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大刀记》，郭澄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西元1975年北京第一版。 这部小说讲述从清朝末年到抗日战争胜利期间，河北与山东交界处京杭大运河两岸平原地区，以梁永生为代表的广大贫苦农民遭受地主、官府的盘剥、掠夺和欺压，他们对此的自发抗争，以及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启发、组织和领导下进行抗日游击战的传奇故事。
小说初版时分为三卷，近年来再版时改成两部（第二部上、下分别是原来的第二、三卷），第一部的期间是抗战之前，第二部（上、下）的期间则包括整个抗日战争。小说的主题，可以借用电影《苦菜花》主题歌的两句歌词来概括：第一部，“受苦人何时得解放？”第二部，“受苦人拿枪闹革命！”
小说第一部：少年梁永生当长工的父亲因在村中时常仗义执言，被忌恨他、同时想夺取他家仅有的一小块宅基地的恶霸地主白眼狼勾结官府陷害致死，母亲也被逼投河。永生为躲避白眼狼的“斩草除根”而外逃流浪，被贫穷而善良的雒金坡老两口收留，但不久，大财主疤癞四仗势强占了雒大爷仅有的一亩地，雒大爷伤、愤而亡。十二岁的永生和雒大娘相依为命，为生活出外乞讨，饥寒交迫时中了杂货铺大老板兼人贩子苏秋元的圈套，永生面临被卖的命运。在同样将被骗卖的小女孩杨翠花帮助下，永生逃出人贩子魔掌，四处流浪寻找，终于找到了雒大娘。在雒大娘和她新找的穷老伴儿门大爷的关爱下，永生逐渐长大，他跟门大爷学会了锢漏的手艺，也学到了一身高超的武术本领。长成小伙子的永生继承了父亲的刚强正直、嫉恶如仇的秉性，他曾在黄家镇庙会上痛打恃强欺弱的“民国”“委员”，救下杨翠花母女，也曾夜闯仇人白眼狼的大院，放火留名。他尽己所能救济路过的逃难人，并收养逃难人留下的孩子。运河大堤决口，门大爷和雒大娘不幸遇难，“民国”官府对灾民不闻不问，永生被迫携妻带子外出逃难。在天津，永生靠拉人力车维持家庭生计，他出于义愤打死了开车轧死中国人的日寇兵，只得带着全家去“闯关东”。在大兴安岭徐家屯，永生靠打铁为生，并和家人泼死泼活开出一块山坡荒地，种上大豆，但到面临丰收时，恶霸财主阙七贵、阙八贵企图霸占他们的血汗成果，并勾结日寇要抓永生家的“劳工”，永生放火烧了阙家的粮仓，带着全家逃入深山老林。在大山里度过一段艰苦生活，永生偶然听到“共产党的队伍”红军要到“你们老家那一带”、“共产党是个穷人党”的消息，就决心“赶回老家去”，“找共产党去！”回到老家，还没等到红军到来，因穷哥们被恶霸地主白眼狼欺压抓打，怀着义愤和仇恨，永生带领自己的儿子们突袭白眼狼的大院，给予了狠狠的打击，自己也付出了儿子伤亡的惨重代价。最后，永生怀着寻找新路的热望，奔赴延安。
从这第一部可以看到，梁永生作为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从小到大尝尽贫困、受尽欺凌。只要有可能，他总是拼力要靠自己的勤劳来安定地生活下去，但却总是被占有社会强大资源的各种恶势力剥夺了安定生活。他的孔武有力身体和正直善良内心，使他与恶势力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对占有社会强大资源的恶势力的抗争，终究是无法成功的。“受苦人何时得解放”？在那个黑暗“民国”中的梁永生和千千万万被践踏的受苦人，需要的是一个能把他们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凝聚起来的代表人类正义的团体。
小说第二部：梁永生在前往延安的途中，遇上一支正向冀鲁平原挺进的八路军队伍，他跟随这支队伍回到家乡，投入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作为党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大刀队的队长，他带领队员们勇敢面对艰难和危险，坚持斗争，并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把武装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形成人民抗战的局面。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下，梁永生和大刀队战士们如鱼得水，力量倍增，他们也把关心和救护群众作为自己应完成的任务。