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2010)的十月——纪念抗美援朝六十周年之际，《往事》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我经历的朝鲜战争》的文章。据说该文不但是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而且担任过好几家大杂志社的主编。由于该文开宗明义——第一句就将抗美援朝定义为“为金日成将军火中取栗”，所回忆的亲身经历又大都是骇人听闻“往事”——用某些人的话说颠覆了过去的传统观念，于是很快便在史海卷起滔天巨浪!一时间，该文被许多网站争相转载，尤其那些一门心思否定抗美援朝的那些人如获至宝——纷纷转帖到个人的博客上。而刊登该文的《往事》杂志在其配发的编者按中更是露骨地宣称：“抗美援朝六十周年，官方高调纪念，称之为保卫和平、反对侵略的正义战争。这与其说是历史判断，不如说是意识形态的宣言。”“几十年过去，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三八线成为仅存的冷战遗迹。胜负昭然。历史的经验教训却不能不反思，它不应该淹没在“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喧嚣中。”——其否定抗美援朝战争的险恶用心昭然若著!
那么，这篇《我经历的朝鲜战争》究竟是真实的回忆还是编造的谎言?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历史固然可以任人打扮，但大的走向和趋势却是无法更改的，如同黄河、长江，虽然千廻百转，但最终东流大海却是无法改变的——千百年来始终如此。所以尽管该文打着回忆的幌子，但其文中的胡编乱造在历史面前是那样的荒唐可笑!可“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于是笔者挺身而出，勉为其难地匆匆写了篇批驳此文的网文，于2011年元月2日开始，陆续贴到飞扬网的春华秋实论坛上。令人呀然的是，笔者多少还是有些“天真”了，原想先扫清外围后再直捣龙庭，忘记了打假不易、打所谓名人的假更为不易!更何况现如今打假或戳穿谎言，还有“左右”之分——对于某些人来说，由于屁股不爽，头脑也就跟着糊涂起来。所以笔者只好采取“打蛇打七寸”的战术，剑锋直指刘文的要害——其文章的结尾篇“表演战争”!随着笔者有论有据的层层揭批，起先那些坚定地拥刘者们逐渐归于理性，即使少数几位居心叵测的攻讦者挣扎了几下后也鸦雀无声了!
可惜的是，人微言轻，笔者的文章仅被少数几个网友转帖到其他网站，与刘文的风起云涌无法同日而语!时至今日，笔者这篇文章一如“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而刘家驹的那篇随便上网一搜，便轻易可见!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悲哀。不过令笔者大为诧异的是，该文在其《刘家驹绝笔：我的留言》中虽历数他的“名著”，却偏偏没有提及他这篇影响巨大的“回忆”!这究竟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别的什么?笔者当年，可是做了被提起名誉诉讼的心理准备。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七十周年纪念，为了永志不忘牺牲在朝鲜战场的志愿军将士们，笔者重新整理此文发到网上以正视听。
一、“表演战争”为那般?
2010年10月，《往事》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我经历的朝鲜战争》的文章，该文是由两篇文章组成的：“饥饿篇”和“表演战争”。坦白地说，之所以剑指这篇“表演战争”，是因为几乎通篇都是造假，而且笔者手头恰好有可以佐证的文献资料。需要说明的是，虽几经努力，笔者始终没有搞到刊载这篇文章的那期《往事》杂志，所获取的文章内容均是从网上搜寻并经过印证的。
对于该文的这篇“表演战争”，《往事》杂志的编者按是这样评价的：
“……作为亲历者，刘家驹先生的描述，显然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
《表演战争》记述的故事，更令人匪夷所思。
表演是一种单方面的行为，从编剧、导演到演员互相配合，以期达到预期的戏剧效果。而战争是交战双方的行为，敌人并不配合——何况兵凶战危，岂容“表演”?志愿军某部七团的指挥员，因为受了祖国慰问团精彩演出的激励，决心回报一场，却忘了战场不是舞台，结果是以无谓牺牲的战士的生命为代价，换取了一场惨烈失败的表演。”
编者为什么要给予如此评介?当然是因为这位用其“如椽大笔”，洋洋洒洒地描绘了一场他所亲身经历的虚无缥缈并不存在的“表演战争”!
