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今年10月7日，巴以冲突的火药桶在加沙地带再度点燃。从22日夜晚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开始，本次冲突的烈度持续升级，沙加地区的巴勒斯坦普通民众的死伤人数也在以军的轰炸下不断上升。当前局势下我们重新回看2005年蓝博洲对巴勒斯坦作家穆罕默德．舒卡尔的访谈，或许对我们理解巴勒斯坦人民争取自由与国家主权的斗争有所帮助。
穆罕默德·舒卡尔来自长期受到战争蹂躏的地区，他的作品反映了伊斯兰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冲突矛盾，也从不同的角度深刻反省、关怀国家、民族、宗教、战争及生命等复杂的课题。作为一名巴勒斯坦人，穆罕默德·舒卡尔个人身份的复杂性，恰恰反映了巴勒斯坦复杂的历史。他的写作不仅仅反映了他个人的经历和祖国人民的痛苦，是他发现自己，表达自己的方式，更是为巴勒斯坦民族发声，追求巴勒斯坦的身份认同和以巴和平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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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创立于1956年的香港浸会大学成立了国际作家工作坊，由郑敏、郑树森、马悦然、葛浩文、白先勇、聂华苓、钟玲、黄春明等著名诗人、汉学家、作家和学者组成顾问委员会，浸会大学文学院院长钟玲担任工作坊主任兼活动策划委员会召集人。每年，工作坊除了邀请一至二位卓越的华文作家担任「驻校作家」（已经先后邀请陈映真与李渝），另外邀请六至九位内地、台湾及世界各地的作家，担任「访问作家」。活动期间，工作坊除了为这些作家举办公开演讲、座谈会及作品朗诵会，还会安排各种媒体的记者专访作家；与此同时，工作坊在活动展开之前已经组织该校师生，将应邀作家的作品由英文译成中文，或者从中文译成英文。
国际作家工作坊第一届「访问作家」的主题为「后殖民地英语国家的作家」，邀请分别来自印度、南非、加纳、加勒比海圣马丁和特立尼达的六位英语作家，以及来自大陆、台湾、马来西亚的三位华语作家。
2005年11月14日至12月13日，国际作家工作坊第二届「访问作家」以「了解伊斯兰世界及其作家」为主题，邀请来自伊斯兰世界的七位作家和两位中国作家做「访问作家」，驻港一个月；12月4日至8日，工作坊又安排所有「访问作家」前往北京师范大学，与国内作家、评论家和北师大师生进行文学交流。通过《印刻文学生活》杂志总编辑初安民先生和郑树森教授的推荐，我也有幸受邀，和来自山西黄土高原的小说家曹乃谦先生，一起参与了这次「了解伊斯兰世界及其作家」的活动。
了解伊斯兰世界及其作家
众所周知，伊斯兰教向来与基督教、佛教并列为世界三大宗教。全球的伊斯兰信徒，也就是所谓的「穆斯林」超过了12亿人口；「伊斯兰文明」（Islamic Civilization）和「伊斯兰文化」（Islamic Culture）一直是人类重要的精神文明遗产之一。然而，2001年的「9．11」事件后，「伊斯兰」已被一些西方国家及媒体曲解，把它和少数主张恐怖主义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划上等号，加深了其他地区的人们对「伊斯兰」的误解和恐惧。
「面对伊斯兰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冲突，文学或可成为交流的一种平台，一种对话的方式。」钟玲教授在工作坊开幕朗诵会上说明主题的构想。「因此，今年的国际作家工作坊就以『了解伊斯兰世界及其作家』为主题，展开一系列文学及文化方面的交流活动；主要思考伊斯兰文明和当今世界的关系，突显伊斯兰作家及其文学作品的特色。」
这次受邀的七位来自伊斯兰世界的作家，其中六位来自阿拉伯世界：埃及的艾哈迈德．埃拉迪（Ahmed Alaidy，1974-）、黎巴嫩的哈桑．达欧德（Hassan Daoud，1950-）、伊拉克女诗人敦雅．米卡埃尔（Dunya Mikhail，1965-）、约旦的儿童文学作家泰格蕾德．纳贾尔（Taghreed Naijar，1951-）、巴勒斯坦的穆罕默德．舒卡尔（Mahmoud Shukair，1941-）和加桑．察滩（Ghassan Zaqtan，1954-），另一位则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西多克．司雷格奇（Sitok Srengenge，1965-）。
