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保马今日推送林凌老师的文章《“我知道此生再也难以走出”——关于蔡翔散文〈底层〉的再思考》。1995年，蔡翔老师写下散文《底层》回望自己在苏州河北的生活，以一位出身于底层的知识分子视角展现出底层人民的社会地位和精神变迁。这个阶层因社会主义革命翻身获得尊严，虽然物质贫困却坚守着工人阶级的美德；但也在“新自由主义”的时代再次坠入“底层”，并在富裕的欲望结构中丧失了原初的淳朴善良。
在本文中，林凌老师重读《底层》，并以“底层”为关键词把握蔡翔老师的学术关怀和思想内核，底层不是被抽空的话语，也不是所谓的表态，而是充满血肉的、活生生的人。从对“十七年”社会主义文学/文化的讨论，到对90年代上海“城市地图”的深描等，林凌老师认为，蔡翔老师的当代文学研究，是同时在“文学”和“政治”的双重意义上，从辩护性转向建构性，从难题性转向超越性，在整体性的视野中呈现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不断产生危机又克服危机的动态过程。
《底层》距今已快30年，如今“新自由主义”仍旧“阴魂不散”，不仅加速了阶级分化，也制造了纷繁的欲望，更消解了知识群体的呐喊。在这个意义上，“回到底层”是提醒我们：不能忘记我们从何处来，也要明晰我们应往何处去。
本文原刊于《小说评论》2023年第4期，保马推送为提供的完整版，感谢林凌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我知道此生再也难以走出”
——关于蔡翔散文〈底层〉的再思考
文/林 凌
一
我断言，蔡翔所有的写作和文字归根结底都是通向“底层”的。在一篇回忆友人H的散文文末，他写道：“……我忘记了我的书桌我的书籍我的著作，忘记了作家批评家教授副教授，忘记了现代后现代后殖民市民社会……眼前只有我的同学我的朋友我的底层兄弟。我知道此生再也难以走出。”[1]
二
在《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的建构》一书中，贺桂梅对蔡翔的学术著作《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想象（1949-1966）》有一段相当中肯的评价：
“但在这种社会史的阐释格局中，文学作为一种体制性运作场域自身的轮廓较为模糊，因而文学叙述如何作为一种文化政治实践的相关阐释，在书中有时表现为随机性的举例说明，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文学文本（以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实践形式）的历史性脉络和独特内涵；另一方面，不同政治实践主体置身的社会—历史结构的总体面貌，也没有得到更明确的讨论。”[2]
应该说，这两点批评是比较公允和准确的——特别是在《革命/叙述》出版之后，还有一些改病句找茬式或意识形态谩骂式批评作为衬托——用大白话来说就是，第一，作为文学研究实际上并没有谈及文学本身；第二，书中内容涉及诸多政治主体，但对这个政治本身的整体缺乏明晰的表述。当然，从整个当代文学研究的宏观层面上来看，我们可以说，造成这种情况的最主要原因是，《革命/叙述》的写作时间太早了点。在1999年的一篇访谈中，蔡翔曾聊过他当时已经在进行中的写作计划，“是撰写一部名为《革命神话（1949—1966）》的著作。重点讨论1949—1966年的当代文化。它会耗去我相当多的精力和时间。”[3]可见，至少在1990年代后期，蔡翔已经开始着手该书相关内容的处理或写作。考虑到当时整个思想界和学术界的政治氛围，就不难理解蔡翔之后的最优秀的当代文学研究与《革命/叙述》之间呈现的差异。这似乎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代文学研究自身的发展。简单来说，一方面，研究者们不再满足于——像过去一样在一种对社会主义及其文化铺天盖地的围剿中——仅做辩护性的工作，而是要旗帜鲜明地从正面讲述社会主义文化的优越性，并论证，就其品质和德性，及其所欲完成的历史任务之难度而言，社会主义文化及文艺要胜于它的各种对手。另一方面，仍然能看到蔡翔当时的学术写作受文化研究理论的部分影响，而之后当代文学研究的思考和写作，不仅转变了理论范式和思维，往往还能看到一种明显的对文化研究范式的反思。
