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毛泽东诗词与人格

　　浅谈毛泽东的诗词与人格

　　提要：明日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逝世46周年忌日，特从故纸堆里将这篇《浅谈毛泽东的诗词和人格》一文翻找出来，重新修改，以为纪念。

　　这是笔者二十余年前《魏晋文学与魏晋人格》课程的结业论文。本文试图以中国传统人格理论为基础，从诗词鉴赏的角度，分析一代伟人毛泽东的人格形成与发展，并通过对他的人格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之间的关系来探寻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的成功轨迹，以及建国后近三十年中国人命运之悲欢离合。作为一个亘古少有的“开国之君”，毛泽东的“狂”气无人能比，作为一个坚强刚毅的革命家，其斗志无人可及，作为一个学富五车的哲学家、文学家，其智慧与才学无人能望。毛泽东以其复杂而又极具魅力的人格力量至深至远地影响了他的时代和他的国家，征服了他的人民、同志，甚至敌人。

　　由于文章限定篇幅，只能以稚嫩的笔将所思所感粗浅地表达出来。虽有宏愿，却深感力不能及。

　　正文

　　不管你是谁，也不管你是爱是恨，是赞扬还是批判，毛泽东比其他任何人在中国现代都留下了远为庞大的身影，这身影主宰、支配了几代、数十亿中国人的生活、命运和悲欢。他的思想、他的传奇人生以及他那为数不多但愈久弥醇的篇篇诗词曾疯狂、痴迷了无数不同种族、不同国籍、不同肤色的人们，并将持久、反复地被人研究。本文仅似从毛泽东的诗词角度与各位同仁共同剖析和欣赏他的人格魅力。

　　一、 心比天高，唯我独尊的“狂士”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从延安飞往重庆与他二十载复未唔面的对手将介石开始了举世瞩目的和平谈判。43天后，双十协定诞生。又33天后，毛泽东于1936年2月写的那首著名诗篇《沁圆春﹒雪》发表于重庆《新民报晚刊》。

　　一时间，这首千古绝唱迅速风靡长城内外，大河上下，广大国人无不为词中那股逼人的王者之气所震憾和折服。

　　果不其然，仅仅三年之后，毛泽东便率领着一群农民军从千里冰封的北国、从莽莽秦晋高原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中原、强渡长江，将红旗插遍了全中国。他不仅以诗词，更以行动向世人证明了：他毛泽东才是今朝“引无数英雄尽折腰”的千古“风流人物”。

　　你看：“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天雕。”在毛泽东眼里，除了他自己和他的战友们外，一切古今枭雄、中外帝王，皆不足论。就连上台执政20多年，将毛泽东从江西赶到贵州，又从贵州赶到陕北大山沟里的蒋介石，在毛泽东看来，也“已经失去了灵魂，只是一具僵尸”。

　　毛泽东的“狂士”风格可见一斑。

　　但这种“狂”并非是在他成为一党之领袖，麾下拥有了千军万马之后才逐渐养成的一种“骄狂”、“虚狂”，而是他早年即已生成的，与天俱来的一种愤世嫉俗、蔑视一切的“奇士之狂”。

　　毛泽东的“狂”，首先表现在他的“贵我”和强烈的自信与自负。

　　青少年时代，毛泽东就有着强烈的自由和人道主义倾向。

　　8岁时毛泽东就开始讨厌儒学，到16岁，他就成了一名典型的中国式判逆者。1914年，年仅21岁的毛泽东曾较为清晰地描述了他的这种思想和人格的形成：

　　“吾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今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若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所集，而成宇宙。而各我又以我而存，苟无我，何有各我哉！是故，宇宙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我以外无可尊，有之则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畏，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服从，有之亦由我推之。”（《伦理学原理批语》）

　　所以，“山河大地，一无可据，而可恃惟我”（《讲堂录》），“我”是宇宙之主宰，“我”是天下之至尊。“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

　　由其“贵我”，由其“张狂”，又生出了一些在毛看来理所当然、顺意而为，而在外人看来却和他的地位极不匹配的奇言怪行。

　　在延安的窑洞里，正与美国记者斯诺侃侃而谈的毛泽东忽然漫不经心地解开裤带，“摸索着某种寄生虫好象是虱子”。在北京中南海，毛泽东“懒散地躺在椅子上”，接见了美国总统尼克松，“就象是不留心丢在那里的一口袋土豆”。