不论来自何处，这几位伊斯兰作家大都有许多共同的经历，例如：流放、作品不被允许自由出版、甚至因参与政治活动而入狱等等，这些经历也都成了他们写作的重要题材。抱着学习的心情，一个月的期间，通过在香港、北京和珠海的几场座谈、访问及平时的闲聊，我终于能够初步「了解」这七位来自「伊斯兰世界」的作家了。来自长期受到战争蹂躏的地区，这些伊斯兰文学创的作品自然反映了伊斯兰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冲突矛盾，也从不同角度深刻反省、关怀国家、民族、宗教、战争及生命等复杂的课题。
基于让更多的朋友「了解伊斯兰世界及其作家」的考虑，我首先把受到年轻一代阿拉伯作家尊敬的老大哥穆罕默德．舒卡尔的采访笔记整理出来，跟大家分享。
我的故事，就是整个中东的故事
「我的故事，就是整个中东的故事。」在每一场公开座谈会上的发言，来自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作家穆罕默德．舒卡尔几乎都是这样开场的。事实，显然也是如此。
「几百年来，我的家族一直生于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也死于耶路撒冷。」穆罕默德．舒卡尔一脸坚毅地说，「1941年，我也像我的祖祖辈辈们一样，在耶路撒冷出生。所以，我当然是巴勒斯坦人。」然而，麻烦的是，在申请赴港签证时，穆罕默德．舒卡尔的身份却遭到香港移民局的置疑。从耶路撒冷前往香港的路上，他又因为手上拿的那本护照，在海关出入境处遭到比一般人还要繁复的盘问。「你是巴勒斯坦人，」气质优雅的穆罕默德．舒卡尔嘲讽地笑着解释他所遭遇的麻烦。「但是，为什么你的护照却是以色列核发的，而护照上的国籍却又注明是约旦呢？」「你究竟是哪里人呢？」对纷扰复杂的中东政局完全没有概念的香港移民局官员不解地要求穆罕默德．舒卡尔解释他的身份。「我出生于1941年，可为我签发护照的以色列1948年才建国；」穆罕默德．舒卡尔微笑着耐心解释，然后坚定地说：「我当然是巴勒斯坦人。」
大部分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居民不具有以色列国籍，也不持有以色列护照。他们持有的身份卡片是一张10年有效期的“永久居留卡”，上有希伯来语“רישיון לישיבת קבע”，即“永久居留许可”字样
的确，穆罕默德．舒卡尔个人身份的复杂性，恰恰反映了巴勒斯坦复杂的历史。
巴勒斯坦问题
巴勒斯坦位于地中海东岸，靠近苏伊士运河，扼亚、欧、非三洲交通要道。因为具有重要的战略和经济地位，历来是大国角逐的地区。
据载，巴勒斯坦最早的居民是迦南人。公元前12-11世纪，犹太人进入并建立国家。此后，巴勒斯坦屡遭周围大国侵占，几经变迁。犹太王国灭亡后，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的公元一世纪前后，犹太人被赶出巴勒斯坦，流散世界各地。公元7世纪后，巴勒斯坦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部份，绝大部分居民也都是阿拉伯人。16世纪后，巴勒斯坦又成为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一部份。
19世纪80年代初，在奥地利、俄罗斯、德意志等地的犹太资产阶级发起「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所谓「犹太复国主义」又称「锡安主义」。锡安就是耶路撒冷附近的一座山。由于《圣经》有一段犹太人将回到锡安山聚居的情节，「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于是利用这段情节声称：「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是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由公共法律所保障的犹太人之家。」
这样，随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展，巴勒斯坦问题成为中东问题的核心，突出表现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矛盾。
1895年维也纳犹太人记者西奥多·赫茨尔撰写《犹太国》一书，进一步提出了犹太复国主义的理论和纲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势力侵入了巴勒斯坦。为了保持它在巴勒斯坦和整个中东的统治，英国竭力利用和扶植犹太复国主义，挑拨阿犹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取得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继续推行分而治之政策。因此，大批犹太人迁入巴勒斯坦。阿犹之间不断发生冲突和流血事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越来越深地卷入了中东事务。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英美竞争日益尖锐。美国逐步取代英国，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主要支持者。大战结束后，美国政府推行利用阿犹矛盾、支犹制阿、排英反苏、争霸巴勒斯坦和中东的政策，进一步卷入巴勒斯坦和中东事务。