也正因此，我们可以说蔡翔之后的当代文学研究，是同时在“文学”和“政治”的双重意义上，从辩护性转向建构性，从难题性转向超越性。毫无疑问，这与国家社会的发展变化，以及时代的政治氛围有着紧密的关系。比如贺桂梅的《书写“中国气派”》，就从一个更整体性的视野来给“当代文学”一个评判，社会主义文艺领域的具体实践，是“人民政治、民族形式和中国式马克思主义理论三者的同步建构”[4]，这种文学是关于我们这个共同体如何凝聚、如何形成的大事。比如朱羽的《社会主义与“自然”——1950-1960年代中国美学论争与文艺实践研究》一书，通过改造自然这一激进性视角，考察了社会主义文艺和美学实践所承载的独特文化—政治经验，及其呈现出的深刻的难题性。再比如罗岗在数本编著中，提出的“重返人民文艺”这一任重道远的事业，“是否能够……重新回到文学的‘人民性’高度……既突破‘人的文学’的‘纯文学’想象，也打开‘人民文艺’的艺术空间；既拓展‘人民文艺’的‘人民’内涵，也避免‘人的文学’的‘人’的抽象化……从而召唤出‘人民文艺’与‘人的文学’在更高层次上的辩证统一，‘五四文学’与‘延安文艺’在历史叙述上的前后贯通，共和国文学‘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在转折意义上的重新统合。”[5]举这些例子无非是想说明，相比之下，写作时间更早的《革命/叙述》确实没有给予当代文学以更高的意义和更自信、积极和完整的论述。
但是，我仍然想从蔡翔具体写作的内部来为他的文学/政治写作做一个辩护。在我看来，《革命/叙述》最重要的是全书的后半部分，从第五章“劳动或劳动乌托邦的叙事”在结尾处总结劳动和尊严的关系并带出劳动形态变化的问题开始，第六章“‘技术革新’和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叙事”、第七章“1960年代的文化政治或者政治的文化冲突”（关于物的丰裕带来的问题），以及结语“社会主义的危机以及克服危机的努力”，这本书关注的核心文本和焦点显然更偏向于社会主义的工业/城市题材文学。蔡翔在书中所提出和总结的社会主义自身制造的危机，包括了平等主义和社会分层、科层制和群众参与、政治社会和生活世界、内在化和对象化、维持现实和面向未来的五个难题。这些难题及其具体表述显示了，当他在讨论社会主义文化/政治的时候，头脑中所想的不是别的，而正是社会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工业（城市）社会的来临及其自身带来的困境。当然，我并不是说贺桂梅书写的“中国气派”因为不涉及工业题材小说就不成立，也不认为将蔡翔的著作视为研究工业/城市题材文学就是一种偏颇和折损。如果你阅读并对该书形成一个初步的印象，就能感觉到，蔡翔和许多研究者的区别，首先是当他们面对社会主义文化时，关注的是不同的文本、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历史任务。
我认为这并不是一种偶然。看一看蔡翔学术著作中的一些关键表述和关怀，与1990年代或更早一些时候他的散文写作，是否有似曾相识之处？在提到劳动的时候他说，劳动“还直接指向尊严，这一尊严不仅是个人的，更是阶级的，离开个人从属的阶级（或族群），空谈个人尊严，实际并无太大意义。”[6]“我以为最为重要的，仍然是这一概念和中国下层民众的紧密关系。而对‘劳动’这一概念的态度变化，其所涉及的，正是中国下层民众的位置，也包括一个时代的政治和文化，乃至一种根本的价值观念，甚至政治理念。”[7]在谈到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和尊严政治时他说，“这并不是仅仅只是一种文学或者意识形态的想象，至少这一‘尊严政治’在当时已经部分地转化为一种社会实践。……我亲眼目睹这一阶级的历史命运的浮沉，而阶级意识的最终崩溃则导致了这个阶级的所属个人的尊严的丧失殆尽。”[8]如果这还不足以让阅读者联想到那篇著名的《底层》，那么需要提醒的是，蔡翔在那篇散文里确实说过：“我对底层的读解，首先是从工人开始。”[9]
三
蔡翔从城市工人开始的对“底层”的（有时是无意识的）持续性思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底层“已经不是一个概念，而是我的祖先，我的兄弟，是我生命中的各种记忆，是我的个人的成长史”[10]——决定了他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学术著作的趣味，也决定了他所有的文学/政治写作的独特性。借用波德莱尔的名言，蔡翔的一半是思想和学术前沿，“底层”是他永恒不变的另一半。
