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韩国工人小说《客地》
龚义哲
黄皙暎的小说《客地》发表于严肃文学季刊《创作与批评》1971年春季号，它的篇幅不长（中译文只有五万三千余字），却生动、细致地描写了一次工人斗争从开始到结束的整个经过，而这样的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里是非常少见的（如果不说几乎没有的话），所以，这篇小说对于中文世界的读者而言，也就具有独特的价值——不仅是文学价值。
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某地政府把围海造田工程交给某建筑公司承包，而该公司为了节省成本，在工地上大量使用了来自外地的民工，这些民工是公司通过包工头招聘的，民工的管理统统被公司分包给了各级工头，所以，民工们不仅要冒着危险的作业条件，承担长时间的、繁重的劳动，却领不到最低工资，还要忍受从公司到包工头的层层盘剥，原本指望着能挣点本钱做些小生意，却陷入了精心设置的圈套，干得越久，欠的钱反而越多；除此之外，公司还雇用了一批流氓，名为“监工”，实为镇压民工的打手，民工只要稍有不满，打手就会动辄打骂。然而，恶劣的生活与劳动条件、连法定最低水平都达不到的工资、嚣张跋扈的打手，时时刻刻都在把仇恨注入民工们的心里，终于有一天，这股仇恨爆发了……
《客地》的优点，首先就是它真实可信而又细致入微地描写了民工们的劳动与生活：低贱的、低于法定最低水平的工资（一天一百三十元韩圆，而法定最低工资是一百五十元圆，就连这么低贱的工资还不是用现金、而是用代金券发放的，只相当于一百二十元圆现金）、简陋的住所（“所谓宿舍的房顶就是几条交叉的木棍上面，盖了一层用柏油漆的又黑又厚的油纸，四周的土墙上马马虎虎地糊了一层报纸。铺着营草席的地上总是堆着潮乎乎的军用薄被，由于在地炕的炕脚上脱鞋，整个被子都沾满了土和沙子”，就是这么糟糕的地方，一天住宿费都要四十块，而一顿饭要二十块）、危险而又单调、繁重的劳动（民工只能在毫无任何安全措施的情况下施工，很容易受伤，而一旦受伤，只能在医院里等死）……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华，仅用很短的篇幅，就描绘出了工人的艰苦生活，把一幅充满了血汗和泪水的画卷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但是，并没有停留在这一层次上，他更深入地描绘了民工的精神状态：大多数民工在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深重压迫下变得麻木了，他们目光呆滞，逆来顺受，比如老张：“懒得管别人的闲事……什么改选、请愿书、署名，他在工地上滚了十几年，可没见过一次成功的”；在劳累了一天之后，只能从小卖部里卖来烧酒麻醉自己，结果染上酒瘾，债越欠越多。最后，他们要么被彻底榨干劳动力，要么就由于伤病而离开了工地。
但是，恶劣的劳动与生存条件，也催生了一批具有初步的反抗意识的工人，他们意识到自己必须寻找出路，带领大家起来反抗。小说开头，就介绍了上一次罢工在持续了四天之后终告失败，参加罢工的民工被解雇，连行李都拿不回，就被赶出了工地，还要走六十里地才能走到铁路。为了填补这些民工被赶走后留下的空缺，包工头又招了一批人，小说的主角之一、刚从海军退伍不久的李东赫就是在这次招工中来到工地的。
李东赫来到工地后，很快就与上次罢工的组织者之一、绰号“大尉”的老民工意气相投，不久就加入了新一次罢工的组织活动。两人的脾气正好互补：“大尉”嗓门大、性子急，好打抱不平、勇往直前，却又死板、容易冲动，而李东赫则思维缜密、冷静、善于组织。“大尉”虽然参加了上次罢工的组织工作，但在罢工失败后没有暴露，所以继续留了下来，遇到李东赫后，两人又成了新一次罢工的核心组织者。在吸取了上一次罢工失败的教训后，罢工的组织者在各个工棚劝说工人，征集签名，准备发起请愿，他们无意中又得知国会议员过几天就要来工地视察的消息，便准备在视察当日向公司发难。
然而，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个意外：监工组故意少算民工的工作量，趁机克扣工钱，一个绰号哑巴的青年民工小吴气不过，打了一个监工，结果遭到监工组报复，被打得很惨。就在小吴被毒打时，“大尉”本想保护小吴，但李东赫以“就是炸弹也得有引火的”为由，说服了“大尉”，让“大尉”不要出头。然后，李东赫又和“大尉”背着被打得奄奄一息的小吴，经过工棚前的空地，利用小吴的惨状来发动民工，罢工就这样被激发起来了。但在接下来的争执中，“大尉”也被监工组打成重伤，于是，领导罢工的重任就落在了李东赫身上。
