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儒敏：把国民“文学生活”纳入研究视野
内容提要 记者：《人民日报》 曾发表您的专论《关注我们的“文学生活”》，呼吁文学研究要关注“文学生活”。不久前，您又发表长文 《中国国民的“文学生活”》。关于“文学生活”，您能具体阐释其涵义吗?
学者温儒敏
最近，山东大学文学院发起国民“文学生活”调查，试图突破现当代文学研究陈陈相因的“内循环”格局，把普通国民的文学阅读及文学消费纳入研究的视野。此举引起学界评论界的关注。本报记者为此专门采访了山东大学特聘“文科一级教授”、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温儒敏先生。
关注“文学生活”，突破文学研究“内循环”
记者：《人民日报》 曾发表您的专论《关注我们的“文学生活”》，呼吁文学研究要关注“文学生活”。不久前，您又发表长文 《中国国民的“文学生活”》。关于“文学生活”，您能具体阐释其涵义吗?
温儒敏：通常说“文学生活”，大家都会有自己的理会，但作为一个学术性的概念，“文学生活”主要是指普通国民的文学阅读、文学消费、文学接受等活动，也牵涉到文学生产、传播、读者群、阅读风尚，以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文学渗透的现象，等等。所谓“普通国民的文学生活”，是相对专业的文学创作、批评等活动而言。我们的研究主要关注普通国民的文学生活，或者与文学有关的社会生活。“文学生活”这概念既是文学的，又是社会学的，二合一，就是文学社会学。
记者：年初，您所任教的山东大学开展了关于“文学阅读与当代生活”的大型调查，这与您呼吁重视“文学生活”，有什么联系?
温儒敏：2009年9月在武汉召开的“现当代文学研究60年研讨会”上，我就提出过研究“文学生活”，主张走向“田野调查”，了解一般读者的文学诉求。去年我到山东大学任教，和文学院同事黄万华、郑春、贺仲明等讨论学科发展，大家都认为对当前社会“文学生活”的调查研究，可能是一个学科生长点，也是一个现当代文学研究突破口。山大的文科原来很强的，这些年有些平面化了，学科建设如何突破原来的格局，发挥新一代学者的潜力?那就要寻求新路，有一部分课题可以和社会生活联系更紧密一点。大家对现有的文学史及现当代文学研究有些不满，主要是陈陈相因，只在作家作品———批评家(文学史家)这个圈子打转，很少关注社会上普通读者的反应，我称之为“内循环”式研究。其实普通读者的接受构成了真实的社会文学生活，最能反映作品的实际效应，理所当然要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我们设想从“文学生活”的调查研究入手，把作品的生产、传播，特别是普通读者的反应纳入研究视野，让文学研究和教学更完整、全面，更有活力，这既可以为文化政策实施提供参照，又为学科建设拓展一个新生面。
记者：能具体介绍一下这次关于“文学生活”调查的成果吗?
温儒敏：上学期山大文学院组织过一次“文学生活”的调查，除了现当代文学研究所的10位教师，还动员全院数百名同学参加，利用寒假到十多个省市进行问卷调查。第一批调查报告包括9个选题：《农民工当代文学阅读情况调查》(贺仲明)、《学校教育背景下的大学生文学阅读状况的调查》(黄万华)、《近年来长篇小说生产与传播的调查报告》(马兵)、《网络文学生态的调研报告》(史建国)、《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接受情况调查报告》(张学军)、《当下文化语境中鲁迅作品的阅读与接受》(郑春 叶诚生)、《金庸武侠小说读者群调查》(刘方政)、《城市白领文学阅读情况调查》(程鸿彬)、《影视互动及观众接受情况调查》(丛新桥)。这 9项调查已大致完成，前7项以“文学生活”专题研究形式，集束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8期。这些成果还只是探路子的，下一步我们准备扩大调查的面，收集足够的数据，使调查更扎实可靠。这项工作需要一些物质支持，我们正在申报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课题，也希望学术界评论界有更多同好者参加。
大学生文学阅读状况不如小学生，是语文教育的悲剧
记者：你们这次调查显示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状况：农民工的文学阅读高于普通国民的阅读状况，而且年阅读作品较多的读者，更倾向于阅读网络作品，被当代文学所历史化和经典化的作家作品阅读状况并不理想。这样看来，农民工与当代文学似乎既亲近又遥远，您如何看待这一状况?这对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有什么启示?