比如在一个城市文化研究的学术工作中，蔡翔就时隔多年给我们提供了散文《底层》的一个理论版本，相比之下一个更加明朗的版本。在关于《城市地图》的文本分析和社会批评中，蔡翔认为上海的怀旧和重新发现，是以一半城市对另一半城市在空间上的埋藏和删除为条件的。苏州河以北，是工人的集中地，是贫民区，苏州河以南，是这个城市的富裕或较为富裕的上层阶级。1990年代以来，关于上海的集体性叙事，被上层地区统治了。在这种情况下，2000年的《上海文学》设置了“城市地图”栏目，刊发了一系列文章，贫民区的上海写作被复活，和主流的上海叙事形成一种对视。这里的论述是如此熟悉，以至于能让我们迂回着折返到蔡翔的散文写作中，且在这种重复中辨识出某些早已存在的新东西。
首先，蔡翔在这里特别强调了贫民的“生产者”身份，而这种生产和劳作的过程，一旦被辨识和言说，对普通生产者而言，不仅是尊严的正当来源，更可被视为艺术性的。不过，尽管生产者创造了城市，但在上海他们又不属于城市：
贫穷使得这一区域的居民难以获得‘消费者’的身份，这也正是他们无法进入‘街道/城市’的根本上的原因。他们在更多的时候，仍然是一个‘生产者’。……什么叫工人？这就是工人。生活好的。上海人叫干活为‘做生活’……“生产者”创造了这个城市，也为自己赢得了一个阶级的自尊。但是，在城市的消费社会中，他们仍然被异化为城市的“他者”……[11]
然后蔡翔谈到了这个阶层的文化形态，在散文中，这曾被以很抒情的方式表述为“底层”的道德和善良，在这里他则尝试去追寻这种道德的来源：
在相对封闭的空间形态中，工人阶级的文化反而得以独立地生长出来，并通过家庭、邻里以及工厂代代相传。显然，这种阶级的文化形态，使得这个阶层的人获得了一种“感觉结构”，而在这一“感觉结构”中，个人找到的很可能是某种归宿感、安全感甚至是一种存在的自尊，并以此对抗着城市中心的压迫和控制。[12]
这里具体的论述，结合着蔡翔对工厂、工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关注，让我们联想到列斐伏尔，重要的不是空间中的生产，而是空间的生产本身，才让意识形态具有了物质性和坚固性。紧接着，和散文一样，是如何看待随后发生的这种尊严和道德的解体：
在这一时代，某种“革命”传统在家庭的中断，或者，在更严格的意义上，工人阶级的集体意识在今天实际上已经无形中被社会消解。当整个社会都在重新进行分层的时候，即使贫民家庭，也不可能置身其外。相反，它们对“成功”的渴望更为迫切，并企图以此来改变自己目前的身份和经济地位。……当家庭或者阶层的记忆不再，甚至成为某种新的“禁言之物”，个人便很自然地将叙述的空间对象向城市中心转移。[13]
以这个版本为例，一方面是想说明，蔡翔就是借助不同的文化和学术资源，反复地回到和思考“底层”，另一方面是，在这种不断重复中，也诞生了一些更清晰的、更深刻的思考和细节。我们很快将看到它们的重要性，因为正是借助类似这种重复，我们才能更畅通无阻地返回到他的散文。不过同样的，我们也是在通过这种重复的过程中，才能发现以下两点：
第一，蔡翔谈底层，但拒绝美化底层或者民粹。比如在研究1990年代以后的文学时，他以谈歌的小说为例，认为应该拒绝一种对于工人的刻板印象式的写作，以及要警惕对符号的迷恋。在另一处他则直接说：“底层……是一种情感背景。但我不可能走向民粹主义，……我们不能把底层美化。它可以成为一种视角，但不能成为我们的全部立场。而说到底，民粹主义的‘底层’，只是这些知识分子的虚构。”[14]第二，他承认自身的迷茫和无力。比如在回忆70年代的文章中，蔡翔说他“很多次……梦见我还在厂子里做工，也梦见工厂倒闭了，我也失业了。体弱多病，穷困潦倒，也偷水、偷电、偷煤气……。这时候，就惊醒了，一身冷汗，一阵一阵地后怕。当然，更多的，是庆幸。很自私。”[15]这种诚实的态度在知识分子谈论“底层”时太重要了，也对我们理解蔡翔为什么最终以社会主义城市/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带来的难题为核心关注，以及理解这种文学/政治写作的品质极为关键。
四
关于蔡翔写作“底层”和其它散文一事，我们曾目睹了许多贬低和嘲讽，同时也有许多溢美之词。凡有同情性理解的读者，一般而言，都会关注到他在使用“底层”时，这个概念的血肉丰富，真情实感以及拒绝被抽象化和知识化的特点。这基本也符合蔡翔自己对使用“底层”概念的描述。比如倪伟就认为：
