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鲜血不会白流—纪念60国庆
马列主义的所谓“解放全人类”，不仅包含着世界各民族解放，更包含着经济基础上的人性解放。
中共历时30余年完成了中华民族的自身解放任务。在接下来的近60年时间里，中共始终致力于完成中华民族的经济基础上的人性解放。
政权合法性
政权合法性既来自内部群体支持，也来自外部主权性—国际合作竞争中维护群体根本利益。
政权合法性，既来自于对于前世蒋家王朝的国民党反动派政权非法性的的否定，也来自于它以新的理想和主义为中国人民服务，挑战中国和世界上几千年的剥削制度根本。中共新的理想和主义会遭遇国内外千年剥削势力强大阻力，此消彼长，它自己也要不断完善，但是，这种斗争或共生关系不会根本上消除其历史合法性。
共和国60年，中共88年，围绕千年古国的生存和复兴，来自国内外的各种理想和主义诞生着、探索发展着、实践着、消亡着…中共作为迄今的胜出者绝非历史偶然。但是，作为一种新势力，要挑战 “少数人主宰、欺压多数人”这一几千年没有改变的人类社会游戏规则，也绝非易事，反复在所难免。
改革合法性
改革合法性不能来自于对共和国前30年历史的否定，更不能来自于对开国领袖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否定，那是愚昧至极的。
改革合法性，首先来自于对中共历史合法性的确认。其次，在此思想和物质基础上，抓住世界资本不得不放弃封锁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机遇，调整内部经济要素，充分利用世界经济资源，对等地加入世界市场竞争合作，发展自己。这构成了中共改革合法性的第二层次。
任何否定中共历史及其领袖个人，任何向世界资本的投降主义、殖民主义，补课论，拜金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简单的国家主义，及腐败和道德沦丧等人性堕落行为，只能客观上构成非法改革，只能说明走上邪路，历史在这里出现反复。但是，伟人毛泽东已经在自己古稀晚年奋力为自己的民族打了“预防针”，那种前苏联级别的历史反复没有也终将不会在中国发生。
中国人民在相当长时期内，必须始终牢记自己的对手：国际剥削资本。这一点，丝毫不能犹豫模糊。这也是伟人毛泽东的历史眼光。国际剥削资本主要盘踞、寄生于欧美日等第一世界国家，他们与这些国家国家机器相互寄生。
当下中国国内外反共及其进一步的反华，都是国际剥削资本分化瓦解直至最终奴役中国人民的不同步骤。
国内的官商、汉奸、腐败分子、御用文人、分裂势力、势利小人，尤其是执政党内部赫鲁晓夫、叶利钦式势力，都是国际剥削资本的客观帮凶或主观同谋。中国人民与这股势力的斗争，已经超越所谓“左-右”，上升为“人-兽”之争。
关于人类解放，既有政治经济学层次的，还有非政治经济学方面的：
相对于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繁杂的西方经济学，可以概述为所谓“非政治经济学”：前者既讨论经济社会的结构问题，也讨论其功能性问题；后者回避讨论结构问题，只讨论功能性问题；而结构问题往往涉及政治和意识形态，及社会所有制等基本经济问题。
中国独立学者何新
（见“何新思想与历史大格局”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0908/101210.html）就国内外各种非政治经济学的当代把戏做了精辟的论述：
何新提出市场有限和资源有限是市场经济的根本规律。市场有限造成生产过剩，资源有限造成成本递增、效益递减。
何新认为所谓“看不见的手”能自动实现效益最大化只是虚构的市场神话，因为必需具备四个条件：
“1.生产者根据价格信号，及时进行投资的转移，是无需支付成本的；2.既成的社会生产力结构（资本存量）是非刚性的，因此随时可以自由转变或抛弃；3.投资转移和生产力改造所必须的新资源、新技术要素是无限自由供给的；4.市场可以无限扩张，生产能力的过剩永远不发生”。
何新断言：这四个条件在任何现实的经济体中都是不具备的。
在现实的经济体中，如若放任“看不见的手”的自动调节，必定造成大量的投资浪费和生产过剩，结构调整调节的过程必需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经济震荡和政治危机。
何新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短缺，发达资本主义的富足，并非完全由双方的制度差异造成，而是由于发达资本主义能够凭借在国际市场上的垄断和特权地位攫取巨大利益。相反社会主义国家不但没有这种地位，反而受到发达资本主义的外部围困。因此，转换经济体制（即“经济改革”）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从市场有限性出发， 何新 先生严谨地对于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及历史做了独立的分析和判断。