1946年1月，英国被迫与美国组成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英美联合调查委员会。同年4月，该委员会提出一份「建议」，主张巴勒斯坦由联合国托管，并要求1946年内批准十万名犹太人迁入巴勒斯坦；遭到阿拉伯人的反对。7月，英美专家又炮制了一个把巴勒斯坦分为四个省---犹太自治省、阿拉伯自治省，以及耶路撒冷和内格夫直辖省---的「分省自治计划」（《莫里森-格雷迪计划》）；遭到阿犹双方的反对。犹太人希望分治后建立犹太国；阿拉伯人则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
1947年2月，英国认识到它已经很难维持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了，于是宣布把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处理。9月，第二届联合国大会开幕。会议决定设立专门委员会进行研究。11月29日，大会对专门委员会提出的方案进行表决；最后以美、苏等国33票赞成，阿拉伯等国13票反对，英国等10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巴勒斯坦将来治理（分治计划）问题的决议（第181＜2＞号决议）。决议规定：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最迟于1948年8月1日结束；此后两个月内成立阿拉伯国（包括北部加利利、约旦河以西地区、加沙地带和雅法市的阿拉伯区，面积约一万一千多平方公里。）和犹太国（面积一万五千八百五十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55%。），两国在经济上实行一些联合；耶路撒冷及其近郊区（计158平方公里）则是一个「在特殊国际政权下的独立主权国家，并由联合国管理」。
这个明显有利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分治方案通过后，立即遭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各国的强烈反对。耶路撒冷城和一些阿犹混居的村镇爆发了阿犹双方的武装冲突。1947年12月，阿拉伯联盟七国发表声明，宣布「决心为反对联合国分裂巴勒斯坦的决议而战。」英国企图维护自己在巴勒斯坦的权益而支持阿盟反对联大决议。犹太复国主义者则在美国的支持下加紧筹划建国的工作。
1948年5月14日，英国结束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当天晚上，犹太复国主义者就在特拉维夫宣布成立「以色列国」。十一分钟后，美国政府宣布承认；紧接着苏联也表示承认。第二天，以色列国便与埃及、约旦、叙利亚、伊拉客和黎巴嫩等五个阿拉伯国家爆发了战争，史称第一次中东战争。这场战争虽然实际只打了61天，却断断续续进行了15个月。战争使得将近百万的巴勒斯坦人民被以色列侵略者逐出家园，沦为难民，流落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和附近的阿拉伯国家。
那年，穆罕默德．舒卡尔只有七岁。因为战争，父亲只好带领全家离开故乡。因此，1960年，当20岁的舒卡尔开始写作的时候，那个被迫离开家园的晚上所发生的故事，自然就成为他所写的第一部小说的情节。
巴勒斯坦人的身份认同
通过第一次中东战争，以色列霸占了大量的阿拉伯领土，控制了巴勒斯坦两万零七百平方公里的土地，比联合国分治决议中规定的还要多六千七百平方公里。联合国分治决议规定要建立的「阿拉伯国」不但没有建立，分治决议划归「阿拉伯国」的三个地区---沿地中海的雅法港和连接黎巴嫩的地区及中部一部份领土被以色列侵占；西南连接埃及的加沙地带由埃及控制；中部则由外约旦兼并。联大关于耶路撒冷国际化的决议也没有实施；耶路撒冷旧城为外约旦控制，新城由以色列占领。到了1950年1月23日，以色列议会更悍然宣布「迁都」耶路撒冷。
1949年12月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里安（右二）向以色列议会提请迁都耶路撒冷
