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全国政协经济组的小组讨论上，主流经济学家吴敬琏表示，城市化过程并不是房主自己创造的价值，因此城市拆迁补偿不应按市场价进行。
这位有“吴市场”之誉的“主流”，许多观点不为老百姓接受。这是可以理解的。只要他坚持他的哲学，能够自圆其说，我们宁愿相信他固守自己的学术信仰和良知，大家只是意见不同而已。但是，当他一旦抛弃自己一贯的哲学，突然反起市场来，我们就不免要让人问个究竟。
“吴市场”表面的理由冠冕堂皇：一家居民住的地方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突然变得值钱了，官家商家看中这块地，要这家走人。但是，给补偿时，按这个地盘的市场价值给是不对的。因为这地方的价钱，是城市发展给抬起来的，不是这家居民之功。他们凭什么独占利润？言下之意，还是由政府或者开发商定价吧。
我们不妨把这个道理按“吴市场”的逻辑归纳一下：对拆迁户所占地皮的购买力，是全民创造的，利润不能算在拆迁户头上。那么，什么东西的购买力不是全民创造的呢？照这个说法，你造汽车，作彩电，价格都不能自己定了，利润不能算自己的，也没有什么产权可言了。我们不妨顺着这个逻辑再往下推：房地产的价格，不应该由市场定，应该由国家定。为什么？因为经济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老百姓买得起房子。换三十年前，两万块的独居也没有人买得起。可见，房地产价格上涨，是全民的贡献，怎么能让房地产商把利润独吞？再有，如今民工纷纷出去打工，维持着中国的经济奇迹。他们的流动给铁路运输造成了巨大的涨价压力。可是，如果他们全不外出，铁路就没有那么多人运了。可见，铁路票价的水平也是全民经济发展的果实，怎么能让铁路公司把利润独吞？所以春运的票价要国家定，不应该涨价。然而，几天前，怎么“吴市场”自己出来说春运不让涨价是违反市场规律呢？他怎么不照一个逻辑说话呢？
主流经济学家们的主张其实并不复杂，不妨归纳一下：第一，尊重市场规律的。第二，保护产权。第三，政府尽量从经济领域退出。对这些我都支持。我所不支持的，是他们不能把自己的逻辑坚持始终，只为有权有势的说话，并不时给老百姓下套。
众所周知，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过渡，大家的起跑线不一样，绝对公平不可能。我们不能等到大家都站在一条起跑线以后再改革。或者说，改革赶早不赶完，社会公平要逐渐实现。我想主流经济学家都同意这一点吧。举例来说，改革开始时，有人恰巧有关系，靠着关系赚了不少钱；有的脑筋特别聪明，钻了制度的空子发了大财，但没有犯法。当然，也有些小民百姓，无权无势，也没有超常的大脑，但是，自己住的房子，突然被高级商业区和金融中心包围，变得值钱了。为什么不能在拆迁时按市场价进行补偿呢？在以“吴市场”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看来，你要是个什么部长的儿子，靠关系在商品经济中发了，你要是钻制度的漏洞，成了企业家了，你们的产权都应该受到保护。社会要容忍一些人赶上了运气。可是，你要是住在棚户区的小民百姓，却不容许你有任何运气：你也配！让你走你就走。别看着市场为自己的房子讨价还价。那市场根本就不属于你的！
我在北京住时，就见过“吴市场”的拆迁逻辑是怎么运作的。我家边上，在八十年代中期突然变成个闹市区。几个大杂院正好临街。于是，居民打开临街的墙开店，生意极火。其中街角一个洗相铺，天天门口排队。其实那个铺子只是个门脸儿，临街开个窗口，设个柜台，柜台后仅有站一个人的空间。再后面是个帘子，帘子后门的空间只能放一张双人床。一对年轻夫妻就这么创业，这么生活。看看这些，你不能不佩服中国的小老百姓的聪明才智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也不难理解中国这四分之一世纪经济为什么起飞。我当时是个大学毕业的记者，对彩色洗相的市场潜力一无所知。人家则一下子捕捉到了商机。要是这些小老百姓的产权能够保护，他们的生意就会作大，日后说不定发展成连锁店，成为一个销售王国。
结果呢，一纸拆迁令，一条街的居民都得走人。地段的商业价值不算，那几个棚户式的房子能值几个钱？我听居民在那里骂：刚刚作起来生意，全把我们装到郊外的桶子楼里，让人家还有什么生路？
这种不按市场价值补偿的拆迁，不仅毁了许多小民百姓的生意，毁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引擎，也破坏了城市的有机性。因为拆迁的成本被非市场的行政手段压得太低，一些地方政府就拆迁上瘾。市中心大量居住用地被拆迁来盖高级写字楼，豪华公寓，原来在那里世代居住了几十年的居民被赶到远郊。他们不仅上班远了，而且通勤造成的交通压力使公路不断扩张，侵占了居住用地。这样，地皮推着房价不停地涨。
更糟的是，政府一旦有了不按市场价格补偿拆迁的权力，政府的权力就变得更大，更不受监督。政府可以轻易把一片地一圈，转手就批给关系好的开发商，根本不必计算成本。这样官商一体，造就了一大批一夜暴富的房地产大亨。这就是“吴市场”的“市场”。这就是对平民百姓的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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