为了阅读方便，先来简要地介绍一下该篇文章梗概。
“1952年秋，祖国赴朝慰问团来到金城前线。一天，营部通知我，说慰问团有个代表要见我。……我知道这支慰问分团来自四川，……我见到要见我的人。他是四川省的劳模，我哥哥当年的车工徒弟，我叫他乔哥，现在已是所在丝厂的车间主任，分管动力部。
……
乔哥还告诉我一件高兴的事，慰问团带来一台川剧的折子戏。最有名的演员都来了，丑角有周企何，旦角有陈书舫，
……
那天听完代表报告，乔哥又坐在我身边陪着我观看演出。……乔哥兴奋的告诉我，这出戏得到七团团长的百般赞许，他对慰问团表示，他的七团要打一仗给慰问团看，邀请代表们到前线观战!
……
看戏归来，营长把各连排以上干部留下。营长只说了几句：我们准备配合七团二营五连打641(我们给敌人阵地的编号)，每连弹数是240发，还有喀秋莎连、炮41团的一个105火炮连和我们协同，炮火准备时间是明天上午9时。给慰问团的表演战斗和部署就这么简单。
……
这是一条横向拖长的山梁，641是山梁中段隆起的山包，面积约百十平米，美军只用一个排依托水泥工事在防守。我们攻击部队从我方的610阵地出击，顺山梁到641约400米距离，为了给慰问团观看清楚，攻击路线和战斗队形，全都选择在面向我们的斜坡。三位代表听我的介绍，已急不可待，巴不得马上看到敌人灰飞烟灭。
……
上去的两个排连滚带爬的退下来了，只剩下十几个人。
……
他们惶惑的脸上似乎都是在责怪自己，不该来看一场用生命表演的战争。
……
……可惜他辜负了团长的期望，只能让他上天国去反省。他命令身边的赵参谋，去二营执行他的处决命令。
……
副教导员给保下来了，撤职任副指导员。回国转业回四川，在一家大厂做保卫股长。
多年后，我见到已是某步校教研室副主任的赵参谋。旧事重提，他说，这明明是团长好胜喜功，不惜人命，自己下不了台，还诿过于人，要那个副教导员给他垫背。
养兵用兵，为祖国生存而战，是我们应有的责任，在朝鲜用了“保家卫国”的口号多少还体现了些爱国主义精神，可我们这位团长打的这一仗，我不知该用什么词汇来为它定名。”
——(以上取自《表演战争》原文)
上述描写可谓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称得上是叹为观止!该文是志愿军老兵，回忆的是其亲身经历，难道这还会有假?于是许多不明就里的读者，不禁被唬住了，而且还义愤填膺!但在笔者眼里，不啻为弥天大谎!笔者为何敢下如此定论呢?请随着笔者的分析和考证，来探究到底是谁在“表演”——是笔下的志愿军某部，还是?
二、不存在的“四川分团”和“乔哥”
该文在“表演战争”这段描述的开头告诉我们，因为有来自其家乡四川的慰问分团到当时所在部队慰问演出，所以他所在部队就要表演战争给慰问分团看。结果不但表演失败，还被美军杀了个屁滚尿流。因此要想知道事情的真伪，首先搞清到底有没有一个来自“四川的分团”?第二届祖国赴朝慰问团里，是否存在一位名叫“乔哥”的代表?