　　更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在中苏论战期间，毛泽东竟然将流传于中国市井之中的国骂之一堂而皇之、轻松写意地搬进了他的大作《念奴娇﹒鸟儿问答》：“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只此一句诗，便胜过了雄兵百万！

　　原本被北方边境上滚滚装甲洪流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六万万中国人顿时抬头挺胸，扬眉吐气，开怀大笑。

　　毛泽东的“狂”，更表现在他的“进取”上。他并不只想做一个傲视群雄、藐视一切，却只知饮酒作诗、放纵自己的“狂放之士”，他孜孜以求、心心向往的是要“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沁园春﹒长沙》），是要“实现自我”，作“圣贤”，青史留名。（1920年11月16日给罗家瓒信。《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北京）他说：“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表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而至于最高之谓”（《伦理学原理批语》）“或谓人在历史中负有继往开来之责者，吾不信也，吾惟发展吾之一身，使吾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吾死之后置吾身于历史之中，使后人见之皆知吾确然有以自完”（同上），所以，“吾宁奋斗被杀而亡。奋斗之目的，不存在‘欲人杀我’，而存在‘庶几有人格的得生！’”（《非自杀》长沙《大公报》1919年11月23日）

　　要实现自我，要意志自由，首先必须要磨练自己，动心忍性，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其形式之一就是以别人难以理解的“风浴”、“雨浴”、“日光浴”等等“野蛮其体魄”，并进而达到“文明其精神”（《体育之研究》）。其次是建立一种信仰，“尤其要有一种成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指望，才知所趋处。”（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给罗傲阶信《新民学会资料》97页）。

　　由此可以看出，与阮籍、刘伶等狂狷名士不同，毛的风格是不断完善自己，不断进取。任何放纵、自满与他都是格格不入的。而当他经历了五四运动，创办了《湘江评论》，接触了《共产党宣言》之后，他终于找到了他的“主义”，他理想的知音－－马列。

　　1921年，毛泽东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中共创始人之一，开始了他为国人创立“主义”的漫长一生。

　　1923年夏天，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十四名中央委员会成员之一，并成为组织部长。从此，他正式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中心。其雄心壮志，其“舍我其谁”的那种英雄气慨随着他向政坛巅峰的逐渐迈进而一步一步更加淋漓尽致地显现在他的诗词中。

　　1925年，通过对湖南农村大量的实地调查，他有了他一生中至为重要的一个发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站在岳麓山上橘子州头，毛泽东满怀激情，写下了《沁园春﹒长沙》。在这首词中，他半明半暗地自问自答：“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谁呢？唯我毛泽东而已。他日登坛封将时，“粪土当年万户侯”！

　　1935年10月，当毛泽东经历千难万险，终于抵达陕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时，其勃发豪情，更是气干云天：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念奴娇﹒昆仑）

　　任何人都难以想象，毛泽东写这首词时，他率领的部队由长征初期的近20万人只剩下不足十分之一，且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士气低落，周围不仅环伺着蒋介石、胡宗南如狼似虎的数十万部队，还有一群挥舞着屠刀的日本人正向中国腹地滚滚开来。就连他本人，虽然已成为党的最高领袖，但仍有王明、张国焘等一干“老资格”自成一派，拥有不少拥趸者，其地位仍不十分牢固，真可谓风雨飘摇。

　　毛泽东却“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在少有的“宽余”时间，他竟置死生于度外，透过层层迷雾，深邃的目光穿过黄土高原，穿过长城，投向几千里之外、若干年之后的“环球同此凉热”的“大同”世界。纵无千觞美酒，但放眼古今中外，这样的豪情，这样的狂傲，几人能有？

　　三十年后，毛泽东回到了他于1927年燃起星星之火的井冈山。回首往事，诗人凌云之志再次跃然纸上：“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1965年5月）。

　　他真的相信，这个世界上，唯“我”为至尊。只要他拼搏、他争取、他奋斗，世上一切敌人、所有的困难，对他而言，都不过是一只只“纸老虎”。

　　二、 纵横捭阖，勇往直前的“斗士”