他笔下的底层，是那样真切，抒发的情感不管是追忆、沉痛、或者失望与愤怒，都以一种在场的真实感打动着人们。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充满深情的叙述中，他再现一个具体而丰富的底层，让人们对“底层”这个很容易被空洞化的术语，有了感同身受的体验。尽管多年以后，“底层关注”持续不断地以知识性话题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蔡翔竭力区分自身成长史中的血脉关系的“底层”和作为知识生产“原料”的底层话语直接的不可互通性……[16]
再比如：
在蔡翔那里，“底层”这个语词虽然没有得到社会学意义上的严格界定，但其意指仍然十分明确，它指称的是那个与上流社会(尤其是特权阶层)相对立的范围广袤的下层社会。底层不是某个特定的阶级，在它内部也存在有等级和差异(蔡翔注意到了城市底层和农村底层之间悬殊的差异)，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它建基于这一认定之上，即这些不乏差异性的群体都被剥夺了他们理应拥有的分享国家共同体的权力和金钱资源的权利。[17]
这些见解当然都没错。但既然是带着重复过多次的后见之明重返散文，我就偏想要反其道而行之，对于蔡翔的文学/政治写作中被认为不能概念化的“底层”，非要尝试还原成概念，并斗胆用理论化的语言再表述一遍。蔡翔笔下的底层到底是什么？他自己说首先是工人，根据我们在上文发现的答案，蔡翔的文学/政治写作的一个重要特点确实是围绕着城市工人。这个答案能不能再清晰一点呢？是“生产者”，或者说苏州河北岸的普通劳动者。在这里，普通劳动者意味着蔡翔一直在讨论的是这个社会的合格的生产力，而苏州河北岸意味着他们总是在具体的生产关系中被谈论的生产力。
关于前者，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蔡翔非常清楚地表明，他并不着力于暴露下层的贫穷和苦难，然后以文学和抒情的方式表达同情。他几乎是拒绝因而拉开了与这种同情的距离，并且明确表示，这不是他谈论的对象，毕竟“走向北方的乡村，我才真正懂得贫穷的涵义。”蔡翔关心的是一个社会正常运转中的普通劳动力，或者说自食其力者，所以那句“对富裕的向往，在底层，是一种非常崇高的人性。”是颇有意味的。他们在某个历史时刻凝聚起来并有了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他们会偷懒摸鱼，但绝对是合格的劳动力；他们对财富也有着极大的渴望，但也有着自己的道德和尊严。而我认为，拒绝暴露极端的苦难和贫穷，丝毫没有降低蔡翔写作的战斗性。所以岔开讲一句，蔡翔是绝不会成为一个白左的，这当然不是说他对社会边缘人群缺乏同情心，而是指这不是他思考的对象和核心，他关注的是这个社会的主流和基石。
而关于后者（苏州河北岸），可以说构成了蔡翔文学/政治写作的全部。《底层》和其它散文不断地在追问：这些本该有尊严的、被承诺了将获得平等公正对待的合格的劳动力，为什么“从未真正进入平等”？为什么“权力又制造并维持着一个所谓的特权阶层”？为什么在激进革命中，矛头反而掉转过来，枪口对准了他们？为什么在新的经济秩序建立之后，他们迅速地在这种生产关系中彻底失去了尊严？最让蔡翔恐惧和不忍的是，为什么这种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如此之简单，以至于“纯朴和善良，正在我的底层悄悄消失……利益原则同样侵蚀着我的底层。”为什么这种再生产和意识形态如此高效地就覆盖了整个社会，在穷人丧失了一切之后，“富人的嗜好如瘟疫般传染到我的底层”？我觉得理解“底层”的核心就在于这段极为残酷的表述：
欺凌和掠夺，在这个世界几乎每天都在重复上演。我对此已经见怪不怪。我甚至觉得富人本来就是这样，必须以此来维持自己奢侈的存在。可是这一切，却渐渐侵蚀到我的底层。在你路过那些肮脏的地下小工厂，你就会发现，在我的底层，正在上演着什么样的同类相残的故事。我无法容忍穷人间的相互掠夺。
在另外一个场合，蔡翔通过将这种再生产和意识形态命名为“文化殖民”来表达自己的愤怒：
现在有种文化殖民现象，强势阶层利用各种资源将自己的文化强力推行给其他阶级。……底层，下层人民，对成功的渴望是最强烈的，因为他们已经被这个时代纳入到了一个共同的结构之中。在这一改变过程中，自然会产生许多扭曲。这种情况是社会强加给他们的。他们什么资源都不占有，但又被卷入这种“成功”神话当中，那种焦虑和扭曲就表现得非常强烈。这就是文化殖民的结果之一。整个社会的主流文化都在拼命强调“成功”，但是下层又是如此缺乏“成功”的资源。急于改变自己，不改变自己就永远处于社会的底层地位，就不能共享社会的财富。既是政治和经济的殖民，又是文化的殖民。[18]