深入探讨 何新 先生的市场有限论，我们会发现：人类经济的所谓市场模式，实际上只是地球人类的群体活动或游戏之一，而人类活动天然地受到环境的制约。
市场模式，必然地面临经济要素、游戏结构和生态环境三个限制性条件制约，即市场经济的三个有限性：经济要素有限、游戏结构有限和生态环境有限。正是它的这些局限性，决定了它必然被新的模式取代----新模式一定是对于上述局限性做出新拓展的情况。这里，游戏结构有限，是指其“资本为了利润而生产，劳动为了再生产而生产”造成经济要素两极化分布及其消费和生产失衡化趋势，游戏走向终结。
当下第一世界的国际资本，正在通过所谓全球化把戏，试图拓展其内在的市场局限。但是，注定这也是不可持续的，仍然难逃游戏终结的宿命。
夫从天仁 20090927 南京
附文：
冲击力：何新思想与历史大格局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0908/101210.html
一
何新的思想之所以呈现一种宏大的景观，是因为它对应着历史的大格局。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何新是中国的“李斯特”。他是作为后进大国的中国在20世纪晚期的世界历史格局中寻求强国之路的一个思想代表。
二
何新对近现代的世界历史格局有着整体的把握，这确实是首要的。
自肇兴之日起，资本主义就开始有力地重塑世界格局。简而言之，这就是世界的两极分化，和同时进行的一体化。所谓两极分化，就是世界越来越分化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和落后的殖民地。前者剥夺后者，前者的先进以后者的落后为基础，两者相对相成。所谓一体化，就是整个世界日益被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组织成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这个市场被先进国家所控制，是先进国家控制后进国家的工具。
这个历史过程是浪潮式的层层推进的，同时伴随着激烈的争夺和严重的危机。
这是客观过程，也是先进国家主观推动的过程。关键在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军事、商业、金融、工业技术、意识形态等手段控制世界资源，掌握全球利益分配权。在其中，所谓一体化是指这个控制体系的全球一体化；所谓两极分化，是指在这种权力主导下全球利益的两极分化。
而激烈的争夺，是指各个国家和集团对资源控制权和利益分配权的争夺。在这过程中，争夺的手段和方式不断进化，规模和激烈程度也不断升级。激烈的争夺又必定带来严重的危机，有时候危机是竞争的手段，有时候危机又是竞争的结果。
作为这种争夺的一种具体形式，先进的国家必定要极力遏制后进国家的兴起。因为资源是有限的，权力的垄断性是厌恶分享者的。但是，由于竞争手段和方式可以不断进化，所以如果后进国家能创造和运用更先进的竞争方式，那么就可以实现对先进国家的超越。英国对德国的遏制，以及德国对英国的超越，就是这种竞争逻辑的一种经典演绎。
三
这种历史逻辑是不断延续的，在何新看来，苏联、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质也是后进国家试图摆脱先进国家的控制，掌握和运用自身资源，寻求国家现代化的一种新的制度方式。何新认为，苏、中的社会主义体制是吸收了德、日的国家主义体制的优点，以更新的竞争方式来应对资本主义发展之历史格局。
同样，以美日欧为首的先进国家必定要竭力遏制苏中为代表的新兴后进国家。这不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问题，而正是基本的“竞争逻辑”问题。无论苏、中怎样变色改制，只要不放弃现代化的目标，不放弃强国的努力和可能，西方国家就会不依不饶地予以压制和围困。
这是中国现代化面临的最大历史格局，因为正是这些西方国家塑造和维持着整个世界格局！中国注定是这种格局的抗争者，强国之路必定是一条突围之路。即使在中国要对原有体制进行全面改革的时代，这种格局依然不变。何新属于最早对此格局有清醒认识的少数之人，他代表了中国的不屈的强国意志对这个格局的一种思想抗争，反压制是何新思想的一种底色。