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后，为了生活，穆罕默德．舒卡尔的父亲又带着家人，回到耶路撒冷的残破家园。然而，就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下，世世代代都居住在耶路撒冷、比刚建国的以色列老七岁的穆罕默德．舒卡尔，就在以色列占领下丧失了巴勒斯坦人的法定身份。
「他们不愿意承认有巴勒斯坦的存在，于是就说我是『约旦人』。」穆罕默德．舒卡尔面带苦笑感伤地说。「巴勒斯坦就这样逐渐消失了！」
穆罕默德．舒卡尔举了一个四年前刚过世的巴勒斯坦女诗人的一首诗来说明这种处境。女诗人的诗描写了她在伦敦和当地人的一段日常生活性的对话——
倫敦人和作為鄰居的女詩人在門口寒喧。
唉！倫敦人望著陰冷有霧的天氣抱怨說：
倫敦的天氣總是像這樣愁雲慘霧的！
在我的家鄉，女詩人善意地回應說，總是充滿耀眼的陽光！
倫敦人：妳的家鄉在哪裡？
女詩人：耶路撒冷。
倫敦人：那麼，妳是以色列人。
女詩人：你說這話，好像一把刀子插進我的胸口！
虽然阿拉伯国家在第一次中东战争失败了，战争却教育了人民，推动了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的不断发展。以色列入侵巴勒斯坦国土后，一方面大量移入犹太人，同时也在边防设哨，限制离境的巴勒斯坦人回返祖国，企图将耶路撒冷的人口一步步犹太化。成长中的少年穆罕默德．舒卡尔也随着历史的前进，苦苦地思索着自己作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身份认同问题，进而以写作及实际的政治行动，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献身。
穆罕默德．舒卡尔在耶路撒冷念完中学后，进入叙利亚大马士革大学学习，并于1965年获得哲学与社会学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他当过几年教师，也在新闻界工作过。更重要的是，他在就读大学期间，展开了他的写作事业。
以色列蚕食巴勒斯坦领土
古代的阿拉伯文学作品，例如《一千零一夜》，有很多是叙事性的文学，或是藉由动物说话的政治寓言小说；穆罕默德．舒卡尔说，在他开始写作之前，他读过很多西方的文学作品，也受到诸如海明威、史坦贝克、契诃夫……等作家的影响，学会了怎么写现代的短篇小说和戏剧。然而，他强调，真正在写作的主题思想上影响他的，主要还是阿拉伯作家，特别是荣获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埃及小说家纳吉姆．马哈福兹。大约在二十年前，他开始阅读拉美作家的作品，也很喜欢。到目前为止，穆罕默德．舒卡尔已经出版了十部小说和十四部儿童文学；有些小说已被译成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等数种语言。
「为什么要写作？」在访谈中，我问了舒卡尔先生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我写作，」穆罕默德．舒卡尔深邃的目光柔和地看了看我然后说，「因为我内心里头一直有一股发出声音的渴望。」接着他转述了一个巴勒斯坦作家Garsas所写的小说《人与太阳》（Man and the Sun）的故事：
有三个巴勒斯坦人躲藏在一辆坦克车里，准备偷渡，越过以色列占领区边境。穿过科威特的沙漠时，驾驶员有事下车，久久未归。这三个没有护照、没有身份的巴勒斯坦人，如果被哨兵发现就会被逮捕、枪毙，进退两难，只好静静躲在闷热的坦克车，不敢发出声音。结果，当坦克车驾驶员回到现场时却发现他们三人已经在闷热的坦克车里活活闷死了。「你们真笨死了！」坦克车驾驶员对着三具死尸咒骂道：「为什么不敲敲坦克？为什么不说话？为什么不发声呢？」
「我把这篇小说看成是巴勒斯坦民族的寓言。」舒卡尔说：「小说中的三个巴勒斯坦人因为没有护照，所以就没有身份；因为没有身份，他们不能发出声音，也发不出声音来；结果，他们的声音就完全被消灭掉了。其实，没有身份的焦虑就是巴勒斯坦人民的焦虑。」
穆罕默德．舒卡尔又说，因为以色列的占领，巴勒斯坦本地作家的作品很难发表，流亡在外的巴勒斯坦作家的书也不容易带进来；他是通过萨义德（Edward W.Said，1935-2003）的介绍才知道并且阅读了《人与太阳》这篇小说。但是，1992年，这位作家却像他心仪的西班牙诗人洛卡（1898-1936）一样遭到谋杀。
萨义德回忆录《Out of Place: A Memoir》
「以色列当局先是承认后来又否认谋杀了这个作家，」舒卡尔脸神忧伤，静静地回忆着，然后说。「我认为，他们杀他的原因是要让巴勒斯坦人对未来感到绝望。」
