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是灵魂的工程师。”诚然，文艺作为人类创造的特有审美形态，与生俱来就有着塑造人、影响人的功能。从历史来看，军事文艺始终与人民军队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水乳交融，用一部部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高高扛起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精神大旗，与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紧密相连，深刻影响着一代代官兵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
今天，在多元化的文化生态里，如何通过艺术再现人民军队的苦难辉煌，彰显我们民族的精神脊梁?如何通过文艺的力量，让我军的优良传统和精神基因在当代影响更多人?这些都构成了军事文艺工应该思考的时代课题。近些年来，著名军旅作家王树增把目光聚焦于红军长征、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其作品在全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相信他的思考和感受能给读者诸多启示。
——编 者
一
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无数艰难困苦，但我们都挺过来了、走过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柱。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作为一名军旅作家，在近40年的创作生涯中，我始终要求并力争使自己的作品属于我们这个国家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先进文化。15年前，在动笔写作长篇纪实文学《朝鲜战争》前，我不断地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写这部书?读者为什么要读这部书?带着这些问题，我去见了当年志愿军第38军112师335团团长范天恩。1950年冬，在著名的松骨峰阻击战中，范天恩的团子弹耗尽，官兵用身体死死拖住美军，直至双方在美军投下的燃烧弹中烧焦。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年迈的范天恩回忆起残酷的战斗，只有一句话：“真正打起仗来，英雄是那些士兵。”士兵，战争中最普通、最重要、最大数量的人，他们成为我写作《朝鲜战争》的唯一动因。那些在极其艰苦的战争条件下进行了举世无双地英勇作战的志愿军士兵，每一个人都那么年轻却可以牺牲得惊天动地!今天生活在和平与幸福中的所有中国人应该记住：记住我们的民族有过如此优秀的儿女，记住我们的军队有过如此不屈的精神。他们与我们血脉相连，因为我们走在同一个民族的历史里。正是缘于此，我在写作《朝鲜战争》的过程中不断想及：如果今天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面临危机，年轻人是否能像当年的志愿军官兵一样奋不顾身、挺身而出?是否能像当年的志愿军官兵一样面对世界上最惨烈的战斗英勇无畏献身祖国?
二
长征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长征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留下的是：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以及无与伦比的勇敢。这些都是可以创造人间奇迹的精神。物质和精神是认识生命过程中两个互相依存但处于不同空间的要素。前者是须臾的，后者是永恒的;前者是脆弱的，后者是坚实的;前者是杂芜的，后者是纯粹的。支撑生命最可靠的力量不是物质而是精神——小到决定一个人人格的优劣，大到决定一个民族和国家文明的兴衰。直到现在，我每次去长沙的时候，都要到小东门附近去看看，因为我知道一个英灵数十年来长久地守望在那里。在惨烈的湘江战役中，负责在队伍最后阻击的红34师在完成任务后陷入重围，全师官兵大部分牺牲，师长陈树湘负伤被俘。国民党军士兵奉命用担架把这位红军师长抬到长沙城示众。在崎岖的田埂上，抬担架的国民党军士兵突然踩到了什么东西，脚下一滑差点跌倒。原来陈师长把自己腹部的伤口撕开，把肠子掏出来扭断了。宁死不低头的红军师长陈树湘那一年24岁。敌人把他的头颅割下来，挂在长沙小东门的城墙上。陈师长是长沙人，参加过井冈山和赣南、闽西地区的游击战争，他多病的母亲和瘦弱的妻子就住在那颗头颅前面那条名叫瓦屋的街上。红军师长陈树湘用这种方式回到了他的亲人身边。我们的红军前辈们坚定的革命信念和为穷苦人争取自由平等的梦想，是他们所渴望的生命归宿，是他们对精神家园的固守和依归，为今天某些在纷繁多变的生活中“魂无定所”的国人提供了最宝贵的精神样本。长征是突破了国度、阶级和政治界线的人类精神的丰碑。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人，无论持有何种意识形态，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给予人类的精神财富是走向理想所必需的永不磨灭的信念。这就是我之所以写作《长征》的重要原由，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有理由读懂中国工农红军所进行的长征。
三
武器简陋、兵力不足的军队，对抗拥有现代武器装备的兵力庞大的军队;数量不多、面积有限的解放区，最终扩展为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共和国。发生在1945——1949年的解放战争，是中国当代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一事件之所以重大，不仅仅是战争以巨大的规模载入历史，更重要的是战争的结局决定了今日中国的社会形态和生活样式。我用4年时间创作了上下卷的《解放战争》，这本书与其说在写战争，不如说在写政治。我在书中记述了数百万支前民众中一位普通的青年农民。这位青年农民推着小车，自带干粮，风餐露宿，跋涉数百里地，双脚已经磨烂，为的就是把两发炮弹推上淮海战场。到了我军的炮兵阵地上，他坐在地上不走，说很想看看他送上来的炮弹如何发射出去。在这位青年农民心中，仿佛这两发炮弹是否能打出去关乎到穷人能不能翻身的问题。这不是玩笑话，这就是民心所向。从这个意义上讲，弄不清楚“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忘记了人民，甚至侵害或背叛人民的利益，就不是共产党，就会面临被抛弃、被击垮的危险。毋庸讳言，近年来，对于当代中国革命战争史，出现了多种解读方式，我的写作只是其中的一种声音，我很愿意发出自己的声音。仅就《解放战争》而言，我的认知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人民必须作出选择，而我们的先辈们不但迅速选择了，并且将这种选择付诸于行动，从而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人民的选择是决定共产党人所领导的解放战争胜利的关键。因为在这场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战争中，最动人心魄的是战争参与者精神世界的激荡。那些为了一个崭新的中国而流血牺牲的官兵，他们绝大多数是贫苦农家子弟，为了获得梦想中渴望的生活前景，他们在战火里逐渐成长为激情似火的理想主义者，成长为可以为国家命运的改变而献出生命的人。这种人生升华的过程，是一个国家人民精神生活最动人心魄的情景。
如同一个人需要知道他的家谱一样，一个国家和民族须有一部代代相传的可以依循的精神图谱。我崇尚文以载道的文学精神。文学不但是审美意识形态，也是社会意识形态，肩负着滋养人类心灵、托举社会道德、铸造民族文化的神圣使命。古往今来，凡是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凡是流传长久成为经典的文学作品，无一不是作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所致，无一不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家国情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军旅文学艺术工的第一身份是军人，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是我们履行军人职责的一部分。因此，只要穿着军装，想的和做的，只能是完成一名军人应该承担的时代任务，将自己的人生理想与人民的事业、军队的文化建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觉地承担起先进文化排头兵的职责与使命。我将以更加饱满的创作激情和写作精神，完成我的中国革命战争史系列的最后一部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我将以全景式的宏大叙事，为当代中国读者书写这样一种精神：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饱受屈辱，但这个民族从来没有向任何入侵者低下头颅。大风起兮，壮士出征，英雄的鲜血浸染了田畴旷野，不死的英灵守望着江河山川。抗日战争史将用中华民族的胜利书写出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只要这种精神和力量代代相传，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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