他们深入敌据点惩治铁杆汉奸，救出落难群众；突袭茶馆将伪军小队缴械，进行训话教育；勇赴敌人包围圈掩护村民转移，以机动灵活的巷战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在村民因掩护自己而将遭日寇屠杀时，梁永生挺身而出高喊“我就是八路”，村民们也纷纷站出来掩护梁永生；当带领群众逃离敌营而遭到敌人追赶时，梁永生孤身一人将敌人引开，并与重重包围的敌人英勇机智地战斗，突围而去；利用敌伪内部的矛盾，梁永生率领大刀队智取敌据点，消灭增援的日寇；最后，在我抗日根据地向日寇发起全面反攻的形势下，根据上级的统一安排，梁永生和大刀队组织、带领各村民兵和群众包围敌寇最后的据点，经过勇猛攻坚战斗，消灭了敌寇，解放了这冀鲁平原运河两岸的家乡国土，最终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
这第二部，着力描写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人民战争，塑造了许多抗日战士和群众的纯朴而英勇的形象。其中，作为“受苦人拿枪闹革命”的典型人物，梁永生初步具备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素质，成为党领导下的具有阶级意识、政治头脑、斗争经验的智勇双全的基层革命武装和革命政权带头人。这时的梁永生已经领悟到：“我们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以后，还只能算抗战胜利，不能算革命成功，还要继续革命”，“我们共产党人最终的奋斗目标是要彻底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罪恶的社会制度”。他以这种更先进的思想团结和教育大刀队的干部战士，并以此为指针进行抗日工作、引领斗争方向。他以耐心的宣传和实际的行动教育中间阶层群众，把他们团结到抗日阵营中来。对那些以前欺压、伤害过自己的恶霸地主、现在为日寇作伥的汉奸头目，如阙八贵、疤癞四、白眼狼等，梁永生超越个人仇恨之上，从抗日的需要和革命的利益出发对他们进行分化、利用和打击。“受苦人拿枪闹革命”已超出了个人解放的范畴，升华为人类的解放和社会的革命。
这部小说的主题，经过四十年来国内外社会现实的印证，更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在文学风格方面，这部小说借鉴了传统“说书”形式，以形、声兼备的手法叙述情节、描写景象、模拟人物、评议事理，并将这种手法与革命内容很好地结合了起来。
小说常以自问自答的方式交代人物，引起情节发展。比如《德州内外》一章，先说“一位光背少年，出现在南关街上”，以他的眼光描绘市井喧哗景象，讲述他在其中的行为，最后说：“这位光背少年你猜是谁？就是死里逃生的梁永生。”《夜行人》一章，先夹叙夹议日寇“扫荡”后的荒原严峻景象，然后说“有位彪形大汉，如同从天而降，出现在这硝烟弥漫、白雪似毯的旷野里”，接着绘声绘色地描写他“行进的冲劲儿”、他的体态、他的装束、他的神情，写足了这些之后才说：“他是谁呢？他就是梁永生。”这种写法恰如影视剧的长镜头，由环境场面到人物、由远至近，最后，一个特写镜头展示出人物，而叙述语言具有“讲故事”的亲切感和现场感。
在讲述一个行为时，往往先隐匿其原由，只讲其进行过程，最后才揭晓谜底。比如《巷战奇观》一章中，梁永生率领大刀队准备打伏击，但在敌寇接近时，他突然下令撤退，接着是战士们不愿撤退又不得不撤退的神情和行动，到隐蔽地后一个个不满和生气的表情，和七嘴八舌对梁永生的批评以至讽刺，梁永生则不急不忙鼓励战士们发言批评，并以敌人对大刀队原伏击地的包围攻击的事实证明了自己撤退决定的正确性，教育了战士，凝聚了军心。这种叙事手法，起到了欲扬先抑、抑后更扬的效果，让读者欲罢不能。