「一个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生活是令人泄气的。」萨义德曾经在《东方学》（Orientalism）绪论中这样看待自己的巴勒斯坦人身份。「在这里有一个几乎得到普遍认同的看法：在政治上他是不存在的；即使他获得了存在的权利，也是要么作为一个令人讨厌的累赘，要么作为一个『东方人』而存在。种族主义、文化定见、政治帝国主义、丧心病狂的意识形态之网压得阿拉伯人或穆斯林人喘不过气来，也正是这张网使每位巴勒斯坦人逐渐意识到这是他生命中难以解脱的魔孽。」
「萨义德生于巴勒斯坦耶路撒冷，但他是美国公民。」舒卡尔热爱作为思想家的巴勒斯坦同胞萨义德。他简单地评介了萨义德。「在1967年前，他是远离政治的。但是，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发动了战争；从那一天开始，他变成了政治家。他开始深切感受到他是巴勒斯坦人。他既在美国又不在美国，既在巴勒斯坦又不在巴勒斯坦。但是对自己这种犹疑不定的身份，他是很满意的。他认为，人的身份并不是不变的，身份认同不断在发生变化，人能够不断丰富自己的身份认同。他相信美国的民主，但同时也强烈反对美国所领导的暴行；他赞同中东的和平，支持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主国家。」
萨义德说，就在他写《东方学》几年之前，高达．梅尔（Golda Meir，）说出了「巴勒斯坦民族不存在」的这一臭名昭著并且极具东方学特色的言论，因此，《东方学》的写作产生于「个人丧失、民族瓦解」这一非常具体的历史语境。
高达．梅尔，就是台湾通称的梅尔夫人。1898年生于俄国基辅的她，1921年才跟随丈夫从美国迁居巴勒斯坦。1928年任犹太女工理事会执行秘书，后来成为犹太工党领导人之一。以色列成立后，担任首任驻苏联公使；此后，历任劳工、外交部长；1969年3月到1974年4月担任以色列总理。
「从作为以色列总理的梅尔夫人所讲的那句话，」舒卡尔进一步解释他的写作主题。「你就会知道，对我们巴勒斯坦作家来说，没有什么会比表达巴勒斯坦民族的存在更重要了。在我学习写作的5、60年代，我就看到我们巴勒斯坦前辈作家们无日无休地强调这点。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当然也是继承这样的使命。」
面对暴行，我们依然能够微笑
穆罕默德．舒卡尔的作品相当多，题材也很广。早期，除了写为了自己的身份认同而挣扎的巴勒斯坦人的故事之外，也写过探讨人类情感和两性关系的作品。其中，描述以色列进入耶路撒冷后，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悲惨及屈辱的小说《夏卡拉》（Shakira），以及另外一部名为《我阿姨的女儿康朵．奈莉莎》的小说，是他自己最满意的作品。
「我的作品基本上反映了我个人的经历和祖国人民生活的痛苦。」舒卡尔强调。
穆罕默德·舒卡尔的小说《Praise for the Women of the Family》
作为一个作家，除了关于巴勒斯坦的政治问题之外，在长期的写作生涯中，穆罕默德．舒卡尔的作品常常以巴勒斯坦的农民、劳工、难民营及流亡中的巴勒斯坦人为主人公，书写他们的故事。
「有些文学评论家说我是『新写实』或『社会写实』作家，」舒卡尔笑了笑，不以为然地说：「其实，我并不在意人家怎么说，我就是喜欢写关于农民、工人和巴勒斯坦人身份认同的题材。至于难民营，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巴勒斯坦有两代人几乎都是在难民营中长大的，我自然写了很多反映难民营生活的作品。」
可以理解，舒卡尔会去写「流亡中的巴勒斯坦人的故事」，其实也是现实政治的反映。
「大部分的巴勒斯坦作家都有被驱逐出境的经历，有很多人甚至被关进监狱。」穆罕默德．舒卡尔说：「因为参与政治运动，抗议以色列的占领，我个人也曾两度被以色列当局逮捕入狱；第一次是1969年，关了一年；第二次是1974年。到了1975年，我就被押解出境，从此流亡在外了。」
1993年，随着中东局势的变化，年过半百的穆罕默德．舒卡尔终于结束了长达18年之久的流亡生涯，重返巴勒斯坦，定居耶路撒冷。
从1975年到1993年，中东局势的动荡变化，也许可以通过萨义德写于1994年3月的《东方学》后记中的一段话来概括理解吧！
