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身经历的那个年代：一个老知青、农场的退休职工的回忆
老 浅
一.前言
二.上山下乡
三.送瘟神
四.农场的第一张大字报
五.革命委员会
六.后记
一.前言
今天，有很多人在说：中国就是八十年代后，才是真正开始了强国富民。什么56年的工商业改造、57年的反右、58年的大跃进.60年代初的自然灾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社教直至文化大革命都是毛主席独裁的恶果，似乎只有清算毛主席的“罪恶”，才能巩固，保卫改革开放的成果。特别是文革，被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定性为“动乱”、“浩劫”。
于是在中国的上空顿时乌云密布，一场杀戮在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着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旗号，在中国大地血腥的发生了，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发起了猖狂的反攻。再一次的验证了毛主席论断的英明，在中国要实行资本主义复辟是很容易的，资产阶级的法权还存在。这就是热月政变的那些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实质。
于是，左派（造反派）们纷纷被投进了监狱，轻则戴帽就地监督改造。老百姓在迷茫中失去了方向，原本还打着红旗，眼看着时机成熟，就丢了假红旗，撕掉了遮羞布，举起了资产阶级的白旗，浩浩汤汤的向无产阶级杀来。一个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大厦顷刻崩塌。一场为防修反修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被彻底清算。
毛主席逝世后，一个幽灵，一个文革的幽灵．在神州的高空上整整徘徊了三十年．被中国共产党的决议定性为动乱，是一场十恶不赦的浩劫，很多人在骂与自己不同意见的人为文革派，又有多少人在咒骂这场运动．甚至有些人想公正的评价一下文革，必须是：＂我是反对文革的＂为开头．要不然，就会被戴上文革的复辟派．伴之就是＂打倒文革复辟派＊＊的口号。
果真如此吗？不，这不是事实，是某些人为了达到复辟资本主义道路之目的，编造出来的故事，诚然文革中有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但他绝不是动乱、浩劫。它是一场无产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向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派）发起的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与无产阶级反资本主义复辟的生死搏斗；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生死搏斗。
毛主席逝世后，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成了事实，严酷的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验证了毛主席在文革前期或文革中的预言是何等正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一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在与资产阶级两大阶级争夺战中，由于毛主席的逝世、走资派的负隅顽抗。导致了无产阶级的暂时处于低潮。
本人是1962年下乡的H市的下乡知青，参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见证者。
我分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我亲自参与的文革实情，是右派攻击得最厉害的几个方面：上山下乡、造反有理、革命委员会。
二.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不是文革后开始的，不是有些人说的是毛主席利用完了红卫兵后的发配。众所周知的在整个大地上60年代初一场百年未遇的，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导致了农业生产的大幅度减产，甚至有很多地方绝收。在这个问题上确实存在着七分天灾，三分人祸。七分天灾就不用多说，哪三分人祸，就是1958年有些人，趁全国上下鼓足干劲，搞大跃进之时，趁全国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化之时。大刮共产风、虚报产量、大刮浮夸风、错误的认为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甚至在某些地方搞一个县一个公社的超级大公社。当自然灾害来临之时，搞得措手不及。以致在全国范围内有饿死人的惨状。特别是那些搞一个县一个公社的地方尤为突出。幸亏毛主席及早的指出了那些冒进、那些浮夸风。强调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阻止了共产风，浮夸风的蔓延。特别严重的饿死人的情况仅局限于个别地区。
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1961年底至1962年初，在我所属的城市，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用生产自救的方法，在市郊创建了多个国营农场。我就是在这时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地方的口号是：承担国家因自然灾害引起的困难。自力更生，减轻国家负担！报名去了国营农场。
