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电影《让子弹飞》，是一部“对立统一”，具有双重性格的电影。
她既像一个实实在在的故事，又像一篇浪漫写意的诗歌；表面滑稽戏谑，其实内涵深蕴；具象的电影语言已经精彩绝伦，而抽象的符号、象征和精神却“隐藏在灯影里”向观众召唤，让观众更加欲罢不能。
就像《盗梦空间》结尾处设置陀螺的悬念引发猜测，就像诺贝尔和平奖评选DALAILAMA、奥巴马这些争议人物引发讨论，猜测和讨论本身没有结局，而《盗梦空间》这部电影和诺贝尔和平奖背后的北欧文明圈却赢得更大的影响力，这是一种“得人心”的术，但是“道”自身的价值，才是决定性因素。
文以载道，电影也载道。我们不能只盯着“术”，认为这是个骗小孩的把戏，而把“论道”虚无化。我们在“论道”的时候，既不能割裂故事情节与内在精神的联系，也不能混淆故事情节与内在精神的区别，这样只能陷入形而上学和相对主义两种极端，论道论个乱七八糟——应该按照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剖析电影。
这不是打官腔，唯物辩证法本身是个好东西，姜文导演又是毛泽东的不记名弟子，他拍摄电影一定也是秉承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无论从坚持真理还是追根溯源的角度，唯物辩证法都应该是剖析电影的指导思想。
一、麻子与骗子的相会
电影中处处是混搭，神父与木鱼混搭，旗袍共墨镜一处。
因为电影的背景时代，是中西冲突的时代，是军阀混战的年代，是革故鼎新的时代，总而言之，就是一个“乱世”。任何一个时代，普遍处在“新陈代谢”的发展与变化中，而“乱世”的特殊性在于，这种发展变化以剧烈的矛盾冲突表现出来，具体表现为离奇的错位与激烈的斗争。
这种离奇的错位，从麻匪劫火车开始，是一种身份的错位，麻匪变成县长，县长变成师爷，师爷变成死人，县长夫人跟麻匪睡觉，护送的官兵被当成麻匪又给枪毙一会。
这种离奇的错位，也是性情的异化，马邦德这只狐狸落入狮子群中，在尔虞我诈与趋炎附势的过程中，逐步套上了革命者的光环。
无论是曹操与华歆，还是毛泽东与康生，权谋政治的最高境界，都是“任天下之智力（管他妈的君子还是小人），（都能）以道御之”，君子“大”在时时刻刻观察别人的优点，小人“小”在时时刻刻观察别人的缺点，无论是“肃反革命”还是“肃谋叛逆”，小人都是权力人物身边必备良药。小人是机会主义的，自然也是孤独的，大人与小人的遇合，甚至往往通过一次跳槽，华歆原本是孙权的臣子，而康生原本也是国际派的骨干，马邦德更是被张牧之劫来的，经历背叛的洗礼，小人再去做几件大人不方便做的脏事丑事，小人“时时刻刻想骗我（张牧之语）”的事情被大人敲打几次，小人就会更加孤独，更加死心塌地追随大人。
小人的存在，并不因为小人的优势正好是大人的缺陷，只不过术业有专攻，真正厉害的权力人物，应该像马基雅维利所说：“一半是狮子，一半是狐狸。”张牧之从麻匪变成县长，再从县长变成一个革命者，狮子的霸气夹杂狐狸的诡诈，经历一个发展的过程，而成长的试金石，正是鹅城的地头蛇，“南国一霸”黄四郎！
二、来者不善啊——你才是来者！
就像花姐对黄四郎的谄媚之言：“县长哪儿能跟您比，他不过是流水的县长，您才是铁打的老爷！”
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物博”给中国的富裕、强大与辉煌奠定了物质的基础，而“地大”却给中国的统治与发展带来重大困扰，“流官”即异地任官制度，确保中央集权政府对统一国家的控制，但是庞大国家的地域多样性却导致语言风俗不通的县长必须与当地的豪绅老爷合作，才能进行统治，这就构成了掌握上层建筑的官僚和经济基础的地方实力派的二元政治，官僚向国家负责，而地方实力派掌握实际权力，这种二元政治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动员能力的发展与进步。