　　1927年，毛泽东写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后，怀着一腔拿云心事，踏上了他对中国革命的漫漫求索征程。

　　从此，中国广袤大地上又产生了一位纵横驰骋的勇士。他以旺盛的精力，永无止境的“南征北战”和贯穿其一生的“动”“斗”哲学导演了一幕幕改写中国历史和中国人命运的悲喜剧。

　　在毛泽东看来，“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天地益惟有动而已”。（《体育之研究》。《新青年》1917年4月）。

　　‟动”是豪杰之士的‟人格之源”，一切外在的束缚、阻碍，都将被和应被‟动”的本性所排除、摧毁。当《伦理学原理》原文说及：‟……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时，毛泽东为之感叹“至真之理，至彻之言”，并批：

　　“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之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伦理学原理批语》）

　　因此，运动、对立、冲突、斗争不会因任何缘故而消减，它将永恒存在，这是普遍规律。作为世界之主宰、万物之灵，人类不仅不能否定、回避斗争，更应该勇敢地面对它、喜欢它，必要时甚至要创造环境，挑起争斗。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毛泽东坦坦荡荡地表现出了自己对斗争的喜爱：

　　“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恶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环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生所喜也。”

　　因此，“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以不断的运动、顽强的奋斗，克服“抵抗”，实现自我为人生快乐，成为毛泽东“斗士”人格的主要特征。

　　这种以斗争为快乐的思想和性格在毛泽东的诗词里也随处可见。

　　无论环境多么艰苦，无论敌人多么强大，也无论战斗多么惨烈，毛泽东都无所畏惧。相反，敌人愈是强大，环境愈是艰苦，战斗愈是惨烈，毛泽东愈是热血沸腾，激情飞扬。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西江月﹒井冈山》1928）。

　　“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上山下，风景如画。”（《如梦令﹒元旦》1930）

　　他象一只猛虎，渴望的就是搏杀和战斗，渴望的就是在体力与智慧的较量中击败对手，成为王者。

　　鲜花永远只为“德胜”者而绽放，歌声永远只为凯旋者而欢唱！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采桑子﹒重阳》1928年1月）

　　自1930年6月“立三路线”的确立到1935年月10月红军胜利到达陕北，是毛泽东一生中最为潦倒困苦的时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建立后最为艰难的时刻。这期间，中央内部分歧严重，毛泽东的生命（或疾病或迫害）亦数次危在旦夕，红军经历了“五次”反围剿斗争，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大小战斗不计其数，在如此困苦的情况下，毛泽东如泰山青松，愈挫愈奋，斗志弥坚。

　　这期间也是他一生中诗词创作最多、最集中的时间。字里行间里莫不体现了他对恶劣环境的藐视和对战争、对红军战士的喜爱和赞叹。正如尼克松评价“他在描写使人振奋的斗争场面，特别是描写残酷的斗争场面时，运用了鼓舞意志的手法，使人读起来感到增添了力量。由于具有（藐视巨大困难的意志力、敏锐的洞察力等）这些品质，他才有可能激励他的同志们成为一支几乎不可战胜的队伍”。这支队伍手握“长缨”，辗转南北，历时二十八载，“横扫千军如卷席”（《渔家傲﹒反第二次围剿》），终于缚住了“苍龙”（《清平乐﹒六盘山》1935.10），创造了中外军事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奇迹。

　　但毛泽东并未停止住他前进的步伐。多年的征战杀伐，令毛泽东的许多战友身心疲惫，而56岁的毛泽东非但未感到劳累，相反，革命的成功更加坚定了他的“动斗”哲学思想。

　　他就像一只雄踞世界东方的猛虎，高居紫禁之巅，如炬目光电光石火般扫过华夏，透过高山、掠过大洋，将千万里之外的美苏英、亚非拉等逐一收入眼中，再运筹帷幄，挥舞起他的巨手，该拉的拉，该抚的抚，该打的打。

　　为了周边的安定，对于边境上的动静，毛泽东向来是极为敏锐的，容不得任何不怀好意者在中国的“卧榻”旁酣睡。

　　于是，1950-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一战立国！

　　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打响；1965-1973年，抗美援越；1969年，珍宝岛战役。三战立威！