到了农场，除了有几亩荒芜的薄田外一无所有，在来不及盖草房前，都分住在农民家里。慢慢的通过这些城市的年轻人上山背来了毛竹，砍来了茅草，建起了一幢幢茅屋。后来在茅屋的基础上翻建了泥墙瓦房，再后来农场建起了砖瓦厂，开始建造了砖瓦结构的平房。直至到后来的楼房。农场就这样一步一步的从小到大，从一无所有到初具规模的真正的国营企业。全都是用我们一双双稚嫩的手建设起来了，随着农场的兴旺，我们的双手从稚嫩变成了长满老茧的厚实的手。
不是有人在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惩罚吗？是劳改吗？殊不知我们是负有如此重任－承担了国家的暂时困难。为国家减轻了多少困难。同时，我们在上山下乡的生涯中锻炼了自己，不管是农业劳动的知识方面，就是在其他知识方面都有所提高。从一个啥都不懂的城市毛孩子，能掌握从一粒谷种开始，到粮食收割的全部过程。学校里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还必须通过实践来提高。比如几何学的平行线的原理在实践中的运用，我们在接收后来上山下乡的老三届，第一次到田边要他们傍秧绳，拿了根尺无法下手，有的勉强傍好了秧绳，一量结果都不够格，其原因他们只知道书本上的平行线的制作，却不知道运用到实际上来。于是我就把那根尺子的作用说给他们听，这根尺子要与前面那根秧绳成直角。在另一端再插一根秧绳。这样的两根秧绳就是两根平行线。只有是两根平行线，上下的距离才会相等。然而刚下来的知青哪怕是66届高三毕业生开始都不知道。但一说就知道了。这一个小小的例子就说明书本知识只有与实践相结合，这个知识才是活的知识。
1967年冬天，首先的就是投入农场的全部劳力，进行农田的基本建设，将零星田亩，勾画成一方一方的大田亩。每方之间有机耕路。尽管当时农场的机械化程度不高，但我们已经在为不久的将来农业机械化作准备。没有机械化，我们在省市县领导的支持下。购进了一批电耕犁。由于我们在前一年冬进行了农田基本建设。因此，电耕犁下来后，非常的适应。
在全国开展农业机械化运动，在我们农场（届时是浙江建设兵团）搞三省一市农业机械化推广现场会议。因为我们农场的土地是比较大面积。在南方水田中单位面积较大，且是国营农场，又在大城市边上等等有利因素。这样大规模的会议就放在我们单位召开。
根据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精神，我们农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办了第一个场办工厂－奶粉厂。我们农场有几个中型的奶牛场。饲养着优质奶牛。开始时我们的牛奶卖给市的一家牛奶公司。后来在兄弟厂的帮助下，自力更生办起了自己的奶粉厂（注册商标为红旗牌），产品远销全国各地。
结合自身的优势，还创办了制药厂，电器设备厂。
还办了学校，开始是小学，接着是初中直至高中。不但解决了农场内部子弟的上学问题，还帮助周边农村子弟的上学问题。
各个生产队（兵团时的连队）都配置赤脚医生，在农场有卫生所。在农垦局（兵团时团部建制）职工医院。
原来的茅草房没有了，建起了一排排的青砖瓦房。后来又从平房建成楼房。
打了无数的机井，解决了吃水问题。在农村解决了自来水。
三.送瘟神
七律二首·送瘟神 1958.07.01
毛泽东
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晓，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在农场建设的过程中，我们碰到了最大的困难，就是血吸虫病。随着国家形势的变化，1964年底，我们接收了附近的一个劳改农场，它的地势特别低洼。是一个新开垦的水泽地。水沟交错，杂草丛生。是钉螺，繁殖之地。而血吸虫就寄生在钉螺里，人们赤脚下田时，血吸虫就通过毛细孔感染到人体。当时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到65年66年个个都成了身体无力、肝脾肿。本来饭量很大的年轻人，都饭量聚减。经医院检查、化验大便跟血，结果是得了血吸虫病。当时造成了极度的恐慌。怎么办？
县第二人民医院，组织医疗队进驻农场，省市领导分别组织了血防办公室。进行了分批治疗。通过各级领导的关心和重视，治疗血吸虫病的第一战役结束了。接下来是防止血吸虫病的再发，必须从源头开始根治。利用冬季农闲季节，开始全面灭螺。首先是发动全体职工下到田间，河边。查螺、灭螺。再用农药大面积的杀螺灭螺。但是源头还是没有得到根治。省市县分别拨来资金。进行池塘、河流、草塘、低洼地进行改造。
在前文说的土地平整工作就在这时进行着。平水塘、驳石坎、垦荒地、造良田、修机耕路全体职工整整的忙活了一个冬天，农田的基本建设完全靠自己的双手完成了。第二期工程卡壳了，没有资金完成农田的技术投资，却没了钱、上级领导拨下来的专款专用的血防资金呢？刚好农场进入四清运动。工作组进驻农场，全体职工寄希望于工作组，希望他们在清经济、清帐目中能清出一个结果。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血吸虫病又一次肆虐农场。发病率又一次进入高潮。眼看着前期的努力要付之东流，在这样的形势下，由血吸虫患者组织了一个“血吸虫病控告团”。时值1966年后期。
结合单位领导如何将上级拨下来的血防资金，用于其他开支的事实。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了送瘟神问题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由生物血防办出面协调解决。
