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西方媒体歪曲报道西藏“３·１４”事件剖析
：韩 源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第5期
[摘要] 部分西方媒体对西藏“3·14”事件的歪曲报道，是企图把奥运政治化的各种反华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方媒体歪曲报道中国的根源在于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中国根深蒂固的偏见、把媒体作为“西化”、“分化”中国的无硝烟武器及充当奥运政治化的工具等三方面。改善北京奥运会国际舆论环境的当务之急是建立和完善“舆论危机”管理机制，而根本上解决中国国际舆论环境问题则需要提高我国的传媒“软实力”。
一、部分西方媒体对西藏“3·14”事件的歪曲报道及北京奥运会的国际舆论环境
今年3月14日，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市发生打砸抢烧暴力事件，一些不法分子追打过路群众，冲击商场和政府机关，给当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西藏自治区有关部门依法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处置，维护了西藏社会稳定，维护了法律尊严，维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已经有充分的证据证明，“3·14”事件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而是达赖集团策划组织的所谓“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藏“3·14”事件发生后旋即成为全球媒体的关注焦点，国外媒体大多进行了客观报道。但是，CNN、BBC、《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等西方主流媒体却对西藏“3·14”事件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歪曲报道。这些西方媒体违背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歪曲事实，混淆视听。他们攻击中国政府的处置措施和西藏政策，并且在中国媒体以事实披露拉萨打砸抢烧暴力事件真相后，仍然置若罔闻。CNN甚至把暴徒袭击军用车辆的图片剪裁成军车威胁路人的画面，而一些外国驻华记者根据事实撰写的报道，则被总部扣发或删改得面目全非。
此次部分西方媒体对西藏“3·14”事件的歪曲报道并不是偶然的，认真观察近年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就会发现，他们对中国的偏见是根深蒂固的。2007年以来，一些西方媒体连续失实报道了中国出口含二甘醇牙膏、巴拿马药品中毒、大白兔奶糖含甲醛以及所谓毒饺子事件等，渲染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美泰玩具召回事件更是被热炒，“中国制造”似乎成了伪劣的代名词。
一年多来的种种反华言论，都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共同主题，即涉华问题奥运化。一些西方媒体借达尔富尔等问题企图营造抵制北京奥运会的舆论环境，几乎所有的负面甚至虚假报道都与奥运挂钩。诸如美国主流媒体谬传所谓奥运期间中国禁止外国人带《圣经》入境，北京奥运工程导致125万人丧失家园，中国企业使用童工缝制奥运福娃等假新闻都有明显的政治意图。而西藏“3·14”事件是中国在奥运年里遇到的第一个严峻考验，西方媒体对西藏“3·14”事件的歪曲报道也是最近一年多来各种反华媒体“妖魔化”中国的最高潮。
二、部分西方媒体歪曲报道中国的惯用手法
在西方媒体对西藏“3·14”事件的歪曲报道中，其手法大致有以下几种：
1、主观臆断、恶毒攻击
一些西方媒体往往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认知与判断，然后根据这些判断去报道。奥运火炬在洛杉矶传递期间，CNN主持人卡弗蒂发表“中国人过去50年都是一群暴徒”的恶劣言论，在海内外华人的一片谴责声中，CNN随后的所谓声明不仅未对卡弗蒂的恶劣言论作出任何道歉，反把矛头指向中国政府，企图继续蒙蔽世界舆论。还有的西方媒体，置西藏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事实于不顾，反复指责中国政府“剥夺藏人宗教自由”、“灭绝西藏文化”。随着奥运的临近，它们别有用心地将北京奥运会牵扯进来，鼓吹抵制奥运，《华盛顿邮报》以“奥林匹克的耻辱”为题发表社论，无中声有地指责中国压迫少数民族，有损奥林匹克的荣光。
2、张冠李戴、误导公众
德国RTL电视台在其网站的新闻栏目登出一幅4名挥舞棍棒的警察追打游行者的照片，图片说明为“中国警察在西藏镇压抗议者”。但照片实际上是尼泊尔警察3月17日在加德满都驱散游行示威者。
3、捕风捉影、制造谣言