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是在“帝国主义剥削秩序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以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为形式、手段，以提升国家动员能力为内容、目的的大变革，在变革中，地方实力派作为旧势力，被国民党和共产党以相反相成的形式“联手”打倒，经过毛泽东整风运动锤炼，具有更强动员能力的中共，被历史选择，成为新中国的建立者。
不过，张牧之就任县长的时候，是1920年，五四运动后一年，中共建党前一年，“鹅城，黄四郎是老大”，至于县长张牧之，“在百姓眼里是县长，在黄四郎眼里，就是跪着要饭的。”
此时的县长张牧之，初步具备一个革命者的人生观与方法论，从人生观的角度，他声称“老子从没想过要刮穷鬼的钱”——当然这是当时“百姓成穷鬼，没油水可榨”的尖锐的阶级矛盾所决定的。从方法论的角度，他已经初步懂得利用尖锐的阶级矛盾，利用逼仗势行凶的武举人磕头，勒令群众不许下跪，说要给鹅城一个公平，从而树立自己作为县长的权威。
但是，此时在黄四郎眼中，张牧之只是一头狮子，霸气外露，只有找死的份儿。他设计让武举人与胡万一正一反，一唱一和，逼死张牧之的义子老六——武举人那句“快！让大家看看是一碗还是两碗”告诉我们，有人在捧你的时候，一定要对他的立场清醒，来自对立立场的捧，也许就是杀！
黄四郎的评价，是对于张牧之现实状态的正确估计，却是对于张牧之潜在力量的错误估计，时势造就人物，亲人惨死，那份切肤之痛，迫使他抛弃幻想，面对斗争，他将糅合狮子的霸气与狐狸的诡诈于一身，以道用术，以术造势，以势行道，将黄四郎连根拔起。
“你不就想做老天爷么？这跟收拾黄四郎有什么关系。”
“老天爷都能当，还收拾不了一个黄四郎？”
行什么道？道便是通过革命实践的人生使命，是私心与公义的对立统一体，对于张牧之来说，既是收拾黄四郎报私仇，又是做老天爷为民除害。
就像毛泽东，他的人生使命，既是缚国民党之苍龙，又是“以其道易天下”（梁漱溟语）。
从这个角度来说，张牧之就是毛润之（玉龙堂主郭骏大哥语），毛润之就是张牧之！
三、鸿门宴
当黄四郎听说张牧之没有被吓倒时，他发现，自己小看了张牧之，于是，他决定先礼后兵，先摆个鸿门宴麻痹张牧之，再决定是斩首还是收下当狗。
什么是鸿门宴？项羽请刘邦。
项羽是谁，是推翻暴秦的“革命者”，却因为旧贵族的阶级属性蜕化成时代的反动派，最终被新的革命者刘邦取下项上人头，高挂曲阜城楼。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也是一样。
而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一个具有豪绅背景的，旧革命的革命者，新时代的反动派黄四郎在碉楼迎来更具革命性的革命者马县长（张牧之）以及身边的机会主义分子汤师爷（马邦德）
碉楼宴会，糅合黛玉晴雯子的惊艳和血溅幕布的惊悚，而以黄四郎、张牧之、马邦德三人的尔虞我诈作为主线，堪称电影台词艺术的经典之作！
其间，张牧之为老六报仇的意图早已坚定，只是在当时尚存有“怎样报仇”的机会主义倾向，而搜刮黄四郎的钱也是个不错的方式，不断咄咄逼人，不求立竿见影，但求试探黄四郎的底线与底细；黄四郎则故技重施，装穷，还将祸水引向“麻匪”，对张牧之一方的底线与底细进行反试探，并试图分化张牧之和马邦德。马邦德则虚与委蛇于双方之间，试图八面玲珑，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大人有大人的威，小人有小人的能。黄四郎通过让三个人自杀立威，张牧之通过让弟兄们潜入碉楼立威。马邦德则通过夸张自己的胆小好色使自己的形象渺小化，因为小，才足以自保，这种装糊涂的手段被黄四郎看穿，直赞一句：“高！”
但是，真正让黄四郎“相见恨晚”的，是张牧之。
第一、张牧之有枪杆子作为后盾，他的弟兄人数虽少，但是极有执行力和忠诚度。
第二、张牧之有胆量赴鸿门宴。
第三、张牧之在尔虞我诈中，体现非凡的应变能力。
第四、张牧之敢阻止他杀黛玉晴雯子，说明他敢于斗争。
第五、能够斗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更已经站在自己对立面。
同志们，卧榻之侧，岂容这么危险的人物睡觉！