在记叙人物对话时，小说惯常使用短促的语句，营造人物语气、情绪和气氛。比如写梁永生与大刀队秘密联络员的对话： “我走！” “走？” “对！” “哪去？” “找队伍去！” “到哪去找？” “先到黄家镇……” “那里去不得！” “为啥哩？” “敌人安上据点了！” “噢！” 这类短促的对话比比皆是，既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又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小说中多有传奇色彩的情节。比如《训敌》一章，讲述梁永生带着战士锁柱突袭伪军小队所在的茶馆，他们“眯笑着眼，笑抿着嘴”、坦然自若地出现在敌人面前，手中的枪口逼住敌人，威风凛凛地命令敌人整队、报数，然后忽而温和忽而严厉地对敌人训话，讲国际国内形势，警告他们要痛改前非、将功赎罪，并对他们今后的行为进行“约法三章”。《再返宁安寨》一章中，梁永生为保护群众只身引开敌寇，被包围在宁安寨村中一个小院里，他沉着冷静与敌人对峙，并利用敌人在院中堆柴放火烟雾弥漫之机突出重围，把敌人引到野外，在闪过追击的敌人后，他又气定神闲地返回刚刚鏖战过的宁安寨，来到八路军“堡垒户”魏大叔家，吃饱喝足，“安安稳稳睡了一大觉”。这些传奇般的故事情节，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八路军战士的大智大勇，给读者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小说对人物面貌的描写，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迥然有别，爱憎分明。比如描摹少年梁永生：“细腰杆儿，扎膀头儿，既魁梧，又英俊；一张上宽下窄的漫长四方脸上，两道又黑又浓的眉梢向上翘着，再配上那对豁豁亮亮、水水汪汪的大眼睛，显得愣愣的精神。”当了大刀队队长的梁永生，则是：“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汉子”，“太阳泻下万道金光，映在他身上，他身上的土沙细末儿闪出耀眼的光亮。这一切，和他那红光闪闪、笑纹四射、春风拂动的面容配搭起来，更显得威武、英俊了。”英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对反面人物，以前的“白眼狼”贾永贵：“看其身形，就像长虫投的胎——尖头顶，细脖颈，溜肩膀，水蛇腰，两根齁细精长的罗圈腿儿，约占身长的三分之二；一条干豆角儿般的小辫儿，在后脑勺上蜷蜷着，至多不过一拃长。再观其面目，更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那张瘦驴般的长弧脸上，七个黑窟窿本来就摆得不正当，现在一生气，又全挪了窑儿。这副脸谱儿，叫那黄表纸般的面皮一衬，简直像具刚从棺材里爬出来的尸壳。”后来当了汉奸的“白眼狼”则是：“又尖又小的脑瓜儿，活像用一根筷子插在肩膀上似的。由于牙齿已经脱落，两腮塌陷下去，一对薄嘴唇儿朝里兜着。他那一对在深坑里的母狗眼儿，因为近些年来常害眼病，周遭儿全溃烂了，又成了烂红眼子！” 日寇头目石黑，则是“一个当腰顸两头尖又肥又矬的老鳖种”，“脸上的皱纹又多又深，有的皱纹从眼角一直拉到脸腮。他的眼睛，是恐怖的，焦虑的，充血的。在那网满血丝的眼里，还喷发着愤怒。也许是由于过度紧张的缘故吧？他那只歪歪鼻子，而今，已经歪歪到黑脸蛋子上去了！”汉奸、日寇这种丑陋不堪的形象，既是外在的长相，更是其内心丑陋的反映，引人厌恶。
对正、反面人物外貌的“脸谱化”描写，其实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文学艺术扬正义、斥邪恶的自然要求之一。
小说使用了不少冀鲁平原的方言俗语，比如：表达据理力争的决心，说“糠可吃，菜可吃，气不可吃；吃让人，喝让人，理不能让人”；反映肚子饿，说成“肠子碰得肝花响”；形容男人健壮，说是“一戳四直溜的汉子”；说搔头，是“㧟头皮”；责怪旁人乱插话，是“胡揞插”；等等。这使小说充盈着浓郁的冀鲁平原生活气息。
小说郭澄清出生于西元1929年，西元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以小学教师身份从事中共地下工作。他是山东宁津县人，宁津县正处于河北与山东交界处，抗日战争时期属于八路军开辟的冀鲁边根据地，显然，小说《大刀记》讲述的是他耳闻目睹的革命历史故事。
小说当年出版后很快被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成电影，山东人民广播电视台以评书形式连续播出，各地还将它改编成话剧和连环画等，一时轰动全国，证明了传统文学形式与革命斗争内容完美结合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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