次儿子在厨房给他弄点吃的，放在床上的裤子上的手机响了一下，他知道有人给儿子发了个短信，于是勉强把手机掏出来看了一眼，原来是有人在催他还债。
吃饭的时候，他忍住什么都不向儿子打听，吃饭以后儿子出去办事，他又从床的一头挪到另一头，拉开桌子抽屉，找到老伴去世前留下的大半瓶安眠药……
不知什么时候醒过来的，头脑刚有了点意识便听到儿子的啜泣声，听到周围工友来此叽叽喳喳的议论声，他感觉自己又回到人世间，又要拖累儿子遭罪，心里又一次黯然神伤，又一次五内俱裂……
他的战友同事孙益生坐在他的床边，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了许多劝慰的话：“老李呀，你怎么能这么想不开，有什么过不去的来找我呀，给我打个电话也行，千万千万不可以再跟自己过不去啦！现在社会上就是这样，不光是你自己一家遇到难处，全东钢36000人只剩下12000人，其中24000工人、干部都被裁下来，不是都在苦苦挣扎着，都在争取生的权利，为好好活着而奋斗吗？我们不能有了点困难就想到死，我们共产党人要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这几天，东钢人五六千聚集在心连心公园，过几天还要聚结到厂办公大楼，还要排着队在市区的繁华大街上游行示威，来反对宇虹重组东钢，要把它从东钢赶出去。东钢人团结起来力量大呀，你快恢复起来，康复起来，跟大家一起干吧！”
临走的时候，孙益生给老战友老同事扔下一万块钱，说：“这是赞助你的，不用你还。以后缺钱，还会给你一些。”
李孝民深情地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孙益生，嘴里含糊不清的说：“谢谢，不……不用！”
孙益生过来拍拍他的肩膀，感情质朴地告诉他：“为啥不用，有什么不用？不必客气呀！我是你的战友，你的同事啊！”
听到孙益生这样说，李孝民眼含泪花，感慨起来，急于表达却说不出，只能蹦出几个字：“不……不是，是真的党。”
于是李学费替父亲翻译并解释说：“我爸以前曾说过，车间里谁有困难他去帮忙解决，人家感谢他，他说不用谢我，要感谢得感谢共产党。后来国企改制职工下岗吃不上饭，再有困难到处找党找不到，工人们问：党啊，你在哪里？下岗工人想你呀。工人们去工会找不到党，去党委找不到党，去省委、市委、各级政府也找不到党，甚至去北京都找不到党。真正的共产党在哪里呀？今天我爸爸算找到了，孙叔叔，你不仅是他的老战友、老同事、老领导，而且你是真正的共产党！”
3月中旬，宇虹第一次撤出以后，孙益生找到股份公司的人力资源部，将李学锋和他的未婚妻重新安排当了临时工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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