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世界》热播，路遥却风光不再，这似乎是一个历史的反讽。记得当年电影《人生》放映时，笔者虽还是懵懂少年，但对其中的故事情节却至今记忆尤新，现在回想起来它给我最直观的教育就是作为农民子弟只有“跳农门”，人生才有出路，农村代表了落后，城市才是农村有志青年的方向。那时在学校，老师为了激励学生奋发学习常常以穿草鞋穿皮鞋作比，穿草鞋代表农村人，穿皮鞋代表城市人。后来，路遥又写了《平凡的世界》，这部长篇巨著显然是对《人生》艺术表达的进一步深化，通过描述更加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进一步加深了对“人生”这一主题的拓展探求。
以历史的眼光看，路遥作品风靡一时不能仅仅归结于政治需要，至少与典型的伤痕文学有所不同，它确实代表了当时相当部分农村青年的心声，他们强烈渴求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而邓小平改革开放恢复高考的政策应运而生，又正好让他们找到了这条改变命运的通道，时间过了三十多年，一些人已是当今中国社会舞台上的佼佼者，作为改革受益者，无疑他们很容易与路遥的心灵相通，即使不是改革的热情歌颂者，也会对改革心存一分好感。然而，改革确实是改变了这部分人的人生，但他们背后广大农村、广大农民包括农村青年的命运又如何呢?
人们通常喜欢对历史片断进行剪切，再来根据这些历史碎片进行评判，认为毛泽东时代捆住了农民手脚，阻断了农村知识青年人生出路的认识就属于这一类，他们其实不懂或者假装不懂当时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在毛泽东时代整个社会大构架下，由于中国迫切而艰巨的工业化任务，国家首先要集中资源建设城市，客观上必然形成城乡二元结构，即使说到底，这种城乡二元结构也不是毛泽东时代所特有，解放前的二元甚至多元结构早已存在。由于新中国基于社会主义的理想，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普遍平等的社会，消灭包括城乡差别在内的三大差别就必然成为国家制度建设的应有之义，因此过去那种农村依附城市发展的旧制度就要革除，代之以建立体现工农联盟、城乡平衡发展的新制度。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国家一方面用制度力量防止农村社会包括精英人才在内优势资源的惯性流出，另一方面又通过知识青年下乡给农村注入新的发展活力，其指向就是缩小三大差别，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现实的三大差别是不可能短时间内消灭的，这样处于农村中的一部分青年就会产生高加林、孙少平似的苦闷，其实也是路遥本人的苦闷，认为国家实行城乡隔离制度，造成人与人的不平等，致使他们的人生没有出路。这部分人在毛时代当然不会成为主流，真正的主流则是周文龙这样的虽然有条件“跳农门”，却立誓扎根农村改变农村面貌的时代楷模，也就是现实中的刑燕子、董加耕等，可是在路遥的小说中，偏偏对周文龙作了毫无道理的丑化，这一点不能不说是路遥的偏见。
说到底，在路遥们眼里，农村青年人生之路就在于进城，脱离农民身份，而不是像当时主流宣传的那样：在农村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其喻示的意义仍然是理想主义被现实困境击破的老套，同时也是在潜移默化中引导人们从关注国家人民命运转移到只关注自己个人命运的转变，从国家人民理想主义的宏大叙事中脱离出来，发出了告别革命的先声，这一点从小说中对孙玉亭夫妇形象的丑化就可窥见一斑。因此不得不承认，路遥作品确实是加入了欢呼历史转折的合唱。
退一步讲，即使路遥当时对人生道路的扣问有其合理性，然而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所欢呼的改革也仅仅是解决他们那一代人中少部分人的人生问题。只能说他们身逢其时，运气太好，侥幸搭上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顺风车。他们享受了国家公费的大学教育，毕业后顺利地由国家分配工作，而且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下，在“干部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政策导向下，机遇多多，大展宏图，那个时代确实是他们的黄金时代。可是这样的时代只是昙花一现，很快悄然而过，先是大学不包分配了，美其名曰双向选择，后来又是教育产业化，说是与国际接鬼，这样造成的后果是农家子弟即使举全家之力读了大学，得到的结果却是毕业等于失业，于是蚁族们兴盛了，蜗居也越来越普遍。作为亲身经历了这一段历史的过来人，笔者不得不庆幸自己赶上了那个黄金时代的尾巴，有幸在上世纪90年代初完成了自己的大学教育，否则很可能自己的人生也会彻底改变，我常常想，我获得了今天所具有的生活，是应该感谢邓小平还是毛泽东呢?
由于种种原因，也许我个人算是比较幸运的吧。当时在一个村子出一个大学生是何等荣耀的事，用农村人的话说是“鸡扒动了祖坟”，祖宗保佑，光宗耀祖。可是我们同村的学弟学妹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其中本村有一个比我后学七八年的男孩，与我毕业于同一所大学，毕业后在外打拼了几年后，最后还是回到了村子，和其父亲一起做生意。另有一男孩，大学毕业后到南方打工，竟被一黑工厂绑架成奴工，后经家人多方营救才得以解脱回乡，现在家乡打工为生。这两个农家大学生到现在不说没有一点天之骄子的光环，更是早已泯如众人了。笔者家乡所在地正处城郊，发展还不错，在外面混不好还回得来，而对于那些偏远落后农村来说，恐怕一脚踏进了大学门，就再也回不去了，不是不想回，更多的是没办法回，所有的农村青年都走了，你一个注定要离开农村的人反而要回不去，岂不是太不符常理!无独有偶，不久前网络爆红的《博士返乡记》记述了农村的凋敝，发出了知识无力感的叹息，这恰恰是农村现状的真实反映，也恰恰代表了农家学子的心声。知识已经难以改变命运，原来还有龙门可跳，现在呢?跳也很可能是白跳，与其白跳，不如不跳，这就是当今很多农民的心态，不是农民们目光短浅，实在社会把人们逼得更现实。
我们可以看到，路遥所诅咒的阻断人生之路的城乡差距不是缩小消除了，而是更加扩大了，成百成千万倍的扩大了，不仅是城乡的二元社会仍旧存在，实际上又生成了更多的二元社会，城市中的二元社会、农村中的二元社会、地区间的二元社会，总之整个中国社会不是有效整合了，而是更加撕裂了，成为了一个个相互隔绝的碎片，不仅阶级分化早已形成，而且已经趋于固化。从这一点来看，社会为农村青年准备的人生之路不是更宽广了，而是更狭窄了。路遥们当年还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现在已经无情地破灭!
毛泽东时代为实现社会主义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客观上要求一部分人要作出牺牲，这就似乎让人感觉命运对他们不公平，但这种牺牲却是有意义的，因为只有通过对这种少数人的不公平才达到绝大多数人的公平。而从长远和根本来看，与其说这是一种牺牲还不如说是一种获得，能够把个人的人生命运与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结合在一起，难道不是一种千金难买的幸事。当然这只是笔者个人的观点。
反观路遥们欢呼的人生之路，却是让更多的人走上歧途，连整个国家的道路都改变了，也就难免令文学博士产生那种挥之不去、忧郁难解的乡愁了!对于今天的高加林、孙少平们来说，“人生”的话题不是变得轻松了，而是更加沉重了，沉重得似乎竟然没有人在意它的存在!
20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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