至此，蔡翔的“底层”已经讲得足够清楚。这里的抒情当然血肉丰满，但难道他不是再明确不过地表达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是统治和剥削阶级无时不刻地先进行着阶级斗争，所以底层能做什么呢？当然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他所站的位置和立场，让他的任何一种文学/政治写作最终是要去追问难题、危机和复杂性，这其中显然也包括了“神圣回忆”，包括了那种最终反过来指向了普通人的阶级斗争。并且我觉得蔡翔是清晰地意识到，作为人文知识分子，在这种斗争中所能做的事也许不多，但是，如果有人要对失去了平等和公正的生产关系进行再生产，如果无情的意识形态机器要就此运转起来，那么一种文学/政治的写作必须介入进来，尽其所能地斗争。而他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他确实表达过几乎完全一样的意思：
“最起码，知识分子的存在使得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没办法获得它的合法性依据。如果大家都退守个人，那么，这些不合理的东西就名正言顺了。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这就使那些利益集团如坐针毡，找不到他们的合法性支持。知识分子能做到这一点，不给这些利益集团一点正名的可能性。”[19]
不过，蔡翔对批判本身又保持了极大的克制，“我反复警惕自己的情绪，我知道，任何一种激进主义都会为我的底层带来更大的灾难。我为我的底层的任何一点富裕任何一点繁荣都感到由衷高兴。”显然，这与拒绝民粹和美化“底层”从而拒绝美化知识分子自己有关。但我不认为这仅仅反映了一种学术品质上的谨慎，通过总是重返而站在“底层”一边（文学当然是一个好的途径），让蔡翔尽管出于个人习惯和修养可以对任何社会实践方案都抱有一种同情性理解，但又必须以自己的、同时也是底层的利益和眼光去计较、盘算和审视一番，哪怕这种方案最支持阶级斗争，我认为这种思考方式带回了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极为重要的旧东西，也带给蔡翔复杂和痛苦。
有人回忆过自己与蔡翔交往的一个片段。他曾经告诉蔡翔一个关于工人的抗争故事，并问蔡翔工人为什么能这样干。当听到蔡翔严肃地说出“工人阶级当家作主”时，他觉得“这八个字似乎太意识形态化了。可……一字一字说出来的效果，能一字一字打入我心脏。”[20]
而在我的心目中，蔡翔还会接着说，工人阶级当家做主这个事情，也是不容易的。
五
事实上，从1990年代以后，蔡翔就是在不同的甚至急剧变化的学术语境下坚持这同一个立场，思考同一种问题，他的文学/政治写作固然有力量和温度，但许多时候对自身的彷徨和迷茫也并不遮掩。而我们迫切想知道的是，近三十年后，这种坚持和重复的文学/政治写作在未来还有没有意义？因为只要回忆一下，起初，当这种文学/政治写作开始的时候，一切是清晰而激烈的，战场是界限分明和白热化的，那种对待左和右的态度，我们不妨从蔡翔化友为敌的论敌那里一探究竟：
蔡翔兄赠送了我一顶令我受宠若惊的“自由主义”帽子，尽管还不是“极端自由主义”，谢谢蔡翔！但是，蔡翔兄凭什么确信我不会“热情拥抱资本与市场”呢？你是对我手下留情，还是对我存有希望呢？恰恰相反，我对资本与市场的正面认识肯定会让你失望，虽然谈不上什么“热情”和“拥抱”，因为我们没有必要对人类行为的自然法则表示热情，所谓拥抱更是无稽之谈。资本与市场不过是人类行动的过程与进化中自然生成的现象与法则，而不是意识形态……
而关于左翼：
马克思的彻底性是当前一切传统左翼与一切新左派的一面镜子，剥夺剥夺者！消灭私有制！……马克思主义不是任何一种学院学术！马克思主义更不是诗歌散文！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授的知识讲义！而一切现存制度的教授知识分子都隶属于资产阶级！你们去请教列宁同志吧！去问问斯大林同志吧！去请示毛泽东同志吧！他们也会灼伤你们的，而且远远不只是灼伤！[21]
用今天互联网语言来讲，蔡翔的黑粉们恐怕也是真粉，这种憎恨和厌恶真是极为准确和敏感。不过在当下的中国，这种在一条固定的分界线上的激烈交战的情形，在理论领域显然易见已经日趋结束了。蔡翔曾说的：“当‘底层’进入文学批评视野的时候，我们看到却是：不安、不满、抵制、对抗、调侃甚至嘲弄”，以及更致命的一种冷漠：“知识分子退出代言人的角色后，退回个人，实际上最后指向了每一个具体语境下的个人的阶层性。也就是说，实际上他们仍在‘代言’，或者是中产阶级，甚至富人阶级，知识不再代言底层罢了。”[22]这种种情况当然依旧存在，但已经是处在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了。