同样来自尼泊尔的图片，被德国《图片报》冠以“西藏严重骚乱中有数百人死亡，世界是否应当抵制中国2008奥运会?”的标题。在同一天的电视报道中，有的西方媒体说伤亡人数达到了60多人，有的则说超过了80人，还有的说超过了100人，有的甚至说超过了300人。更为恶劣的是，这些报道都不指明信息来源，用的只是“据说”二字。
4、断章取义、歪曲事实
CNN对西藏“3·14”事件歪曲报道中，有一张照片传播最广、影响最大，堪称其“代表作”。3月17日，CNN网站上使用了一张西藏“3·14”事件的图片，图中两辆军车正向两名平民驶来，传递的是军队威胁平民的信息。事实上，这是一张经过裁剪的照片，如果完整展示图片的话，可以看到当时军车旁有约10名暴徒在向军车投掷石块，显然CNN网站的图片故意剪掉了暴徒向军车投掷石块的部分。
5、指鹿为马、颠倒黑白
3月17日，BBC网站上刊登题为“藏人描述持续骚乱”的报道，所配照片的说明是“拉萨目前有大量军队”。而事实上，配图是西藏当地公安武警协助医护人员将骚乱受伤人员送进救护车的场景，图中救护车上“急救”二字颇为醒目。即便不识汉字，救护车上大大的红十字也让人难以视而不见。3月18日，德国《柏林晨报》网站刊登一张照片，图片的说明是“警察在抓捕藏人”，而事实上，图片上显示的是西藏公安武警正在解救被袭击的伤员。
6、移花接木、混淆视听
“3·14”事件发生后，达赖诬称是武警假扮僧侣所为，并提供了一张数十名武警拿着僧侣的服装的照片。然而自2006年5月1日始，武警部队战士统一换着05式服装，其服装材质由布料改为仿毛面料，可是照片上显示武警战士穿着的是87式布料服装。原来这张照片是过去部队借用僧侣的服装与地方进行文艺演出时拍的。然而美国《奥克兰新闻报》、德国《西德日报》、《明星周刊》等西方媒体却肆意传播这一谣言。
几十年来，西藏一直是西方媒体对中国报道议程设置的关键词。在一些西方媒体那里，所谓的客观、公正是不存在的。对于西藏最近这些年发生的变化，包括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各方面设施、条件的改善等，西方媒体不感兴趣，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议程设置。而西藏一旦出现麻烦，符合了他们的议程，他们就会高度关注，并以自己的失实甚至虚假报道去影响广大受众，使受众形成对西藏的片面、不实印象。
在西藏“3·14”事件发生以前，一些西方媒体就在关于中国的报道中竭尽歪曲、炒作之能事。如借所谓毒饺子事件等，渲染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全然不顾食品安全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的事实。美泰玩具召回事件更是被恶炒，严重损害了“中国制造”的形象。事实上，在世界市场上，产品召回是正常现象。就在最近两三年，中国人经历过多起跨国公司产品召回事件，但美国等国的西方媒体对于这些召回却大多是一笔带过或只字不提。
2007年11月12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国际先驱论坛报》等纷纷刊登文章称，“北京宣布要把近3万名在2008年奥运期间赴中国采访的外国记者数据输入数据库”，并称，这无疑表明，“报道北京奥运的外国记者已经进入中国政府的追踪名单”。实际上西方媒体炒作的“数据库”就是对记者的一个名额分配和注册机制，它是国际奥委会形成的一套成熟的注册管理程序，近几届奥运会都是按这套程序做的。中国奥组委也按照这套程序做，却被说成“输入‘数据库”’。
今年2月14日，英国《独立报》刊登了由一些诺贝尔奖得主和其他一些人联合署名的公开信，毫无根据地指责中国政府忽视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并把这一政治话题强行与北京奥运会挂钩。公开信中甚至还盗用了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的签名，然而当天罗格就发表声明坚决否认。尽管第二天《独立报》在其网站上轻描淡写地说这是一个“疏忽”，但它却达到了引起国际舆论关注的目的。类似无中生有的虚假报道不胜枚举，至今还在不断出现。
三、部分西方媒体歪曲报道中国的深层原因
1、根深蒂固的偏见及双重标准
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和“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是偏见的根源。他们信奉西方价值观“在全球具有普遍性”，并从他们自认为普适的价值观出发来作出自己判断。于是，“法轮功”、“台独”、“藏独”等势力被描述成受迫害的值得同情的自由人士，而将中国政府与“中国威胁论”、“侵犯人权”、“专制”等字眼紧紧相连。
西方媒体一贯是以西方价值中心论作为它理解世界、观察世界的标准，因此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意识形态与其不同的国家，必然出现一些看待事实角度上和逻辑上的差异，这就决定了它们的双重标准。比如前不久法国出现骚乱，它们直接指称的就是暴徒，对于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它们都是持宽容和积极的态度，但是对于在中国西藏发生的“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却被说成争取人权，中国政府依法维护秩序却被说成军事镇压。当带着“成见”甚至“偏见”去进行新闻报道时，必然是通过掩盖真相、歪曲事实来迎合西方政客，愚弄西方公众，达到孤立中国、分裂中国的目的。