　　至此，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和世界上所有军事强国都直接交手过，无一败绩！

　　毛泽东根本就不惧怕战争和斗争，相反的，在他的生命里，他已须臾离不开“战斗”！变幻多彩的经历早已注定了他将永远是个勇往直前的“斗士”。

　　毛泽东在讲到自己的性格时也曾说过，他一半是虎，一半是猴。无情的一面和狂热的理想主义的一面在他身上交替出现。

　　1949年共产党夺得全国胜利之后，毛泽东就一直担心国家的革命精神活动会逐渐消退，青年人会变得意志消沉。他认为只有在大动荡中，才能使其保持它的革命原则。

　　他盼望共产主义、世界大同那一天的早日到来，他渴望他的国家早日赶超英美，变为世界强国，不再任人欺侮、宰割，他更希望他的人民早日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富裕生活。为此，他不知疲倦地发动了一场又一场运动，希望藉此来不断加快革命建设的步伐。

　　任何人，即使是昔日曾和他一道并肩携手从枪林弹雨中冲杀过来的亲密战友们，谁要想惊扰他的“中华梦”，阻挠他前进的步伐，他也绝不会迁就、放纵。

　　凭借其高超的战略洞察力，毛泽东迅速发现了“贪污”、“贿赂”、“浪费”、“享受”、“特权”等等和他的“中华梦”格格不入的种种怪相，于是，他再次运用其他的“动”、“斗”哲学，“奋起千钧棒”（《七律﹒和郭沫若》1961），以“群众运动”这种在中国和世界革命运动史上独具特色的手段，对“少数”人进行教育、改造。

　　于是就有了“三反”、“五反”，有了“四清”运动，最后又有了令亿万中国人五味杂陈的“文化大革命”。成千上万的同志转眼间由战友变成了“害人虫”（《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1963），被打成右派或反革命批倒批臭，其中极少数直至从灵魂到肉体被一齐毁灭。

　　三、 深沉淳厚，柔情似水的“隽士”

　　无论怎么评价，毛泽东都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伟人。他是那样强大，那样的心硬如铁，以致于即使是在他谈笑风生、评点江山的时候，也让人有种“君威难测”的巨大心理压力。但只要我们细心品味一下他的诗词、书信，就不难发现，他又是那样的深情似海，那样的柔媚如水。神坛上的他，有着比常人更为丰富和深沉的情感。

　　1957年5月，毛泽东写了一首十分优美的词《游仙》（后改为《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颺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全词通篇以神话式构思，含蓄却又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他对亡妻杨开慧的深切怀念之情。

　　由这首词，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代伟人毛泽东内心深处无比丰富的感情生活。他不仅是一个疆场斗士、谋略大师，在他冷峻的“中华脸”背后，还隐藏着常人无法看到、无法读懂的诸多情感。但在不经意间，他通过不朽的屈指可数的神奇诗篇和那一手不可一世的狂草，隐隐地向世人透露了他内心情感世界的冰山一角。

　　他钟爱他的第一个夫人。在毛泽东的几任妻子中，杨开慧与他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最短，然而只有她为毛诞下了三个儿子，并成为毛唯一称之为“知己”的女性（“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贺新郎〉〉1923）。

　　终其一生，毛泽东都对杨开慧念念不忘。就在他写了〈〈游仙〉〉之后几个星期，毛在书房里接待了二十年代曾给杨开慧和他当过保姆的陈玉英。在与陈两个小时的谈话中，毛回忆往事，情不自禁地说：“见到你就象见到开慧”。话到此时，这位64岁老人的眼眶里饱含了泪水。

　　他也深爱他的故土和故土上的人民，作为一个熟读经史，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道理的一代豪杰，毛泽东对人民、对普通的工农兵群众一向是尊重、赞美有加的，其情之深，其意之切，前所未有。

　　百姓的温饱、冷暖无时无刻不在牵动着他的心。当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大功告成，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时，他兴高采烈，当年就三游长江，“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临风吟唱“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水调歌头﹒游泳》）。

　　1958年7月，当听到江西省余江县消灭了危害人民多年的血吸虫时，他“浮想联翩，夜不能寐……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写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