理所当然，何新自己也是一个思想上的突围者。中国在世界的境遇与何新在学界的境遇有着惊人的相似，两者都受到主流国家或人士的孤立和围困，同时也都赢得草根国家或人士的同情和支持。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深刻的必然，中国的境遇正是何新的境遇的原因，这又基于何新是寻求中国强国之路的一个自觉思想者，因此他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连在了一起。作为一个热忱的爱国者，何新在自己的祖国受到如此的围攻，这也表明那种压制与反压制的历史斗争深化渗透到了何等程度。
但是何新并没有对“竞争逻辑”失去信心，何新深信中国能够创造新的现代化模式，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等，即新的竞争方式，因而中国能够成功突围。他即孜孜不倦为中国寻找一种新的现代化模式。
四
道高一丈，魔高一尺。20世纪以苏联、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引领，反抗殖民主义的运动风起云涌，亚非拉落后国家纷纷赢得政治独立，开始推行国家工业化，旧殖民主义体系土崩瓦解。这正是20世纪前70多年的历史潮流。但是，70年代之后，潮流发生了逆转，社会主义国家开始面临经济停滞，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逐渐陷入债务经济的陷阱，新殖民主义兴起，美日欧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重新扩张其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控制体系，重新建立了压制后进国家的战略优势。
在何新看来，先进国家压制后进国家的战略战术和方式方法有了新的进化和提升。
欲擒故纵的欺敌之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攻心之术，因利乘便、因势利导的诱导之术，成为这套压制战略的核心。这套战略让对手在自以为奔向天堂的喜悦中奔向地狱。在这种战略的推动之下，苏联东欧集团灰飞烟灭，中国也几度岌岌可危。
而何新是最早识破这套战略图谋，并对之进行系统批判的主要学者。何新曾自言以一个人反抗一个世界。但是他又绝非仅代表一个个人，而是代表了一种宏大的历史意志，这也正是他自己所揭示的，中华复兴的伟大历史主题！同样也代表那个延续已久的历史格局中必有的反压制的力量，只是何新自觉地以一己之力担当了这种历史角色。因此，何新在此历史格局中才获得了关键地位，堪称一个历史的支点！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何新开始与西方新战略斗法，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全方位思想辩论。
五
冷战进行到70年代，西方国家认识到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正面对抗并不能占到绝对优势，于是另辟战场。
（一）西方鼓吹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流，鼓吹经济全面持久繁荣，政治世界大同，宣扬世界主义，宣称国家和民族观念已经过时。
但是何新认为先进国家压制后进国家的格局不会改变。世界大同并非事实，这种宣传别有企图，这个企图仍然源自那个格局。世界和平的宣传正是先进国家对付后进国家的一种战略工具，目的是麻痹后进国的抗争意志，和平的攻势仍是战争的攻势。对于中国来说，首先要对世界格局保持清醒认识，保持对敌情的警惕。由于资源有限，全面持久的繁荣也不可能，危机是时刻存在的，居安思危是必要的。面对战争和危机，国家和民族仍是个人利益所仅能依靠的利益共同体。只要这个格局不变，对于后进国家而言，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就是永不可抛的精神武装。
（二）西方还做出一副帮助后进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姿态，它们告诉后进国家，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由其社会制度的先进造成的，而后进国家的贫穷和落后是由其制度的落后的造成的，只要按照西方的指导进行制度变革，后进国家就能很快达到西方一样的富裕和发达。