单位的领导看到了血防问题已经无法掩盖，就又心生一计。刚好碰到上海一月风暴前，上海的走资派利用工人群众中的有关福利问题的控诉。就采用了经济主义这个思潮，无原则的发放名目繁多的补助，奖金。我单位的领导也采用了这个方法，将血防费用，竟然用血防的名义发放给治疗关血吸虫病的病员。妄图再一次挑起群众之间的矛盾，农场的造反派组织和血防控告团连夜开会研究后做出坚决抵制这股资产阶级的经济主义妖风。通过开会，揭露了走资派的阴谋。向职工说明了经济主义的危害。在军宣队的支持下，向走资派夺取了部分权力。就在1967年底经过省血防办验收。宣布农场彻底的消灭了血吸虫病。铲除了钉螺的孳生地。
在90年代后，血吸虫病又一次的肆虐农场所在地。
四.农场的第一张大字报
1966年初，农场又一批血吸虫病的患者，经过治疗。分别在家休息。我因为又一次得了血吸虫病，治疗后回家休息。我看到了城市的文革初期的红卫兵造反的情景。广大的师生被他们揪斗、游街、戴高帽、女同志剃阴阳头、在猛烈的太阳低下穿着貂皮大衣示众等等体罚。顿时大学校园里白色恐怖迷漫。稍有对工作组有异议，就戴上反工作组的帽子、戴上假左派、真右派的帽子。有一天早上，我在本市的大字报墙上看到了一篇大字报，是转抄毛主席的大字报，这就是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毛泽东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５０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１９６２年的右倾和１９６４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一场意想不到的事情在杭城发生了。某天在杭州省体育场，召开了批判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据说，工作组执行的那条路线，就是毛主席在大字报中所说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家离省体育场较近，我也去看了，那种场面可以称得上惊心动魄。群众的情绪高涨的程度到了沸腾。一种感觉到从没有的舒畅，似乎真的就是冲破牢笼的感觉。
我的病假到期了。带着一股憧憬，热情，回到农场。尽管我们农场离H市只有27公里，但政治气候却相距何止十万百千里。回到农场如同从火炉里跌入冰窖里，农场的工作组非但没有撤离，还正在“热火朝天”的整人。我同一个寝室的室友仝国庆（化名），因为其家庭出身为坏分子，个人表现一般。这次正好是工作组的靶子，他头上戴了用油毛毡做的二尺高的高帽子，胸前挂着细铁丝吊着一块小黑板，黑板上写着坏分子－仝国庆。在烈日下，油毛毡上的柏油熔化后流得脸上衣服上都是柏油。其情景惨不可睹。
我回到农场后，把我带去的宣传资料分发给大家看，个个都义愤填膺。但都屈服于工作组的淫威，敢怒不敢言。那天在我们的寝室里集聚着很多的人，一直到深夜还没散去。第二天，工作组组长叫我到工作组办公室谈话。主题是：你出身好！是工人家庭出身，不要与阶级敌人混在一起。要注意阶级立场。本来你是要吸收进红卫兵的（当时大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的轨道，姑且跟学校一样成立红卫兵）。但因为你在治病，无法参加，等明天开会讨论通过。另外听说你带来的传单，是小道消息，交给组织。当时我就理直气壮的驳斥他们的行为：在杭州学校，工厂的工作组都撤离了，在省体育场都开大会批判工作组了。你们却还在批斗群众？这次谈话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结束了。
回到寝室，我整整的思考了一天，我决定向工作组开火，我就自己抄写了一张大字报《工作组执行的是什么路线？》从起草到张贴，刻传单。只有一个半哑巴帮我。同情支持的人不少。但敢于出面帮助的人没有。可见当时的白色恐怖是何等的猖獗。当我写了大字报后，又到各个队都发了传单。第一次，农场的文革之火点燃了。各个队相继都成立了战斗队。我们也成立了第一个战斗队《毛泽东思想战斗队》。这时已经是66年的下半年了。农场各战斗队召开了联席会议，商讨成立全农场的组织。从此农场的文化大革命就正常开展了。
我们到农场系统工作队驻地，××茶场，参加了批判工作组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时遭到农场当权派的阻拦，要我们停止去××茶场开会的举动。不派汽车，不开具介绍信，凡是去参加会议的人全部算作旷工。然而，农场的造反派高举毛主席的造反有理的大旗，步行2、30里路，硬是去参加了大会。在会场看到了农场创建的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他们也到了批判工作组的会场。当即在省市造反派的支持下，将工作组的御用工具--红卫兵代表轰出会场，第一局赢得胜利。在会场斗争非常激烈，一些工作组的宠信们，起来冲击会场。打倒保皇派的口号第一次在农场系统的造反派中叫响。在会场口号声、歌声此起彼伏，群情激昂。人们有了彻底解放的感受和冲动。当即批判工作组的主要内容：工作组提出的全面横扫看全貌，回过头来整重点。当时在毛主席的主持下，制订的二十三条中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工作组为了承接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转移斗争大方向，竟然与毛主席的二十三条唱反调。在群众中间大搞横扫，将一大批群众、干部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广大的干部、群众。保护了党内走资派。
通过这次会议，农场系统的造反派结成了同盟，经常相互支持。
五.建立革命委员会
随着工作组的撤走，农场的造反派组织实际上掌握了农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党内的当权派为了瓦解造反派的造反行动，他们使出了另一招－－经济主义歪风，利用某些农场职工的血吸虫病后的经济困难，大发补贴，妄图拉拢腐蚀造反派。但这一招，在上海的造反派较早的识破了走资派的阴谋，欣起了一月风暴。农场造反派也作了坚决抵制经济主义妖风的斗争。