四、现在官倒是到手了，你倒这么走了！
真正厉害的权力人物，神坛上的他们也许高高在上、恩威难测，但是走下神坛的他们依然是人，而且其私生活与精神世界也许更丰富多彩（谁能想象毛泽东会给手下的卫士修改情书？！），他们的霸气外露通过外露消灭，取而代之的是幽默风趣，谦和平易，他们也有普通人的欲望，只不过斗争降临时，欲望一定会被抛弃掉，因为历史的发展与电影的发展都证明，欲望抛弃不干净的，一定输！
张牧之在酒宴上咄咄逼人，既是试探黄四郎的底牌，也知道自己的底牌也同时展示出来。他知道黄四郎一定会出手暗杀，因此没有到自己的卧室睡觉，引君入瓮。
但是，他事先没有通知县长夫人，结果，县长夫人在睡梦中被黄四郎派来的胡万乱枪打死，为什么？是张牧之疏忽么？张牧之这么精细的人怎么可能？
县长夫人，就是张牧之在瓮中放置的诱饵！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张牧之对于县长夫人被杀，抱着间接故意的主观态度。
大家读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张牧之很邪恶，很不地道？但是政治斗争没有正义邪恶之分。
政治斗争的内在本质是“僧多粥少”，政治斗争的外在形式是“党同伐异”，“党同伐异”的标准，是以我为中心的亲疏远近关系。能够把自己人搞得多多的，把别人的人搞得少少的，能够把党同伐异的圈子搞得大大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每个政治势力的理想追求的“最正义、最地道的政治斗争”。
但现实情况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矛盾尖锐，斗争激烈，需要作出抉择，需要牺牲，舍远人保近人，舍小利谋大局。县长夫人，比之六爷更加疏远，张牧之要给自己的义子报仇，摆在第一位，这个萍水相逢、又有些水性杨花的妓女的性命，在双方剑拔弩张，张牧之急需引黄四郎出手，让黄四郎露出破绽的情况下，当然可以被舍弃掉。后来黄四郎的替身杨万楼，也是死在政治规则之下的另一冤魂。
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广大的女性朋友们，天下不会永远太平，太平中也会有些不太平，为了避免县长夫人的悲剧，千万别玩“萍水相逢、水性杨花”那一套，机会主义害死人啊。
县长夫人之死还有一个次要作用，便是试探“汤师爷”，张牧之可能早就感觉到“汤师爷”骗了自己，偷钻石，抛下自己与县长夫人幽会，都加重张牧之对汤师爷的怀疑。
荣辱与共，肝胆相照，是对于兄弟而言的，是对于君子而言的。对于我们必然遇见的广大的小人队伍，这就显得理想化了。面对欺骗，不可能消灭，只能打击，在没有造成致命伤害之前发掘出来，作为敲打警醒当事人的金箍棒，在具有防奸锄奸能力的前提下，欺骗的记录，恰恰能成为孙猴子头上的“紧箍咒”，驾驭小人而不被小人暗算。正好比张牧之和马邦德的一次对话。
“你以前骗过我，要是再敢骗我。。。。。。”
“明白，脑袋搬家。”
五、你学我抱着夫人哭的时候就想到这招了！有粗有细啊！
世界上装什么最难，装笑容易，装严肃容易，装愤怒容易，但是装哭最难。因为一般人都试图隐藏自己的伤痛、胆怯，表现自己的快乐和坚强，宁愿逞强，不愿示弱。
电影和话剧中，演员最厉害的表现就是“说哭就哭”，此时此刻，便能够马上融入角色彼时彼刻的情感中，这是电影、话剧表演的需要。
人生同样是舞台，人生的剧本会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而变化，人的立场必须坚定，因为不坚定立场，说话办事就没有信用，没有信用就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人微言轻不给力！但是，具体的表现方式、工具、手段可以也应该随着局势的变化而变化，人在不同的场合下，应该学会扮演不同的角色，能“逞强”固然需要一个人有底气、有底牌，能“示弱”，更是一个人实力的象征，这份实力，是曾经沧海后的豁达，体验过人生的低谷，自尊不再是外表的装饰，而是战胜自我的动力，即使是刻骨铭心的伤痛，也不再煎熬内心，而能为我所用，博取同情，麻痹对手。