但是何新首先怀疑西方的善意，他认为西方不可能乐意看到后进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实现现代化，因为这意味着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的出现。事实是，西方的富裕和发达并非真的由于其制度的先进，更重要的原因是，西方依靠一个由其控制的全球市场，能够从其他国家输入大量资源，甚至通过跨国公司和债务链条，还能够直接输入巨额资金。这个原因同样正是后进国家不富裕、不发达的原因，因为大量的资源流失了。而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因遭受西方的市场封锁，面临着发展资源的不足，自然无法如西方一样富裕。而这些正是西方刻意造成的。因此，即使后进国家改变了制度，只要资源条件不改变，也就不可能达到西方的富裕和发达。西方之所以宣扬这一套不实之论，是要使中国一类后进国家对自己的制度失去信心，从而跟着西方设计的方案进行制度改革，其结果并不是走向一个导致富裕发达的制度，而是走向一个更利于西方进行控制、进行资源榨取的制度，从而是更贫穷和落后的制度。
西方确实富裕，东方确实贫穷，但这是由综合的历史格局造成的，西方把这种现穷富局发挥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战略优势。东方的贫穷实际是西方有意造成的，这正是西方富裕的基础，这是其一。但是西方又把东方的贫穷论证成东方必须按照西方的方案进行制度改革从而达到富裕的理由，这是其二。如果东方不知道其一，却相信其二，那么结果是什么？只能是上当受骗，在奔向富裕的幻觉中，陷入更深的贫穷。
（三）西方把自己扮演成传播和扞卫自由、民主、人权的道德卫士，它们宣称自由、民主、人权是世界的潮流，是普世价值，是进步的标准。它们高举正义大旗，居高临下指责东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自由、不民主、无人权，是不人道的罪恶的制度。同时，西方又宣称自由、民主、人权是实现国家富裕和发达的条件，天下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东西了。
但何新认为，民主、自由、人权被西方当成了战略利器。首先，没有抽象的自由、民主、人权，而只有具体的。西方的较高水平的自由、民主、人权是建立在西方优越的经济、技术水平基础之上的。没有这个基础，那种程度的自由、民主、人权是不可维持的。即便如此，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也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控制的，有限度的。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也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的，西方国家的历史也充满着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践踏，即使在现代也绝非一干二净。何新赞同黑格尔的话：“人权并非天赋的，而是在历史进程中产生的。”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作为后进国家追求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一种制度，强调对有限资源进行集中统一的调配，强调中央权力对经济社会运行过程进行整体的控制，以利于更快的资本积累，形成更强的整体竞争力，这是后进国家追赶先进国家所必须的，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所在；同时这种制度中的整体主义、集体主义也一定程度上造成对个人自由、民主和人权的限制和压抑，同时，这也是由后进国家相对低下的经济、技术水平造成的，另外还有旧制度旧文化残余造成的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民主、人权水平确实相对低下，这是事实，但并不能要求一下子提高到西方国家的水平，因为缺乏相应的经济、技术基础条件，更不能要求绝对的自由、民主、人权，因为这样只会冲垮正常的资源分配和制度运行秩序，造成社会大动乱。而这种动乱正是西方所期待的。西方国家以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局限性为切入点，发动自由、民主、人权攻势，期待以此废掉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并顺势搞乱、瓦解其国家。何新谴责西方的伪善，西方一方面指责社会主义专制独裁，一方面又扶持一些专制独裁政府；西方死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权问题，对社会主义国家在人权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却只字不提，对于非洲战乱和饥荒造成的人权灾难则漠不关心。