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方案，无论在知识界还是舆论领域，事实上已经处于信誉破产的状态，曾经风光无限的诸多经济学家、法学家和文学研究者发现自己不仅失去了众多追随者，还不得不时常面对普通网民的嘲讽。但是新的问题也随即到来。一方面，尽管不可能再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一整套方案出现，新自由主义的不少核心原则仍在潜移默化地进入当代中国人的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只不过没有人再明目张胆地摇旗呐喊；另一方面，原来因反对新自由主义而凝聚和团结在一起的知识群体也由于思想资源的不同发生了分化，他们其中的一些成为国家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另一些更愿意相信社会发展要依赖理工科知识精英，还有一些则持极端激进的左翼立场、或把欧美精英的左当成自己的左并坚持认为现实应当毫无保留地向理念靠近。虽然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思想界的理论和路线斗争的活跃，背后是社会实践的日趋复杂，反应的是那条固定的战线在理论上被攻破之后，主要矛盾就从击败敌人转变为了想象和探索一条新路。如果蔡翔的文学/政治写作还没有被淘汰，还能参与到这种想象和探索的实践中，会发生什么呢？
我们只能猜测，面对新的社会、政治和理论环境，他会遇到一些新的难题。比如蔡翔一直在追问如何走向“底层”，知识分子如何或者有没有可能为底层代言和发声。但是在这个网络高度发达的时代，普通民众好像真的不需要代言了，他们自己创造概念、制造议题，通过戏谑、自嘲或行动来反抗不公正的生产关系，诸如996、福报、躺平、内卷、低欲望、人民富豪、生育率降低等等议题会持续发酵，或者在新自由主义臭名昭著之后，鲁迅、毛泽东和马克思热出现在互联网上，特别对年轻网民有着极强的感召力。但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原来的自由派们摇身一变，开始声援底层，并承诺自己有一种和底层情感相通的立场，仿佛自始至终他们才是更关心底层的，而一些左边的战友却日趋精英化。
再比如，相对于此前，国家越来越多地成为一个积极的行动者，通过行为和承诺也在更新和创造着一套话语体系。全面扶贫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中国式现代化承诺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它会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这些新的话语，伴随着今日中国所处的变化剧烈的国际格局，让知识界自身的绝大多数讨论既跟不上脚步，失去了现实意义，也再不能像此前三十多年那样重要。
蔡翔近年来所著不多，在一篇为自己学生的新书所写的序言中，他说：“……这一代青年学人，和我有个很大的区别，他们并不避讳谈国家，也不避讳讨论主流文化，相反，他们更愿意积极介入到国家能力乃至主流文化的建构之中。……而原意做更多的建设性意见思考。所谓‘八〇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作‘互联网一代’，他们有很强的民族自尊心，对共和国也有认同感。对……这一代人的思考，我一直在努力理解。善意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离开国家，离开历史语境，空谈个人，并无多大意义；当然，离开人民，只谈国家，也会陷入另一种极端。”[23]
话虽讲的客气，却不难读出他对自己学生的叮嘱。而恰从这种叮嘱或警告中，我们才又一次看到了那种文学/政治写作在重申自己的意义，即无论谁做出承诺，无论话语怎样变化多端，无论学术界——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哲学等等——给出了多少政治方案，都不要忘记追问，要执行这些方案，需要动员谁，如何动员？依靠谁，牺牲谁？谁付出，谁获利？这里是算账，但绝不仅事关算账，还包括谁在这个过程中凝聚起了阶级意识，谁在一整套生产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塑造了自身的文化领导权，谁又被击溃成一盘散沙？