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的差异，导致了新闻的立场选择不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西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方面存在差异，加上西方国家一直不能正确看待不断强大的中国，西方媒体一有机会就攻击中国。
美国学者詹姆斯·曼指出：“美国对华新闻报道所犯的基本错误就是，老是把中国放在一个概念化的简单框架里来描述，即使报道本身是正面的，也要提一下中国的政治压制。”这种概念化的思维定势决定了其对华报道的倾向，报道的主题总是人权问题、台湾问题和西藏问题以及“中国威胁论”等。
2、“西化”与“分化”中国的无硝烟武器
利用民族冲突分裂一个国家是西方一贯使用的手法，从巴尔干冲突、苏联到中东，这种手法屡获成功。在冷战时期起美国就关注西藏问题，50年来西藏问题一直是美国遏制中国最有价值的筹码之一，而达赖无疑是其最值得骄傲的“盟友”。4月1日，《环球时报》提到了美国堪萨斯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一本著作，名为《中情局在西藏的秘密战争》。书中披露了美国中央情报局为西藏叛乱分子提供情报、对其进行准军事训练、用军事物资和活动经费暗中支持达赖集团武装叛乱等历史事实，该书在西方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
为了实现其目标，美国把国际传播列为重要手段并作为打“无硝烟战争”的有力武器。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高度重视媒体舆论控制的“软实力”，它们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加紧开展在全球范围内的舆论宣传攻势，特别是着力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如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的“颜色革命”中，西方特别是美国媒体极其活跃。美国广播管理委员会《2002—2007年国际广播战略规划》中，明确把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广播宣传，并列为这一五年规划的工作重点。美国对外广播委员会的一位官员曾直言不讳地说过：“自由欧洲”电台对东欧起着“相当于一个远征兵团的作用”。西方在冷战后克隆“自由欧洲”模式，建立主要针对中国的“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也把广播的重心转移到中国。目前“美国之音”、“BBC”、“自由亚洲”电台等在我国周边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发射网，这是直接服务于西方国家“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需要的。在“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中西方传媒“软实力”发挥着“硬作用”。
3、充当奥运政治化的工具
北京奥运会对于一些反华势力和分裂势力来说，是一个向中国政府要价的“百年一遇”时机。奥运火炬在洛杉矶传递期间，4月9日，美国众议院通过针对“3·14”事件的涉藏反华决议案，随后欧洲议会也通过了类似决议案，其用心昭然若揭。“3·14”事件的组织者更盯住了北京奥运会。
在一些西方媒体的歪曲炒作下，北京奥运会的话题早已超出体育的范畴。一些西方记者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他们对北京奥运会筹备的情况更是一无所知，但经常会挖空心思，把人权问题、难民问题、气候变化问题、达尔富尔问题等各种问题跟奥运会挂上钩。逢事必谈北京奥运，似乎成为西方媒体的一种新“时尚”。部分西方媒体已经失去自己标榜的独立与公正，成为了一些反华势力和分裂势力企图将北京奥运政治化的工具。
四、对改善中国国际舆论环境的几点思考
1、建立围绕北京奥运会全局的“舆论危机”管理系统
2003年的SARS事件，使中国认识到建立有效危机管理系统的重要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系统应运而生，随后一些中央部门和地方也都建立了重大事故及一些重大突发性事件应急机制。学术理论界在对SARS事件危机管理的反思中注意到了传媒的重要影响，西藏“3·14”事件再次强化了这一认识。但是本文的重点不是讨论“3·14”事件本身的危机管理，而是提出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舆论危机”的管理问题。