我根本无法预见，本书出版之后一年【1979年】，伊朗会发生一场具有不同寻常的深远意义的伊斯兰革命【推翻巴列维政权】，同样无法预见的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战争会如此残酷、如此旷日持久，从1982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直到1987年底开始的巴勒斯坦暴动（intifada）。冷战的结束并没有缓和——更不必说结束——阿拉伯和伊斯兰东方与基督教西方之间显然永无止歇的冲突。更近但激烈程度丝毫未减的是由苏联入侵阿富汗所引发的冲突；由阿尔及利亚、约旦、黎巴嫩、埃及和所谓「被占领土」等国家和地区的伊斯兰群体对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社会现实所提出的挑战，以及美国和欧洲对此所做出的反应：在巴勒斯坦组织的反俄国的伊斯兰特遣队；海湾战争；对以色列一如既往的支持；作为新闻界和学术界醒人视听的话题的「伊斯兰」——如果它并不总是一种准确且能使人增长见闻的知识的话——的出现。所有这些极大地加剧了那些在日常生活中被迫宣称自己属于西方人或东方人心中的受迫害感。似乎没有人能够摆脱「我们」与「他们」的这一对立，这使人们对自我身份的感觉进一步得到强化深化和僵化，于是事情越弄越糟。
巴勒斯坦问题果真在穆罕默德．舒卡尔流亡的这段期间「越弄越糟」了吗？相较于流亡之前，归乡以后的舒卡尔心境是否有所变化？他「心中的受迫害感」是否也「加剧了」呢？
萨义德就人们对阿拉伯人形象的表述嘲讽地写道：1973年阿以战争【第四次中东战争（十月战争）】之后，阿拉伯人的形象显得更具威胁性。在卡通中不断出现的阿拉伯人显然都具有「显眼的鹰勾鼻」和「邪恶的斜睨神情」的特征。
1973年“赎罪日战争”中叙利亚第7机械化步兵师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重创以色列第7装甲旅
穆罕默德．舒卡尔果然也有「显眼的鹰勾鼻」，可他举止优雅、待人诚恳、谦恭有礼，看起来不但没有「邪恶的斜睨神情」，反而在他深邃柔和的目光中透露着一股正直的坚毅神情。面对眼前这个来自巴勒斯坦的老人，我实在很难从外表看出他是一个历经战乱、监禁与流亡的迫害的具有「威胁性」的阿拉伯人。难道，我好奇地想，随着年岁的渐增，历练的丰富，作为一个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他「心中的受迫害感」也逐渐减轻了吗？
通过翻译，我迂回委婉地提了这么一个似乎不该问的问题。
「我的创伤在内心，不在外部。」舒卡尔坦率地回答了我的问题，态度是温和平静的。「历经西方殖民帝国的统治及以色列的侵占，巴勒斯坦人民一直生活在被占的领土上，长久以来不曾有过自主、自由的生活。对我们巴勒斯坦人民来说，每一天的生活都要忍受各种各样的折磨和痛苦。这样的痛苦实在太多了。以前的不讲，就讲最近这五年的情况吧！整个加沙地区几乎每天都会有枪战发生。巴勒斯坦人要离开以色列占领区，到别的地方，从城与城之间，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都要检查。这种检查包括车辆检查，包括身体检查。每个过境的人都会被检查看看身上有没有什么炸弹。为了应付检查，有一个巴勒斯坦的画家干脆把自己的衣服挖了几个大洞，让人一眼就能看到他的肚皮，那样他就不用接受检查了。我不是画家，也不会用自己的身体对抗；针对以色列在以巴边界大举设立检查站的现象，我的反抗还是要通过我的文字书写来实践，所以我正在写一部讽刺的喜剧小说，反映长期面对供电短缺和边境检查的耶路撒冷境内的巴勒斯坦人的生活。」 「那么，您最近的写作跟过去有没有什么不同？」我试着通过作品来体会思想心境的变化。
10月24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汗尤尼斯，一名男子手持一名儿童的照片在遭以色列袭击的建筑废墟进行搜救。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空袭造成大量妇女儿童的伤亡。
「是有些不同。」穆罕默德．舒卡尔想了一下才回答。「过去，我只表现『我们』与『他们』的对立。归乡以后，看到当地一些人们在国土被占领下所表现的颓废生活，我又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反省『我们』和『我们』的对立。所以，最近五年，我开始写一些嘲讽现实的小说，笔调也有了一些黑色幽默的意味。在这些小说里面，一些在巴勒斯坦人日常生活上经常议论的世界性的政客或体育、音乐界明星，也被我写进了虚构的巴勒斯坦平民生活；他们以各种方式和巴勒斯坦人发生关系，从而产生种种令人啼笑皆非的荒谬情景，并且卷入巴勒斯坦问题里头。」他举例说，例如短篇〈麦可．杰克逊来到我们的街区〉（Michel Jackson in Our Neighborhood）的美国流行歌星麦克·杰克逊与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短篇〈留给罗讷尔多的座位〉（Ronaldo’s Seat）短篇〈留给罗讷尔多的座位〉（Ronaldo’s Seat）的巴西足球明星罗讷尔多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短篇〈夏卡拉的照片〉（Shakira’s Picture）的黎巴嫩著名的女歌手夏卡拉等等。