客观地说，有关1952年第二届祖国赴朝慰问团的资料大都语焉不详，大都是笼统简要地介绍而已，所以要想查到能证实没有“四川分团”和“乔哥”的历史资料，的的确确不是件容易的事。不巧的是，笔者手头，恰好有这方面资料。
根据文中给出的时间、地点、人物，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表演战争”发生的时间是1952年秋，地点是当年朝鲜战场的金城前线，人物是祖国赴朝慰问团具体说是该所称呼的“乔哥”等。遗憾的是，当年还真没有这段历史!根据明确的史料文献，第二届慰问团由刘景范为总团长，陈沂、李明灏、胡厥文、周钦岳为副总团长，规模比第一届大了一倍，共有九个分团，代表性也更为广泛，还包括了宗教界、海外华侨及少数民族代表。慰问团到达朝鲜时，上甘岭战役正在激烈进行。
我们来审视一下，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总团及各分团团长、副团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名单(括弧内为所代表的单位)：
总团团长刘景范(中国共产党)，副团长陈沂(中国人民解放军)、李明灏(无党派民主人士)、胡厥文(中国民主建国会)、周钦岳(无党派民主人士)，秘书长李颉伯(中华全国铁路工会)，副秘书长严仁赓(北京大学教授)、马仪(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第一分团：团长吴觉农(中国民主建国会)。副团长沈兹九(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张修竹(中华全国总工会)、叶笃义(中国民主同盟)、于振瀛(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于洲(中国铁路工会上海区委员会)，副团长兼秘书长吴钊统(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部队)，副秘书长罗子为(中国民主同盟)、江汉(中国共产党中央直属机关)。
第二分团：团长辛树帜(西北农学院院长，无党派民主人士)，副团长玉苏甫夫(维吾尔族，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曹醒华(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周维新(回族，甘肃临夏南关清真大寺教长)，副团长兼秘书长秦川(中国共产党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副秘书长冯一航(陕西省文教界)、郭羽才(中国共产党西安市委员会)。
第三分团：团长王文彬(中国民主建国会西南办事处)，副团长朱丹南(西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尹超凡(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
第四分团：团长胡厥文(兼)，副团长陈同生(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华东总分会)、朱春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方令孺(女，复旦大学教授，上海市民主妇女联合会)，秘书长章靳以(复旦大学教授，中华全国文学工协会上海分会)，副秘书长李玉轩(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华东总分会)。
第五分团：团长张轸(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副团长卢文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孙耀华(中国民主建国会)、唐午园(中国农工民主党湖北省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王道金(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副秘书长季冠清(河南省总工会)。