“3·14”事件之后，北京奥运会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不容乐观，回顾一年多来我们针对各种来自部分西方媒体的“舆论围攻”做出的反应，几乎都是处于被动地位，“3·14”事件也是如此。我们的媒体总是处于解释、驳斥、抗议、声明等疲于应付的状态，甚至有的报到还缺乏策略。例如一中央级媒体最初集中报道“3·14”事件时，所有镜头都是汉族人受到伤害，这容易让人误读为事件发生的原因是汉藏矛盾而冲淡了“藏独”这一真实原因。在达赖企图用民族矛盾挑起事端时，我们又出来驳斥，大量报道“3·14”事件中藏族人受到的损害、藏族人对“3·14”事件的谴责以及藏族人如何掩护和解救受害群众等。很显然，我们尚未建立起针对“舆论危机”的成熟应急机制。当前最为迫切的是以“3·14”事件的“舆论危机”处理为契机，建立和完善围绕北京奥运会全局的“舆论危机”管理系统，为此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危机管理的首要任务是预防危机的发生。种种涉奥歪曲报道的传播都或多或少与缺乏正面信息的传播有关，我们应针对涉奥的一些热点问题主动传播正面信息，通过主动出击，积极引导国际舆论。例如可以采用商业广告的操作形式，在国外的主流媒体上大力宣传北京奥运会的积极意义：可以举办“奥运会‘去政治化’国际论坛”，邀请有影响的国际人士参加；在重要报刊组织一系列有分量有深度的理论文章，等等。
第二，对已经发生的“舆论危机”我们要沉着应对，加强对反华传媒的研究，对虚假报道与蓄意歪曲的评论进行揭露并广泛传播，变被动为主动。当前应充分用好CNN等部分西方媒体对西藏“3·14”事件进行歪曲报道这一反面教材，减弱它们在国际受众中的公信力。
第三，对可能发生的“舆论危机”应制定应急预案。可以预见，北京奥运会前西方反华势力还会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奥运政治化风浪，以下三方面还有可能引发“舆论危机”，应予以重视：其一，一些对中国存有偏见的国外非政府组织和知名人士，围绕人权、环境、宗教等借题发挥，散布不利于中国和北京奥运会的舆论；其二，中国出口产品如果出现质量问题，非常容易成为一些西方媒体和敌对组织攻击的目标，美国奥委会“自带食品”的假消息就与此有关；其三，中国国内的一些问题或突发性事件，都有可能被一些西方媒体和敌对势力借题发挥。如果在奥运会开幕前夕或举行期间出现此类情况，极有可能被大肆炒作。
2、近期思考：重视当今国际竞争中的“舆论战”，提高我国主流媒体传播的“软实力”
在信息传播全球化的时代，日趋激烈的国家间综合国力竞争越来越多地表现为“软实力”的较量。国家间利益矛盾往往并不直接表现为军事冲突，而经常以经济战、外交战、舆论战等方式展开。
在“舆论战”中，传媒对控制和引导舆论起着决定性作用。随着通讯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主要由传媒构成的信息传播力成为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传媒是现代社会中主要的信息提供者，决定着什么样的新闻信息能够进入大众传播渠道，它不能决定受众怎么想，但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受众想什么。传媒报道外部世界，不是“镜子”式的反映，而是根据自己的价值标准和报道方式，从现实环境中选取自己认为重要的部分进行加工整理，编制新闻程序，再用“报道事实”的方式传递给受众。传媒在国际事务中通过为社会公众设置议题，形成评价规范，从而支配社会舆论，左右大局。
有学者甚至称：“美国媒体巨人的全球新闻传播效应，其威慑力绝不亚于冷战时代的核威慑力。”可以认为，媒体传播力是一个国家重要的战略力量。
在国际传播中，由于西方国家拥有强大的媒体软实力，掌握着话语权，因而我们的媒体不能有效地影响对我国不利的国际舆论，这是“舆论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要改善我国的国际舆论环境，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国媒体传播软实力的提高。
3、打破西方媒介的话语霸权，加强我国主流媒体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地位
当今国际传播领域的一系列规则，基本上体现着西方媒体的文化及价值观，再加上其占绝对优势的份额，西方媒体的话语霸权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这种话语霸权导致国际传播领域中的信息流动基本上是“中心一边缘”的结构，即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动，反向流动的情况很少发生。这就使得西方媒体有关中国、有关西藏的议程设置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而中国自己发出的声音却相对弱小，无法影响到更广大的受众面。
西方媒体这种偏见式的报道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国际舞台上只有一种声音。要根本上解决我国在国际传播和国际舆论中的不利地位，就只有打破西方媒介的话语霸权，在国际传播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们应明确地把国际舆论环境纳入国家安全环境的视野，统一规划，合理运筹，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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