「为什么想到把西方世界的名人带入自己的小说中呢？」我问。
舒卡尔回答说：「这是因为巴勒斯坦人一直在被占领的土地上艰难地生活着，没有自己的私人生活。藉由这些名人前来巴勒斯坦的虚构情节，我想反映的还是被占领区人民渴望过上正常生活的愿望和复杂的耻辱感。因此，这些带给人苦涩微笑的黑色幽默小说，本质上还是严肃的政治小说。」
「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苦难的社会中怎么还能用幽默的态度来看待呢？」我又问。
「其实，幽默也是我们巴勒斯坦人处于困境的一个反应。」穆罕默德．舒卡尔有点自嘲地笑了笑。「阿拉伯有一句谚语：『更糟糕的事情反而会让你发笑。』巴勒斯坦社会是严肃和沉重的，暴行、苦难太多，整整百年的痛苦终于让我们在近二、三十年来孕育出了玩笑和幽默的生活态度。」
舒卡尔指出，巴勒斯坦的传统文学本来就有这种嘲讽的作品。例如，一个作家的小说中有一段邻居向一个叫做Guha的人借骡子的情节，其中有这样的对话：
鄰居：Guha，你的騾子可不可以借我？我要拉貨到城裡。Guha：我剛剛把它賣掉，沒了。（就在這時，Guha藏起來的騾子叫了幾聲。）鄰居：那不是你的騾子在叫嗎？Guha：唉！我的好鄰居，你怎麼寧可相信騾子而不相信我呢？
大约就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一个叫做Habiby的巴勒斯坦小说家，首先把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生活态度揉合，创造了「悲喜观」的新字，同时以这种新的人生观描写以色列占领下巴勒斯坦人民的痛苦，从此带动了许多巴勒斯坦作家以幽默讽刺的手法写诗、写小说反映现状的风潮。
例如，流亡巴黎的诗人马慕德．达维许（Mahmoud Darvich）劝诫以色列士兵不要滥杀巴勒斯坦孩童的一首诗写道：这个男孩以后会长大，长大以后他会到欧洲留学；在欧洲，他可能会邂逅你那同样在欧洲留学的女儿，然后两人相恋，生下小孩；所以，你如果杀了巴勒斯坦男孩，不就是把生你外孙的男孩杀掉了吗？
舒卡尔强调，这样的书写策略既是政治的，又超越了向来的政治局陷性，是巴勒斯坦文学前所未见的。无论是在现实生活或文学作品中，我们巴勒斯坦人都可以把幽默作为武器，反击统治者的压迫与暴行。我们以幽默告诉他们：面对暴行，我们依然能够微笑。
追求和平的世俗作家
穆罕默德．舒卡尔自认为是一个「世俗的作家」。
「我们有基督徒作家，也有穆斯林作家，」面对我们一副不解的表情，舒卡尔进一步解释说。「比如，我虽然是穆斯林，但我是个不信教的世俗作家。当代许多阿拉伯知识分子都是世俗作家，有些作家甚至是左倾的无神论者。我个人认为，现代伊斯兰文化在本质上是世俗文化，不是宗教文化，宗教式的作家反而比较少。但是，在巴勒斯坦人的日常生活中，宗教活动（例如到清真寺祈祷）还是主要的传统。所以，像我这样的世俗作家在生活中还是有压力的，许多亲友老是会问：你为什么不去清真寺祈祷？可在以前左翼思潮大行其道时，人们是不敢这样问我们的。」
「尽管如此，」穆罕默德．舒卡尔强调，「一般民众传统的伊斯兰宗教信仰是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完全不同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政治的，不是宗教的；它只是把宗教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
舒卡尔先生接着应我的要求进一步说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兴起的历史过程。他说：
「上个世纪的50年代后半期，随着埃及共和国总统纳塞尔领导的收回苏伊士运河的斗争赢得胜利，中东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是英法势力急剧衰落，美国以新殖民者的面目出现在中东的政治舞台；另一方面是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的空前高涨，以及苏联在中东势力的发展。也就在此时，左翼思潮大行其道，西方现代化的观念也深得知识分子和年轻人的认同。但是，阿以矛盾和美苏势力在中东激烈争夺的加剧，终于在1967年6月爆发了第三次中东战争【六．五战争】；这场战争前后只打了六天，以军就侵占了包括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旧城的六万五千多平方公里的巴勒斯坦土地，使得近五十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沦为难民。