第六分团：团长张明河(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副团长谭志清(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副团长兼秘书长王炳炎(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空军部队)，副秘书长田野(天津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第七分团：团长陈先舟(中国民主同盟东北总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副团长陈元直(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松江省分会)，谢凤山(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秘书长关梦觉(中国民主同盟东北总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邵正田(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公安部队)、巩天民(中国民主建国会沈阳市分会筹备委员会)、乔传珏(中国民主同盟旅大市支部筹备委员会)。
第八分团：团长王向立(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副团长王力华(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
第九分团：团长宁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东北临时工作委员会)，副团长蚁美厚(归国华侨联谊会筹备委员会)、李象九(中国民主建国会西安市分会)，秘书长崔明山(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后勤部队)。
——摘自《抗美援朝研究》
上面这段史料文献十分清楚地证明，第二届赴朝慰问团中没有一个来自四川的分团!与四川有关的是第三分团。这个第三分团的正式称谓是“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西南分团”，由来自云贵康和重庆及四区(川南、川北、川东、川西)的代表组成。全分团共有70人，其中正式代表为40人，文工团23人，工作人员7人。
当然这里还存在这样一种可能，这第三分团里有来自四川的代表，该文非正式地称其为“四川分团”，似乎也马马虎虎、勉强说得过去。如此就要再仔细查一下，这正式代表里面，究竟有没有该文所说的那位：“他是四川省的劳模，我哥哥当年的车工徒弟，我叫他乔哥，现在已是所在丝厂的车间主任，分管动力部。”
我们来查阅一下，第三分团的具体代表名单：
第三分团团长王文彬(中国民主建国会西南办事处)，副团长朱丹南(西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尹超凡(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
部队代表姜洁(女)、朱玉峰、肖风岐、张克刚、房泽山、韦晨爽、王青农、武健初、于世法、唐超汉、李根沅、王振明。
工人代表(劳模)牛汝森、袁盈初、马忠才、李忠和、杨嘉华(女、劳模)。
农民代表(劳模)邬纪发、张莉蓉(女)、李万贵。
青年代表何大海、刘文权。
妇女代表车毅英(女)、龚子杨(女)。
文教界代表刘继祖、王福明。
兄弟民族代表巴登(藏族)、何现龙(彝族)、梁绍福(女，苗族)。
民主党派代表邓后炎、林诚毅，工商界代表朱已训，宗教界代表宋杰人，归国华侨李镜天，模范军属易登瀛、王淑贞(女)，机关干部代表黄宗卿。(名单引自《支援抗美援朝纪实》第426、427页，为行文方便，次序等略有改动)
工人代表名单中劳模只有两人：(劳模)牛汝森、杨嘉华(女、劳模)。其中只有牛汝森与该“他是四川省的劳模，我哥哥当年的车工徒弟，我叫他乔哥，现在已是所在丝厂的车间主任，分管动力部”的条件，有些相符或相类似的。但顾名思义这“乔哥”亦当姓“乔”啊!这位却是姓“牛”，叫汝森，与该文中的“乔哥”似乎根本不搭界!当然不排除有人会梗着脖子硬说，姓牛就不能叫“乔哥”了?!幸好这位劳模牛汝森名气够大，而且的确到金城前线观过战，我们可以进一步印证是否能与“乔哥”对上号!
尽管牛汝森也属于的第三分团，同样也是劳模，但却是云南省的代表，与四川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巧合的是这位牛汝森劳模去过前线也观过战，但与该文描述的“乔哥”观战大相径庭!牛汝森劳模去的是武圣山，而绝非所说的“龙凤山”;与牛汝森劳模一起在武圣山观战的，则是大名鼎鼎的作家陆柱国!该描述的是“到炮兵观测所来的三位代表，自然有乔哥”，显然也对不上号!更重要的是，这位牛汝森劳模是云南的代表，与该所说的“他是四川省的劳模”的“乔哥”，明显八竿子打不着!
通过以上分析和探讨，可以得出基本正确的结论：1952年秋天，到朝鲜金城前线慰问志愿军的祖国第二届慰问团中，根本就不存在该文中宣扬的“这支慰问分团来自四川”以及那位被称为“乔哥”的代表。既然没有所谓的“四川分团”和“乔哥”代表，这战争表演给谁看呢?当然，仅凭这一条证据，还难以确证该文的造假。
三、子虚乌有的“川剧表演”