能“逞强”，能“示弱”，便能上天入地，遇水化龙，唯我独尊！
张牧之，便是这样的人物！
六、我怎么觉得，刚开始呢！
张牧之借夫人之死，绑架黄四郎和城南两大豪绅，却发现绑架的是黄四郎的替身。
“张麻子你真是没羞没臊，玩砸啦！！！”
“我怎么觉得，刚开始呢。。。。。。”
革命乐观主义，是一种历经磨练后的成熟，是一种曾经沧海之后的成熟。对于这种人而言，他们能够胜不骄，败不馁，不是因为他们刻意克制成功的喜悦，克制失败的沮丧，而是在他们看来，成功和失败，优势和劣势，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成功时，他们懂得提防失败的隐患，失败时，他们懂得把劣势转化为优势，反败为胜，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本质上是唯物辩证法的思维。
革命者和反动派的方法论，本质上的区别，是是否坚持唯物辩证法，这在这场鹅城斗法中初步表现出来。
反动派是旧秩序的守护者，对于社会的固有矛盾，采取的是放任主义，或者折中主义、调和主义，而革命者是旧秩序的破坏者，对于社会的固有矛盾，凭借智慧与勇气因势利导，作为破坏旧秩序、建设新秩序的力量源泉。
国民党为什么是反动的？他们在革命的大环境下放任社会矛盾，调和社会矛盾，搞分化，搞平衡，扼杀革命力量，维护表面上的太平。
共产党为什么是革命的？他们在革命的大环境下，抓重点，发动最具有革命倾向的阶级群众的积极性，形成一股强大的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洪流。
在电影中，张牧之带领兄弟们四处发钱，一方面是通过这样的“娱乐行动”，进行组织内部建设，进一步团结马邦德，在麻匪的真实身份被花姐发现后，张牧之也没有去“扼杀”她，反而通过发现并调动她和黄四郎的矛盾，把她发展进革命的队伍。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发钱行动，通过鹅城百姓的惊喜欢呼，初步考察了鹅城尖锐的阶级矛盾，没有调查，可就没有发言权哦。
然而，黄四郎所做的，只是派自己的手下，冒充麻匪奸淫民女，在手下与张牧之双方激战时，出现在马邦德面前套真相，意图分化革命队伍，但是，张牧之的兄弟们依然团结，花姐成了小凤仙，马邦德继续装糊涂，张牧之这个来者越来越不善。这就说明，放任矛盾和引导矛盾，调动出来的力量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是第一轮鹅城斗法，黄四郎失利的潜在因素，更是第二轮鹅城斗法，黄四郎被连根拔起的决定性因素。
蒋介石有CC和复兴社，CC和复兴社存在的最大意义不是革命的力量、给力的力量，而是相互制衡的力量，蒋介石并不信任任何一方。当胡万失踪，麻匪绑架豪绅事件后，黄四郎想到的，不是胡万已经牺牲，而是胡万投靠了张牧之，这是由于自己不给力、不团结，对方给力、团结导致的自卑与不信任。
胡万冒充麻匪在城里抢劫，原本是黄四郎安排的“危机政治”，意在搜刮百姓，也被用来暗杀县长张牧之。张牧之从胡万口中得知此信息后，便反其道而行之，带领兄弟“劫富济贫”，动摇黄四郎的生财之路，黄四郎为了维护生财之路，就派人冒充麻匪继续反其道而行之，“搞乱他们”，不仅分化张牧之兄弟，更将麻匪的美好形象“拨正反乱”。
经过这么拨乱反正再拨正反乱，双方在麻匪问题上的立场达成共识，双方的共识（博弈论中的共同认识：我知道你的策略，你也清楚我知道你的策略，反之亦然）是：张牧之会继续发钱搞内部建设，美化麻匪形象，而黄四郎会继续抢钱破坏其内部建设，破坏麻匪形象。
但是，黄四郎面对张牧之革命队伍的成长，内心是恐惧的，他急于除掉张牧之。因此，他决定变换策略，不抢钱，杀人！但是，张牧之对于他的变招了然于胸，因为张牧之看到此消彼长，而黄四郎对于张牧之的变招却一无所知——因为他不知道胡万已经死了，还以为胡万投靠了张牧之！
胡万乔装麻匪暗杀县长，绑架行动因为黄四郎的替身功败垂成，张牧之基本上都处在下风，但是张牧之秉承革命乐观主义，巧妙运用辩证法，在两派麻匪打来打去，通过炒作使麻匪问题成为鹅城的焦点问题，在这个情况下，让“胡万就是麻匪、麻匪就是胡万”的真相公诸于众，使黄四郎陷入极大的被动中，认输付钱，使马邦德彻底依附。