　　而当三年自然灾害，饥荒遍野时，他又啃着黑黑的窝窝头，淆然泪下，自断肉荤，和全国人民一道勒紧裤带过日子。

　　对故乡，毛泽东怀着无比的依恋之情。那一片片热土，不仅仅记载着他成长的足迹，更是他抖擞精神，运筹帷幄，发动一次又一次斗争的不竭力量泉源。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韶山，看着故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他不禁感慨万端。“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七律﹒到韶山》）。

　　“滴水洞”给了他力量，故乡的贫穷更激发了他“战天斗地”的雄心壮志，于是“大跃进”的号子响彻云霄，“卫星”频频升空，万里河山一片红。

　　1965年5月，毛泽东又千里寻故地，登上井冈山，抚今追昔，这块红军发祥地再次激发了他的“斗争”情怀。站在井冈山巅，他挥舞着巨手，高唱“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鼓舞得亿万群众热血沸腾，掀起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他爱他的人民，反过来，他的人民又用百倍的热忱和衷心爱戴他、拥护他，把他当作傲雪报春的腊梅（《卜算子﹒咏梅》），视为救星，奉为神灵，情愿为他抛弃一切，舍生忘死。

　　他就是六万万中国人民的“太阳”，温暖大地，普渡众生。

　　与此不同，对同志，对部下，毛泽东从来都没有当众赞扬的习惯，唯有彭德怀例外。

　　1935年10月，由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彭德怀任总司令员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浴血奋战，击退了马鸿逵、马鸿宾部数倍于我的强悍骑兵，得以在陕北站稳脚跟。毛泽东闻听凯歌，不胜欣喜，当即挥笔写下了著名的《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对彭德怀赞赏之至。

　　1947年8月，彭德怀指挥沙家店战役，一个黄昏就歼灭了胡宗南三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部及两个旅，成为我西北野战军转入战略反攻的转折点。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当即又将这首诗手书给彭德怀。

　　这时的彭大将军，犹如毛的倚天屠龙宝剑，招招狠毒，剑剑封喉，深受毛泽东的喜爱。可惜，在“祖国山河一片红”的时候，又是唯有他彭大将军敢于“横刀跃马”，大胆直言，终致触犯龙颜，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此是题外之话了。

　　毛虽极少赞扬他的部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重视他们。相反，他是个十分恋旧的人，愈到晚年，这种情感愈加浓烈，让所有接近他的人都深受感染。

　　在毛泽东的诗词作品中，除《游仙》外，还有一首以悼念亡者为主题的，那就是《七律﹒吊罗荣桓同志》。在该诗的结尾，毛表达了他的无限悲痛之情：“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是啊，国家再有疑难时，还有谁可问呢？

　　晚年的毛泽东，愈来愈感到了时间的紧迫和深深的无奈。

　　原子弹成功了，导弹也飞起来了，“东方红”卫星也升了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如火如荼，“多快好省”社会主义正在全国掀起热潮，三线建设成效显著，可是要想早一日“赶英超美”，“打倒苏修美帝”，建成“大同世界”，时间还是远远不够啊。

　　此时此刻，纵有万丈豪情，满腔心事，身体和精力日渐衰退的毛泽东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了。

　　1964年春，刚过古稀之年的毛泽东独自一人在菊香书屋翻看着史书，回首着往事。他清楚地知道，上苍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可要做的事怎么越来越多，阶级斗争怎么越来越复杂了呢？他不得不感叹“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但结果却又总不尽如人意。

　　那时候，他常常在想，百年之后，人们将会如何评价他呢？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旧秩序的破坏者，他无疑会功垂千古，但作为一个建设者，他留给后人的又将是什么呢？难道真如史书所记载的吗，“三皇五帝神圣事”，到头来，只不过剩下“斑斑点点，几行陈迹”？（《贺新郎﹒读史》）他不信，更不甘。

　　注：本文参考书目

　　1，《毛泽东选集》，

　　2，《毛泽东文选》。

　　3，《毛泽东书信手迹选》，

　　4，《毛泽东诗词鉴赏》（臧克家主编），

　　5，《红星照耀中国》埃德加斯诺，

　　6，《毛泽东传》R特里尔

　　7，《领袖们》尼克松，

　　8，《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李泽厚，

　　9，《魏晋文学与魏晋人格》李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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