既然不存在该文所说的“四川分团”和叫“乔哥”的代表，那会有“川剧的折子戏”吗?
答案同样是否定的!
还是先来看一下该文绘声绘色地的描述：“慰问团带来一台川剧的折子戏。最有名的演员都来了，丑角有周企何，旦角有陈书舫，他们在四十年代就红遍川南川北。”，“第一个节目是周企何的《花子骂相》，花子嘲弄官僚，体现了古代的阶级斗争，周扮演的花子骂得痛快之极，四川方言幽默，看得观众满堂喝彩。第二出是陈书舫的《秋江》，她把尼姑陈妙常思凡的心境演得缠绵又细腻，直看得人回肠荡气。第三出是《小放牛》，由青年演员晓艇、晓舫(陈书舫的女儿)载歌载舞的用旧调新词赞美四川改天换地。……。最后一出是《八仙过海》，表现何仙姑、吕洞宾等仙人和虾兵蟹将大打出手”(摘自《表演战争》原文)。文中提到的川剧折子戏演员有：周企何、陈书舫、晓艇、晓舫，何仙姑、吕洞宾等八仙和虾兵蟹将(八人以上)，再加上跑龙套的和乐队，差不多得有三十人才能打住。可惜的是，这个分团里只有23名文工队员，其中三人还是电影放映队的!这在时任分团副团长的朱丹南回忆里继续的很清楚：“另有文工队20人，电影放映队3人”，具体的人员组成是“……李根源任队长，有著名曲艺艺人、杂技演员李德才、邹忠新、周连春、刘翠英参加的文工队”(引自《支援抗美援朝纪实》第414页)，里面没有出现周企何、陈书舫等著名川剧演员的名字，所以也不具备演川剧折子戏的条件!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历史漏记了?或者周、陈二人去了没记?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如果周企何和陈书舫想要在该编造的时空里，到“龙凤山”去表演所谓的“《花子骂相》”和“《秋江》”等剧目，那非得有孙悟空翻跟斗的本事才行!笔者之所以敢说的如此肯定，是因为周企何与陈书舫等，其时正在北京参加“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
根据史料记载，由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主办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是建国后举办的第一次全国性的戏曲会演。于1952年10月6日——11月14日在北京举行，共有京剧、评剧、越剧、川剧、豫剧等23个剧种的1600多个演员，演出了82个剧目，包括传统戏63个，新编历史剧11个，现代戏8个。这也就是说，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举行的时间，恰好与第二届赴朝慰问团在朝鲜活动时间基本相同!综合各种历史记载，参加此次演出的川剧演员，主要有张德成、贾培之、陈淡然、曾荣华、袁玉堃、谢文新、阳友鹤、杨云凤、陈书舫、许倩云、刘成基、周裕祥、周企何、吴晓雷、唐彬如等，参演的主要剧目有《柳荫记》、《秋江》、《评雪辨踪》、《送行》、《五台会兄》等。这些史料充分说明，周企何与陈书舫等绝无可能在这同一个时间段，去参加该文所编造的所谓“川剧折子戏”!
行文至此，回过头再来看看该文栩栩如生的描述：“这出戏得到七团团长的百般赞许，他对慰问团表示，他的七团要打一仗给慰问团看，邀请代表们到前线观战!”(摘自《表演战争》原文)这段文字清楚地告诉读者，正式由于这台“川剧折子戏”演得好，所以“七团团长”要给来家乡的代表——“乔哥”等，“表演战争”!经过上面考证，这“第二届赴朝慰问团第三分团”里，只有一个20人的文工队，演不了该文所说的“川剧折子戏”，也不存在周企何与陈书舫等在该文所说的时间段里，跑到朝鲜的金城前线演出“川剧折子戏”的任何可能，那“表演战争”的基础何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冰山的角都化掉了，冰山还能不塌吗?!最为可笑的是，该文臆想出的这段虚假“回忆”，却充满了真挚的、火辣辣的感情：“……四川方言幽默，看得观众满堂喝彩。……把尼姑陈妙常思凡的心境演得缠绵又细腻，直看得人回肠荡气。第三出……。乡音乡情唤起我们思念之情，激动地把手掌都拍痛了。”这段妙文编的就像真的一样!
四、记忆错误还是故意编造?
本来行至上文，基本可以确证所谓的“表演战争”是地地道道的虚构，但没想到节外又生枝——有人跳出来替刘文辩护：“那么，我就想，他有没可能记混了呢。我们知道周企何和陈书舫，参加了第三届慰问团，他们是在1953年10月以后去过前线，而12军是1954年从朝鲜回国，应该有可能在朝鲜遇见过。由于慰问演出的环境相似，又是四川人，应该比第二届的感触更深，所以，判断他是记混了。”
表面上看，这个理由似乎是成立的。随着岁月的推移和年龄增长，人们的记忆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在所难免。那么，该文会不会真的是记忆错误呢?比方如上述那段话所言，由于某些客观原因，错将第三次慰问发生的事记成是第二次慰问了呢?