一切刚刚开始，因为这只是战术上的胜利，在下一轮鹅城斗法中，张牧之会在战略、战术层面上结合运用辩证法，将黄四郎连根拔起！
但是，连根拔起本身，重不重要？值不值得？
七、“调和主义”还是“不断革命”？！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流血牺牲。
理性之于感性的意义，不在于代替感性，而是为感性服务，通过成本收益的考量，使利益最优化，对于个人利益是这样，对于集体的利益，就更加重要。
老六的仇，要报，难道其他兄弟的性命便不是性命么？
因此，对于是否把黄四郎连根拔起，张牧之内心是矛盾的，而他从一开始设定的方针，是让黄四郎出钱赔偿老六的性命——以及夫人的性命。
黄四郎拿出了一百八十万两银子，张牧之冒名顶替一事又通过张牧之、马邦德联手忽悠过去，占了上风，“报了仇”的张牧之一方，确实是想采取调和主义，“绽颜消宿怨，一笑泯恩仇”的。
毕竟是“骄兵必败”，他们错误估计黄四郎，黄四郎作为既得利益者，被割去一百八十万两银子，肉疼，但是黄四郎依然拥有枪杆子，丢了钱，也能夺回来，顺便还能刮到城南两大家族的钱。
张牧之中伏，虽然最终消灭敌人，杀了假麻子，老二被假麻匪杀害，马邦德被地雷炸成两截。
我们可以从马邦德的临终遗言中看到，君子和小人能够接近，能够掏心窝子，但是不可能同化，不可能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只可能在恐惧与利用中使矛盾运动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马邦德之死，是通过死亡，把这个矛盾消灭掉，和光同尘。
那么，张牧之与黄四郎的枭雄逐鹿呢？能不能通过赎买调和呢？
更不可能！
你给钱，或者不给钱，矛盾就在那里，不增不减。
我滚蛋，或者不滚蛋，矛盾就在那里，不生不灭。
你和钱对我都不重要，但是，没有你，对我很重要。
因为，只有矛盾，才能消灭矛盾！
八、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张牧之带领兄弟们回到鹅城，他不仅有必死的决心，也有必胜的信心，因为哀兵必胜！
哀兵必胜，是《老子》的朴素辩证法。
《老子》中还有一段话。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
“人之道”是什么，是阶级社会的剥削秩序。“天之道”是什么，是革命。“天道”与“人道” ，互为前提与结果，在对立统一的运动中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可以说，老子的这番话，点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然”，至于“所以然”，详见“唯物史观”。
鹅城的阶级矛盾已经到了尖锐的地步，百姓已经成穷鬼，正是革命的前夜。发动群众，开展革命的“核心”呼之欲出，那便是张牧之。
未必是英雄造时势，更是时势造英雄。
张牧之发挥主观能动性，运用辩证法，借助黄四郎的贪婪，激化阶级矛盾，将手无寸铁的穷鬼转变成觉醒的革命群众，通过斩杀黄四郎的替身，砍了黄四郎的威风，打消革命群众的顾虑，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引向碉楼，摧毁了反动派的城堡。
但是，张牧之的主观能动性，必须通过客观的阶级矛盾实现，最终还是为客观的阶级矛盾发展所服务，为人民服务。
“县长，这把椅子归我了。”
“哦。”
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
知行合一，张牧之以其道易鹅城，通过鹅城革命，张牧之也得道了，毕竟曾经沧海难为水，当惯了革命者，再回去当官，不习惯了。
九、火车里和火车外
“安”字，上面一个宝盖，下面一个女字。
一个男人，是矛盾的，需要奋斗，但是奋斗就一定不轻松，因此男人也需要安逸，而女人的存在满足了男人对于安逸的需求。男人追求安逸，就可能失去奋斗的精神，男人追求女人，就可能动摇兄弟立场。这是人性的矛盾，也是每个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从凝聚趋向涣散的人性根源。
