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树林
对徐友渔这个名字过去也陆续听说过，但对他的文章除了这次在《北京日报》上发表的《改革开放前没有腐败吗》一文外，从来没有读过。这次之所以要读这篇文章，是因为网上议论很多，究竟如何，还要亲自看看，所以就耐着性子读了。听说徐先生是中科院院士，是研究哲学的，而且还懂的四国语言。看上去很象一个大学问家。但是读了他这篇文章之后，感到大跌眼镜，说它是一篇小学生的作文，好象是在有意贬低，说它是一位知名人士而且还是具有哲学头脑并且会四国语言的学问家的文章真是不敢苟同。此文满篇充满着偏见，且矛盾百出，逻辑混乱，论证的手法也十分拙劣。我这样说可能会引起徐先生及其同伙（没有别的意思，指气味相投之意）的愤愤不平，认为我是在有意贬低。事实究竟是不是如此，列位不妨也听听我的意见。
徐大人的文章上来就给自己树立了一个虚拟的靶子，然后就满腔义愤地向它猛射毒煎。徐文说：“有一种议论流传得很广，即改革前的‘过去的年代没有腐败’”。我不知道徐大人在何时、何地、何人口中得到这种“议论”。据我的了解，人们议论得最多的不是哪个社会、哪个时代有没有腐败，而是议论哪个社会、哪个时代对腐败惩治的力度大小和腐败的程度轻重。如果徐大人认为我说的这种“议论”是子虚乌有，那么你不妨找100个人（多些更好）做些调查，如果在这100人中有一个人肯定地说“过去的年代没有腐败”，那么这就证明我说的这种“议论”是不真实的。如果徐大人找不出一个这样的人，那么你凭空树立起一个这样虚拟的靶子目的何在？是有气无处放，还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偏要很很地打自己的嘴巴？
徐大人不但自己给自己树立了一个虚拟的靶子，而且所选之矢对命中目标也毫无用处。他说：“那个时代不平等并不是首先表现在经济上，而是在政治上”。我们草民所关注和理解的腐败也许同精英们理解的不一样，一说腐败，我们大都是指那些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侵吞公共财产等行为，表现得最多是经济领域里的违法犯罪行为。而徐大人把腐败首先定义在“政治上”。徐大人可能要说：“是啊，我的理解和水平怎么能和你们草民一样呢？”且慢，据我所知，联合国可基本上是各国的精英组成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三章“定罪、制裁、救济及执法”明确，可以定罪的腐败行为包括：贿赂、贪污、挪用公款、影响力交易、窝赃、滥用职权、资产非法增加、对犯罪所得洗钱、妨害司法等。在这里很难看出“首先是在政治上”。那么徐先生为什么在当前最应关注的问题和领域里转移人们的视线和矛头呢？我想这肯定不单纯是一个逻辑混乱和无的放失问题，恐怕大有深意所在吧！把人们对腐败的憎恶的矛头和视线转移到政治上，大概这是与西方敌对势力“敦促中国尽快实现政治体制改革”的叫嚣相呼应的吧。看来，徐先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混乱的逻辑里包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啊！
徐先生好象对人“从一生下来就分成了三六九等”非常愤愤不平。这很好。不知这在阶级社会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能否办的到。如果能办得到，那么我们迫切希望徐先生能发挥大手笔，扭转乾坤，一举扫除这种人间的不平等。然而，徐先生要急于扫除的真的是人间的不平等吗？否！他要扫除的是“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之间、团员和非团员之间、积极分子和非积极分子”之间的区别，换言之，就是就是要抹杀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团员和非团员、积极分子和非积极分子之间的区别，把这些组织和这些人混同与一般的社会组织和群众组织，在社会领域里不要发挥什么“先进性”和“模范带头作用”。请问徐先生，这种区别真的可以消除吗？难道可以让一名非党员去当一个党组织的书记吗？在选拔干部时可以不挑选我们党员、团员或积极分子中的最优秀的分子吗？在青年应征入伍时可以根本不要“政审”吗？在给哲学家或经济学家披红带花的时候，可以让我这个草民去代替吗？如果有这种区别就叫“三六九等”，那么请徐大人建议中央立即废除党章中的党员的权利和义务，立即废除党政干部选拔任用条理，立即废除征兵工作中的政审环节，立即废除高考。因为徐大人说了，什么人都可以当升学、提干和参军，哪怕是个文盲、白痴、杀人犯。如果有这些差别，那就是“腐败”，而且是“政治上”的“腐败”。徐大人的高论真是令人瞠目结舌！