李东赫利用民工们因为小吴和“大尉”被打伤而群情激愤的机会，率领民工杀向工地办公室，向工地领导提交了请愿书，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劳动时间和解散监工组。工地领导一面敷衍，一面请求警察出动。当警察赶到工地后，民工们的怒火再也压抑不住了，罢工演变成了暴动，不愿屈服的民工在警察和监工组的联合打击下，撤到了工地后面的小山上。
国会议员后天就要来视察，为了尽快平息罢工，工地领导装出全盘接受民工要求的姿态，还派了几个奸细上山劝说民工下山。在资方和奸细的里应外合之下，缺乏组织和经验的民工上了当，绝大多数民工都要下山了，只有李东赫根本不相信资方的承诺，在小说的结尾，他一个人留了下来，拿起一根炸药，点燃了导火索，故事到这里戛然而止，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
这篇小说只有百来页，但就在这么短的篇幅内，它却完整地展示了一次阶级斗争的全貌，还对斗争双方的心理进行了简短却不失准确的刻画，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通过这篇小说，我们看到看到一次斗争从开始到结束的整个过程：在艰苦的、甚至可以说是非人的劳动与生活的折磨下，大多数民工只能借助酒精来麻醉自己，但就在这么困难的环境中，依然有一些先进分子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他们经过长期的、耐心的准备，反复衡量了各方面的因素，选好了一个时机发动进攻，但是，他们毕竟缺乏经验，没有不具备能够对付长时间艰苦斗争的组织，在经验老到的资方的反击下，很快就败下阵来。
这篇小说还准确地把握了各方在斗争中的微妙心理，比如，当民工刚起来斗争时，资方惊慌失措，让民工感到终于出了一口恶气，也感到了自己身上的力量；工地领导与由流氓地痞构成的监工组之间的倾轧；当工地领导向警察求援时，警察却不太情愿出动……这其中有几个地方值得详细地讲一下。
当小吴被监工组毒打时，好打抱不平的“大尉”要挺身保护小吴，而李东赫却想趁这个机会，发动更多的民工参加罢工，于是他便冷血地劝说大尉不要插手，放任监工组殴打小吴，等到小吴被打得奄奄一息后，再背着小吴从各个工棚前经过，借此唤起民工们的同仇敌忾的心情，动员更多的民工参加斗争。但我觉得，这样的做法并不妥当。以牺牲一个阶级兄弟为代价（后来得知小吴虽然保住了一条命，却再也不能干重活了），发动更多的人，单纯从交换比来看，是值得的，然而，人并不是冰冷的统计数字，而是有感情、有自己想法的。李东赫的这种做法，说得难听点，就是在“玩儿人”，既然是“玩儿人”，那就总会遭到苦果的。后来，当民工们看见警车赶到时，他们便觉得自己上了当，愤怒的感情就像洪水一样，完全不受控制地爆发了出来，连李东赫也控制不住，罢工变成了暴动骚暴乱，完全打乱了原先的整个计划。所以，就算有一百个理由去搞这种“玩儿人”的把戏，就有一百零一个理由不这么做。
还有，当警察赶到工地时，带头的小头目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只要往外赶一下就得了。要是以后落下警察和现场合伙镇压民工的话柄就坏了……”，结合上下文来看，警方并不太情愿配合资方镇压罢工，为什么呢？后面有一个情节或许能够解答这个问题：工地领导在指责警察小头目不愿果断镇压时，警察小头目说了这样一句话：“……国会要来视察，要是拖到那时候的话，最后不利的是谁？说不定四处都吵着说警察滥用职权呢。”从这里可以看出，警方配合资方镇压罢工，在当时仍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在舆论上可能是要吃亏的。
《客地》充满了工人斗争的各种细节，其中的大量细节，甚至使我觉得，它只需要改动几个词（比如把“国会议员”改成“人大代表”），就可以直接照搬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头几年的中国，这大概是因为，六七十年代的韩国和世纪之交的中国，都处于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时期，因此有许多共同之处吧。
然而，这个时期的韩国，留下了以黄皙暎为代表的一大批描写工人阶级的生活与斗争的文艺作品，而中国在这方面却是一片空白（至少没有出现流传至今的作品），这恐怕是因为两个时期的心理状态完全不一样吧：黄皙暎等人在创作的时候，不管他们的具体想法是怎么样的，他们的出发点还是“颠覆秩序”，而中国社会在世纪之交以及随后的若干年里，“颠覆”的思想连一个幽灵都算不上。
无论怎样，希望中国也能出现像《客地》这样优秀的小说，希望出现有“颠覆”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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