何新认为，民主分形式民主和实质民主，西方的民主形式并非唯一的民主形式，中国自古至今自有一套实质民主，同时现代中国实行相当程度的集权主义是必须的。关于人权，何新认为，人权包括公权和私权，前者属于国家和社会共同体，后者属于私人，在某些情况下，当后者与前者发生冲突时，应该首先扞卫的是前者，这是任何国家和社会赖以生存的基本法则；但西方完全无视前者，而一味鼓吹后者，并且用后者攻击前者，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招牌践踏他国主权；何新还认为人权首要的是人民的基本生存权，为了保证人民的基本生存权，国家有权利更有义务对一部分人的政治和思想等权利进行合理限制。实际上西方国家也是这么做的，并且这也是一国的主权。总之，中国的自由、民主、人权只能由中国在保持国家稳定的前提下，根据自身实际条件循序渐进地推进，西方没有权利和资格在此问题上充当教师爷，中国也没有义务遵循西方的指示。相反，中国要倍加警惕西方在此问题上的险恶用心。
（四）西方还积极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出谋划策、开方抓药。西方极力推荐一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宣称计划经济会导致低效率，导致短缺，应该改用市场经济，放手让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去调节经济运行，政府应该放弃对经济的干预和管理；宣称国有企业由于产权不清，无法调动经营者和生产者的积极性，只有推行产权明晰的私有化改革，建立所谓现代企业制度，才能提升企业效率；宣扬经济全球化、世界主义，宣称国民经济观念过时，国家应该放弃对国内市场和民族产业的保护。
何新断定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付后进工业国的一种战略工具，他对之进行了全面的驳斥，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新国家主义经济学。何新认为“看不见的手”能自动实现效益最大化只是神话，因为它必需四个条件：“1.生产者根据价格信号，及时进行投资的转移，是无需支付成本的；2.既成的社会生产力结构（资本存量）是非刚性的，因此随时可以自由转变或抛弃；3.投资转移和生产力改造所必须的新资源、新技术要素是无限自由供给的；4.生产能力的过剩是永远不发生的”。这四个条件在任何经济体中都是不能具备的。在现实的经济中，若放任“看不见的手”的自动调节，必定造成大量的投资不良和生产过剩，调节的过程必需付出巨大代价的经济震荡和危机。社会主义经济的短缺，和发达资本主义的富足，并非完全由双方的制度差异造成，而是由于发达资本主义能够凭借在国际市场上的垄断和特权地位攫取巨大利益，相反社会主义国家不但没有这种地位，反而受到发达资本主义的外部围困。因此，转换体制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何新认为计划经济是应对短缺的一种手段，而非短缺的原因。何新指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并非自由市场体制，而无不是计划控制和市场自动调节相结合的体制。这种体制要求国家积极有力地干预和管理经济运行。关于国企问题，何新认为国企低效主要是由市场有限造成的，市场有限和资源有限是市场经济的根本规律，市场有限造成生产过剩，资源有限造成成本递增、效益递减，因此解决国企低效问题的主要途径是扩大市场，不是坚持内需主导，而是扩大出口市场。在不解决市场有限问题的情况下，所谓积极性不高正是生产过剩的表现，单纯改变经营体制和所有制，并不能解决整体效益低下的问题，反而造成大量的失业，危及社会稳定。同时国有企业是中国民族产业的主体，私有化改革将使之瓦解、涣散，最终被国际资本所击败、吞食。关于全球化，何新认为全球化仍然只是一个神话。“少数发达国家所鼓吹的经济全球化，主要集中在要求全球资本市场的开放，仅仅要求资本项目的自由流动。发达国家始终严密封闭自己本国的劳务市场，同时又以各种非关税壁垒保护着自己的商品市场；而只要求全球资本市场对发达国家自由开放。这里实际确有一个阴谋，有一种陷阱。它是单方面有利于国际垄断金融资本集团的。”在此种全球化中，国家应该加强对国内市场和民族产业的保护，特别要谨慎金融安全，防止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金融突袭。
六