革命胜利，新的秩序建立，老大反而会更加孤独，更加感慨“队伍不好带了”。
电影的结局颇具浪漫的象征意义。
戴着帽子，穿着长衫，留着长发的“黄四郎”在火车车尾。他是谁？黄四郎难道没有死？
黄四郎一定是死的，但是碉楼炸毁之前，他把自己最珍贵的帽子抛了出去。帽子是什么？我们常说扣帽子，就是把一个阶级属性扣给一个人，肉身毁灭了，但是阶级属性不会消亡，始终会有新的一批人，成为新的剥削阶级，成为新一轮革命的目标。
老三喊的“上海就是浦东，浦东就是上海”是什么意思？
上海，是中共建党所在，是文化革命的重要舞台，而浦东，是邓小平南巡推动改革开放的重要舞台，前者，是“体制外”的革命，而后者，是“体制内”的改革，无论革命还是改革，都具有发展的意义。
体制内外，革命和改革，不是孤立存在毫无联系的。
革命者，往往源自旧体制，张牧之出自满清的讲武堂，中共领导人多是民国风骨。
改革者，也必须跳出体制，借力于外，毛泽东、邓小平，都是跳出体制，才实现他们追求的大变革。
大哥在火车后面追逐，是看到了新的“黄四郎”，他需要和火车斗一番，来拯救火车中的兄弟，与内心的信仰。
火车里的老三，和火车外追逐的大哥，其实也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
联系在于，大哥会被当成体制的“钟馗”，搬上火车中的神坛供奉着，老三也会跳出火车骑上马，催促火车又好又快地运行。
区别在于，大哥和老三也许会来一场龙虎斗，也许火车再一次翻车，再来一次革命的循环，也许火车经历风口浪尖，“拨乱反正”的，正是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三。
这不是病，这是命，我们的命找我们来了，只能从命！
后记：好？还没好透！
姜文导演对于电影的结尾是这样看待的：未必是张牧之被兄弟们抛弃了，而是兄弟们成长了，觉悟了，反而走到了前面，能够喊出“上海就是浦东、浦东就是上海”这句话，有变革气息的老三，总胜过“长亭外，古道边”的纸醉金迷。
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不是简单的循环，而是形式上的回归，内容上的进步。生产力从低到高，公平正义得到更大程度的体现，人类活动从自发趋向自为，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这是无数先辈勇于面对矛盾，调动智慧引导矛盾，解决矛盾的成就。
体制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如今所谓最好的体制，也是建立在大量的“美元债务”对本国的阶级矛盾进行调和的基础之上，也许，这是最平安的地方，也将是最危险的地方。而充满矛盾冲突的地方，恰恰将是最有希望的地方，那就是生我们养我们的地方。
学会担当，学会思考吧！勇敢面对矛盾，调动智慧引导矛盾，解决矛盾！也许此时此刻的行为是积极意义的，换到那时那刻却是消极意义的，使我们跟毛泽东一样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但是，时代因为我们而进步，时代因为我们而伟大，我们的实践便永不虚无！！！
在此，奉上九四版《三国演义》电视剧的片尾曲《历史的天空》，作一个应景的结尾。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
湮没了黄尘古道，荒芜了烽火边城，岁月啊你带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
兴亡谁人定啊，盛衰岂无凭啊。一夜风云散啊，变幻了时空。
聚散皆是缘啊，离合总关情啊，担当生前事啊，何计身后评 。
长江有意化作泪，长江有情起歌声，历史的天空闪烁几颗星，人间一股英雄气在驰骋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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