「从此以后，左翼思潮倒退；一般阿拉伯人认为，西方世界向来对阿拉伯人不友善，尤其是支持以色列武装侵略阿拉伯的美国，因此所有的罪恶都是来自西方，也因此西方的现代化观念也受到质疑；为了保持自己阿拉伯人的身份认同，不受西方势力的冲击，于是就有许多人退回到宗教的世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下抬头的。1979年初，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时，政教合一的组织获得巨大支持；后来，美国为了对抗苏联在阿富汗的势力，大力资助在阿富汗的宗教组织，包括宾拉登在内的许多穆斯林于是纷纷来到阿富汗。尽管他们当时都是与CIA合作的，可今日却与美国反目成仇了。因此，我相信，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势力不会持久下去。只要中东局势，尤其是巴勒斯坦问题，有了正面的变化，事情就会有正面的结果。所以我说一旦有了和平，世俗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思想还是会在巴勒斯坦重新兴起的。」
正因为饱尝了战争所带来的痛苦，所以穆罕默德．舒卡尔是一个坚定的和平主义者。
「我和不少以色列人都是朋友，我过去的一位辩护律师便是以色列人。」舒卡尔先是笑着透露，然后又感慨地说：「战争带给发动战争的人是利益、金钱、土地和权力，但带给人民的苦难却是深远的。我痛恨战争；因为身处战地，作品难免会带有怒火，可我深刻体会到：人的生活是不能没有和平的，人们也应以和平为最终的追求目标。所以，我始终认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并非两个对立的个体，我极力主张以色列犹太人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应该和平共存。但是，只要以色列当局一天不终止摧毁巴勒斯坦人身分的作为，我就一天不会终止我重建巴勒斯坦人身分认同的努力。因为我还没有巴勒斯坦人的身分证，所以我还是把全世界当作我的家。」
舒卡尔是左翼的巴勒斯坦人民党（共产党）党员。流亡在外的1991年，他曾经以该党中央委员之一的身份随团到中国访问十二天。
「第一次，我是以政治家的身份访问中国。这次的身份却是文学家。可我觉得两者没有太大的分别。」2004年12月6日，在北京师大的座谈会上，舒卡尔谈到了自己对中国的观感。「从那时到现在，时间已经过了十三年，我为中国、中国共产党感到骄傲！在香港街头，我看到一句标语：『中国复兴起来了』！的确，不论是在香港看电视，或是在北京汽车经过的地方，我都很高兴看到中国正在以他自己的能力富强起来。我认为，中国不但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世界。全球化，尤其是美式的全球化，是想要主宰、窃夺全世界的不公正的全球化；中东人民爱好和平，却因为它的帝国主义政策而深受痛苦。我相信，中国自力更生、不插手其他国家事务的做法，是维护世界和平需要的方式；只要中国继续以它人道主义的方向前进，中国将对未来的世界和平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中国和世界，当然也包括巴勒斯坦，一定会有更美好的未来！」
继续写下去
穆罕默德·舒卡尔曾于1991年获得约旦作家协会短篇小说奖。2004年，除了在约旦安曼举行的第六届书展获奖之外，舒卡尔还应邀前往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坊，担任为期三个月的访问作家。2005年，在巴勒斯坦的拉马拉举行的第十届书展，再度获奖。
「在巴勒斯坦，能不能靠写作来谋生？」有人好奇地问了最基本的问题。
「在巴勒斯坦，作家不能够靠写作来维持基本的生活，」穆罕默德·舒卡尔坦率地回答说：「他们必须另找其他生计，当教师，做记者，或者作为巴勒斯坦当局的雇员。我现在还是每周给约旦一家报纸撰写专栏。一般说来，我们的生活过得非常艰难；我们也会感到很多焦虑，缺乏安全感。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要认真生活，坚持写作。」
「写作对您个人意味着什么？」有人再问，「除了追求巴勒斯坦的身份认同和以巴和平之外。」
「写作对我意味着什么？」舒卡尔先生笑了。「通过写作，至少我能够发现自己，表达自己。写作能够使我内心平静，感到满足；不写作，我就会感到内心不安，很难生活。我已经写了四十五年了。现在，我大部分的时间还是写作和阅读；每天阅读两到三个小时，然后坐在计算机旁写一到两个小时，想停下来也不容易啊！停下来后，我的生命怎么办呢？」（2006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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