就在这时，驻H市的某部队某野战军的某团，执行支左任务，开进了农场。农场造反派热情的欢迎支左部队，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支左某部却支持、扶植了当年积极跟随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保皇派组织－“无产阶级联合指挥部”（简称“无联指”）。
将一个在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成长起来的造反派组织硬硬的打压了下去。一时间农场的上空又乌云翻腾，农场的造反派转入了地下。我们仅剩下几个骨干，四处奔走，在省市造反派的支持下，《解放军报》，南京军区的《人民前线》等报纸派出了调查组，来农场蹲点。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同时，该部队的上级领导机关也派出了调查组，进行了一场联合调查。67年5.4就农场文化大革命的进程进行了一场大辩论。通过这场辩论，造反派组织终于得到了支左部队的承认，重新又树起了“造反有理”的大旗。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为了支左部队的能知错即改，南京军区决定在支左部队中树立一面支左犯错误后，重新改正的典型。将农场、军队。共同组织了一个讲用团。并且在军队的支持下，很快的在农场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实行了革命的三结合。
因为当时县革委会尚未成立，我们农场的革委会就在支左部队备案。待县革委会成立后补办手续。这样的例子在省城的企业、学校等单位有这样的先例。
随即在审查干部，解放干部的工作开展得红红火火，一大批干部得到了解放使用，可就在审核干部的工作中，意外的发现最早解放、使用的干部***，有严重的历史问题，他是苏北一个农村的地痞流氓，因为早年曾经读过几年私塾，在农村成了有文化的人，就被当地的地主武装录用为相当于今天的文秘（帐房先生）。还乡团与当时的抗日游击队开展了拉据战，当日本人一扫荡，游击队撤退，还乡团回来。向当地老百姓进行清算，后来他还成了该还乡团头子的乘龙快婿。更死心塌地的跟随着地主武装，进行反攻倒算，民愤极大。
最后地主武装被打垮，主犯在中华苏维埃政权建立后遭到了镇压，他就成了就地监督分子。鉴于当时苏北地区，战争的激烈需要兵力的补充，但该地区经过几次征兵，兵源缺泛。余下的就是老弱病者，加上那些被监督的分子。当地政府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与部队的领导商量后，决定将这一部分人，以“洗灰”的名义加入了部队。
后来由于战争的残酷性，所在部队经过几次改编，就没有人知道他的那段历史，他也就一直隐瞒至文革。这件事情的揭露，引起了上级部门的关注，申请撤销革委会的职务，并采取隔离审查。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可在某些人的眼里成了成分不纯，不批革委会的借口。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时的支左部队，屁股是转到了左派一边，但思想、感情还没有真正的转过来。
在文革时期真的应验了毛主席给江青的信中所说的，文化大革命支持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文革是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此起彼伏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农场革委会还没有正式批准下来，又一轮低潮到来。从此，革委会的批复成了石牛沉入大海，了无音讯。这时，农场的造反派没有停止斗争，他们张贴了：“农场革委会成立一周年，左派掌权，一年不批无理！右派掌权，一年不砸烂犯罪！”的大幅标语。农场的文化大革命又一次成了本地区的一个焦点。
农场一度成了该地区的老大难单位。
不知 是什么原因，浙江建设兵团成立，撤销革委会，并入生产建设兵团，成为某团的两个营。
六.后记
文化大革命离我们整整四十一年了，在这四十一年中，我经常在反思特别是在一举后，逮捕进监狱时，经常在考虑，我们是不是错了，毛主席是不是错了？文化大革命是不是一场浩劫、动乱。文革时期的经济是不是到了崩毁的边缘？第一我们失去了自由；第二我们迷惘了，曾经一度失声。
很遗憾，得出的结论是相反的，在文革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运动，泥沙俱下，在所难免。特别是一场席卷全国的一场浩大的运动，有革命队伍中的不纯分子；有对立面的破坏；有左右方面的干扰。因此出现一些负面的东西是不足为奇的。但它的主流是好的，它的大方向是对的。从种种资料来看，文革作为一场群众运动，可以批评，反思、讨论、研究。但它不是浩劫、动乱。中国的国民经济没有到了崩毁的边缘，相反，它还是以正常年分那样的速度递增。
毛主席发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尽管它没有达到毛主席的预想效果，最后资本主义还在中国复辟了。可是它教育了广大的工农群众，增加了识别真假社会主义的能力；增加了识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修正主义的能力。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性、合理性、重要性。是毛主席留给我们最大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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