回到我们一开始谈论的地方，蔡翔并不是不关心农业，而是说社会主义的城市/工业发展似乎更强烈地促使他看到危机和难题。但是，提出难题和思考如何解决难题，恰恰是让散文也具备了科学性的条件，反过来，一套理论或解决方案，哪怕再复杂，再华丽，面对这个社会的劳动者承诺得再多，如果不算这笔帐，如果不考虑力量对比的形势，也最多也就是一番论点，一种唯心主义的研究。我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理解蔡翔的文学/政治写作的，一旦想明白，我知道此生再也难以走出。
向上滑动查看注释
[1]蔡翔：《神圣回忆》，东方出版社，1998年4月第一版，P83。
[2]贺桂梅：《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10月第一版，P514~515。
[3]蔡翔：《何谓文学本身》，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P255。
[4]贺桂梅：《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10月第一版，P47。
[5]罗岗：《英雄与丑角——重探当代中国文学》，东方出版中心，2020年12月第一版，P31-32。
[6]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第一版，P271。
[7]同上，P272。
[8]同上，P323。
[9]蔡翔：《神圣回忆》，东方出版社，1998年4月第一版，P29
[10]蔡翔：《何谓文学本身》，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P5
[11]蔡翔：《何谓文学本身》，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P179-180
[12]蔡翔：《何谓文学本身》，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P183
[13]蔡翔：《何谓文学本身》，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P190-191
[14]蔡翔：《何谓文学本身》，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P234
[15]蔡翔：《七十年代：末代回忆》，收录于《七十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7月第一版。
[16]莫尤：《蔡翔：多重文化身份中的持守》，《传记文学》2013年第9期。
[17]倪伟：守护神圣——读《神圣回忆》，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7977271/?_i=0790632kuYwpsQ
[18]蔡翔：《何谓文学本身》，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P316
[19]蔡翔：《何谓文学本身》，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P322
[20]五津：话说蔡翔，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7979037/?_i=0790755kuYwpsQ
[21]吴亮：《从文学的幻觉到政治的幻觉——答蔡翔兄》，《扬子江评论》，2016年第一期
[22]蔡翔：《何谓文学本身》，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P313
[23]林凌：《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6月第一版，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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