为了避免节外又生枝的事再次发生，笔者索性将抗美援朝的三次慰问，统统简要地归纳分析考证一番，看看到底会出现什么结果。
根据文献史料记载，中国人民第一届赴朝慰问团是1951年3月12日至5月底，赶赴朝鲜进行慰问的。这一届慰问团共有575人，其中正式代表210人，曲艺服务大队86人，文艺工作团85人，电影放映队17人，工作人员及记者88人，其他行政警卫人员92人。
来自西南区(包括当时的四川)的代表组成第二分团，其中正式代表18人，另有文工队人员11人。具体如下：
团长王文彬(重庆市民主建国会)，副团长陈播(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秘书长王一知(女，云南省华侨联谊会)。
代表：欧松波(解放军西南军区)、崔宗复(民盟)、纪希辰(重庆市新闻工协会)、刘文权(重庆市学生联合会)、杨文远(解放军西南军区)、唐超汉(解放军西南军区)、丁乙(解放军西南军区)、辉野(解放军西南军区)、陈临彬(川南学生联合会)、许庭星(重庆市民革)、刘盛亚(重庆市文联)、李义芳(女、朝鲜族、重庆市新闻工协会)、文路(女，西南民主妇女联合会)、沈底天(重庆市总工会)、孟贵彬(解放军西南军区)
文工队：宣海池、潘茵帆、徐尔充、刘致中、王啸(回族)、高如星、李书军、陶英、王昭麒、王万喜、曹家定
(名单取自：抗美援朝研究 -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上述史料证明这样几个基本事实：1、第一届慰问团赴朝的时间——1951年3月12日至5月底，时间与刘文对不上：“1952年秋，祖国赴朝慰问团来到金城前线。”(摘自刘的原文);2、中国人民第一届赴朝慰问团正式代表名单中，也没有刘某人所说的“乔哥，现在已是所在丝厂的车间主任”(摘自刘的原文);3、中国人民第一届赴朝慰问团第二分团文工队中，也没出现该文中所说那几位川剧演员的大名，所以断不会有“川剧折子戏”的演出。因此可以确定，第一次赴朝慰问期间，无论时间还是空间以及人员组成情况，都不存在刘文所讲的“表演战争”所需要的条件及任何可能。
有关第二届赴朝慰问团的有关情况及分析研究，前面已有详述，此处不复赘言。
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于1953年10月4日赴朝，12月18日离开朝鲜。这届慰问团的总团长，是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和西南军区司令员的贺龙。总团以下设8个总分团，共5448人。川剧演员周企何和陈书舫等，确实参加了第三届慰问团，该文所在的部队，也确实有可能观看这二位的川剧表演。但笔者认为没有必要继续探讨——问题的关键是刘某人所编造的“表演战争”在1953年秋季已无任何发生的可能性。
为什么呢?因为早在1953年7月27日，交战双方就已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所以，该文即便是遇到了他口中所言的“乔哥”，他所在的第七团团长观看了文中所描绘的川剧折子戏后哪怕再激动，也没有组织和实施“表演战争”的条件与可能!即使是该文所在的团有心“表演战争”，可美军呢?到哪儿去找美军过来配合?!由此可见，所谓的“记忆错误”，充其量也不过是滑稽可笑的借口而已。
通过以上的分析、研究和考证，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曾为“《炎黄春秋》的主编”的刘某人“能接触到各种的资料”，当然很清楚地知道第一次慰问时十二军还未入朝，第三次慰问时已停战。所以编造的这个“表演战争”的谎言，必须、也只能发生在1952年的秋季!否则这看起来像真的一样的弥天大谎，哪有表演的时间和空间!?
其实该文编造的这个谎，编的还真不是一般的好!因为网上不太容易查到，有关第二届赴朝慰问团的详细资料。不难想象，如果不是恰好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于1952年10月6日——11月14日在北京举行;如果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恰好没有评奖也没有公布获奖名单;如果不是周企何和陈书舫恰好也参加了，恐怕这“表演战争”的弥天大谎还真就很难被戳破了!该文很不幸的是，笔者恰好对这段历史有所了解，恰好手头又有这方面资料，于是，该文这虚拟的战争无法再表演下去了!
既然这篇“表演战争”前提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该文的其它部分又怎么可能是真实的?又有多少可信度呢?!
至于这位有身份、有地位的，为什么要编造出这央一个“表演战争”来，恐怕只能由他自己来解释!——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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