以上简略列举何新与西方战略之辩论要点。实际上，这涉及更深的逻辑。西方实行的一切战略战术仍是要推进其主导的分化、统一世界之进程。而西方对付竞争对手的根本战略正在于自觉取法此进程：分化之、瓦解之，然后按自己的利益体系整合之、统一之。而竞争成败的规则也在于：集中的统一的力量战胜涣散的分化的力量。力量又来自于资源，而资源又是争夺的根本对象。
在此格局中，只有那些能够拥有一定规模的资源，并且能够有效动员自身资源，造成集中的统一的力量的竞争实体，才能突破由先发国家控制的格局，首先是保持自身的主体存在（独立自主），进而走向崛起之路。德日是奉行较之英法更加集中的国家主义体制实现赶超，美国则一方面奉行国家保护另一方面凭借丰富的国内资源实现后来居上。而对于苏中而言，起步更晚，起点更低，所以只能选择更加集中和统一的社会主义体制，并且巨大的国土和人口资源还要作为一个必要条件，在此体制和资源条件下，苏中崛起为第三代工业化国家的代表，同时也必然成为先发工业国所要打压的主要对象，而这一点又加强了其集中化。可见，越是后起的国家，要在竞争中胜出，越需要高度的集中化。不可否认，苏中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确实是高度集中化的体制，并且也因此取得了高速工业化的历史性成就，但恰恰是在这快速取得的成就面前，高度集中化本身遇到了困难，实际上是它无法适应它自己的成就，因为它的成就已经大大改善当初使它成为必要的那种基础和条件。在此新的基础和条件上，原先的集中化就成为僵化和沉闷了。在此意义上，改革成为了必要，应该适当地降低集中化，以发挥部分及个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增强体制的活力。但是也恰恰在此时，改革容易走向过度地取消集中化，改革的失误无不集中于此。实际上，适度的集中化仍是苏中的立国之本、强国之道，是核心竞争力之所在，这是改革必须保持而不能废除的，这是由最宏观的资源竞争大格局决定的。
西方对付苏中的战略同样是：分化之、瓦解之，然后按自己的利益体系整合之、统一之，从而将战略对手化为自己的资源。这战略的箭头正是对准了苏中体制的集中化！西方必欲取消苏中的集中化而后快，其误导苏中改革的也正在于此。
在政治文化方面，自由、民主、人权、世界主义等等是对准苏中的以马列主义意识形态造成的集中统一的政治文化意志，以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两方面瓦解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在经济方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开放化等等就是对准苏中的计划化、国有化的集中化的经济体制。显而易见，这些战略工具都是瓦解性的！西方战略特别要对准政府对社会经济的控制和管理权，因为，实际上政府是造成政治经济文化集中化的把手！废除了这种控制和管理权，也就废除了一国的集中化，从而可以从容插手，施行分化和瓦解术。
而何新的反击也正好针锋相对，他明白揭露西方的分化瓦解战略意图，并激烈反对之。他提出新国家主义，试图将在西方战略冲击下日趋涣散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结构重新整合和统一。新国家主义特别强调政府对社会经济的控制和管理，集中全国的意志、资源和力量，维持中国的主体存在和统一，进而实现崛起。根本上，何新的努力正在于维护中国必要的集中化，保持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而过度取消集中化就是中国改革的失误所在。
何新提出新社会主义是对国内弱肉强食、两极分化的非人道的资本主义进程的反对，实际上是新国家主义的一种深化，后者是在国际关系领域反抗同样的分化、统一进程。共同的意志都是反抗两极分化和资本垄断（统一）。在何新自己看来，这都是一种历史正义。而资本主义所主导的历史进程尽管来势滚滚，但并非历史正义。历史必须有另一种方向，这又是一个更为深远的主题。
七
中国的改革之所以取得与苏联、东欧不同的成果，是因为中国人关于世界格局有一种不同的思想。因为有这种思想，西方的分化瓦解战略没有能够轻易得逞。20多年来，何新担当了与这种西方战略进行顽强抗争的重要角色。说他曾是一个历史的支点，这并非虚夸，而是公平之论，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公平被沉埋得太久了！今日，那些曾经光鲜无比的肆意围攻何新的主流们已经黯然失色，这正是对何新之光辉的最好映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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