温儒敏：那是贺仲明教授主持调查，在大型企业、建筑业和城市摊贩等行业的2000多农民工之中进行问卷，结果“每年文学作品阅读量”是：读1-4本的占46.3%，读5-10本的占19.5%。这明显高于一般国民人均读书4.53本的阅读量。而且农民工的数据是单指“文学阅读”。另一项调查(黄万华教授主持)也表明：业余时间较多用于阅读文学作品的农民工比例为14%，高于职员阶层的12%和学生的10%。什么原因?是农民工的业余文化生活比一般城市居民单调，缺少选择性，阅读便成了主要的选择之一。但调查又表明，农民工读的主要是网络文学，居然占全部阅读的84%，纯文学(特别是纸质作品)的比例是很少的。除了上网，农民工“读过的文学期刊”范围很小，《故事会》占68.8%，《读者》占53.2%，其他也是《知音》一类通俗刊物，当代文学在农民工的阅读中只占极少量。调查之后的研究认为，农民工的文学阅读大都停留在中学语文曾涉及的范围，当代文学对农民读者是缺少吸引力的，他们与当代文学的关系相当疏远。以往人们对农民工的文学阅读可能有这样那样的想象，有了调查的数据材料，就有比较实在的看法了。对其他阶层的“文学生活”也是如此，只有先靠调查，摸清状况，然后才谈得上研究。
记者：调查中还显示出这么一个结论，认为中小学生和大学生的文学阅读存在纵向上的偏至与下滑，大学生的文学阅读状况可能不如中学生，中学生的文学阅读状况可能不如小学生，您如何看待这一纵向上的差异?
温儒敏：很明显，是由于应试教育的负面影响。小学相对影响轻一点，课外阅读的情况就好一点。阅读量一般到初中二年级，就开始下滑，因为初三就要中考，接着高中要全面应对高考，家长老师都不让学生读“闲书”了，学生几乎就只读教材教辅。中学语文课也是老师讲得多，讨论多，唯独是学生自己的阅读少。阅读对于人的成长太重要了，说得极端一点，宁可不上语文课，也不能不读书。可是现在的中小学受制于中考和高考，多做题，少读书，学生中学毕业了，读书的习惯和爱好并没有培养起来，这是语文教育的悲剧，离天天挂在口上的“素质教育”远着呢，对千百万青少年一生的发展都会有负面影响。这些调查也坚定了我对课改的认识。所以我提出：“让语文教学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让课堂阅读教学往课外阅读伸展，让课堂内外的阅读教学相互交叉、渗透和整合，联成一体。”“在应试教育还不可能完全取消的情况下，学生最好还是要兼顾一些，除了‘为高考而读书’，适当保留一点自由阅读的空间，让自己的爱好与潜力在相对宽松的个性化阅读中发展。”
从关注“语文教育”到“文学生活”：学术工作应更贴近社会
记者：近十多年来，您一直非常关心中学语文教育和大学语文教育，参与基础教育的语文课程改革，主持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的修订，还编写多套语文教材，也接连出了三本谈教育的集子。从文学史研究转向教育的初衷是什么?