徐大人好引用惊世骇俗的例子来论证“过去年代”“政治上”的腐败。他说“1966年8月，北京大兴县原地主、富农及其子女300多人被杀，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出生38天。”这个案件是有是无，假如有它的内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对此我不清楚，不能妄加评论。既然徐大人已经作为“过去年代”“政治上”腐败的论据提了出来，我想北京当时这件事的当事组织和人一定会对此有个说法。但我想，既然“过去年代”“在政治上”这么腐败，为什么不干脆把叛国投敌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杀了，为什么不把对共产党血债累累的国民党战犯全部杀了，为什么与共和国同令的很多地主、富农的子女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假如徐大人引用的这个例子是真实的，那么这究竟是当时北京一个局部地区发生的事还是整个北京乃至全国普遍发生的事？如果不是整个北京和全国普遍发生的事，而是一件偶然的、个别的事件，那么徐哲学家拿来用于论证“过去年代”“政治上”普遍腐败，是不是又犯了“以偏盖全”的错误。如果按照你的逻辑推论，因为山西发生了煤矿坍塌导致了几百人死伤的恶性事故，因此现在整个国家“在政治上”是腐败的。对此，不知徐大人同意这个推论否？
徐大人还说，由于当时“极其封闭”所以那时的腐败我们知之甚少。这又是在胡说八道。现在50多岁的人都是那个时代的见证人。这些人现在还多的是。如果徐大人再过30年出来说这个话，也许有人相信。就算那时“极其封闭”，但每个个体都生活在当时的小社会中，即便他们无法了解整个社会的信息，但对自己生活在其中的小社会还是感受的很清楚的。如果所有这些生活在小社会中的个体都普遍感到那时腐败现象少，那肯定就是少；如果所有生活在那时小社会中的个体普遍认为自己的小社会腐败比现在多，那肯定就是多。徐大哲学家肯定知道这叫“从个别到一般”。（哈，我是不是在班门弄斧？请原谅）不论徐大哲学家说现在腐败少也好，“过去年代”腐败多也好，好在老百姓心里明白得很。你就是要抱住个死不承认主义不放，那只能是你自己的看法，与大众无关。
总之，徐先生在他这篇短文里充斥着偷换概念、以偏盖全、指鹿为马、自相矛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等十分拙劣的手法。文章上来就把“没有”同“轻微的多”混为一谈。他先是树起了“过去年代没有腐败”的靶子，紧接着又说“这种观点认为，改革前年代的特权、腐败比现在轻微的多”。草民怎么也搞不明不明白：“没有”“这种观点”怎么能会“认为”是“轻微的多”呢？他把腐败和特权混为一谈。尽管腐败和特权是紧密相关的。但腐败和特权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他在这边说“腐败的原因主要是钱权交易”，那边却说腐败主要“在政治上”以及“政治上”的“特权”。他把党员和非党员、团员和非团员、积极分子和非积极分子之间的区别同不平等混为一谈。他不把这看成我们这个社会成员中先进和非先进的关系，而是把它看成是“政治上”的腐败，是平等和不平等的关系。他把反对腐败同反对改革混为一谈。人们深恶痛绝的是腐败问题，他却同改革生硬的牵扯在一起，好象谁说现在腐败很严重就是在否定改革。用改革的话题转移人们对腐败的掊击，不知徐先生打的又是什么鬼主意。他把人民民主专政同血统论混为一谈。在一个刚从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中诞生不久的人民共和国，自然对旧的势力不能不有所警惕和防范，对旧势力的顽固分子进行必要的镇压，这是历史上所有先进阶级都曾经采取的必要手段，就象法国资产阶级胜利后首先把封建国王送上断头台一样。如果把这说成是不平等，那的确是不平等，这是阶级的不平等。如果把阶级的不平等硬和一个政党和一个国家之内的腐败说成是一回事，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这是不是徐大人哲学研究的又一最新成果？
徐大人写了这么一篇矛盾百出，胡搅蛮缠的东西，难道他是想自我丢丑，或者是因为寂寞难耐想出出洋名，或者是吃饱了撑的发发邪气？我想，还不是。那么他想干什么？从他的字里行间我们也不难看到他的真实意图。这里的意图有三：一是转移人们的矛头和视线，为现在人们深恶痛绝的腐败辩护。我在乡间曾经看到过一个坏小子做了一件坏事，当人们纷纷指责他的时候，他却急了，大声说：“你们怎么只盯住我做的这点坏事不放，别人做的坏事更多你们怎么不管？”大家看，徐先生是不是同这个坏小子的说法如出一辙：你们为什么只盯住现在的腐败，“过去年代”的腐败也很多你们怎么不说！尊敬的徐大人，“过去年代”腐败多也好，少也好，毕竟过去了，每个时代的人最要紧的是首先要解决自己时代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过去年代”说得一无是处，把它存在的腐败重复一万次，而对我们眼前的腐败和问题不去重视，不去采取措施克服它，那对我们自己和我们自己这个社会有一点用吗？二是偏见蒙蔽了理性。特别是对“过去年代”充满着偏见，哪怕是谁说“过去年代”腐败现象少也不允许，即便事实如此也不行。三是搅局。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全党同志一定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在全党上下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对今后的反腐败满怀信心和希望的情况下，徐大人要把人们的眼光引向“过去年代”，请问，这不是搅局是干什么！
2007-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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