温儒敏：我在大学教书，常常给本科生上课，看到大学生的读写能力每况愈下，更严重的问题，是没有读书的习惯，即使读，也就是一些流行读物，所谓素质教育只是空谈。大学教学的很多问题，其实是和中小学连带的，所以大学的老师也要多少关心一下基础教育。再说，我所从事的现当代文学史研究，和语文教育有密切的联系，我们有责任考虑自己的研究对于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影响。所有大学中文系，包括像北大这样的综合大学的中文系，都应当适当关注中小学语文课程改革，这是我们学科的“题中应有之义”。事实上，过去的大学中文系许多著名的前辈学者，都曾涉足中小学语文，为中小学编教材，参与语文教学的讨论，在这个领域有过不可替代的贡献。但是现在大学学科分工越来越细，每个学者都抱着一块做文章，加上高校的学术管理体制鼓励偏向所谓“研究型”，教授们哪里还有精力放在中小学或者大学的语文上?即使在一些师范大学中文系，与中小学有关的学科(比如“教学论”)也被看做学术“含金量”低，是被边缘化了的。这很不正常，是我们的学术脱离实际的病象之一。有感于此，最近十多年我就用部分精力关注语文教育，鼓励和带动北大部分老师投入这方面，培养语文教育的博士生硕士生。语文教育的改革，主力还得靠师范院校和一线语文教师，我并没有“转行”，只是兼顾，为社会尽点责，敲敲边鼓就是了。
记者：您主政北大中文系时，提出“守正创新”的观点，把“守正”放在“创新”的前面。在很多场合您也提到教育的一大问题在于“多动症”，这引起了一些误解，您能为此多说几句吗?
温儒敏：现在教育界到处都搞各种各样的“改革”，还有各种各样的“项目”、“课题”、“工程”，名堂极多，目不暇接，说是繁荣吧，可是效果不见得好，反而搞得人心浮动，沉不下心来做教学研究。教育有滞后性，不能老变动。即使做些改革试验，也要有个过程，跟踪多年才能下结论。可是上级主管部门往往为了显示政绩，搞“教育的GDP”，于是便上上下下都“多动”。学校领导如果自己有主心骨，才能意识到“多动症”的祸害，尽量去抑制。我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9年，针对“多动”，提倡“守正创新”，在比较艰难的条件下，教学科研以及课程建设还是维持在较好的水平。这也得益于北大的宽容，校方没有逼着我们“多动”。全国大学的中文系几乎全都“升级”为学院了，我说不必去跟风，不必在“名堂”上下工夫。办教育和办工厂不一样，需要积累，不宜变动频繁。我把“守正”放在 “创新”前面，是想说明继承优良学术传统的重要性、基础性，不赞成浮躁的教育“大跃进”。我们能做的不过是要坚守最基本的人文道德精神，并且将之付之于积极的建设。
记者：作为与您同时代人的钱理群，在基础教育中挣扎了很多年之后，忽然“告别教育”，对于从教育内部改革教育失去了信心。这么多年对教育的关注关心，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温儒敏：我和老钱是同门同学，了解他是理想主义者，是很有热情和激情的学者。多年来他为教育事业包括基础教育，奔走呼号，做了很多事情。他提出要“告别教育”，我想只是愤激之词，他在推行一些新的教育理念时，碰到巨大的阻力，想退而从外部来“攻打”。这份心思很可以理解，我想他并没有失去信心。课改十年，阻力巨大，成效不见得那么大，但很多新的教学理念开始为公众所了解了。这一点还是要肯定。用一句俗话来说，教育改革是个“系统工程”，得整个社会多方面入手来做，内外的工作都要有耐心，步步为营，稳步挺进。有时恐怕还要有些平衡，进两步，退一步。具体到个人，则尽量少抱怨，从我做起，能做一点就是一点。我曾经在《温儒敏论语文教育》一书的封底写过这样一句话：“在中国喊喊口号或者写些痛快文章容易，要改革就比想象难得多，在教育领域哪怕是一寸的改革，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光是批评抱怨不行，还要了解社会，多做建设性工作。”
从关注“语文教育”到“文学生活”，我都是一个思路：希望自己从事的学术工作更贴近社会。
原载：《文学报》2012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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